義和團的真相 By 無所不侃

長期以來，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災難和屈辱的義和團運動，被包裝美化成抵抗西方侵略的愛國主義運動。

 

但事實上，縱觀1900年這場席卷中國北方的運動，據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的統計，被義和團殺死的洋人數目僅為231人，其中多數是積德行善的傳教士。

 

而被義和團殺死的中國教民與無辜百姓，卻有數十萬。僅僅是北京地區，就有四萬多教民被殺。另外有一些並不信教的百姓，也被殺了。為啥呢？因為與洋沾邊的，都被當成漢奸賣國賊殺死了。

 

所以，義和團事件，實際是一場大規模的所謂的“殺漢奸賣國賊的群眾性運動”。義和團把所有與洋人沾邊的人，都視為漢奸，信洋教的、在洋人企業做事的、讀洋書的，甚至用洋貨的人，統統都被當成漢奸賣國賊，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殺無赦。

 

當時義和團甚至還宣稱要殺一龍二虎三百羊。所謂“一龍二虎三百羊”，就是指光緒帝，李鴻章、張蔭桓，康有為、梁啟超等主張向西方學習的洋務派。當時，一些留在朝中的開明大臣，先後被殺。李鴻章事後慶幸，如果他在北京，多半難以保命。

 

一句話，凡是主張學習西方的人，凡是跟洋沾邊的人，哪怕僅僅是用了一支洋貨鉛筆，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都成了需要被肅清的漢奸。當時的北京街頭，到處都是屍體，很多婦女兒童，被剁成肉醬。

 

整個北方，在義和團運動期間發生的慘案非常多。這裏僅舉其中三件慘案。從這三件慘案中，完全可以看出這場所謂的愛國運動，背後的真相究竟是啥。

 

第一件：朱家河慘案

 

朱家河慘案，又被稱為朱家河教堂慘案，在西方廣為人知，幾乎與北京的西什庫教堂被圍攻一樣出名，但在國內卻被掩蓋了，鮮為人知。

 

朱家河村位於今天的河北省景縣大約十公裏處，分為東西兩個村子，其中東朱家河村很早就有人信教，村中的百來戶人家大多信教，因此，朱家河教堂也成為這個地區的第一堂口，設有男女學校、育嬰院、醫院等

 

朱家河村周圍的教民受到義和團的攻擊後，紛紛扶老攜弱，躲進了朱家河教堂，一時間，朱家河教堂成了當地教民們唯一的避難所，當時，景州、吳橋、阜城、故城、交河、武邑等七八個縣的教民們紛紛來到朱家河教堂避難，聚集在這裏的教民多達三千多人。

 

但很快，朱家河教堂也受到一夥義和團暴民的圍攻。這夥義和團的老大姓王。這位王老大在鬧義和團前，是一個無業遊民，他曾在朱家河村因調戲一個信教的村姑，被幾個教民教訓了一頓。他當上當地義和團的首領後，第一件事就是攻打朱家河教堂。但由於躲在教堂裏的村民非常多，這位王首領擔心又像上次那樣吃虧，不敢輕易發起攻擊，隻是圍而不打。

 

這時，出現了兩個關鍵性人物——蔡氏兄弟，他們是當地的讀書人，一個是舉人，一個是秀才。這兄弟倆早就看洋教堂不順眼，現在覺得機會來了。

 

兩人跑去告訴帶兵路過景州的清軍指揮官陳澤霖，說朱家河教堂是洋人和漢奸聚集地，經常欺負鄉民，請求陳派兵攻打。陳澤霖在蔡氏兄弟的忽悠下，連夜帶領軍隊來到朱家河教堂，在用大炮進行一番狂轟後，兩千多義和團和三千多官兵們，向“漢奸”發起了英勇的進攻，他們迅速衝進教堂，不分男女老少，進行殺戮。

 

這是一場沒有任何懸念的戰鬥，屠殺結束後，躲在教堂裏的三千多百姓，隻有極少數人僥幸逃生。

 

在這場殺戮中，教民被殺的場麵簡直慘不忍睹，有被槍打死的，有被燒死的，也有從屋頂上跳下來摔死的，但更多是在逃生中被亂刀砍死的。

 

後來，陳澤霖在現場發現，被殺死的絕大多數是婦幼老弱，哪裏來的漢奸，外國人也隻有兩個！他非常氣憤，拒絕了義和團請他幫助攻打下一個教堂的要求。出於贖罪的心理，陳澤霖將幾個死裏逃生的教民一路護送到北京。

 

第二件：北京慘案

 

