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二章 從阿羅本到郭實獵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曆史，是由一段富傳奇性的經曆開始。主後431年，一個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擊為散播異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紀末。波斯一地愈來愈多人信仰他所傳揚的教義，他的信眾通稱為涅斯多留派, 而且逐漸向東擴展。到了主後635年，屬於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傳教大阿羅本（A-lo-pen）抵達中國，來到大唐帝國的京城——長安。皇帝待他禮遇有加，而且學習基督教義，容許甚至下令讓它在國內傳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國稱為景教，在華流傳超過二百年。景教在中國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國人稱之為寺廟，傳教士的影響多在教堂之內，並不深入民間。
主後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對寺廟和莊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侶還俗，影響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牽連。在以後的幾百年裏，信徒大大減少。到了987年，一位從中國返抵歐洲的傳教士說，他在偌大的中華帝國之中，再找不到半點基督徒的蹤跡。
十三世紀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北部後，認為應當尊重各種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亞一帶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統治中國時，於北京設立了大主教。
與此同時，馬可勃羅（Marco Polo）也數訪中國。首先是馬可勃羅的叔叔從忽必烈處帶回一度給羅馬天主教皇的手諭，要求派遣博學之傳教士赴華，「以公正不阿的論據，證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們真實得多。」
二十年來，這要求仍未受重視，其後才有教皇派遣大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華之舉。大約翰約於1294年抵達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繼承人帕木兒（Timur）熱情款待。皇帝自己並未歸入基督教，據說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約翰建築了一所教堂，聲稱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過六千名信徒受洗。為此教皇卡裏門五世（Clement V）封他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約翰逝世後，中國的教會又進入長達兩個世紀的低沉時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遠的澳門建立了據點。這個葡萄牙殖民地從此成為許多傳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穌會（Jesuits）傳教士利瑪竇（Matthew Ricci）。1600年，利瑪竇抵達北京，透過他修理時鍾及繪畫地圖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稱讚。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逐漸建立了一個為數二千人的教會，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傑出的知識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國教會禮儀守則及其它的基督教書籍。
利瑪竇跟後來許多的傳教士一樣，在華傳教時，麵對著一些難題：如何用中文辭匯解釋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國古代的習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減少它的異域特性——但說時容易做時難。經過許多學習和思考，利瑪竇認為中國人有關敬拜孔子的禮儀和對家庭的觀念，有其社會意義，華人基督徒可繼續遵行。他相信中國基督徒最終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廢棄的指標。
繼利瑪竇之後，有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Bell），他在1622年抵達北京。湯若望通曉天文學，能準確地預言日蝕、月蝕的時間，在皇宮的欽天監和曆學館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時基督徒的人數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嬪和她的兒子。在大明帝國滅亡之後，湯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滿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紀中，除耶穌會外，還有天主教方濟各會（Franciscans）及道明會（Dominicans）的傳教士在華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績。1674年羅馬教廷設立了第一位中國主教。
然而關於如何稱呼神及哪些中國禮俗可被教會接納等爭論性的問題，卻仍然存在，甚至後來使教廷和中國教會的關係惡化，產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紀，對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為減少，教堂也受到毀壞。到了十八世紀末，天主教在中國的基業幾乎完全崩潰，隻有少數勇敢的傳教士仍在暗地裏堅持和奮鬥。
戴德生的父親應該常常提到第一位到華傳教的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國商船抵達廣州。他初時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過活，但到了1809年，他卻被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為「通事」（翻譯），給他薪金，也給他安全和保護。他成為一位中國語文及哲學的專家，他說中國人的智慧是「神賜予任何族類中一件最大的禮物」。
