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荒唐“流氓罪”：青年因想女人被判12年(圖)

文革中荒唐“流氓罪”：青年因想女人被判12年(圖) 新華網

[導讀]他當時剛剛20歲，正在青春萌動期。一見漂亮的女孩就臉紅心跳，可有機會還是喜歡往女孩們身邊湊，夜裏還常常做些無法言說的夢……真是肮髒極了！這不是萬惡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是什麽？

《迷惘的“殉道者”》

漫長的鐵窗生涯中，有兩條毒蛇日夜不停地纏繞著你——一條叫寂寞，它齧咬著你的心靈；一條叫饑餓，它折磨著你的肉身。

四年多的時間裏，曾和我同住過一個監號的犯人先後有上百個，大都是萍水相逢，過後即忘，但有一個人在和這兩條毒蛇的搏鬥中都有令人吃驚的超常表現，讓我終身難忘——不要誤會，不是敬佩，而僅僅是驚訝。

他叫裴和陽，是許昌縣椹澗公社的青年農民——準確點，應該說他是個“返鄉知青”。他是“文革”中的高中畢業生，這是那時他所能獲得的最高學曆，因為當時所有大學都停止招生了。那種在大字報、大辯論、大批判、大串聯中的造反經曆，不也是一種特殊的學習和訓練嗎？他可以說是那場“大革命”的“科班畢業生”和直接產物。強調這一點很有必要，非如此，便不能理解和解釋此後他的人生軌跡和悲劇下場。

裴和陽回村後，以他在村中的最高學曆，和他對“文革”話語的熟練掌握，受到村中掌權者的青睞。他沒有去當個“普通勞動者”，而是當上了村廣播站的編輯兼播音員。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這可是個美差，既不受風吹日曬，又風頭十足，天天讓自己的聲音覆蓋整個村莊，這是何等的榮耀和享受？大約相當於現在電視台的主持人吧。他每天的主要任務，是轉播“兩報一刊”的社論和當天的重要新聞。其餘的時間，放放“樣板戲”的唱片和“紅歌”的錄音，偶爾也會廣播幾條村裏的通知或村幹部的講話，倒也不費他什麽勁。最讓他得意和熱衷的是，他還可以自己動筆寫點“大批判文章”，寫完了在大喇叭上一念，好歹也算是一種發表啊。內容倒不發愁，“小報學大報，大報學梁效”，跟風學樣就行，不會有多大差錯。

“裴大眼”（這是他的外號）的幸福生活讓村裏好多年輕人豔羨不已。

但是，好景不長……

1975年的秋天。一天上午，我所住的監號門突然被打開了，一個頭發蓬亂、臉色蒼白、身材消瘦，但服裝還算整潔的年輕人抱著被褥走了進來。引人注意的是他那雙眼睛，大大的，稍微有點凸出，眼神充滿了迷亂和困惑。他站在門口，半天一動不動，似乎搞不清這是夢境還是現實。送他進來的看守對我說：“給他講講看守所的規矩。”說完就鎖上門走了。

這就是裴和陽。

問他犯了什麽罪，他半天不吭氣，最後低聲說了句：“他們說是流氓罪。”然後兩顆大淚珠從臉上垂落。

“讓人家抓住了，還是被別人檢舉了？”同號的幾個犯人興奮起來，連連追問。這些人對強奸、通奸、流氓之類的“黃案”特別感興趣，進來個這樣的犯人，非問個底朝天不可。

但裴和陽的回答讓人意外：“沒人抓，也沒人檢舉，是我自己交代的。”

經過幾天的反複盤問，我才慢慢弄明白他進來的原因。

“文革”一開始，經常舉行“鬥私批修”會，像宗教的“告解”儀式一樣，人人過關。這一套儀程，連裴和陽所在的農村也不能例外。

上級的要求是每人都要“狠鬥私字一閃念”，公開坦白和批判自己思想深處的資產階級思想，做到“亮私不怕醜，揭私不怕疼，鬥私不留情”。而能否做到這一點，則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對領袖“獻忠心”了的檢驗尺度。

