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莊秀園
歡迎光臨秀園和丁莊…
我和她的父母，隻有我的父親還健在，我的父親曾做保密員，不善言語，這是我要求他給我寫的回憶，也了解父親的經曆，在父親節來到時，一起發出來做紀念。
父親來信（1）在上海
記得我第一次去美國時，軍軍要我寫家譜，我說沒有什麽可寫的，也不想動筆。現在想滿足一下軍軍的要求，把我知道的情況，回憶並簡單的記錄下來，也讓家裏人知道祖輩的生活情況。
我姓丁，聽說姓丁的祖先絕大部分是浙江寧波人，我家也一樣，我父親是浙江寧波人，說的是寧波話，我父親在上海有兄妹兩人，他們怎麽到上海的，我不知道，估計是戰事或饑荒逃難到上海的，我沒有見過祖父母，他們早就死了，父親小時候非常苦，聽母親說，年輕時也可能充當有錢人的打手，與母親結婚後才不幹了。
母親也同樣很苦，從小在蘇州農村給別人當童養媳，因受不了苦，才一個人逃到上海的。那是我外祖父一家在上海，是做什麽的呢？應該是個道士，過去人死了，是要找道士（或和尚）去念經超渡的，這也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但外祖父死得較早，我沒有見過。外祖母我見過（我叫她好婆），但她也在我六、七歲時死了，印象不深。
我父親的妹妹，我叫姨媽，她嫁的是一個菜飯，有固定的攤位，生意做的比較大，雖然幸苦，但生活安定，當然比我們家有錢，他們是看不起我們家的，所以來往得比較少。
我母親有兄妹四人，一個哥哥，兩個姐姐，他們的生活都比較艱苦，這裏不一一記錄了。
言歸正傳，接著講我家的情況了。我父母沒有什麽固定工作，家裏生活時好時壞，總的說是壞日子多。聽媽媽說過，別人過春節，是熱熱鬧鬧，我們是連吃飯都困難。我們家生活最好的時候是在我七歲時，父母給我買了新長袍，把我打扮得整整齊齊的送我上小學，這時我父親給有錢人家趕馬車，是個馬車夫，算是有固定工作，我也經常坐馬車玩。大概我讀了三、四年書，父親失業了，生活沒有來源，我同樣也沒有錢上學了，一開始是幫父母以販賣蔬菜為生，每天早上兩、三點鍾起床，到十六鋪碼頭，從農民手裏買菜，用板車拉回家，在我家門口菜場賣，因為我人小（應該是我十歲左右）做不動，父母就沒有叫我賣菜了，但也不能閑著，由他們從別人手裏販貨，放在箱子裏，有我背著，走街串巷的沿街高聲叫賣，賣的東西有：常州麻糖、青果（一種青的糖酸果）等等。這樣生活約過了兩年多。以後家裏用積累的錢買了一輛糞車（說明：過去大城市裏，普通老百姓的房子是沒有衛生間的，大小便都在馬桶裏，每天定時的倒在糞車裏），我們就幹起了倒馬桶、推糞車的營生，這個事比販菜還苦還累。每天也是早上三、四點鍾起床，推了糞車，沿街（地點是固定的）去收集，然而推了滿滿的一車糞，到十六鋪碼頭，去倒給來碼頭收糞的農民船上。這樣一天要走三、四次（從城隍廟到十六鋪），從早上要做到中午十一、二點，才收工回家做飯。每天跟大便打交道的日子，應該有一年半左右。我記得很清楚，抗日戰爭勝利的那一年，大家在街上歡呼勝利，而我們一家三人，推了糞車在街上走，隻有苦沒有喜。時間到了1946年下半年，父母做不動了，把糞車租給別人，自己還是幹小販，以後經濟好一些，又叫我讀書，直到上海解放（我17歲時，才讀到初一上學期）。那時我母親最大的心願，是要我學一門手藝做銅匠（也就是現在修鎖的），這是最大的人生目的了。
也就是在48年冬到49年春，我們學校來了幾位曾接受過共產黨教育的學生，他們是周達，孫波，蘭天等五六個人。在他們的影響下，我才知道中國有共產黨，窮人要想生活好，必須打倒國民黨，翻身求解放等道理，參加了黨的外圍組織耕耘社。到上海複旦大學參加了"要和平、反饑餓"反蔣大會。以後上級通知：上海即將解放，為了保存實力，避免犧牲，不再舉行遊行、集會等活動，而轉入秘密迎接上海解放的準備工作。上海解放那天，我們就上街去宣傳慶祝勝利。也正因為如此，我才會堅決的要參加革命，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行動。
