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批判的兩大瘋論(ZT)

需批判的兩大瘋論——兼談我國經濟建設之親曆 2004-3-31 22:10:33 曹為平 此件寫於2004.1.29.因故今天才發表。春節後，我廠生產情形較好，星期天也得加班加點。工人收入也有成倍增長。但是那是在大多數工人已退休、內退、下崗後的結果。到車間去看工人仍很少。如鑄工車間隻剩下一百人，隻有以前幾分之一。總的看來還是稀稀拉拉。問工人這種狀況可維持多久，回答是過一天算一天。 　　　　　　　　急需批判的兩大瘋論——兼談我國經濟建設之親曆 　　　　　　　　　曹為平　四川南充市延安路372號（637000） 歡迎下載！歡迎轉載！歡迎擴散！ 　　在不少年輕人眼裏，我們中國經濟現在是這樣，七十年代是這樣，六十年代是這樣，五十年代是這樣，解放以前也是這樣。好像解放後一直沒有發展過，甚至隻有破壞。自稱曆史學家的寫不出一部解放後的曆史，自稱經濟學家的也寫不出一部經濟史。這與二十多年來的兩大瘋論有關。 　　其一是：解放初，我國與西方國家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 　　說這話的人，如在五十年代早就被關進瘋人院了。不是我要把他們關進瘋人院，不是要以關瘋人院對他們進行政治迫害，我也沒有這個權力。而是他們在任何國家都會被關進瘋人院。因為這完全是瘋話。瘋得不能再瘋了。瘋人院是他們唯一的合適去處。 　　解放時我們那麽落後，重工業幾乎沒有，連螺絲釘也要進口；輕工業也極其落後。而且隻有紡織、磨麵、火柴、鋼筆等，產量也很少，大多要靠進口。而西方已經造出了原子彈、形成了完整的工業體係，可以造出高級、精密、大型、尖端的成套工業設備。有人說，日本怎麽比我們快？現在那麽發達！我說這怎麽比呢？別的不說，我國雖然在洋務運動時就搞過造船工業，在重工業裏算是最“發達”了，但解放前造過的最大的船不過幾百噸，機器還是買來的，日本早就建立起造船工業體係，二十年代在世界上最先造出航空母艦。他們辯護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裏打得稀爛了。我說難道我們就沒打得更爛？而且我們接下來又是三年大內戰，進一步地打爛。解放時，日本工業已經恢複。我們卻要從一無所有的爛攤子上才起步。更何況日本是恢複，我們是創業，恢複一般幾年就可以了。創業一般要幾十年。如真要論速度，我們比日本快得多。，四九年到七八年，我們工業增長三十八點四倍，日本二十倍可是跟他們說，總是說不通。 　　其二是：許多事業我們起步並不晚。結果卻落在別人後麵。 　　先不說晚不晚。先說我們是怎樣起步的，在什麽基礎上起步的。就以電視機來說。1956年我父親開會回來告訴我們，二十年後，無線電可以看了。就是說有電視機了。這是當時的規劃，已經算十分“冒進”了。西方早就有了，我們卻是連電子管也做不出來，才開始規劃。但是我在1959年就看到了電視。我國電視是在1958年搞出來的。比原定計劃還早了十八年。而按有的人的說法，二十年後有沒有條件搞還是問題。按西方的標準，我們至少得好幾十年才能搞。但是我們58年就搞了，可終究先天不足，六十年代初又遇到工業大下馬。長期處於小批量生產階段。二十年後有了相當規模，已經搞成了半導體黑白電視機工業體係，開始了大批量生產。因為彩色電視還隻是小批量生產，就受到了這些人的指責。 　　除了電視機外，其他如原子能、導彈、萬噸輪、半導體、電子計算機、……甚至連手表、照相機、氧氣瓶、航標燈、地秤等、都是在此以前做不出來，到了那時才搞出來。更重要的是我們建起了一個初具規模的工業體係，以後就能自己給自己提供成套設備了。這是一個火紅的年代。 　　那個時候是什麽樣的條件？按那些人的說法，我們根本就沒有條件搞。就是一些愛國的，真心希望我們國家好的科技人員，也往往認為許多事業，至少要等二、三十年以後我們才有條件搞。 　　的確，那時我們萬般困難，論條件根本沒法跟西方國家比。我們幾乎是在一無所有下，白手起家搞出來的。而人家什麽條件都有了，事實上還是比我們早得多已搞出來了。舉個例子，上海有個工人，經過 371次試驗，搞出了高壓電橋，當時這在全國是件幾乎人人知道的大事。可認真說，高壓電橋算什麽大不了的東西，可我國就是連這樣沒啥大不了的東西都根本就沒有，如不是這位工人在組織上支持下克服重重困難搞出來，還將長期沒有。對我國來說，這在當時是個很大的成績了。 　　他們說我們什麽起步並不晚，講穿了，就是我們在1958年那個火紅的年代起步的，自然以後發展的時代也是火紅的。沒有那些火紅的年代就沒有一切。 　　可我們就在這些人說根本沒法搞的條件下，搞了，經過二十年以後有了相當的規模了，隻是還沒有趕上人家，尤其沒能按人口平均趕上人家，就把我們說得一無是處。而且指責的人不是別的，正是當時說我們根本沒有條件搞的人，或者說是他們的接班人。 　　這些人說話又極度自相矛盾。一方麵說我們起步不晚，與西方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但如你真的化了千辛萬苦搞了出來，他們又會說：“這算什麽了不起，人家早在幾十年以前就有了。”——原來剛解放時我國幾乎一無所有，而西方遠遠在我們前麵，他們不是不知道。比如剛才說的高壓電橋就是例子。 　　又如那時我國搞出了第一個萬噸論“東風輪”，有人先是一口咬定我們搞不出萬噸輪來，搞出來後又一口咬定我們質量不過關。其實他們指出的毛病外國船更嚴重，但他們說，外國有毛病是偶然的，我國是必然的，外國的可以下水使用，我國的就不行。就這樣，東風輪在水裏泡了五年。經過爭論，終於東風輪下水使用了。又經十幾年考驗，證明東風輪的質量是過關的。可這時他們就又有一個說法了。有人就說：“這又有什麽稀奇，二十年代我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就看到萬噸輪了。”這說明他是知道我國原來是遠遠落後於西方的。可就是這個人，在我國已經建立起造船工業體係的時候，還放縱所謂“解放初我國與西方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的瘋話泛濫，同時又攻擊我國自己的造船工業落後，隻有依靠進口外國船。但不久，我國的船就出口了。 　　再有萬噸水壓機，我們是在什麽條件下搞出來的？可也是那個人說：“這又有什麽稀奇，我二十年代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外國已有萬噸水壓機了。”這同樣說明他們明明知道我們原來遠遠落在人家後頭。可他們就是要說什麽“處於一個起跑線上”“我們起步並不晚”。外國最早的萬噸水壓機是美國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造出來的，還不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離他們建國有一百二十年。