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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H - MASH
《紙老虎》原文鏈接：http://nymag.com/news/features/asian-americans-2011-5/
譯者：變色龍眾譯苑
有時候，無意中瞥到映在櫥窗中的自己，我都有點震驚：烏黑的頭發，斜長的眼睛，平坦的臉龐和有點黃綠色的皮膚。表情漠然得幾乎跟冷血的爬行動物沒什麽兩樣。我努力讓自己相信，這張臉龐和別人的臉龐一樣漂亮出眾。但同時，我又覺得這張臉無比陌生。這是我的臉，我不能說不要就不要。但這張臉和我到底有什麽關係呢？
一定有無數的美國人也對他們的長相感到有一種疏離感，但每個人的原因卻又各不相同。舉個例子，我是韓國移民的後裔，但我卻不會說我父母的母語（即韓語）。我也從來沒有用諸如“大哥”和“大姐”等恰當的敬語來稱呼我的長輩們。我沒跟韓國女性約過會，甚至連個韓國朋友都沒有。雖然我的身份是移民，我卻從來沒有想過像一個移民那樣努力地奮鬥。
我是亞裔美國人，用帶點嘲弄意味的說法就是香蕉或者奶油蛋糕（外黃內白）。雖然我並不認為一個人的種族出身就會決定他的一切，但我相信對各個種族的成見已經深深地植入了我們的思想裏，我們靠它來區分在茫茫人海中遇到的不同麵孔。盡管在很多方麵，我已經沒了什麽亞洲人的特點，但我確實長著一張亞洲人的臉。
我有時懷疑我的長相對於其他美國人來說，相當有代表性，就像一個長著大眾臉的隱形人，一個站在人群裏很顯眼但毫無個性的人，一個美國文化表麵上十分推崇而實際上卻鄙視並剝削的形象。我們不隻是那些“數學學得很好”和會拉小提琴的人，而且是一大群憋屈的要死，壓迫的不行，被虐的快殘了的那些循規蹈矩的半機器人，對社會和文化根本就沒什麽影響力可言。
對於上述種種成見，我總在兩種想法間搖擺不定：一方麵，僅僅因為相貌就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對號入座成這樣的半機器人，這讓我覺得受到了冒犯。但另一方麵，我自己確實也發現了不少這樣的亞洲人。
我來概括一下我對亞洲人價值觀的感覺：去他的孝道，去他的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去他的非常春藤盟校不進，去他的尊重權威，去他的謙遜努力，去他的和睦關係，去他的為了未來犧牲現在，去他的虔誠努力的中產階級奴性。
我能理解亞洲父母用這種手段撫養整整一代孩子的原因。他們想讓自己的孩子成為醫生、律師、會計、工程師等等，不管是誰，隻要努力學習都有可能得到這些好的工作機會。而且，追求這些好工作又有什麽錯？亞裔美國人從大學畢業的幾率和他們家庭收入中位數比包括美國白人在內的美國其他種族人群都高。這些隻是亞裔取得成功的故事中的一個縮影，這遠比很多人記憶中的成功故事要短得多。在約1400萬的亞裔美國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是在美國出生。我哥哥出生於1970年，在那個時候，美國隻有不到39000名韓國後裔，而如今，韓國後裔達到了100萬人。
亞裔美國人的成功總被用做美國夢的例證，用來證明那些少數民族在這個國家依靠自己也能取得成功。但是，在提到亞洲人時，總是伴隨著潛在的種族恐慌，特別是在中國成了美國的工業基地和債主的時候。但是，如果那些製造出快速時尚服飾和iPad的中國的勞動力大軍讓我們感到懼怕的話，如果眾多的優秀亞裔學生讓美國父母為他們那寬鬆的教育方式感到焦急的話，那對於處處聽從父母安排的亞裔學生，人們又是怎麽想的呢？這些亞裔學生真就那麽令人懼怕嗎？
今年早些時候，蔡美兒所著《虎媽的戰歌》一書的出版激起了各種帶有種族成見的歇斯底裏之詞。但是，在眾多對該書的評論之中，沒有任何一條認真地討論過“亞裔美國人能否真的曾經主導過這個國家”的問題。假設亞裔學生在中學和大學的成績和表現確實更好，那麽亞裔美國人是否在現實世界中獲得了同樣的主導地位？我懷疑結果並非如此，而其原因也不難發現。我時常感到，如果我們真像描繪的那樣是一個令人敬畏懼怕的集體，那為什麽還有那麽多亞裔經常被認為是一種過於謹慎的文化的產物，很輕易被那些更加自信的人所左右。從根本上來說，這不就是一群隱形人麽？
“虎子”一代的崛起
幾個月前，一個年輕人發給我一封電郵，他叫傑佛遜・毛，曾就讀於史岱文森高中，現已於芝加哥大學畢業。他向我征求關於成為一名亞裔作家的建議。他是這麽描述自己的：“我成績優異，熱愛文學並且想成為一名作家和知識分子；另一方麵，我是家裏的第一個大學生，父母英語說得不好，我們至今仍無力買下我們在法拉盛租住的公寓。我的意思是，我為自己的父母和社區感到自豪，我認為自己有藝術等方麵的潛能，但有時，我感覺自己作為第一代移民家庭的兒子，就想成為作家這樣融入主流社會的人，是不是太快了一點？也許再等一兩代才比較恰當。”
一個晴朗而寒冷的星期天下午，我搭乘7號地鐵到法拉盛的最後一站，那裏所有的店麵都掛著中文招牌，人行道上緩慢流動的人群帶著一張張毫無表情的麵孔。毛在緬街地鐵站的入口處等著我，我們一起去了附近的一家越南菜館。
毛，圓臉，戴一副長方形金屬框眼鏡。畢業後，他和父母住在一起，毛八歲的時候，全家從中國移民到了美國。母親是一名美甲師，父親是助理理療師。最近，毛經常搭乘從法拉盛到市區曼哈頓這段再熟悉不過的一個半小時的地鐵，為住在翠貝卡的一名史岱文森高中的一年級白人學生輔導功課。有時候，在這個親切友好的年輕人麵前，他感覺痛悔不已。如今，他更清楚的知道當年還是史岱文森高一新生的他應該做的事情：“在功課上少花費一半的精力，會比現在成功20倍。”
