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明朝的滅亡不是萬曆的責任
明亡於萬曆的說法由來已久，滿清修的明史中就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後人也多將之奉為圭臬，不斷引用,可見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種關於明朝曆史的論述中,都把萬曆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除了在張居正當政的十年之外，以後的萬曆時期，就乏善可陳。在一些人眼裏萬曆就是一個敗家子，就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然而萬曆果真有他們描繪的這般不堪麽？
一、酒色財氣問題
首先從廣為流傳的所謂“酒色財氣”說起，這種說法的起源是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在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寫的一本《酒色財氣四箴疏》，他針對萬曆身體狀況不佳（“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借題發揮，給皇帝橫加了四個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在他看來,萬曆身體不好就是因為“酒色財氣”。
在評判雒於仁的言論之前，先弄明白一個時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風，這對於我們了解曆史真相是很有幫助。
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惟恐不偏激，言辭惟恐不誇張，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誇大其辭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究竟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尖利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悚人耳目，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舉足輕重大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張居正當政的時候，他們是這麽做的，把一個鐵碗首輔弄的焦頭爛額，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張居正一死，就更是肆無忌憚，把他攻擊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在這之後，攻擊的矛頭就開始轉向申時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時行不過軟弱之人，幹掉他，對言官來說，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轟動效應。那麽唯一的出名捷徑，嘩眾竅門，自然首推直接攻擊皇帝本人了！
這些人的批評攻擊中，十句話，倒多半有七句話是假的，明代的小說裏真話的比例大概都比他們高！後來熊廷弼也是被這些人屢次用類似的手法攻擊而被無端罷免。
了解了這些，對我們分析問題很有幫助。可笑的是許多論者往往雙重標準，當那些言官攻擊張居正的時候，攻擊熊廷弼的時候，他們懂得具體分析。而一到這些言官攻擊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納，信為事實，如此做法，真可謂乖謬已極！
事實上雒於仁扣給萬曆的所謂酒色財氣四字，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
⑴ 酒
以酒而論，沒有任何實例能夠證明萬曆皇帝飲酒過度，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上唾沫橫飛的說萬曆“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夢看見的。明史專家樊樹誌在舉例論證雒於仁的言論的時候，唯一舉出的萬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張居正當政時期萬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後寫自我檢討的事情。
試想，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說萬曆十年以後，神宗縱酒無度，何至於連個象樣的記載都找不出來？非要拿萬曆十年以前，神宗沒有親政的時候那次醉酒來說事情？就算一個現代普通人，偶爾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沒有誰會因此就無端被扣上一個縱酒的罪名。
所以給萬曆這個酒字，隻能認為是刻意羅織，誇大其辭。
⑵色
接下來再看一個所謂的色，自然這更易讓某些人神經興奮，即便如皇帝，如果蒙上好色貪淫四字，也大有被釘死在恥辱柱上的危險。在各種攻擊萬曆皇帝的理由中，這也算得一個重頭。
事實上在雒於仁之前就有人攻擊過萬曆好色了，根據什麽呢？萬曆十四年九月的時候，神宗因為生病，“連日免朝”，症狀主要是“頭暈眼黑，力乏不興，……身體虛弱”，照理說這很正常，現代醫學保健衛生這麽發達，仍舊免不了經常有人生病，更何況古代？
然而有個叫盧洪春的禮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覺得自己揚名立萬，借題發揮的機會到了，馬上煞有介事的上疏，儼然以醫生自居的分析說：“醫家曰氣虛血弱，乃五勞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暈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也深”。樊樹誌解釋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萬曆的病根在於“衽席之娛”，“即耽於女色，房事過密”，並且讚譽盧洪春說這些話是“一片赤膽忠心”。
一個稍微具備科學精神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盧洪春說的話，不過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一派胡言！然而，在古代（甚至現代的一些人），人們似乎就相信這個，隻要一個人身體有了些疾病，就情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聯係起來。
一些文人官僚們攻擊張居正的時候，就用了這樣的手段。張居正因為得痔瘡，做開刀切除手術後死的。應該說痔瘡是一種常見的疾病，即便是現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對於張居正這樣長期坐著辦公，缺少運動的人來說，得這樣的疾病更沒有什麽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醜化張居正的明代文人筆下，卻居然聯想到其他方麵，做出無窮文章來，王世貞說張居正之所以得痔瘡是因為“得之多禦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責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即張居正因為好色過度，加之吃了春藥，才得痔瘡。
這種無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聯係起來的荒謬言論，在中國可謂生命力長久。魯迅的文章中就有這麽一段“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生能有什麽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我後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於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裏這樣誣陷我。”
把牙痛牙損，聯係到所謂“陰虧”，進而是“不自愛”，這和因為張居正得痔瘡就汙蔑捏造出他“日餌房中藥”，因為萬曆“頭暈眼黑，身體虛弱”就能聯想到他“耽於女色，房事過密”都是一樣的滑稽！然而在中國古代，甚至是現代的一些所謂曆史學家，偏偏願意相信這套東西。
王世貞不過是個因為沒有被張居正重用，而銜恨不已的小人，他說的話，一看就是一派胡言。方舟子曾經辛辣的諷刺說，這些人莫非在張居正的臥室裏安裝了竊聽器或監視器，才能知道這類隱私？隻要稍加分析，就知道此類說法的荒謬性！痔瘡和好色有什麽關係，難道說現在那些得了痔瘡的人，都是因為好色？可笑的是某些曆史學家，包括對張居正總體上給予正麵的評價的曆史學家，在這類問題上的分析能力似乎還不如一個非曆史專業的方舟子，居然對這類荒誕不經之談，存心醜化汙蔑張居正的言辭不加考辯，就信為事實，也真可笑之極！
曆史學家們對現在頗受推崇的張居正尚且如此，那對萬曆皇帝就更可想而知！
平心而論，萬曆這樣的皇帝，從小就深居宮中,缺少運動,少曬陽光，飲食過於精細,身體虛弱多病是很正常的。用現在的眼光看，缺鈣,缺少必要的維生素,此外到中老年之後，還可能有高血脂,高血壓等等潛在的疾病！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以後，大多壽命不長，原因大抵類似。
而文官群體中從來就不匱乏一些心理陰暗下流者，隻要聽說皇帝身體不好，便要無端聯想到所謂好色，所謂性欲過度上去，就好象皇宮大內安裝了他們的監視器一樣，憑空杜撰，唾沫橫飛，信口雌黃，而後世史學家不認真考辯，一概信為事實，未免有些糊塗！
萬曆皇帝並非是明代第一個遭受如此汙蔑的皇帝。
明憲宗一生隻鍾情於比自己大近二十歲的萬貴妃，並不因對方年老色衰而移情別戀，甚至當萬貴妃死後，自己也因悲傷過度，不久撒手人寰，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皇帝硬被一些人醜化成荒淫好色。
