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露之死——同為美女間諜，共黨間諜的悲慘命運--時代書城

因電影《色戒》而讓人提起的民國中統女間諜鄭蘋如，讓許多人對她表示敬佩。她雖然刺殺丁默村沒有成功而被槍斃，她被捕後雖然死不承認自己是國民黨的女間諜。但是，她的名字一直寄放在台北的忠烈祠裏麵。
而同時期也有一位打入日偽政權的女間諜，她叫關露，不同的是，關露是中共的女間諜。和鄭蘋如不同的是，盡管關露後來乞求黨承認她是女間諜，但是她的黨死不公開承認她是黨派去的女間諜。

從1946開始，關露不斷地被審查、受衝擊、遭迫害，整整36年！迫害她的不是日本和國民黨，而是派她做間諜的共產黨。在屈辱地生活了幾十年後，1982年，關露自殺身亡。

有意思的是，日偽特務機關的兩大頭目李士群和丁默村都曾經是共產黨黨員，而李士群更是曾被中共派到蘇聯接受特務訓練。李在主持日偽特務機構時，也和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有私下聯係。不知後來中共派誰和李士群聯係。

當然，和鄭蘋如不同的是，鄭被國民黨委派是要刺殺日偽；而關露被共產黨委派是想拉攏日偽。

30 年代有一部由著名電影演員白楊和趙丹主演的很有名的影片《十字街頭》，大家一定還記得影片裏有一首插曲《春天裏》：“春天裏來百花香，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為了穿，朝夕都要忙……”電影《十字街頭》一經上映，影片裏這首插曲《春天裏》，立刻風靡大上海，家喻戶曉，膾炙人口，大街小巷，人人傳唱。

這首《春天裏》的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賀綠汀。而《春天裏》的詞作者，就是30年代的著名詩人、曾經奉命打入日偽情報機關從事情報工作的女作家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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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露之死

尹騏

她在冤案徹底平反後悄然棄世。她死得寂寞淒涼。她的死引起了社會和文壇的震動1982年12月5日，一個寒風凜冽、大地冰封的日子。

北京城內一條普通的小街上，一幢陳舊的機關宿舍的一間隻有10平米的小屋裏，居住著一位疾病纏身、孤獨寂寞的老婦人。她滿頭灰白頭發，一臉憔悴疲憊不堪神態，仿佛一個長途跋涉的旅人已經耗盡了體力，再也支撐不下去了。這天是星期日，請來照應她的保姆按例未來上班，一個經常來幫她整理文稿的朋友也回去忙自己的家務了。當夕陽西下臨近黃昏時分，她目光呆滯無望地凝視了一下周圍的一切，然後慢慢地從床頭櫃的抽屜裏取出一個小小的藥瓶，擰開瓶蓋，朝手心裏倒出了其中所有的白色小藥片，然後果決地放人口中，順手端起半杯溫水喝了一大口，猛地將藥片全部吞咽下去。接著，她便平靜地在自己那張破日的單人木板床上躺下，蓋上薄被，很快就昏昏沉沉地睡去。

她從此就再也沒有醒過來。

這位在寂寞和淒楚中自殺身亡的老婦人名叫關露，時年75歲。

令人困惑而又唱歎的是，就在她去世之前不久，即1982年3月，中共中央組織部曾專門為她發了一個文件：《關於關露同誌的平反決定》，明確指出：“關露同誌原在上海作文化工作。1939年秋開始為黨做情報工作。1942年春由組織派到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聯合主辦的《女聲》雜誌社工作，搜集日偽情報。關露的曆史已經查清，不存在問題，‘’中對其拘留審查是錯誤的，應予徹底平反，恢複名譽。撤銷公安部1957年2月《對關露的審查結果與處理意見的報告》；撤銷和推倒強加於關露同誌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為什麽她在冤案得到徹底平反之後又會采取如此輕生自棄的行動呢？