史岱文森高中，是美國競爭最激烈的公立高中之一，錄取完全依據考試成績：在參加特殊高中入學考試的所有紐約市學生中，隻有成績排名在前3.7%的考生才能被錄取。學校不會留出名額給貧困學生，另一方麵，也不會對校友及特權群體加以照顧。學校的招生政策並不鼓勵多元化或者是全麵發展、個性這樣模糊不清的觀念。學校純粹以成績決定一切。其結果就是：亞裔人口在紐約市的比例為12.6%，而在這所高中卻占到了72%。
今年，有569名亞裔學生憑借高分被史岱文森高中錄取，除此之外，還包括179名白人，13名拉美裔，12名黑人。如此誇張的比例以及可能會對紐約不同種族智力水平的暗示，總會引起人們的不安。但是，亞裔恰恰並不相信天分。他們相信，並已通過實踐證明，任何人隻要依靠不斷的考試練習就能提高分數。在法拉盛以及貝賽，到處都可以找到“填鴨學校”或是各種小規模的補習學校，利用放學後、周末和暑假時間培訓學生的應試技巧。“學習數學不隻是學習數學這麽簡單，”引用常春藤預備學校的一名老師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所說的一句話。“這是在舉重。你在鍛煉著你的數學二頭肌。”毛更加直截了當的說：“學習不過是為了搞定考試。”
因此伴隨著虎子們呈現上升的趨勢，人們也在擔心，和這些狂熱的早早便抱有專業意向的亞裔孩子在一起，非亞裔孩子的教育經曆會變得更加狹隘。詹尼・蔡，是同樣競爭激烈的紐約公立學校亨特學院附屬中學的學生，曾被選為該年級主席，她清楚地記得，時常會聽到有人說“學校裏的亞裔太多了，他們會搞垮學校。”幾年前，她在哈佛的畢業論文中再次探討了這個問題，她采訪了公立精英學校的畢業生，發現白人學生會以戒備的心態來看亞裔學生。（她引用了史岱文森高中的一位音樂老師對亞裔學生優勢的看法：“他們資質一般，但是得以錄取的原因在於他們經過了輔導。”）2005年，《華爾街日報》報道了加州庫珀蒂諾的一所高中的白人學生逃離的現象，事情起因於亞裔軟件工程師的子女使得這所學校裏的競爭變得異常殘酷，即使平均成績為B，也隻能排在差生之列。
大學自有它的辦法來校正這種失衡：據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托馬斯・埃斯彭沙德的計算，在實際情況中，一個亞裔申請者，他的SAT成績必須比同他實力相當的白人申請者高出140分，才會獲得同樣的錄取機會。僅僅因為自己和這些成功人士有著同樣的亞裔麵孔，而受到懲罰，這對於眾多符合資格的亞裔學生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畢竟，中上階層的白人子女還可以借助比補習學校貴得多的私立精英學校和私人教師來幫助他們在教育體製中競爭。
毛的心中隱約升起不滿
你可以像某些憤憤不平的亞裔美國人那樣，認為問題僅僅是因為不平等產生的，並迫切要求推行不分種族的量化招生標準。1996年，加州選民表決通過了一項選民提議（/動議），要求廢除公立大學中任何關於種族構成比例的規定。十年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新生班中，亞洲學生占了46%。（如果加州的政策在常春藤聯盟得到實施，）那麽可以想見，聯盟中的學生構成比例很可能會發生類似的變化：亞裔學生數量大幅上升；而目前這個群體在聯盟本科生中的占比隻有17%。然而眾所周知，常春藤聯盟在招生時會考慮自身的利益需求，而他們的一些政策也無可厚非。畢竟，誰敢打包票說，擁有72%亞裔學生的哈佛大學，仍然能夠為那些想來哈佛鍍金的學子，提供含金量不變的精英桂冠。
大約當毛在史岱文森呆了一半日子時，他的心中開始隱約生起不滿。他始終覺得自己是那一大群“沒有姓名、沒有個性的亞洲孩子”中的一分子，就像是“這地方的一個裝飾品”。他一直心甘情願地埋頭苦讀，向著當時史岱文森所有學生的目標——哈佛努力。然而升上高二沒多久，他就開始懷疑，這條通往學業成功的征途，是否是惟一的、或者最好的道路。
“你總會忍不住覺得一定還有另外一條路，”他邊吃著麵前的一碗越南河粉（ phô，音“佛”，即河粉，為越南經典飲食之一），邊解釋道。“我們這些亞裔孩子在互相較著勁，而中西部的孩子們需要做的功課則少得多，可以參加車庫樂隊之類的活動，如果這些人本身相當聰明，在學校裏學習也很用功的話……”
毛開始研究起史岱文森內部受種族影響的社會等級製度。史岱文森學生報今年做了一項校內調查，過半受調查者都聲稱他們的朋友和自己來自同一民族。他尤其關注大多數（居住在曼哈頓的）白人團體，這些人似乎可以在應付繁忙學業的同時，仍然堅持著活躍的社交活動。“大多數高中生電影的狗血情節是，漂亮的啦啦隊長跟了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肌肉男，而書呆子則被晾在一邊，寂寞地獨自打發時日。”他說，“但在將來的某一天，這個書呆子將會統治世界，而肌肉男卻隻能在洗車場工作。”
“但是在史岱文森，情況完全不同：你隻消看一下尖子生隊伍，那些男生女生絕不僅僅是相貌出眾、八麵玲瓏，他們獲得優異的成績，是校園劇的明星，並且在學生會選舉拔得頭籌。所有這些榮譽都集聚在頂端，就好像在為進入上流社會做訓練。這讓我們這些中國孩子很受震動。你會覺得努力學習很必要，但光這樣是不夠的。”