下麵回憶一下，日本人占領上海時，我親自經曆的幾件事：
一、 1937年8.13上海被被日本人占領時，日本飛機轟炸上海，我看到過有人被炸傷的鮮血，當時我們住在南市（說明：過去南市也叫城裏，雖沒有城牆，但四周有鐵門，鐵門一關，人就不能進出，現在仍有西門、老北門等稱呼），城隍廟附近，那是中國人居住區，也是日本人主要占領的地方，大家紛紛往租界跑（租界是各國在中國劃的勢力範圍），我們也逃到英租界，即巨鹿路外婆家，以後父母把我和表姐送到蘇州楓橋鄉下大姨媽家避難，但大姨媽家生活也困難，隻住了三十多天，又乘火車回上海，在上海火車站，發生了有驚無險的一幕，當時金妹背了一個衣服包，日本人要搜查，把金妹叫去，金妹嚇得丟了包又苦又跑，以後日本人看到隻是幾件小孩衣服，而金妹又是個小孩子（大約隻有八、九歲）而沒有再追。以後我們進出南市時（有鐵門），日本人都要搜身，還要向日本兵鞠躬，連小孩也不例外。
二、 日本人為了搜括中國人的財富，經常發行各種貨幣。印象最深的是：有段時間用郵票，當貨幣用，而且稍稍有些髒，就不能用了。這一方麵製造分裂，使人們為能不能用而吵架，另一方麵也使很多人手上都有不少不能用的郵票（等於是作廢了的錢），當然受害的是底層的廣大老百姓。
三、 搶購大米，當然說搶是有點誇大，正確的說是擠，日本人統治的上海，大米很貴，一般老百姓承受不了了，日本人就搞什麽平價大米，稍稍便宜，但不好買。一個米店一次規定一個銷售量，每人限量購買，而且又不是經常賣。因供應量少，人多，又不憑證件，因此米店供應時，大家一擁而上，加上黃牛（買來後高價轉賣），有意擠軋，所以秩序很亂，警察也無法控製，擠得大人小孩呼天喚地滿身是汗，有時輪到了，米卻賣光了，叫人氣不打一處來。當時我隻有十來歲，也得去擠，也遭過警察的棍子，就是好不容易買回來了，還要慢慢的從米中揀出小石子，沙子等雜物，一揀就是一大堆。總之，苦不堪言。
以上是一個當時隻有十幾歲的我，親身經曆的點滴事，而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和損失是空前的。據不完全統計，在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下，中國死傷人數達3500萬，其中死亡人數達2100萬，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各種報道已有，就不再多說了
父親來信(2)參軍去
上海是1949年5月27日解放的，可我一直記得是25日解放的。原因是蘇州河以北的國民黨軍晚了兩天投降，我們24日中午得到通知：上海解放了，要我們晚上到各大學集中。我們是在交通大學，與大學生們一起寫標語，學唱歡慶解放的歌曲等。忙了大半夜，隻睡了一、兩個小時，25日一早就上街貼標語、唱歌、扭秧歌舞等宣傳黨的政策，歡呼解放，安定人心等。
熱熱鬧鬧的過了幾天，我們又回到學校，此時上海學聯號召參軍，上海解放日報登載了三野軍大招生的消息，我們就去報名。報名時我改了名字，叫丁示，我原名丁發祥，改名原因主要是我們幾個人，他們都是單名，我也覺得丁發祥不好聽，改名叫丁示，是我自己查了字典後定的，示指示，告示，含義是告知大家，喚醒民眾的意思。
