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的博客
花褪殘紅青杏小。 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 枝上柳綿吹又少。 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裏秋千牆外道。 牆外行人，牆裏佳人笑。
正文
布局天下----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
饒勝文
“在德不在險”（代前言）
吳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在一本專門討論軍事地理的著作中，對於地理因素在政治興衰和軍事成敗中的地位，自然會將其單獨突現出來，作專門的強調。但這很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地理決定論”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興衰和軍事成敗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開始我們的探討之前，我先引述吳起的這番話。歸根結底，“在德不在險”。決定政治興哀和軍事成敗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軍事本身上的積極進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
天下沒有攻不破的險要。
潼關雖險，畢竟項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劉裕曾入之，安史叛軍亦曾入之。
瞿塘雖險，畢竟岑彭曾入之，桓溫曾入之，朱齡石曾入之，劉光義曾入之，湯和曾入之。
劍閣雖險，畢竟邢巒曾入之，尉遲迥曾入之，郭崇韜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長江雖險，畢竟晉師曾渡之，隋師曾渡之，宋師曾渡之，元師又曾渡之。
“險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國古人對於地理險要與政治興亡的關係其實已有了比較科學的態度。險之不可恃，是因為決定政治興亡的自有更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興，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懷敵附遠，彌患於未萌。若不修德，則一舟之人盡為敵國。險之可恃，是在政治、軍事上積極進取的前提下，因地設險，防患於未然。險之不可恃是在戰略乃至政略層麵上的，險之可恃是戰術層麵上的。
在政治興亡和軍事成敗中，地理因素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為避免讀音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形成“地理決定論”的印象，特於開篇垂懸下先賢的這一明訓：“在德不在險”。這是本書所有討論及所有結論的總前提。
“在德不在險”（代前言）
吳起事魏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龍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
—— 《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在一本專門討論軍事地理的著作中，對於地理因素在政治興衰和軍事成敗中的地位，自然會將其單獨突現出來，作專門的強調。但這很可能會給人造成一種“地理決定論”的印象，似乎地理因素在政治興衰和軍事成敗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因此，在開始我們的探討之前，我先引述吳起的這番話。歸根結底，“在德不在險”。決定政治興哀和軍事成敗的根本性因素是政治、軍事本身上的積極進取，而不是地理因素。三苗氏“德義不修”、夏桀“修政不仁”、殷紂“修政不德”，雖有險固的山河，也不能挽救其覆亡的命運。
天下沒有攻不破的險要。
潼關雖險，畢竟項羽曾入之，曹操曾入之，劉裕曾入之，安史叛軍亦曾入之。
瞿塘雖險，畢竟岑彭曾入之，桓溫曾入之，朱齡石曾入之，劉光義曾入之，湯和曾入之。
劍閣雖險，畢竟邢巒曾入之，尉遲迥曾入之，郭崇韜曾入之，王全斌曾入之。
長江雖險，畢竟晉師曾渡之，隋師曾渡之，宋師曾渡之，元師又曾渡之。
“險可恃而不可恃也。”中國古人對於地理險要與政治興亡的關係其實已有了比較科學的態度。險之不可恃，是因為決定政治興亡的自有更為根本的因素，而非地理因素。得民心者興，失民心者亡。勤修德政，自可懷敵附遠，彌患於未萌。若不修德，則一舟之人盡為敵國。險之可恃，是在政治、軍事上積極進取的前提下，因地設險，防患於未然。險之不可恃是在戰略乃至政略層麵上的，險之可恃是戰術層麵上的。
在政治興亡和軍事成敗中，地理因素雖然重要，但並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為避免讀音在閱讀本書的時候形成“地理決定論”的印象，特於開篇垂懸下先賢的這一明訓：“在德不在險”。這是本書所有討論及所有結論的總前提。
第一章 棋盤型軍事地理格局
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 [ 注：轉引自《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列傳集解 ]
—— 桓譚《新論》
中國古代軍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種棋盤型格局。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個不規範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範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雖然遼闊，但在曆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體上分布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上。
這裏所說的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曆代戰爭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關係到天下的統一與分裂、關係到一朝一代的興與衰，或者，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中關係到中原政權的存與亡。
古人慣講“山川都會”。一般說來，在那些既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戰略要地。
幾列東西向的山河與幾列南北向的山河縱橫交錯，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中國地勢三級階梯大體上呈東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的一係列山脈——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轉向鄂西、湘西山脈而接雲貴高原——為中國的東、西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南北之間也分出幾個層次，其主要的分界線則為長江、黃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條山、大別山也起到了補充作用。
這幾列縱橫交錯的山河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些地理單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間容量，外圍有險要的山脈或者江河為之險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內外，既是這些地域內部流通的運輸線，又將不同的區域聯係起來，這種聯係乃是區域之間戰略關係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山脈和江河的戰略意義各相同。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以扼守。
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穀低地便於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關中四塞、太行八陘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幾條棧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為人力、物力運輸的交通線。以江河作為險阻，還須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與幹流的交匯處建立據點，以確保對這些江河的控製。如黃河的孟津和蒲津、長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潁口、渦口、泗口等處，便都伴隨著重要軍事據點的形成。
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則易於在紛亂的局麵中建立根據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積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則便於向外部投遞力量，便於向外擴展，也便於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大都擁有這些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戰略要地並不全是按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來劃分，而是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軍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勢的原因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它們在曆代戰爭中也的確顯示出了它們作為一個個獨立單元的地位。其中，關中主要是指陝西省的秦嶺以北部分；漢中地區則因其相對獨立，單獨作為一個戰略要地；東南主要是指江蘇、安徽兩省的中南部；中原則主要指河南。其它幾地則基本上同於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在稱法上，關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稱法，因為這種稱法本身就極富戰略色彩。
在上述幾大戰略要地的外圍，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於位置的關係，這些地域險要的山川固然保護了自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與外部的聯係，妨礙了它對於全局的全麵介入，因此在曆代興亡中，對於全局未能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當然，近代以後，中國的國防形勢發生變化，它們在軍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
在這個棋盤型格局中，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分處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於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關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嶺橫亙，西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有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地勢上，關中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關中四麵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穀關扼崤函之險，控製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通道；武關控秦嶺東段之險，扼守著關中東南方向的進入通道；散關扼秦嶺西端之險，控製著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交通咽喉；蕭關扼隴山之險，守備著關中西北通道。四塞險固，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以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從而使關中具備一種能進能退、可攻或守的態勢。
河北依山傍海，三麵山海環抱，南麵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鬆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係。對於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遊牧經濟的塞北聯係起來。這種聯係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遊。建康方麵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采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曆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遊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衝。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遊，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穀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麵為水路，行江道；北麵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衝積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禹貢》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曆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衝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裏，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讚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曆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風流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 ] 的說法；北朝後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係。自趙武靈王改製，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麵，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遊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宜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麵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後，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借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曆代據蜀者一直麵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曆代據蜀者易於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其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 [ 注：轉引自《史記》卷九十一黥布列傳集解 ]
—— 桓譚《新論》
中國古代軍事地理格局乃是一種棋盤型格局。
從軍事地理的角度看，中國的地理格局就像一個不規範的圍棋盤。在這個不規範的圍棋盤上，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是其四角，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是其四邊，中原為其中央腹地。
中國的地域雖然遼闊，但在曆代戰爭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卻主要是上述九大地域。大體上分布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上。
這裏所說的起決定性作用，主要是指在曆代戰爭中，上述九大地域的重要性往往關係到天下的統一與分裂、關係到一朝一代的興與衰，或者，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中關係到中原政權的存與亡。