馬禮遜在廣州工作二十五年，這也是歐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國土地。馬禮遜認為中國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斷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們傳講福音。1814年，他為第一個中國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之後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漢英字典。愈來愈多中國基督徒受洗加入教會，其中一位後來更受按為牧師，在華人當中傳教。
然而，當馬禮遜在1834年逝世時（戴德生當時隻有兩歲），在中國傳道的機會並不比他來時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時，隻有三名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工作。負責印刷的麥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來華，以中國裝束在內地旅行，並分發福音小冊；衛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華，他就是後來著述《中華帝國》（The Middle Kingdom)一書的曆史家；還有一位來自美國的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他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使一般中國人稍減對傳教土的歧視。
在戴德生的青年時期，已久聞一位傳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蘭傳道會差派到中國傳教的郭實獵（Gutzlaff），後來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譯。郭實獵的書籍鼓舞了英國許許多多年輕基督徒的心靈，他在中國沿岸的種種傳奇事跡，對於商人、海員及政客皆耳熟能詳，令人津津樂道。郭實措有一個想法，就是訓練中國基督徒到全國的十八個省份傳教。 他成立了以中國基督徒為主的聯會，協助推行分發聖經和教導聖經的工作。
可惜郭實獵被他屬下的華人信徒欺騙了，他機構裏的人幾乎全是騙子及吸食鴉片煙的癮君子，他們所寫的旅行布道日記都是虛報的，所呈遞的受洗信徒名單也多是捏造的。當郭實措獲悉這一切，他極之灰心失望；他雖然竭力重組一切，但新工作還未開始，他就鬱鬱而終了。
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廣州外，外國人均不準到任何地方。縱使英國的基督徒為中國傳教工作已經祈禱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最後令中國的大門打開的，卻是西方列強加予中國政治和經濟壓力。中英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39年爆發，一方而是由於英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堅持要向中國售賣印度鴉片，另一方麵也因為中國對貿易關係的限製，以及對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敵視。
1842年，鴉片戰爭終以簽訂南京條約結束了。英國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開放；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外國可以在各條約口岸設立領事館，領事官員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國人民可免受淩辱和限製等等。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及宗教，但傳教士當然和商人一樣盡量利用這個機會。
當然，傳教土都討厭戰爭，但他們相信神借此打開了中國的福音大門。然而後來基督教常為人詬病者，亦是由於它隨著堅船利炮而進入中國。
南京條約使英國的基督徒察覺到一個新時機已然來臨，傳教士可以到中國去，在條約口岸和租界裏學習中文，甚至興建房子、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和建立教堂。由於郭實獵的事跡和異象，以及湧現各種新機會，英國的商人籌辦了一份鼓勵海外傳教的刊物，稱為《海外布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從其於1850年3月創刊開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訂閱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發現在倫敦有一個由不同宗派人士組成，名叫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 ）的組織，也在計劃征召到中國去的傳道人，和現存的差會加強合作，要把救恩傳到未聞福音的中國內陸各個省份。
戴德生寫信給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George Pearse）,要求協會提供資料，使他可以把協會及它向中國傳道的工作介紹開去。
他又聽聞班土尼鎮公理會的牧師有一本麥都思著的《中國的現在與將來》（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決定嚐試借來閱讀。
「你要借這本書，當然不成問題，」牧師說：「但請問所為何由？」
戴德生回答說：「神呼召我把生命獻出了到中國傳道」
「那麽你計劃怎樣到中國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會象初期猶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一樣，沒有杖，沒有袋，沒有糧，沒有錢，出去時全然倚靠那供應的主 。」
牧師把手輕輕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說：「啊，孩子，當你稍為長大一點，你就會變得聰明一些；這種想法在基督還在地上時是很好的，但現在可不同了。」
許多年之後，戴德生回憶當年舊事，說道：「我現在已經長大多了，但並沒有變得聰明一點。我隻是愈來愈相信如果我們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對初期使傳所作的保證，那麽這些指示和保證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樣適合我們的時代。」
麥都恩的書著重醫療傳道的價值，所以戴德生決定集中於醫學研究，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他也開始多作戶外運動，又舍棄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訓練自己，準備迎接前麵艱難的日子。