陳澤霖原本是從山西帶兵，準備來北京勤王的，那時的北京，早已變成了人間地獄，慘絕人寰。

 

北京之所以失控，也是因為兩個關鍵性人物，兩個大人物：一個就是當時中國真正的老大，慈禧。另一個是端王。

 

慈禧一開始其實和曆代統治者一樣，對義和團這樣帶有迷信色彩的社會組織，采取殘酷鎮壓剿殺的政策。

 

比如，袁世凱當時在山東當巡撫，對義和團一點也不手軟。他假意請義和團的大師兄二師兄來赴宴，然後說你們既然刀槍不入，今天就請證明一下。證明的結果就是大師兄二師兄被一陣亂槍打死。所以，義和團在山東根本沒法混下去，隻好紛紛跑到北京、天津、河北一帶。

 

那麽，慈禧後來為啥改變了對義和團的態度的呢？

 

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想要廢掉光緒帝，另立端郡王載漪之子為帝。但她此舉不僅受到張之洞等洋務派的反對，連西方列強也反對。

 

端王眼看自己兒子難以坐上皇帝的寶座，對洋務派以及洋人簡直恨透了。於是，清朝統治集團中形成了以端王為首的排外集團，主張對洋務派和列強采取強硬態度。

 

慈禧本意想與列強講和，但端王載漪等人利欲熏心，居然偽造西方列強逼迫慈禧還政於光緒帝的照會，這讓慈禧大為震怒：老娘怎麽能失去權力呢？於是決定和西方開戰。

 

但是，清朝在甲午戰爭以後，國力、軍力大損，既無力鎮壓義和團運動，也無力對付列強軍事行動，所以便有了以義和團抗擊列強的做法，以期坐收漁人之利。

 

於是，慈禧這瘋婆娘，做出了人類曆史上最瘋狂的，絕無僅有的舉動：以一國之力，同時向十一國宣戰，而且這十一個國家中，絕大部分，都是當時的世界強國。

 

這樣一來，義和團相當於奉旨造反，名正言順。而那個一心想讓兒子登上皇位的端王覺得，機會來了，他想利用義和團殺掉光緒和洋務派大臣，“殺一龍二虎三百羊”的主張就是他提出的。在他的指使和鼓搗下，數萬義和團暴民湧入北京。

 

就這樣，作為當時的首都，北京成為整個義和團運動中“受害最烈”的城市。

 

根據《庚子國變記》中的記載：

 

“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婦人之屍，往往乳頭割去，陰處受傷，男婦大小，愴形萬狀，不忍矚目。氣味惡臭，終日掩鼻”。

 

不僅是平民百姓遭受此大難，朝廷官員中，凡是涉及洋務的，比如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內閣侍讀學士聯元、戶部尚書立山、兵部尚書徐用儀等人，一律被砍頭，被抄家。如果不是慈禧護著，連光緒皇帝也險些被義和團衝進宮去幹掉。

 

當時的北京城，如果在你身上搜出了洋玩意，哪怕是一張洋紙，都足以讓你喪命。這種人，義和團叫他們三毛子。洋人是大毛子，信教的是二毛子，用洋貨的排第三，義和團發誓要從大毛子一直殺到十毛子。

 

根據一個叫王大點的人寫的日記，義和團在北京大開殺戒的時候，他們剿出來的洋貨，並沒有砸毀了事，而是全部拿走了。

 

比如，王大點記載：

 

“某日，冰窖胡同義和拳將長香（巷）四條照象（相）館張子清俱家三口剿辦，剿得自行車、話匣子、洋物等物不少，解送南橫街老團。”[引自張鳴學者的研究]

 

剿到的這些洋貨，最後全部送給了義和團的領導們享用。

 

義和團在北京，可謂是燒殺搶砸壞事幹盡。在焚燒“老德記”西藥房等洋貨鋪時，連帶北京南城最繁華的大柵欄商業地區，1800多家店鋪和7000多間民房被焚，其火勢之凶猛，連巍峨的正陽門城樓都被殃及，最終全部燒毀坍塌。

 

李希聖在《庚子國變記》中說，這次大火“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

 

這真是人間地獄啊！

 

第三件慘案：山西太原慘案

 

北京變成了人間地獄，那全國的情況又如何呢 端王載漪出任首席大臣後，發布了誅殺各地洋人的密令。

 

這裏我想特別說一下，當慈禧變得無比瘋狂時，官員中還是有一些清醒者的，那就是張之洞、李鴻章他們這些長期從事洋務的封疆大吏，他們聯合起來搞了一個“東南互保”，簡單說就是，東南幾省聯合起來，不聽從慈禧這個瘋子的。

