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跑得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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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倒柏林牆 @ 2010-8-12 5:24 閱讀(13903) 評論(37) 推薦值(404) 
 

很多中國人羨慕美國佬可以自由的使用槍械，幻想著哪天也能雄赳赳氣昂昂一槍打死開發商。我覺得這實在是妄自菲薄，在我們中國，家裏不存著點液化氣罐燃燒瓶什麽的，你都不好意思跟人說自己是釘子戶。如今廣西人槍殺公務員，湖南人炸掉稅務局，武漢人炮轟拆遷隊。祖國如此自由，你還覺著外國的月亮就比中國圓，這不是赤裸裸的崇洋媚外嗎？

暴力手段的升級還隻是一方麵，更有意思的是民意的變遷。前段時間流行的口號“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右拐是政府”清楚明白的表明了部分民眾對官員的死亡表示完全無所謂，給一小水果攤開出三千多萬元稅單的長沙稅務局被炸飛之後騰訊網上對此事感到高興的網友更是多達24萬，表示難過的則隻有六千，嚇得騰訊趕緊就把民意給屏蔽了。一個國家能發展到官員一死人們就比過年還高興的地步，我覺得這也算是變態到一定的境界了。

俗話說“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對這種現狀我們的政府隻能說是咎由自取。前段時間茅於軾說了一段話：“收入差距和貪汙腐化是社會矛盾的重要方麵，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錯了治理就不能見效。我認為問題的根子在政府不講理。”這話真是一語中的。我們這個政府一向是你跟他講道理他拿你擦鼻涕，誰老實就衝著誰翻白眼，甚至於唐福珍以自焚對抗拆遷之後，有關部門都沒有流露出一絲憐憫之情，而是定性為“暴力抗法”。這就教會了人們：跟中國政府打交道，說理是沒有用的，下跪磕頭也換不到同情，就連自殘都純粹是浪費自己的生命。我記得幾年前每逢有農民工爬吊塔跳樓討薪之類的事情，就有人擺出一副高學曆人士的架勢點評說“農民工缺乏法律意識，不懂怎麽用法律武器為自己討回公道”，說得好像中國的法院真的是用來討公道的一樣。在我黨已經成功把訪民集體變成精神病的今天，這類裝逼犯總算是基本死絕了，可見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還是在不斷提高的。

中國政府為何“不講理”？我認為最大的原因在於兩個字：恐懼。有人大概會奇怪了，我黨一手握槍杆子一手握筆杆子，而那些赤手空拳的反黨人士則隻能成天在活躍中文用戶可能不超過十萬人的推特上磨磨嘴皮子，一回牆內就被無數愛國糞青圍剿，我黨又有何懼哉？其實不然，就連老毛這樣呼風喚雨的人晚年時都整天搞得神經兮兮的，無時無刻不在擔心別人要謀害自己，一個人越是了解權力的牛逼之處、越是靠權力去製造恐懼，也就越是害怕失去權力的後果。偏偏我黨在當今世界諸多的獨裁政黨裏也算是極為耀眼的腦殘之星，創造了文化大革命這等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害人害己的偉業。安全感的極度匱乏使得他們產生了強烈的受迫害妄想症，慣於用敵我思維來看待問題，甚至把善意的批評都當成是居心叵測的陰謀，無怪乎六四學生單單是下跪請願，李鵬都能認定這是“文革造反派慣用的手法”。前段時間南都便披露長沙開福區一副區長在工作會議上要求公安對進京上訪人員要“按敵對勢力辦”，蘇州通安事件中政府最後也將民變定性為“境外勢力操控”，既然他們都拿老百姓當階級敵人對付了，那還跟你講什麽道理？

中國政府每一次的“不講理”，都會使群眾的“忍耐底線”進一步降低，而群眾的退讓則助長了政府進一步掠奪民財、侵犯民權的膽量。六四屠殺是毛時代之後我黨幹的最不講理的一件事，自此之後社會便全麵潰敗，當年的大學生還敢站出來反對太子黨“官倒”，如今官倒已經泛濫到全黨參與，當代的大學生們卻連這個詞是什麽意思都不知道；當年合肥大學生敢於寫大字報抨擊人大代表選舉不公，上海大學生可以站出來爭取新聞自由，你再看看當今的社會，當今的學生，便可知道自89年之後，無論是政府還是人民，中國都一直處於急速倒退的狀態。有人說了，不對呀，經濟還是在進步的！這純粹是胡話，經濟發展是市場的功勞，不是共產黨的功勞，共產黨的所為隻是越來越貪婪的利用自己的特權在市場裏搗亂。至於稱讚共產黨恢複了市場，就跟WOW玩家感激版署迷途知返浪子回頭重新通過了WLK的審批一樣可笑，正應了那個蘇聯老笑話：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在於能夠戰勝別的主義下根本就不存在的困難。