他開始用心地學習中文。這當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傳教士曾經說過，這需要「鐵打的身體、銅造的肺、橡木的頭、鋼的雙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記憶力，以及瑪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頭沒有中文的文法書和字典，他隻有一本中文官話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約翰一起學習。他們首先在英文本裏找到一節經文，然後再找十來處不同的經文，若內中有一個詞語是與第一節裏的相同，他們便翻開中文聖經找尋第一節經文的所在，又找另一節有詞語的經文；換句話說，他們是從英文詞匯著手，學習中文詞匯。他們把這些字匯及其意義寫在紙條上，又從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詞語，以作參考。並且把這些中文字匯用筆寫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鉛筆記下，直至肯定後，才用鋼筆寫下來。
這樣，他們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時起床用功。他寫信給戴賀美說：「如果我真要到中國去，我必須學習。我既然決定要去，現在隻有努力作好準備。我打算溫習拉丁文，學習希臘文和基本的希伯來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識，請多為我禱告。」
1849年聖誕，戴賀美返家度假，但她並非獨自一人，和她一起來的是一位年輕活潑的少女，名字叫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辦學校中的一位教師。韋瑪莉的出現使戴德生很高興。雖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樂和彈琴。但聽韋瑪莉的彈奏和獨唱，真有如沐春風、如在天國之感！她是個極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對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韋瑪莉時常到山頂騎馬。在假期還未結束之前，戴德生感覺自己已沐浴在愛河中。就目前來看，戴德生並未有顧慮到韋瑪莉對中國的興趣並不濃厚。
對於戴德生來說，1850年是困擾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國去，但怎樣才可知道韋瑪莉是否應該同行呢？與她分離卻又是何等痛苦難受！戴賀美的建議是，如果他要帶韋瑪莉同往，最好是由一個龐大的差會差派出去。
「對是對的」，戴德生說「但哪一個差會適合呢？」
衛斯理會在中國沒有宣教站。英國聖公會有一兩個分會，但他又不屬於聖公會的；浸信會及其他一些獨立教會也有差派傳教士到中國去，但他的觀點和他們並不一樣。至於中國協會，則經濟拮據。
「隻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愛她嗎？」戴德生寫信問戴賀美。「或者，你認為她關心我嗎？請坦白告訴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點摸不著頭腦 。「我不知道讀過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後一次讀時，心中更夾雜了希望和恐懼，但我決定交托給主！」
在父親的藥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藥方麵的專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覺得要成為醫生的助手，他更要在醫學知識上求進步。
他繼續和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通信，協會也慎重考慮派遣戴德生到中國的可行性。皮爾士認為協會可以先送戴德生到倫敦醫院接受醫學訓練，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
戴德生不能接受這個安排，因為他沒有能力負擔在倫敦的生活費。就在這時，荷爾（Hull）一位忙碌的醫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個助手，戴德生就這樣到了荷爾。
基督教進入中國的曆史，是由一段富傳奇性的經曆開始。主後431年，一個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擊為散播異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紀末。波斯一地愈來愈多人信仰他所傳揚的教義，他的信眾通稱為涅斯多留派, 而且逐漸向東擴展。到了主後635年，屬於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傳教大阿羅本（A-lo-pen）抵達中國，來到大唐帝國的京城——長安。皇帝待他禮遇有加，而且學習基督教義，容許甚至下令讓它在國內傳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國稱為景教，在華流傳超過二百年。景教在中國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國人稱之為寺廟，傳教士的影響多在教堂之內，並不深入民間。
主後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對寺廟和莊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侶還俗，影響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牽連。在以後的幾百年裏，信徒大大減少。到了987年，一位從中國返抵歐洲的傳教士說，他在偌大的中華帝國之中，再找不到半點基督徒的蹤跡。
十三世紀時，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國北部後，認為應當尊重各種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亞一帶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統治中國時，於北京設立了大主教。
與此同時，馬可勃羅（Marco Polo）也數訪中國。首先是馬可勃羅的叔叔從忽必烈處帶回一度給羅馬天主教皇的手諭，要求派遣博學之傳教士赴華，「以公正不阿的論據，證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們真實得多。」
二十年來，這要求仍未受重視，其後才有教皇派遣大約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華之舉。大約翰約於1294年抵達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繼承人帕木兒（Timur）熱情款待。皇帝自己並未歸入基督教，據說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約翰建築了一所教堂，聲稱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過六千名信徒受洗。為此教皇卡裏門五世（Clement V）封他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約翰逝世後，中國的教會又進入長達兩個世紀的低沉時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遠的澳門建立了據點。這個葡萄牙殖民地從此成為許多傳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穌會（Jesuits）傳教士利瑪竇（Matthew Ricci）。1600年，利瑪竇抵達北京，透過他修理時鍾及繪畫地圖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稱讚。利瑪竇在北京十年，逐漸建立了一個為數二千人的教會，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傑出的知識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國教會禮儀守則及其它的基督教書籍。