但這一套說辭太高深了，農民們哪裏聽得懂？結果一連幾個晚上，會議開得冷冷清清，沒幾個人發言，發言的也是東扯葫蘆西扯瓢，說得不上綱也不上線。駐隊幹部到公社一匯報，村革委會主任就挨了批評。

主任找到裴和陽：“你是高中生，在外麵見過大世麵。這私怎麽鬥，修怎麽批，你帶個頭，給大家做個樣板，好嗎？”許諾這個頭帶得好，可以考慮介紹他入黨，並推薦他當“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去參加全縣的“講用會”……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根本無法明白，這在當時是多大的榮譽，也是多麽難得的機會啊。（我認識一個當年曾在全省巡回做“講用報告”的人，從此踏上仕途，後來青雲直上，最後當上了省級高官。）

如此的器重，如此的榮寵，如此的誘惑，怎能不讓年輕的裴和陽血熱心動？他一口就答應下來了。

用了幾天的時間，他精心地準備了個發言稿。講了自己如何向往城市生活，不安心在農村勞動；如何公私不分，把廣播室的燈泡拿回自己家；如何羨慕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穿衣打扮都和農村青年不同……但看來看去，總不滿意，覺得挖得不深，批得無力，無法起到震撼作用。

那時廣為宣傳的鬥私批修典型——門合同誌——的一句話給了他啟發：“別人知道的要挖，別人不知道的更要挖出來！”也就是說，要把“靈魂深處”不為人知的、最肮髒的資產階級思想挖出來，才算是達到了“三忠於、四無限”的高度！

他最見不得人的、最肮髒的隱秘是什麽呢？

——是想女人。

他當時剛剛20歲，正在青春萌動期。一見漂亮的女孩就臉紅心跳，可有機會還是喜歡往女孩們身邊湊，夜裏還常常做些無法言說的夢……真是肮髒極了！這不是萬惡的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是什麽？

於是，他站到講台前，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地把這些隱秘一一道來：

在打麥場上，借教某某女孩學騎自行車的機會，伸手摸過她的屁股……

在菜園小屋躲雨的時候，借幫某某女孩擰濕衣服的機會觸過她的乳房……

在村邊的池塘邊上，曾偷窺過女孩們洗澡……

沒人的時候，他偷吻過晾衣繩上的女人內衣……

夜裏做夢時，曾夢見和某某擁抱在一起……

一樁樁，一件件，他以“脫褲斷尾”的決心，沉痛地坦白了這些當時沒人知道，但又絕不可原諒的醜行和思想，痛罵自己豬狗不如，還深挖思想根源，說這都是放鬆思想改造，偷偷地看了外國資產階級的壞書所致。他還痛下決心，今後要努力地讀毛主席的書，爭取早日按毛主席的教導重新做人，“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轟動！效果十分轟動！

但不是主任和他所預想的那種轟動。

他的發言還沒結束，會場上就騷動起來，有的女孩哭叫著衝出了會場，有的家長跳起來怒罵，還有人舉起拳頭要打他……

他目瞪口呆。

主持人狼狽地宣布散會。

幾天後，一紙“逮捕令”展示在他麵前。上麵“犯罪緣由”欄上寫著“流氓罪”三個大字。

手銬一戴，他就來到了看守所。

聽完了他的犯罪故事後，同號的犯人都很失望，說沒彩頭。

老犯人韓栓緊鄙夷地怒罵道：“傻X！”然後轉過頭去，哼起了小曲：“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過年……”

裴和陽木木地僵坐了幾天，失神的眼睛一直望著小窗外的天空，半天不說一句話，也不動一動。

我發現，過了幾天以後，他的臉上漸漸有了點生氣。特別是街頭的大喇叭聲隔著高牆飄進鐵窗時，他的眼睛閃出了亮光，像是重逢了久別的老友。

當時許昌縣看守所坐落在市中心，是個明清時代留下來的古老監所，與有名的“關雲長夜讀春秋”的“春秋樓”隻有一牆之隔（上世紀九十年代這裏建起了“春秋樓公園”，看守所遷往城外，原址拆毀，成了公園的花壇）。裴和陽來到時，喇叭裏整天播送的都是“評水滸、批宋江”的內容。