我黨一看到別人對他們說三道四就覺得渾身不爽，從李鵬日記來看89年時除了趙紫陽等極少數開明人士外，高層官員根本就沒有去考慮過對話和官倒的問題，他們唯一所在意的就是如何去平息運動，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維穩”。老百姓想要的“穩定”是不受別人的欺壓，我黨想要的“穩定”卻是讓人們敢怒而不敢言，“不敢言”的狀態又會反過來增長欺壓者的氣焰，結果隻能是“越維穩越不穩”。從表麵上看，六四之後中國社會似乎是萬馬齊喑，人民群眾已經集體臣服於機槍坦克之下，實際上中國人的“忍耐底線”雖然降低了，卻不可能徹底消失，總有一天又會容不下政府無限膨脹的胃口。當和平的抗爭一次次遭遇挫折時，群眾的手段便會越來越激進，這反過來又刺激到政府脆弱的小心靈，使得他們也越來越不講理，雙方的互動陷入惡性循環之中，最終導致社會逐漸割裂，形成無法消解的敵意。

我在08年時說過“暴力化”將是中國社會未來的必然走勢，事實上今天的社會早就已經完成了意識形態上的暴力化，處處充斥著教科書中“落後就要挨打”和曆史觀上“成王敗寇”之類的武力崇拜，所欠缺的已經僅僅是實踐出真知了。愛國糞青在談及六四學生時都能瀟灑的說出“殺得好”這三個字，俗話說天下黨員出糞青，而且還是逆向淘汰機製下過五關斬六將之後脫穎而出的傻逼中的戰鬥機，這幫人身為屁民的時候都能站在統治者的角度的思考，等他們真的搖身一變成為統治者時，我相信他們更可以心安理得毫不猶豫的鎮壓甚至屠殺一切反對他們的老百姓了。如今暴力既是我黨解決問題的終極手段，也是人民尋求正義的唯一工具。而且你千萬不要以為這隻是一小撮走投無路的屁民和共產黨之間的私怨，和你我這樣的普通人就毫無關係了。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楊佳同誌一樣把鬥爭的矛頭指準方向，一個人在恐懼之中壓抑得越久，爆發的時候就越憤怒，而恐懼和憤怒都是能夠摧毀理性的情感。我黨官員躲在用納稅人那裏收來的保護費所構築的堅硬龜殼裏，弱小的屁民們無計可施，其憤怒無處發泄，那怎麽辦？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拿其它屁民開刀了。

最近我國已經進入了屠童事件高發期，據報道南平血案之後短短一個半月的時間，單是北京警方就已經製止了七起針對幼兒園的襲擊，抓捕了十名犯罪嫌疑人。我看到這新聞時真是不寒而栗，也不知道這幫警察是在路上隨便抓了幾個人就帶回去邀功領賞，還是殺小朋友真的已經成了時尚潮流，總之都不是什麽好事。前段時間爆破了長沙稅務局的哥們同樣表示下一步就要對付高官子女，陝西南鄭屠童案之後某受害兒童家長更是因不滿政府的賠償方案，提起刀來就要去殺別人家的小孩。不光是幼兒園裏血案多，兩個月前一被截訪女子在火車上趁人熟睡之機連捅九個素不相識的乘客，你說這火車坐得好好的，誰他媽能料到旁邊就有這麽一號人物？我黨雖然有城管武警解放軍等一係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這類“敵在暗我在明”的偷襲卻是無計可施。像爆破之類的已經算是高端手法了，在中國這種奶粉裏摻了三聚氰胺都查不出來的國家用縱火投毒這樣低門檻低風險高收益的手段來報複社會那更是防不慎防。要知道牛逼如美國還不是照樣給人撞掉了雙子大樓，弱勢如維族也可以到處拿著針頭注射不明液體，人家正麵戰場打不過你，背地裏往你家門鎖裏灌點膠水還不行嗎？

這草根暴力的指向目標還具備極高的不確定性，除非是已經徹底脫離了群眾隊伍、出行都不屑於買頭等艙而是坐私人飛機的超成功人士，否則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潛在的受害者。如今多數人可能還覺著這類倒黴事就像強製拆遷一樣離自己十分之遙遠，其實中國現在還不過是處於暴力社會初級階段。我在《是誰在分裂中國》裏說過，民族仇恨是一個矛盾放大器，少數民族的今天其實就是我們的明天。前年有西藏三一四，去年有新疆七五，按照這個勢頭發展下去，以後內地就不是少數民族殺漢族人，而是漢族人以同樣的力度自相殘殺了。很快人們就會因置身於暴民與暴政的交叉火力之間而人人自危，而且被暴民傷害的可能性更高、後果更慘重。