 

他們單獨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互不侵犯的條約，這才為國家保住了一絲命脈。在大一統的專製國家，這是絕無僅有的。因為這樣的舉動，其實已經是公然與朝廷分裂，已經是抗旨不遵了。

 

當然，也有跟著慈禧一起發瘋的，比如山西的毓賢。

 

根據學者馬勇的研究，山西素來是歐美傳教士的重要活動區域之一。意大利天主教傳教士，早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就進入山西傳教，以及做慈善事業。明朝末年，比利時天主教傳教士去到太原。

 

到了清末，太原地區已經有六十多座教堂，這些教會組織還在那裏創辦不少修道院、孤兒院、教會學校、教會醫院以及教會公墓等。實事求是的說，西方傳教士在那裏數十年如一日辛勤工作，為當地民眾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在張之洞任山西巡撫期間，專門成立了教案局，負責處理與教會有關的事務，所以山西地區的民教關係素來比較融洽。山西的傳教士以及教民們，在賑災、慈善、教育等方麵的良好形象，贏得了山西人民的尊重，民教和睦相處，幾乎沒有發生過什麽重大衝突。

 

可惜，這一切，因為毓賢的到來，毀於一旦。毓賢的極端排外，仇視西方文化，在當時的地方官員中，是出了名的。

 

“當於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將洋人盡數擒捉，以鏈鎖之，均在撫署處決。其漏網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後逃走，藏於城牆之下，其後查得，已死”。

這是毓賢為了表功，在奏折中自述的內容。

 

 

據統計，“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個州縣，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有1萬多人被屠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多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後果之嚴重，可謂全國少見。

 

我在查閱這些資料時，心情非常沉重……

 

尤其是一些親曆者留下的記載，真是讓人觸目驚心啊！

 

比如，太原一個當鋪的掌櫃作了這樣的記載：

 

當教堂被焚時，一個英國傳教士從中逃出，哭號於眾人麵前說：“這些年我在山西花了五六萬銀兩，救活數千人，難道這還不夠換條性命嗎？”最後還是被砍頭。

 

（G. B. Farthing夫婦及三個孩子，1900年7月9日在太原被殺）

 

有一位英國婦女攜帶嬰兒逃出，跪在地上哀求：“我在這裏行醫治病有幾年時間了，被我救活的有數百人，今請饒了我母子性命吧。”話沒說完，就被那些義和團民眾推入火中，這個英國女醫生奮身逃出，仍被推入，與其子一同被活活燒死……

 

（SUSAN ROWENA BIRD，1900年7月31日在山西太穀被殺）

 

（Ernest Pond Atwater與Jennie Pond Atwater夫婦的孩子，1900年在太原、汾州先後被殺）

 

太多了，我實在不想一一重複這些文字了……

 

後來，英國浸禮會傳教士李提摩太等人進入山西賑災，義和團運動中所表現出的中國人的愚昧、無知和殘暴，使得李提摩太堅持要在太原開辦一所高等學府，以啟迪教化民眾。

 

在與英美等國公使協商之後，他跟李鴻章提出，向山西罰銀五十萬兩，用這筆資金“專門開導晉省人民知識，設立學堂，教育有用之學，使官紳庶子學習，不再受惑。”

 

通過李提摩太與岑春煊的多次協商，中西大學堂在第二年開辦，並與剛剛成立的山西大學堂合並，成為全國繼京師大學堂、北洋大學堂之後的第三所大學。

 

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社會，竟然是以這樣的方式開啟的，實在讓人感歎啊！

 

最後我想從政治、文化方麵，簡單分析一下義和團運動背後的真相。

 

一、 權力之爭，政治操弄

 

如果你去讀慈禧發表的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匈十一國列強的宣戰書，也許你會被慈禧為國為民、慷慨激昂的陳詞所感動。

 

但事實上，慈禧也好，端王也好，他們都是因為權力，才不顧一切地發動戰爭。

 

所有的專製統治者，他們最怕失去的，就是手裏的權力。

 

為了權力，不惜把幾億黎民百姓綁架在他們的戰車上，為了權力，哪怕是山河破碎，生靈塗炭，天下大亂，也在所不惜。而這一切，卻被包裝在抵抗侵略的民族大義裏麵。其實，所謂的敵人，不過是為了愚弄煽動百姓而樹立起來的。

 

二、底層民眾，愚昧殘忍

 

義和團成員絕大多數是最底層的民眾，他們可能是二十世紀前後中國最愚昧的一群人。

 