而我國才十二年。雖也有不可比的條件，畢竟相差十倍。 　　這些人真是兩樣貨色具備，各有各的用處。為了貶低毛澤東時代的偉大經濟和社會發展成就，什麽話都可以由著他們翻來覆去說。 　　站在旁邊指手畫腳總是最容易的。很難想象這些人究竟要幹什麽？他們如果不是瘋了，就是存心搗亂。而按他們的說法，我們落後的原因居然也正是那成就累累的火紅年代。他們實在是得了健忘症了，不到二十年就把自己說過的話忘得幹幹淨淨，而且反一個說法了。把我們頂著他們的反對起步，作為我們起步並不晚的“根據”，再就我們還與別人有差距，把這起步過程說成是落在別人後麵的原因，是什麽受到了嚴重破壞。 　　與這兩者有關的還有什麽“搞了三十年還沒有搞起來。” 　　他們說的沒搞起來就是指還沒有按人口平均趕上西方國家。這同樣不是存心搗亂就是極端的瘋論。且不論毛澤東時代隻有二十七年，英國搞了幾百年，美國二百年，日本也有一百多年。我們如能在一百年多裏按人口趕上他們就是奇跡中的奇跡了。因為那要以號稱奇跡的日本的兩倍的速度才能成功。何況國際環境完全不一樣，他們靠侵略、掠奪、剝削廣大的殖民地才成功。而我們處於封鎖與包圍之中。歐美都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至少他們有廣闊的肥沃的平原，可以輕而易舉地解決糧食等農業問題。西方工業革命以前，一個農民靠粗放耕作，就可產一萬一千斤糧食，而且可墾地還多得很。而我國解放時餓殍遍野，一個農民隻能生產一千斤糧食，還很難開荒，完全得靠精耕細作解決糧食問題。如果論農業，1949年我國實際比日本起步的明治維新時倒退了。比鴉片戰爭前更倒退了。 　　而他們能夠搞什麽呢？就以方勵誌來說吧！他的話是很有市場的，就是代表了這些人的觀點。他說中國還得當西方三百年殖民地。就是說三百年內還得落在人家後麵，可他們對別人卻要求在不到三十年內作別人幾百年才能做的事。可見輪到自己做了才知道柴米油鹽貴。 　　還有什麽橫比豎比。但實際卻是他們既不知道橫比也不知道豎比，他們隻是在亂比，毫無科學性可言，隻有胡攪蠻纏之心，沒有實事求是之意。 　　說豎比，他們總算承認我們取得了成績。但是隻要還沒有按人口平均趕上別人，就說我們不及人家快。 　　快慢，或者說速度，按數學公式如下： 　　　＿　Ｓ—Ｓ0　　　　　　　　　　　　　　　　 ＿ 　　　Ｖ＝—————　可他們根本就不懂。他們不是比Ｖ。而是簡單地比Ｓ。 　　　　　Ｔ—Ｔ0 　　隻要我們的Ｓ比別人小，就說我們比別人發展慢。可Ｓ是距離不是速度，沒法稱快慢。他們連這一點都不懂。還在那兒振振有詞地指責別人。 　　說我們與別人還有差距，這是事實。說速度慢，那就在邏輯上連同一律都沒搞清楚。 　　誰都知道小汽車比馬車走得快。如果馬車已走了幾天了，小汽車出發才三小時，因為小汽車還落在馬車後麵，就說小汽車不如馬車，我們該怎樣看待這種人呢？隻能說他是瘋子。不然就是存心搗蛋。 　　問題是象這種瘋論竟然還堂而皇之地充斥著報刊書籍到處流傳。說這種瘋話的人不但臉不變色心不跳，而且還振振有詞。對立的觀點卻不能說，沒處發表。 　　這種純屬搗亂的謬論不於肅清，我們中國的事情就根本不可能搞好。 　　王明是“左”，他們是極右。但是在邏輯上，他們是如此地相似乃爾。 　　現在誰都不能否定。毛主席帶著八百人上井岡山後，在四年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井岡山站住腳跟後，逐步走下井岡山，最後在武夷山開辟了中央根據地。靠二百五十萬人口，三、四萬兵的根據地，及繳獲的一些破槍，打敗了蔣介石十萬、二十萬、三十萬裝備良好的軍隊的三次大圍剿。後來軍隊發展到十多萬人。可是因為還沒有把全國拿下來，王明路線就說這算什麽成績，硬說毛主席的路線錯了，隻有他才是準確的，結果走了兩萬五千裏路，剩下兩萬五千個人，中央紅軍僅剩一萬餘人。白區丟了百分之一百，蘇區丟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幾乎完全毀了紅軍。 　　現在攻擊毛澤東時代經濟成就的右派先生和王明如出一轍。如他們處於王明統治時期，也會說，建立中央根據地打敗國民黨三次圍剿僅僅是“豎比”，他們要“橫比”，全國有五億人口，你根據地僅僅二百五十萬。隻占那麽可憐的比例，所以你的成績就不能算數。或者竟至於是破壞。他們也會說什麽“打了四年，天下還沒打下來”並把取得巨大成績的三次反圍剿說成所以沒打下天下的原因。因為這是什麽“遊擊習氣”“打爛了壇壇罐罐”。而他們要正規戰，“禦敵於國門之外”；反對誘敵深入，把必要的轉移當作所謂“退卻逃跑主義”。 　　為使大家清楚，列表對照如下。 　　　　毛　主　席　的　成　就　　　　　王　明　與　右　派　的　評　論 　　打天下時　　　　　　建設時期 開辟了中央根據地　　　完整的工業體係　　　＼　這算什麽成績， 　二百五十萬人口　　　與國民經濟體係　　　／這是豎比，我們要橫比 還沒把全國拿下來　還沒按人口平均趕上西方　橫比結果速度慢了，因此是破壞 　　四年時間　　　　　　二十七年　　　　　搞了四（三十）年還沒搞起來 成績靠三次反圍剿　　成績靠火紅的年代　　　　這就是沒搞起來的原因 　　　　　　　　　　　　　　　　　　　　　按王明搞的結果幾乎毀了紅軍 　　　　　　　　　　　　　　　　　　　　　　而按右派的方法搞建設…… 　　毛主席承認王明等：“犯了這些錯誤的同誌們的觀點中，並不是一切都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蔣戰爭等問題上的若幹觀點，同主張正確路線的同誌們仍然是一致的。” 　　可現在的右派先生和我們毫無共同之處。他們隻是為了一小撮要爬到絕大多數工農頭上去的人的利益，對外要我們作帝國主義、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地。方勵誌說要做三百年殖民地，實際上心中想的是永遠給外國當殖民地，他們在外敵奴役和掠奪中國與中國人民時也可分到一杯羹。為此他們對於毛澤東時代的曆史功績瘋狂攻擊貶低，竭力造謠。連外國人都不如。稍微正視現實的外國人還是承認毛澤東時代取得了極其巨大成績的。 　　江山可改，本性難移。 　　毛主席曾說：“如果說；法國資產階級的國民議會裏至今還有保皇黨的代表人物的話，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剝削階級徹底滅亡之後多少年內，很可能還會有蔣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動著。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遠不會承認他們的失敗的。這是因為他們不但需要欺騙別人，也需要欺騙他們自己，不然他們就不能過日子。” 　　