古人慣講“山川都會”。一般說來，在那些既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又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的地方容易形成戰略要地。
幾列東西向的山河與幾列南北向的山河縱橫交錯，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區域。中國地勢三級階梯大體上呈東北——西南向分布。其中，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的一係列山脈——北起燕山，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再轉向鄂西、湘西山脈而接雲貴高原——為中國的東、西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界線。南北之間也分出幾個層次，其主要的分界線則為長江、黃河、淮河及秦巴山地，此外，中條山、大別山也起到了補充作用。
這幾列縱橫交錯的山河將中國腹地分成幾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這些地理單元的腹地一般都有一定的空間容量，外圍有險要的山脈或者江河為之險阻；有大大小小的江河周流內外，既是這些地域內部流通的運輸線，又將不同的區域聯係起來，這種聯係乃是區域之間戰略關係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山脈和江河的戰略意義各相同。山脈的意義重在阻隔，而貴在有孔道可以通行；河流的意義重在流通，而貴在有據點可以扼守。
一般說來，山地的斷層地帶或者江河源流穿切山嶺所形成的河穀低地便於作為穿越山地的交通孔道。如關中四塞、太行八陘所扼通道及穿越秦巴山地的幾條棧道便是如此。江河主要是作為人力、物力運輸的交通線。以江河作為險阻，還須在那些重要渡口或支流與幹流的交匯處建立據點，以確保對這些江河的控製。如黃河的孟津和蒲津、長江的瓜洲渡和采石渡、淮河的潁口、渦口、泗口等處，便都伴隨著重要軍事據點的形成。
有山地險要可以憑恃，則易於在紛亂的局麵中建立根據地，形成局部的秩序，積蓄力量；有江河水道可以流通，則便於向外部投遞力量，便於向外擴展，也便於介入全局。上述九大戰略要地大都擁有這些條件。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九大戰略要地並不全是按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來劃分，而是主要是考慮到它們在軍事地理的格局中以其地形、地勢的原因構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它們在曆代戰爭中也的確顯示出了它們作為一個個獨立單元的地位。其中，關中主要是指陝西省的秦嶺以北部分；漢中地區則因其相對獨立，單獨作為一個戰略要地；東南主要是指江蘇、安徽兩省的中南部；中原則主要指河南。其它幾地則基本上同於現在的省級行政區劃。在稱法上，關中和中原都沿用了古代的稱法，因為這種稱法本身就極富戰略色彩。
在上述幾大戰略要地的外圍，有一些地域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地位也很重要；但由於位置的關係，這些地域險要的山川固然保護了自己，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它與外部的聯係，妨礙了它對於全局的全麵介入，因此在曆代興亡中，對於全局未能顯示出決定性的意義。當然，近代以後，中國的國防形勢發生變化，它們在軍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也有所變化。
在這個棋盤型格局中，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分處其四角。四角之地，都各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一般都有比較優越的山河形勢，有相對穩固的後方和可以憑恃的山川險阻，能夠一種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態勢；有優越的經濟條件，足以供養、支撐起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易於形成一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勢力興起之初，占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可以建立起根據地，從容經營，積累力量，為日後進取天下打下基礎。
關中山河四塞，南有秦嶺橫亙，西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有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地勢上，關中對東部平原地帶呈高屋建瓴之勢。關中四麵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其地位重要者，函穀關扼崤函之險，控製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往來通道；武關控秦嶺東段之險，扼守著關中東南方向的進入通道；散關扼秦嶺西端之險，控製著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交通咽喉；蕭關扼隴山之險，守備著關中西北通道。四塞險固，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以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從而使關中具備一種能進能退、可攻或守的態勢。
河北依山傍海，三麵山海環抱，南麵中原。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北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居庸關、山海關、鬆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幾條交通孔道。太行山脈為河北的右側翼的重要屏障。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等關隘扼守穿越太行山脈的往來通道。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沱河、漳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係。對於由塞北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地區與遊牧經濟的塞北聯係起來。這種聯係在他們的統治受到來自中原的挑戰時顯得為尤重要。
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南北對抗，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下連吳越，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對抗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刮洲渡，分處建康（今南京）的上下遊。建康方麵也加強對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分別有京口（今江蘇鎮江）和采石，北岸分別有廣陵（今江蘇揚州）和曆陽（今安徽和縣），都置兵戊於守，立為重鎮。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經營淮河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戰略意義。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都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主要是扼守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鍾離（今安徽鳳陽）和壽春（今安徽壽縣），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江蘇淮安）和盱眙。壽春正對潁口（潁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潁河或淮河上遊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擋渦河之衝。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是泗水，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水運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泗水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以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隨著南北力量的消長變化，其攻守之勢也隨著而變化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南北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前沿。
四川居長江流域的上遊，是典型的盆地地形。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崇山峻嶺，其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穀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兩個方向的往來孔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麵為水路，行江道；北麵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由重慶東出，經三峽穿越巫山，可入湖北，大抵以奉節（古夔州）為其門戶，矍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此處。在重慶與成都之間，又有幾條江河水路相連通。
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四角地位得以形成，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條件，即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優越的自然條件。自然條件優越，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才能夠儲糧養兵，供養、支撐一個龐大的政治軍事集團。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衝積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宜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雖不如現在，但河北特別是河北北部擁有一種比較好的在內地與塞外之間、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貿易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跟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之間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東南地區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比較優越，隨著江南的開發和發展，到南朝時，在《禹貢》中稱為“厥田下下”的東南揚州地區已呈現出相當繁華富裕的景象。自隋唐時起，東南財賦便為關中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必仰仗東南，也經營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四川盆地在曆史上每被稱為“天府之土”。四川腹地是長江及其眾多支流衝積而形成的平原，沃野千裏，宜於農業生產；加上四川及其周圍地區物產豐富，因此，四川地區每被讚為“民殷國富”。
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大多能成就一方霸業。但要統一天下，僅有地理條件還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才能整合出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一種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是進取天下的社會基礎。在分處四解的幾大戰略要地中，建立於關中和河北的政權都曾經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曆史上的全國性政權也大多定都於此二地；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對峙之局，而少有統一天下的（除明朝朱元璋外）；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多為割據政權，而沒有一個政權曾統一過天下。究其根源，都可從這些政權所賴以建立的社會基礎中探尋一二。
一個地域能否興起強大的社會政治力量與這個地域的民風、社會文化特色及其發展水平有很大的關係。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自商鞅變法，秦人以耕戰為本，遺風流披，影響深遠，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秦漢時期即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虞詡傳 ] 的說法；北朝後期，鮮卑軍事貴族與北方漢姓土族結合，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河北自戰國時起便一直是抗擊北方遊牧民族的前沿重地，河北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與這一點有很大關係。自趙武靈王改製，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另一方麵，河北的政權相當大一部分是由起自塞外的遊牧民族所建，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是天生的戰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而且，那些人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夠接受漢族先進的文化。這樣，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宜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麵相結合，所形成的力量至少在軍事上令漢族難與爭鋒。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這樣，在東南地區與中原之間沒有那種地方文化與中心文化區之間的差距。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遂構成東南政權的重要基礎。在北方淪亡之後，喬遷到東南的政權大多能憑借這一點整合南方社會，保有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之間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此外，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遷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喬遷政權本身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所以，立足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四川的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是他們割據四川時的主要依靠力量。但客籍集團與四川本土人之間不可避免的矛盾也成為曆代據蜀者一直麵臨的一個突出問題。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掉了川中政權的內部力量。此外，四川優越的地理條件使曆代據蜀者易於養成一種政治上的“盆地心態”，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這大概是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沒有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重要原因吧。