從客觀上來講，濫傷無辜的恐怖主義行徑對中國政府的打擊恰恰是最為致命的。共產黨何以長期維持自己的暴政？答案同樣是兩個字：恐懼。在中國多數人都曾經曆過如下的轉變過程：雖然他們的內心對現狀並不滿意，但是他們清醒的意識到改變社會需要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甚至有可能是自己的生命，因此他們的主張逐漸由“社會需要改變”變成了“社會無法改變”，麻木的安於現狀；而他們卻又不願承認並正視自己的懦弱，為了合理化自己的不作為，慢慢又開始改口宣稱“社會無需改變”；有些人甚至墮落為徹底的犬儒主義者，瘋狂的攻擊一切試圖改變社會的人。今天中國人實際上是在遵循一套潛規則：隻要服從黨的統治，至少可以保證性命無憂。不時放出一點經濟上升、奧運世博之類的“利好消息”，就可以讓他們安慰自己“潛規則依然運轉良好”。如今的民運勢力為何不成氣候，關鍵就在於缺乏民意的支持。想當年波蘭一彈丸小國隨便搞一次運動都是十萬甚至百萬人級別的規模，而在當今國人的眼中，海外民運不是輪子教的信徒就是89年投機失敗的西方操控的走狗，國內民運更是生活鬱鬱不得誌試圖對共產黨取而代之的社會渣滓，不願遵守潛規則的人在人們看來比共產黨還要更為可惡。前段時間喻高之所以猛批艾未未，其原因正在於此。如果說一般的反黨人士隻是對潛規則口誅筆伐，暴民們的行為則是對潛規則最直接的破壞，一旦人們意識到即使服從也不能保障安全，對執政黨的信心便會急速下降，我黨的統治將以驚人的速度土崩瓦解，無序的暴力將轉化為有序的暴力。換一個如今已經不太常用的詞來說，“革命”就是這樣點燃的。

有人恐怕要說了：你這轉換未免也太搞笑了，今天的中國橫看豎看也不可能會發生革命啊？我覺得這沒什麽不可能的，曆史上所謂的革命從來就不是拋出一個什麽先進思想來群眾就會跟著你混的。當年孫中山初出道的時候，在世人眼裏不過是個“高談時政，放言無忌”的二逼愣頭青，在國內的評價可能不比今天的輪子教好得到哪裏去，但是八國聯軍入侵之後，立刻“時勢異也”，“清廷威望掃地，民心思變”，孫中山搖身一變成為進步領袖，革命黨勢力急劇擴張。如果不是因為日本人使國民黨喪失了對半壁江山的控製力，共產黨單憑蘇聯的支援同樣無法成事，絕大多數成功的革命背後往往都有這麽一個導致“民心思變”或是“政權崩潰”的契機。如今雖然外族侵略的可能性基本為零，但我並不擔心這個契機不出現，反而擔心它會以怎樣的形式出現。三民主義裏最有價值的部分是“民權”，多數革命黨人對其卻毫無興趣，反倒是“民族”更能籠絡人心，正是因為八國聯軍的入侵使得當時中國社會隻承受了極小的代價就完成了民意的轉變。今天的中國失去了民族仇恨這個老牌強效放大器，所要付出的代價必然比清朝人民要高昂得多，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外族的威脅反而是件壞事。89年時柴玲說中國政府“無賴之極”，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前一句話說對了，中國政府確實無賴之極；後一句則是天真了：幾個大學生的鮮血根本就喚不醒中國的民眾，要想讓人們搞清狀況非得流他們自己的血不可。當年柴玲沒好意思公開號召她的戰友們去流血，我覺得這根本不用去號召，中國總有一天要血流成河，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都是這個結果。以前飽醉豚寫了篇文章叫《你願意為自由民主付出什麽代價》，回帖者中基本上沒有幾個人是敢正麵宣稱自己要送胳膊送腿的。很快大家就不用再糾結這個問題了，因為人們將親眼目睹忍受專製獨裁又要付出什麽樣的代價。