共產黨打天下共用了二十二年，開始四年毛主席創建中央根據地，占五點五分之一。後來四年是王明統治時期，或者說是非毛化時期，毛主席沒有任何發言權。 　　進入建設時期，毛澤東時代是二十七年。這個時間的五倍半是一個半世紀。也許我們按人口平均趕上西方國家不需要這麽多時間。但是非毛化也快二十七年了。 　　遵義會議以後，我們又遇到了王明右傾機會主義的幹擾。1948年底，毛主席快把天下打下來了。王明還來找毛主席，說他沒錯。人們會說，到了這個時候還有什麽說的？可這不是王明的想法，他就認為他還有理由。解放後王明跑到前蘇聯去了，又是二十二年，在那兒罵娘。一直到他死於1971年。而且不知道他有沒有料到，十幾年後，中國會出現一些謊言與謠言連篇的“紀實文學”，為他翻案，不擇手段地攻擊毛主席。 　　同樣，如果說再經過一次遵義會議那樣的大轉折，那麽肯定還會有右派先生出來搗蛋。在經過比七、八十年或長或短一些時間，我們中國按人口平均趕上了西方國家以後，那些右派先生還會出來說，他們沒錯。然後，再過一百多年他們還是會出來罵娘，甚至再以後還會有人出來為他們說話。不這樣，這些最死硬分子就不能過日子。 　　看看“中國貧油論”吧！盡管大慶等一係列油田的發現摘掉了貧油的帽子，甚至鄧小平還認為可以毫不費力地依靠出口石油搞起我國的四個現代化以後，八十年代初還有一些人出來為“中國貧油論”翻案，並得到了不少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喝彩。當然現在我國大量進口石油，並有人預言中國將成為大進口國，主要依靠進口供應石油，他們就更有理了。 　　每一個有正義感的網友，都應該結合實際來批判這樣的瘋論。個人可以根據自己所知，對於自己所在的每一個單位、每一個部門、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地方來談談自己的看法。 　　 我就先來談談我周圍所看到的吧。 　　我於1970年到達四川南充地區農機廠。進廠時，除了角落裏最不起眼的脫粒機車間以外，鑄工車間、鍛工車間、金工車間、機修車間、工具車間、……一切的一切都是1958年大躍進時建造的。 　　這不是說以前成績不大。我廠的前身是一所校辦工廠，與其說是工廠，還不如現在一個小作坊。1951年算是有了很大發展，固定資產原值也僅九萬元，總產值僅五萬元。可我廠是全地區最大的機械廠，難道這就是與西方國家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難道解放時西方就是這個水平？真的瘋了！ 　　經過社會主義改造，拚拚湊湊，又經過擴建，1956年就有了這個脫粒機車間（當時不是生產脫粒機的），職工總數 463人。產值 141萬元，生產出優質犁鏵算是當時的巨大成績，也的確不容易。那時連行車都沒有一台，全靠人拉肩扛。1958年大躍進經過了大擴建才建起了我進廠所見到的一切。一切都靠白手起家土法上馬。1960年職工總數達1032人。當時我廠在條件極差、技術力量不足下，為農業灌溉生產了鍋駝機（便攜式蒸汽機，當時缺石油，隻能生產鍋駝機）。還生產了比較複雜的礦山機械。產值達 451萬元，利潤 102萬元。那時我們廠叫做上遊機器廠，帶有那個時代的烙印。 　　這大概就叫做我們廠起步並不晚。 　　1961年形勢急轉直下，人員銳減，合並了一些廠還隻剩下 588人。產值 124萬元，虧損32萬元。1964年走出低穀，產值和1956年一樣 141萬元，略有盈利。生產出磨粉機，1965年磨粉機進入批量生產。全廠 757人。 　　196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到處都進入建設與生產高潮。地方則大興五小工業。農業機械化重新起步，我廠定點為拖拉機廠。六九年，廠裏灌溉及拖拉機兩用柴油機出了試製產品。70年我進廠時，進入小批量生產，並試生產出四台中型輪式拖拉機。以後廠裏在老廠長帶領下，土洋結合，生產了一批專用設備，自己武裝自己，於1973年建成了柴油機生產線。那時我廠搞了大量的技術革新，一點不比大躍進時少。同期，我廠還參加了十幾套氮肥設備的攻關。 　　——十幾套氮肥設備！！！意味著十幾座氮肥廠！南充雖是個大地區，當時人口不到一千萬，我看了世界上所有一千萬人口的國家，一次性建設十幾座氮肥廠是沒有先例的。但是在我國，我們不是建設比較好的地方，還有更好的。我的同學，有的分到工廠時也正在大搞化肥廠，也是在領導組織下大搞技術革新。 　　我進廠時正式工人才七百多個，我的工號是1093。但是廠裏還有一些另工與合同工。我進廠不久——11月，招了三百個學徒工，以後年年大招工。另工與合同工也成批轉正。可是走後門之風也隨之而來，尤其1971年以後。 　　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們說，這是由於我國的生產與建設受了很大的破壞，工廠辦得少了，也所以要知青上山下鄉解決就業問題。其實當時我廠還招了不少農民工。不光我廠，到處都在招工，與我同時分配的一個上海的醫學院女生，進藥廠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鄉下去招工。不少知青下鄉不久就調回。我廠還屬於擴建，不少廠，如那十幾個氮肥廠是平地而起，工人絕大多數是新的。 　　我們上海在一九五七年時女青年沒工作的還很多，女子結婚經濟上依靠丈夫還被認為是應該的。經過大躍進，到了六十年代，女子沒有工作找對象就很困難了。年輕的家庭婦女基本上消滅了。我們一直在上海，如不出上海實際上以為全國都是如此。可是我到了南充以後才吃驚地發現，竟然還有那麽多年輕的家庭婦女。依靠丈夫還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我一進廠就有人給我介紹對象，我並不想立即找對象，說：“三年以後再說”那位媒人頗為自豪地說：“我們那個女子（四川人對女青年的稱呼）自帶飯票，是個合同工。”這同樣使我很吃驚。在上海合同工找對象還很不容易。可是三年以後，當我正式開始找對象後，女方的家長或親屬就以很低的調子對我說，“有一件事你要考慮，我們那個女子工作不是正式的，隻是個合同工。”七十年代中期，我親眼看到妻子沒有工作就要受丈夫的氣了。可以這樣說，南充這段時間的情況和上海大躍進前後一樣，在時間上比上海慢了十一、二年。原因就是工業大發展，教育和其他事業也大發展，大批的人就業。可是許多和我一樣身在工廠裏的大學生居然看不到，會說：“經濟受到破壞，工廠辦得少，就業困難。”雲雲。他們的心不在工廠裏！中央主觀上是要求知識青年紮根農村，為 改變農村麵貌作貢獻。但實際上沒紮下來。因為城市建設工業發展也急需人。1957年第一批知青許多人還未下鄉就遇到大躍進，在城市裏安排了工作。隻有六十年代上半期的老三屆是真正紮下根來的。當時才真正就業困難，下去後不紮也得紮。 　　1973年有很大成績，但是也有問題。