報名後經過考試，體檢。元月十五日左右，解放日報上公布了錄取人員名單，並公布了報到地點和時間。我錄取了。正當我要離家去報到時，因母親特別喜歡我，又是獨子，當時就又哭又鬧，甚至說話語無倫次，好像精神都失常了。嚇得我不敢走，失去了一次參加革命的機會。我們一起的幾個人都走了，就我留在了上海，當時在學校工作的一個青年團工作人員，動員我留在學校，協助做團的的工作，而我那時的心不在上海，總想要參軍。拖了兩個多月，看到母親精神恢複正常後，記得很清楚，是49年9月3日晚8點左右，在家裏偷了一點路費，離家出走，當晚在一個同學家裏，他們要我帶一些衣服給他們在軍大的女兒。第二天一早，在蘇州河乘小船到常熟，軍大駐地。然而經蘇州到蘇北滁縣找蘭天（解放前即去解放區參加革命）幫助參軍。但沒有想到在蘇州火車站，見到了我的父親，原來我離家後，父母四處找我，最後在我一個同學處知道我要經過蘇州，父親就拿了我的一些衣服追到蘇州，但這次父親沒有要我回上海，把衣服給我後，叮嚀了幾句，送我上火車（更沒有想到，這次竟是我們父子的最後一麵）。
在滁縣蘭天處住了幾天，開了介紹信，我又到南京準備找三野軍大，但又不知到在哪裏，正無處走時，碰到了同在上海地下活動時，認識的一個同誌（可惜名字記不起來了）。他說西南服務團也要人，快行軍了，問我願不願意去。我說隻要參加革命，哪裏都一樣，這樣他就領我到西南服務團駐地（南京原國民黨財政局）。當時團的領導看了我的介紹信，問了幾句話，看我態度很堅決，就把我留下了。時間是49年9月11日，這又沒有想到：這次我偷偷離家參軍，趕上了晚年享受離休待遇，如果晚20天，晚年的生活就要困難一些了。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西南服務團是在49年6月份，鄧小平同誌根據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由老區幹部和滬、浙、蘇、皖等地區的大中學生、青年職工組成，共計一萬七千人，任務是為解放大西南而準備的一支幹部隊伍，做到野戰部隊打到哪裏，就接管到哪裏，野戰部隊解放一座縣城，就接管一座縣城，並進行建政，征糧剿匪、土地改革等工作。
由於我參加時間較晚，政治學習基本結束，轉入了學習接管新解放區的各項政策以及學習打背包、捆綁腿等行軍的準備工作。20天後在全國人民歡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鞭炮聲中，我們開始向西南進軍。
父親來信(3)進軍途中
1949年10月1日，白天我們睡覺，晚上吃了晚飯，打起背包，捆好綁腿，開始行軍。離開駐地走在南京街上時，正好遇到群眾遊行放鞭炮，在歡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當晚乘船過江到浦口，換乘火車，但所乘的車廂，並非今日之客車，而是裝貨的悶罐子車，車上隻有中間一個大門，沒有窗，沒有座位，沒有廁所，沒有燈光。一個車廂要乘60多人，大家分坐兩排，各自頭靠車廂，腳對腳，一個靠一個的和衣側身而睡，男的在一邊，女的在另一邊，吃的大都是帶的幹糧和水壺的水。這給解便帶來很大困難，但因為當時鐵路路況不好，火車運行不正常，中途還遇到敵人空襲，一路開開停停，搖搖晃晃，那些困難也較容易過去了，遇到特別便急時，男的好辦，站在門口解決了，女的解便時，由好幾個女同誌幫助，用衣服團團圍起來，用平時喝水刷牙的杯子來接，當然也發生過一意外的事。聽說女生大隊一個女同誌，停車時下來解手，還沒有完，火車卻開了，她急忙起來追火車，以後在老百姓的幫助下，還是趕上了部隊。雖然男女同一車廂，好像也是很自然的事。
10月6日，我們參軍後的第一個中秋節，是在河南漯河渡過的，以中隊為單位，大家圍在一起，舉行賞月晚會，高唱"走，向著大西南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歌曲，以及說說笑笑。車到武漢休息兩天，住在武漢關旁的兩樓大倉庫裏，我還到江漢路南京路轉了一下。列車在湖南臨湘車站停下，隊長給大家講話，說前麵的鐵路被敵人破壞還沒有修好，從現在開始，我們要徒步行軍了，湖南臨湘是我們開始徒步行軍的第一站，這個地名，我是牢牢記住的。第一天行軍，我們隻走了25裏，湖南東北部是個丘陵地，西南服務團的數千人隊伍，一字幾彎彎曲曲的排成一條巨龍，順著山勢的起伏，緩緩前進，看著這長長的行列，同誌們禁不住唱起了行軍小調，這首歌當時我覺得特別好聽，現在還可以想起來唱幾句：長長的行列，高唱著戰歌，一步步地走著，一步步地走著，炮火在嘯，戰馬在叫，同誌們的心哪，同誌們的心在跳，叮叮咯隆地隆……