毛漸漸看清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在公認的等級背後，還有另外一個等級，可以解釋通為什麽別人能得到他從未得到過的那些東西——“一個高中生美少女”醒目地位列其中——而這個神秘的等級將會決定他的生活。“你會意識到自己在有些事情上確實懂得不多，比如追求女生，或是按照特定路數行動。但這些事情對於某些人來說很自然，他們在郊區上學，父母都已融入當地文化。”我要求他舉個具體的例子，於是他提起曾在聖誕節後去自己白人女友家造訪的經曆。“她們全家人圍坐在一起做菜，玩拚字遊戲。”這一幕平常的美國郊區人家生活場景久久縈繞在毛的腦際：至少，就是在這裏，所有“關於社會規範和禮儀”的那些隻可意會無法言傳的知識被代代相傳。而這些東西沒有哪個補習班會教給你。
在收到毛的郵件之前，我自己就曾覺得，我最多不過是被亞裔疏離感的最後餘燼灼傷一點點而已。的確，如果考慮到亞洲藝術家和時裝設計師以及等等此類你能在紐約找到的成功亞裔人士令人難以置信的受追捧程度，似乎這種感覺注定將逐漸消失殆盡。然而這種疏離感現在卻出現在一個比我小十幾歲的紐約人身上。或許說有一部分亞裔美國人已經沒有了疏離感，這確實可能是真的，可是在很大一部分亞裔身上，疏離感仍然存在並鮮活如昔。
在我們見麵幾周後，毛介紹我認識了他同樣來自史岱文森的密友丹尼爾•朱。朱去年從威廉姆斯學院畢業，在那裏他的詩作曾獲得過一項創意寫作獎，贏得了18000美元的獎金。他花了一部分獎金到中國旅行，但現在已經回到美國，和父母一起住在布魯克林唐人街。
“閉上你的嘴，照父母說的做”
朱還記得他在威廉姆斯學院的第一個學期的情景，低年級的輔導員會時不時地找他談話。問他感覺還好吧？有沒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說：“我正努力地適應這個地方，我沒有特別開心，但我也沒有感到沮喪鬱悶。”但他的那些白人朋友也會對他說相同的話，他們會說，“丹，有時很難知道你在想什麽”。
朱長著一張討人喜歡的臉，但是用矜持來概括他的舉止性格是沒錯的。他說話時語調溫和，臉部很少動作。他把自己的這些特質都歸因於家庭的環境。他說，“在中國家庭中成長的孩子，用不著說話，你隻需閉上嘴按照父母吩咐的去做就可以了。”
在史岱文森高中讀書期間，他課餘隻和一個由亞洲人組成的圈子一起玩，這個圈子的朋友是按照乘哪條地鐵線來分類的。但是當他到威廉姆斯以後，朱慢慢意識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這些新英格蘭的白人走在一起會互相微笑態度友善。“當你處在這樣的環境中，你會感受到每個人都是友好的。”
他決定自己也應該多微笑。他說，“這是我必須主動學習的事情，就像當你做交易的時候，你把錢遞過去——然後微笑一下。”他說自己已經有些進步，但是還有很多要改善的地方。他說，“我試著徹底擺脫18年來中國式的教育。威廉姆斯的這四年對此有幫助，但也僅僅止步於此”。他清楚父親在工作中受到怎樣的待遇，他父親是一名IT經理。他說，“父親是他辦公室裏最好的程序員，但因為他不能講好英語，他就總是在晉升方麵被忽視。”
雖然朱不僅英語流利，而且是威廉姆斯學院他所在班級中公認的最出色的詩人，但他仍然擔心自己行為的其他方麵可能招致父親同樣的待遇。他說，“我很高興和你談話，記住父親的教訓對將來的準備麵試過程中的自我展示是有幫助的。”
在從學校畢業後那靠本領就搞定的法則不靈驗了，這已經成為亞裔美籍人生活中苦澀暗流的一部分。
他告訴我說，“我認為我想做的就是可以很擅長一些事情，這樣社交的缺乏就不會影響到我。”朱是一個出生在美國的聰明、勤奮、資質無可挑剔的年輕人。他相信自己有能力贏得這個世界的尊重。 但是他不太相信自己骨子裏能感覺到在威廉姆斯學院碰到的人們的那種自在。他說，“這種感覺離我有好幾代遠。”
上世紀90年代，當詹姆斯•洪在還是伯克利大學一名電氣工程專業的學生時，他曾到IBM 公司參加過一係列麵試。一位年長的亞裔研究員看了一下洪的簡曆，問了他一些基本的問題。後來他沒說一句話先站起來關上辦公室的門。
他對洪說，“聽著，實話告訴你，我們這一代人來到這個國家就是想讓你們這些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不怎麽會說英語就背井離鄉來讀研究生院。如果你選擇了這個崗位，你也隻能到達我們到達的高度。在他們眼裏我隻是一個亞裔博士，沒有任何管理的潛質。你能得到這個工作機會，但是不要接受。你們這一代要比我們走得更遠，不然我們的努力就白費了。”
這個研究員談到了一些人提到的所謂“竹天花板”—美國企管中的不同種族占據各自的位置的結構如同金字塔，界限分明很難打破，大部分亞洲人處於底端，極少數處於中間管理層，事實上還沒有人進入更高的領導層。
在白領工作場所亞裔美籍人不能成為領導的原因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熱門社會話題之一。但是太多精英學校的亞裔美籍畢業生發現他們漸漸明白靠本領就搞定的法則在從學校畢業後就戛然而止了，這已經成為在亞裔美籍人的生活中苦澀暗流的一部分。如果每個常春藤聯盟班級上15%到20%的學生是亞洲人，假設常春藤聯盟是各行各業的領袖的搖籃，那麽理所當然的亞洲人在領導層就應該占到相應的比例。