山西、山東、湖北和漢中分處四邊。四邊之地，一般也有比較險要的山河形勢，但這些地域綜合條件不如四角。它們都夾在兩角之間，彼可以來，此可以往，既是雙方聯係的紐帶，又是雙方對抗時爭奪的焦點。其地形特點也與它們的地位相符，既有供雙方出入的交通孔道，又有可以扼守的險要；而且，它們與中原之間有比較捷近的通道。興起於四角的政治勢力，要想擺脫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麵，向外擴展，必先爭兩翼，控製夾該角的兩邊。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係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麵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複雜，形成了一係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麵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麵；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曆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麵都是平原，東麵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遊，在上、下遊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遊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遊，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遊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遊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遊稱兵反建康方麵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麵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辟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 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 ] 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遊。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麵均自荊襄上遊打開。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穀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穀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穀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遊地區之間，利害關係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麽回旋餘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係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穀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於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後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後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陝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陝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麵陷入僵持局麵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打開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麵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打開三峽正麵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展。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於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於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於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遊之勢而尤為關鍵。對於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遊而尤為關鍵。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係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麵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蕩的交匯之地。動蕩的洪流足以衝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者難。
在曆史治亂、分合的交替變遷中，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據四角山川險這地者常易；而在從亂到治、從分趨合的階段，隻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麵。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禦中樞。隻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隻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禦八方的形勢。
就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中原地區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憑借不同的地理條件，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這四個區域是：西北三川河穀、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遊、東北河內地區。
三川河穀三麵阻山，北麵黃河橫亙，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陽城即位於其中。山脈環繞，形成險阻；河流上下周流，可與外部聯係。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三川河穀的山川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穀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製經由汝河河穀的往來通道、轘轅關（今鞏義西南）控製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三川河穀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係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藉三川河穀以銜接東西。
南陽盆地像是關中、漢中、湖北與中原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麵都可進入，四麵都可出擊。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襄陽和南陽分處於盆地的南北兩端，這兩座重鎮的形成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係的對峙和膠著。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東南都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黃河與大別山之間，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及淮河上遊主幹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因而成為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主要交通線路。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雙方戰守之資，由中原趨江淮而臨東南，由東南出江淮而圖中原，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由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此外，這片地域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屏護著中原的南側翼。
河內地區處太行山與黃河之間，北倚山，南阻河。山地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口為南北津要。太行八陘中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與河內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太行第二陘即秦漢時的太行道，上有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為山西上黨與河內之間的咽喉。河內與洛陽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河內地區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的要衝。在河內與山西之間，太行關隘是是攻守的要點；在河內與河南之間，河陽孟津是攻守的要點。河內地區在東、西部之間與是往來要衝。從河內入軹關、經蒲津可趨關中；從河內循太行山東進，可趨河北。
在整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說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話，那麽，洛陽則是這個圍棋盤上的天元。曆史上，許多政權曾經洛陽為都城。洛陽雖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間卻在外圍。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去說，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穀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遊、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三川河穀西北崤函之險，這些地域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係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原攻守形勢的特點。攻取洛陽，進取中原是一種由外向內的層層遞進；中原防守的經營則是一種以洛陽為中心、由內向外的層層輻射。
至於在一種大型對抗如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中，中原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橫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蹭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遊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曆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通常，一個統一的王朝因積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隨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麵。曆史遂在混亂中醞釀新的統一。
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於中原，而趨於四角。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於四角。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起於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
秦、西漢、隋（隋因襲的層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由關中進取天下，以秦的統一開其先例，且其進取天下的曆程亦最典型，西漢、隋、唐的統一，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展在兩翼，決戰在中原。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為都，然後，遣將四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後，也以河北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統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控製荊襄上遊；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平定江南之後，興師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後，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四川處西南之角，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在曆史上未見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這另有原因，後麵會詳細討論。
據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以魏晉南北朝這段大分裂大動蕩的曆史時期為例，這段時期內建立的割據政權大多是在關隴、河北和四川，尤以關隴、河北為多。建立於關中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秦、西漢、新（王莽）、隋和唐外，還有綠林更始政權、赤眉政權、十六國時的前趙、前秦、後秦、夏（赫連勃勃）、北朝時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齊（黃巢）、明末的大順（李自成）等政權。此外，在喪亂之中，東漢和西晉政權也一度遷移關中。更不用說那些更小短暫割據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貞、元末的李思濟等等。
建立於河北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元、明、清外，以燕、趙命名的政權就有多個。以燕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燕、秦末的燕（韓廣）、西漢初的燕（臧荼）、東漢初的燕（彭寵）、十六國時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後燕、唐末的燕（劉仁恭）等等。以趙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趙、秦末時的趙（武臣）、楚漢之際的趙（趙王歇）、十六國時的後趙等等。此外，還有十六國時的魏（冉閔）、北朝時期的東魏和北齊、隋末的夏（竇建德）等等。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有春秋時期的吳、越、三國時的孫吳、東晉、南朝的寧、齊、梁、陳、唐初的吳（先後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吳）、宋（輔公祏）、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吳越、南宋、元末的周（張士誠）、明（初期）和太平天國等等。