關露生前可能沒有想到，她的死引起了社會和文壇的一次不小的震動，和她在生前備受冷落、倍感寂寞和淒涼的境況形成了強烈反差。文化部和作協不僅為她舉行了莊重的悼念儀式，而且特別為她召開了一個規模不孝規格不低、有數十位名流參加的座談會。

一些文化界的領導和資深的老戰士都作了積極熱情的發言。

丁玲說：“她是一個善良的人，甚至有點傻，總是犧牲自己。她的心靈負了傷，孑然一身，沒有親人，她是很寂寞的。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薑椿芳說：“她一生不幸，受盡苦難，最後在她的枕邊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可見她晚景的孤獨和淒涼。”

周揚說：“她是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的人，但直到她生命結束，方被人提起，才受到表揚。這也是一個教訓。”

關露生前的好友之一許幸之的書麵發言具有總結性：“關露是值得我們尊重和敬佩的女詩人，忠誠於黨的事業的優秀黨員，堅強勇敢的好戰士。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她不怕艱難險阻，敢於深入虎穴，降伏敵人，不惜犧牲個人的名譽地位，雖身敗名裂而在所不計，為抗日救亡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像她這樣一生經曆了那麽多苦難坎坷曲折離奇的身世的人，在中國婦女界是少有的，在中國文藝界更是少有的。”

她從一個孤兒成長為一名革命戰士。她放棄自己的文學誌趣，轉入隱蔽戰線去扮演一個“難堪”的角色關露，原名胡壽楣，又名胡楣。1907年出生於一個沒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8歲那年，她父親不幸逝世。15歲那年，她的母親又因積勞成疾不幸早逝。從此關露和小她兩歲的妹妹便成了孤兒。

關露努力上進，用功讀書，幾經曲折，終於在1928年考取了中央大學。入學的頭二年，關露讀的是文學係，後來受宗白華先生影響，又轉到哲學係去學哲學和美學。在此期間，她經同學鍾潛九的引介，結識了當時已在南京文壇初露頭角的張天翼、歐陽山以及途經南京滯留的胡風等人。她同他們談文學、談創作，自己也在這時開始了創作實踐，

寫了一些短詩和短篇小說。她還被邀參加由歐陽山主編的文學刊物《幼稚周刊》的編輯工作，由此步人了文學圈內。

1931年夏，關露離開在南京的中央大學，到上海去闖世界。不久，鍾潛九、張天翼、歐陽山等也相繼到了上海，參加左翼文學運動。鍾潛九已是中共地下黨員，正秘密參與工人運動。在鍾的鼓動5導下，關露投入了工人運動，參加了“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的工作。1932年春，她被吸收加入了中共地下黨。從此，她就在黨的領導下，全身心地投入了黨的事業。

此後，關露一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和工人群眾的鬥爭，一麵加入左翼文藝運動行列。

她先後參加過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的工作，參加過任鈞、蒲風等組織的“中國詩歌會”的活動，參與編輯《新詩歌》的刊物。她的詩歌創作成績引人注目，為影片《十字街頭》寫作的主題歌詞《春天裏》經音樂家賀綠汀譜曲後廣泛流傳，膾灸人口。

她還寫過一些短篇小說和散文，翻譯過一些外國文學作品。毫無疑問，關露對文學有強烈的興趣和執著的追求，並已被證明有著多方麵的才華。

如果沿著這條路繼續前進，她是可以在這方麵獲得更多更大成就的。

但是，做為一個已經決心獻身於黨的事業的戰士，後來卻不得不放棄自己對文學的誌趣，走上了黨為她安排的另一條充滿艱難、曲折的道路。

1937年“8．13”事變後，上海的進步文化人紛紛撤離上海，或向大後方轉移，或奔赴抗戰前線工作。關露則根據黨的安排留了下來。

1939年秋後的一天，上海地下黨負責情報工作的劉少文秘密約見關露。他給關露看了一份從大後方打來的由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署名的密電，要她速去香港找小廖。

小廖即廖承誌，當時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南方局要關露去找小廖幹什麽，電報沒有任何提示，按地下黨工作規則，關露不能多問。她隻有服從。