明孝宗幾乎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嚴格實行一夫一妻製度的皇帝，沒有任何把柄可以被抓，這總避免了所謂好色過度之譏了吧。其實不然，因為他也是身體虛弱，動輒頭暈眼花，三十歲出頭就死掉了，按照網友慈洵閱讀多本明孝宗傳記所見，這樣一個在當時文官都認為無可挑剔的皇帝仍舊免不了被現代一些心理陰暗的曆史學家浮想聯翩胡亂猜測汙蔑。
回到萬曆皇帝，萬曆一生也就鍾情於一個鄭貴妃，這個感情同樣至死不變，即便到萬曆四十多年鄭貴妃人老珠黃，他也從來沒有另覓新歡。他們之間的關係倒不象是一個有著三宮六院，可以任意選擇美女的皇帝與後妃之間的關係，更象平常人的一對夫妻，白頭偕老，至死不渝。這已經相當難能可貴。要知，即便是現在的普通人，也多有發生第三者插足，移情別戀，乃至離婚。一個能用時間來證明自己專情的皇帝，居然還被醜化成所謂好色，所謂荒淫過度？如果他真的這麽好色，何必抱著一個年老色衰的鄭貴妃不放？滿清的皇帝隨便拿一個出來，都比萬曆荒淫百倍不止，康熙乾隆這些人哪一個不是荒淫無度，如同種馬一樣？至於以後那些滿清皇帝甚至有得花柳病潰爛而死的，就更不必說了。然而專情不移的萬曆被說成是好色荒淫，而那些濫淫無度的滿清皇帝反倒成了清心寡欲。豈非太過諷刺？
評價曆史人物，可以不顧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這個地步，也足以令人憤慨。不妨看看教授閻崇年的妙論“他還寵幸鄭貴妃，每天過著昏天黑地、腐朽糜爛的生活”。倒是把一個鄭貴妃說的和楊貴妃一樣，可惜他忘了鄭貴妃和萬曆年齡相仿，到萬曆三十年以後，這鄭貴妃就人老珠黃，不知道他們究竟還能怎麽個腐朽糜爛，昏天黑地法？閻教授在唾沫橫飛信口雌黃之前，是應該先動動他的腦子的！
⑶ 財
然後再看一個財字，說萬曆皇帝貪財，由來已久，而且還都有根有據，收斂礦稅，查抄大臣家產收歸大內，以及其他見縫插針的設法增加內帑收入等等，這些似乎都是萬曆貪財的鐵證。然而似乎從來就沒有人想過為什麽一個皇帝居然會被自己的大臣譏評為貪財？？不是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麽？不是說皇帝“以四海為家”“以六合為帑藏”嗎？但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說，這些話，反過來的意思就是皇帝沒有真能夠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財產。
林洛在他的《明朝滅亡真相》一文說“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為什麽還要囤積財產呢？皇帝拿這些錢能有什麽用處呢，他要什麽就有什麽，錢能做什麽用呢。可是神宗這個皇帝偏偏愛財如命，”
這種見解的實質是把曆史人物看成是白癡弱智或者病態，有些論者似乎覺得這樣才能在評判曆史人物時候產生居高臨下的快感，才能彰顯出他們自己的英明神武。
田口宏二朗並且針對萬曆29年時任直隸巡按的安文壁對皇帝說的話“皇上以六合為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評論說“安文壁顛倒傳統的王土思想，警惕皇帝過度貪婪的理論，其實是反對礦稅的眾多文人經常采用的說法（如‘皇上以四海為家’‘皇上以六合為帑藏’）。不過皇帝在行使各種公共和私人行為的時候，果真如此將王土思想反過來說的話，就意味著他自己沒有特定的家產。”
如田口宏二朗所說：“當然明代財政體係當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經費’，從內庫的收入來講，確有金花銀（折糧銀）和慈寧宮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經費來源。不過這些收入並不能算做帝室專用的項目。例如金花銀原來是江南等地區的田賦，是屬於戶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間以後，這個項目雖然逐漸變成內庫的收入來源，但到明末戶部也一直幹預金花銀的收取和開銷。……可以說除了若幹莊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來沒有專項財源”
所以所謂萬曆貪財，並非是萬曆真的貪財，而是萬曆時期，大部分的財政開支，皇帝沒有權力任意支配，皇室費用的花銷，動輒受到牽掣，以至於皇帝常常覺得手頭緊張，有時候甚至還不如一個明代的富商來得寬裕！不得不想方設法去獲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備無患，這才是所謂萬曆貪財的實質所在
設想如果一個人從小生活闊綽，金銀財寶可以任意花費，全不當回事，根本不受任何製約，他會有所謂貪財的概念麽？他會主動去設法收斂錢財麽？絕對不會，因為他根本就不會有這方麵的意識。隻有一個從小受窮的人，花錢動輒受到製約的人，這才會有所謂貪財的表現。
對比一下滿清的統治者，當滿清統治下的中國被西方殖民者打的慘敗連連，割地賠款的時候，“光緒皇帝結婚耗費白銀550萬兩，慈禧60歲生日（1894年，光緒20年），耗白銀1000萬兩”，對於康熙乾隆光緒慈禧這些東西來說，有什麽貪財不貪財，民脂民膏可以在不受任何製約的情況，被他們任意花銷，這對明代的皇帝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在看看滿清的末代皇帝的開銷（甚至是退位以後）
“隆裕太後每餐的菜肴有百樣左右，要用六張膳桌陳放，這是她從慈禧那裏繼承下來的排場，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種上下。我現在找到了一份“宣統四年二月糙卷單”（即民國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單草稿），上麵記載的一次“早膳”①的內容如下：
①宮中隻吃兩餐：“早膳即午飯。早晨或午後有時吃一頓點心。
口蘑肥雞 三鮮鴨子 五綹雞絲 燉肉 燉肚肺 肉片燉
白菜 黃燜羊肉 羊肉燉菠菜豆腐 櫻桃肉山藥 爐肉燉
白菜 羊肉片川小蘿卜 鴨條溜海參 鴨丁溜葛仙米 燒
茨菇 肉片燜玉蘭片 羊肉絲燜跑躂絲 炸春卷 黃韭菜
炒肉 熏肘花小肚 鹵煮豆腐 熏幹絲 烹掐菜 花椒油
炒白菜絲 五香幹 祭神肉片湯 白煮塞勒 烹白內
這些菜肴經過種種手續擺上來之後，除了表示排場之外，並無任何用處。它之所以能夠在一聲傳膳之下，迅速擺在桌子上，是因為禦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著的。他們也知道，反正從光緒起，皇帝並不靠這些早已過了火候的東西充饑。我每餐實際吃的是太後送的菜肴，太後死後由四位太妃接著送。因為太後或太妃們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級廚師，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總有二十來樣。這是放在我麵前的菜，禦膳房做的都遠遠擺在一邊，不過做個樣子而已。 ”
“ 這種吃法，一個月要花多少錢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統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內外膳房及各等處每日分例肉斤雞鴨清冊》，那上麵的記載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計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湯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豬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雞二隻 共六十隻
肥鴨三隻 共九十隻
蒸雞三隻 共九十隻
下麵還有太後和幾位妃的分例，為省目力，現在把它並成一個統計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後妃名 內斤 雞隻 鴨隻
太後 1860 30 30
瑾貴妃 285 7 7
瑜皇貴妃 360 15 15
珣皇貴妃 360 15 15
瑨貴妃 285 7 7
合計 3150 74 74
我這一家六口，總計一個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隻雞鴨，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隻雞鴨是我這五歲孩子用的。此外，宮中每天還有大批為這六口之家效勞的軍機大臣、禦前侍衛、師傅、翰林、畫師、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監，以及每天來祭神的薩滿等等，也各有分例。連我們六口之家共吃豬肉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計用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七錢二分。除此之外，每日還要添菜，添的比分例還要多得多。這個月添的肉是三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豬油八百十四斤，雞鴨四千七百八十六隻，連什麽魚蝦蛋品，用銀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一兩七分，加上雜費支出三百四十八兩，連同分例一共是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九分。顯而易見，這些銀子除了貪汙中飽之外，差不多全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這還不算一年到頭不斷的點心、果品、糖食、飲料這些消耗。 ”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費，已無法準確統計。據內務府編的材料，《宣統七年放過款項及近三年比較》記載：民國四年的開支竟達二百七十九萬餘兩，以後民國八、九、十各年數字逐年縮減，最低數仍達一百八十九萬餘兩。總之，在民國當局的縱容下，以我為首的一夥人，照舊擺著排場，按原來標準過著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費著人民的血汗。”