但是數字卻顯示的是另一番景象。據最新的一份調研究顯示，亞裔美籍人人數大約占美國人口的5%，但是僅有0.3%是公司主管，不到1%的人是公司董事會成員，大約2%任職大學校長。財富500強排行榜上隻有9位亞裔美籍CEO。在那種亞裔美國人舉足輕重的特定領域，這種分布也是呈現相似的不對稱性。矽穀裏三分之一的軟件工程師是亞洲人，而在舊金山灣區最大的25家公司內，亞洲人隻占到董事會成員的6%，公司高級職員的10%。。根據一份2005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國立衛生研究院中終身科學家中有21.5%是亞洲人，僅有4.7%的實驗室或者分院負責人是亞洲人。一個名為Yellowworld網站上的評論中有這樣一條是對這種形勢的簡練概括：“如果你是東亞人，你需要進入一所一流大學以便謀到高薪的職位。即使你謀到高薪職位，那些來自中等州立大學但出身高貴的白人職員在等級上也肯定會超過你，僅僅就因為他是白人。”
防不勝防的“竹天花板”
珍妮弗•艾琳是普華永道（國際四大會計事務所之一）多元化部門的部門經理，她的工作職責就是力求確保“公司所有員工有賓至如歸和深受重視的感覺 ，在工作中奮力拚搏並能充分發揮其特長”。我向她提出了如下有關企業員工平等的定義：如果亞裔在目前的員工中占17%，那麽14年後，當他們申請成為合夥人時，如願以償的亞裔將會占到17%。艾琳承認，普華永道短時期不可能達到那種標準，而且其他人也不可能達到。
“竹天花板”防不勝防的一麵在於，它似乎並不是由公然的種族歧視引起的。通過調查《財富》500強企業中的亞太裔美國雇員不難發現，80%的人聲稱名為美國公司並未將他們視為亞洲人，而是視為獨立的個體。然而，隻有51%的人承認亞裔在美國公司內擔任要職，也僅僅隻有55%的人承認他們的公司充分利用亞裔的天賦，並且賞識他們的見識。
這些數字之間的差異更有可能是由無意識的偏見所導致。比如說，沒有人敢斷定身材高大的人天生就比別人更擅長做領導。然而事實是，雖然身高超過1米83的男性在美國男性人口中隻占15%，但他們在美國公司首席執行官中卻占了58%。同樣地，沒有人會說亞裔不適合做領導。然而，在最近發表的一項心理學實驗中，對同一個假設員工，相較於使用亞洲名字，當他使用白人名字時，受訪者總是認定他更具有領導潛質。
可能問題的根源隻能歸咎於亞裔在成長過程中所接受的傳統教育。正如艾琳指出，要想成為領導，你必須要有追隨者。普華永道評價員工時，首先是依據他們完成指定工作的好壞來評判的。正如她所說，“你必須要踏踏實實工作。”公司要求員工通過努力使自己脫穎而出，這樣那時他們才會成為“超級實幹家”。然而，做領導和做普通員工所需的技能不同。“讓你獲得今天地位的技能未必會幫你達到下一個層次。” 多元化顧問簡•玄說。她撰寫了《打破“竹天花板”》一書。要想成為一名領導，需要發揮個人的創造力，需要思考一個機構可以如何改進，也需要編織人際網絡，進行自我提升以及堅持己見。要說任何一個亞裔人士都不大可能具備創造力或冒險精神，那是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但是要說在教育上向來注重死記硬背和注重分數這樣的一個群體不大可能造就許多樂於挑戰權威或打破傳統行事方式的人，那卻是一種簡單/顯明的文化觀察（即，並非歧視）。
薩奇•高安曾是IBM紐約市場營銷部升遷最快的職員之一。然而7年前，她意識到自己晉升的速度開始放慢。“我超額完成任務，經常加班，然而更多的努力並沒有使我得以提升，”她說。就在這時，她參加了由“亞太裔領導人教育”機構（以後簡稱LEAP）舉辦的研討會。
LEAP剖析了導致亞裔美國領導稀缺的複雜社會因素，並且設計了一些培訓課程，旨在取悅亞裔同時教導他們改變自身的行為方式，以便符合美國白人的期望。LEAP不斷向參加培訓課程的亞裔們保證，他們的價值觀不會被改變，同時還能學會新的技能，最終能夠成為符合美國社會所期望的能勝任的領導。
在給微軟的1500名亞裔美籍雇員所做的一次演講中，LEAP的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鋒山先生擺明了亞裔在職場中各種各樣的困境。鋒山先生對這些聽眾說，“有時候，人們對於我們以及我們的社會的看法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但是，他們將這些偏見強加到我們身上，然後他們會做一些後果非常嚴重的事情：在做和我們有關係的決定時，他們依據自己的看法而非事實。”鋒山先生認為，責備這些不公正的看法是遠遠不夠的。亞裔最終必須自己擔負起改變這些偏見的責任。這才是最切實際而且最公正的做法。
有誌擔任領導的亞裔必須意識到“價值觀、行為和看法之間的關係”。鋒山先生舉了個例子,談到亞裔在開會時從不暢所欲言。“那麽，假設我和你一起去參加一個會議，我注意到你什麽也不說。於是我捫心自問，‘嗯，我想知道你為什麽不發言。也許是因為你不知道我們在談什麽。那是一個不發言的好理由。或者，也許是因為你甚至對談論的話題不感興趣。或者，也許你認為不屑於這樣的話題。’因為你從不在會上發言，於是我就會想，你要麽是個啞巴，對此漠不關心，要麽太傲慢。但事實也許是，因為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有人教導你：領導說話的時候，你應該怎麽做？——傾聽。”
“不要製造麻煩。不要勞煩他人。” 這觀念該有多少亞洲味呢？
高安在2006年參加了為期一周的課程。課程伊始，她做了這樣一個練習：指導員讓組員列出他們心中亞洲人的特點。學生們的回答包括：光宗耀祖，孝順，自製等。隨後，指導員再要求列出他們眼中領導者所需的品質，從而讓學生們注意到，兩串清單幾乎沒有重合之處。