數天後，關露乘輪船赴香港。到港後的第二天下午，有兩位風度翩翩的男子到旅館來找她。剛一坐下，其中一位稍胖的首先對關露說：“我就是廖承誌。請你到香港來，是要你接受一項特殊的工作任務。具體工作和應當注意的問題（他指了一下同行的另一位戴眼鏡的男子），由這位潘漢年同誌給你布置和交代。他是從延安來專門負責這方麵工作的。”

把她調來擔負特殊的情報工作，具體原因是：曾經是中共地下黨員，後來被國民黨逮捕自首叛變，再後來又投靠了日本人成為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目的李士群，因不想在這條危險的路上走入絕境，希望能和中共暗中有所聯係，做一點於抗日有利的事情，為自己留一點退路；而中共情報機關在獲悉李士群的這一動向後，也決定從抗戰大局出發，因勢利導，對李士群進行爭取策反工作。李士群希望中共方麵能派曾經營救過、有恩於他的中共黨員胡繡鳳擔任和他聯絡的任務。隻因胡繡鳳當時遠在大後方且另有任務，

中共情報機關便決定調胡繡鳳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過來往的關露代替胡繡鳳去擔任和李的聯絡工作。中共南方局正是根據情報部的建議才電令關露赴港接受任務的。潘漢年知道關露已是入黨多年經過鍛煉的幹部，便開門見山地對她說：“組織上要派你到特務頭子李士群的身邊去做聯絡工作。

可以從他那裏聽到和見到許多情況，他也可能主動向你透露某些情況。這些情況對我們都是有用的情報資料。”

接著，潘漢年便簡要地向關露介紹了李士群的一些情況和所以要派她去擔負此項任務的原因。這才使關露心裏有了點底。她深感責任重大，自己又沒這方麵的工作經驗，便懇請組織上對她今後的工作再作些指示。

潘漢年說：“千萬要注意，你在那裏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

稍頃，潘又補充說：“以後要有人說你是了，你可不用辯護，一辯護就糟了。”

關露沉重地點點頭：“我不辯護就是了。”

潘漢年最後交代說：“你在香港稍事休息就盡快回上海去。以後，我會派人專門和你聯係的。”

一個星期後，關露回到了上海。

回上海後的第三天，地下黨的吳成方同誌就根據上級指示和關露接上關係，要她盡快到李士群那裏去開展工作。

關露沒有辜負黨的信任。她克服各種困難，堅定沉著，勇敢機智，很好地完成了既定任務。她利用和李士群夫婦的頻繁接觸，他們那裏了解到不少敵偽方麵的情況。李士群既知道關露和他往來的使命，出於自身利害的考慮，有時就故意透露一些敵偽的軍政動態信息，通過關露向中共表示某種求得諒解的姿態。從關露這條線傳遞出來的情報資料，對於潘漢年領導的敵後情報機構來說當然都是很有用的。關露的工作受到了組織上的充分肯定。

她犧牲自己“左翼作家”的名譽，忍辱負重去扮演“文化”的角色 1942年春的一天，吳成方代表組織通知關露：她以後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進行聯絡搜集情報了。

李士群那邊組織上已另外安排了人。

關露聽說自己以後可以不必再去和李士群周旋了，頓感一陣輕鬆，心頭仿佛卸去了一塊重壓的石頭。她當即向吳成方表示，希望組織上能讓她到延安或是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吳成方說，這個願望是好的。但組織上還將派她去擔負新的可能是更艱巨的任務，一定要安下心來。

果然在幾天之後，吳成方就又通知關露：組織上已決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辦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釋說，這個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道部合辦的，刊名叫《女聲》。

社長是一個叫佐藤俊子的日本女作家。她曾受過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有一些日本左派朋友。他們現在要找一名中國編輯，組織上決定派你去，是希望你能接近佐藤，通過她再接近一些日本左派人士，暗中設法找到日共黨員，再從他們那裏搞到一些日方的情報材料。

