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1)
話說“思辨”，“好鬥”，以及“紅衛兵精神”
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觀念，從來不著重於“批判”，而是強調“和氣”。這在文人的思維和創作中形成了一種非常拘謹的思維方法，即“麵麵俱到”。這種方式帶來的好處是不會得罪任何一個人，達到了“一團和氣”的結果，壞處是讓人看了後感到不知所雲，說了等於沒說，寫了等於沒寫。
中國人似乎從來都有個誤區，既把觀點的分歧等同於情感的割裂。反過來，“團結”“友愛”，就一定意味著在認識上的絕對一致。於是為了要做到“團結”，“和氣”，大家都一定要在思想上站在一個立場。這種“和為貴”的原則，向來是中國人的處事精髓，並也深深體現在學術思想領域：對既存的權威思想的認可和推崇。由於這種態度，大多數的學者，都不過是了善於“批注”的專家，而談不上真正的思想家。這樣沒完沒了的批注，使中國人在抽象的思想領域一直缺乏創新。
要創新，離不開“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按我的理解，就是對已有的思想觀念的懷疑和從新思考。這個懷疑和從新思考的過程，就是思想的發展過程。如果沒有這個過程，後人的思想，就永遠停留在前人的思想上。
批判性的思維方式一運作起來就是“思辨”。思辨包括了思考和辯論。然而在我們中國人的學術傳統中似乎不具備這樣的特點。在生活中我們中國人也不崇尚辯論。不但不願辯論，還害怕辯論，最後到憎恨辯論，還給“好辨”的態度取了個別名：“好鬥”。“好辨”等同於“好鬥”麽？當然不。辯論實是愛好思想的人的實踐思想的方式，它的目的不是求勝，而是求證思想。這和感情用事的“好鬥”， “爭強好勝”沒有任何關係。辯論者在辯論中通過說服對方來證明自己的觀點的合理性。這個說服對方的過程其實也是說服自己的過程。如果最後自己和對方都沒有被說服，結果就應當是自己對自己的觀點重新思考，而不是把對方視為敵人據而遠之。當然，如果在辯論的雙方中的一方是不思考的人，這人就可能就會對另一方的思想感到手足無措，從而產生一種由於無從說服對方而產生的失敗感。於是，給對方貫之以“好鬥”一詞，似乎是一種最好的不戰而勝的方法。當然事實上，這不過是一種阿Q似的精神勝利法。
對於“思辨”的誤解，還最終誤導了好多中國人對社會認識：把社會的動蕩歸罪於思想上的批判精神。最典型的例子是對文化大革命的產生根源的認識。這場災難明明是由於思辨的缺乏所致（對集權思想盲從的一方，在權力的保護下對有思想的，敢於批判的一方的殺戮），卻偏偏有人認為是思想的“批判性”所致。難怪有那麽多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學者）把魯迅精神和紅衛兵精神同日而語。
這種把“思辨”和“好鬥”混為一談，把“毫無觀點”，“沒有思想”和“寬容”混為一談的習慣，實際上是顯示了我們好多中國人的理性思維方式的幼稚和落後。自從人類在進化過程史中從動物類脫異而出，思想，就成了人類區別於動物的最大特征。而這一特征的進化的快慢，又是不同人種，不同文化競爭的關鍵。我個人認為，這個思想的單一性，即惰性，是我們中國文化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中國人想要改變自己的精神麵貌，需要的，不是沒有觀點的一味認可，所謂的“寬容”，而是更多的批判性的思想，更多的思辨。
March 13, 2004
我覺得儒家學說在中國曆史上的作用很接近宗教的作用。但由於它又不是宗教，所以在近代完全沒有說服力。
當然，宗教也未必真有說服力，但至少有“神”的名義。
我覺得提倡墨家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批判”。
墨家由於對儒家作了批判，儒家得勢以後把墨家思想進行了徹底的否認，使得中國的批判主義完全呈一般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