一開始，高安與其他參與者缺少共鳴——那些人列出了父母教給他們的亞洲人典型的價值觀。“他們都念叨著什麽’努力學習’，’成為醫生或律師’諸如此類的話。我的爸媽可沒有這樣教育我。要是看到我太過拚命，他們會擔心。”小時候，高安經常往返於紐約和東京之間。她的父親是三菱公司的一名經理，母親則是一名鋼琴家。高安早就在美國文化中如魚得水，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鎮定自若，充滿自信。“但我們越是深入美國文化，從顯而易見的表麵現象進入到深層的、最根本的價值觀上時，我就越發現自己的成長教育具有亞洲特色。我的父母常說，‘不要製造麻煩，不要勞煩他人’。這觀念該有多少亞洲味呢？這也從側麵說明了我為何不常請他人幫忙。” 高安意識到，自己終歸有些低調。她樂意接受困難的任務，卻不計較獲得多少稱讚。她不願意自吹自擂。
高安把對自我的新認識應用到她在IBM公司的工作中。如今，她學會了如何以一種新的方式展現自己。“我把我團隊取得的成績寫在簡曆上。它們很有說服力。”她說道。
法學教授兼作家蒂姆•吳在加拿大長大，母親是白人，父親是台灣人，這便給他提供了有趣的視角來觀察白人與亞洲人如何看待彼此。從法學院畢業後，他做過幾份書記員的工作。他也記得，在其他年輕律師中，等級關係怎樣微妙地形成。他說：“在任何法律環境中，人們都會不自覺地認為，亞洲人幹苦力活特有天分。”隨後他解釋了中文“苦力”的意思。“這種怪異的自我選擇讓亞裔工人向世界上最苦的工作遷移。”
相比之下，他遇到的白人律師則有自高自大的傾向。“白人有一種直覺，這點很重要——他們會給人留下印象，除非是舉足輕重的工作，否則絕不染指：你就是一個發號施令者。這種自大卻是亞洲人不曾學習的。我搬到紐約後不久，有人告訴我，為了取得成功，你必須懂得哪些規矩是可以違反的；如果違反了不該違反的規矩，那就玩完了。所以最省事的方法就是遵循一切規矩。不過這樣一來，你就放低了自己的身段。真正的訣竅在於，要懂得哪些規矩不是為你而設。”
說到底，這是一種遵照著規矩來打破規矩的思路——規矩並非白紙黑字，而是以一種文化的形式傳承；這或許是我聽過的“竹天花板”如何在實際中發揮功效的最好解釋。LEAP似乎很容易讓已經融入本地文化的亞洲工人更清晰地意識到，他們的文化與外表如何阻礙著自己更上一層樓。不過我不敢肯定，一次LEAP課程就足以讓傑佛遜•毛或者丹尼爾•朱獲得他們垂涎已久的尊重和成功。這個問題還有更深層的考慮，社會中的互動關係也已在群體中根深蒂固，人們或許需要更基本的方法作為補救。
如果你錯過了美國中學體育場裏、更衣室內培養男性氣概的機會，那該怎麽辦？如果你這輩子無法成為在社會上舉足輕重、並在會議室和臥室稱雄的強勢男，那該怎麽辦？如果從沒有人教你怎樣同白人打招呼、如何讓他們稱心，那該怎麽辦？暫且拋開上述弱點不談，如果你不再像移民那樣屈尊於美國人口中的次要地位，而想在此時此刻融入美國人混雜的口味中，那該怎麽辦？
你該如何拋開18年的中式教育呢？
在耶魯大學西利曼學院舉辦的一次茶會上，J•T•Tran對一屋子耶魯本科生提出了這樣一個意義深遠的問題。他的回答也很亞洲化：練習。Tran是一個把妹達人，化名亞洲花花公子（Asian Playboy）。他環遊世界，開辦把妹“訓練營”，主要麵向亞洲男學生，教授吸引異性的藝術。今天，他被亞-美學生聯盟請到了耶魯大學。
“恐懼是可以克服的。”
“恐懼是可以克服的，”對著房間裏擁擠不堪的人群，Tran解釋道。“許多家夥隻是不懂得怎麽展現自己的魅力。”Tran每周都會來到一座新城市調教一批新手，這些家夥要麽長相出眾，要麽聰明過人，要麽積極上進，但都不明白該怎麽搞掂女人。他們的媽媽寧可將他們關在家裏學習，也不肯放他們出去約會或者社交。現在Tran的公司ABCs of Attraction可提供補救性教育，包括三次討論課，每次課四個小時，之後是指導下的夜間外出“實地演練”，在實地演練中，Tran、他的助手加雷斯•瓊斯和高挑的金發“助陣女郎”薩拉會強迫他們接近女人。學費是1450美元。
“亞洲學生身上有一樣我見得多了，我稱之為亞洲撲克臉——麵部表情僵化，一本正經的樣子，”Tran說。“這種事在你們身上發生過多少次？”他問大家。“你將來出去和你的白人朋友一起參加派對，他們會這樣說——‘哥們，你生氣了麽？’”房間裏頓時哄堂大笑。他解釋說，這部分是心理在作祟。他回憶起一名自己曾經教過的韓裔美籍學生。該學生是一名非常敬業的中學老師，對自己教的孩子可謂無微不至。但這一切都是不動聲色的。“Sarah試圖幫助他，她這麽鼓勵著，‘來吧，笑一個，笑一個，’而他是這個樣子……”說到這裏，Tran模仿起那張緊繃得叫人難以忍受的臉強顏歡笑的樣子。“他對笑完全沒有經驗，簡直就做不到嘛。”不過，最終這名學生還是努力過關了，“他終於露出了笑容，那個時候，他的樣子酷斃了。”
Tran接著又展示了一段亞裔美國男人的苦惱，在那些擠滿克勞斯博士客廳的人裏麵，至少某些人的生活一定與之相關。他講的故事是亞裔美國人在性市場的一大劣勢，這劣勢也正是他傾其一生要加以消除的。沒錯，就是與女人搭訕這回事，就是與白種女人搭訕這回事，就是吸引那些發色像正午太陽、眼眸像湛藍大海的女人這回事，還有與她們做愛這回事。對於他網站上到處貼滿了金發女郎的照片，他無意致歉。那就是他的喜好，他的主張，他賣的東西：追求你想要的任何人的勇氣，以及能讓你渴望的那個人也渴望你的技巧。白人小夥想幹就幹；他也打算做同樣的事情。
不過，這還隻是冰山一角。他所傳授的重點內容在於通過一次行為糾正課程，去教會他們當社交中的主角，而這主角是沒人認為他們能做到的，由此就可以改變對亞洲男人的成見，這些成見源於他們的舉止行為，而行為又源於撫養他們的家庭環境。正如他後來對我所說的，這是一項“通過把妹推動社會變遷”的計劃。