對於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對工人的壓製，走後門等特權，職工不滿意，工作消極，為迫使工人多幹，十月廠裏確定了包產到人，給工人規定了任務，必須完成，但做完就可以下班回家。結果走向反麵，工人們做完的走了，沒做完的也走了，大家都走了，都不做完就走了，法不治眾，領導毫無辦法。生產癱瘓，停工停產。1974年春批林批孔。後來有人把那時的停工停產歸罪於批林批孔，可是原因怎麽會在結果後麵？完全不符合事實。其實該年三月，廠黨委書記何建寅（反對文化革命，並不擁護批林批孔。）宣布我廠發生了重大轉折，理由是該月生產的柴油機超過了二月“走出了低穀”。對此我也不能同意，更無意歸功於批林批孔，實際是停工停產又遇到一、二月份元旦、春節，人心更散，因此進入低穀。此時元旦、春節已過人心略收回了。 　　但是八月份廠裏大批幹部進入生產勞動第一線，生產倒的確一下子趕上來了。到處是主動加班加點。我曾在一個星期裏上了兩個連三班（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兩個連二班、一個單班。疲勞得很卻毫無怨言——就這樣1974年盡管停工停產七個月，生產的柴油機卻是曆史最高水平的三倍多。 　　那些鑽在學校和其他“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裏，不到工廠去的人，永遠不可能知道為什麽長期停工停產，國家的生產數字還是直線上升，他們隻好想當然為“吹牛”。人在工廠而心不在工廠的知識分子，盡管看到了，也不可能真正知道。 　　1974年春節前我探親回上海，到複旦大學見到留校當教師的同學，我說了廠裏停工停產的情況，但不久就發現我並沒使他們對工人有更多地了解，相反倒使他們頭腦裏的偏見更加根深蒂固了。九月我又一次回上海到複旦。我又對他們說了我們廠裏生產蒸蒸日上，工人加班加點，以及我一個星期作了十一班，其中兩個連三班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不休息。本想使得他們對工廠和工人有點了解，誰知我話才說完，就有人指著我對人說，像我們在廠裏一天最多隻幹上一、二個小時。我心裏很不好受，至此才知道他們關在校園裏什麽都不知道，我剛才說的話他們一句都沒聽進去。——知識分子像這種樣子如何能說有知識？有的隻是滿腦袋的偏見。 　　實際上即使工人不消極怠工變相罷工，工廠一樣要停工停產的。因為當時大批工廠投產和擴大生產能力，爭奪原料、燃料、動力、運輸等十分激烈，而原料、燃料、動力、運輸等上來，總要比加工工業慢一步，因為它們的建設周期較長。消極怠工變相罷工最主要就是在加工工業。 　　因此毛澤東主席對於當時工人的消極怠工變相罷工一點也不著急。從來沒有批評過工人，相反還提議在四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上寫上工人有罷工的自由。 　　1975年我廠又創造了曆史最高水平。 　　1976年盡管遇到了唐山大地震，加上嚴重缺煤少鐵，尤其在七、八、九三個月造成了停產，柴油機仍然超出了設計能力，再次創造了曆史最高水平。換句話說，隻要我國的原材料、燃料、動力、運輸等能夠跟上，我廠可以毫不費力地超出設計能力三分之一以上甚至更多。該年全廠職工已達1728人。產值 969萬。由於國家向農民讓利，農機價格一降再降，就以我廠生產的柴油機來說，原來2200多元一台，這時已降至1700元一台。如依此來衡量，我廠的產值當大大超出 969萬，利稅也當以更大幅度增加。 　　好像國家見不得農業機械賺錢，一方麵再三強調減少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然而成本一降下去，有了盈利，國家馬上就又把農機的價格降了下去。工廠又變得微利甚至無利了。有的工廠還要虧本，反正國家有政策，遇到政策性虧本，國家就補貼。這樣農機工業始終是微利甚至保本行業。而對國家來說，農機廠賺多少是一回事，反正農民買得起農機了，農業水平提高了，好處更大，對國家更有利，所以國家也願意農機廠少賺甚至補貼。民足，君孰與不足？這樣的好事是資本主義國家得不到的——這就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1977年產值超千萬。我廠的柴油機已過關，接下去就是搞拖拉機了。由於農田水利建設的發展，水田與水稻的種植麵積的擴大，原來的輪式拖拉機已經不適應了。廠裏就改產履帶式拖拉機，當年試生產了五台成功。 　　老廠長不走文革中批判的“貪大求洋”的道路，錢能省就省。一些人頗有微詞。應該承認，不是沒有缺點。廠門口大路是鐵渣鋪的，有時還要割鞋子，有的地方確實象人們說的那樣，如發生火災連救火車都開不進去。但是畢竟隻化了一半的錢。換句話說，同樣的錢又可辦一個廠。當時職工居住也困難，我結婚廠裏就沒給我房子。但是七四年已開始修單身職工宿舍，七十年代下半期又開始逐步進入修職工宿舍的高潮，後來越修越多越好。 正當我們就要建設拖拉機生產線的時候，生產突然跌了下來。柴油機大批積壓賣不出去，拖拉機更沒法上了。原因多多。一是毛主席的農業機械化要走大中小結合，機械化與半機械化結合的道路受到攻擊，說人家西方國家都是幾百馬力的帶空調的大型拖拉機，而我們還在搞土八路，是小生產方式。農民以前賣農業機械的貸款也沒了。後來包產到戶，就更沒法搞農業機械化了。就這樣，至今我廠總共才生產過九台拖拉機。有的人開始說唯有他們才是重視農業機械化的。到1980年卻說該年實行農業機械化是吹牛，浮誇風，根本辦不到。 　　報上有人在鼓吹我國的農業現代化不在於機械化，至於他們說的什麽辦法不搞機械化也可算現代化，這類高論我已記不得了，因為至今沒見到實惠。其實不但1976年南充郊區已在使用拖拉機耕地，最偏僻的山區也都建起了農機站。包產到戶後，許多地方，耕牛被殺掉，農機站解散，我親眼看到拖拉機廢在路邊。家在農村的職工探親假都挑在農忙時節，要回去人工拉犁耕田。有人說：“為什麽搞四個現代化搞到靠人拉犁的最原始的手工生產方式去了呢？這樣長期下去總不對。”我們廠就是農業機械廠，就這樣一方麵農業機械廠閑置起來了，另一方麵農民卻連牛都沒有用的了，一切靠人力。而且一直維持到現在，又是二十多年過去了。 　　我廠陷入了嚴重困境，天天搞“文明生產”（停產搞衛生，搞了衛生等檢查。翻砂車間的機器如用白手套一摸有黑汙，就是不文明。所以大家隻好搞了衛生後，停產等檢查。事實上也沒有多少事可以作的。）那時什麽都生產過，如，生產過幻燈機，這還算較大的成績。 　　農業機械化進入了絕路。在老廠長帶領下，開始尋找出路，後來轉產汽車用柴油機並成功。我廠也就成了南充內燃機廠。 　　老廠長創業後不久就退休了。這時汽車工業剛巧進入了瘋長階段。因為建設山西能源基地，南方煤礦大批摧毀，造成了能源危機，不得不用汽車以高價從山西運煤，我廠也就發起了高燒。 　　新廠長叫翁星友，工人叫他翁神經（病）。