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軍隊駭人聽聞的階級壓迫：刀剮等——by高戈裏

 

——“國軍”改造史研究感悟

高戈裏

（高戈裏的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

　　這些年來，“‘左'是一個筐，似‘左'非‘左'隨意裝”。
　　坦白地說，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之初，說到落實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政策所涉及的曆史，我也不例外：人家起義投誠時，說好了“既往不咎”，解放後，共產黨憑什麽追究人家的“曆史罪惡”？犯了“左”的錯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給人家“落實政策”嘛！
　　然而，當我大量采訪曆史親曆者特別是大量采訪國民黨起義士兵後，上述認識被徹底顛覆了。以下，分五個部分介紹我對這段曲折曆史的感悟：
　　如果說這是“左”，根源在哪裏？
　　如果說這是“左”，“控訴”之路能不能改變？
　　如果說這是“左”，“落實政策”的後果能不能以避免？
　　如果說這是“左”，其曆史必然性何以被落難官佐認同？
　　最後，談談這段曆史對當代中國有什麽價值？

一、追根：已然的階級壓迫

　　我對舊軍隊改造史認識上的變化，得益於我對不同階層起義人員的全麵采訪。截止2007年3月底，在我采訪的近200名曆史親曆者中，有116名原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2人、團職8人、營職4人、連排職19人、士兵83人，另有隨軍眷屬6人。最初，我接觸的多是落實起義人員政策的情況，考慮問題自然站在“落難”軍官的角度上，然而，一旦采訪到廣大士兵群眾的“淚血大控訴”，審視曆史的立場就不能不發生位移。因為，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駭人聽聞！
　　以下，我用我實地采訪到的四組史實，展示國民黨軍隊駭人聽聞的階級壓迫：

第一組史實：士兵挨打

　　在國民黨軍隊，士兵挨打是家常便飯。軍官帶兵，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不打不成兵”。
　　國民黨暫編第21師第2團在越南時，魏團長的收音機壞了。那時，收音機很金貴。團部胡副官將團部傳達班12人全喊到院子裏站成一列，然後逐一追問：“說！收音機是誰整壞的？”
　　12個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他，無一人吱聲。沒吱聲是沒吱聲，心裏都在嘀咕：“團長大人的房間，除了你們當副官的和團長貼身勤務兵，誰敢進？”
　　胡副官見沒人說話，臉一沉，鼻孔一扇：“哼！不說？好，讓大家都陪著你受罪！”親自找來一根扁擔，讓全班人員一個個把手伸出來，從正副班長開始打，正副班長各打20扁擔，其餘士兵各打10扁擔。
　　有一位叫劉金有的士兵是第9名，打到他時，扁擔已經斷了兩根。胡副官下手之狠，士兵骨頭之硬，都是難以想像的。
　　照片上的這位老人叫張珩，在國民黨軍第184師通訊連當兵時，也曾被軍官用扁擔打了手掌，結果，右手小指被打斷，至今不能伸直。

張珩被軍官用扁擔打斷了的手指至今不能伸直

　　比挨打更為悲哀的，是習以為常任人宰割的順從和奴性。
　　士兵劉金有被打後，手痛得好幾天不能幹活。老兵告訴他：“你挨打時，手掌是伸平的。應該放鬆肌肉，窩起手掌。”
　　張珩被打後，有位老兵教他：“你得用你自己的手，接你自己的尿，然後，使勁用尿揉手。再疼，你也得照我說的去做，不然，你的手就廢了。”
　　據查，人尿的結晶體中醫稱之為“人中白”，具有清熱、降火、消瘀功效。
　　在舊軍隊，比打手板兒更重的，是“打軍棍”，又叫“打屁股”。
　　士兵被打了軍棍後，屁股和大腿的皮下會出現大量瘀血，如不及時將瘀血排擠出來，皮下瘀血和壞死的血液便要經機體代謝吸收，再通過腎髒從泌尿係統排出體外。這不僅會增加腎髒負擔，受傷肌肉還會分解出一種叫鐵卟啉素的毒素，造成微循環障礙，影響腎小管的吸收和排泄，而一旦腎功能異常，其中嚴重者將發生以急性腎功能衰竭為特征的繼發性休克，並會在搶救不及時情況下導致死亡。這在醫學上，又叫“擠壓綜合症”。
　　對上述醫學常識，舊軍隊的士兵雖然不懂，但是，在老兵中卻代代傳承著一些民間治療土方。通常，士兵們將挨打者抬回去後，先往傷口上噴燒酒，或用鹽水洗，或抹上老百姓家的“鍋煙子”，也就是鍋底的黑灰，用以消毒。如果棒傷處沒怎麽破，就用新瓦敲成大小均勻的瓦塊，墊上去使勁用腳踩，讓碎瓦剌破皮膚的同時吸去汙血。如果棒傷處破了，就直接排擠瘀血。先買點草紙墊在傷口上，人再站上去使勁踩，踩幾下後，把浸透了瘀血的草紙扔掉，換上新草紙又繼續踩，以此方法把汙血排出來。
　　不管采取哪一種方式治傷，對受傷者來說，都比挨打還痛苦，哭喊聲、慘叫聲能傳得很遠。再喊再叫也得治。當官的打完士兵後，通常叫人抬回去就不管死活了，少一個兵，以後還能去抓，治傷的事誰愛管誰去管。
　　棒傷經過上述治療後，要等爛肉全部結痂，新肉長出來以後，才能痊愈。這個過程，少則個把月，多則兩三個月。
　　如果不治，受傷之處就要腐爛生蛆，用老兵的話說，人就要“被蛆吃死”。

