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水緣何能賦詩？(三)

三

　　如果說，詩人文士們在曲水集會上“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還是一種興之所致的自然抒發的話，那麽後來流衍而成的“ 三月三日 曲水賦詩”現象，便成了一種官方發起的、人為的創作活動，因而帶有“應製”色彩。顏延年《應詔燕曲水作詩》注引《水經注》雲：“舊樂遊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記載此事說：“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鹹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文選》卷二十） 帝王將相大擺曲水宴，詩人名士爭寫曲水詩，這種應詔賦詩的情況在整個南朝都很普遍，以致形成了“曲水詩”、“上巳詩”或“三日詩”這樣一種獨特的詩題。今查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所輯錄的“曲水詩”，約有一百餘首，而實際的數目應該遠不止這些。

　　由於帶有某種例行公事的成分，“曲水賦詩”活動的遊戲性質和程序化痕跡均較明顯。《世說新語·排調篇》載：“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 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而“不能者罰酒”在蘭亭集會上早已出現。王羲之《臨河序》稱：“……右將軍司馬太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鬥。”（《世說新語·企羨》劉注引）在作詩過程中，大家分行而坐，很像今天學校的考試。如果作弊，甚至有免官乃至坐牢的危險。沈約《俗說》裏就有這麽一則故事：

　　陶夔為王孝伯參軍，三日曲水集，陶在前行坐，有一參軍督護在坐。陶於坐作詩，隨得三五句，後坐參軍督護隨寫取。詩成，陶猶更思補綴，後坐寫其詩者先呈，陶詩經日方呈。王怪，收陶參軍，乃複寫人詩？陶愧愕不知所以。 王後知陶非濫，遂彈去寫詩者。（《太平禦覽》二百四十九引）

　　不僅寫作的外部情況如此，就是詩作的題材、意象、詞藻和主題等，也都帶有程式化因素，讀來難免千篇一律，鮮有新意。比如，詩歌多有“蘭觴”、“蕙肴”、“絳棗”、“素卵”、“玄醪”、“醉魚”等意象，一看就知道是曲水詩。但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作為一種“公宴詩”，大部分曲水詩題材雷同，為文造情，有的甚至淪為歌功頌德的陳詞濫調（如《文選》歸入“公宴”類的顏延之四言詩《應詔燕曲水作詩》等）。但這類詩又與一般公宴詩不同，因為特定的時令（春三月）和特定的環境（曲水邊），曲水詩在模山範水、寫景狀物方麵，確有可取之處。如西晉張華《上巳篇》詩：“密雲蔭朝日，零雨灑微塵；飛軒遊九野，置酒會眾賓。”荀勖《三月三日從華林園詩》：“清節中季春，姑洗通滯塞。玉輅扶淥池，臨川蕩苛慝。”潘尼《三日洛水詩》：“朱軒蔭蘭皋，翠幕映洛湄；沉鉤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進，素卵隨流歸。”這些寫景的詩句，讀來頗有幾分山水詩的味道。被鍾嶸稱為“巧構形似之言”的張協，他的《洛禊賦》更是筆觸繁複，情景交融。而張協的詩歌，則為後來的山水詩人謝靈運所取法。（參見鍾嶸《詩品·上品》評謝靈運語） 而且，謝靈運也寫過《三月三日侍宴西池詩》等曲水詩，與他齊名的顏延之更是此類應製詩的行家裏手，他寫的曲水詩約在十首以上。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說：“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這句話曆來被作為山水詩擺脫玄言詩而自立的明證。作為對時代風氣和文學發展的整體把握，這種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實。但是，也應該看到，玄言詩和山水詩嚴格說來隻是一種詩歌創作的題材，而不是一種詩體或詩型。既是題材，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截然分開。再則，老莊思想和自然山水本就是一個事物的內外兩麵，是主（意識）、客觀（存在）意義上的有機整體，更不能強分軒輊。從某種意義上說，玄言詩本來就是詩人文士“固以玄對山水”（《世說新語·容止》注引孫綽《庾亮碑文》) 的產物。這也就是為什麽謝靈運的山水詩往往拖著一個“玄言的尾巴”的原因。通過對曲水詩的考察，我們發現，在玄風獨振的兩晉詩壇，以反映歲時景物為主的曲水詩，反而成了擺脫玄言束縛的一個隱蔽信道，盡管受時代風氣的影響，有些曲水詩往往也會帶著“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麵孔。

　　東晉王羲之在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發起的著名的“蘭亭集會”，請來的 41位名流雅士，不少就是所謂玄言詩人，可以說是一次玄言詩會。王羲之的兩首《蘭亭詩》說“雖無絲與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本身就是玄言詩。這說明，曲水賦詩活動原本就與玄言詩的創作有直接關係。耐人尋味的是，最著名的玄言詩人如孫綽，他所作的《蘭亭詩》二首，竟然是純粹的寫景詩而較少玄言味。其中一首五言詩如下：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皋。鶯語吟修竹，遊鱗戲瀾濤。
　　　　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他的另一首《三月三日詩》（四言），也是如此。所以，盡管“曲水詩”大部分是公宴時所創作，但有的卻可以當作山水詩來讀。如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詩就被《文選》歸入“遊覽”一類。而同樣被《文選》收錄的沈約《三月三日率而成篇》詩，已經是一首成熟的山水詩了。

　　當然，我們無意抬高曲水詩的詩學價值，但對曲水詩這樣一種詩歌題材，也的確需要從民俗學之外的角度加以審視。 從文學史和詩歌史的角度看，由於“登高”和“臨水”都是創作主體親近自然、觀照自然、融入自然的有意識的藝術活動，所以它們對後來的山水詩的影響，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