《女聲》為綜合月刊，每期打頭的文章照例是由日本官方提供的鼓吹“大東亞共榮”

之類的謬論。三名中國編輯分別負責編各自的欄目。關露擔任小說、劇評和雜談的編務，

她小心翼翼地履行自己的職務：既不讓公開為虎作倀的言論出現，又不能觸犯日本官方的禁忌而暴露自己。她隻有多編一些自己並無興趣的風花雪月之類的文章。做這樣違反自己心願的文字工作，不能不說是一件苦事。

1943年8月，日本要在本土召開所謂第二屆“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這是日本當局拉攏和利用日本本土和它所占領的殖民地文學界的一項重要活動。日本本土以外的參加者大都是由日方人士推薦才被邀請的。在會議籌備期間，關露曾同吳成方談過這件事，吳認為這是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如能直接去日本一趟，是會看到和聽到許多有用情況的。因此，當佐藤俊子要派關露代表《女聲》去參加大會時，關露便答應了。雖然這是又一次在世人麵前公開亮出了文人的身份，但為了革命的需要，她隻能忍辱負重讓世人責罵。

遺憾的是，關露在《女聲》工作的約三年時間裏，無論是在上海，還是在日本時，都沒有能夠和真正的日共黨員直接聯係上。因此，她的工作也就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當然，這是無可奈何的。正如吳成方事先分析的那樣，得到怎樣的收獲，不光取決於我們主觀上的努力，還要看客觀上有沒有好的機會。

關露始終沒有放棄離開上海敵偽旋渦轉移到延安和革命根據地去的打算。1943年秋，她給在重慶的妹妹胡繡鳳寫信，用暗語表示她想去根據地的願望。信上說：“非常想念母親，舅舅讓我們去看望母親，不知母親意見如何？”胡繡鳳當即將姐姐的心願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的負責人鄧穎超匯報。不久，鄧就讓人轉告胡繡鳳，說延安已和上海地下黨聯係過，上海仍要關露留在那裏工作。胡繡鳳隻好給姐姐關露回信說：“母親不要你來，希望你留在上海照顧弟妹。”關露想直接通過上層關係調離上海，結果上麵仍是尊重了上海地下黨的意見。關露去根據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她被人誤解，又深感委屈，更在感情生活上受到了沉重的一擊 1945年8月，抗戰終於勝利了，緊接著，懲辦問題很快提上了曆史的日程。

從1939年秋後起，關露有近7年時間和敵偽的圈子有過密切聯係。她和李士群的頻繁往來已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公開秘密，她在日本官辦的刊物任職以及去日本參加“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又都是曾經見諸報刊的。“文人”或“文化”的帽子客觀上已經無情地扣到了她的頭上。一個曾經是有點名氣的左翼作家，一個至今仍是單身一人生活的弱女子，麵對這頂恥辱的政治帽子，關露在心理上受到的壓力可想而知。更叫人擔心的是，逮捕和懲辦的權柄是掌握在國民黨接收大員手中。倘若他們得知關露的真實政治身份，就更會借題做文章而對她毫不手軟的。

就在這種情況下，關露找到長期領導她的吳成方同誌，向他提出讓她迅速轉移到解放區去的要求。但吳竟沒有同意，認為她並不怎麽引人注目，國民黨政府是不會抓她的。

幸虧當時還遠在重慶的周恩來、鄧穎超同誌對關露表示了很大關切，交由夏衍具體安排，關露被迅速轉移到了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從而避免了國民黨對她的迫害。

關露原以為，隻要到了解放區，到了自己的“家裏”，一切就都會成為過去，她在精神上的壓力就會消失。然而她想得太簡單了。她沒有料到轉移到新四軍根據地之後，會使她遇到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麻煩：誤解、懷疑、委屈、並且還要繼續付出代價，包括某些令她困惑、痛苦和造成終生遺憾的代價。