第二組史實：逃兵被殺

　　抗戰末期，原國民黨第552團駐防雲南屏邊時，一次，抓住三名逃兵。那天早操，全團官兵集合在一個大操場上，前台上是殺氣騰騰的值星官，兩側由荷槍實彈的團部特務排警衛。新兵站在前排，老兵和軍官站在後麵。顯然，這種刻意的安排是要給所有不知軍營深淺的新兵們一個下馬威：看以後誰還敢開小差！
　　值星官集合整隊完畢，團長亮開了洪鍾般的大嗓門：“把三個怕死鬼拉上來！”話音剛落，執法隊一幫彪形大漢將三名早已魂不附體的逃兵拖上前台。正欲“亮相”，三名逃兵渾身上下“篩糠”不止，癱在地上，執法隊員隻好將他們再從地上提起來。
　　團長朝他們鄙視地掃了一眼，隨即下令：“讓他們日土！”
　　幾位大漢一擁而上，有人按手，有人按腳，每個逃兵身體兩側各站一人，掄起軍棍“劈、啪、劈、啪”對打。逃兵先是哭爹喊媽向團長求饒，慘叫聲一聲比一聲大。打了一陣子後，慘叫聲越來越小。到後來，隻剩下“劈、啪、劈、啪”的軍棍擊打聲了。
　　也不知打了多少軍棍，團長喊了一聲：“停！”接著，叫人抬走了其中兩位。台下的士兵都以為留下來的一位要槍斃示眾，本來就抖個不停的雙腿抖得更厲害了。沒想到團長竟然命令逃兵所在新兵連100多名新兵，每人都要端起步槍去捅逃兵一刺刀！
　　瞬間，新兵們腿不抖了，一個個呆若木雞全都愣了：昨天還是朝夕相處的患難兄弟！
　　又是瞬間，新兵們的腿又全抖了起來，手也顫了。誰忍心下手？不忍心也得下手！看看逃兵像肉醬似的屁股和地上的血漿，誰敢不服從命令？況且，“刺刀見紅”必須經過值星官檢驗。
　　第一名新兵上去，照逃兵的非要害部位捅了一刺刀，逃兵慘叫一聲。第二名新兵的一刺刀還是捅在逃兵的非要害部位上，逃兵又慘叫了一聲。100多名新兵，以他們最不忍心的刺殺方法，為逃兵選擇了最難以忍受的死亡過程。
　　按照團長的吩咐，死去的逃兵“臉朝下埋掉”了。“怕死鬼”是不能再見天日的。
　　逃兵的命運，還有比這更慘的。
　　照片上的這位原國民黨暫編第21師第2團2營機炮連士兵羅珠成，於抗戰末期在雲南省個舊市卡房鎮駐地，親眼目睹了一場令人發指的慘劇。那天，該營的一個步兵連抓住一名逃兵。這一次沒打，但比打還殘酷，是活剮！
　　逃兵被扒光衣服綁在柱子上，柱子前擺一張桌子，桌上放著一把雪亮的匕首、一隻鐵盆、一塊鐵板，鐵板上有比銅錢稍大的圓洞。全營官兵集合後，軍官宣布：由逃兵所在連每人用匕首從逃兵身體上旋下一塊肉，標準就是鐵板上的圓洞那麽大。
　　頭一刀，由一位軍官示範：將鐵板按在逃兵肩頭，用匕首從鐵板上的圓洞中捅進去，然後，順時針一旋，隨著逃兵撕心裂肺的慘叫，將一塊肉旋離肩頭，再用刀尖把肉挑下來，讓負責監督檢查的值星軍官和全營官兵過目後，丟在盆中。
　　軍官示範過後，100多名士兵排著隊上去，一人一刀，誰也別想縮脫。個別老兵要麻木一些，下手比較利索，“唰、唰”兩下就旋下一塊肉，匕首往肉上一紮，挑起來亮個相，甩到盆裏，軍官也滿意。
　　麻煩的是新兵。有的還沒上去，手腳就哆嗦個不停，匕首根本握不住，一塊肉還沒旋下來，匕首幾次從手中滑脫，掉在地上。有的不忍心下手，又不敢不下手，隻好少割點肉。遇到這種情況，不但要被軍官臭罵一頓，還得重割一塊大的，才放你過去。
　　當輪到逃兵的一位同鄉時，他放聲大哭，邊哭邊向軍官告饒：“我和他是一個村的，我要是下手，以後還有什麽臉麵去見他父母？長官行行好，放我過去吧！”
　　“不行！”軍官揪住逃兵老鄉的衣領，“啪、啪”就是兩耳光，然後，把匕首硬塞到逃兵老鄉的手裏：“你不割他的肉也可以，從你自己身上割一塊下來代替。小了，老子可不要！”
　　逃兵到最後身上的肉幾乎被割光，白骨一塊一塊露出體外，腸子也掉出來一堆，殷紅的鮮血淌了一地。逃兵被折磨到這個地步還沒死，也沒有死的權力，一雙鮮活的眼珠還在轉！除了眼珠，別處，都不成人樣了。所有目擊者都不會忘記，逃兵在被割光身上的肉之後，那對鮮活的眼珠。
　　羅珠成每每述及那慘不忍睹的一幕，總要不住地重複：“太殘忍了！太殘忍了！太殘忍了！”
　　在我采訪到的起義官兵中，甚至還有曾被強迫煮吃逃兵肉的。
　　照片上的這位老人叫劉毅，在采訪中，他向我講述了當年軍官強迫他們全連士兵“喝人肉湯”，不喝就挨打的親身經曆。

曾被軍官強迫“喝人肉湯”的劉毅

　　史料記載，士兵劉家祿起義後揭發，起義前，連長曾逼著劉家祿吃逃兵肉，並宣稱：“你們當班長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第三組史實：被虐殺的，豈止是逃兵

　　有一位叫劉紹雲的起義士兵在采訪中回憶，他所在連隊赴越南受降途中，軍官克扣士兵糧餉非常嚴重，加上熱帶地區疾病流行，致使相當一部分士兵體質極度衰竭，而當官的隻要見到士兵走不動路了，便一刺刀捅死，再一腳踹下紅河。
　　史料記載，士兵江源濤起義後揭發，他親眼所見，一位士兵僅僅是“罵了營長”，軍官便“集合全連實行千刀萬剮，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

第四組史實：國民黨嫡係部隊一樣殘酷

　　有人到我的博客上辯稱，國民黨嫡係部隊的軍官多畢業於黃埔軍校，是有文化的人，不會像地方軍閥部隊那樣殘忍。
　　對此，我反駁道：哲學家和音樂家故鄉的德意誌曾經哺育了“有文化”的法西斯巨魔，背棄了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國民黨軍校也不例外。
　　國民黨軍榮譽第2師，曾被候選為抗戰勝利後駐日本本土的占領軍。
　　原籍陝西省的劉進昌，1944年補入榮譽第2師的當天，就無緣無故挨了頓打。“真他媽的活地獄！”劉進昌一輩子都在詛咒這支軍官們引以自豪的蔣介石嫡係部隊。
　　在劉進昌的記憶中，日本投降後，部隊向越南開拔途中，一位四川兵“發痧”（即中暑）走不動路了。一位姓冉的副排長上來就是一腳，把四川兵踹到水田裏：“你狗日的是想借故開小差吧？老子送你回家！”說罷，抄起一把軍用鐵鍬，照著四川兵的頭上、身上就是一陣亂砍，當著全連官兵的麵，硬是將“發痧”的四川兵活活砍死在水田裏。

1945年劉進昌在越南留影

　　胡宗南可謂之蔣介石的嫡係，據其所屬第7兵團起義士兵揭發，該部的一些軍官虐待、殘殺士兵更令人發指。
　　第55師一位姓朱的參謀主任曾命令直屬連連長：“凡是士兵犯了錯誤，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處罰士兵時，當場挖出士兵的心髒，掛了兩大串。士兵揭發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第349團2營一位姓石的排長要雞奸一名士兵，被拒絕後，石排長竟弄來一根紅蘿卜往這位士兵的肛門裏硬塞﹗
　　據統計，第144師2 451名士兵在舊軍隊期間，有345人被吊打過，289人被捆打過，1 238人被棒打過，13人被刺刀打過，677人被槍托打過，1 362人被打過耳光，945人被皮帶打過，991人被拳打腳踢過，53人曾被打得昏死過去，20人被打得吐了血，22人被打殘廢，1 298人被罰過跪，535人被罰過凍，128人被罰過曬，1 302人被罰過挨餓，一人被罰過喝尿，一人被罰過吃地痰，被槍斃未死的有33人，被活埋未死的有24人……
　　基於這種殘酷的人身壓迫，官長對士兵經濟上的盤剝就更不在話下了。
　　對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階級壓迫，起義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雲南省石林縣的起義士兵符啟元、張珩等，說到在舊軍隊挨打，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古稀老人依然哽咽難言泣不成聲。老人被淚水浸泡的心靈感受，有兩句很值得回味。一句雖然低語輕聲，但卻是從牙縫裏擠出來的：“國民黨太壞了﹗”另一句雖然也聲輕調平，但卻是從內心深處流淌出來的：“不管怎麽說，毛主席太偉大了！”

起義士兵符啟元說到在舊軍隊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難言泣不成聲

　　不少起義士兵說起國民黨軍隊，便咬牙切齒地痛斥：“國民黨把當兵的不當作人！”就連曾任四川省達梁師管區司令官的周開勳先生也毫不隱諱地承認：國民黨軍隊“沒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也正因如此，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蔣介石》一書中有過經典的結論：“即使把其它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麽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