美國人常說“Freedom is not free”，長期以來民運人士卻總想尋求不流血的中間道路。事實上以前我也認同冉匪“日拱一卒，不期速成”的觀點，希望靠開啟民智來獲得廉價民主，後來才發現中國人所缺的不僅是智力，更是敢於正視現實的膽量，而一個裝睡的人你是永遠也叫不醒的。今天的中國實際上正在進行一場民主派與共產黨之間的賽跑，看到底是前者開啟民智快還是後者開啟民憤快，前者獲勝則中國多半能迎來非暴力的和平轉型，後者獲勝則大家隻能坐等天下大亂，玩的就是一個“速成”。很不幸，以這幾年的情況來看，恐怕多數人都會認同民主派已經敗得毫無懸念，毫無翻盤的餘地。當然這也不是說開啟民智就沒有意義了，一來民憤並不等於民智，搞不好會比天京事變還要恐怖，民主派們也隻能替共產黨擦擦屁股，盡量減少不必要的損失；二來今天的民運人士裏也不乏一些神經病，民主英雄郭泉同誌曾一度聲稱自己組建的新民黨有七千萬黨員，和共產黨齊頭並進，比輪子教三退還來勁，其中跟他有直接聯係的訪民更是多達一千萬人，郭教授賣漢服甩棍還來不及，何時有這等超人的精力？當時我有一朋友給郭泉打電話，閑聊一番後問他新民黨從哪裏搞來那麽多人，孰料郭泉怒不可遏，厲聲質問我的朋友是不是共產黨的特務。我在推特上說了這件事之後，很快也被扣了個共黨特務的帽子，我隱藏得那麽深都能被他識破，你看看這智商高到了何種程度。當年南京某大學副教授也把自己當成了世間唯一合格的民主發言人，有一天突然給我私信，問我是不是臥底的五毛。我當時懶得搭理他，回他“這都被你發現了”，不料這廝的情商比Sheldon還低，居然得意洋洋的說：我早就知道了，你不僅是五毛，而且還是五毛中的高級領導。這蠢貨還曾經見過我一麵，我要是二十歲就能當上五毛小隊長，那三十歲時豈不是應該候補政治局委員？以後要是讓這幫小毛澤東成了事，我看笑蜀又得編一本《曆史的先聲第二彈》了。如今民主派的任務已經不是推翻現在這個共產黨，而是扼殺掉下一個共產黨。現在這個其實不需要操心太多，他們自盡的速度遠超你的想象，隻不過臨死前還要拉上全國人民陪葬罷了。

要想避免“暴力化”造成的可怕後果，唯有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以改善社會公正，而要我國政府做到這一點卻又幾乎等於是天方夜譚。以我長期觀察的經驗來看，受恐懼所控製的人一般都有兩個特點，一是喜歡靠歪曲現實來安慰自己“情況還沒有那麽糟糕”，二是固守陳規，害怕變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要是連我黨官員的水平都能意識到問題已經嚴重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事情恐怕早就已經無法挽回了。清政府直到武昌起義之後才匆匆推出《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一一滿足革命黨人的要求，那時候革命黨已經穩占上風，你再去妥協還有個蛋用？事實上終身製世襲製的統治集團還比共產黨更加珍惜自己的江山，如今我國流行裸官，一見大事不妙連金銀細軟都不用收拾就可以拔腿跑路。眾官員們恐怕都想著隻要自己任上不要出事就OK，哪管身後洪水滔天，玩起了擊鼓傳花的遊戲，何況職位越高的官員受社會暴力影響的程度就越小，橫看豎看他們都是最無所謂的人。也不用指望黨內會出現什麽信奉民主自由的先進人士出來力挽狂瀾，即使是胡錦濤突然宣布自己其實是長期潛伏於共產黨內的戈爾巴喬夫，我看他也隻能和趙紫陽攜手相伴黃泉路。改革派在黨內得勢的基礎是社會上強勢的黨外反對派，而我前文說過如今的民運勢力根本不成氣候，如果他們哪天真的上了台麵，那就說明暴力社會高級階段已經到來，共產黨大概也沒幾天好日子可過，該流的血也差不多流完了。

其實在中國這潭死水裏呆的時間長了，連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事情真就會朝那麽誇張的方向發展，但從純邏輯角度來看似乎又隻能是這樣，近年來這個社會所發生的一些事件更為我的擔憂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論據。社會的巨變從來就是難於預測的，封從德的日記顯示此君在1989年4月15號那天同樣渾渾噩噩的活在一潭死水中，就算你告訴他接下來兩個月會發生的事情，又要讓他如何相信？如果說曆史有它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那麽六四運動就是社會條件所形成的必然，胡耀邦的死則是偶然的導火索，但是即使他沒挑那個點去世，炸彈也總歸會以別的形式引爆，而人們之所以不相信“必然”，是因為幾乎沒有人有能力去看清那些“偶然”。我本人當然也希望自己隻是大嘴巴掄一掄，跟貝利一樣預測全部不中，不過思前想後，我還是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套一句三俗派代表馬諾的名言，那就是：寧願在國外檢討自己的弱智，也不要在雨花功德園三萬元一平米的墓地裏自我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