即便考慮通貨膨脹，白銀貶值的因素，這樣一個滿清末代已經倒台的皇帝的消費在明代的皇帝而言，仍舊是相當驚人的。
其實就算是萬曆收入內帑的那些錢財，最終大部分也都用於國事，用於抵禦外侵的戰爭中。也就是說即便是所謂內帑，皇帝也沒有權力完全支配，最後還是被當作國家財產來使用。可以說明代的上層社會中，皇帝是最窮的一個，一般的大臣都比皇帝富裕。
⑷ 氣
關於“氣”，雒於仁的主要依據是萬曆在宮內仗責太監過重，甚至有因此死亡的。
說句實話，明代的這些言官確實難以伺候。皇帝如果對太監好，那不行，那就是皇帝寵信宦官；如果皇帝對太監不好呢，那還是不行，這就成了皇帝任性尚氣虐待下人了。總之都有過錯。實際情況不過是宮內幾個太監犯了過錯，萬曆偶爾責打了幾下，還有太監是自己生病死了，結果就居然被渲染成了萬曆杖斃太監，到現在居然還有人相信這等荒謬無稽的謠言，拿來作為萬曆殘暴的論據！
如果說宮內情形，不能了解確實，那麽通過萬曆對待那些言官的態度，倒是可以看出萬曆究竟是否如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樣任性尚氣，心胸狹隘殘暴？？雒於仁上這個《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指著鼻子破口大罵，不顧事實如何，網羅罪狀，編造謠言，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如果換了滿清的康熙乾隆這些東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遲處死，並且株連家人了；在這以後，給萬曆上書進行無端漫罵的文官更是絡繹不絕，萬曆都被他們罵的都沒有脾氣了，都隻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幹脆什麽處分都沒有。比如萬曆二十四年，張養蒙效仿雒於仁之故伎，又給萬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勝、好貨四大罪名，結果神宗一笑了之，幹脆沒有理睬這種小人套路。
關於萬曆時期，言官們對皇帝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批判漫罵，已經有一些學者做過論述。
比如蔡明倫的《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一文，敘述就頗為詳細，僅僅文中提到的參與對萬曆皇帝批鬥漫罵的人名就有李沂、謝傑、王元翰、馬經綸、魏允貞、李三才、田大益、張養蒙、馬孟禎、許聞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對萬曆的漫罵更是到了歇斯底裏，無所顧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萬曆同“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厲王、漢桓帝、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蔡明倫評論說“這完全是毫無忌憚、汪洋恣肆，把神宗罵的體無完膚”，他總結說“這些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中”。中國曆史上誰被大臣這麽罵的狗血噴頭，大概萬曆是冠軍了。
萬曆被他的這群大臣這麽肆無忌憚的痛罵，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不堪到極點，所以才受如此待遇呢？其實不是，蔡明倫在分析原因中說“士風日下，部分言官出於沽名釣譽的私心而故意聳人聽聞”，蔡的估計應該還是太保守了，在他看來，僅僅是部分，在我看來，是絕大部分才對。他自己也說“隨著明朝中後期士風之日下，士大夫變的趨炎附勢，追逐名利，好名之風頗盛”，引用當時曾任過禮部尚書的於慎行的話說“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譴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大學士許國也憤慨地說：“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
蔡明倫分析道“既然進言能帶來這些好處，一旦冒險成功，升官會比正常情況快，所以一些言官在進言時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聳人聽聞，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時間長了，神宗也知道他們的把戲，早在萬曆十八年，他就已經揭穿這些言官的真實麵目，他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不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每每搜揚君過，沽名速遷為？”。但言官們聽了神宗的訓斥以後，不但不加收斂，反而更肆無忌憚，有恃無恐，猖狂囂張起來。萬曆皇帝也拿他們沒有辦法，隻是在他們的無理漫罵攻擊中鍛煉出來好脾氣。當時人，也頗有了解內中情形的。比如於慎行就說：“今上在禦日久，習知人情，每見台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當皇帝能當出這樣的好涵養好脾氣來，也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現象。即便現在一般人也很難做到這種麵對無理漫罵攻擊，還全不動怒。如果滿清康熙乾隆這些東西，有人敢對皇帝這樣做，砍頭是輕，淩遲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當的意見，都有生命危險。
孟森說過清朝下的一件事情來和明朝的皇帝做對比，“清嘉慶初，編修洪亮吉上書請代奏，亦視朝稍晏等語，嚴旨立斬，臨刑改戍伊犁，遂亦稱盛德，視此又何如也！”雖然他是拿嘉慶和建文向批評他的大臣道歉做對比，但和萬曆對比也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嘉慶在滿清並不算最殘暴最無恥的一個皇帝，所以還有人敢提一點意見。但已經是如此，其他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有名的暴君，是如何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萬曆這樣的好脾氣，居然還被某些人大肆醜化成任性尚氣，心胸狹隘。比如閻崇年在百家講壇的《明亡清興六十年（1583-1644）》中可以完全不顧事實地說“對萬曆怠政提出批評的官員，大都遭到懲罰”。而事實真相是卻恰恰相反，絕大部分對神宗進行批評漫罵的言官沒有得到任何的懲罰（大概也就隻有剛開始那個根據萬曆生病胡編亂造些汙穢言辭來汙蔑萬曆的盧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這才有蔡明倫說的一些言官看到進言時言辭激烈什麽事情都沒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膽地批評指責，甚至在上奏前四處宣揚，顯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極諫之名”
如果說以上的還能完全說明問題的話，那麽在冊立東宮的爭論上，就更可以看出萬曆的脾氣實在好的有些過頭了。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萬曆和文官集團的爭鬥從萬曆十四年就已經開始，彼此來回了好幾個回合。
到了萬曆二十年，禮部都給事中李獻可等人又聯名上疏逼迫萬曆表態，結果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號寫錯了“弘洪”，神宗抓住這一點進行反擊，他批複說“冊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來煩激，且本內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汙戲君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著降一級調任外用，其餘各罰俸六個月”。
平心而論，這樣的處罰並不算重，如果是滿清的皇帝碰到這種錯寫年號的事情，那麽當事者受到的懲罰恐怕就不是這麽輕描淡寫了，砍頭抄家淩遲是預料之中的，事實上滿清文字獄中許多事件的性質遠比比寫錯年號要輕的多，但受到的處罰卻是殘酷到讓人如覺在地獄。
這麽輕的處罰，內閣接到以後按皇帝的意思擬旨發下執行就是了，沒有什麽大不了的，畢竟大臣給皇帝上疏中出現這類低級錯誤，確實是粗心草率到極點，至少是不太認真，稍微檢查一下都可以發現的錯誤，如果給皇帝上疏都這麽吊兒郎當，這麽馬虎，那又這麽能指望他們對自己工作職責認真呢？加以責罰是有道理的。再說皇帝畢竟是皇帝，這點麵子總是要給的。
但明朝的內閣卻不是這樣，猜一下當時的內閣首輔王家屏是怎麽做的？他接到萬曆的批示之後，一點情麵都不給皇帝留，原封不動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並且還附上自己的反駁意見，把皇帝的批示反駁的似乎一無是處。結果“對於首輔敢於封還禦批，神宗十分不滿，又不便於發作”[2]p500，最後隻能又當自己是啞巴吃黃連了，幹脆采取鴕鳥政策，以沉默對抗。
誰知道內閣首輔王家屏看見皇帝對他的反駁裝聾子，還覺得不滿意，不依不饒，牛脾氣發作，幹脆假稱自己生病，不理政事來要挾，再接著就是辭職來要挾。萬曆皇帝被他逼到了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隻得派了一名文書官到王家屏私邸，遞交手諭，表明自己態度，要王家屏出來辦事。手諭中是這麽說的“邇年以來，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擾，姑以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卻乃徑駁禦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方今國務多艱，卿忽然高臥，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準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事”