二、探路：必然的控訴運動

　　在20世紀的中國，曾經被壓迫的廣大人民群眾同仇敵愾的階級仇恨，是由轟轟烈烈的控訴運動直接引發的。就社會心理而言，這種普遍的社會情緒與後來的階級鬥爭擴大化有著“源”與“流”的必然聯係。
　　那麽，也許有人要問：改造舊軍隊不搞控訴運動行不行？
　　曆史表明，用控訴運動改造舊軍隊，是被逼出來的！
　　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規模比較大的起義有1945年10月30日高樹勳率新編第8軍的邯鄲起義、1946年1月郝鵬舉率第6路先遣軍的台兒莊起義、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師一部的海城起義。對這3支起義部隊，中國共產黨最初隻派去了極少的政治工作幹部，采取的是溫和的、正麵說理的辦法，開展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
　　然而，海城起義部隊在4個月後，近半數叛變，台兒莊起義部隊在1年後全數叛變，邯鄲起義部隊也在1年零7個月後因疑似叛變被解除武裝。
　　改造舊軍隊用溫和的、正麵說理的辦法，為什麽不奏效？個中緣由十分複雜，就思想動態而言，官佐階層的抵觸情緒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麵：
　　一是認為“當八路沒搞頭”。在國民黨軍隊，不僅實行薪金製，收入比八路高，更重要的是，各級長官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喝兵血”，如“吃空”，克扣糧餉，挪用軍費，等等。海城起義士兵吳榮珍回憶說，他的連長在軍官中還算是比較“開明”的，他就曾公開說：“當八路也好也不好，好就是平等，不好就是窮。”國民黨第184師起義後，我東北民主聯軍將其“擴編”，軍官隨之“見官升一級”，但起義軍官還是要大發牢騷：“當八路隻升官，不發財﹗”
　　二是認為“當八路沒前途”。官佐階層的“正統觀念”根深蒂固，認為抗戰是蔣委員長領導的，代表國家的“正統”，八路是“匪”，與國民黨爭社稷，出師不名。對“當八路”的前途，更是悲觀，認為國民黨有美國人支持，共產黨打不贏。
　　三是認為“當八路沒臉見人”。舊軍隊的上下級關係，是一種基於軍權私有的人身依附關係，暢行的是封建的忠義道德，因此，起義通常被認為是“背主求生”的叛逆。而在等級森嚴的階級社會中，舍棄原有的階級地位，“落草”當“共匪”，是被認為丟麵子。
　　士兵階層的抵觸情緒，主要因為奴性根深蒂固，認命，習慣於盲目服從。長春起義士兵羅珠成對此，曾有過經典的比喻，他說：“當初我們這些當兵的認主子啊，就像電影《末代皇帝》裏的奴才一樣一樣的！”

見證活剮逃兵的起義士兵羅珠成

　　起義部隊發生一係列叛變事件後，從反麵促使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用溫和的正麵教育的方法改造舊軍隊即便可行，也需要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條件，這在戰爭年代極為困難。要克服困難，就不能不去尋找改造舊軍隊更有效的方式。
　　如果把改造起義部隊當作一場具有曆史意義的政治戰役，那麽，戰役的突破口就應該選擇在對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據我了解，最先找到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這場政治戰役突破口的，是改造海城起義的我軍政治工作幹部。
　　據記載，早在1946年海城起義部隊的安東整訓後期，徐文烈等政工幹部就通過調查發現，多數士兵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無敵意，卻痛恨鄉、保長和惡霸地主。鑒於初期的政治整訓多從正麵宣講國民黨“賣國獨裁”、“壓迫人民”，結果不但與起義士兵親身感受距離太遠，還與其“正統”觀念相衝突，於是，根據民主聯軍遼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蕭華交代的“大膽開放民主，大膽發動群眾”，爭取“士兵翻身”的改造方針，以及“自上而下的合法鬥爭，自下而上的民主鬥爭”的“工作方式”，改為先從士兵所受的具體剝削壓迫講起。果然，一“倒過來講”，幾乎是瞬間，起義士兵就徹底覺悟了。
　　不料，徐文烈等我軍派入海城起義部隊的政工幹部剛“摸到一些頭緒”，“反省訴苦坦白綜合性的大會”“正轟轟烈烈起來”，就被國民黨大舉進攻打斷了。雖然，此時已在整編後的5名軍、師起義將領中發展了2名中共黨員，還爭取到15.6%的中下級軍官為“進步分子”，但由於對軍官爭取不夠，對反動分子的清洗也不夠，“舊製度舊紀律軍官壓迫士兵，士兵機械盲目執行命令的反動思想傳統未打垮”，大規模的叛變還是發生了。
　　基於起義部隊發生大規模叛變事件的教訓及“倒過來講”的成功探索，海城起義部隊到達北滿根據地興隆鎮後，采取“倒過來講”的方法，展開了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新式政治整訓，迅速實現了起義官兵的靈魂覺醒。

　　在海城起義部隊：
　　剛起義時，軍官陳××曾改唱解放區歌曲：“解放區的天是黑壓壓的天，解放區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共產黨的醜事說不完……”經過新式的政治整訓，陳××迅速轉變了立場，於兩年後，以中共黨員幹部身份，奉派至長春起義部隊，擔任改造起義部隊的連隊政治指導員。
　　起義士兵穀德貴說：“在安東時，誰最反動，怪話最多，那他在群眾中的威信就最高。現在呢？誰要反動，誰不進步，誰就被大家看不起﹗”

　　胡宗南第7兵團經過改造後，變化更大：
　　該兵團“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的控訴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472團2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就哭昏倒了31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35人。
　　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473團士兵何思勤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條：“毛主席叫你睡覺。”隻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準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恢複了正常。
　　西南軍區第2工作團改造胡宗南第7兵團時，開展公祭宣誓活動，祭奠起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裏屈死的親人。之後有92%的起義官兵遞交要參加解放軍的決心書，有44.1%的在決心書上用鮮血簽名或按血指印，有7.3%的遞交了血書。
　　不少起義官兵異口同聲：“控訴運動好啊，不是人民軍隊學不去﹗”
　　控訴運動是曆史的選擇，但當代一些知識精英卻要千方百計地用西方的“普世價值”去詆毀。
　　1995年，李澤厚和劉再複在香港出版了一部《告別革命》的對話集，批判中國在20世紀選擇革命道路而沒有選擇改良道路，“是令人歎息的百年瘋狂與幼稚”。
　　對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設問：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的知識精英，如果能回歸當年，也被“國軍”用一根繩子捆去當壯丁，整日挨打受罵，其改良主義大旗還能打多久？

三、問責：定然的罪惡追究

　　接下來的問題是，搞控訴運動不追究少數官佐的曆史罪惡行不行？
　　從局部看，起義投誠人員中的“冤假錯案”確實存在，但若整體評價冠之以“左”，勢必遠離了曆史本質的真實。要跳出“以偏蓋全”及主觀主義的思維誤區，就必須回溯“淚血大控訴”的曆史環境。存在決定意識。
　　以下，用六組事例說明這一曆史必然：

　　事例一：普遍的、暴發性的“奪過鞭子揍敵人”

　　在我的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中，記述了東北軍政大學第11期第5團兩千多名起義學員參加控訴大會的情景：

　　第5團全體學員的第一次控訴大會，在學校大禮堂召開，主席台上就坐的，除第5團政委外，沒有一位校、隊領導，全是各連民主選舉的“革命軍人委員會”主任，有校官、尉官，有士兵，還有女生大隊的兩位家屬學員。
　　站在主席台前接受批判鬥爭的，有的是“特務嫌疑分子”，多數是軍閥作風嚴重的團以上帶兵長官。
　　控訴大會由誰控訴，控訴誰，控訴了些什麽，老人們記不太清楚了，嚴格地說，是記不過來了。
　　深深印在老人們腦海裏的，是捶胸頓足呼天搶地的哭嚎，是咬牙切齒咆哮如雷的憤恨，是怒不可遏不顧一切地撲向主席台的複仇！
　　像一座座猛然爆發的火山，噴出一道道直上九霄的烈焰。
　　老人說，開初是哭。台上訴苦的人先哭，哭得嗚嗚咽咽泣不成聲，隨即傳染了台下的聽眾，由悶頭抹淚，到掩麵而泣，待抽抽嗒嗒的哭泣聲連成一片時，有人便忍不住失聲痛哭。大禮堂2000多人，什麽樣的哭聲都有，甚至還有倒在地上打滾哭的。準確地說，不是哭泣，是哭喊、哭嚎、哭罵、哭吼！
　　當台上台下的人哭得天昏地暗的時候，會場上喊起了口號：
　　“反對剝削，反對壓迫！”
　　“徹底摧毀黑暗的封建軍閥統治！”
　　“向萬惡的舊社會、舊軍隊討還血債！”
　　“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堅決跟著共產黨革命到底！”
　　老人們說，那口號喊得“嗷嗷”的，掀天揭地，驚天動地。
　　口號一喊，淚水就幹了，悲與憤的轉化在一瞬間完成。
　　記不清是什麽時候，更不知道是誰帶頭，有人衝向主席台，非要親手痛打受批判鬥爭的起義軍官。
　　“揍他！”“打死他們！”叫聲，喊聲，隨即而起，幾近瘋狂。
　　會場秩序大亂。
　　參加控訴大會所有的解放軍幹部都離開了座位，堵在大禮堂的通道上，製止著衝向主席台發瘋似的學員。可是他們人太少，每個連隻配備一名指導員，一名文化幹事，根本堵不住。
　　緊急關頭，大禮堂主席台前兩側大門“咣當”一聲打開了，“嘩”地一下湧進來一大批解放軍，把衝擊主席台的人流死死地堵在主席台前。
　　第6連的士兵羅珠成說：“那個義憤呀，誰都按不下來，要是當初差點把我殺了的那位軍官在台上，我也要衝過去揍他！他憑什麽因為丟失幾兩大煙土就要殺我？”
　　第4連的中尉趙謙說：“堵在主席台附近的八路，一個連有了，沒有一個連堵不住。”
　　第1連的中校王偉略說：“要是沒有學校八路的保護，主席台上受批判鬥爭的那十來個人都會被打死，一個也跑不脫！”
　　控訴大會是怎麽結束的，老人們記不大清楚了，隻記得人流衝過來，推過去，各連指導員、各營教導員和5團政委，一個個嗓子全喊啞了。


