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小鹿
賁者，文飾也。以白為賁，也許是什麽也沒有，或者，什麽都有……
一
說起中古時期的“曲水賦詩”，很容易讓人想起另一個與特定環境相關的文化現象，即先秦的“登高賦詩”傳統。“登高賦詩”本來是指春秋時期的諸侯卿大夫在交接鄰國時，登上高高的台階、升堂入室開展外事活動的過程中，援引《詩經》詩句以應對酬酢、伸發誌意、展示才學的一種特定禮儀，《詩經》毛《傳》說，“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可見“賦詩”——實際上是引《詩》——已經成為當時士大夫的一種必備素質和能力。後來，“‘登高'一詞於漢末進入了文學領域，魏晉之後更成了社會上的一種習俗”。（周勳初《魏晉南北朝文學論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149頁） 文人們登高望遠，視野開闊，大自然的美景與個人心誌神交冥會，極易激發詩情。曹操的“登高必賦”（《三國誌·武帝紀》注引《魏書》） 、陶淵明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移居》詩之二) ，都說明了創作意願的萌生與“登高”的特定關係。不過，這時的“賦詩”已經不是引用詩句，而是一種真正的文人創作了。
自然環境對人的情緒心境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登高”如此，“臨水”也同樣，而且二者常常共同作用於人的情感世界。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雲：“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蕭子顯《自序》也說：“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就是將這兩種人類活動引起的文化反應等量齊觀了。如果說，“登高賦詩”傳統經曆了一個由廟堂儀式向民間習俗漸次轉化的過程，那麽，“曲水賦詩”現象則相反，它先是民間信仰和習俗的派生物，因為符合文人創作的心理機製而流行，最後被帝王和貴族所提倡，成為文人士大夫遊宴雅集的一個特別節目，進而成為“公宴詩”的一個重要品種。
“曲水賦詩”的民俗學背景是複雜而充滿神秘色彩的。《周禮·春官·女巫》說：“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玄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意謂以香熏草藥沐浴。”應劭《風俗通》：“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故於水上盥潔之也。”《韓詩》也說：“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續魄，拂除不祥。”《論語·先進》所載“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描述的就是這一習俗。另 據《續齊諧記》記載：
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意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攜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意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晰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播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曰：‘令君製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沿，皆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後漢書·禮儀誌》注引。按《晉書·束晰傳》亦載此事，文字略有異同。)
可見，“三月曲水”、“祓禊沐浴”的風俗與初民求子祈福的生殖崇拜有著密切的關係，表達了人們對風調雨順、子孫繁衍的由衷渴望。作為我國傳統民間信仰和歲時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一習俗代代相沿，時間、地點以及祓禊、遊戲活動的儀式和道具，皆有約定俗成的規製。時間一般在我國傳統的“上巳節”。這是我國民間一個祓（同拂）除禍災，祈求吉福的節日。漢代以前，上巳必取巳日，但不必 三月初三，從《西京雜記》第77條“正月上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如此終歲焉”的記載來看，甚至 祓禊的儀式也不必定在上巳日進行。魏以後則一般用三月初三，但不一定為巳日。《宋書·禮誌》記載：“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柸石溝，燕群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官人循之至今。”後來，“三月三”也就成了“上巳節”的代名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