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6月4日即將到來,這個曾令舉世震驚,在中共建軍曆史上首次公然撕下“愛民”麵具,明火執仗地出動“人民子弟兵”用真槍實彈屠殺人民的“六四慘案”已經過去十六個年頭。這十六個寒暑在世人眼中或如白駒過隙,轉瞬即逝,但烈士墓前當巳草木森森,那些英年早逝的死難者若還在生,應是人過中年,兒女繞膝,他們的父母也可以弄孫為樂,得享天倫了。而今卻生死殊途、空灑熱血,每憶及此,能不令人斷腸!
盡管在中共的口中,“六四”巳由一場“反革命動亂”逐漸淡化成一場“政治風波”,至去年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之為“重要的曆史事件”。但逝者巳逝,他們仍然蒙受著不白之冤而含恨地下,他們的父母親屬仍然帶著心頭巨大的傷痛,十六年如一日,堅持為親人的冤屈而奔走呼號。而中共的當政者麵對著來自全球要求為“六四”平反的正義呼聲卻表現出驚人的厚顏無恥。雖然中共中能言善辨者如朱鎔基、溫家寶但在響應有關“六四”中軍隊向人民開槍的問題時都不免變得口拙舌苯、支吾以對(也可能他們比一些在論壇上為“六四”鎮壓張目的人士更懂得點羞恥),足以證明其理屈詞窮。但是時至今日,在強調要建設一個所謂“和諧社會”的號召聲中,中共似乎還是堅持將平反“六四”的問題無了期地拖延下去,還要堅持那些色厲內荏的鎮壓理由,不敢正視自己親手種下令社會不能和諧的罪惡!
中共既然認為“六四”的鎮壓是正確的,所以才不能為之平反,那為什麽中共還要悄悄地將“動亂”換成了“事件”?並且也舉不出所謂“西方敵對勢力”幕後插手的任何證椐?如果“六四”的鎮壓是錯的話,中共為何就不能痛痛快快地承認錯誤,為無辜的死難者平反呢?若說是國家目前要重點抓住機遇搞建設,平反“六四”可能導致中共的執政危機,令社會不能安定,所以為了局勢穩定而不能為“六四”事件平反的話,君不見那些曾跟隨中共出生入死,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共扣上叛徒、反黨、特務、走資派等帽子的中共大小幹部們或其親屬無不是在文革剛結束,巳元氣大傷的國家百廢待興之際,就迫不及待、千方百計、鍥而不舍地奔走上訴,要洗脫自己及親人的冤屈,要推翻中共強加以自己的“罪名”,爭取重新出來工作的機會。怎不見他們顧全大局,為黨的聲譽,為當時的社會穩定出發,甘願帶罪蒙冤而死呢?難道他們中間就真的沒人犯過錯誤嗎?文化革命中人民群眾對他們的衝擊就一點沒有道理?尤其有些被“最高指示”定了罪的人士(比如鄧小平),為此甚至不惜將黨和全國人民的“偉大領袖”都拉下了神台,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不顧之前自己唾麵自幹、親手寫下向他老人家的懺悔認罪之言,由此給中國人民造成極大的信仰危機。那何以這些中共黨員們都認為既錯在中共,就要急於為自己平反,別人卻就平反不得呢?
至於後來的蘇聯解體、東歐變色又與你中共何幹?竟然都能成為中共洞悉先機,因而血腥鎮壓國內要求民主自由的學生之理由,似乎若不鎮壓,中國必步其後塵。那麽,假如是美國解體、日本變色,是否也會令中共必然鎮壓國內反美反日學生,亦以免仿效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更別說學生和平示威本不應受到軍隊的殺害,就算學生行為有不妥之處也錯不當死。比之中共執政以來所犯下的累累“錯誤”(實為罪行),學生所謂的錯誤簡直微不足道,那是否意味著人民也因此有權任意殺戳中共黨員,變成殺人合理?
曆史早巳證明,中共自己可以屢屢犯罪,然後將罪責推給那些當時的黨的領導人,與黨本身全無幹係,從未交代過何以這些壞人都出在中共的高層?因此黨無須對人民道歉、無須承擔責任、更無須下台。更令人不齒的是還要事後擺出一副為民除害的姿態,似乎忘記了當年即使“偉大領袖”巳到了油盡燈枯、苟延殘喘的地步,那位後來利用民意複出並悍然製造了“六四”慘案的“總設計師”,在那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家麵前也隻能逆來順受、俯首聽命,自甘雌伏、束手就縛。所以說,難道這個黨、這樣的黨員就連養癰貽患的過失都沒有?反而一群熱血青年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關心國家、民族的命運,倒要被中共以坦克和子彈來作回應?可見中共用以為“六四”鎮壓及不為“六四”平反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
假如今天中共的領導人能把握中共仍在執政的期間,為“六四”慘案及死難者平反昭雪,其實等於是給了自己和中共一個贖罪的機會,也等於給了一個求人民寬恕它的機會。否則的話,中共本有什麽資格為“六四”平反?它隻有接受審判的權利!所以,若是它堅持冥頑不靈,采用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手法,企圖讓時間的浪花去衝刷罪惡留下的痕跡,隻能是徒勞無功的。因為每一年的“六四”前夕,中共都能聽到來自那些不屈冤魂的怒吼聲,因此令它年年此際則如臨大敵,寢食不安、令它擔心來自全國每一個角落可能出現的抗議、令它要更嚴密地封鎖各個網站論壇、令它要緊盯著大學的校園、令它不敢開放天安門廣場…於是,人們就知道那個巳永遠成為中共揮之不去的夢魘—又一年的 “六四”快到了!
“偉大領袖”有詞曰:“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場黃花分外香。”此情此際正是:又見“六四”,又見“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