Tran現身說法，他自己就曾是個典型的亞裔衰男。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揚，社交無能，性事乏味。“如果得到B，我會遭打，”他對自己的童年記憶猶新。大學畢業後，他曾在波音和雷神公司幹過航空工程師，但是公司內部政治不待見他。工作五年後，他所有白人同事都提拔到他上麵去了。“我知道自己需要掌握社交力學，因為單靠努力工作是無濟於事的。”
他的約會嚐試同樣是“一場慘敗”。於是當時他求助於“誘惑社區”，該社區由活躍於互聯網留言版如alt.seduction.fast上的一群男人組成。該組織先是稱為“失敗者支持組織”，後來變成了一項自我改善計劃。魅力是你可以教會的嗎？信心能簡化為一個公式嗎？它隻取決於你的人生經曆，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還是形成於特定的行為模式？這個組織的成員們開動起他們學計算機和工程的大腦，試圖破解這個問題。他們詳細記錄了他們的約會，並且交出來接受集體研究。他們在原始資料中搜索模式，並運用社會心理學研究對那些體驗加以過濾。最終，他們建立了一個模型。
過去的這個情人節，在紐約市ABCs of Attraction主辦的周末訓練營裏，這個模型正被付諸實踐。Tran和瓊斯正在教他們的學生強勢男的站姿（肩膀後仰，脖子完全抻直，腿立定比肩稍寬）。“如果你習慣了懶懶散散，那這對你來說會感覺很不自在，但這確實是對的，”瓊斯說道。他們講解了一個強勢男的步態（別拖著步子；抬起的腳要完全離地；肩膀微微顫動）。他們確認了與“目標”的合適距離（稍微彎曲的一臂之長）。他們講解了“得寸進尺把妹法”的重要性。（你必須碰觸她。你決不能因為害怕就不去做。）他們講授了潛交流的重要性：在隻字未吐之前，你表達自己的方式。他們說明了語調的重要性。他們解釋了何為語調。“你的聲音要抑揚頓挫，才能表達出不同的情感變化。”
“小時候，從心理上說，我成天想的就是不要挨板子。”
這一切都是通過一係列練習達成的。在訓練的第一天，瓊斯說：“這會讓人覺得完全是做作，但我需要你們最誇張地展現有生以來最傻X的笑容。”莎拉站在角落裏，背對著她的學生——三個印度人（其中一個包著頭巾），三個中國人，還有一個緬甸人。這些學生必須像個強勢男一樣從房間的一頭走到另一頭，然後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有力但又要溫柔——接著將她扳過身，對著她燦爛地微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燦爛。之後拿起酒杯，作祝酒狀。看著對方的眼睛並保持住；說話要大聲，口齒要清晰。要毫無歉意地霸占整個空間。強勢男都是這麽做的。
在這間位於市中心的簡陋的小白屋裏，Tran會在每個學生從地板上走過之前大聲吼道：“人生樂事是什麽？”然後，學生會用盡全身的力氣，用最大聲、最堅決的聲音回答道：“擊潰我的敵人，看到他們在我眼前消失，聽到他們的女人在我床上悲歎！”
學生們在進行這樣的語調訓練時，會用許多不同的語氣重複這樣的話：“想做就做！”
“高興地說！”瓊斯大喊著。（想做就做！）傷心地說！（“想做就做！”但語調完全一樣。）要悲傷地說！（“想做……就做。”）用你剛贏了500萬的語氣說！！（“想做就做！”）
“她努力幫助他。‘加油！微笑，微笑，他就像……”。說到這兒，Tran模仿著那幅緊張得無以複加的神色，還盡量裝出快樂的樣子。
拉吉是個26歲的印度處男。在進行語調訓練時，他幾乎無法變換自己的聲音。但在星期天晚上，也就是訓練營的的最後一個晚上，我在甘斯沃爾特旅館注意到他走上前去與好幾個女人搭訕，而且還和她們交談了半小時。他沒能做到在對話結束時索得電話或香吻，但他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
在我為寫作本文而與之交談的幾十個亞裔美國人中，有許多是成功的藝術家和科學家，或者是相貌英俊的社交領袖，還有的是鐵石心腸、“厚顏無恥”、愛好冒險、會耍點街頭智慧的企業家。當然，我們身邊有的是這樣的人——我需要將這一點指出來嗎？他們在道德上並不比其他的亞洲人群更值得尊敬，但他們弄明白了一些有用的東西。
詹姆斯•洪從IBM的麵試官那裏得到的關於“竹天花板”的教訓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在為惠普工作了數年後，他決定自己創業。他在企業界最初的那些嚐試都失敗了，但他最後想到了一個簡單但不算精良卻有利可圖的主意：做一個極具魅力的網站——hotornot.com。洪和他的合作創始人最終以2000萬美元左右的價格將該網站出售。
在一定程度上，洪是將hotornot.com當作某種孵化器運營的，在他的員工中灌輸忠誠服務於他的習慣。“我們過去習慣用伯克利的工程師——幾乎都是亞洲人，他們有希望成為企業家，卻被引導如何到大公司工作，”他說。“我們會訓練他們如何冒險，如何自己經營企業。我記得曾經鼓勵過一個員工去讀《獵豔》這本書”——一本聲名狼藉的把妹達人教程，“因為我覺得培養冒險精神對成為企業家有所幫助。”
如果“竹天花板”有被衝破的可能，那將和任何形式的行為同化沒太大關係，而是因為冒險者的湧現和他們在顛覆亞裔迎合他人行為標準方麵取得的成功。就像Youtube創始人史蒂夫•陳、或是吉他英雄（一款遊戲）開發者凱•黃和查爾斯•黃那些人所做的那樣。還有Zappos.c om創始人托尼•謝，他在2009年將這個網絡零售鞋店賣給了亞馬遜，賺了十個億。謝是亞裔，身材矮小，少言寡語，缺乏明顯的魅力。人們無法想象他能在一家美國公司獲得提拔。但他已經證明了，貌不驚人的亞裔男子也可以成為令人欽佩的CEO，也可以成為最不可能的管理巨頭。