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雖未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但是，沒有一個分裂動蕩的曆史時期四川地區會不出現獨立的割據政權。在四川建立的政權有戰國時的巴和蜀、東漢初的成家政權（公孫述）、三國時的蜀漢政權（劉備）、西晉末的成漢政權（李雄）、東晉時的蜀（焦縱）、五代時的前蜀政權（王建）、後蜀政權（孟知祥）、北宋時的蜀（先後有李順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邊之地雖綜合條件不如四角，但紛亂之際也易於憑借其地理形勢形成割據勢力，建立割據政權，而且，因其與周圍地區聯係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像山西、山東這樣的地方。山西處關中、河北之間，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數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響尤大。山西的割據政權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所建。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權傾覆中原政權者屢見不鮮，如匈奴劉漢之亡西晉、後唐之亡後梁、後晉之亡後唐，等等。山東地處南北之間，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更是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聯係的銜接地帶，割據山東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隨著曆史大勢的演變，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政治重心處於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曆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在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係的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這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實際上，不管在什麽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具有樞紐性的地位。山西地形的主體是由東西兩側的山脈夾中間一係列珠狀盆地構成的。東麵太行山脈構成河北西部屏障，西部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山西境內山河分布錯綜複雜，形成了一係列小型珠狀盆地。這些盆地地形都相對封閉，成為一個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在這些小區域內，分別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它們分別麵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山西具有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山西地勢高峻，足以俯瞰三麵；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這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樞紐地位得以形成的地理基礎。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百年興亡的曆程和五代政權的頻繁迭興均能比較典型地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東地形的意義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顯得尤其突出。山東地形的主體是魯中南低山丘陵，三麵都是平原，東麵為渤海和黃海所環抱。山東的一些重要軍事據點基本上分布在魯中南低山丘陵的四側，大都依山臨河，控扼一方。黃河在北方地區東西縱貫，為東、西部之間的一條交通大動脈。大運河在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南北縱貫，為南北之間的交通大動脈。大運河開鑿以前，淮河支流泗水徜加開鑿，便能連能長江和黃河，從而起到溝通南北的作用。山東便處在這兩條大動脈交匯的位置上。另外，膠東半島為古代海上運輸的一大中轉地。山東在南北之間尤居樞紐性地位。南北對峙之際，山東常是爭奪的焦點。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連接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的南北交通動脈大運河，正處在山東的監控之下，所以山東地位舉足輕重。明初朱元璋北伐以攻占山東而打開大都門戶、“靖難之役”中朱棣以躍過山東而南下金陵，尤能顯現中國政治重心東移之後，山東在南北爭衡中的地位。
湖北居長江中遊，在上、下遊之間居樞紐性地位。湖北外圍有延綿的山脈為之險阻，又有大的江河通往境外，從而形成它“用武之國”的戰略地位。從湖北沿長江上溯，穿越三峽，是為古代人入川的主要通道之一；若是上下遊之間對抗，則湖北可阻遏川中勢力之東出。湖北居東南之上遊，立足東南的政權，無不恃荊襄為上遊屏障。但在江南政權內部，荊襄地區卻每每成為一個隱患。據上遊之勢的荊襄地區常給東南構成很大的壓力。東晉南朝時期，據荊襄遊稱兵反建康方麵者比比皆是。另外，從湖北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襄陽、武昌、江陵湖北境內的三大重心，猶如鼎之三足，撐開湖北形勢，使湖北在麵向不同的方向時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顧祖禹在談到它們的戰略意義時精辟地論道：“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 [ 注：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湖廣方輿紀要序 ] 南北對峙之際，荊襄每為強藩巨鎮，以屏護上遊。自古未有失荊襄而能保有東南者。西晉滅孫吳、隋滅陳、北宋滅南唐、蒙古滅南宋，局麵均自荊襄上遊打開。
秦嶺和大巴山脈夾漢水河穀構成漢中地形的主體，兩列山脈平行聳立，東西延綿，漢中便夾在它們之間。秦嶺東端有武關，西端有散關，另有三條穀道，可為漢中與四川之間的通道，它們是褒斜道、儻駱道、子午道。在漢中與四川之間，也有兩條穀道穿越大巴山脈：金牛道和米倉道。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這兩個上遊地區之間，利害關係的膠著程度遠非東部的淮河所能比擬。淮河南北尚有廣闊的地域可作回旋，在漢中地區則沒有什麽回旋餘地，南北雙方在漢中地區一時的得失往往足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從蜀漢開國到滅亡一前一後在漢中地區經營的得失，比較典型地反映出漢中在南北之間地位的輕重。
漢中地區南北利害關係如此膠著，東西伸展的天地卻非常廣闊。西漢水河穀低地提供了一條由漢中通往隴西的比較平坦的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四川，自關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關中和四川卻較易。這就給在漢中、關隴一帶的角逐者們提供了一個思路：與其在秦嶺南北爭一日之短長，不如取遠勢爭隴西，取得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蜀漢北伐多出祁山即是出於這種思路。若由漢中地區向東南伸展，兩側地形呈現一種驚人的對稱。秦嶺向東延伸然後向北包轉，與熊耳山、崤山、華山等山相連，形成潼關險要；大巴山向東延伸然後向南包轉，與武當山、荊山、巫山等山相連，形成三峽險要。這些險要是川、陝二地形成“天府之國”的地理基礎，卻也在一定程度上給川、陝勢力的東出造成了困難。這樣，當東、西方之間在三峽或潼關正麵陷入僵持局麵時，西部勢力可以出漢中從側翼打開僵局。出漢中從側翼撕開潼關正麵僵局最典型的戰例是蒙古攻金之戰；出長江與出漢水相配合以打開三峽正麵僵局的典型史例是戰國時秦攻楚之戰。
無論是哪個角的政治勢力，在兩翼經營的得失，都足以決定其興衰，足以決定其能否擺脫偏霸格局，向外擴展。經營好兩翼，以守而言，可以鞏固其防守態勢；以攻而言，可以包圈中原，進取天下。
對於關中來說，漢中和山西為其兩翼，尤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對於河北來說，山西和山東為其兩翼，亦以山西的經營為關鍵。因為北方的爭雄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雄，山西像一個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雙方在山西的角逐往往具有決定性意義。對於東南來說，山東和湖北為其兩翼；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其中湖北以其據長江上遊之勢而尤為關鍵。對於四川為說，漢中和湖北為其兩翼；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人據大巴山之險。其中，漢中以其據地勢之上遊而尤為關鍵。
中原處四方之中，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四通八達之地，為四方聯係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其形勢與周圍地域息息相關。中原有事，必涉及四方；四方有事，必影響中原。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
但是，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麵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蕩的交匯之地。動蕩的洪流足以衝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者難。
在曆史治亂、分合的交替變遷中，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據四角山川險這地者常易；而在從亂到治、從分趨合的階段，隻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麵。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進取天下，中原為必取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禦中樞。隻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隻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禦八方的形勢。
就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中原地區大體上又可以分為四個區域，分別憑借不同的地理條件，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這四個區域是：西北三川河穀、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遊、東北河內地區。
三川河穀三麵阻山，北麵黃河橫亙，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洛陽城即位於其中。山脈環繞，形成險阻；河流上下周流，可與外部聯係。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三川河穀的山川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穀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製經由汝河河穀的往來通道、轘轅關（今鞏義西南）控製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三川河穀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係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藉三川河穀以銜接東西。
南陽盆地像是關中、漢中、湖北與中原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麵都可進入，四麵都可出擊。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襄陽和南陽分處於盆地的南北兩端，這兩座重鎮的形成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係的對峙和膠著。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河南東南都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主要是淮河及其支流。在黃河與大別山之間，自北向南依次有汴河、渦河、潁河、汝河及淮河上遊主幹等河流成扇形展開。這些河流的源頭都深達中原腹地，下流匯入淮河，因而成為中原與東南之間的主要交通線路。南北相爭，這些河流每為雙方戰守之資，由中原趨江淮而臨東南，由東南出江淮而圖中原，都可藉這些河流為運輸線。自中原南逼江淮，由汴、泗二水南下，可趨泗口，略淮東方向；由渦、潁二水南下，可趨渦口、潁口，略淮南方向。此外，這片地域南倚大別山，扼武勝、平靖、黃峴三關，屏護著中原的南側翼。
河內地區處太行山與黃河之間，北倚山，南阻河。山地關隘為往來孔道，黃河渡口為南北津要。太行八陘中第一陘軹關（在今濟源市西北），為山西西南部與河內之間往來必經之路；太行第二陘即秦漢時的太行道，上有天井關，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為山西上黨與河內之間的咽喉。河內與洛陽之間的主要通道則為黃河孟津渡口。河內地區在山西與河南之間、在關中與河北之間都是往來的要衝。在河內與山西之間，太行關隘是是攻守的要點；在河內與河南之間，河陽孟津是攻守的要點。河內地區在東、西部之間與是往來要衝。從河內入軹關、經蒲津可趨關中；從河內循太行山東進，可趨河北。
在整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如果說中原是其中央腹地的話，那麽，洛陽則是這個圍棋盤上的天元。曆史上，許多政權曾經洛陽為都城。洛陽雖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間卻在外圍。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去說，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穀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即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遊、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三川河穀西北崤函之險，這些地域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係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中原的位置和地理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原攻守形勢的特點。攻取洛陽，進取中原是一種由外向內的層層遞進；中原防守的經營則是一種以洛陽為中心、由內向外的層層輻射。
至於在一種大型對抗如東西之爭和南北對峙中，中原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橫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蹭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對峙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遊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因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對峙，中原都必定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曆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通常，一個統一的王朝因積弊太深而瓦解，天下便隨之分崩，而演成群雄逐鹿的局麵。曆史遂在混亂中醞釀新的統一。
逐鹿雖在中原，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卻多不起於中原，而趨於四角。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趨於四角。曆史上，那些最終完成統一天下大業的勢力，大都是起於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先據有一到兩個角，積累力量，繼之以向兩翼擴展，然後，向中原發展，進取天下。
秦、西漢、隋（隋因襲的層次可追溯到西魏和北周）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由關中進取天下，以秦的統一開其先例，且其進取天下的曆程亦最典型，西漢、隋、唐的統一，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展在兩翼，決戰在中原。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為都，然後，遣將四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元和清都起自塞外，入主中原後，也以河北為其根基。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統一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控製荊襄上遊；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平定江南之後，興師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人包卷河南，取河南之後，再才北上攻取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四川處西南之角，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在曆史上未見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這另有原因，後麵會詳細討論。
據有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上之可以平定四方，統一天下；次之可以割據一方，稱雄一時。當統一的條件不成熟時，據四角之地可以建立起局部的秩序，成就一方霸業。以魏晉南北朝這段大分裂大動蕩的曆史時期為例，這段時期內建立的割據政權大多是在關隴、河北和四川，尤以關隴、河北為多。建立於關中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秦、西漢、新（王莽）、隋和唐外，還有綠林更始政權、赤眉政權、十六國時的前趙、前秦、後秦、夏（赫連勃勃）、北朝時期的西魏和北周、唐末的大齊（黃巢）、明末的大順（李自成）等政權。此外，在喪亂之中，東漢和西晉政權也一度遷移關中。更不用說那些更小短暫割據的群雄，如唐末的李茂貞、元末的李思濟等等。