　　台灣師範大學張春興教授所著的《現代心理學》認為：構成人的神經基本單位的神經元，其興奮性具有一種很特殊的現象，當刺激強度未達到某一程度時，即無神經衝動之發生；當刺激強度達到某種程度而能引起衝動時，該神經衝動立即達到最大強度。此後的刺激強度縱使再繼續加強或減弱，對已引起的衝動強度不再發生影響。此種現象稱之為“全有全無律”。

這張照片，是原國民黨第60軍182師545團副團長、中共地下黨員趙國璋，於起義後擔任解放軍第50軍148師444團團長期間，拍攝的起義官兵參加控訴運動實況。

　　事例二：最先要求追究少數起義軍官曆史罪惡的，不是共產黨幹部
　　最普遍的，是不少起義部隊在控訴運動後，一些起義官兵紛紛要求追究個別舊軍官的曆史罪惡。針對控訴運動激發起來的階級仇恨，各起義部隊在控訴運動後期，通常要開展“官兵團結教育”，以化解舊的官兵矛盾。
　　如原國民黨第60軍182師545團8連，在控訴運動中，該連士兵集體到團裏請願，非要把他們原來的洪連長揪回連隊，麵對麵地鬥爭。團領導臨時調由兩年前海城起義士兵培養起來的浦紹林，到該連任指導員，才平息了“請願”事件。

浦紹林說：“我是硬著頭皮去當指導員的，幹不下來也得幹，但我記住了師政委陳一震交代的三條：老八路的作風，現身說法，依靠士兵。”照片為抗美援朝時期的浦紹林。

　　例外的，是參加昆明起義的國民黨第93軍副軍長楊朝倫。解放戰爭初期，楊朝倫曾任國民黨第60軍184師550團上校團長，1946年5月30日國民黨第184師師長潘朔端率部在遼寧海城舉行反蔣起義後，曾命令駐守大石橋的楊朝倫也隨師部起義，被拒絕。我東北民主聯軍第4縱隊隨即發起進攻，將第550團全殲。楊朝倫被俘後，鑒於他有悔改之意，為擴大政治影響，我東北民主聯軍曾將楊朝倫及其所部被俘官兵，編入起義部隊，並享受起義人員待遇。起義部隊擴編為民主同盟軍第1軍後，楊朝倫被提升為該軍184師副師長。
　　不料，楊朝倫反動本性不改，於當年10月策動了1300餘名官兵的大規模叛變。楊朝倫回到國民黨軍隊後，組建了新的第184師，該師於1948年10月的錦州戰役被全殲。楊朝倫跑到天津後，再次組建了第184師，結果，又於不久的天津戰役中被全殲。楊朝倫逃回雲南後，投奔“雲南王”盧漢的麾下，又組建了一個第184師，不久，楊朝倫被提升為第93軍副軍長，並隨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於1949年12月9日起義。
　　據海城起義將領馬逸飛回憶，昆明一解放，盧漢立即將楊朝倫移交人民解放軍。隨後，解放軍第4兵團司令員、昆明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陳庚就如何處理楊朝倫，委托潘朔端征求其他海城起義將領的意見，結果，潘朔端、馬逸飛、魏瑛三位海城起義將領一提楊朝倫，就恨得咬牙切齒：“我們帶過來那麽多弟兄都被他帶回絕路上去了，留他做啥？是禍害，殺！”
　　就這樣，雲南解放不久，出任新中國首任昆明市市長的潘朔端主持了公審大會，將楊朝倫公審後，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說到這裏，還有一位典型，就是胡宗南部的某副師長，此人在控訴運動中，被揭發曾雞奸過89名部下，義憤填膺的起義官兵甚至強烈要求把他褲襠裏的家夥割了！

　　事例三：政策轉變的曆史緣由
　　追究少數起義人員曆史罪惡，大多數都不是無緣無故的。
　　有一位原國民黨軍上校團長，參加起義時，曾掩護聯絡起義人員在其防區進進出出，然而，他卻於起義兩年多後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因追究其既往的曆史罪惡，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
　　這事，我詢問過許多人：當年的共產黨人是不是“左”了？
　　開始的回答，幾乎是異口同聲對中共“左”的討伐。可是，當我介紹了這位上校團長的曆史罪惡，以及相關的曆史背景後，人們的回答即刻發生了改變。
　　此人的曆史罪惡有三件事情：其一，是起義前，他當營長時曾兩次領受過共產黨的“寬待俘虜”政策，但他返回國民黨軍隊後，卻要毫不留情地虐殺了3名解放軍戰俘；其二，是在被解放軍圍困期間，命令下屬用機槍掃射進入陣地前沿的老百姓，並親自下令用刺刀挑死一名老百姓；其三，他看中屬下一名機槍連連長的老婆後，竟然敢幹出“殺夫霸妻”的勾當。
　　對這樣的起義人員，誰敢把他留用於人民解放軍部隊，或在新生的地方政權中安排個一官半職？放他回家也玄。他的家鄉剛解放，匪患未平，土地改革運動尚未開始，他回去後，能不能成為家鄉貧苦農民翻身解放的“障礙”，能不能被暴風驟雨的群眾運動埋葬，都不能不有所顧忌。
　　在政治承諾與政權穩定的兩難選擇中，最初，中國共產黨並沒有追究這類起義人員的刑事責任，而是把他們集中起來“管訓”，繼續組織學習、改造。
　　導致少數起義人員被追究刑事責任的直接曆史原因，是朝鮮戰爭。麵對世界第一流軍事強國的侵略威脅，麵對蔣介石集團倚仗美國的支持躍躍欲試要出兵朝鮮“反攻大陸”，為維護勞苦大眾來之不易的翻身成果，中國共產黨當年選擇鎮壓反革命運動來鞏固新生政權，是迫不得已的。

　　事例四：事先預想不到的境遇
　　最典型的，是個別起義軍官離職返鄉或被資遣、複員回鄉後，正趕上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麵對家人被鬥、家產被分，本人對過“土改關”又缺少思想準備，於是，被群眾運動的大潮吞沒。