走了五、六天，平均每天是40裏左右，到汨羅。看到汨羅江大橋被炸壞，工人們正在修，大橋的鐵架上架了木板，我們是從木板上走過去的。過了汨羅又坐悶罐子車到長沙，休息兩天，從長沙開始又徒步行軍，一直到重慶都是兩條腿一步步走過去的。在西南服務團成立40周年時，鄧小平同誌題字：西南服務團是"8千裏路小長征"。實際這包括到雲南貴州的路，去掉坐火車，我們實際走路大約3000裏左右。
10月25日左右，我們到了常德進行小結和整編，10月28日我被批準加入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共青團的前身），在當時這是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在常德大約住了十幾天做了一係列的組織調整，按將要到達的接管地區，幹部定崗定位，重新組編了支隊和專業大隊，我被編入了重慶支隊工業大隊，做了形勢任務和政策教育，再次動員輕裝。早在南京出發前，組織上就動員輕裝說明行軍的艱苦，但很多人還是不大願意扔掉自己的東西，這次雖經過了幾天的行軍，但每天平均隻是40裏、50裏，不覺得累。我在南京出發時就背了50多斤，包括被服、棉衣褲、一個油布（打背包用）、一把雨傘、水壺、糧袋（約十公分寬，一米多長的袋子，可裝七八斤米），每個小隊有兩隻布輪（照顧我年齡小沒有背），輕裝隻能丟衣服和書等個人的東西，不少人還是不願減（實際是以後走一路丟一路）。我到重慶時，背包隻有十幾斤重。
從常德出發不遠，就進入了湘黔，湘川邊境的大山區，這裏山高路險，又是初冬季節，陰雨綿綿，氣候寒冷，路滑難行，特別是走在鄉間小道上，一步一滑，滑倒了一身是泥，站起來還得繼續走路，許多同誌腳上打起了血泡，仍然忍疼前進，加之隨處宿營，不能經常洗換衣被，同誌們身上都長了虱子，由於進軍部隊太多，常常號不到房子，隻好睡牛棚、豬圈，甚至露宿曠野。我曾經睡過一間稻草房，背包也不用打開，下麵是草，上麵蓋的也是草，還比較暖和。當然最辛苦的是炊事班和打前站的同誌，他們要提前起來做飯給大家吃，不等吃完，他們先趕路到前麵準備大家下一餐，晚上還要燒水給大家燙腳，打前站的同誌更要提前去，買糧、菜，號房子等等。特別在貧窮的山區是非常困難的。
由於我軍攻勢猛烈，國民黨官兵聞風喪膽，潰不成軍，爭相逃命，為了不讓敵人跑掉，我軍每天行軍都在百裏以上。戰爭形勢的迅速發展，要求西南服務團各支隊緊緊跟上野戰部隊，我們行軍路程也逐漸加多，70裏，80裏，到百裏以上，我一天最多走過114裏。常常是天不亮起床，天黑了方到宿營地，兩頭不見太陽。這時同誌們才嚐到了行軍的苦頭，一天走下來，全身酸軟，四肢無力，腳底打泡，身上的背包，糧袋象千斤重，有的扭傷了腳，為了不掉隊，隻好忍著疼跟著隊伍走。解放前湘西山區的土匪非常多，加上國民黨的殘餘，常出沒騷擾，為了保證我們這支隨軍幹部隊伍的安全，野戰部隊派有部隊在前麵保護。就這樣也發生過事，一天上級告知，有一女同誌因解手掉隊，被武裝土匪抓去剝掉衣服，活活整死，以後大家都不敢離隊太遠，解手時，女同誌就在附近，用油布圍起來，輪流解決。