看得出，這些聲音使他興奮起來了。他走到門前，把頭伸出小窗，向看守要筆和紙張。看守問他做什麽用，他說要寫檢查和交代材料。拿到紙筆後，他就急不可待地伏在地上，匆匆地寫起來，一會就寫滿了十幾張紙。

聽說我上過大學，他把寫的東西拿給我看，說請我提點意見。

我一看，這哪是什麽檢查交代呀，而是一篇篇的“大批判文章”。記得第一篇的開頭寫道：“鄧小平的杏黃旗一舉，牛鬼蛇神們紛紛雲集……”

我苦笑著說：“你還有心思幹這個？你忘了自己如今是什麽人了，也不知道這是在哪裏了。再說，你寫的這些，不都是抄報紙上的嗎？有什麽意思？”

他正色回答我：“無論到了哪裏，無論我成了什麽樣，我都要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啊！批鄧這一大仗，我怎麽能不參加呢！”

我無言以對。

第二天“放風”時，他把那些“大批判文章”交給了看守，並且還要求再給些紙張，說他要繼續寫。

看守所的王海法所長翻了翻他寫的東西，黑著臉把他訓了一頓：“給你紙筆是讓你寫檢查交代的，誰讓你寫這些了？這些東西用得著你寫嗎？”

最後斷然地說：“不給了，不給了！”

裴和陽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又呆若木雞了，終日再無一言。

過了兩天，是犯人家屬來送生活用品的日子。韓栓緊家人給他送來了冬衣和厚厚的一疊衛生紙，不是城裏人用的那種細白的卷紙，而是農村土造的粗糙黃色的“草紙”。

裴和陽的眼睛又發亮了。他湊到韓栓緊身邊，訕笑著說：“老韓，這紙給我幾張，好嗎？”

“幹嘛？”韓沒有好聲氣地問。

“我看這紙也能寫字，我還想寫大批判文章，求求你。”

韓栓緊眼珠一轉，陰笑一聲，說：

“行啊。可沒有白給你的道理。想要，拿饃來換，一個饃換一張！”他可真不愧是個“投機倒把”的老手。

看守所裏開飯時，每人每頓是一碗湯，一個饃。湯是蘿卜青菜湯，有幾根粉絲，上麵飄著幾個油星；饃大都是黑色的薯幹麵做的，過年過節才是白麵和薯幹麵的花卷。裴和陽如果拿饃換了紙，就隻能用那碗清湯充饑了。

但是，他居然爽快地答應了。

從此，他一連多日，頓頓隻喝菜湯，把饃省下來，找韓栓緊去換草紙。

每拿到一張，他就匆匆地趴到地上，用細密的小字在紙上寫起來，寫得紙上幾乎沒有一點空白處……

他枕邊的“大批判文章”一張張積累起來，居然成了厚厚的一疊；同時，他眼見得一天天更加消瘦了，臉上黃裏透青，兩隻眼睛顯得越來越大，放射著瘋狂的亮光，身上的肋骨一根根突出，走起路來不斷地打晃……

直到有一天早晨，崗樓上突然架起了機槍，看守點著名叫出一批犯人，把他們五花大綁帶出了大門。大家都知道，這是要開公審宣判大會了。

中午時分，門外汽車吼叫，一些犯人又被押回來了。回來的是判了徒刑，沒回來的是已經執行死刑了。

幸好，裴和陽回來了。

“判了多少年？”留在號裏的人急忙問道。

裴和陽麵如死灰，毫無表情，輕聲回答：“12年。”

第二天，他被押走了，不知送到哪個監獄或勞改場去了。

我注意到，在收拾東西的時候，他對著那疊“大批判文章”愣了半天，猶豫再三，最後還是拿了起來，裝到包袱裏，帶走了。

從此，我再也沒聽到他的音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