　　事例五：對“兩可”之間人員的處理
　　比較典型的，是對長春起義期間先行扣押的暫編52師師、團長官的處理。
　　1948年10月16日晚，國民黨第60軍軍長曾澤生率部在長春舉行起義期間，鑒於所屬暫編第52師是蔣介石為控製雜牌部隊而“摻沙子”編入第60軍的，為保障順利起義，於發動起義前夕，將該師師長李嵩及所屬三個團長先行扣押，然後，強迫他們分別向其副職下達了隨軍起義的命令。副師長歐陽午雖然受命率部隨軍起義，但還是用電話偷偷地將起義計劃向兵團司令官鄭洞國告了密。
　　曾澤生率部起義的次日，師長李嵩被送往興隆山，交給解放軍，不久，轉送東北軍區政治部的解放軍官教導團。副師長歐陽午則作為起義人員被送往東北軍政大學學習。學習期間，歐陽午被當作“特務”受到激烈的批判鬥爭。學習結業時，歐陽午未準畢業，轉至解放軍官教導團繼續接受審查。
　　對李嵩和歐陽午處理的升級，也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1951年11月，李嵩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原東北軍區軍法處判處死刑，並於執行前病故。歐陽午於1956年3月，被轉到撫順戰犯管理所，1960年11月作為“戰犯”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回到南京。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舉國上下掀起了“落實政策”的熱潮，不少舊案“一風吹”。1980年，根據歐陽午本人的申訴，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審理決定，撤銷原特赦決定，對歐陽午按起義人員對待。歐陽午隨後被安排為南京市中山陵管理委員會委員、南京市玄武區政協委員。李嵩一案，也在其家人的多次申訴下，經反複慎重的調查審理，由沈陽軍區軍事法院於1986年11月17日，作出撤銷原判、對李嵩以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的再審判決。
　　西方權威的《劍橋中國史》第14卷稱：包括鎮壓反革命運動在內的“幾次運動都是在1950年後期中國人參加朝鮮戰爭以後發動的，它們的激烈程度無疑與朝鮮有關。黨的領導人看到了保持警惕的真正必要性，這不但是由於美國進攻的危險性，而且是由於國民黨重返大陸的可能性”。
　　該書還特別注意到：“從毛澤東對反革命分子的評論中可以看出在介入朝鮮戰爭時領導態度的轉變。1950年9月後期，在決定介入之前不久，毛澤東宣稱，不殺一個特務是必須堅持的政策；到1951年初，他力主：‘要堅決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
　　不管地球那一頭的“老外”對毛澤東態度的考證是否準確，但他們看到了鎮壓反革命運動與麥克阿瑟壓向中國邊境的坦克、飛機、大炮乃至於原子彈，與蔣介石企圖派出第52軍先遣赴朝參戰的反攻大陸喧囂之間的必然聯係，無疑，要比脫離曆史環境批“左”走極端的中國精英要深刻得多！
　　鎮壓反革命運動不是新中國的複仇祭祀，從嚴格意義上講，它是在受到嚴重外來侵略威脅的曆史緊要關頭，為了避免更多流血的一次“社會減震程序”。以小震，釋放大地震的破壞性能量。以少數曆史罪人的流血，避免廣大人民群眾的大量流血。
　　雖然，李嵩的思想衍變另有一說，他本人也不情願為行將就木的蔣家王朝陪葬，但無情曆史還是把他葬送了。
　　當然，李嵩生命的終結也有其特殊原因。由於被扣押，喪失了起義人員身份，在解放軍官教導團的戰俘堆裏，李嵩比其他國民黨將領處於一種更危險的境地：暫編第52師被成建製地改編為解放軍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控訴運動，故李嵩被揭發、控訴出來的罪惡，較之其他國民黨被俘將領，內容更多，事實更清晰，證據更充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李嵩對自己的曆史罪惡隻作原則批判，沒有具體交代，特別對虐殺士兵、殘殺平民、屠殺戰俘一類的戰爭罪行，他更是始終隻字不提。
　　正所謂“天若有情天亦老”，無限發展的曆史永遠年輕！

　　事例六：對國民黨軍隊高級政工人員的處理
　　國民黨各部隊編製序列都有政工係統，高級政工人員均由國民黨中央直接委派，其職能帶有特務性質。但是，具體到個人頭上就不同了。在長春起義的國民黨第60軍政工人員中，確有特務分子，但也有曾澤生軍長為了抵製國民黨中央對雜牌部隊的控製而摻進去的“沙子”。還有一些青年學生於長春被圍困期間，為了“找碗飯吃”才當兵幹政工的，沒幹多久就隨軍起義了。
　　然而，在曆史轉折的大潮中，要準確區分敵友，談何容易？國民黨軍隊中有受嫡係排擠的雜牌軍，雜牌軍中有歸屬國民黨中央的政工係統，政工係統中有涉世未深的青年學生，青年學生中又混雜有學生特務。政策鬆了，會給革命事業帶來隱患；政策緊了，則會擴大傷害麵。
　　基於複雜的政治背景，國民黨第60軍起義後，為了防止特務分子煽動叛變，原國民黨政工人員被迅速調離，送軍政大學，邊組織學習，邊甄別考察，以確保部隊的穩定。全國解放後，對這部分國民黨政工人員的甄別有了結果，問題嚴重的人被留了下來，不是服刑，而是繼續“管訓”；問題不大的人，被資遣回鄉。
　　解放初期對起義的國民黨政工人員的處理是溫和的。升級，是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原來留在黑龍江的一部分接受“管訓”的人員，被追究了刑事責任；被資遣回鄉的人員，則因其有“特務嫌疑”的曆史，被當地群眾“管製”。

　　對這一曆史曲折的辨證反思：
　　西方現代管理學有一個“容錯”原則，承認局部錯誤難以避免，在此基礎上設計“容錯程序”。
　　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開展的階級鬥爭不是純“意誌”的產物，它決定於當年國內外複雜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在這難以逾越的曆史階段，局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在所難免，合理的“容錯”也就成為曆史前進的必然代價。
　　也正是在特定時期合理“容錯”的基礎上，整個社會才產生了思維和行為的慣性，推動著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愈演愈烈到非理性的極端。
　　麵對哺育赤縣神州的母親河，如果有人站在若爾蓋草原，指證黃河之水向西流，如果有人站在花園口大堤上指責當年黃河決口害中原，似乎，我們不能說“這不真實”，但是，這僅僅是表象的、局部的真實，而非本質的、整體的真實；如果有人歎息黃河九曲無常，沒能“直濟滄海”，這也確實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但是，這種願望卻是主觀的、學究的、脫離實際的。
　　評說中國革命輝煌與曲折的曆程，何嚐不是如此？


 

四、釋疑：豁然的起義官佐

　　時下，與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草根民眾不同，一些知識精英極力詆毀、詛咒當年為建立新中國而掀起的那場波瀾壯闊的人民革命，並公開為當年腐朽的國民黨反動政權揚幡招魂塗脂抹粉。然而，讓這些自詡為人民代言人的知識精英難以置信並萬分難堪的是：一大批來自於原國民黨陣營的起義官兵，卻與這些書齋秀才在曆史觀上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以下，我展示三組實例：

　　第一組實例：追求共產黨
　　這第一張照片上的老人，叫劉鳳卓，1948年2月參與策劃營口起義時，任國民黨暫編第58師少校團附，退休前惟一的願望是加入中國共產黨，那年，他58歲。

劉鳳卓

　　這第二張照片上的老人叫馬占偉，1948年10月參加長春起義時，任國民黨第60軍暫編21師第2團中校副團長，起義後，參加過抗美援朝戰爭，轉業到地方後，於1957年被打成右派勞動教養3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馬占偉被落實了政策，並於69歲那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馬占偉夫婦

　　這第三張照片在黨旗下宣誓的老人叫李崢先，參加長春起義後，為中校副團長代理團長，他第三次在黨旗下宣誓入黨，時年88歲。

李崢先

　　第二組實例：認同共產黨
　　這第四張照片上的老人叫劉紹雲，1946年5月參加海城起義前曾“痛恨過共產黨”，晚年，劉紹雲自覺佩戴“共產黨員”徽章，隨時隨地。

劉紹雲

　　這第五張照片，是國民黨第60軍182師544團上校團長胡彥的遺孤胡念忠，將縣委統戰部為其父親落實起義人員政治身份的文件，全文刻在了父親的墳碑上。

上校團長胡彥的墳碑

　　第三組實例：捍衛共產黨
　　這第六張在天安門前留影的老人叫楊協中，1948年10月參加長春起義時任國民黨第60軍直屬炮兵團少校營長。起義之初，他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順眼，尤其看毛主席的帽簷不順眼。經過脫胎換骨刻骨銘心的教育，楊協中於1953年5月28日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加入中國共產黨。晚年，他在擔任雲南省黃埔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期間，當聽到曾在昆明某中學任教的某“黃埔同學”宣稱“中國最好的時期是抗日初期”時，當即理直氣壯地批駁：“好壞要看全國人民，而不是看少數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當然生活好，貧雇農在過困難日子，你不了解，你立場還沒有轉到廣大群眾立場！……建議你加強學習，改造思想，要與人民大眾在一起。”