翁神經有老廠長留下的底子，財大氣粗，把大批設備，尤其是自力更生、土法上馬、自己武裝自己造的機器全報廢了，另換了一批，不但化光了老廠長留下的全部積蓄，還借了大批貸款。 　　那時銀行改革，一女多嫁，貸款也容易。但不久貸款收不回來，倡導改革的上麵逼得緊，急得四川的銀行行長自殺了。 　　其實土設備雖然不如新的好看，有的也有些問題，但也有不少切合我廠實際，非常實用。老廠長心痛得大罵：“敗家子！敗家子！”工人們問他，翁老板是誰提拔的。老廠長說不出話來。在爭當老廠長接班人的時候，翁神經在老廠長身邊跑前跑後忙過不停。為了入黨，為了請一個下級當介紹人，也經常圍著她轉，入黨後就不認黃（四川話，意會吧！）了。 　　翁神經還從日本引進了幾台磨床，工人們稱之為鬼子磨床。 　　運來那天要大家去廠門口迎接，大家稱之為鬼子進村了。調皮的青年唱著《地道戰》的樂調“哆，啦哆啦咪，哆啦……”。 　　這磨床我國東北就能生產，隻要幾十萬元，日本要價二百萬。但他們相信外國的。自己也可以出一次國。總工程師丁澤仁到日本發現質量有問題，發電報回來請示黨委書記何春凡。講穿了，既不想放棄這一買賣，又不願擔漢奸的罪名。書記一腳把球踢回去，回電說由總工程師負責，連是否要維護國家與民族利益也不捎帶一句。結果機器運來後，加工精度達不到。還不如我國東北生產的機器。 　　日本該廠原本就不是生產這種機器的。外國人會造機器並不等於所有的外國人都會造機器，就好像中國人會作八股並不等於所有的中國人都會作八股。《二十年目睹怪現象》就發生在我們廠。按理應該退貨而且索取高額賠償。日本的工程師急得要辭職。但是出人意料，機器還是買下了。據說是以降價2%收下的。實際降價多少不清，也是不允許我們過問的。反正最後合計花錢六百萬元，是預算的三倍。打了多少折扣可想而知了。為什麽會這樣，隻有當事人才清楚。工人們流傳有人得了日本人的好處，沒誰辟謠也無人證實。 　　翁神經在廠裏大會上說：“這不能怪我們，要怪國家。我們怎麽知道人民幣要貶值，又怎麽知道日元要升值？”我在底下說：“連貨幣的比價都不知道不關心，還跟外國人作什麽生意？” 　　總工程師能力不大，但也不是一點沒有。他曾經把某柴油機作了些改進，馬力加大了。試製產品成功後，立即生產了一千台。結果賣出去後有三百台出大問題退貨。總工程師與翁神經就受到了不少人攻擊，改型柴油機就被槍斃了。其實反對最烈的人大多出於妒忌。如果該型柴油機先進行小批量生產，經過一段時間觀察改進是可能成功的。可是總工程師急於得到八千元的獎金，就落得這個下場，廠裏受了大損失，他不但沒有處分，也沒有退出獎金。 　　翁神經又以專業化合作為名，把我廠易於生產並且贏利較大的零配件擴散到其他廠去。別人生產出的卻是劣質產品。我在化驗室裏幹，把我們實在忙壞了。有的零件又細又小，以前我們隻要化驗一個毛坯就夠了。現在一次要抽查八個零件，連製樣都不好製。如按要求，沒有一次化學成分是合格的，按理應該退貨。但是當官的會變戲法，規定隻要 80%數據合格就收下。結果從沒那次退貨。我說按此算，四十號鋼可以當作四十號鉻鋼用了。還有某大型零部件，拿一個來叫我們化驗，不合格就再拿一個來，再不合格就再拿一個，直至合格為止。最後那張化驗單就作為整批產品的化學成分報告收下。所以也從沒有退貨的。那時外協作件是許多人都想插手的部門，插手者都為外廠說話，把我廠原本生產得好好的零部件說得十分神秘，好像非請那些廠才能生產出來。其實他們還是我們教的，並附帶把我廠的大批設備和其他物資無償地給了別人。究竟什麽原因也隻有天明白！廠裏工人說，現在不但有賣國主義，還有賣廠主義。據說有一個小角色，有兩個子女由這些廠安排了工作。大角色如何就更不是小百姓所能知道的。 　　我廠的產品如按圖紙來衡量是絕對不合格的，但也不是一無是處。大致是汽車工業發高燒時要你的產品就說你好。因為如和全國許多廠比的確有其長處。尤其缸蓋。但汽車市場冷下來時，不要你的產品又說你不好，就因為按圖紙不合格。 　　——唉！其實好好幹那有幹不好的，我們有這個能力，隻是問題不是出在能力上。而是當官的把心思放到其他地方去了。比如每次質量檢查團來了，廠裏采用了種種方法應付質量檢驗，在如何做手腳上化了不少功夫，同時對檢查團又請大吃大喝，又送禮。檢查團也未必不知道有作假，但是最後檢查下來總是合格的，甚至優質的。同樣，我想其他不如我們的廠，可能也是這樣。 　　 　　汽車工業的高燒沒經過好久，沒待翁神經搞完上述這些改造，在鬼子進村以前，就一下子冷下來了。廠裏生產又遇到了困境。 　　翁神經揚言：“如果廠被我搞垮了，我就罰自己三個月的工資，不當廠長當副廠長，攝廠長事。”也在工人中頗有議論。毛澤東時代，把廠搞垮是要查辦的，輕則坐牢，重的還要殺頭。解放前，老板失敗了往往是吊死的。可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這一條也有了新創造。 　　老廠長的確有不少缺點錯誤，也為自己謀過一些不該得的利益。但是什麽東西隻有失去後才感到可貴。1987年選舉人民代表，盡管老廠長要大家不要選他，還是得了四百多票，與官定的兩個候選人齊肩。還有不少人選的是毛主席、周總理、濟公和尚、觀音菩薩，還有南充出名的傻瓜、瘋子，傀儡皇帝溥儀、法西斯頭子希特勒等，意義自明。選舉一開始就你擠我軋，盡早結束這個鬧劇。急得工會主席大叫：“我們工人階級是有覺悟的，怎麽能夠這樣？”可是沒人理會這個據說代表自己的工會主席。 　　其實這就是工人階級的覺悟！對什麽樣的選舉該采取什麽樣的態度，工人最清楚。當然，這樣的覺悟是不被官吏們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承認的，他們理解的覺悟就是老老實實當好奴隸。 　　後來據說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選舉公仆時，就先得受公仆訓話——主人選仆人得受仆人管教！說再有此類事得查選票的筆跡（？！），查出人來就得理嘛（四川話，處分）。從此也不再大會選舉，而是分到小組並規定了選舉的紀律，並且必須在他們派的人的監督下投票。選票如何匯總也是一般小百姓不能過問的。 　　自此以後我就不再投票了。第一次抵製選舉，好幾個人來圍攻，我就是不投票，陷於僵局。等到選舉快要結束，我跟他們說我的選票上名字錯了，我不叫“曹衛平”，本來想給他們一個梯子下，就此作罷。可一貫的官僚主義現在辦事效率倒特別高了，居然很快就給我換了一張選票來。我還是不投票。那年加工資我又居下位，據我們的大支部書記說，不參加選舉就是原因——居然可以用加工資來操縱選舉。 　　九十年代初，翁神經下台，新廠長來時，工廠已經頻於崩潰。可不久前報上還把翁神經大大地吹噓了一下。翁神經還以沒有當上勞動模範而頗有怨言。 　　按照慣例，陷入困境的責任無疑得歸之於毛澤東時代。就在八十年代末，我聽到我廠計劃科有人在那兒說：“我們這個廠也是曆史造成的，解放以前資本家要麽不搞，要搞就至少十萬台。”