萬曆也算是好話說盡，誰知道這個王家屏，執意要辭職回家，盡管萬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應。最後萬曆無奈，隻能放他回去了事。
這樣的事情大概也隻有明朝才能發生，換一個朝代，換一個皇帝，結局就可能大不相同。滿清統治下，哪個大臣敢這麽做，敢對皇帝這副腔調！那他要考慮的不單是自己的那條命，而是自己全家老小的命了！
酒色財氣暫且分析到這裏,但是事遠沒有完，隻能算個開頭。畢竟酒色財氣還僅僅是針對萬曆個人品行，至於要把明朝滅亡這樣的大罪責推到萬曆頭上，僅此當然不夠。對萬曆的汙蔑指責更厲害的還在後麵，我們不妨還是一個個看過來。
二、所謂萬曆怠政
凡攻擊萬曆的言論，對這一點必然提及。提起萬曆怠政，都擺出一副怒其不爭的嘴臉大加指責，對所謂怠政的後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後明朝滅亡大半就是萬曆怠政導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僅憑想當然就能評定。我們還是需要仔細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實真相的結論。按閻崇年的說法，萬曆怠政的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什麽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所謂不郊就是不親自祭祀天地，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不批就是不對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這六項當中除了，不見、不批以外，其他四項都隻是形式禮儀上的套路，對處理國家政事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將之上綱上線，作為怠政的表現，大批判特批判，實在是小題大做。
神宗不從事這些活動，並非是什麽怠惰偷懶，而是有客觀的身體原因。比如萬曆十八年，神宗會見申時行，麵對大臣們對他的批評漫罵，耐心解釋說：“朕病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隻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
後來“王家屏、王錫爵輔政時期，情況仍舊不見好轉，神宗仍是‘麵目發腫，行步艱難’”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過去一些曆史學家總是想當然汙蔑萬曆說他這是故意為自己偷懶找借口，或者認為就算萬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過是酒色過度所致！不過考古發現給了這些自以為是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在詳細記載新中國成立後發掘萬曆陵墓前後過程的《風雪定陵》一書第十四章《打開皇帝的棺槨》中說“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越演越烈，……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麵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複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而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這就難免有失曆史公允了。”
另外從萬曆的屍骨看，他的腰部也有嚴重疾病，因此行動不便，請人代勞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象閻崇年這樣的，不顧事實真相，抓住這點，對萬曆拚命醜化攻擊，並借此來抬高襯托滿清皇帝的英明偉大，也可謂無恥之尤了。閻崇年說“祭祀天地是皇帝的頭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時，走著到天壇，還要齋戒，以示虔誠。萬曆皇帝年紀輕輕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況對待臣民呢？”[8]。真是條出色的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貶一捧的技術運用的相當嫻熟，隻可惜曆史真相並非這類人物所能一手掩蓋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許很虔誠，他屠殺起無辜平民來同樣很虔誠，在他統治下喪心病狂地實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遷界，至少屠殺了沿海幾百萬的無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亂，又幾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殺幹淨，此外江西百姓也被屠戮大半。康熙十八年，瀏陽縣知縣曹鼎新曾經不打自招的供認康熙統治下滿清的獸行說“自甲寅吳逆倡亂，……以至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於鋒鏑，婦子悉為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23]p43，真是繼承了他的祖宗遼東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殺的光榮傳統！所以象康熙這類東西的虔誠還是少一點的好，他越虔誠，屠殺起百姓來就越心安理得！
那麽閻崇年攻擊萬曆的“不見”，“不批”又是怎麽回事呢？關於“不見”，萬曆後期，接近大臣的次數確實比前期減少許多，但這一點主要也還是因為萬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動不便導致的結果，更何況明代處理政事，主要是通過奏疏批閱往來進行，會見大臣對處理政事有作用，但也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麽大，奏疏往來的意見，因為經過深思熟慮，往往更有價值一些，當麵接見，即興而談決定的意見，往往帶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禎時期倒是經常接見大臣，接見袁崇煥，袁崇煥貿然就說五年能夠平遼，結果反而讓自己處於一個尷尬境地，為後來他妄殺毛文龍埋下禍端。再如溫體仁和錢謙益在崇禎麵前當廷詰對，結果反而是溫體仁把東林黨人駁斥質問的體無完膚。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見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說明，這個所謂“不見”遠沒有某些人渲染誇張的那樣有什麽舉足輕重的意義。
最後說到不批，則完全是閻崇年等人對萬曆信口開河的汙蔑！確實，萬曆並非批複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選擇的，尤其是在後期，凡是他認為比較重要的，他都會給予批複，至於那些留中不發的上疏，大多本就沒有給予回複的必要，即使批複了也不過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爭吵漫罵，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認為萬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以頑強的意誌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的黃仁宇也不得不承認萬曆大部分情況下僅僅是對那些遞補職位空缺，以及沽名買直，搬弄是非，動輒抗議漫罵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疏。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
至於樊樹誌在晚明史中更是說“神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曆三大征’的全過程可以看的很清楚。”
另外從明史和明神宗實錄的記載來看，即便到了萬曆四十年以後，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時期，神宗對於應該批複的奏疏以及應該挽留的官員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複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傳第一百十三》中關於趙煥的傳記中提到萬曆四十年以後的情形
“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
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禦史李若星、
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禦史王時熙、魏雲中於外。三人嚐力攻湯賓尹、熊廷
弼者，又不移谘都察院，於是禦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詆煥。煥屢疏訐辯，杜門不
出，詔慰起之。”
“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
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
