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來,聲樂界多數人以為中國﹐甚至整個東方的未受西方影響的民間聲樂作品中沒有和聲複音結構。因為傳統中國音樂是農耕文明的產物。落後的生產力,交通信息閉塞,加上社會化的活動相對很少,音樂合作的機會與歐洲國家無法相比。音樂的合作不能成為主導,當然群體歌藝的經驗就會欠缺。這種欠缺,正是和聲學沒有在中國近代民間音樂中形成的關鍵原因。上述論斷,指的是中國漢族 (不幸的是漢族既不能歌,也不善舞,一個二人轉還隻限於東北)。可是,當我們把視線投向能歌善舞的少數民族,卻有不同的發現。中國大陸的許多少數民族和台灣山地原住民,不但擁有豐富多彩的民族舞蹈,也創造了許多使用複雜和聲的多聲部民歌。這些多聲部民歌主要集中於西南和南方各少數民族聚居區,即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福建的壯、侗、苗、瑤、布依、毛南、麽老、佤、傈僳、納西、景頗、彝、北方的蒙古族以及台灣一些原住民部落等。這些多聲部民歌常常在一些祭祀禮儀、節日歌舞及民間歌會活動中傳唱,如侗族的“大歌”“攔路歌”“耶”“喉路”“嘎哨”,布依族的“大歌”“小歌”,苗族的“賽咳”,土家族的“哭嫁歌”,瑤族的“蝴蝶歌”“勒勒嘿”,壯、毛南族的“歡”“比”,佤族的“玩調”,佘族的“雙音”,傈僳族的“木刮基”“優葉”“擺時”,彝族的“丫腔”,納西族的“窩熱熱”,台灣原住民的“酒歌”“喪葬歌”“祭祀歌”,和蒙古族的“潮爾”等。
顯然,這些少數民族和台灣原住民有些以前連文字都沒有,遑論西方和聲學所倚重的精深的數學理論。他們複音歌樂的形成,想必經歷了一個由偶然到必然,由無意識到有意識,由不自覺到自覺的漫長的嬗變發展過程。考察這些少數民族和原住民如何開發出使用和聲的多聲部民歌是一件有趣的事情。筆者認為這首先應當歸功於這些族群音樂歌舞天賦優異和民族個性使然。在許多少數民族地區,即使在平時的農耕狩獵和工間休息中,不論男女老少,都能即興歌唱,翩翩起舞。遇到祭祀節日,更是人人引吭高歌,婆娑起舞,抒發喜怒哀樂之情。許多少數民族定期舉行社會化的音樂演藝活動。如廣西多族群的歌墟,蒙古的”那慕達“大會等。屆時人山人海的觀眾往往本身又都是歌手,漫山遍野一片歌聲。這種大眾化民間歌藝是使用和聲的多聲部民歌的必要條件。另外許許多多不知名的少數民族先輩藝人也功不可沒,是他們從大自然中領悟了和聲的優美節奏並把它應用到民歌中。日月交替,晝夜更迭,四季循環,新成代謝,自然界節奏奧妙無比。山澗泉水叮咚,枝頭百鳥爭鳴,林中群獸呼應,江河波濤洶湧,有時雷電交加,有時風雨瀟瀟。自然界韻律令人流連神往、不可思議。和聲音樂在中國的出現,應當是從這裏得到的啟示。下麵是兩個古調和聲的例子:
台灣原住民的音樂當中,除了平埔族之外,幾乎每個民族的歌樂或多或少都有複音現象。以布農族為例,他們本身沒有文字,當然也沒有樂譜。布農先民卻從鬆濤竹浪,鶯啼燕語的天籟中,聽出了在基音之上若有若無,忽隱忽現的多重泛音 (和聲的基礎) 來,從而創造了“八部合音” ,“出草歌” 等特重和聲的古調。古調由一人帶唱,群眾以高低不同的和音響應。布農人完全沒有借助外來影響和科學工具而發現並應用和聲,不能不叫人驚歎。
蒙古族複音唱法“潮爾” (chor)是一種高超的演唱形式。它運用了一種特殊的“喉音”藝術,一人藉由軟顎、喉頭、嘴唇、舌頭、下顎的精確動作,可以同時間唱出兩個音 (有時甚或可以唱出三個音),聲音有極強的穿透力。也就是說一個人就可以唱出和聲式的音樂,形成罕見的多聲部形態。演唱者運用閉氣技巧,使氣息猛烈衝擊聲帶,發出粗壯的氣泡音,形成低音聲部。在此基礎上,巧妙調節口腔共鳴,強化和集中泛音,唱出透明清亮、帶有金屬聲的高音聲部,獲得無比美妙的聲音效果。如果多個表演者在器樂伴奏下發出的不同音域的聲音:琴聲低沉婉轉,歌聲悠揚深情,這真是天籟之聲,遼遠、清幽,讓觀眾們一同感受到寬廣的草原、壯美的景色,和蒙古人博大的胸懷和樂觀的天性。“潮爾” 獨一無二的技巧已引起國際聲樂界的極大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