謝沒必要去迎合西方的行為舉止標準，因為他在早年就已接受了西方的冒險價值觀。長大後，他會在早上播放自己練習拉小提琴的錄音（來蒙混過關），而不是真正的練習拉小提琴。他認為自己在哈佛大學經營比薩餅的經曆比他在課堂上學到的任何知識都更重要。他的直覺會告訴他現實世界要求他做什麽，他知道父母的教誨無法讓他取得成功。
順便說一下，要擺脫“竹天花板”，你不一定要成為矽穀強人。你還可以是像埃迪•黃那樣的廚師，他的“包好吃”小餐館（BaoHaus）位於下東區（譯注：紐約市曼哈頓區沿東河南端一帶，猶太移民聚居地），出售美味的肉包子。黃在奧蘭多長大，與絕對的虎媽和管教嚴格的父親生活在一起。“小時候，從心理上說，我整天想的就是不要挨板子，”他說。他在學校受到了黑人小孩的影響，他們也知道一些關於體罰的事情。他是所在橄欖球隊個子最矮的球員，但在七年級時教練給他取名叫MVP（意為“最有價值球員”）。“因為我球風凶悍，很是讓對手頭痛，在場上可以打防守截鋒和右護鋒兩個位置。我會有這樣的心態，‘你要認可我的能力，否則我會爆掉你。’”
“你對亞洲人會有很多看法。”
黃二十多歲的時候過得相當艱難，幹什麽事都老是會碰到“竹天花板”。在大學的時候，《奧蘭多前哨報》編輯邀請他寫一篇關於體育的報道。但是當他去編輯室時，編輯進來之後說，‘哦，不會吧。’他的意思是：‘你是亞裔，不能寫這篇報道。’” 隨後，在哥倫比亞大學電影課上，他寫了一個關於售賣熱狗、癡迷於自己的小陰莖的亞裔美國小販的劇本，“編劇課老師是這麽說的，‘我喜歡這個。你身上有伍迪•艾倫的影子。但是，你能讓它帶有猶太人特征嗎？’” 隨後，他從卡多佐法學院畢業，找了一份企業工作，在那裏很多其他助手都會經常說，“你對亞洲人有很多看法。”
最終，黃決定開一家餐館。售賣食物正是他父母希望他不要選擇的謀生之路，在他退出律師這一行之後，他父母接連幾個月沒和他說話。但是，在黃的本能中，他就知道，在那個他父母希望他進入的職業世界，他是怎麽都玩不轉的。“我開始意識到，食品行業是亞裔在美國受尊敬的為數不多的行業之一，”他說道。“像戴維•常或者我這樣的小夥兒，我們不在乎。在美國，年輕一代都是吃中國快餐長大的。他們尊重我們提供的食物。他們可能不會尊重任何別的東西，但是他們尊重我們提供的食物。”
黃沒有盡力讓自己為外界所接受，而是選擇回到原來熟悉的地方。“我所學到的就是，美國是金錢至上的社會。如果你能讓你的文化商品化，那麽你就是有價值的，”他說。“我不覺得會有人同意我所說的，或者支持我所做的，因為他們真正地想去喜愛亞洲人。他們他媽的喜歡我做的豬肉包子，而我沒有把它搞砸。”
傑弗遜•毛長年累月地在公共圖書館讀那些極少被常人所知的英文小說，他發現了文學中超驗的奇特力量，可以自由地發揮想象，讓自己超越世俗世界的等級製度。他曾經給我寫過一封信，尋求改變傳統職業道路的許可，他要努力成為一名藝術家。但是，他不確定他願意冒什麽樣的風險。我所給的回答是特別矛盾的。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年輕時候的雄心壯誌。我也知道，那時的雄心壯誌將會給我帶來什麽。和毛不一樣，我當時並不是貧窮的第一代移民。我完成學業的時候對亞洲文化（在我家鄉，很難看到）和白人禮儀及習俗一無所知。但是，跟毛一樣，我渴望成為一個獨立的人。我那時由於自我認同感而拒絕這兩種文化。盡職盡責的教育需要通過不懈的練習而獲得文憑/一紙證書，這在我看來是下流可恥的。而美國白人通過操縱民眾樂觀度而使自己確保優勢地位，也是同樣的道理。
相反，我開始想盡辦法生活在兩個極端之外。我想要知道詹姆斯•鮑德溫渴望成為一名作家的原因——“一種比王朝更持久的力量。” 任何比此更短見的看法都似乎是令人可恥的妥協。我將會成為一位精神貴族，因為自己在商業世界裏各種中庸的任務前的無能而感到驕傲。誰能不去尋求物質滿足。誰是自己的準則。
當然，這樣是瘋狂的。在新澤西郊區出生的亞洲移民後代，在羅格斯大學接受教育，是不可能自行其是的。唯一接近的辦法就是拒絕被雇傭，因為這樣就不會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使喚，並且這樣也能節約開支，因為你不可能支付得起在新澤西市裏凋敗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大樓中工作，所以你偏心區分的意識就將會保留在貧窮之中，並將自己與任何形式的資產階級紀律剝離，因為這些正是那種將你與平庸的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的習慣。那種平庸的生活會讓你覺得比死亡更糟。
在我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十分自豪地變化著自己的美國式生活（例如，一份穩定的工作），盡管很有可能他們在很久之前就離我遠去。學術似乎就是另一種死亡方式——但是再次，我的成績記錄非常糟糕。我來自一個中庸的文化環境。而對有些人來說，中間道路是不存在的，隻有超驗或者墜入萬丈深淵。
我那時候就墜入了萬丈深淵。
所有這些都被好好保存了起來。沒有人，沒有任何理由意識到我的存在。然而，我自己也覺得無權要求獲得這種認同。我當時知道這是錯誤的、不可接受的；於是我隻能選擇更加消沉。這個世界讓這樣的人消沉。它曾經也讓我消沉。我有十年都是沒有健康保險的。我連續八年掙的錢都沒有超過一萬兩千美金。我剛成年的時候有三年都沒有碰過女人一下。我也沒有創作出一篇名著來。
重塑自我的第一步是要承認自己的不足