白馬山是由湘入川的最高一座山，公路盤山而上，號稱上山70裏，下山70裏，實際上下山都在百裏以上，我們山上時看到還有國民黨士兵的屍體尚未埋掉，衣服被當地窮苦老百姓扒光，形象非常難看。我們走到山頂時，看到一座紀念牌。是為修路時犧牲的工人建的，這也說明了山路的險惡。這一天上山也是最艱苦的，走過了湘黔川三省交界處，（有人說一步踏三省地點在花桓縣茶洞鎮邊上）進入了四川，到了第一個縣城秀山，上級傳達說重慶解放了，在高興和歡呼的同時，也感到了很大壓力，我們是要接管重慶的，可還在千裏之外，每天的行程還得加快、加多。到第二個縣城西陽附近時，我們吃了晚飯，正準備睡覺，隻見西陽大火衝天，有個戰士跑來告知西陽被土匪放火，要我們提高警惕，當晚大家都不敢睡覺，輪流放哨。坐在背包上等天亮以後得知，土匪還是怕我們，隻是放了一把火就跑。第二天我們正常行軍，終於在12月22日左右，我們到達了目的地重慶。在整個行軍過程中，我腳上也打過泡，拉過肚子，生過病，那幾天是最難熬的（當然病很重時，有收容隊用汽車接走）。但我還是全程走過來了，終於園滿完成了行軍任務。
父親來信(4)參加工作
到重慶工業部報到後，休息了幾天，打掃了全身衛生（虱子），12月28日我分配到國民黨原江北第二兵工廠（現長虹機械廠）任軍代表聯絡員。我和另一同誌負責機槍所和修槍所的工作。第二兵工廠是國民黨在西南的最大（也是全國第二）兵工廠，軍代表姓熊，是個師長。我主要負責修槍所，另一同誌主要負責機槍所，我們兩人是一個組，一個所有多少職工，我記不得了。所裏的重大事情由我們負責。我隻會與一部分工人混在一起，但不會做上層人員工作，到場部開會匯報工作時，另一同誌拿了筆記本侃侃而談，而我隻是隨口說說。過了三個月，我估計熊代表看我能力弱，不會工作，就把我調走了。
50年3月28日我到西南軍區機要學校報到，學習機要工作。經過四個月的政治學習，學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人民民主專政等，才使我真正懂得了共產黨為什麽要革命的道理，初步樹立了革命的人生觀，接著進行政審，寫自傳。有些不願意或不符合做機要工作的，就回原單位，我留下來了，又學習了個把星期的業務，我們班決定提前畢業分配工作。8月底，我們六個人分配到西南軍區空軍氣象處機要股工作。那時候什麽都要保密，連天氣情況陰晴雨雪都要對外保密，當時的氣象密碼又非常簡單，我又肯鑽研，別人譯錯了的，我可以把它改正過來，予報組的一些同誌對我有了好印象。也不知什麽時候，我與我股一姓鄧的女同誌互相有了好感，她幫我洗衣服，幫我給父母寫信。大約10月底，上海來信說我父親病死，那時候剛工作，交通不便，我不能請假回去，也虧鄧安慰我。11月西南空軍搬遷到成都，由於我們的工作是不能中斷的，需要一部分人先去成都開展工作，機要股就派了我，而且是坐飛機去，我們坐的是美國製造的C-46大運輸，肚子很大，兩邊隻有四個椅子，中間是空的，這是我第一次坐飛機，有個笑話，當飛機在成都要降落時，因下降速度很快，人好像落空了一樣，與我同去的一個報務員臉都嚇白了，拉著我的手說："飛機失事了。"，我還沒有反應過來，飛機已落地。
我們即著手工作。大隊人馬是坐汽車到成都的。當年12月底，我調離了空司，不知是因為我工作比較熟練，還是因鄧的關係（當時股長也在追鄧），我調到了離成都約百裏外的新津機場，我任機要組長。在新津隻工作了十個月，新津氣象機要撤銷，我回空司，隻呆了兩個月，又奉命調重慶白市驛機場氣象站任機要組長，同去的報務員中有現在的妻子楊大容。在重慶又工作了三年半，這一段時間，工作雖然比較辛苦，三天中有兩個夜班，一個大白班，但也是我最愉快和無憂無慮的日子，每天按作息時間生活和工作，不值班時，就學習業務，53年開始我學文化，學習了一些三角和幾何，晚飯後有一個小時的休息，那是我打球的時間，主要打籃球。
日子過得很快，記不清是54年底還是55年初，老楊對我表示了好感，但我心中還有個鄧，說明情況，正好此時我組有個女機要員要調回空司，我們就托她了解情況，由於當時機要人員通信有很多限製，要經過領導審閱，故等了一段時間，才得知鄧已和股長結婚，同時有一架路過重慶的飛機，成員中有個我認識的報務員，他告訴我鄧已經懷孕了，以後我與楊好上了，但當時部隊對結婚條件有嚴格要求，我們不夠條件，故隻能保持秘密的戀愛關係。55年，部隊實行軍銜製，公布了軍官條例，放寬了結婚限製，規定隻要是軍官即可結婚，不久機場場長要我們結婚（當時不知道原因，以後才知道，重慶機場移交民航管理，部隊撤銷，而老楊也要轉業在民航工作。）我們也沒有選日子，隻買了一條被單，吃了晚飯後，就在食堂，舉行了簡單婚禮，第二天照常上班和工作，一天都沒有休息，時間是55年5月13日，星期五。