建立於河北的政權，除去那些全國性政權如元、明、清外，以燕、趙命名的政權就有多個。以燕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燕、秦末的燕（韓廣）、西漢初的燕（臧荼）、東漢初的燕（彭寵）、十六國時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和後燕、唐末的燕（劉仁恭）等等。以趙命名的政權有戰國時的趙、秦末時的趙（武臣）、楚漢之際的趙（趙王歇）、十六國時的後趙等等。此外，還有十六國時的魏（冉閔）、北朝時期的東魏和北齊、隋末的夏（竇建德）等等。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有春秋時期的吳、越、三國時的孫吳、東晉、南朝的寧、齊、梁、陳、唐初的吳（先後由李子能和杜伏威所建之吳）、宋（輔公祏）、五代十國時的南唐、吳越、南宋、元末的周（張士誠）、明（初期）和太平天國等等。
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雖未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但是，沒有一個分裂動蕩的曆史時期四川地區會不出現獨立的割據政權。在四川建立的政權有戰國時的巴和蜀、東漢初的成家政權（公孫述）、三國時的蜀漢政權（劉備）、西晉末的成漢政權（李雄）、東晉時的蜀（焦縱）、五代時的前蜀政權（王建）、後蜀政權（孟知祥）、北宋時的蜀（先後有李順和王均民建之蜀）、元末的夏（明玉珍）等等。
四邊之地雖綜合條件不如四角，但紛亂之際也易於憑借其地理形勢形成割據勢力，建立割據政權，而且，因其與周圍地區聯係便捷，往往容易造成很大的影響，尤其像山西、山東這樣的地方。山西處關中、河北之間，俯瞰中原，且其地接塞北，少數民族容易透入造成影響尤大。山西的割據政權中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少數民族所建。曆史上，在山西建立的政權傾覆中原政權者屢見不鮮，如匈奴劉漢之亡西晉、後唐之亡後梁、後晉之亡後唐，等等。山東地處南北之間，中國政治重心東移後，更是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之間聯係的銜接地帶，割據山東造成的影響也比較大。
隨著曆史大勢的演變，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是有變化的。中國政治重心自西向東的移動趨勢即說明了這點。政治重心處於關中的時代，關中的地位自不待言；後來，在經曆了一段搖擺之後，政治重心移至河北。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下降，而河北地位上升。這一變化給其它地域的地位也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在政治重心位於關中的時代，湖北是西北與東南之間銜接的紐帶，地位比較重要；政治重心移至河北以後，隨著關中地位的下降，湖北地位也有所下降，而山東則成了南北之間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聯係的樞紐，地位舉足輕重。
這是就大的趨勢而言。實際上，不管在什麽時候，不同地域的地位和戰略意義都並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當時政治、軍事整體形勢的不同而不同。
第二章 四角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山河四塞，百二秦關——關中
一 關中的曆史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 注：《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 司馬遷的觀點是對他之前曆史趨勢的總結；在司馬遷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曆史的演變仍在證明著這個觀點的有效。
用興自關中，會盟天下諸侯以滅商，代商而為天下共主，迄四百餘年。周室東遷後，秦自隴西徙居關中。秦居關中形勝之地，與東方大國爭霸，秦穆公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戰國兼並戰爭興起，秦列名“戰國七雄”，東逼六國。蘇秦在組織合縱之前，先持連橫之策到秦國遊說秦王：“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 [ 注：《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 秦以剛誅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蘇秦之策，蘇秦才東走六國，策劃合縱。到秦昭襄王時，範雎入秦，遊說秦王說：“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穀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陂，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 注：《史記》卷七十九 範雎列傳 ] 秦用範雎，采其遠交近攻之策，東侵六國，依次消滅六國，統一天下。自秦以關中為基礎，憑武力兼並天下，在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關中的地位為經營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統治不久即為農民起義所推翻。項羽以西楚霸王的名義號令天下，分封諸侯。有韓生建議項羽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 [ 注：《資治通鑒》卷九 漢紀一 ] 項羽未從，還都彭城（今江蘇徐州），而將關中封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降將，號為三秦。劉邦自漢中還定三秦，據有關中，遂以關中為基礎，東向以爭天下。曆時五年，卒滅項羽。劉邦統一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婁敬的建議得到了張良的支持。張良分析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劉邦遂定都長安。劉邦計擒韓信後，田肯對劉邦慶賀說：“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屆高屋之上建領水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兩漢之際的混亂使關中破壞較大，故東漢、曹魏、西晉都洛陽而未都長安。但東漢行三京之製，曹魏行五京之製，均以長安為西京，西晉晉武帝則作石函之製，規定非宗室不得鎮關中，亦可見對關中的重視。在兩晉末年，匈奴劉漢大將劉曜入攻關中，俘晉湣帝，西晉滅亡。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徙移關中，定都長安。前、後趙在北方對峙。後趙統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關，建立前秦，定都長安。前秦在苻堅的時候統一北方。肥水之戰後，前秦瓦解．羌人姚萇略定關中，建立後秦，定都長安，改名常安。後秦覆亡後，關中又為赫連夏所據。北魏入主中原，統一北方。“河陰之變？”後，北魏陷入動蕩，高歡繼爾朱榮崛起，欲召關西大行台賀拔嶽？關中。賀拔嶽部下薛孝通勸嶽不赴召，說：“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穀。奈何欲束手而受製於人！”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 ] 賀拔嶽從其計，遂與宇文泰撫定關隴。後來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關中，建立西魏，定都長安，與高歡建立的東魏對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長安。北周滅掉北齊，統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長安。隋滅陳，統一天下。隋末楊玄感起兵，問計於李密，李密以隋煬帝遠在遼東，主張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長安，他說：“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升，不足為意。個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 ] 楊玄感未從，兵敗被殺。後來李密、翟讓在中原起兵，卻遲遲未打開局麵。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議說：“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 李密因顧慮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議李淵說：“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 李淵從其計，西行入關，建立唐朝，平定關隴，剪除東方群雄，統一天下，定都長安，開創中國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麵。
北宋初，趙匡胤西巡洛陽，隱然有遷都洛陽之意，群臣不同意。趙匡胤歎息道：“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 注：《續資治通鑒》宋太祖開寶九年 ] 看重的仍是關中優越的山河形勢。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擄徽、欽二帝北去。趙構重建宋室社稷，在選擇巡幸之所時，李綱建議道：“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又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複中原而有西北。”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李綱輔政 ] 後來，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汪若海對張浚說：“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複，必在川、陝。”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張波經略關陝 ] 經營關中藉以恢複中原成為當時主戰派的一種共識，亦可見自唐以後，政治重心雖已不在關中，但中原紛亂之際，關中對於中原局勢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興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直到明情之際，言天下大勢者，亦無不極言關中形勝。清代華湛恩曾言：“雍州勢居黃河上遊，以一方阻三麵，昔稱天府，亦天下之大都會也。” [ 注：清代 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
關中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緣於它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勢。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自西向東分為三個階梯。關中位於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背靠第一級階梯的高原山地，下臨第三級階梯的平原地帶。關中南有秦嶺橫亙，四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關”來形容關中險要的說法，意思是以百萬之眾攻關中，二萬人足以拒之。以兩萬之師擋百萬之眾，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勢之險。關中對中原，在地勢上呈高屋建瓴之勢，四麵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從而形成能進能退、可攻可守的態勢。（見圖2－1－1）
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衝積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周人首營關中，對於八百裏秦川開發較早。關中為古雍州之地。《禹貢》中稱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縱橫分布，利於灌溉，秦、西漢又都曾著力經營關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鄭國渠、白渠、六輔渠的開鑿即是其表現。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農業發達。在八百裏秦川的西北外圍，畜牧業比較發達，《漢書》中稱其“畜牧為天下饒。”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關中物產豐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關中周圍的山中富藏銅、鐵、金、銀等礦產資源。豐富的物產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且，在古代社會，銅鐵、上好的林竹都是製造武器的好材料，屬重要戰略物資。曆代建都關中之時，出於強幹弱枝的考慮，又常遷徙人口以充實關中，故關中之地人口殷實。司馬遷描述當時關中的富裕，稱“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為確保對國家的控製，勢必加強關中及其與外部交通的營建。周人營關中，關中道路暢通無阻。《詩經》中稱揚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 注：《詩經》小雅 大東 ] 秦統一後，還大治馳道，以鹹陽為中心，輻射四方。秦漢時屢治棧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漢中、巴蜀。立足關中的政權都曾利用渭水、黃河河道，經營漕運，轉輸東部地區的物資供給關中。唐代統治基礎擴大，關中糧食需要量大增，對於漕運的經營尤為倚重。暢通的交通對於關中經濟又能起到很大的補充作用。
關中地區開發較早，人煙稠密。自周人營關中以來。其民皆有周人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漢書》中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商鞅變法後，秦人以耕戰為本，努力事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力耕足以富國，尚戰足以強兵。遺風流披，影響深遠，遂使關中地區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蘇秦、範雎遊說秦王時，都將關中民風與關中地利並提，視為秦國霸業的兩個重要條件。蘇秦看到秦國“士民之眾，兵法之教”，認為“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範雎則將“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的泰國百姓稱之為“王者之民”。秦漢時期流行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漢書》中有類似說法“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 的說法。西漢時，（關隴）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出了不少優秀的將領。北朝後期，關隴軍事貴族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這是關中曆史地位的社會基礎。
山川環抱，可以作為險阻，是為關中戰略上的優勢；農業發達，可以儲糧養兵，是為關中經濟上的優勢；人煙稠密，民尚耕戰，是為關中地位的社會基礎。
自唐以後，中國政治重心東移，關中地位始漸衰落。關中地位的衰落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有關。
首先是經濟重心的變化。在秦漢時期，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尚能大致重疊，經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蕩之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關中經濟堪為首翹。司馬遷在描述關中富裕時稱“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區域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在《禹貢》中被稱作是“厥田下下”的楊州，到東晉時已成繁榮富裕之地。到隋唐時，東南財賦已為關中所倚重。與之相對應的是，北方經濟因戰亂頻仍而有所倒退。
兩漢之際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曆次動蕩對關中經濟破壞很大。隋唐統治基礎擴大後，作為政治重心的長安物資需求也急劇擴大，僅靠關中地區早已不能保障供給，必須靠東部地區轉輸以保障供給。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這方麵的原因。特別是唐代，漕運在其經濟牛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從東部地區轉輸關中，飛芻挽粟，逆黃河西上，經砥柱天險（潼關附近黃河拐彎處），冉逆渭水而上，殊為不易。《新唐書》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 [ 注：《新唐書》卷五十三 食貨誌三 ] 自唐中期以後，中原地區又很不穩定，這條轉輸線屢被阻斷，一旦轉輸線被阻斷，關中的供給便很成問題。