她剛到新四軍根據地時，新四軍裏有一些原是從上海來的知識青年，他們在上海時聽過關露的講演，所以認識她。後來又都知道她當了“”。當他們在根據地淮陽街上和她不期相遇時，因不了解真相便當眾指責和辱罵她的“”行為。

在這樣的場合她無法辯解。脆弱的神經因此而受到很大刺激，接著便大病一場，醫生說她已患了輕微的精神分裂症。

在根據地，關露見到了分別已久當時正在《新華日報》（華中版）編副刊的蔣錫金同誌。他們是在一個招待所的客廳裏偶然碰見的。乍一相見，詩人氣質太濃的關露竟激動得痛哭起來。這哭聲實際上宣泄著她多年來違心地和左聯老戰友們的隔絕以及自己蒙受了“”惡名的委屈情緒。蔣錫金著實安慰了她一番。時隔不久，關露便又去拜訪蔣錫金，並將自己新作的一首詩交給他，希望能在《新華日報》副刊發表。蔣錫金不敢做主，便去請示社長範長江。

範長江慎重地對蔣錫金說：“關露的詩可以發表，但要換一個署名。國民黨正在攻擊我們收容了一批。我們這張報紙是麵對上海南京一帶的。那裏的讀者隻知道關露是‘’文人，並不知道她是做策反工作和情報工作的。如果我們的報上出現署關露名字的作品，就會在群眾中造成不好的影響，有人就會以此為口實攻擊我們，所以我們要慎重行事。”

蔣錫金問道：“關露的具體情況究竟如何呢？”

範長江說：“關露是一個好同誌，她犧牲自己，為黨做了許多工作，很好地完成了黨交給她的任務。現在精神上可能受些刺激，有點不大正常，正在休養。你要好好安慰她，不要使她再受刺激。”

蔣錫金似乎不好對關露直說，怕她再受什麽刺激，偏偏關露仍是詩人浪漫氣十足，不斷來找蔣錫金，又不斷帶來一些新作要蔣錫金發表。蔣錫金無奈，隻好照實說道：

“我已經請示過組織，你要發表作品就得換一個名字。”關露一聽這個條件立刻就生氣了。蔣錫金忘記了範長江的告誡，也激動地教訓關露說：“你為什麽不能讓人們把關露這個名字忘掉呢？你應該考慮黨報的榮譽，不要去考慮你個人的榮譽。”關露又一次大哭起來。

在這段時間裏，最使關露感到痛苦的是她在個人感情生活中所遇到的一次挫折。

她是一個浪漫氣息頗濃的女性，對愛情與婚姻一向抱有理想主義色彩。還在中央大學念書時，她初戀的男友就曾經給過她以熱烈的愛，她也以同樣的熱情回報了他。

他曾一再動員她和他一起到法國去留學，去構築愛的小巢。但當她發現在他的愛裏已經摻雜著某些自私和虛構的成份時，便斷然拒絕了他的追求。三十年代她在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熱潮中，為激情所鼓舞曾經和一位誌同道合的左翼社會科學家結合。

但不久他們便發現彼此在性格與興趣方麵有太多的差異而友好地分手。但是，兩次婚戀的失敗，並沒有使關露放棄對理想愛情的追求。就在她這次轉移到解放區之後不久，一次難得的機遇使她那久已沉寂了的愛情之火再次迅猛地燃燒起來。

還在抗戰爆發前，關露在上海就和王炳南相識相知。那時王和他的德籍夫人王安娜住在一所獨立的小樓房內。關露是他們夫婦相處很好的房客。抗戰開始後，王炳南夫婦先後離開上海，房子就一直交給關露代管。整個抗戰時期，他們也一直保持通信聯係。

抗戰勝利後，王炳南夫婦因複雜的政治原因不得不分手。1946年春天，王炳南隨著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到了南京，不久就和已經到達解放區的關露聯係上了。王炳南和關露經過一段時間的書信往來深談，這兩位現在都在過單身生活的老朋友便互相萌發愛意，