各地義和團領頭的，往往是一些無業遊民，無產流氓者。

 

這些人中間，也有非常聰明的人，他們自己才不信什麽刀槍不入呢，打戰的時候，都是叫弟兄們往前衝。一旦有了戰利品，不管是女人，還是收繳的洋貨，他們首先享用了再說。

 

除了這些狡詐之徒以外，大部分義和團成員，是被人賣了還幫著數錢的，風往哪邊吹，他們就往哪邊倒，完全沒有思考能力。

 

關於他們無知的史料，今天讀來，恍如段子：“有黃飛虎附體者，問與黃三太是何族屬，輒悍然曰：吾兄弟也。一市哄然。”……

 

他們不僅愚昧，還很殘忍。據曆史學者張鳴先生研究，義和團最恨中國女子信教，對女教民更是仇恨，但凡發現一個女教民，眾人就衝上去把她砍成肉醬。而在山西太原教案中，他們甚至連嬰兒也不放過。

 

這樣一群既愚昧無知，又殘忍野蠻的底層民眾，當然是非常可恨的。但他們最終的下場，又是非常可憐、可悲的。當統治者利用完他們以後，立馬反過來將他們犧牲掉。最後出現的場景就是，政府軍和西方軍隊一起，屠殺義和團。

 

嗚呼哀哉！

 

著名的曆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有句名言，叫“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

 

我認為這句話是對中國國情最深刻最精確的描述。從義和團運動到十年文革，都是“下愚”與“上詐”合謀的結果，釀成浩劫，缺一不可。

 

在這樣一種“下愚而上詐”的社會結構中，知識階層，或者文化精英階層，作為社會的守夜人，社會的最後一道閘門，應該怎樣做，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呢？

 

我們先來看看，1900的文化精英階層是怎樣的呢？

 

三、“士紳文化，極端狹隘”

 

無論是身居廟堂的徐桐這樣的大學士，還是民間的士紳，他們表現出來的，都是非常極端狹隘的文化意識。朱家河慘案中，帶領政府軍去屠殺信教同胞的蔡氏兄弟倆，就是典型。可以說，義和團運動的濫觴，當時的士紳階層要負很大的責任。

 

在查閱義和團的資料時，我發現，在各地都出現了士紳們到處煽動百姓，抵製西方文化的情況。有到處演講的，有寫揭帖汙蔑西方文化抹黑洋人的。

 

比如，到處造謠說洋人教堂裏專門挖小孩眼睛，類似的揭帖簡直是滿天飛，什麽“勸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男無倫，女鮮節，鬼子不是人所生；如不信，仔細看，鬼子眼睛都發藍。不下雨，地發幹，全是教堂止住天”……

 

本來就“下愚而上詐”，中間這些知識階層又這樣跟著瞎胡鬧，整個社會完全失去了理性，失控的時局，悲劇成了必然。

 

那些士紳，那些當時的文化精英們，之所以不能很好地麵對西方文化，除了天朝上國的心理在作怪以外，說白了，其實還是為了一己之私。

 

因為新的文化挑戰著他們的話語權，挑戰著他們的社會地位。西方文化進來之前，無論是文化的解釋權，還是道德裁判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所以，他們麵對西方文化時，一時間進退失據。

 

在惶恐不安中，出於自保的本能，他們對西方文化群起而攻之，試圖保住自己的文化地位。也正是他們的自私和狹隘，他們的極端民族主義思想，最終給整個國家、整個民族，帶來一場巨大的災難。

 

曆史發展到今天，我們依然要麵臨同樣的一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關係？如何麵對西方文明？

 

可能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和見解，見仁見智。好在這一百多年來，雖有負麵的例子，比如義和團運動，但也有正麵的例子，比如清末的洋務運動、以及最近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既有經驗，也有教訓。

 

通過梳理這些曆史，我們或許可以找到相對正確的路。

 

不管怎樣，今天的我們，至少應該記住一個教訓：極端民族主義，害人害己，害國害民！

 

但令人遺憾和擔心的是，現在一些國人，好了傷疤忘了疼，包括一些無良媒體，為了迎合民眾，迎合極端民族主義思潮，正在重複著蔡氏兄弟、以及徐桐們的老路。

 

在社會上，在網絡上，在各種媒體上，他們大肆宣揚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甚至一邊享用著西方文化所造就的現代文明，一邊各種抵製、抹黑、汙蔑西方文化，大搞學術義和團。

 

這是要幹嘛？真是一點記性也不長啊！

 

前車之鑒，有識之士豈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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