利瑪竇跟後來許多的傳教士一樣，在華傳教時，麵對著一些難題：如何用中文辭匯解釋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國古代的習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減少它的異域特性——但說時容易做時難。經過許多學習和思考，利瑪竇認為中國人有關敬拜孔子的禮儀和對家庭的觀念，有其社會意義，華人基督徒可繼續遵行。他相信中國基督徒最終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廢棄的指標。
繼利瑪竇之後，有德國籍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Bell），他在1622年抵達北京。湯若望通曉天文學，能準確地預言日蝕、月蝕的時間，在皇宮的欽天監和曆學館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時基督徒的人數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嬪和她的兒子。在大明帝國滅亡之後，湯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滿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紀中，除耶穌會外，還有天主教方濟各會（Franciscans）及道明會（Dominicans）的傳教士在華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績。1674年羅馬教廷設立了第一位中國主教。
然而關於如何稱呼神及哪些中國禮俗可被教會接納等爭論性的問題，卻仍然存在，甚至後來使教廷和中國教會的關係惡化，產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紀，對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為減少，教堂也受到毀壞。到了十八世紀末，天主教在中國的基業幾乎完全崩潰，隻有少數勇敢的傳教士仍在暗地裏堅持和奮鬥。
戴德生的父親應該常常提到第一位到華傳教的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國商船抵達廣州。他初時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過活，但到了1809年，他卻被英國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為「通事」（翻譯），給他薪金，也給他安全和保護。他成為一位中國語文及哲學的專家，他說中國人的智慧是「神賜予任何族類中一件最大的禮物」。
馬禮遜在廣州工作二十五年，這也是歐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國土地。馬禮遜認為中國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斷學習中國語言和文化，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們傳講福音。1814年，他為第一個中國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之後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漢英字典。愈來愈多中國基督徒受洗加入教會，其中一位後來更受按為牧師，在華人當中傳教。
然而，當馬禮遜在1834年逝世時（戴德生當時隻有兩歲），在中國傳道的機會並不比他來時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時，隻有三名來自歐洲的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工作。負責印刷的麥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來華，以中國裝束在內地旅行，並分發福音小冊；衛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華，他就是後來著述《中華帝國》（The Middle Kingdom)一書的曆史家；還有一位來自美國的醫生伯駕（Peter Parker)，他在廣州開設了一家眼科醫院，使一般中國人稍減對傳教土的歧視。
在戴德生的青年時期，已久聞一位傳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蘭傳道會差派到中國傳教的郭實獵（Gutzlaff），後來成為英國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譯。郭實獵的書籍鼓舞了英國許許多多年輕基督徒的心靈，他在中國沿岸的種種傳奇事跡，對於商人、海員及政客皆耳熟能詳，令人津津樂道。郭實措有一個想法，就是訓練中國基督徒到全國的十八個省份傳教。 他成立了以中國基督徒為主的聯會，協助推行分發聖經和教導聖經的工作。
可惜郭實獵被他屬下的華人信徒欺騙了，他機構裏的人幾乎全是騙子及吸食鴉片煙的癮君子，他們所寫的旅行布道日記都是虛報的，所呈遞的受洗信徒名單也多是捏造的。當郭實措獲悉這一切，他極之灰心失望；他雖然竭力重組一切，但新工作還未開始，他就鬱鬱而終了。
中國人的仇外情緒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廣州外，外國人均不準到任何地方。縱使英國的基督徒為中國傳教工作已經祈禱了將近半個世紀，但最後令中國的大門打開的，卻是西方列強加予中國政治和經濟壓力。中英鴉片戰爭之所以在1839年爆發，一方而是由於英國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堅持要向中國售賣印度鴉片，另一方麵也因為中國對貿易關係的限製，以及對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敵視。
1842年，鴉片戰爭終以簽訂南京條約結束了。英國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五口（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開放；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外國可以在各條約口岸設立領事館，領事官員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國人民可免受淩辱和限製等等。南京條約中沒有提及宗教，但傳教士當然和商人一樣盡量利用這個機會。
當然，傳教土都討厭戰爭，但他們相信神借此打開了中國的福音大門。然而後來基督教常為人詬病者，亦是由於它隨著堅船利炮而進入中國。