他們的意思是：我廠是毛主席大中小結合，中央工業與地方工業結合的產物，是遊擊習氣、小生產方式，所以遇到困境都是這一政策的責任。 　　他們這話隻有“不搞”兩個字符合解放前。解放前我國一馬力內燃機都沒生產過。我國是1952年才生產內燃機，不能說不是一個很大的成績，但如與西方“橫比”，隻有四萬馬力，小得可以忽略。大躍進前，1957年全國生產了69萬馬力。而此時如果我廠能夠開足馬力，不過幾個月就可生產出來。 　　可我廠的確是地方性小工業。不過那些人在說這話時忘了，翁神經曾為我廠爭到了一個大二型企業的稱號。不過我感到這很無聊。因為我廠畢竟是三流工廠。中央工業算第一流，省級算第二流，地區就隻能是三流。要這個大二級有什麽意思呢？現在全國象我們這樣廠多著呢！不過如果“豎比”，解放前的確全國沒有一個機械廠有現在我廠大。上海解放前，不少機械廠人不過一桌（八人或不到八人），資金不到萬元。一台破機床，一兩個老師傅，一兩個徒弟，加上跑街（推銷員）、賬房先生、經理等就算是我國的現代工業。我早就說過，解放時，我國如果有現在我們南充內燃機廠那樣的廠，無疑得與鞍鋼齊名，現在大概就是亞洲最大，世界上出名的坦克廠了。 　　上海的資本家我見過，現在香港電視劇裏那種一進門就是一個大客廳，並有扶梯可以上樓的資本家不知究竟有幾家？那時我家樓下就住了一個資本家，占了石庫門房子一個客廳，大概就不過二十幾平方。現在我們住的最普通的兩間一廳他住不起。我父親的老板，是個比較大的中型資本家，開了五家廠、兩家店，社會主義改造核算下來資金三十萬元，——注意！那是經過解放初的大發展的情形。比如父親所在那個店，原來隻有三、四千元資金，經過我父親與另一個工人的努力工作，社會主義改造時達二萬元。因此解放前那個資本家要小得多。他住的是上海市石庫門房子一套。在資本家裏算是相當不錯了。 　　可許多人竟以為解放前資本家都象香港電視劇裏所寫的呢！說出：“解放以前資本家要麽不搞，要搞就至少十萬台。”的話，如果是一般人也就算了，充其量說他們是無知狂徒罷了。可他們是我廠計劃科的。 　　計劃科！按理應對於我國的內燃機工業史有所了解。不過他們雖然如此地無知，倒是自我感覺良好的大知識分子。至少自認為是個大知識分子（沒有文憑，靠鑽營混跡於知識分子堆裏，從此就自認不凡了。） 　　我從小在上海生、上海長，上海大多是弄堂工廠。文革前夕，聽說我國的機械廠，大多數零部件還得一個個地湊大小才能裝配，而資本主義國家卻隨便拿一個零部件就能裝，感到很驚奇，沒想到我國還那麽落後。但仔細想想就覺得不足為奇了。我開始參加生產勞動時還在讀小學。那是五八年初，毛主席提出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也就是剛開始大躍進時。那時我們幹的就是把藥廠生產的，裝藥的膠囊一個個地湊大小——那時我們連膠囊都做不成一樣大。現在想起來，每個得經過我們的小手，也不衛生。可是原來我們連膠囊還生產不出來，能夠生產已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了。——不知道這叫不叫我國與西方國家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據父親說，解放前我國生產的機械零件，被稱為野雞零件，也就是不標準，主要是靠能工巧匠手工做的。那就是解放前我國的機械工業水平。可是在七十年代，即使我們這樣的三流地方小工廠，生產的柴油機已經可以隨便地拿一個零配件就安裝了。也就是已經實行了標準化、係列化、通用化。離文革前夕不到十年。 　　 新廠長與新書記於1992年進廠。叫錢福銘與嚴澤光，後來工人們稱他們為錢天棒（四川稱流氓為天棒）與嚴砸光。 　　不過剛進廠時工人對他們倒尊敬得很。他們到工人食堂裏吃飯，一下子把全廠工人都感動了。大家說二十多年沒見到這種事了。後來他們又說要到單身工人宿舍裏住，也真住過幾天。不過廠裏的賓館空著，工人們倒也不認為他們不該住。那時大家不計時間報酬主動加班加點，連續幾個月沒有放過一個星期天不但沒怨言，還幹勁十足。他們也真運氣，那時正好我國的汽車工業又發高燒了，所以不久就顯出一片興旺景象。全南充都在說南充內燃機廠遇到好領導了。 　　翁神經卻在說，這兩位在廠裏食堂吃後又在賓館裏吃，一切都是做出來的。還有，廠裏的工人出於尊敬，不喊這兩位為老板，而喊廠長書記。可錢天棒不但不領情，反而抱怨工人不喊他老板。工人們聽到後說：“你說的是不是事實我們不知道，但是你為什麽要這樣說我們知道。” 　　非常遺憾，後來發現這一切竟都是真的。工人們也說：“新沙皇比老沙皇還厲害。”不久這兩個人就麵目畢露了。錢天棒也就喊出名了。 　　1993年汽車緊俏，我廠柴油機出廠價國家是一萬多，我廠定的兩萬多，但是廠門口就有人願以三萬多的價格收買。隻要錢天棒開一張條子，得到一台柴油機提貨單，一轉手就賺一萬元或兩萬元。一些中層官員和親吏批到一台或兩台，高級官員多少就隻有他們知道了。工人中傳說錢天棒為自己的弟弟開了四百台，一轉手就是八百萬，不知是真是假，不敢貿然作結論。這事誰也不能過問。不然就是誹謗，也許按他們說今天我已經犯了誹謗罪了。隻有毛主席不管誰怎麽說都可以。 　　不過工人們也得了一點好處。廠裏經常發手紙、洗潔精之類。一放工，所有的職工每人兩大包手紙出去，全南充市都看見了，於是大家都說內燃機廠效益多麽地好，又在發東西了。可工人們算下來一個月大概也就不過幾十元錢。不少人大罵錢天棒，對於當時他們到職工食堂裏來吃飯，大家隻感到令人惡心了。可南充的群眾還在以為我廠的領導如何地好，工人如何地尊敬他們。 　　自從我1970年進廠以來，到1993年，二十幾年來我廠一直在創業。開始是對的，改為內燃機廠是受了折騰後創業，翁神經是折騰式的創業。每次才創了業就遇到困境，以後又是創業。現在廠裏發了大財了，何況還是廠裏長期不放星期，工人加班加點搞起來的。該讓大家喘口氣了。可是錢天棒還是要繼續創業，他到處設點，建造他的錢氏王國。據說廣東、成都都設了點。究竟還有那些地方，小百姓哪兒知道？也不過是道聽途說罷了。但是在南充的確並吞了一個廠（那倒也算了），又擴建了一個分廠。占了不少土地，三百個農民進廠，他們的土地作價一萬多元。 　　工人的工資沒多少增加，在那物價飛漲的 1993~1995年，實際收入是大大下降了。廠裏各色人等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我自然又居下位。 　　可是1995年錢氏王國還沒建成，廠裏的生產又陷入了困境而且越演越烈，直至今天麵臨著垮台。可錢氏王國是一定要建下去的，他在成都買了房子，不知氣派如何。最後他把一付爛攤子交給了嚴砸光和他培養的接班人楊軍，自己脫離了南充內燃機廠不知幹啥去了。 　　2000年廠裏大批工人下崗，我幾乎也加入這一行列，後來是二等下崗，內退。月收入加在一起總共 430元，七扣八折下來隻有 270元，所以我上網都得搶時間。買的電腦是奸商神舟公司的假冒偽劣產品，就不能不急了。其他工人如非故是不會輕易去買電腦這樣的產品的。