楊協中

　　還是第三張照片上的老人李崢先，於近九旬高齡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消息被媒體披露後，哈爾濱一位67歲入黨的退休教授出於敬佩和仰慕，千裏迢迢要認李崢先為“義父”。麵對人之常情，曾為親情所困更渴望親情的李崢先，卻執意相勸：“不行，不行﹗我們現在都是共產黨人，黨內是純潔的同誌關係，做同誌不是更好嗎？”
　　這第七張照片上的老人叫趙霖芝，1946年5月參加海城起義時任國民黨第184師師部少尉電台台長。趙霖芝患癌症臨終時，在其散發的《告戰友書》中，述說了其畢生追求的理想天國：“我去的地方，風景秀麗鳥語花香；我去地方，沒有階級，更沒有壓迫；我去的地方，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周開一次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趙霖芝

　　對於前輩的滄桑心路和人格境界我是這樣解讀的：
　　許多飽嚐“階級鬥爭擴大化”苦楚的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始終無悔義舉當年，這絕不是忍辱偷生蠅營狗苟。
　　為什麽？因為馬克思主義化的“大同”理想對價值取向偏重人生責任的炎黃子孫有著不可抗拒的感召力﹗像華夏大地百川歸海，這感召力，能將億萬甘冽的清泉、高懸的飛瀑、陰溝的汙水、恬靜的小河、咆哮的山洪，匯聚成煙波浩渺一往無前的滾滾洪濤，攜石裹沙，繞過高山峻嶺層巒疊嶂，穿過礁島險灘荒原曠野，曆盡跌宕起伏蜿蜒曲折，向著理想的“大同”目標奔湧不息。
　　聚集在毛澤東旗幟下的中國人民，正是在這洶湧澎湃的曆史大潮中，蕩滌了世世代代逆來順受的奴性，凝聚了全民族曾一盤散沙的人心，挺起了一百多年來被幾百個不平等條約壓彎了的腰杆，建立了使帝國主義不敢再欺辱我們的強大國防，奠定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改革開放得以騰飛的政治基礎、經濟基礎和社會基礎﹗
　　正是基於中華民族的千秋大業，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包括起義投誠人員在內的不少前輩，以超越個人榮辱得失為代價，來認同社會進步、國家富強、人民安康，並讓子孫後代永世景仰的人格境界。這，也是那些沉溺於小我得失和小資情調者永遠無法理解的人生情懷。

五、展望：赫然的思想資源

　　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曆史蘊藏的思想資源，主要有以下價值：
　　㈠鞏固新中國立國的道義根基
　　當前，否定中國革命的思潮的一個重要喧囂方向，就是宣傳當年國民黨統治的“正統”性。其實，這是老生常談，因為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初期，這也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過程中，這一爭論不是在純“理性”討論的層麵上完結的。
　　幾乎每一支國民黨起義部隊，在改造之初，對國民黨抗戰的作用都爭論不休。然而，所有這些爭論，都在在控訴運動後，戛然而止。
　　我在《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一書中，還記述了這樣一段故事：

　　國民黨第184師於1946年5月起義後，曾選送160名官兵到東北民主聯軍軍政大學遼東分校學習，被編為學員3隊。起義前在師部擔任上尉書記的何慶昌和少尉司書的陳雨田後來撰文說：“對我們這批人的改造是相當艱苦的。”
　　相當一部分學員，特別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畢業的軍官，入校之初抵觸情緒都比較大，隻要一講到“國民黨反動派”，他們就反感：國民黨推翻了滿清王朝，消滅了北洋軍閥，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反動”在哪了？
　　八路軍的傳統，人走到哪裏，歌聲就在哪裏響起。遼東分校隻要集會，1隊、2隊和女生隊便互相拉歌，歌聲此起彼伏，十分熱鬧。最初，夾在中間的3隊學員有些尷尬，會唱的歌不多，唱得也不整齊，盡出洋相。後來，校政治部專門為3隊學員印發了歌集，逐漸，3隊學員不但能唱，也敢和別的隊拉歌了。但有一首《國民黨反動派一心要把中國害》的歌，3隊學員始終不唱。
　　誰都沒想到，奇跡，幾乎在一瞬間發生。
　　9月的一天，東北民主聯軍文工團來遼東分校慰問演出歌劇《血淚仇》。貧苦農民王東才被抓壯丁後一家人的悲慘遭遇，在眾多出身貧苦的3隊學員中，引起了極為強烈的感情共振。看完劇，不少兩眼紅腫的學員飯都吃不下了，回到宿舍，一頭倒在床上。躺在床上，起義學員這才開始咀嚼入校後所學歌詞的真正內涵。感情上的共振引發了思想認識上的共鳴，起義學員終於心悅誠服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根植於泥土地上的階級鬥爭理論，也真正理解了共產黨幹部孜孜不倦的教誨。
　　第二天上課前，3隊文娛委員、起義學員中軍銜最高的何慶昌上尉，紅著雙眼站起來指揮3隊唱歌：“同學們，今天我們唱一首《國民黨反動派一心要把中國害》，大家說，好不好？”
　　“好！”3隊學員齊聲回答。更準確地說，是響徹雲天的齊聲怒吼！歌聲，仿佛是3隊學員與舊軍隊、舊製度徹底決裂的宣言書，剛唱兩句，就博得了講台上下全校師生一片熱烈掌聲。
　　“向3隊學習！”“向3隊致敬！”口號聲隨之而起。
　　從此，起義學員在思想上完成了與國民黨反動派的徹底決裂。

當年的《血淚仇》劇照——趙國璋攝

　　曆史，給予我們留下了這樣的啟示：感性批判雖然難以達到理性批判的深度，但卻有著理性批判的難以企及的力度。在社會大變革中，摧毀阻礙社會進步根深蒂固的舊觀念，首先需要的是批判的力度，而鞏固這一思想革命的成果，則需要批判的深度。這是一個有待於進一步論證的心理學、社會學課題。
　　這個啟示是有現實意義的。
　　自我開辦國民黨軍隊改造史專題博客以來，凡是持有否定中國革命觀點到我博客上來爭論的，我都堅持“分層討論”的策略，就是繞開西化的“普世價值”學理陷阱，將爭論限定於史實，並分為三個層次，按順序一個一個層次展開討論：
　　第一個層次的問題，是舊軍隊殘酷的階級壓迫是不是事實？你若認為不是事實，拿出你的根據來。不要光聚焦於“有頭有臉”的將官階層，要看看底層士兵群眾的苦難經曆。我采訪過116名起義官兵，這其中，士兵有83人。你了解過多少士兵？你不信？那好，你來成都，我給你放錄音聽聽，或者我放下手上的工作，請假專門陪你采訪原國民黨士兵。你敢嗎？
　　承認了舊軍隊殘酷的階級壓迫，我們再討論第二個層次的問題，即應不應該走革命的道路？你如果認為不應該走革命的道路，那好，請你給被壓迫的勞苦大眾指一條“康莊大道”。
　　隻有在上述兩個層次的問題上沒有異議，我們再討論第三個層次的問題，即應該怎樣評說革命中的失誤及曆史曲折。
　　結果，對方往往在第一個層麵說不下去，便溜之大吉。敢在這個層麵上狡辯下去的，沒有一個不跳進曆史為其準備的自取其辱的泥坑。
　　比如，有個化名“王森昊”的，在我博客上狡辯到最後，幹脆以“缺乏國民政府係統有意識政策性迫害的文件證據”，來抵賴國民黨軍隊階級壓迫的事實，可見其黔驢技窮。
　　㈡鞏固海峽兩岸統一的曆史基礎和政治基礎
　　如今，就是中國共產黨內的一些高級幹部和高級學者也認為，國民黨也能救中國。這種認識的泛濫，對海峽兩岸統一的政治走向，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
　　國民黨能不能救中國，國民黨起義官兵最有發言權：
　　張官迎，在國民黨軍隊裏是管後勤的上校兵站支部長，在我的采訪中，開始，他不滿某些文藝作品過分醜化國民黨官兵，講了不少滇軍將士英勇抗戰的事跡，還講了抗戰期間安恩溥師長因為發現部隊沒給老百姓上門板、捆鋪草，而鞭打營、連長的故事。可是，當我提出當代人的這種認識時，老人的態度猛然急轉：“不對，不對，不對！國民黨哪能救中國？國民黨淨禍害老百姓！抗戰也是繃麵子，部隊是私人的財產，將領淨打保存實力的小算盤。不對，不對，不對……”
　　曾任國民黨第182師副師長的李佐聽了以後，笑得幾乎氣都喘不過來了，半晌，才大惑不解地問了一句：“他們怎麽會有這樣的想法呢？”
　　老人提醒我：眾叛親離的國民黨敗退台灣後，政治上，其黨政軍警官員與當地封建地主階級之間已不再有天然聯係，經濟上，他們把大陸幾億人民的巨額財產裹挾到了小島，基於獨特的社會曆史條件，才得以進行台灣式的改革和建設。
　　照片上的這位耄耋老者，曾在新中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判處死緩。在靠近中越邊境的一個偏僻的小鎮上，我采訪了他。雖然，他24度春秋是在共產黨的鐵窗和勞改農場裏度過的，但這位原國民黨軍上校團長還是堅定地認為，國民黨不能救中國，因為“國民黨是懸吊在半空中的，沒有基礎，完全從個人利益出發，不像共產黨紮根於人民群眾之中”。老人甚至把共產黨領袖的照片和父母照片並排掛在堂屋牆上，並盛讚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密切聯係群眾”的政治決議。
　　我還問過曾被取消中共候補黨員資格的中校副團長李崢先：“共產黨會不會像國民黨那樣垮台？”老人的回答是堅定的，堅定得令我這個黨齡長於他多年的晚輩自愧弗如：“不會，不會﹗為什麽？共產黨‘一雷天下響'，誰能做到？隻要共產黨的大旗不倒，共產黨就不會垮台。共產黨的力量在人民群眾中﹗”
　　這些國民黨軍隊過來的老人能給予我們許多重要啟示，其中之一就是：國共成敗的根本原因，不是腐敗問題，而是草根大眾的階級地位。忽視這個問題，不僅與史實不符，還要掉進動搖人民政權根基的邏輯陷阱。
　　這裏，我要特別向各位展示一份1949年1月的人權文獻。
　　照片上的這份文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政委徐文烈於1949年1月26日在全軍團以上軍政幹部會議上的報告《關於部隊教育方針及教育計劃大綱》。在這份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教育計劃大綱”的第10頁，明確提出了要“徹底揭發”國民黨軍隊“士兵無政治上的人權保障、無人身自由”的曆史罪惡。