上麵的摘錄中，“帝皆優詔慰留之”，“詔慰起之”，“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帝猶遣諭留”等記載隨處可見，和某些人把萬曆醜化成什麽都撒手不管的皇帝，隻“將大臣奏章‘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顯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說又給這些人一記耳光。
即便到了萬曆臨死前的幾年，身體狀況已經嚴重惡化的時候，他依然盡力批複奏疏，比如當時言官彈劾首輔方從哲的時候，萬曆還下諭安慰告訴他不必對言官彈劾太在意“方今國家多艱，須卿鴻猷匡濟，共圖化理，豈可以浮言堅欲求去”。而當“方從哲稱病在家”，導致內閣無人辦事，神宗還派人到方府宣諭“輔臣方從哲速出視事”，當方從哲希望皇帝出麵到文華殿召開會議的時候，神宗由於身體確實無法支撐（這個時候離他逝世已經不遠了），他特地“派文書官到內閣傳諭，因疾病纏身，無法出席文華殿會議，希望大臣諒解”[那個閻崇年對此事的記載是“大學士方從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夠出禦文華殿，召集文武百官，討論禦敵方略。結果這個請求依舊如泥牛入海，留中不報，沒有回音”，這個閻崇年大概已經撒謊成性了。
當然也不必否認，對許多奏疏，萬曆也確實常常留中不發，不予回複。但這也並非沒有理由。萬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這些人的脾氣。如果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麽不讓他們去做，他們最終也會去做，如果這些文官不認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麽嚴厲回複批示讓他們去做，他們照樣給你頂在那裏，軟硬兼施，陽奉陰違，死活都不會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長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當作他們的職責所在。要對付這些人，有時候不理睬他們倒是最有效率的辦法。可以省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於國於己都有好處。如果理他們，那可能就是糾纏不休，弄到頭白白浪費許多國家的財產和精力。用這種處置手段，對國家行政的實際運行並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中說“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上自尚書，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準，使得衙門無法辦公”，根本就是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的一派胡言！
事實上“《明史選舉三》說‘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大學衍義補》第10卷‘公銓選之法’條目下說‘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麵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奏聞’，這兩條史料基本明確了部選的適用範圍，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權自己決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選。”
這個閻崇年所謂的“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準，使得衙門無法辦公”，真是天大的笑話！真不知道這種人是怎麽混上學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實上即便是硬汙蔑萬曆放棄自己職責的黃仁宇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製程序。……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萬曆皇帝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所謂怠政，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所謂的怠政，那麽這種怠政也不會對國家政治的運行造成什麽實質意義的影響。
明亡於萬曆的說法由來已久，滿清修的明史中就說“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後人也多將之奉為圭臬，不斷引用,可見深入人心的程度。
在各種關於明朝曆史的論述中,都把萬曆描繪成一個好色、貪婪、殘暴、昏庸、無能、懶惰，……總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無是處的皇帝。除了在張居正當政的十年之外，以後的萬曆時期，就乏善可陳。在一些人眼裏萬曆就是一個敗家子，就是明朝滅亡的罪魁禍首。
然而萬曆果真有他們描繪的這般不堪麽？
一、酒色財氣問題
首先從廣為流傳的所謂“酒色財氣”說起，這種說法的起源是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在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寫的一本《酒色財氣四箴疏》，他針對萬曆身體狀況不佳（“頭暈眼黑，心滿肋漲，飲食少思，寢不成寐，身體尚軟”，借題發揮，給皇帝橫加了四個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也。夫縱酒則潰胃，好色則耗精，貪財則亂神，尚氣則損肝”。在他看來,萬曆身體不好就是因為“酒色財氣”。
在評判雒於仁的言論之前，先弄明白一個時代背景,也就是明代言官的作風，這對於我們了解曆史真相是很有幫助。
明代的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惟恐不偏激，言辭惟恐不誇張，往往憑借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誇大其辭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究竟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借尖利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悚人耳目，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舉足輕重大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張居正當政的時候，他們是這麽做的，把一個鐵碗首輔弄的焦頭爛額，身心煎熬，苦不堪言；張居正一死，就更是肆無忌憚，把他攻擊得身敗名裂，家破人亡。在這之後，攻擊的矛頭就開始轉向申時行以及皇帝本人了。申時行不過軟弱之人，幹掉他，對言官來說，不算本事，也引不起轟動效應。那麽唯一的出名捷徑，嘩眾竅門，自然首推直接攻擊皇帝本人了！
這些人的批評攻擊中，十句話，倒多半有七句話是假的，明代的小說裏真話的比例大概都比他們高！後來熊廷弼也是被這些人屢次用類似的手法攻擊而被無端罷免。
了解了這些，對我們分析問題很有幫助。可笑的是許多論者往往雙重標準，當那些言官攻擊張居正的時候，攻擊熊廷弼的時候，他們懂得具體分析。而一到這些言官攻擊皇帝，就不加分析，一概采納，信為事實，如此做法，真可謂乖謬已極！
事實上雒於仁扣給萬曆的所謂酒色財氣四字，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
⑴ 酒
以酒而論，沒有任何實例能夠證明萬曆皇帝飲酒過度，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上唾沫橫飛的說萬曆“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大概是他自己做夢看見的。明史專家樊樹誌在舉例論證雒於仁的言論的時候，唯一舉出的萬曆醉酒的例子居然是張居正當政時期萬曆八年明神宗喝醉酒然後寫自我檢討的事情。
試想，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說萬曆十年以後，神宗縱酒無度，何至於連個象樣的記載都找不出來？非要拿萬曆十年以前，神宗沒有親政的時候那次醉酒來說事情？就算一個現代普通人，偶爾喝醉也是情理之中，相信沒有誰會因此就無端被扣上一個縱酒的罪名。
所以給萬曆這個酒字，隻能認為是刻意羅織，誇大其辭。
⑵色
接下來再看一個所謂的色，自然這更易讓某些人神經興奮，即便如皇帝，如果蒙上好色貪淫四字，也大有被釘死在恥辱柱上的危險。在各種攻擊萬曆皇帝的理由中，這也算得一個重頭。
事實上在雒於仁之前就有人攻擊過萬曆好色了，根據什麽呢？萬曆十四年九月的時候，神宗因為生病，“連日免朝”，症狀主要是“頭暈眼黑，力乏不興，……身體虛弱”，照理說這很正常，現代醫學保健衛生這麽發達，仍舊免不了經常有人生病，更何況古代？
然而有個叫盧洪春的禮部祠祭司主事似乎覺得自己揚名立萬，借題發揮的機會到了，馬上煞有介事的上疏，儼然以醫生自居的分析說：“醫家曰氣虛血弱，乃五勞七傷所致，肝虛則頭暈目眩，腎虛則腰痛精泄”“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強固，頭暈眼黑等症，皆非今日所宜有”“果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其為患也深”。樊樹誌解釋這些話的意思就是說萬曆的病根在於“衽席之娛”，“即耽於女色，房事過密”，並且讚譽盧洪春說這些話是“一片赤膽忠心”。
一個稍微具備科學精神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盧洪春說的話，不過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一派胡言！然而，在古代（甚至現代的一些人），人們似乎就相信這個，隻要一個人身體有了些疾病，就情不自禁地要同好色聯係起來。