我回想起在這個城市遭遇到的其中一次最奇怪的對話。在某次聚會上，一位女士來到我跟前對我說，她之所以找我說話是受到了我之前發表的一篇文章所鼓舞。她坦白說在讀到那篇文章之前，從來沒有想與我交談的衝動，而且觀望過整個房間中視野範圍之內的人之後，她一直深信我隻是一個不值得認識的無名小卒，以及一個人們唯恐避之不及的小人物。
但她在這點上卻犯了錯誤，她告訴我說：她現在很清楚的認識到我具備豐富的情感以及敏銳的洞察力。她並沒有因為那個直白冒犯的判斷失誤而請求我的原諒。相反，她渴望知道的是：為什麽我把她透過文章所看到的那個我隱藏的那麽深？她向我袒露了自己深藏內心的苦楚：她從來都不漂亮，不久前她覺得，正因為如此她才得“加倍努力地去愛這個世界”。我為什麽沒有像她那樣做呢？
一個醉酒的白人婦女道出了這些年來多少人喝得太少而沒能鼓起勇氣告訴我的事情。那是很多已經發生或者未能發生的事情的關鍵所在。在學習了LEAP的培訓課程並參觀完亞裔美國人的花花公子訓練營之後，我愈發理解這位和我境遇相同的女士。如果你是一個不是很漂亮的女人，那麽你所麵臨的社會現實就是你要付出別人兩倍的努力來得到他人的關注。你可以對這種不公平的現象進行喋喋不休的抱怨，也可以參加這個培訓課程。如果你是亞裔，還自命清高，那麽沒有人會尊重你，或者對你有興趣，或者想知道這個有著一副挑釁的虛偽外表的人是不是值得他們去認識。他們隻會將你歸結為一個不值得花工夫去交往的人。
在回憶了那些無法讓人接受的行為之後，若我努力的話，是不是也能夠改正那些缺點呢？是不是也可以練出一個傻X一樣的笑容，直至自然流露？是不是也可以加倍努力地去愛這個世界？
我發現了參加培訓課程的魅力所在。但這不是我的選擇。努力去達到別人的期望也許是融入他們的必然代價，但我不打算那麽做。
通常我會認為我的驕傲/清高隻是自欺欺人、自命不凡的扯淡，和藝術家們為彌補其貧困和無能而找的托辭一樣。但有時卻覺得它幫我保存下來的不僅僅是傲慢任性，還有我人生的真正意義。所以我是這麽告訴毛的：我不會去加倍的熱愛這個世界，我最終在乎的是不計任何代價的去表達我執拗的個性。比起上天賦予任何一個新興和迷人舉止的獎勵來說，我還是喜歡自己身上這股堅韌和不妥協的性格，而我也將承擔隨之而來的代價。
重塑自我的第一步是要承認自己的不足。盡管我在成人早期一直就從那些不足中得到了很多教訓，但我並沒有承認它們。我自己沒有問題，是所有其他人的問題，去你們的吧。
蔡美兒在結束了漫長疲憊的巡回售書活動之後回到了耶魯大學，途中一名電視台的記者在采訪她一開始就引用了一些將其稱之為怪物的網絡評論家的言論。那個時候，她已經練就了在公眾批評的輿論下仍能進行自我展示的特殊能力。她在全美學校管理者聯合會的年會上宣稱：“我認為中國的父母並沒有什麽特別之處，我覺得要成為一個好父母有很多的途徑。”
很多她對學生們說的話，以及書中所記錄的對話，確實很多都集中體現了她的為母之道。但同樣有趣的是她父母當初對她的教育方法。蔡美兒本身就是中國強力式教育的產物。《虎媽的戰歌》中涵蓋了很多父母對她的敦敦教誨，也是任何 LEAP學生耳熟能詳的，她的母親告訴她：“要謙虛，要低調，要樸素。決不能抱怨，也決不要找借口，”她的父親教導她：“如果學校裏發生什麽看似不公平的事，你就得加倍努力，變得更加優秀，以此證明自己。”
在書中，蔡美兒描寫了她對在進入學院之前一直在執業的公司法的厭惡之情，她在書中寫道：“在公司的整整三年中，我總覺得自己像是在演戲，穿著西裝的我顯得是那麽的滑稽。”這種叛逆甚至在她早年上學的時候就已經發生。“我不像其他人那樣關心犯罪分子的權利，當教授點到我名的時候我直接無視他。當然我也不會有任何疑問，也不會去質問什麽；我隻是想把教授所講的一切都記下來並背下來。”
蔡美兒指出： 你可以討厭這本書，但它至少沒有馴順的毛病
在耶魯的全美學校管理者聯合會上，蔡將她的成長經曆與成年後的不悅聯係起來。她告訴學生說：“我的父母不會在餐桌上談論政治和哲學。”甚至在她逃離公司法，進入法學院後，她說：“我有些迷失，感覺不到那種激情。”最終，她因成為多本暢銷外交政策書籍的作者和獲獎老師而成名。然而顯而易見的是，和當初準備公司法一樣，她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去獲得法律獎學金。她說：“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經曆了無數次的拒絕。”她回憶起在不斷尋找一個與所學專業對口的崗位時，就是無法做好麵試，無法很好的表現自己。
換句話說，《戰歌》提供了所有必須的資料來駁斥其代表的文化爭辯。蔡的中式教育讓她經曆了精英教育，但卻讓她沒有準備好麵對這個現實世界。她絲毫不隱藏這一點。她說道，她已著手撰寫自傳，自傳是“自供罪狀式的”，結果即雜亂無序而矛盾的衝動，或挑釁，或自我批評。西方讀者無視這個悖論，把蔡當做是亞裔的醜角。然而，《戰歌》是純粹的美國項目—任何一個中國人都不會想去做的項目。蔡美兒：“即便你討厭本書，本書不變的一點即不順從。”
“槍打出頭鳥”是一句中國諺語，“錘敲露頭釘”是日本諺語；而西方相關的諺語是“嘎吱響的輪子需潤滑”。蔡美兒說出了她自己的故事，並遭到世人抨擊。盡管她剛受完打擊，卻從不屈服。
在這種驕傲的反叛中有值得稱道的地方。盡管她就亞裔的美國生活所引起的論戰仍有值得質疑之處，我們仍然需要更多擁有同樣反叛精神的人，他們願意置自己於聚光燈下，製造一些噪音，毆打他人，引誘女人，犯錯，成為企業家，不再頑固追求證明他們價值的官方憑證，不再認為那些廢紙會確保人們的幸福，並且敢於成為一個有趣的人。（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