南京條約使英國的基督徒察覺到一個新時機已然來臨，傳教士可以到中國去，在條約口岸和租界裏學習中文，甚至興建房子、設立學校、開辦醫院和建立教堂。由於郭實獵的事跡和異象，以及湧現各種新機會，英國的商人籌辦了一份鼓勵海外傳教的刊物，稱為《海外布道雜誌）（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從其於1850年3月創刊開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訂閱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發現在倫敦有一個由不同宗派人士組成，名叫中國協會（Chinese Association ）的組織，也在計劃征召到中國去的傳道人，和現存的差會加強合作，要把救恩傳到未聞福音的中國內陸各個省份。
戴德生寫信給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George Pearse）,要求協會提供資料，使他可以把協會及它向中國傳道的工作介紹開去。
他又聽聞班土尼鎮公理會的牧師有一本麥都思著的《中國的現在與將來》（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決定嚐試借來閱讀。
「你要借這本書，當然不成問題，」牧師說：「但請問所為何由？」
戴德生回答說：「神呼召我把生命獻出了到中國傳道」
「那麽你計劃怎樣到中國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會象初期猶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個門徒一樣，沒有杖，沒有袋，沒有糧，沒有錢，出去時全然倚靠那供應的主 。」
牧師把手輕輕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說：「啊，孩子，當你稍為長大一點，你就會變得聰明一些；這種想法在基督還在地上時是很好的，但現在可不同了。」
許多年之後，戴德生回憶當年舊事，說道：「我現在已經長大多了，但並沒有變得聰明一點。我隻是愈來愈相信如果我們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對初期使傳所作的保證，那麽這些指示和保證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樣適合我們的時代。」
麥都恩的書著重醫療傳道的價值，所以戴德生決定集中於醫學研究，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他也開始多作戶外運動，又舍棄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訓練自己，準備迎接前麵艱難的日子。
他開始用心地學習中文。這當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傳教士曾經說過，這需要「鐵打的身體、銅造的肺、橡木的頭、鋼的雙手、鷹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記憶力，以及瑪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頭沒有中文的文法書和字典，他隻有一本中文官話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約翰一起學習。他們首先在英文本裏找到一節經文，然後再找十來處不同的經文，若內中有一個詞語是與第一節裏的相同，他們便翻開中文聖經找尋第一節經文的所在，又找另一節有詞語的經文；換句話說，他們是從英文詞匯著手，學習中文詞匯。他們把這些字匯及其意義寫在紙條上，又從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詞語，以作參考。並且把這些中文字匯用筆寫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鉛筆記下，直至肯定後，才用鋼筆寫下來。
這樣，他們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時起床用功。他寫信給戴賀美說：「如果我真要到中國去，我必須學習。我既然決定要去，現在隻有努力作好準備。我打算溫習拉丁文，學習希臘文和基本的希伯來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識，請多為我禱告。」
1849年聖誕，戴賀美返家度假，但她並非獨自一人，和她一起來的是一位年輕活潑的少女，名字叫韋瑪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辦學校中的一位教師。韋瑪莉的出現使戴德生很高興。雖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樂和彈琴。但聽韋瑪莉的彈奏和獨唱，真有如沐春風、如在天國之感！她是個極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對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韋瑪莉時常到山頂騎馬。在假期還未結束之前，戴德生感覺自己已沐浴在愛河中。就目前來看，戴德生並未有顧慮到韋瑪莉對中國的興趣並不濃厚。
對於戴德生來說，1850年是困擾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國去，但怎樣才可知道韋瑪莉是否應該同行呢？與她分離卻又是何等痛苦難受！戴賀美的建議是，如果他要帶韋瑪莉同往，最好是由一個龐大的差會差派出去。
「對是對的」，戴德生說「但哪一個差會適合呢？」
衛斯理會在中國沒有宣教站。英國聖公會有一兩個分會，但他又不屬於聖公會的；浸信會及其他一些獨立教會也有差派傳教士到中國去，但他的觀點和他們並不一樣。至於中國協會，則經濟拮據。
「隻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愛她嗎？」戴德生寫信問戴賀美。「或者，你認為她關心我嗎？請坦白告訴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點摸不著頭腦 。「我不知道讀過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後一次讀時，心中更夾雜了希望和恐懼，但我決定交托給主！」
在父親的藥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藥方麵的專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覺得要成為醫生的助手，他更要在醫學知識上求進步。
他繼續和中國協會的秘書長皮爾士通信，協會也慎重考慮派遣戴德生到中國的可行性。皮爾士認為協會可以先送戴德生到倫敦醫院接受醫學訓練，作為到中國傳教的準備。
戴德生不能接受這個安排，因為他沒有能力負擔在倫敦的生活費。就在這時，荷爾（Hull）一位忙碌的醫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醫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個助手，戴德生就這樣到了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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