一些文人官僚們攻擊張居正的時候，就用了這樣的手段。張居正因為得痔瘡，做開刀切除手術後死的。應該說痔瘡是一種常見的疾病，即便是現代人，也常有人患此疾。對於張居正這樣長期坐著辦公，缺少運動的人來說，得這樣的疾病更沒有什麽好奇怪的。然而就是如此普通的疾病，到了一心醜化張居正的明代文人筆下，卻居然聯想到其他方麵，做出無窮文章來，王世貞說張居正之所以得痔瘡是因為“得之多禦內而不給，則日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責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痔”，即張居正因為好色過度，加之吃了春藥，才得痔瘡。
這種無端就把疾病同性欲聯係起來的荒謬言論，在中國可謂生命力長久。魯迅的文章中就有這麽一段“我從小就是牙痛黨之一，……還記得有一天一個長輩斥責我，說，因為不自愛，所以會生這病的；醫生能有什麽法？我不解，但從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齒的事了，似乎這病是我的一件恥辱。……我後來也看看中國的醫藥書，忽而發見觸目驚心的學說了。它說，齒是屬於腎的，‘牙損’的原因是‘陰虧’。我這才頓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來，原來是它們在這裏這樣誣陷我。”
把牙痛牙損，聯係到所謂“陰虧”，進而是“不自愛”，這和因為張居正得痔瘡就汙蔑捏造出他“日餌房中藥”，因為萬曆“頭暈眼黑，身體虛弱”就能聯想到他“耽於女色，房事過密”都是一樣的滑稽！然而在中國古代，甚至是現代的一些所謂曆史學家，偏偏願意相信這套東西。
王世貞不過是個因為沒有被張居正重用，而銜恨不已的小人，他說的話，一看就是一派胡言。方舟子曾經辛辣的諷刺說，這些人莫非在張居正的臥室裏安裝了竊聽器或監視器，才能知道這類隱私？隻要稍加分析，就知道此類說法的荒謬性！痔瘡和好色有什麽關係，難道說現在那些得了痔瘡的人，都是因為好色？可笑的是某些曆史學家，包括對張居正總體上給予正麵的評價的曆史學家，在這類問題上的分析能力似乎還不如一個非曆史專業的方舟子，居然對這類荒誕不經之談，存心醜化汙蔑張居正的言辭不加考辯，就信為事實，也真可笑之極！
曆史學家們對現在頗受推崇的張居正尚且如此，那對萬曆皇帝就更可想而知！
平心而論，萬曆這樣的皇帝，從小就深居宮中,缺少運動,少曬陽光，飲食過於精細,身體虛弱多病是很正常的。用現在的眼光看，缺鈣,缺少必要的維生素,此外到中老年之後，還可能有高血脂,高血壓等等潛在的疾病！明代皇帝自太祖成祖以後，大多壽命不長，原因大抵類似。
而文官群體中從來就不匱乏一些心理陰暗下流者，隻要聽說皇帝身體不好，便要無端聯想到所謂好色，所謂性欲過度上去，就好象皇宮大內安裝了他們的監視器一樣，憑空杜撰，唾沫橫飛，信口雌黃，而後世史學家不認真考辯，一概信為事實，未免有些糊塗！
萬曆皇帝並非是明代第一個遭受如此汙蔑的皇帝。
明憲宗一生隻鍾情於比自己大近二十歲的萬貴妃，並不因對方年老色衰而移情別戀，甚至當萬貴妃死後，自己也因悲傷過度，不久撒手人寰，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皇帝硬被一些人醜化成荒淫好色。
明孝宗幾乎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嚴格實行一夫一妻製度的皇帝，沒有任何把柄可以被抓，這總避免了所謂好色過度之譏了吧。其實不然，因為他也是身體虛弱，動輒頭暈眼花，三十歲出頭就死掉了，按照網友慈洵閱讀多本明孝宗傳記所見，這樣一個在當時文官都認為無可挑剔的皇帝仍舊免不了被現代一些心理陰暗的曆史學家浮想聯翩胡亂猜測汙蔑。
回到萬曆皇帝，萬曆一生也就鍾情於一個鄭貴妃，這個感情同樣至死不變，即便到萬曆四十多年鄭貴妃人老珠黃，他也從來沒有另覓新歡。他們之間的關係倒不象是一個有著三宮六院，可以任意選擇美女的皇帝與後妃之間的關係，更象平常人的一對夫妻，白頭偕老，至死不渝。這已經相當難能可貴。要知，即便是現在的普通人，也多有發生第三者插足，移情別戀，乃至離婚。一個能用時間來證明自己專情的皇帝，居然還被醜化成所謂好色，所謂荒淫過度？如果他真的這麽好色，何必抱著一個年老色衰的鄭貴妃不放？滿清的皇帝隨便拿一個出來，都比萬曆荒淫百倍不止，康熙乾隆這些人哪一個不是荒淫無度，如同種馬一樣？至於以後那些滿清皇帝甚至有得花柳病潰爛而死的，就更不必說了。然而專情不移的萬曆被說成是好色荒淫，而那些濫淫無度的滿清皇帝反倒成了清心寡欲。豈非太過諷刺？
評價曆史人物，可以不顧事實，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這個地步，也足以令人憤慨。不妨看看教授閻崇年的妙論“他還寵幸鄭貴妃，每天過著昏天黑地、腐朽糜爛的生活”。倒是把一個鄭貴妃說的和楊貴妃一樣，可惜他忘了鄭貴妃和萬曆年齡相仿，到萬曆三十年以後，這鄭貴妃就人老珠黃，不知道他們究竟還能怎麽個腐朽糜爛，昏天黑地法？閻教授在唾沫橫飛信口雌黃之前，是應該先動動他的腦子的！
⑶ 財
然後再看一個財字，說萬曆皇帝貪財，由來已久，而且還都有根有據，收斂礦稅，查抄大臣家產收歸大內，以及其他見縫插針的設法增加內帑收入等等，這些似乎都是萬曆貪財的鐵證。然而似乎從來就沒有人想過為什麽一個皇帝居然會被自己的大臣譏評為貪財？？不是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麽？不是說皇帝“以四海為家”“以六合為帑藏”嗎？但正如一位日本學者所說，這些話，反過來的意思就是皇帝沒有真能夠完全受他支配的私人財產。
林洛在他的《明朝滅亡真相》一文說“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為什麽還要囤積財產呢？皇帝拿這些錢能有什麽用處呢，他要什麽就有什麽，錢能做什麽用呢。可是神宗這個皇帝偏偏愛財如命，”
這種見解的實質是把曆史人物看成是白癡弱智或者病態，有些論者似乎覺得這樣才能在評判曆史人物時候產生居高臨下的快感，才能彰顯出他們自己的英明神武。
田口宏二朗並且針對萬曆29年時任直隸巡按的安文壁對皇帝說的話“皇上以六合為帑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評論說“安文壁顛倒傳統的王土思想，警惕皇帝過度貪婪的理論，其實是反對礦稅的眾多文人經常采用的說法（如‘皇上以四海為家’‘皇上以六合為帑藏’）。不過皇帝在行使各種公共和私人行為的時候，果真如此將王土思想反過來說的話，就意味著他自己沒有特定的家產。”
如田口宏二朗所說：“當然明代財政體係當中帝室也有某‘收入’和‘經費’，從內庫的收入來講，確有金花銀（折糧銀）和慈寧宮籽粒等重要的帝室經費來源。不過這些收入並不能算做帝室專用的項目。例如金花銀原來是江南等地區的田賦，是屬於戶部管理的部分。嘉靖年間以後，這個項目雖然逐漸變成內庫的收入來源，但到明末戶部也一直幹預金花銀的收取和開銷。……可以說除了若幹莊田收入等等以外，帝室原來沒有專項財源”
所以所謂萬曆貪財，並非是萬曆真的貪財，而是萬曆時期，大部分的財政開支，皇帝沒有權力任意支配，皇室費用的花銷，動輒受到牽掣，以至於皇帝常常覺得手頭緊張，有時候甚至還不如一個明代的富商來得寬裕！不得不想方設法去獲得一些私房收入，以便自己有備無患，這才是所謂萬曆貪財的實質所在
設想如果一個人從小生活闊綽，金銀財寶可以任意花費，全不當回事，根本不受任何製約，他會有所謂貪財的概念麽？他會主動去設法收斂錢財麽？絕對不會，因為他根本就不會有這方麵的意識。隻有一個從小受窮的人，花錢動輒受到製約的人，這才會有所謂貪財的表現。
對比一下滿清的統治者，當滿清統治下的中國被西方殖民者打的慘敗連連，割地賠款的時候，“光緒皇帝結婚耗費白銀550萬兩，慈禧60歲生日（1894年，光緒20年），耗白銀1000萬兩”，對於康熙乾隆光緒慈禧這些東西來說，有什麽貪財不貪財，民脂民膏可以在不受任何製約的情況，被他們任意花銷，這對明代的皇帝來說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在看看滿清的末代皇帝的開銷（甚至是退位以後）
“隆裕太後每餐的菜肴有百樣左右，要用六張膳桌陳放，這是她從慈禧那裏繼承下來的排場，我的比她少，按例也有三十種上下。我現在找到了一份“宣統四年二月糙卷單”（即民國元年三月的一份菜單草稿），上麵記載的一次“早膳”①的內容如下：
①宮中隻吃兩餐：“早膳即午飯。早晨或午後有時吃一頓點心。
口蘑肥雞 三鮮鴨子 五綹雞絲 燉肉 燉肚肺 肉片燉
白菜 黃燜羊肉 羊肉燉菠菜豆腐 櫻桃肉山藥 爐肉燉
白菜 羊肉片川小蘿卜 鴨條溜海參 鴨丁溜葛仙米 燒
茨菇 肉片燜玉蘭片 羊肉絲燜跑躂絲 炸春卷 黃韭菜
炒肉 熏肘花小肚 鹵煮豆腐 熏幹絲 烹掐菜 花椒油
炒白菜絲 五香幹 祭神肉片湯 白煮塞勒 烹白內
這些菜肴經過種種手續擺上來之後，除了表示排場之外，並無任何用處。它之所以能夠在一聲傳膳之下，迅速擺在桌子上，是因為禦膳房早在半天或一天以前就已做好，根在火上等候著的。他們也知道，反正從光緒起，皇帝並不靠這些早已過了火候的東西充饑。我每餐實際吃的是太後送的菜肴，太後死後由四位太妃接著送。因為太後或太妃們都有各自的膳房，而且用的都是高級廚師，做的菜肴味美可口，每餐總有二十來樣。這是放在我麵前的菜，禦膳房做的都遠遠擺在一邊，不過做個樣子而已。 ”
“ 這種吃法，一個月要花多少錢呢？我找到了一本《宣統二年九月初一至三十日內外膳房及各等處每日分例肉斤雞鴨清冊》，那上麵的記載如下：
皇上前分例菜肉二十二斤計三十日分例共六百六十斤
湯肉五斤 共一百五十斤
豬油一斤 共三十斤
肥雞二隻 共六十隻
肥鴨三隻 共九十隻
蒸雞三隻 共九十隻
下麵還有太後和幾位妃的分例，為省目力，現在把它並成一個統計表（皆全月分例）如下：
後妃名 內斤 雞隻 鴨隻
太後 1860 30 30
瑾貴妃 285 7 7
瑜皇貴妃 360 15 15
珣皇貴妃 360 15 15
瑨貴妃 285 7 7
合計 3150 74 74
