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緣何能賦詩？(二)

二

　　從文獻的記載看，三月三的曲水春遊，是非常熱鬧的。晉成公綏《洛禊賦》載：“考吉日，簡良辰，祓除鮮禊，同會洛濱。妖童媛女，嬉遊河曲，或漁纖手，或濯素足。臨清流，坐砂場，列壘樽，飛羽觴。”梁宗懍《荊楚歲時記》也說：“三月三日 ，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為流杯曲水之飲。”不僅民間老少鹹集於水濱，帝王貴族也都車馬輻輳絡繹不絕地趕來，以示“與民同樂”。《史記》和《漢書》都記載，呂後曾於上巳日在灞上舉行祓禊典禮。漢末時，袁紹為了樹立自己的威儀，也曾在“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後漢書·袁紹傳》)。晉元帝司馬睿初到江南，為收攏人心，“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敦、（王）導及諸名勝皆騎從。”（《晉書·王導傳》）這些都說明曆代統治階層對這一民間習俗的重視。

　　不過，正如有的論者所說，“漢代的節日，始終籠罩在一種宗教化的神秘氛圍中，幾乎所有的節俗活動均為媚神、娛神而設，故而節日的氣氛是莊重而壓抑的。魏晉以來，世積亂離，生命賤如草芥，朝不保夕，及時行樂的思潮就在時代文化的領導和弘揚階層——士族分子中間廣為流行。節日成為他們抒發情思、寄托情懷、肆意玩樂的集中時段。禳災去穢的上巳變成了高朋聚會、遊戲水邊的佳節良辰，而歲末逐疫的大儺也變成了鬧哄哄的假麵舞會”。（張承宗、魏向東《中國風俗通史·魏晉南北朝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523頁）對水的崇拜漸漸被一種“戲水”、“玩水”的心理和風氣所取代。在水濱暢遊時，節目自然很多，或執蘭沐浴，或“張樂於流水”，或“曲水流觴”縱意酣暢。

　　不僅如此，據七世紀初的杜寶《水飾》記載，三月三日 ，還有大型的民間文藝演出。當時的新城（洛陽附近）熱鬧非凡，達官顯貴和黎民百姓都聚在“曲水以觀水飾”。演出的劇目自“神龜負八卦出河”以迄“長鯨吞舟”共有 72勢，皆是與水有關的傳說故事。演員為長二尺許的木人，“皆能運動如生，隨曲水而行”，“木人奏音聲，擊罄撞鍾，彈箏鼓瑟，皆得成曲；及為百戲，跳劍，舞輪，升竿，擲繩，皆如生無異”。場麵很是壯觀。（《太平廣記》二百二十六引《大業拾遺》）梁庾肩吾“百戲俱臨水，千鍾共逐流”（庾肩吾《三月侍蘭亭曲水宴詩》）的詩句，描寫的就是當時的盛況。

　　民間的情況是這樣，文人雅士圈中自然花樣更多。正如《韓詩章句》所說的，三月上巳，於兩水之上招魂續魄，拂除不詳，“故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觀也。”於是，在俗眾的遊戲之外，又多了兩個節目，那就是清談和賦詩。《世說新語·言語篇》載：

　　諸名士共至洛水戲，還，樂令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王曰：“裴仆射善談名理，混混有雅致；張茂先論史、漢，靡靡可聽；我與王安豐說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劉注引《竹林七賢論》曰：“王濟諸人嚐至洛水解禊事。明日，或問濟曰：‘昨遊，有何語議？'濟雲雲。”）

　　根據劉孝標注釋中“解禊”一詞，可知這次請談聚會當是“三月三”這一天的事。而在此之前，曹丕也有“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與朝歌令吳質書》）的描述。這裏的“高談”，也可理解為早期的請談活動。

　　比之曲水之濱的請談高論，“曲水賦詩”活動開始的還要早些。它跟漢末魏晉時期，伴隨“文學的自覺”而出現的文人詩創作勃興緊密相關，也是時代風氣的產物。“水”在中古時期已經和“賦詩”活動密不可分。曹丕《與吳質書》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文選》卷四十二）石崇《金穀詩序》：“餘以元康六年，從太仆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金穀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餘與眾賢共送澗中，賦詩以敘中懷。” 這裏，酒的刺激作用是明顯的，但“觴酌流行”當然也離不開曲水環繞。王羲之在《三月三日蘭亭序》裏說得更明白：“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後來，“曲水流觴”就成了一個膾炙人口的風雅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