情感升騰，進入了兩情相許境界。王炳南決定到蘇北解放區去一趟，進一步發展他和關露業已成熟的感情。關露更是翹首以待。不料在動身之前，王炳南按組織原則向周恩來、

鄧穎超匯報了自己和關露的感情以及決定要去看她的計劃。周、鄧先是同意了，但在第二天王炳南即將登上飛機前一刻，鄧穎超又趕到機場將他留了下來。鄧穎超說：“恩來和我反複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誌。但由於她的這一段特殊經曆，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影響，對你的工作不利。你考慮一下是不是這樣？”

鄧穎超當時是中共代表團黨組負責人，又是語重心長從大局出發。王炳南當時是代表團外事工作負責人，要經常出頭露麵代表黨組織接觸方方麵麵。為了黨的工作利益，

他隻得忍痛割愛。可惜王炳南對關露性格上的弱點和一片癡情以及當時她在精神上深受壓抑的情況缺乏更深的理解與關注，他隻把她看作是一個成熟的共產黨員，因此在給她寫信時過於冷靜地將他們不能結合的原因直接告訴了她。

原本詩人氣質很濃，在感情生活中已經屢受創傷，精神上正處於苦悶狀態的關露，在接到王炳南的切斷情絲的信件後，她所承受的打擊是十分沉重的。此後，她在個人感情生活中就再也沒有掀起過愛的波瀾。真所謂心如枯井，苦度年華，直到走完全部人生之路。

她不斷被審查被隔離，兩度入獄備受摧殘。她的身體終於垮了。冤案平反，她再無牽掛，遂向死神主動走去關露受黨派遣深入敵偽巢穴與敵人周旋的7年特殊經曆，自從地轉移到解放區後，就像是一層陰影，時時包圍和籠罩著她，擠壓和窒息著她的精神空間，危及著她的政治生命。

關露到達解放區不久，就趕上了新四軍的整風運動。整風運動實際是一場廣泛的政治運動，每個人的曆史，特別是從白區來的每個人的經曆，幾乎都要受到審查。

關露因那7年間的特殊經曆，自然成了首當其衝的審查對象。於是在整風進行到某一攻堅階段時，她不僅受到嚴厲審查，而且被拘留起來了。雖然審查者的革命動機無可非議，但對於神經本已脆弱且已屢受刺激的關露來說，其委屈與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

幸而當時關露的妹妹胡繡鳳積極為姐姐奔波，找到地下黨的吳成方和吳的上級張唯一、潘漢年，寫了書麵證明材料，最後經陳毅的批準，才恢複了關露的自由。

整個解放戰爭期間，關露一直隨蘇北建設大學轉移，從蘇北到山東，又到大連。

在此期間，她既當文學教員，又寫一些作品，隻是發表時還是用的化名。

1949年，關露到了北京，先後被安排在華北大學三部、鐵道部總工會創作組工作。

1951年，她寫的小說《蘋果園》被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陳波兒看中，要她改編電影，她就被調到電影劇本創作所工作。

不幸的是，正當關露在精神上的創傷漸漸得到愈合，文學創作也有了新的起點與收獲時，曆史又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風暴，而每一次的風暴又都將她卷入了旋渦，並使她受到一次比一次更沉重的打擊。

1955年春寒料峭之際，反對胡風集團的政治風暴席卷中國大地。關露因為在南京念書和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時和胡風有過一些接觸，也被列入了另冊，而且對她實行了隔離審查。後來審查終於有了結果：她實在不夠“胡風分子”的格，於是宣布撤銷審查。

風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風分子”的嫌疑剛剛排除，一項更大更嚴重的政治嫌疑又降臨到關露的頭上。1955年6月的一天，兩名公安幹部直接到關露所在單位的辦公室，向她出示了“逮捕證”之後，立即將她帶走。

關露被關押在“功德林”監獄的一個單人牢房裏。第一次審訊她的時候，她才知道自己被捕的原因。

審訊員問：“你說說從1939年起你到敵偽那裏去工作後究竟有些什麽問題？”

