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錢去做賊”——論精英都在黨內

  

文革剛結束不久，老爸和他的戰友都陸續得到平反及恢複了工作。互相取得聯係後，特別是其中一些劫後重逢，幾乎九死一生的幾位老朋友就常常相約喝酒，盡訴衷腸。好象要把那段互相不知生死、天各一方的時光追補回來。

 

那時候不太興上館子，基本上都是在家裏吃。這樣我們這些後輩就有了機會混上桌子，一邊跟著吃喝，一邊聽他們侃大山，說他們當年參加共產黨的故事。這些老頭兒都能喝，往往菜沒上齊幾杯好酒就下了肚。有天，一位平時沉默寡言的王伯伯喝多了點，帶著醉意，一本正經地對我們說：“當年我參加革命，就好比帶著錢去做賊啊”。我們都聽得大眼瞪小眼，不明白這是什麽意思。旁邊的幾位老頭兒都笑了，其中一位伯伯向我們解釋說，你們這王伯伯那時家裏是南洋富商，父母很有錢。他參加革命後不僅沒有報酬，組織上還經常要他從家裏拿大筆錢出來接濟同誌，包括作為營救被捕同誌時要行賄的資金等。但那時革命者不但不能公開而且是非法的，隨時有被抓捕殺頭的可能。躲躲藏藏地跟做賊差不多，而做這種賊是沒有錢偷的，還要倒貼。可不是帶著錢去做賊嗎﹖我們聽了也哄然大笑，笑的是在那“火紅的年代”，象“革命”這樣神聖的名詞居然和“做賊”聯係在一起，實在是太滑稽了。

 

後來又聽他們說起另一位伯伯的故事。那位伯伯家裏是大地主，由於黨組織經常缺乏購買軍火等必需的經費。所以這位伯伯隻要一知道家裏要送錢去城裏錢莊存，就馬上把路線、時間告訴黨組織，組織上就派人在半路上扮強盜打劫，屢屢得手。弄得他父母十分驚詫，不明白強盜何以聰明如斯。直到有一次，黨組織急需一筆資金，來不及等到下次半路上打劫。情急之下，這位伯伯隻好蒙上臉親自帶著同誌們上家裏來搶，由於這夥“搶劫犯”對家裏藏錢的地方太熟悉，他母親留上了神，終於被她從領頭的強盜身形中認出了這個不肖子，大聲喝罵起來。這位伯伯“惡行”敗露後，帶著“搶”來的錢與同夥慌不擇路地狼狽逃竄，從此再也不敢回家。他父母直到去世也沒有原諒他，真成了生離死別。我們聽了又是哈哈大笑，怎麽也不能想象那位曾負責過公安工作的伯伯竟然做過“強盜”！

 

往事如煙俱往矣，如今每當看到、聽到中共黨內一樁樁觸目驚心、金額越來越大、官級越來越高、人數越來越多的腐敗案件﹔再回想起那兩位伯伯的故事，卻再也笑不出來，隻覺得十分鬱悶和心寒。中共奪得政權前，參加革命是要坐牢殺頭的。窮人參加革命還能說是為了分得一畝三分地，為了可以奪取富人的財產。但是，象那兩位前輩那樣出身富裕家庭的、甚至是國民黨高官家庭的青年參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例如蔣介石的心腹、國民黨中常委陳布雷的女兒女婿，華北剿總司令、上將傅作義的女兒，東北軍司令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曾任中共海軍副司令員，文革中自殺）、曾協助上海首任副市長潘漢年做多年地下工作，後來成為他夫人的金城銀行大老板的千金小姐（與潘漢年一起坐牢流放近三十年）等許多人都投身了革命…他們大多在海外讀過書，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所以回國後都同情、支持當時主張民主、反對獨裁的中共，從而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和家庭。

 

這些人原本已屬於當時社會上先富起來的那部分人，他們自身的條件和家庭背景令他們可以輕易過上優裕的生活。他們根本不需要通過奪取政權來得到這一切。而他們選擇革命參加中共，卻正是要推翻那個可令他們擁有財富、地位的政權。還使自己身陷險境、成為“強盜”、“賊”、“叛逆”，隨時會丟掉性命、連累家人。可悲的是，革命成功後，他們反而多次受到打擊，如陳布雷的女婿於反右中打成右派並被流放，陳的女兒在被迫離婚後，又在文革中被整得跳樓自殺。渾不象在今天，加入中共的人是可以升官、發財、享有特權、福澤家人子女，而且可以比還在貧苦中的人民先富了起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引用過關於入黨是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巳成了笑話！

 

撫案喟然長歎之餘，不禁想問問，這些前輩們當年放棄自己巳擁有的財富和社會地位是為了追求一種什麽理念﹖他們是為了中華民族的民主自由，還是為了給自己撈更多的錢財﹖今天，他們曾為之努力奮鬥過的目標達到了嗎﹖相比起現在這些多如牛毛、隻知道把人民財產往家裏搬、搞得雞犬升天的中共貪官﹔他們又是什麽理念﹖如果說中國的精英都在黨內的話，誰才是真正的精英﹖今天的中共裏又有幾個人配稱為精英﹖還有多少個肯帶著錢去做“賊”、回家去做“強盜”的精英﹖

 

上帝啊！請賜我們中國更多的這樣為中國人民、為民主事業而獻身的“賊”和“強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