所以現在不管網上在說什麽，絕大多數工人不知道，也無法參與討論。 　　1993年的農民工要他們回去。可他們的土地沒了，發給他們八千元錢就把他們打發了。他們不敢要求按上漲的物價指數，得到與1993年一萬多元相當的錢，隻是要求得到2000年的一萬多元就可以了。我當時正為自己的內退奔走，親眼看到他們找廠長楊軍，以及楊軍對他們的態度極其張狂。後來他們又去找嚴砸光，那時我已回家了。但是我家的窗口正對著廠的辦公大樓，聽到他們的聲音。後來聲音越來越大，看見有一個人被他們圍了起來，我雖然看不清卻知道就是嚴砸光。後來看到嚴砸光東跑西跑想突出重圍，被他們東趕西趕一時突不出去，但是他們並沒打他。廠外則是武警在那兒喊著一、二、三。 　　究竟嚴砸光是如何突出去的我就不知道了。農民工散後，有的人家裏已有武警等著了……。其他人不知道，第二天又來廠裏要求解決，官定的工人階級代表說把他們帶去解決問題，實際卻帶到了武警那兒。最後終於被鎮壓下去了。 　　嚴砸光抱怨錢天棒害了他，憑心而說，我廠不是他一個人砸光的。但有他一份。 　　現在廠裏長期沒事幹，車間空空如也已好久了。最近，五十、四十、三十歲的職工也都內退了。我內退在家不知廠將怎麽辦。不久前看到一張傳單抗議，說一些管理人員在內退後又被收了回去還加了工資，傳單質問道，如果說有特別專長的技術人員少不得，我們沒意見。但是現在廠裏垮到這個地步，這些管理人員的管理好在哪裏？難道真的就離不了他們？傳單出來不久就被撕了。 　　以上就是我廠的情況。毛主席說搞曆史的不搞家史、村史、廠史，這個曆史是搞不好的，我信其然。一點水中可以看到太陽。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從家、村、廠這個細胞可以看到整個社會，這是社會的細胞病理學。從今天可以看到古代，今天是從古代發展來的，就永遠擺脫不了古代的影子。 我是化驗員，對化驗有點發言權。解放初，我國的化學、化驗書都是照搬蘇聯的，這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與外國處於同一個起跑線上？七十年代我國的儀器分析還不如外國，濕法分析則已居世界領先地位。我看了一些外國的分析資料想學一點東西，結果一個都沒用。許多方法早就被我們淘汰了。 　　我們廠化驗室建於1967年。不知這算不算起步並不晚？ 　　我進化驗室時使用的是 58-1G比色機。那是58型的改進型。58這個數字說明了它的時代烙印。58型真是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可在1958年以前我國還造不出來。那時用的是比色管，也是進口的。不知造出58型算不算“起步並不晚”？後來我們用的是72型、721A型等。都有72兩個字，又是時代的烙印。 　　南充地區號稱我國三大絲綢工業基地之一。但是解放時全地區工業總產值僅僅四百萬元。絲綢基本上是靠鐵木結構的手工機器織的。這時大概西方國家也是這樣吧！不然怎麽說得上我們與他們在同一條起跑線上？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隻是到1958年才真正有了機器絲織廠與繅絲廠。這大概算是起步並不晚。最大的繅絲廠是絲二廠，還有南充綢廠。到了1965年南充地區總共有二百個工廠，跟解放前比大為改觀，可仍然屬於不發達地區，不少工廠不過是手工作坊。經過“十年浩劫”發展到了四百多個。工廠規模也大大不一樣了，有的老廠等於重建。自然如要“橫比”不但大大不如西方國家，也不如我國不少地方。 　　1978年，我看到一些小洋奴在那兒大談特談美國如何如何，日本又如何如何。我曆來不喜歡捉弄人，那時忍不住決心去捉弄他們一下。我湊上去說：“日本的工業總產值有一千億日元。”他們一個個驚歎道：“好高啊！”我幾乎笑出聲來。蒙著嘴巴離開了這些瘋子。他們隻知道一億是個大數目，一千又是個大數目。一千個一億那就大得不得了了。那時一千億日元大概人民幣七億元。我們南充地區的工業總產值那時大概就是這個數字。如果“豎比”比解放初增加了一百多倍。當然“橫比”就不大了。 　　南充是個不出名的地方，但是那時工業已相當於解放時的天津——中國的第二大工業城市。 　　那些人的妙論實在太多了。比如七十年代末，他們說現在外國的汽車廠每幾分鍾開出一輛汽車。我說：“這是二十年代水平。是福特汽車公司發明的。”他們竟然沒有聽出一點諷刺意味。海灣戰爭爆發。他們驚呼道：“地毯式轟炸！地毯式轟炸！”好像發現了新大陸。我說：“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水平。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都用過。”他們居然也沒聽出諷刺意味。我忍不住又要捉弄他們了。我說：“美國這次用了八萬多噸炸彈。我們不說炸彈，就說炸藥，我們國家能不能生產出八萬多噸炸藥？”他們用蔑視的態度哼了一聲說：“我們國家！”我又差點笑出聲來。把我們南充某氮肥廠改造為炸藥廠，不到一年就可以生產出了。可那是小生產方式，是小氮肥呢？ 　　反對小生產方式的人不少，可是究竟小生產有多大，他們一點不知道。大概還以為是1958年剛起家時那樣。有一次一個自稱搞過基本建設的說，現在房屋蓋了不少。我說這我承認，可是你知不知道建築材料哪兒來的？我告訴他絕大多數水泥是在毛澤東時代最後十年裏，建的小水泥廠生產出來的。他聽到小水泥廠立即做出一副鄙夷不屑的態度來，說：“那小水泥好用的嗎？我們從來不用小水泥，從來用的是大水泥。”對他如此之大的口氣我實在吃驚。因為我在南充已好久沒看到過大水泥。我看到工地上放著水泥，就問他：“這是大水泥嗎？”他說當然。我告訴他這不但是小水泥，而且還是相當小的小水泥。他說：“不，人家設備好先進喲！” 　　怎麽說呢？這包水泥上寫的是某某縣水泥廠，接著是括號：立窯。大水泥廠是指中央一級的，如果算第一流的話。那麽省級算是第二流也是小水泥廠。地區級就是三流。縣級就是四流了。有的縣級廠早已在用回轉窯了，可它還在用立窯，那就小而又小了。可在他眼裏竟然是設備好先進的大水泥廠，實在不懂得什麽是五小工業，卻在那兒亂反一氣。我不是搞經濟的。對我國經濟知道得很少，不敢亂說話。可居然有那麽多知道得比我還少得多，實在是一無所知的人，卻在那裏自封了一個無所不知的大知識分子並信口開河。 　　九十年代我曾說過一句話：“我們南充的大多數工廠是在那十年裏建設起來的。至於現在我不知道有那個廠成功過。”有人說：“不一定”接著舉了五個例子。這種方法本來就不合邏輯，我說的是大多數不是百分之一百，自然舉得出例子來。問題是他舉的是那五個廠？煉油廠、汽修廠是1958年興建的。我廠前麵已說過。還有絲二廠，還有綢廠也已說了。我問他：“你什麽例子不好舉？為什麽偏偏要舉大躍進的？” 　　話要說回來，與其他地方“橫比”，南充在大躍進中取得的成績很小很小。而受浮誇風與共產風的破壞又很大很大。