《關於部隊教育方針及教育計劃大綱》第1頁




《關於部隊教育方針及教育計劃大綱》第10頁

　　說到這裏，恨從心升。
　　200多年前，美國《獨立宣言》鄭重宣告：“人人生而平等，他們從他們的‘造物主'那裏被賦予了某種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如果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了損害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
　　可是，在中國千千萬萬個貧苦工農被土豪惡霸的侮辱、殘害的年代，美國政府及其喉舌為什麽不替幾萬萬勞苦大眾講講“人權”？憑什麽維護那個腐朽的製度？憑什麽阻撓中國人民翻身解放的偉大革命？
　　當國民黨軍隊中千千萬萬個普通士兵被官長克扣糧餉、毒打、殘殺的時候，美國政府及其喉舌為什麽不替幾百萬士兵講講“人權”？為什麽不“製裁”那個腐敗的政府、殘酷的軍隊？憑什麽支持國民黨政府反人民的內戰？
　　用西化的“人權理論”、西化的“普世價值”、西化的“救亡壓倒啟蒙”說，來否定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在血淋淋的階級壓迫史實麵前，真虛偽！
　　㈢為社會科學實現中國化的曆史突破提供豐富的學理營養
　　以上，我之所以多次繞開“西化的學理陷阱”，除了策略考慮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當代社會科學在詮釋中國革命的領域，缺乏能與西方比肩的學術成果，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被主流輿論歪曲、拋棄後，西方的“普世價值”乘虛而入，也就成為必然。
　　正是在此背景下，改造舊軍隊史的學術意義凸顯出來。
　　著名本土企業管理學家周大江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近100年來管理得最成功的一個現代組織,在我們耳熟能詳的黨史常識(1921-1949)中,蘊藏著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根據這一思想啟示，周大江先生親手組建和領導一個由數十名誌願者組成的“本土企業觀察研究小組”，在對52家本土企業進行了長達5年的跟蹤調研的基礎上，撰寫了一部《黨史商鑒》。該書2006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後，曾在多個地區榮登圖書銷售排行榜；作為唯一一本管理學著作入選《書摘》雜誌社和《博覽群書》雜誌社聯合評選的“2006年度20部好書”。

《黨史商鑒》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周大江介紹，“本書所引用的主要黨史資料”共有4部，即：
　　⒈《毛澤東選集》第1-4卷
　　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曆史》
　　⒊王東主編《中國共產黨大辭典》
　　⒋高戈裏著《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

  

《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

　　雖然，這段國民黨軍隊改造史已經為我國本土管理學界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學理營養，但我還是覺得，這段曆史對心理學的創新具有更大的價值。
　　20世紀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可謂之群星璀璨，讓人目不暇接，其中行為科學的創立占有裏程碑地位。當年，美國國家科學院為了探討如何調動人的工作積極性，選擇西方電器公司的霍桑工廠為實驗基地，進行了照明度實驗、福利實驗、訪談實驗、群體實驗等一係列實驗，其間，差點宣告失敗。整整9年後，美國國家科學院的精英們才恍然大悟：金錢，不是刺激工人生產積極性的惟一動力。人，有著更重要的追求。
　　行為科學創立後，由此開端，1933年，心理學家梅奧提出了“社會人”的人性假設；1954年至1960年，馬斯洛、阿基裏斯、麥克雷戈等學者提出了“自我實現的人”的人性假設；1965年至1974年，薛恩、莫爾斯和洛希等學者又提出了“複雜人”的人性假設。
　　然而，就發掘人的能量而言，無論是發掘的廣度、深度，還是能量轉換程度，西方心理學實驗都遠遠無法與中國共產黨改造百萬國民黨起義官兵的偉大實踐相比擬：早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就有了“支部建在連上”和建立士兵委員會等深刻理論和成功實踐；到20世紀40年代後期，中國共產黨於昔日的戰場對手中，培養了上百萬忠誠的革命戰士，其中不少人成為思想政治工作幹部後，於同時代西方鳳毛麟角的大心理學家才敢涉足的領域，又一展才華！
　　可惜，一方麵，由於政治偏見或文化差異等原因，當代西方現成的理論難以從心理學、社會學上全麵、徹底地解釋中國那場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難以解釋百萬國民黨起義官兵幾乎是瞬間的靈魂聚變；另一方麵，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卻久久塵封，有關史料幾乎無人搶救，有關文獻似乎無人整理，有關文物收集、收藏和展覽也幾乎為零，這舉世獨一無二的珍貴思想資源，除了本土企業管理學家周大江先生的《黨史商鑒》外，幾乎無人問津。
　　而今，這空前絕後的偉大工程，似乎隻有我一人在采寫；這舉世無雙的珍貴遺產，似乎隻靠我一人通過自費采訪、工餘寫作來搶救。這些年來，我眼睜睜地看著那些國民黨起義官兵帶著他們驚心動魄的曆史記憶，一個個離世而去，而又無可奈何！
　　研究、著述這段曆史，我不止一次在想，在盼：如果有一位持草根立場、掌握辯證唯物主義思維方法、精通東西方文化比較並受過係統心理學訓練的學者，能超越功利潛心發掘舊軍隊改造史中的思想資源，那麽，他完全有可能開創一門與“行為科學”比肩的“民本主義心理學”。
　　㈣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民本方向
　　在曆史與現實中，我發現：有三種人對待草根的態度，高度一致：
　　一種人是當年的國民黨軍隊的長官，他們虐待抗戰壯丁的借口是“國家利益”。
　　另一種人是當代某些粉飾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網民，在我博客文章《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駁兵役科長之子流沙河的抗戰回憶》下麵，有位匿名者爭論到最後就放言：“那幾百萬壯丁 不管他們究竟是死的正不正常 但是為了抗日而死 也算是死得其所”。
　　還有一種人，是當朝某些藐視群眾利益的官員。這方麵的例子，比比皆是。
　　蔑視草根生存權利態度的形成，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其中之一便是當代中國英雄史觀的泛濫。因為，一旦“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壟斷了輿論，不但會封殺草根大眾的利益訴求，也會引導受眾將中國革命曲解為純粹的領袖“鬥智鬥勇”，進而抹殺草根大眾的曆史作用及曆史進程的必然性。
　　當下的中國革命曆史題材的“主旋律”作品有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就是一窩蜂地聚焦於“君王將相才子佳人”，而無視草根大眾。其後果，顯而易見：
　　你為共產黨的領袖和將領歌功頌德，我為什麽就不能肯定國民黨領袖及將領抗戰中的功績和貢獻？
　　而一旦允許大張旗鼓地宣傳國民黨在抗戰中的“曆史功績”，必然有人要順理成章地鼓吹國民黨“領導抗戰”的“正統”地位，進而撼動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結束後奪取政權的“合法性”，並設下一個邏輯陷阱：國民黨官員腐敗了，就該推翻其政權，是不是共產黨官員腐敗了，也該推翻其政權？
　　事實上，國民黨垮台最的根本原因，不是什麽腐敗問題，而是殘酷的階級壓迫！
　　要認識國民黨垮台“最根本的原因”，隻能聚焦於億萬勞苦大眾。這其中的道理，在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身上，體現最充分！
　　正是基於上述認識，我在《國民黨軍抗戰英雄緣何少有士兵--三論國共抗戰英雄之比較》文中，明確表達了這樣的史學態度：我並不反對謳歌國民黨軍隊的抗戰英雄，恰恰相反，那些備受長官盤剝、欺壓卻又含垢忍辱並以凍餒之身為抗擊日寇侵略流血犧牲的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才是最值得秉筆直書頌揚、紀念的英雄。而大量國民黨士兵群眾的抗日英雄事跡之所以長期被抹殺、被埋沒、被忽視，與《三毛從軍記》中的記者所代表的掌握話語權的知識精英附庸於壓迫者階級，並不遺餘力地推行英雄史觀，有著必然的因果關係。這種因果關係的思想軌跡，浸透了廣大國民黨士兵群眾足以匯聚成河的醒血酸淚，並一直延續至今。
　　我曾聽說，建國初期，中央曾規定，宣傳英雄人物原則上限定在連以下指戰員（待考證）。對此，我曾一度以為是“領袖謙虛”。如今看來，這既不是什麽“領袖謙虛”問題，也不是什麽“宣傳策略”，而是政治視野及政治立場問題，是曆史觀問題。
　　基於這一思考，我很想撰寫一篇《我研究中國革命史為什麽聚焦於底層士兵》。