我這一家六口，總計一個月要用三千九百六十斤肉，三百八十八隻雞鴨，其中八百一十斤肉和二百四十隻雞鴨是我這五歲孩子用的。此外，宮中每天還有大批為這六口之家效勞的軍機大臣、禦前侍衛、師傅、翰林、畫師、勾字匠、有身份的太監，以及每天來祭神的薩滿等等，也各有分例。連我們六口之家共吃豬肉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二斤，合計用銀二千三百四十二兩七錢二分。除此之外，每日還要添菜，添的比分例還要多得多。這個月添的肉是三萬一千八百四十四斤，豬油八百十四斤，雞鴨四千七百八十六隻，連什麽魚蝦蛋品，用銀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一兩七分，加上雜費支出三百四十八兩，連同分例一共是一萬四千七百九十四兩一錢九分。顯而易見，這些銀子除了貪汙中飽之外，差不多全為了表示帝王之尊而糟蹋了。這還不算一年到頭不斷的點心、果品、糖食、飲料這些消耗。 ”
“帝王生活所造成的浪費，已無法準確統計。據內務府編的材料，《宣統七年放過款項及近三年比較》記載：民國四年的開支竟達二百七十九萬餘兩，以後民國八、九、十各年數字逐年縮減，最低數仍達一百八十九萬餘兩。總之，在民國當局的縱容下，以我為首的一夥人，照舊擺著排場，按原來標準過著寄生生活，大量地耗費著人民的血汗。”
即便考慮通貨膨脹，白銀貶值的因素，這樣一個滿清末代已經倒台的皇帝的消費在明代的皇帝而言，仍舊是相當驚人的。
其實就算是萬曆收入內帑的那些錢財，最終大部分也都用於國事，用於抵禦外侵的戰爭中。也就是說即便是所謂內帑，皇帝也沒有權力完全支配，最後還是被當作國家財產來使用。可以說明代的上層社會中，皇帝是最窮的一個，一般的大臣都比皇帝富裕。
⑷ 氣
關於“氣”，雒於仁的主要依據是萬曆在宮內仗責太監過重，甚至有因此死亡的。
說句實話，明代的這些言官確實難以伺候。皇帝如果對太監好，那不行，那就是皇帝寵信宦官；如果皇帝對太監不好呢，那還是不行，這就成了皇帝任性尚氣虐待下人了。總之都有過錯。實際情況不過是宮內幾個太監犯了過錯，萬曆偶爾責打了幾下，還有太監是自己生病死了，結果就居然被渲染成了萬曆杖斃太監，到現在居然還有人相信這等荒謬無稽的謠言，拿來作為萬曆殘暴的論據！
如果說宮內情形，不能了解確實，那麽通過萬曆對待那些言官的態度，倒是可以看出萬曆究竟是否如某些人所渲染的那樣任性尚氣，心胸狹隘殘暴？？雒於仁上這個《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指著鼻子破口大罵，不顧事實如何，網羅罪狀，編造謠言，用現在的話說就是誹謗侵犯名譽，但萬曆最後給他的處分不過是革職為民，如果換了滿清的康熙乾隆這些東西，早就以大肆狂吠的理由，把上疏者陵遲處死，並且株連家人了；在這以後，給萬曆上書進行無端漫罵的文官更是絡繹不絕，萬曆都被他們罵的都沒有脾氣了，都隻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幹脆什麽處分都沒有。比如萬曆二十四年，張養蒙效仿雒於仁之故伎，又給萬曆扣上了好逸、好疑、好勝、好貨四大罪名，結果神宗一笑了之，幹脆沒有理睬這種小人套路。
關於萬曆時期，言官們對皇帝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批判漫罵，已經有一些學者做過論述。
比如蔡明倫的《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一文，敘述就頗為詳細，僅僅文中提到的參與對萬曆皇帝批鬥漫罵的人名就有李沂、謝傑、王元翰、馬經綸、魏允貞、李三才、田大益、張養蒙、馬孟禎、許聞造。其中有些人在上疏中對萬曆的漫罵更是到了歇斯底裏，無所顧忌的地步。比如田大益把萬曆同“夏桀、商紂王、周幽王、厲王、漢桓帝、靈帝、宋徽宗等昏君”並列在一起，蔡明倫評論說“這完全是毫無忌憚、汪洋恣肆，把神宗罵的體無完膚”，他總結說“這些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中”。中國曆史上誰被大臣這麽罵的狗血噴頭，大概萬曆是冠軍了。
萬曆被他的這群大臣這麽肆無忌憚的痛罵，是否真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不堪到極點，所以才受如此待遇呢？其實不是，蔡明倫在分析原因中說“士風日下，部分言官出於沽名釣譽的私心而故意聳人聽聞”，蔡的估計應該還是太保守了，在他看來，僅僅是部分，在我看來，是絕大部分才對。他自己也說“隨著明朝中後期士風之日下，士大夫變的趨炎附勢，追逐名利，好名之風頗盛”，引用當時曾任過禮部尚書的於慎行的話說“近世士大夫以氣節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視廷杖戍譴為登仙之路。一遭斥謫，意氣揚揚，目上趾高，傲視一世，正所謂意氣有加也”，大學士許國也憤慨地說：“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為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
蔡明倫分析道“既然進言能帶來這些好處，一旦冒險成功，升官會比正常情況快，所以一些言官在進言時惟恐不能激怒皇帝，甚至聳人聽聞，故作激切，以遂其私”。
時間長了，神宗也知道他們的把戲，早在萬曆十八年，他就已經揭穿這些言官的真實麵目，他說“汝等於常時每每歸過於上，市恩取譽。輒屢借風聞之語，訕上要直，鬻貨欺君，嗜利不軌，汝等何獨無言，好生可惡，且汝等不聞‘宮中府中事皆一體’之語乎？何每每搜揚君過，沽名速遷為？”。但言官們聽了神宗的訓斥以後，不但不加收斂，反而更肆無忌憚，有恃無恐，猖狂囂張起來。萬曆皇帝也拿他們沒有辦法，隻是在他們的無理漫罵攻擊中鍛煉出來好脾氣。當時人，也頗有了解內中情形的。比如於慎行就說：“今上在禦日久，習知人情，每見台諫條陳，即曰：‘此套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有時全不動怒，曰：‘此不過欲沽名爾，若重處之，適以成其名。’卷而封之。”
當皇帝能當出這樣的好涵養好脾氣來，也真是明代才能有的現象。即便現在一般人也很難做到這種麵對無理漫罵攻擊，還全不動怒。如果滿清康熙乾隆這些東西，有人敢對皇帝這樣做，砍頭是輕，淩遲抄家免不了。甚至是提出正當的意見，都有生命危險。
孟森說過清朝下的一件事情來和明朝的皇帝做對比，“清嘉慶初，編修洪亮吉上書請代奏，亦視朝稍晏等語，嚴旨立斬，臨刑改戍伊犁，遂亦稱盛德，視此又何如也！”雖然他是拿嘉慶和建文向批評他的大臣道歉做對比，但和萬曆對比也能說明問題。事實上嘉慶在滿清並不算最殘暴最無恥的一個皇帝，所以還有人敢提一點意見。但已經是如此，其他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有名的暴君，是如何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萬曆這樣的好脾氣，居然還被某些人大肆醜化成任性尚氣，心胸狹隘。比如閻崇年在百家講壇的《明亡清興六十年（1583-1644）》中可以完全不顧事實地說“對萬曆怠政提出批評的官員，大都遭到懲罰”。而事實真相是卻恰恰相反，絕大部分對神宗進行批評漫罵的言官沒有得到任何的懲罰（大概也就隻有剛開始那個根據萬曆生病胡編亂造些汙穢言辭來汙蔑萬曆的盧洪春被打了六十下屁股）。這才有蔡明倫說的一些言官看到進言時言辭激烈什麽事情都沒有，“也就更加放心大膽地批評指責，甚至在上奏前四處宣揚，顯示其言之激切，以求直言極諫之名”
如果說以上的還能完全說明問題的話，那麽在冊立東宮的爭論上，就更可以看出萬曆的脾氣實在好的有些過頭了。在冊立太子的問題上，萬曆和文官集團的爭鬥從萬曆十四年就已經開始，彼此來回了好幾個回合。
到了萬曆二十年，禮部都給事中李獻可等人又聯名上疏逼迫萬曆表態，結果這些人在上疏中居然把弘治年號寫錯了“弘洪”，神宗抓住這一點進行反擊，他批複說“冊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來煩激，且本內年號錯寫，顯是故違明旨，汙戲君上，好生可惡，為首的姑著降一級調任外用，其餘各罰俸六個月”。
平心而論，這樣的處罰並不算重，如果是滿清的皇帝碰到這種錯寫年號的事情，那麽當事者受到的懲罰恐怕就不是這麽輕描淡寫了，砍頭抄家淩遲是預料之中的，事實上滿清文字獄中許多事件的性質遠比比寫錯年號要輕的多，但受到的處罰卻是殘酷到讓人如覺在地獄。
這麽輕的處罰，內閣接到以後按皇帝的意思擬旨發下執行就是了，沒有什麽大不了的，畢竟大臣給皇帝上疏中出現這類低級錯誤，確實是粗心草率到極點，至少是不太認真，稍微檢查一下都可以發現的錯誤，如果給皇帝上疏都這麽吊兒郎當，這麽馬虎，那又這麽能指望他們對自己工作職責認真呢？加以責罰是有道理的。再說皇帝畢竟是皇帝，這點麵子總是要給的。
但明朝的內閣卻不是這樣，猜一下當時的內閣首輔王家屏是怎麽做的？他接到萬曆的批示之後，一點情麵都不給皇帝留，原封不動的把皇帝的批示退了回去，並且還附上自己的反駁意見，把皇帝的批示反駁的似乎一無是處。結果“對於首輔敢於封還禦批，神宗十分不滿，又不便於發作”[2]p500，最後隻能又當自己是啞巴吃黃連了，幹脆采取鴕鳥政策，以沉默對抗。
誰知道內閣首輔王家屏看見皇帝對他的反駁裝聾子，還覺得不滿意，不依不饒，牛脾氣發作，幹脆假稱自己生病，不理政事來要挾，再接著就是辭職來要挾。萬曆皇帝被他逼到了這份上，也是哭笑不得，隻得派了一名文書官到王家屏私邸，遞交手諭，表明自己態度，要王家屏出來辦事。手諭中是這麽說的“邇年以來，善事小臣狂肆不道，逞意激擾，姑以薄罰。卿為佐治，見此要名不義之徒，自宜調停厝處，緩詞解諫，卻乃徑駁禦批，故激朕怒，甚失禮體。及朕怒起，卿又不忍受，假疾具疏，文言求去。朕思卿真欲以此挾君廢政，沽名逸臥，豈人臣之義哉！……方今國務多艱，卿忽然高臥，其心可安乎？卿既有疾，準暫假數日即出，入閣辦事”
萬曆也算是好話說盡，誰知道這個王家屏，執意要辭職回家，盡管萬曆再三挽留，他也不肯答應。最後萬曆無奈，隻能放他回去了事。
這樣的事情大概也隻有明朝才能發生，換一個朝代，換一個皇帝，結局就可能大不相同。滿清統治下，哪個大臣敢這麽做，敢對皇帝這副腔調！那他要考慮的不單是自己的那條命，而是自己全家老小的命了！
酒色財氣暫且分析到這裏,但是事遠沒有完，隻能算個開頭。畢竟酒色財氣還僅僅是針對萬曆個人品行，至於要把明朝滅亡這樣的大罪責推到萬曆頭上，僅此當然不夠。對萬曆的汙蔑指責更厲害的還在後麵，我們不妨還是一個個看過來。
二、所謂萬曆怠政
凡攻擊萬曆的言論，對這一點必然提及。提起萬曆怠政，都擺出一副怒其不爭的嘴臉大加指責，對所謂怠政的後果更是大肆渲染，仿佛最後明朝滅亡大半就是萬曆怠政導致的。
但有些事情，不是僅憑想當然就能評定。我們還是需要仔細分析一下，才能得出符合事實真相的結論。按閻崇年的說法，萬曆怠政的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什麽六不做呢？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所謂不郊就是不親自祭祀天地，不廟就是不親自祭祀宗廟，不朝就是不上朝，不見就是不接見大臣，不批就是不對大臣的上疏做批示，不講就是不參加經筵講席。