至少我在上海看到的成績要大得多，而浮誇風與共產風又小得多。可見大躍進成績與浮誇風和共產風並無必然比例關係。南充誰搞的浮誇風和共產風，參見《冤有頭，債有主。從三十七年前一份道歉書看真實的文革》。後來在六一年下馬時，南充的工廠又大批摧毀，生產大幅度下降，而且許多久久未能恢複到大躍進以前。我廠合並了一些廠，隻能達到一九五六產值就是一個例子。四川的李井泉與南充地委書記衛廣平說：“把工業下了，可以專搞農業。”但事實上工業下了農業卻長期沒搞上來。把農機廠與化肥廠都搞垮了，對農業究竟有什麽好處？——不是說那時不能有下馬。也不是說不能減少職工，但是職工減少了，按理生產應該更緊張了，結果卻是大批的企業被摧毀了，或閑置了，留下來的職工也閑置下來了。這總不能說是正常的。 　　現在可好了，南充一路上下來工廠幾乎都垮了，我們廠的命運不算壞。煉油廠、汽修廠也一樣。絲二廠，綢廠有人說原是東亞最大，有人說是我國最大。不知是否過分看重了自己。但無論如何南充是我國三大絲綢工業基地之一。現在這兩個廠早就垮了。近來，就在我廠隔壁的綢廠機器拆了，廠房平毀了，地上挖了一個大洞，不知要幹啥。據說有些機器遷到郊區去了。不知絲二廠如何？很少去那兒。但是有個地方性的絲三廠早就連屍骨都不見了。成了建材商家匯聚的地方，僧多粥少，生意也不好。 　　那已有好幾年的事了，具體那一年，我這該死的記性沒記住——我隻記得那以後不久，電視裏天天演“下崗工人的動人故事”。——但是我永遠忘不了情節。綢廠垮了以後，有個工人，和老婆一起下了崗。老婆走了。反正是生活所迫吧，有人說是跟闊佬走了，有的說不是。他去賣黃鱔又賣不出去，臭了。那一天，正在他焦頭爛額時，手裏拿著劃黃鱔的尖刀。他的女兒回家跟他說，學校老師說要五元錢。他回答說：“我沒有錢，我身上隻有五角錢。”女兒再三說：“老師一定要的。”他煩躁極了，在絕對絕望與灰心下，就順手一刀把女兒殺了。女兒死了，他才醒悟過來，哀叫著，：“我已經把女兒殺了，誰把我殺了啊！”人們都躲回家，以同情、悲哀的心情從窗子裏悄悄看他。但是誰也不會去抓他，也不會去按他的要求殺他。也不敢去靠近他，怕他萬一性起把刀戳向了自己。——後來這個絕望中的人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他真的是精神病人嗎？可當官的說是就是，不許亂傳。這種情況毛澤東時代不會有。那時精神病院裏不會有這種病人，也沒有人會同情殺人者，何況殺的還是自己的女兒。 　　還有，那是1994年，正在宣傳優勝劣汰，凡是下崗的工人都是劣貨，理該淘汰。不知是哪個單位的，夫妻倆都判為劣貨。下崗費每人五十元。合計一百，家中吃飯的人倒有四個。那時米￥1.25一斤，隻夠買八十斤米。如按照毛澤東時代的憑票供應，他們四人的定量也決不會僅僅八十斤。究竟怎麽過的日子我們不知道。但家中終年不見肉味那是肯定的了。後來兒子吵著要吃肉，母親沒辦法，好不容易湊了一點錢，要求肉攤賣給她二兩肉。那時買一斤肉肉攤都不大願意，照例要給你多割一些。何況二兩？母親窮極無法，趁肉攤老板沒看見就偷了一小塊肉，可偏偏被抓住了。她隻有哭，把她家的困境說了出來，許多人都滿含著同情。老板也被感動了，割了一大塊肉送給她。她拿回家去還是把肉煮了吃了。但是當晚，她與丈夫兩人沒有睡覺。相對而哭。最後雙雙上吊自殺了。留下了孤苦無依的老娘與兒子。此事發生後，也不許亂傳。還有人辟謠。可是謠言還是不脛而走。 　　其實我倒覺得這兩口子的事該好好宣傳一下，這才是“下崗工人的動人故事”該上電視。這兩夫妻自己知趣，知道自己是劣貨，不配在世上生活，自己退出人生舞台了。可惜沒有把老娘與兒子也一塊帶走。如果號召全國的下崗工人都來學學他們，都象他們那樣知趣，自己退出人生舞台，把天下留給優勝的大官與大款，現在哪兒有什麽下崗工人問題？又怎麽會有什麽社會不穩？ 　　以上都是南充家喻戶曉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期，南充就平毀了一批工廠，罪名是小生產方式。如蒼溪縣，我知道的就平毀了一個磷肥廠一個氮肥廠。八十年代初遇到氮肥廠工人，對此非常可惜。那時說最最重視輕工業，被改成了罐頭廠，可從來沒有正常生產過。後來工人不發工資發罐頭。八十年代末，說要把氮肥廠重新搞起來——既有今日，何必當初——要全縣職工獻出一個月的工資，反正是胡傳魁結婚，各家各戶自願送禮，而且最最簡單化了，不要大家交，一個月工資不發就是了。全縣的職工是作了貢獻了，廠卻從沒有辦起來過。對大家也沒有個交待。南充的發電廠也是那時平毀的。據說每度電虧本一分錢。可是電力緊張，各廠就隻好自己搞起了發電站。電廠用的是煤，各廠電站用的是柴油。八十年代我廠發電，光柴油費每度就是六角錢。一分錢不願出，六角錢出得心安理得。因為少了一個虧本的發電廠，虧本是萬萬不允許的，那是不講經濟效益，吃大鍋飯。六角錢攤在成本裏是不管的。象這樣管經濟，怎能不出現更多的虧本企業？國家財政怎麽能不年年大赤字呢？工廠為了辦電站紛紛投資，而電廠卻在那兒爛。現在也已經徹底平毀，連屍骨也不見了，也成了個冷冷清清的商場。八十年代辦過羽絨被廠、皮革廠、卷煙廠等都是曇花一現 ，不久就不提起了。 　　南充市有個農機修造廠，七十年代末農業機械化走向絕境時，自然比我們廠更不好過。後來說搞專業化合作，專門生產齒輪，成了齒輪廠，但那時凡是搞專業化合作的沒有哪個是真正搞好的。齒輪廠難以為繼，可那時輕工業賺錢，就照例把毛澤東時代痛罵了一頓，說是不重視輕工業，既然輕工業賺錢為什麽要去搞不賺錢的農業機械，不搞輕工業。於是齒輪廠又成了自行車廠。但是毛澤東時代興建的大批自行車廠生產能力正在發揮出來，名牌自行車供應量大大增加，又到處都在一哄而上自行車，誰來買新出的雜牌自行車？這樣自行車廠從建成那時起就沒有銷路。不久就癱瘓了。現在自然垮了。 　　在八十年代，凡是賣淫女都是為正派人所鄙視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紀末情況就不一樣了。有的人家，全家都靠媳婦賣淫過活。賣淫後回家，丈夫、公婆都來侍候，甚至洗腳水放在麵前。有一次，捕捉嫖娼賣淫的，一些賣淫女被捉住了。婦女幹部去教育，說要：“自尊、自重、自愛。”並要她們說出自己的名姓。其中有些人的話，使得聽的人都不禁流淚。有人說：“你們自己有飯吃，就樂得說這些話。如到了我們這地步隻怕還不如我們。難道是我自己願意這麽幹？我與丈夫都下崗了，難道我丈夫也願意我這麽幹？全家要吃飯，沒辦法。我不能把姓名告訴你們。我的兒子還在上學。他隻知道媽媽上夜班去了，不知道我在幹這個。如知道我在幹這個，他會怎麽想？還有被別人知道了，他在學校裏還過不過日子？你叫他在同學中怎麽相處？”那些婦女幹部無法回答。——這也是下崗工人的動人故事！ 　　好，我知道的就說到這兒。希望看到大家的所見所聞。 埋葬帝國主義，建設社會主義強國， 曹為平跨千紀惡魔　 2004.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