　　警示：
　　當前，某些作品在論及中共曆史上“左”的錯誤時，或停留於對主觀指導的批判，或沉溺於遊離曆史大背景的“人性”剖析，缺少對曆史環境全麵、係統的客觀展示，更缺少對反映草根大眾利益的曆史本質作深刻挖掘；另一類作品在肯定國民黨軍抗戰功績的同時，或抹殺或回避或忽視了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即對廣大士兵群眾殘酷的階級壓迫。這在客觀上會誤導人們對中國革命史的評價，進而動搖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而“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曆史一旦被否定，勢必影響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正常走向，並有可能使我們再次付出淚血代價。
　　因為在當代中國，一方麵，被新自由主義者奉若神明的資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餘價值，而不良資本所有人和資本不良所有人又常常通過依仗權貴榨取草根小民的淚血，來實現其資本的積累與增值；另一方麵，毛澤東的旗幟過去曾經今後也能夠聚集億萬草根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而不同階層的利益之爭一旦白熱化、規模化，毛澤東生前擔憂的“血雨腥風”不是不可能發生的。
　　祭奠無數前輩的亡靈和淚血，應該向使我們付出淚血代價的帝國主義政府及其喉舌“討個說法”，但重要的是借以鞏固無數先驅者用淚血澆注的共和國大廈，更重要的是，決不能讓我們的後代重蹈浸透了前輩腥血酸淚的覆轍﹗
　　㈤拓展解讀中國革命曆史曲折的認識通道
　　當前的媒體，對待中國革命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
　　在相當一部分網絡論壇裏，占了上風的反共勢力專講中國共產黨的曆史失誤，動搖其道義根基。
　　而主流媒體，卻一味為共產黨“歌功頌德”，回避中國革命史中的失誤和曲折，給人一種“文過飾非”的感覺。
　　這裏有一個哲學問題，即：“一分為二”不是一個西瓜切兩半，可以吃一半來丟一半。“一分為二”是對立麵的統一，就像太極圖，“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
　　本講座內容的現實意義在於：
　　舊軍隊改造史存儲了一組可以解讀中國革命曆史曲折的密碼，這就是必須把中國革命的曲折和挫折，放在殘酷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激烈的階級鬥爭和民族反抗、艱難的階級解放和民族獨立這一20世紀的曆史大背景中去認識。
　　再舉一組簡單的例子，就是所謂的“現代迷信”問題。
　　在采訪中，我見到了一位國民黨起義士兵，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曾被人罵過“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可是，在他的家裏，卻掛著文化大革命中帶著“紅衛兵”袖標的毛主席像掛曆。
　　這件事情，孤立地看，可以解釋為“愚昧”、“現代迷信”，但若放到曆史長河中，結論就不同了。
　　起義前，國民黨士兵普遍“信命”，“認命”。起義後，共產黨派來的政治工作幹部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我在《心路滄桑——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一書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起義準尉林家保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前，軍部組織科科長盧華和一位女同誌蔡娥，代表上級黨組織來考察林家保，並找其談話。整整兩個晚上，盧華和蔡娥了解了林家保的身世，也提了不少問題考察他的思想覺悟和政治態度。有個頗有趣味的問題，林家保至今沒忘：一位戰士兜裏裝著一枚銅板，作戰時，一塊彈片飛過來被銅板擋住，戰士沒有受傷。你說，是不是因為他命大？
　　這是考察黨員發展對象思想是否覺悟了的一個很藝術的提問。當時，林家保的腦子轉了好幾個圈：從小到大，周圍的人都算“命”、講“命”、認“命”，按從前的說法，這無疑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可自從學了社會發展史後，雖說還不是很懂，但多少知道點“破除迷信”的唯物主義道理。
　　想到這，猶豫了好一陣子的林家保，才吞吞吐吐地回答：“好像不是命大吧？是偶然碰巧，這個戰士才撿了一條命。”
　　林家保的回答得了滿分，但他還是擔心了好幾天：要是回答錯了，這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豈不就當不成了？
　　1947年2月13日，軍黨委批準林家保加入中國共產黨，候補期半年。

林家保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戰役中，率部參加了殲滅英軍“皇家重坦克營”的戰鬥

　　種子的種皮，通常在種子吸水膨脹後被撐破，此後，氧氣大量進入，種皮內的胚，才能萌發新的生命。
　　共產黨運用訴苦運動，啟開了起義官兵淚腺上的閘門，讓淚水澆脹了埋在他們心底的仇恨的種子，再撐破那長期愚弄勞動人民的宿命論“種皮”。人格的覺醒，人權的渴望，就像胚的萌發需要吸進大量氧氣一樣，推動著共產黨昔日戰場上的對手們，貪婪地吸吮著往日不屑一顧的“共匪”提供的精神營養。
　　覺悟了的國民黨起義官兵，隻聽共產黨的話。這支部隊，除了共產黨，誰都拖不走了！
　　也正是在此破除迷信的基礎上，才有了後來所謂的“現代迷信”。
　　我曾采訪國一位叫雷昌的起義士兵，說起國民黨軍隊，他不止一次痛斥：“那些當官的，拿著兵的不當個人！”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後，雷昌回鄉探親。當母親告訴兒子，50裏外有個“總山神”，並要他殺個雞帶上，去給“總山神”上供，以保平安回家時，雷昌堅定地回答道：“媽，你白扯！我的命是共產黨給的。是毛主席救我了，共產黨救我了。你要貢，你就貢毛主席，把毛主席像貢上，給毛主席磕頭去！”

雷昌2005年於丹東

　　這一組故事，不僅僅是說明思想方法問題，也是歸結本講座的主題——曆史的曲折應該曆史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