關露答：“那是黨組織派我去做工作的。我沒有問題。潘漢年同誌可以證明。”

審訊員：“潘漢年就有嚴重問題，你知道嗎？”

關露當然不知道潘漢年有問題。

她根本沒有想到潘漢年作為當年敵占區情報工作的領導幹部，如今又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和常務副市長，會有什麽問題。她不知道潘漢年已在兩個月前被秘密逮捕。她正是潘漢年一案受株連的許許多多的幹部之一。

關露在聽說潘漢年有嚴重問題時著實吃驚不校她簡直不敢相信。但她還是平靜回答說：“我不知道潘漢年有問題。如果他真是像你們說的有嚴重問題，我也是沒有問題的。”

審訊員：“這不能由你說。我們要對你審查。你必須將你那一段曆史詳細寫出來，老老實實地向黨作出交代，黨才能相信你。”

從此，關露就被迫在那間單人牢房裏沒完沒了地寫交代材料，一次又一次地按審查人員不斷提出的新要求寫，越寫心裏越不是滋味。當年在敵偽的巢穴中她出生入死、孤軍奮戰的艱難處境，曆曆在目。她相信自己沒有做過損害黨和革命的事。

她苦悶、煩惱，她的精神終於陷入了崩潰的境地。於是她又一次患了精神分裂症，常常一個人呆呆地枯坐在地下，有襪子也不知道穿，看守送來飯菜時，她用手抓起來就往嘴裏填。後來她被送進了醫院，經過一段相當長時間的治療，才慢慢恢複正常的思維能力。出院後，當然還得回到那間單人牢房之內苦度歲月。

直到1957年3月末的一天，關露被叫到監獄辦公室。管理人員對她宣布：“對你的審查已經結束，現在你可以走了。”監管人員說得這樣輕描淡寫，就仿佛蹲了兩年的監獄如同住了兩天招待所似的。

關露回到文化部電影局後，並沒有分配她的具體工作，就讓她參加當時文藝界正在開展的反對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運動。關露對陳企霞不大了解，對丁玲可是印象極深的。三十年代在上海，她對丁玲的作品以及丁玲在左翼文藝運動中勇敢戰鬥精神，不但有所了解而且十分讚賞。後來聽說丁玲被國民黨逮捕，又聽說丁玲經過曲折鬥爭又終於逃脫敵人的魔掌奔赴陝北，她對丁玲更是欽佩。可如今丁玲卻成了反黨集團的頭目，這就如同兩年前要她相信潘漢年是反革命一樣，使她難以置信。更使她感到意外的，是在當時揭發聲討丁玲的大字報熱潮中，有人點了她關露的名字，說她曾經和丁玲似乎有過什麽可疑的聯係。群眾運動的烈火一下子也燒到了她的身上。雖然她不過在丁玲領導的左聯創作委員會工作過一個短暫時期，後來一個在陝北，一個在上海，從未有過聯係。解放後在北京，她們不在一個單位，不過偶爾在公眾場合見過幾麵而已。然而政治運動的規則是：有人向你提出質問，你就必須說說清楚。丁玲是名聲很大的文壇風雲人物，你和丁玲即使沒有組織聯係，也未必沒有受過她的“反黨”思想影響。於是關露又得寫材料，交代她和丁玲曾經有過的聯係。一次不行再寫一次……當然，最後的結果是：她和丁玲反黨集團沾不上邊。

關露的健康確實不是很好。但她沒有料到，就在她深受政治風暴襲擊，身心都受到嚴重損害時，組織上卻做出了一個使她感到心灰意冷的決定。1958年初，電影局的領導找她談話說：“你調來電影局以後一直沒有寫出電影劇本。群眾有些意見。現在你的身體也不大好。組織上決定讓你退職休養。”