此時全國部隊有較大調動，原六大軍區撤銷，在成都的西南空軍中大部分人調武漢成立武漢空軍，一小部分人調昆明，成立航空處。重慶機場大部分到南京，一部分到福建。我至今都不知道為什麽把我一個人調回空司，空司人員從成都乘車經重慶坐船到武漢，我也同時在重慶上船，於55年6月到武漢，此時是我和老楊結婚後33天就分開了。56年5月知道媽媽在上海生活很困難，接媽媽來漢，6月老楊請假來漢探親，並考入武漢師專上學，第二年三月生下第一個孩子軍軍，取名字時，因我們是在重慶白市驛機場軍隊結婚的，故取名叫丁驛軍，以後簡化為一軍，第二個兒子出生時，自然叫一兵了。58年機要處馬處長曾通知我改行，不當機要員了，可是過一、二天又動員我到雷達團任機要股長，特別說明是個營職幹部，實際我自己沒有什麽考慮，領導叫幹什麽就幹什麽，於58年10月到雷達團報到，64年下農村做四清工作一年多，回來後即改行，先下放當副指導員一年，後調到當陽營當副教導員，70年底調鍾祥雷達團任後勤處副處長，處長，79年10月28日轉業到新華書店，90年5月正式辦理了離休。
說明：55年以後，沒有詳談，如果你們想知道而我又想寫時，可作為專題。如：在武漢機要處的生活；媽媽和老楊來漢的情況；雷達團的工作；農村四清；二年半的支左；在額頭灣的日子以及退休生活等等。
父親來信－自我小結(完)
縱觀我這一生，在部隊工作30年零17天，前15年是機要保密工作，後15年大部分是在後勤。自認為是老老實實、兢兢業業，但不知因為工作不突出，還是職務關係，（從50年底開始，就帶個長字，先是組長，以後股長、處長）我從來沒有立過功，評過獎，而我在部隊的級別和職務也提升得比較慢，這跟我的文化低，不大會說話有關，所以我從不埋怨和叫屈，我也一直沒有參加過培訓和進軍校學習，一直是要我堅持工作。也因為堅持工作，曆次的政治運動，從53年的三反五反、57年的反右，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沒有直接參加過，從另一方麵來說，也是保護了我，而沒有受到過任何的衝擊，也就是說我這一生非常的順利。在處理人事關係上（包括在書店），無論是對上級、同事或下級，也是很平和的，無論別人對我怎樣，我都能泰然處之，從不知道報複和打擊別人。到了晚年，我有兩個好兒子和兒媳，加上黨和政府對我們離休幹部待遇上照顧比較好，所以我對我這一生是非常滿足了。
丁莊秀園的後記（2009年）：
讀完這封信，流淚了。一直覺得父親很好，但也很平常。前兩天在走廊發了父親的前幾封信，也把這封盡快發了。父親節我寫過父親，請讀~我的父親~
父親的第一個初戀情人，被那股長看上，把父親調離了原單位。這件事聽母親說過，但是是第一次從父親那裏聽到。現在那位鄧阿姨應該也是七十幾了，我祝她和那位股長幸福！不論怎麽說，她間接地促進了我父親和母親的結合，也才有了我。
今天才知道父親在部隊"從來沒有立過功"！我曾隨父親在部隊住過很長的時間，父親絕對是勤勤懇懇工作的人，隻是父親並不看重那些東西。相信父親的個性給了我也很大的影響，我和父親的情況稍有不同，我得過不少獎，卻基本沒有當過帶長的，盡管也參加過公司的多次培訓(Leadership Training)。妻子曾笑我說隻要我們組有兩個人以上，那我就是組員，不過最近咱總算當了個長－－家壇的班長:)。
此文發了後，收到了很多好的留言，這裏我替父親謝謝大家！父親雖然平常，卻非常受到身旁人的尊敬，父親身體很好，現在有了老年證，就到處去玩，前兩天電話裏還說去看了賽馬。願父親一生平安，安度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