其次，關中地位的衰落跟關隴集團的衰落也有很大的關係。隋、唐為加強中央集權，都曾致力於打擊門閥士族，特別是唐代，關隴集團受到沉重打擊。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關東地區一種新的勢力的崛起。安祿山戍範陽，士馬精強為天下最。安祿山的叛亂雖被平息，其歸降的部將卻搖身而為河北藩鎮，唐廷不能製。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麵中，河北藩鎮最為囂張。史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 曆代州域形勢六 ] 唐中後期重用蕃將，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麵中，這些蕃將擁兵自重，驕悍難製。繼唐之後的五代政權的興衰都與這種勢力有關。
第三，隋唐以後，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各少數民族陸續崛起。唐以後入據中原的少數民族大多自河北而來。河北一帶國防壓力增大，軍事重心不得不東移。經濟和軍事重心都已東移，政治重心仍集於關中，自有不相適應的地方。
基於以上諸方麵的因素，中國政治重心遂漸漸東移，以適應變化了的曆史條件。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的相對衰落。
第一節 山河四塞，百二秦關——關中
一 關中的曆史地位
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 [ 注：《史記》卷十五 六國年表 ] 司馬遷的觀點是對他之前曆史趨勢的總結；在司馬遷之後的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曆史的演變仍在證明著這個觀點的有效。
用興自關中，會盟天下諸侯以滅商，代商而為天下共主，迄四百餘年。周室東遷後，秦自隴西徙居關中。秦居關中形勝之地，與東方大國爭霸，秦穆公躋身“春秋五霸”之列。戰國兼並戰爭興起，秦列名“戰國七雄”，東逼六國。蘇秦在組織合縱之前，先持連橫之策到秦國遊說秦王：“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 [ 注：《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 秦以剛誅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蘇秦之策，蘇秦才東走六國，策劃合縱。到秦昭襄王時，範雎入秦，遊說秦王說：“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穀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陂，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 [ 注：《史記》卷七十九 範雎列傳 ] 秦用範雎，采其遠交近攻之策，東侵六國，依次消滅六國，統一天下。自秦以關中為基礎，憑武力兼並天下，在相當長一段曆史時期內，關中的地位為經營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統治不久即為農民起義所推翻。項羽以西楚霸王的名義號令天下，分封諸侯。有韓生建議項羽說：“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 [ 注：《資治通鑒》卷九 漢紀一 ] 項羽未從，還都彭城（今江蘇徐州），而將關中封給章邯、司馬欣、董翳三降將，號為三秦。劉邦自漢中還定三秦，據有關中，遂以關中為基礎，東向以爭天下。曆時五年，卒滅項羽。劉邦統一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鬥，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婁敬的建議得到了張良的支持。張良分析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裏，天府之國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劉邦遂定都長安。劉邦計擒韓信後，田肯對劉邦慶賀說：“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屆高屋之上建領水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兩漢之際的混亂使關中破壞較大，故東漢、曹魏、西晉都洛陽而未都長安。但東漢行三京之製，曹魏行五京之製，均以長安為西京，西晉晉武帝則作石函之製，規定非宗室不得鎮關中，亦可見對關中的重視。在兩晉末年，匈奴劉漢大將劉曜入攻關中，俘晉湣帝，西晉滅亡。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徙移關中，定都長安。前、後趙在北方對峙。後趙統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關，建立前秦，定都長安。前秦在苻堅的時候統一北方。肥水之戰後，前秦瓦解．羌人姚萇略定關中，建立後秦，定都長安，改名常安。後秦覆亡後，關中又為赫連夏所據。北魏入主中原，統一北方。“河陰之變？”後，北魏陷入動蕩，高歡繼爾朱榮崛起，欲召關西大行台賀拔嶽？關中。賀拔嶽部下薛孝通勸嶽不赴召，說：“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黃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穀。奈何欲束手而受製於人！”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五 梁紀十一 ] 賀拔嶽從其計，遂與宇文泰撫定關隴。後來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關中，建立西魏，定都長安，與高歡建立的東魏對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長安。北周滅掉北齊，統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長安。隋滅陳，統一天下。隋末楊玄感起兵，問計於李密，李密以隋煬帝遠在遼東，主張長驅入薊，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長安，他說：“關中四塞，天府之國。雖有衛文升，不足為意。個帥眾鼓行而西，經城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二 隋紀六 ] 楊玄感未從，兵敗被殺。後來李密、翟讓在中原起兵，卻遲遲未打開局麵。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議說：“秦地山川之固，秦漢所憑以成王業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國守回洛，明公自簡精銳西襲長安。既克京邑，業固兵強，然後東向以平河、洛，傳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傑競逐，不早為之，必有先我者，悔無及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 李密因顧慮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議李淵說：“關中豪傑並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三 隋紀七 ] 李淵從其計，西行入關，建立唐朝，平定關隴，剪除東方群雄，統一天下，定都長安，開創中國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麵。
北宋初，趙匡胤西巡洛陽，隱然有遷都洛陽之意，群臣不同意。趙匡胤歎息道：“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 注：《續資治通鑒》宋太祖開寶九年 ] 看重的仍是關中優越的山河形勢。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擄徽、欽二帝北去。趙構重建宋室社稷，在選擇巡幸之所時，李綱建議道：“巡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又說：“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能複中原而有西北。”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 李綱輔政 ] 後來，張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汪若海對張浚說：“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複，必在川、陝。”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張波經略關陝 ] 經營關中藉以恢複中原成為當時主戰派的一種共識，亦可見自唐以後，政治重心雖已不在關中，但中原紛亂之際，關中對於中原局勢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興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義。直到明情之際，言天下大勢者，亦無不極言關中形勝。清代華湛恩曾言：“雍州勢居黃河上遊，以一方阻三麵，昔稱天府，亦天下之大都會也。” [ 注：清代 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
關中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緣於它得天獨厚的地理形勢。中國地勢西高東低，自西向東分為三個階梯。關中位於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背靠第一級階梯的高原山地，下臨第三級階梯的平原地帶。關中南有秦嶺橫亙，四有隴山延綿，北有黃土高原，東有華山、崤山及晉西南山地，更兼黃河環繞，可謂山川環抱，氣勢團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關”來形容關中險要的說法，意思是以百萬之眾攻關中，二萬人足以拒之。以兩萬之師擋百萬之眾，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勢之險。關中對中原，在地勢上呈高屋建瓴之勢，四麵有山河為之險阻，幾處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關以守之，從而形成能進能退、可攻可守的態勢。（見圖2－1－1）
關中腹地為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衝積平原，號稱“八百裏秦川”。周人首營關中，對於八百裏秦川開發較早。關中為古雍州之地。《禹貢》中稱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縱橫分布，利於灌溉，秦、西漢又都曾著力經營關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鄭國渠、白渠、六輔渠的開鑿即是其表現。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農業發達。在八百裏秦川的西北外圍，畜牧業比較發達，《漢書》中稱其“畜牧為天下饒。”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關中物產豐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關中周圍的山中富藏銅、鐵、金、銀等礦產資源。豐富的物產為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且，在古代社會，銅鐵、上好的林竹都是製造武器的好材料，屬重要戰略物資。曆代建都關中之時，出於強幹弱枝的考慮，又常遷徙人口以充實關中，故關中之地人口殷實。司馬遷描述當時關中的富裕，稱“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為確保對國家的控製，勢必加強關中及其與外部交通的營建。周人營關中，關中道路暢通無阻。《詩經》中稱揚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 注：《詩經》小雅 大東 ] 秦統一後，還大治馳道，以鹹陽為中心，輻射四方。秦漢時屢治棧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漢中、巴蜀。立足關中的政權都曾利用渭水、黃河河道，經營漕運，轉輸東部地區的物資供給關中。唐代統治基礎擴大，關中糧食需要量大增，對於漕運的經營尤為倚重。暢通的交通對於關中經濟又能起到很大的補充作用。
關中地區開發較早，人煙稠密。自周人營關中以來。其民皆有周人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漢書》中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商鞅變法後，秦人以耕戰為本，努力事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力耕足以富國，尚戰足以強兵。遺風流披，影響深遠，遂使關中地區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蘇秦、範雎遊說秦王時，都將關中民風與關中地利並提，視為秦國霸業的兩個重要條件。蘇秦看到秦國“士民之眾，兵法之教”，認為“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範雎則將“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的泰國百姓稱之為“王者之民”。秦漢時期流行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漢書》中有類似說法“山東出相，山西出將” ] 的說法。西漢時，（關隴）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出了不少優秀的將領。北朝後期，關隴軍事貴族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這是關中曆史地位的社會基礎。
山川環抱，可以作為險阻，是為關中戰略上的優勢；農業發達，可以儲糧養兵，是為關中經濟上的優勢；人煙稠密，民尚耕戰，是為關中地位的社會基礎。
自唐以後，中國政治重心東移，關中地位始漸衰落。關中地位的衰落可能與以下幾個方麵的因素有關。
首先是經濟重心的變化。在秦漢時期，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尚能大致重疊，經曆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蕩之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關中經濟堪為首翹。司馬遷在描述關中富裕時稱“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區域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在《禹貢》中被稱作是“厥田下下”的楊州，到東晉時已成繁榮富裕之地。到隋唐時，東南財賦已為關中所倚重。與之相對應的是，北方經濟因戰亂頻仍而有所倒退。
兩漢之際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曆次動蕩對關中經濟破壞很大。隋唐統治基礎擴大後，作為政治重心的長安物資需求也急劇擴大，僅靠關中地區早已不能保障供給，必須靠東部地區轉輸以保障供給。隋代開鑿大運河、唐代大力整治漕運，都有這方麵的原因。特別是唐代，漕運在其經濟牛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從東部地區轉輸關中，飛芻挽粟，逆黃河西上，經砥柱天險（潼關附近黃河拐彎處），冉逆渭水而上，殊為不易。《新唐書》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自高宗以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 [ 注：《新唐書》卷五十三 食貨誌三 ] 自唐中期以後，中原地區又很不穩定，這條轉輸線屢被阻斷，一旦轉輸線被阻斷，關中的供給便很成問題。
其次，關中地位的衰落跟關隴集團的衰落也有很大的關係。隋、唐為加強中央集權，都曾致力於打擊門閥士族，特別是唐代，關隴集團受到沉重打擊。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關東地區一種新的勢力的崛起。安祿山戍範陽，士馬精強為天下最。安祿山的叛亂雖被平息，其歸降的部將卻搖身而為河北藩鎮，唐廷不能製。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麵中，河北藩鎮最為囂張。史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 曆代州域形勢六 ] 唐中後期重用蕃將，在唐末藩鎮割據局麵中，這些蕃將擁兵自重，驕悍難製。繼唐之後的五代政權的興衰都與這種勢力有關。
第三，隋唐以後，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各少數民族陸續崛起。唐以後入據中原的少數民族大多自河北而來。河北一帶國防壓力增大，軍事重心不得不東移。經濟和軍事重心都已東移，政治重心仍集於關中，自有不相適應的地方。
基於以上諸方麵的因素，中國政治重心遂漸漸東移，以適應變化了的曆史條件。與這一過程相伴隨的是關中地位的相對衰落。
二 關中四塞
關中本是一個極富戰略色彩的說法，意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關中周圍大小關塞甚多，曆代亦時有損益。但地位重要者，則確為函穀關、武關、散關和蕭關四座關口。這四座關口控製著關中地區幾個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