關露感到極大的委屈。但這既是組織決定，她也就無力抗爭。隻有服從。她永遠都隻能服從。她辦了退職手續，從此成了革命隊伍的“多餘人”。

60年代初，政治環境一度稍稍寬鬆了一些。關露希望自己能夠再繼續為黨工作，就向中宣部寫報告要求“歸隊”。中宣部轉文化部處理，文化部將她安排到商務印書館去工作。可惜她在這新工作崗位上還沒有來得及做多少事時，文化大革命風暴便又掀起。

1967年盛夏的一天，關露的厄運與災難再度降臨。被稱作“中央三辦”的人又拿著逮捕證將她帶走，立即被投入秦城監獄。和12年前的“功德林”監獄生活相比，這一次關露吃足了苦頭。

關露在監獄整整蹲了八年。直到1975年5月才被釋放出獄。自然，那條特嫌的政治尾巴仍然被保留著。8年的牢獄之苦，使她本來就不健康的身體受到了更嚴重的摧殘，出獄後，她沒有返回原工作單位，而是一度被送進了養老院。後來又回到了香山農村的那座小屋去居祝雨過天晴。“四人幫”被粉碎後，社會政治的大環境有了明顯的改變。關露的一顆原已冰冷甚至死寂了多時的心又複活了。她一麵繼續養病，一麵積極向黨中央寫申訴材料，要求對她的特殊經曆進行複查，還她以曆史的公正麵目。接著，她又產生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創作激情，她要利用曆史為她提供的新的機遇，重新拿起筆來從事文學創作，以實績來回答那些把她整得精神分裂、百病纏身，竟然責備她沒有能夠寫出作品的人們。她要重寫長篇小說《劉麗姍》，要修改中篇小說《新舊時代》，還準備撰寫文學回憶錄等等。

很可惜，曆史為她提供的新機遇，她卻沒有能利用。1980年5月的一天傍晚，當她勞累了一天後，突然暈倒在地，不省人事。經送醫院搶救，確診為腦血栓症。雖然搶救及時，脫離了危險，但卻再也未能恢複正常。不僅記憶力受到嚴重損害，往日的許多事情都變得模糊不清或根本記不起來了，而且手也不聽使喚，連拿筆寫字都成了問題。

此後，為了方便治病，關露不得不離開寧靜的香山，回到城內機關宿舍來住，組織上勉為其難才給她安排了一間僅10平米的小屋。

1982年3月23日。關露望眼欲穿的為她平反冤案的文件終於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下達。

無論這一文件來的是多麽遲，也無論這一紙文件對於改善她的生活處境並未起到多少作用，但就關露個人的心情感受來說，她已經心滿意足了。曆史到底歸還了她的清白和公正。真所謂死也能瞑目了。如果從1946年算起，她不斷地被審查、受衝擊、遭迫害，整整36年！

關露的腦血栓病經過兩年多的治療，並未取得明顯的療效。生理的病苦一直折磨著她，精神上的孤苦更使她難以承受。一個長年累月躺在病床上，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可以依托和撫慰。她漸漸地不隻是感到痛苦而且感到絕望了：想到自己的病大概再難治愈了；

她的繼續從事文學創作的心願和計劃也將化為泡影。如果說在以前多次受打擊遭迫害時，她雖有痛苦，但更有委屈和不平。還有二種堅定自信，她相信並期待著總有一天會使他的冤案能夠澄清，她的冤情能大白於世。正是這種信念支撐著她，使她寧願受種種折磨而不願輕生棄世。但現在，黨中央已親自為她平反恢複名譽。她就再也沒有什麽值得牽掛而放心不下的心事了。她知道，冤案可以平反，但近40年來她所受的折磨和損害是再也無法補償的。身體被整垮了，一個孤苦無依的老人，一個健康無望的病人，活在這世上還有什麽意義？！秉性難移的詩人氣質使她終於萌發了輕生棄世的念頭。與其躺在這簡陋小屋的病床上等待死神的降臨，不如自己主動迎接死神的恩賜。從此既不用再累及別人的牽掛與照應，又可以解脫自己生理的病痛和精神的傷痛與悲苦。一了百了。於是便有了本文開篇敘述的那淒涼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