這六項當中除了，不見、不批以外，其他四項都隻是形式禮儀上的套路，對處理國家政事而言，並沒有實際意義，將之上綱上線，作為怠政的表現，大批判特批判，實在是小題大做。
神宗不從事這些活動，並非是什麽怠惰偷懶，而是有客觀的身體原因。比如萬曆十八年，神宗會見申時行，麵對大臣們對他的批評漫罵，耐心解釋說：“朕病愈，豈不欲出！即如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聖母生身大恩也要時常定省。隻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
後來“王家屏、王錫爵輔政時期，情況仍舊不見好轉，神宗仍是‘麵目發腫，行步艱難’”
明代的一些文人以及過去一些曆史學家總是想當然汙蔑萬曆說他這是故意為自己偷懶找借口，或者認為就算萬曆真的是生病，那也不過是酒色過度所致！不過考古發現給了這些自以為是的人一記響亮的耳光。在詳細記載新中國成立後發掘萬曆陵墓前後過程的《風雪定陵》一書第十四章《打開皇帝的棺槨》中說“萬曆一生多病，經常服藥一事，文獻都有記載。但隨著‘國本之爭’越演越烈，……臣僚們便把他的病源歸罪於酒色過度、……即使今天的明史研究者，尚有一些人與三百年前的臣僚持同一觀點。其實，麵對定陵出土的實證，應該打破這種近似偏見的結論。因為無論是棺內萬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狀，還是屍骨複原後，右腿明顯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說明這位皇帝生前確實患有嚴重的足疾。有了這樣的實物作證，而再以陳腐的觀念，把萬曆的‘足心疼痛、步履艱難’，一味地歸結於貪戀酒色所致，這就難免有失曆史公允了。”
另外從萬曆的屍骨看，他的腰部也有嚴重疾病，因此行動不便，請人代勞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象閻崇年這樣的，不顧事實真相，抓住這點，對萬曆拚命醜化攻擊，並借此來抬高襯托滿清皇帝的英明偉大，也可謂無恥之尤了。閻崇年說“祭祀天地是皇帝的頭等大事。清朝康熙皇帝祭天時，走著到天壇，還要齋戒，以示虔誠。萬曆皇帝年紀輕輕的，既不祭天，又不祭地，更何況對待臣民呢？”[8]。真是條出色的曆史棍子手，一打一抬，一貶一捧的技術運用的相當嫻熟，隻可惜曆史真相並非這類人物所能一手掩蓋的！康熙祭祀天地或許很虔誠，他屠殺起無辜平民來同樣很虔誠，在他統治下喪心病狂地實行了二十多年的沿海遷界，至少屠殺了沿海幾百萬的無辜平民，平定三藩之亂，又幾乎把四川百姓全部屠殺幹淨，此外江西百姓也被屠戮大半。康熙十八年，瀏陽縣知縣曹鼎新曾經不打自招的供認康熙統治下滿清的獸行說“自甲寅吳逆倡亂，……以至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於鋒鏑，婦子悉為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23]p43，真是繼承了他的祖宗遼東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殺的光榮傳統！所以象康熙這類東西的虔誠還是少一點的好，他越虔誠，屠殺起百姓來就越心安理得！
那麽閻崇年攻擊萬曆的“不見”，“不批”又是怎麽回事呢？關於“不見”，萬曆後期，接近大臣的次數確實比前期減少許多，但這一點主要也還是因為萬曆腿部腰部有疾病行動不便導致的結果，更何況明代處理政事，主要是通過奏疏批閱往來進行，會見大臣對處理政事有作用，但也並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麽大，奏疏往來的意見，因為經過深思熟慮，往往更有價值一些，當麵接見，即興而談決定的意見，往往帶有太多草率的成分，反而靠不住。崇禎時期倒是經常接見大臣，接見袁崇煥，袁崇煥貿然就說五年能夠平遼，結果反而讓自己處於一個尷尬境地，為後來他妄殺毛文龍埋下禍端。再如溫體仁和錢謙益在崇禎麵前當廷詰對，結果反而是溫體仁把東林黨人駁斥質問的體無完膚。
當然，這並不是說不見大臣就很好，但至少說明，這個所謂“不見”遠沒有某些人渲染誇張的那樣有什麽舉足輕重的意義。
最後說到不批，則完全是閻崇年等人對萬曆信口開河的汙蔑！確實，萬曆並非批複所有的上疏，而是有所選擇的，尤其是在後期，凡是他認為比較重要的，他都會給予批複，至於那些留中不發的上疏，大多本就沒有給予回複的必要，即使批複了也不過是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爭吵漫罵，空耗精力而已。即便是認為萬曆“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長期的消極怠工”，“以頑強的意誌和臣僚們作持久的對抗”的黃仁宇也不得不承認萬曆大部分情況下僅僅是對那些遞補職位空缺，以及沽名買直，搬弄是非，動輒抗議漫罵的上疏不加批示，“除了不理上述性質的文件以外，他照常批閱其他奏疏。也就是說，他的消極怠工，放棄自己的職責，是有所選擇的”。
至於樊樹誌在晚明史中更是說“神宗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處理朝政的主要方式是透過批閱奏疏，發布諭旨來進行。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朝廷的大政方針，這從‘萬曆三大征’的全過程可以看的很清楚。”
另外從明史和明神宗實錄的記載來看，即便到了萬曆四十年以後，在某些人嘴巴中怠政的高峰時期，神宗對於應該批複的奏疏以及應該挽留的官員都是毫不含糊的加以批複和挽留的，比如《明史.列傳第一百十三》中關於趙煥的傳記中提到萬曆四十年以後的情形
“然是時朋黨已成，中朝議論角立。煥素有清望，驟起田間，於朝臣本無所左右，
顧雅不善東林。諸攻東林者乘間入之。所舉措往往不協清議，先後為禦史李若星、
給事中孫振基所劾。帝皆優詔慰留之。……”
“ 明年春，以年例出振基及禦史王時熙、魏雲中於外。三人嚐力攻湯賓尹、熊廷
弼者，又不移谘都察院，於是禦史湯兆京守故事爭，且詆煥。煥屢疏訐辯，杜門不
出，詔慰起之。”
“兆京以爭不得，投劾徑歸。其同官李邦華、周起元、孫居相，及戶
部郎中賀烺交章劾煥擅權，請還振基等於言路。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煥
請去益力。九月，遂叩首闕前，出城待命。帝猶遣諭留。”
上麵的摘錄中，“帝皆優詔慰留之”，“詔慰起之”，“帝為奪諸臣俸，貶烺官以慰煥”，“帝猶遣諭留”等記載隨處可見，和某些人把萬曆醜化成什麽都撒手不管的皇帝，隻“將大臣奏章‘留中’不發，就是既不批示，也不發下”顯然是不相容的，可以說又給這些人一記耳光。
即便到了萬曆臨死前的幾年，身體狀況已經嚴重惡化的時候，他依然盡力批複奏疏，比如當時言官彈劾首輔方從哲的時候，萬曆還下諭安慰告訴他不必對言官彈劾太在意“方今國家多艱，須卿鴻猷匡濟，共圖化理，豈可以浮言堅欲求去”。而當“方從哲稱病在家”，導致內閣無人辦事，神宗還派人到方府宣諭“輔臣方從哲速出視事”，當方從哲希望皇帝出麵到文華殿召開會議的時候，神宗由於身體確實無法支撐（這個時候離他逝世已經不遠了），他特地“派文書官到內閣傳諭，因疾病纏身，無法出席文華殿會議，希望大臣諒解”[那個閻崇年對此事的記載是“大學士方從哲上疏，希望皇帝能夠出禦文華殿，召集文武百官，討論禦敵方略。結果這個請求依舊如泥牛入海，留中不報，沒有回音”，這個閻崇年大概已經撒謊成性了。
當然也不必否認，對許多奏疏，萬曆也確實常常留中不發，不予回複。但這也並非沒有理由。萬曆和那些文官打了四十多年的交道，深知這些人的脾氣。如果這些文官想要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麽不讓他們去做，他們最終也會去做，如果這些文官不認可不想做的事情，你就算再怎麽嚴厲回複批示讓他們去做，他們照樣給你頂在那裏，軟硬兼施，陽奉陰違，死活都不會去做。而且文官最擅長的就是扯皮，甚至把扯皮當作他們的職責所在。要對付這些人，有時候不理睬他們倒是最有效率的辦法。可以省卻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於國於己都有好處。如果理他們，那可能就是糾纏不休，弄到頭白白浪費許多國家的財產和精力。用這種處置手段，對國家行政的實際運行並不會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
閻崇年在百家講壇中說“沒有皇帝的批示，事情就不能辦，整個中央機構，幾乎停止運作。上自尚書，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準，使得衙門無法辦公”，根本就是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的一派胡言！
事實上“《明史選舉三》說‘在外府州縣正佐在內大小九卿之屬員皆常選官選授遷除一切由吏部’，《大學衍義補》第10卷‘公銓選之法’條目下說‘五品以下及在外四品非方麵者則先定其職任然後奏聞’，這兩條史料基本明確了部選的適用範圍，即吏部在法理上有權自己決定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地方官的人選。”
這個閻崇年所謂的“下到知縣，缺員得不到補充，辭職也得不到批準，使得衙門無法辦公”，真是天大的笑話！真不知道這種人是怎麽混上學者教授的位置的？事實上即便是硬汙蔑萬曆放棄自己職責的黃仁宇也不得不承認“皇帝的放棄職責並沒有使政府陷於癱瘓。文官集團有它多年來形成的自動控製程序。……北京的會試、殿試照舊舉行；地方官和京官按時的考核也沒有廢止。派遣和升遷中下級文官，用抽簽的方法來決定。……對於這些例行公事，皇帝照例批準”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萬曆皇帝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所謂怠政，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所謂的怠政，那麽這種怠政也不會對國家政治的運行造成什麽實質意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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