函穀關，即後來的潼關，在今陝西潼關附近，經曆代多次營建，具體地點亦時有變遷，至東漢末始稱潼關。黃河自上遊而來，納渭水後折而向東，南北兩岸有華山、崤山與中條山夾河而立。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穿越華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綿數百裏，極盡險阻。函穀關即當道依險而立，控製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函穀關的險要一點也不過分。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趙、韓、魏、燕五國聯軍攻秦，攻函穀關不下。秦兵出關反擊，聯軍大敗。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趙、魏、韓、衛合兵攻秦，進至函穀關，再次大敗而還。合五國之力，精兵、猛將、謀臣雲集，麵對函穀關天險，卻無可奈何。秦末，劉邦率軍西伐關中，不從正麵攻函穀關，而繞道入武關，不能不說是出於對函穀關天險的顧慮。東漢初，天水的隗囂謀割據隴西，部將王芫獻策：“請以一泥丸，東封函穀關，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達列傳 ] 欲恃函穀之險，割據關隴。東漢末，涼州諸將稱雄關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討漢中張魯，涼州諸將以疑懼而反。馬超率眾十萬扼守潼關，曹操頓兵關前，久攻不克。後來曹軍北渡黃河，從上遊南渡出馬超軍後，曆盡艱險，才擊破馬超，略定關中。
東晉末，劉裕北伐後秦，取潼關、武關、蒲阪三路攻勢，後秦以重兵阻潼關。晉軍經過苦戰，才攻下關中，滅掉後秦。其後，劉裕留其子義真鎮守關中，自回南方謀代晉。赫連勃勃欲趁此機會奪取關中，其謀士王買德建議說：“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 赫連勃勃依計而行，遂得關中。東、西魏對峙初期，東魏采取戰略攻勢，西魏隻得閉關守險。東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以猛將竇泰攻潼關，另以軍攻武關，自率主力從蒲阪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銳擊破攻潼關的竇泰軍。攻潼關之軍敗，高歡隻得全線退兵。
李淵自太原起兵，入關中後，當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關以備東方之兵，自己從容經營關隴，開創大唐基業。“安史之亂”時，安祿山率鐵騎自範陽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唐洛陽守將封常清敗走陝城（今河南陝縣），對守陝城的唐將高仙芝說：“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二 ] 高仙芝從其計，合兵守潼關。叛軍進至潼關，久攻不克。叛軍對關中的攻勢暫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關，也一再挫敗叛軍的進攻。但唐玄宗急於求成，詔令哥舒翰主動出關尋戰。哥舒翰被迫出關與叛軍作戰，大敗，潼關亦隨之失守，叛軍遂得以侵入關中，玄宗被迫幸蜀。
縱觀戰史，東、西方爭戰，無不以潼關為爭奪的急所。潼關作為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咽喉，扼之可以斷東、西方之間往來通道。潼關為關中所守，足以保障關中東部門戶，失之則關中必危。故曆代經營關中者，無不重視潼關的守備。
武關在今陝西省商州東南一百八十裏。漢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東南穿越秦嶺東段山地，穿切開一條狹長的低穀地帶，成為秦嶺東段南北往來的一條通道。這條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嶺分水嶺後，可徑至陝西藍田，下臨長安；向東南下行，即至南陽盆地。武關則在其東南出口依險而立，扼守這條通道，為關中東南門戶。
春秋時期，陝東一帶均屬晉國。秦穆公之世，秦向東擴展，將晉逐出陝東，並與楚爭奪商洛一帶。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遷，武關遂為秦有。此後，武關便成了泰國脅楚、攻楚的前進基地。蘇秦在策劃其合縱計劃時遊說楚威王說：“秦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 注：《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 指出了秦據武關對楚國構成的軍事壓力。戰國之世，秦以武關為前進基地，不斷打擊、削弱楚國，先後攻取楚漢中、南陽及漢北之地。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誘楚懷王至武關，懷王到後，秦閉武關，劫懷王至鹹陽，脅懷王割地。次年，秦軍出武關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陽地區）。秦亡後，楚漢相爭，雙方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間。項羽以重兵攻劉邦，劉邦壓力很大，有轅生建議劉邦由出武關，屯軍宛、葉，以分楚軍之勢。劉邦采其議，南出武關，項羽南北弄走，漸至衰困。
論山川形勢，武關之險不及潼關，自東南一入武關。便可徑至藍田，下臨長安。且武關距長安道遠，有緊急情況，救援不及。所以關東勢力攻關中，也多取道武關。劉邦西伐關中，為避潼關之險，繞道南陽攻占武關，進抵藍田，在藍田擊敗秦軍，進軍灞上，秦王子嬰出降，秦遂亡。劉邦自武關入秦開辟了入攻關中的一條路子。“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部將田祿伯獻計：“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六 漢紀八 ] 惜劉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亞夫則為避叛軍刺客在函穀關一帶狙擊，率軍自武關而出。兩漢末，關中形勢混亂，武關常為各路軍閥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西晉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劉漢攻陷洛陽，西晉大臣閻鼎即奉秦王司馬鄴自武關入關中，重建西晉行台。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恒溫北伐前秦，自武關進至灞上，兵壓長安。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後秦，除以主力沿黃河西進作正麵攻擊外，另遣大將沈田子、付弘之趨武關作側翼進攻，當晉軍主力還在潼關之外苦戰時，沈田子早已攻入武關，進至青泥（今陝西藍田），牽製後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麵的進攻。東、西魏對峙，高歡以三路攻關中，除潼關、蒲阪兩路外，另遣大將高敖曹自武關入攻青泥。三路之中，隻有攻武關的高敖曹取得一定勝利。
唐後期，藩鎮割據，東南粟帛轉輸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荊襄，由武關入關中，成為唐王朝延喘的一條命脈。
散關，又稱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市西南五十裏。秦嶺西端與隴山分界處為嘉陵江上遊低穀地帶，這是秦嶺西部南北往來的一條重要通道。散關即在此通道的北端當道依險而立。散關是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咽喉，為南北必爭之地。北不得散關，無以圖漢中、巴蜀；南不得散關，則無以圖關中。
漢王劉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還定三秦，即出散關出陳倉，擊敗章邯，迫降司馬欣、董翳，據有關中。東漢初，蜀中公孫述欲圖關中，遣將李育出散關，被東漢大將馮異擊破。東漢末，曹操討漢中張魯，大軍由散關南出。蜀漢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北伐，率軍出散關，進圍陳倉。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與劉宋爭仇池（今甘肅成縣西北洛穀鎮），北魏遣占弼督隴右諸軍自祁山南進、皮豹子督關中諸軍出散關西進，會攻仇池。宋軍不敵，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製隴西。梁承聖二年（553年，）蕭繹、蕭紀兄弟內訌，蕭紀從益州攻蕭繹，蕭繹請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認為“取蜀製梁，在茲一舉。”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 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出散關攻梁之益州，益州遂為西魏所占。
“安史之亂”時，叛軍攻入關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關。後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韜伐蜀，率軍由寶雞入散關。郭崇韜見散關周圍地勢險要，指著山峰對大軍說：“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 [ 注：《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郭崇韜傳 ] 以兵入絕地激勵將士。後唐軍入蜀後，蜀軍望風潰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張浚在關陝以五路兵攻金失敗後，集重兵扼守散關，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寶雞，以防南宋再出散關圖關中。後來，大散關成為金與南宋的分界線。蒙古攻金時，為避開金人重兵把守的潼關，遣使假道於宋，派拖雷率騎兵三萬，入大散關，經漢中、安康東出，趨金汴京。宋蒙對峙時，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軍每自散關進軍。明初，徐達略定關中後，分軍取蜀，亦自鳳翔出散關。
漢中與關中的通道還有子午穀、褒斜穀、儻駱穀（詳見漢中部分）。但三條通道都極盡深險，不利於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通行。如曹操在與劉備爭漢中不利後多次感歎“南鄭直為天獄，中斜穀道為五百裏石穴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七十 魏紀二 ] 曆代兵家輕易不敢出此。這樣，作為關中與漢中之間的必經之地，散關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蕭關，又稱隴山關，在今寧夏固原東南。隴山山脈橫亙於關中西北，為其西北屏障。自隴上進入關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涇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穀低地。渭河方向山勢較險峻，而涇河方向相對較為平易。蕭關即在隴山山口依險而立，扼守自涇河方向進入關中的通道。蕭關是關中西北方向的重要關口，屏護關中西北的安全。蕭關一失，則西北勢力取道涇州（今甘肅涇川），下趨長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關中西北方向的威脅主要來自隴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遊牧民族。秦漢時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時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時主要是西夏黨項。蕭關為關中抗擊西北遊牧民族進犯的前哨。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蕭關，襲擾北地等郡，致使關中震動。漢武帝時，國力增強，重視北邊國防。漢武帝曾兩次出蕭關，巡視西北邊境，耀兵塞上，威懾匈奴。自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外，中原政權頻受其擾。唐武則天時，曾任魏元忠為蕭關大總管，統重兵鎮守蕭關，以備突厥。北宋時，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稱雄西北。在宋夏之間近百年的對抗中，蕭關一帶為雙方對峙前沿。
除了四塞，還有一處渡口，亦為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鎮是蒲阪。蒲阪在今山西蒲州，西臨黃河。這裏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跳板，也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橋頭堡。通常蒲阪為關中所守時，退可以阻擋山西方向的入侵，進可以窺取臨汾、上黨；如蒲阪不守，則關中險塞不可謂穩固。
戰國初期，魏國占有山西西南及陝西東部部分地區，成為泰國向東發展的一大阻礙。商鞅便曾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指出了魏對秦霸業的阻礙，他建議秦孝公伐魏，迫魏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 [ 注：《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 經過長朗的戰爭，秦國終於迫魏國東遷大梁，盡占晉西南之地，為秦向中原的擴張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西晉末，匈奴劉漢據平陽（今山西臨汾），不斷南下攻略中原。開始時蒲阪為西晉所守，劉漢勢力尚不能侵入關中。後來，蒲阪守將趙染以蒲阪降劉漢，劉漢大將劉耀遂得以由蒲阪入攻關中。晉建興四年（316年），劉耀攻破長安，晉湣帝降，西晉滅亡。
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麽，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阪這個側門找到機會以打開局麵。
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擊馬超、韓遂，雙方在潼關陷入僵局。後來曹軍北渡黃河，再自蒲阪西渡，出潼關軍後，才大破涼州諸軍。北魏長孫稚討關中蕭寶寅時，又將曹操的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蕭寶寅據關中稱帝，引兵圍馮翊。魏主遣長孫稚率軍討之。長孫稚率軍至恒農（今河南靈寶），部下楊侃建議說：“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複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漳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二 梁紀八 ] 長孫稚從其議，遂克蒲阪、潼關，平定關中。
上述兩個戰例比較典型地說明了蒲阪與潼關的關係。從蒲阪渡河，已出潼關之西，可以徑趨長安，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險在華嶽，與黃河交會在於潼關，然必東南有宛、洛，東北有晉、絳，而後可以為固。無宛、洛則武關、崤函之險可入；無晉、絳則臨晉之阻可入。”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 陝西二 西安府 ] 臨晉之阻即蒲津關，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所以潼關雖號稱天險，但若無對蒲阪這個“側門”的控製，則天險也說不上保險。
關中四塞，可謂險固。但縱觀曆代興起於關中的政治勢力，凡政治上發奮有為者，都不以四塞為限，而采取更積極的態勢。相反，政治上無所作為，胸無大誌，閉關自守，則雖有四塞之固，也隻是作繭自縛。
若采取更積極的態勢，則武關方向當進取南陽盆地，蒲阪方向當進取晉西南之地，散關方向當進取漢中，蕭關方向當控製隴西，潼關方向，當進取河南三川河穀，盡控崤函之險。
這是以關中而爭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態勢。這種態勢猶如關中麵向中原拉開的一張巨弓，其勢能之大，無以言喻。這種態勢，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緩衝地帶；以攻而言，則是在後方穩固的前提下可以積極進取。
秦和西漢都是在這種有利態勢下統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時代取得晉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時代，占領宜陽，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時代，取得南陽、荊襄。到秦發動統一戰爭前夕，秦已據有極有利的戰略態勢，當時已有人談到秦對東方的這種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麵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 注：《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
西漢的統一也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楚漢相爭時，劉邦本人出函穀關在滎陽、成皋一帶與項羽相持，另遣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東下井陘，自己還不時由武關出南陽，以分楚軍之勢。後來這種態勢更發展成為：北麵，韓信破趙、降燕、下齊；南麵，促英布背楚歸漢，令漢之勢力延伸到淮南，從而形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關中本是一個極富戰略色彩的說法，意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種籠統的說法。關中周圍大小關塞甚多，曆代亦時有損益。但地位重要者，則確為函穀關、武關、散關和蕭關四座關口。這四座關口控製著關中地區幾個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閉關可以自守，出關可進取。形勢有利，就出關進取；形勢不利，則閉關自守。
函穀關，即後來的潼關，在今陝西潼關附近，經曆代多次營建，具體地點亦時有變遷，至東漢末始稱潼關。黃河自上遊而來，納渭水後折而向東，南北兩岸有華山、崤山與中條山夾河而立。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穿越華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綿數百裏，極盡險阻。函穀關即當道依險而立，控製著關中與中原之間的通道。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函穀關的險要一點也不過分。周慎靚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趙、韓、魏、燕五國聯軍攻秦，攻函穀關不下。秦兵出關反擊，聯軍大敗。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趙、魏、韓、衛合兵攻秦，進至函穀關，再次大敗而還。合五國之力，精兵、猛將、謀臣雲集，麵對函穀關天險，卻無可奈何。秦末，劉邦率軍西伐關中，不從正麵攻函穀關，而繞道入武關，不能不說是出於對函穀關天險的顧慮。東漢初，天水的隗囂謀割據隴西，部將王芫獻策：“請以一泥丸，東封函穀關，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達列傳 ] 欲恃函穀之險，割據關隴。東漢末，涼州諸將稱雄關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討漢中張魯，涼州諸將以疑懼而反。馬超率眾十萬扼守潼關，曹操頓兵關前，久攻不克。後來曹軍北渡黃河，從上遊南渡出馬超軍後，曆盡艱險，才擊破馬超，略定關中。
東晉末，劉裕北伐後秦，取潼關、武關、蒲阪三路攻勢，後秦以重兵阻潼關。晉軍經過苦戰，才攻下關中，滅掉後秦。其後，劉裕留其子義真鎮守關中，自回南方謀代晉。赫連勃勃欲趁此機會奪取關中，其謀士王買德建議說：“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真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 赫連勃勃依計而行，遂得關中。東、西魏對峙初期，東魏采取戰略攻勢，西魏隻得閉關守險。東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以猛將竇泰攻潼關，另以軍攻武關，自率主力從蒲阪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銳擊破攻潼關的竇泰軍。攻潼關之軍敗，高歡隻得全線退兵。
李淵自太原起兵，入關中後，當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關以備東方之兵，自己從容經營關隴，開創大唐基業。“安史之亂”時，安祿山率鐵騎自範陽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唐洛陽守將封常清敗走陝城（今河南陝縣），對守陝城的唐將高仙芝說：“潼關無兵，若賊豕突入關，則長安危矣。陝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據潼關以拒之。”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二 ] 高仙芝從其計，合兵守潼關。叛軍進至潼關，久攻不克。叛軍對關中的攻勢暫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關，也一再挫敗叛軍的進攻。但唐玄宗急於求成，詔令哥舒翰主動出關尋戰。哥舒翰被迫出關與叛軍作戰，大敗，潼關亦隨之失守，叛軍遂得以侵入關中，玄宗被迫幸蜀。
縱觀戰史，東、西方爭戰，無不以潼關為爭奪的急所。潼關作為關中與中原之間的咽喉，扼之可以斷東、西方之間往來通道。潼關為關中所守，足以保障關中東部門戶，失之則關中必危。故曆代經營關中者，無不重視潼關的守備。
武關在今陝西省商州東南一百八十裏。漢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東南穿越秦嶺東段山地，穿切開一條狹長的低穀地帶，成為秦嶺東段南北往來的一條通道。這條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嶺分水嶺後，可徑至陝西藍田，下臨長安；向東南下行，即至南陽盆地。武關則在其東南出口依險而立，扼守這條通道，為關中東南門戶。
春秋時期，陝東一帶均屬晉國。秦穆公之世，秦向東擴展，將晉逐出陝東，並與楚爭奪商洛一帶。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遷，武關遂為秦有。此後，武關便成了泰國脅楚、攻楚的前進基地。蘇秦在策劃其合縱計劃時遊說楚威王說：“秦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 [ 注：《史記》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 指出了秦據武關對楚國構成的軍事壓力。戰國之世，秦以武關為前進基地，不斷打擊、削弱楚國，先後攻取楚漢中、南陽及漢北之地。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誘楚懷王至武關，懷王到後，秦閉武關，劫懷王至鹹陽，脅懷王割地。次年，秦軍出武關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陽地區）。秦亡後，楚漢相爭，雙方相持於滎陽、成皋之間。項羽以重兵攻劉邦，劉邦壓力很大，有轅生建議劉邦由出武關，屯軍宛、葉，以分楚軍之勢。劉邦采其議，南出武關，項羽南北弄走，漸至衰困。
論山川形勢，武關之險不及潼關，自東南一入武關。便可徑至藍田，下臨長安。且武關距長安道遠，有緊急情況，救援不及。所以關東勢力攻關中，也多取道武關。劉邦西伐關中，為避潼關之險，繞道南陽攻占武關，進抵藍田，在藍田擊敗秦軍，進軍灞上，秦王子嬰出降，秦遂亡。劉邦自武關入秦開辟了入攻關中的一條路子。“七國之亂”時，吳王劉濞部將田祿伯獻計：“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六 漢紀八 ] 惜劉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亞夫則為避叛軍刺客在函穀關一帶狙擊，率軍自武關而出。兩漢末，關中形勢混亂，武關常為各路軍閥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西晉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劉漢攻陷洛陽，西晉大臣閻鼎即奉秦王司馬鄴自武關入關中，重建西晉行台。東晉永和十年（354年），恒溫北伐前秦，自武關進至灞上，兵壓長安。東晉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後秦，除以主力沿黃河西進作正麵攻擊外，另遣大將沈田子、付弘之趨武關作側翼進攻，當晉軍主力還在潼關之外苦戰時，沈田子早已攻入武關，進至青泥（今陝西藍田），牽製後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麵的進攻。東、西魏對峙，高歡以三路攻關中，除潼關、蒲阪兩路外，另遣大將高敖曹自武關入攻青泥。三路之中，隻有攻武關的高敖曹取得一定勝利。
唐後期，藩鎮割據，東南粟帛轉輸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荊襄，由武關入關中，成為唐王朝延喘的一條命脈。
散關，又稱大散關，在今陝西寶雞市西南五十裏。秦嶺西端與隴山分界處為嘉陵江上遊低穀地帶，這是秦嶺西部南北往來的一條重要通道。散關即在此通道的北端當道依險而立。散關是關中與漢中、巴蜀之間的咽喉，為南北必爭之地。北不得散關，無以圖漢中、巴蜀；南不得散關，則無以圖關中。
漢王劉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劉邦還定三秦，即出散關出陳倉，擊敗章邯，迫降司馬欣、董翳，據有關中。東漢初，蜀中公孫述欲圖關中，遣將李育出散關，被東漢大將馮異擊破。東漢末，曹操討漢中張魯，大軍由散關南出。蜀漢建興六年（228年），諸葛亮北伐，率軍出散關，進圍陳倉。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與劉宋爭仇池（今甘肅成縣西北洛穀鎮），北魏遣占弼督隴右諸軍自祁山南進、皮豹子督關中諸軍出散關西進，會攻仇池。宋軍不敵，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製隴西。梁承聖二年（553年，）蕭繹、蕭紀兄弟內訌，蕭紀從益州攻蕭繹，蕭繹請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認為“取蜀製梁，在茲一舉。”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 派大將尉遲迥率軍出散關攻梁之益州，益州遂為西魏所占。
“安史之亂”時，叛軍攻入關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關。後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韜伐蜀，率軍由寶雞入散關。郭崇韜見散關周圍地勢險要，指著山峰對大軍說：“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歸路！” [ 注：《舊五代史》卷五十七 郭崇韜傳 ] 以兵入絕地激勵將士。後唐軍入蜀後，蜀軍望風潰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張浚在關陝以五路兵攻金失敗後，集重兵扼守散關，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寶雞，以防南宋再出散關圖關中。後來，大散關成為金與南宋的分界線。蒙古攻金時，為避開金人重兵把守的潼關，遣使假道於宋，派拖雷率騎兵三萬，入大散關，經漢中、安康東出，趨金汴京。宋蒙對峙時，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軍每自散關進軍。明初，徐達略定關中後，分軍取蜀，亦自鳳翔出散關。
漢中與關中的通道還有子午穀、褒斜穀、儻駱穀（詳見漢中部分）。但三條通道都極盡深險，不利於人力物力的大規模通行。如曹操在與劉備爭漢中不利後多次感歎“南鄭直為天獄，中斜穀道為五百裏石穴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七十 魏紀二 ] 曆代兵家輕易不敢出此。這樣，作為關中與漢中之間的必經之地，散關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蕭關，又稱隴山關，在今寧夏固原東南。隴山山脈橫亙於關中西北，為其西北屏障。自隴上進入關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涇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穀低地。渭河方向山勢較險峻，而涇河方向相對較為平易。蕭關即在隴山山口依險而立，扼守自涇河方向進入關中的通道。蕭關是關中西北方向的重要關口，屏護關中西北的安全。蕭關一失，則西北勢力取道涇州（今甘肅涇川），下趨長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關中西北方向的威脅主要來自隴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遊牧民族。秦漢時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時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時主要是西夏黨項。蕭關為關中抗擊西北遊牧民族進犯的前哨。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蕭關，襲擾北地等郡，致使關中震動。漢武帝時，國力增強，重視北邊國防。漢武帝曾兩次出蕭關，巡視西北邊境，耀兵塞上，威懾匈奴。自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外，中原政權頻受其擾。唐武則天時，曾任魏元忠為蕭關大總管，統重兵鎮守蕭關，以備突厥。北宋時，黨項人建立的西夏稱雄西北。在宋夏之間近百年的對抗中，蕭關一帶為雙方對峙前沿。
除了四塞，還有一處渡口，亦為出入關中的重要通道，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鎮是蒲阪。蒲阪在今山西蒲州，西臨黃河。這裏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跳板，也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橋頭堡。通常蒲阪為關中所守時，退可以阻擋山西方向的入侵，進可以窺取臨汾、上黨；如蒲阪不守，則關中險塞不可謂穩固。
戰國初期，魏國占有山西西南及陝西東部部分地區，成為泰國向東發展的一大阻礙。商鞅便曾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指出了魏對秦霸業的阻礙，他建議秦孝公伐魏，迫魏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 [ 注：《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 經過長朗的戰爭，秦國終於迫魏國東遷大梁，盡占晉西南之地，為秦向中原的擴張創造了很好的條件。西晉末，匈奴劉漢據平陽（今山西臨汾），不斷南下攻略中原。開始時蒲阪為西晉所守，劉漢勢力尚不能侵入關中。後來，蒲阪守將趙染以蒲阪降劉漢，劉漢大將劉耀遂得以由蒲阪入攻關中。晉建興四年（316年），劉耀攻破長安，晉湣帝降，西晉滅亡。
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麽，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阪這個側門找到機會以打開局麵。
東漢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擊馬超、韓遂，雙方在潼關陷入僵局。後來曹軍北渡黃河，再自蒲阪西渡，出潼關軍後，才大破涼州諸軍。北魏長孫稚討關中蕭寶寅時，又將曹操的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蕭寶寅據關中稱帝，引兵圍馮翊。魏主遣長孫稚率軍討之。長孫稚率軍至恒農（今河南靈寶），部下楊侃建議說：“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複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阪，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漳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二 梁紀八 ] 長孫稚從其議，遂克蒲阪、潼關，平定關中。
上述兩個戰例比較典型地說明了蒲阪與潼關的關係。從蒲阪渡河，已出潼關之西，可以徑趨長安，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險在華嶽，與黃河交會在於潼關，然必東南有宛、洛，東北有晉、絳，而後可以為固。無宛、洛則武關、崤函之險可入；無晉、絳則臨晉之阻可入。”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三 陝西二 西安府 ] 臨晉之阻即蒲津關，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所以潼關雖號稱天險，但若無對蒲阪這個“側門”的控製，則天險也說不上保險。
關中四塞，可謂險固。但縱觀曆代興起於關中的政治勢力，凡政治上發奮有為者，都不以四塞為限，而采取更積極的態勢。相反，政治上無所作為，胸無大誌，閉關自守，則雖有四塞之固，也隻是作繭自縛。
若采取更積極的態勢，則武關方向當進取南陽盆地，蒲阪方向當進取晉西南之地，散關方向當進取漢中，蕭關方向當控製隴西，潼關方向，當進取河南三川河穀，盡控崤函之險。
這是以關中而爭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態勢。這種態勢猶如關中麵向中原拉開的一張巨弓，其勢能之大，無以言喻。這種態勢，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緩衝地帶；以攻而言，則是在後方穩固的前提下可以積極進取。
秦和西漢都是在這種有利態勢下統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時代取得晉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時代，占領宜陽，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時代，取得南陽、荊襄。到秦發動統一戰爭前夕，秦已據有極有利的戰略態勢，當時已有人談到秦對東方的這種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麵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 注：《史記》卷四十 楚世家 ]
西漢的統一也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楚漢相爭時，劉邦本人出函穀關在滎陽、成皋一帶與項羽相持，另遣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東下井陘，自己還不時由武關出南陽，以分楚軍之勢。後來這種態勢更發展成為：北麵，韓信破趙、降燕、下齊；南麵，促英布背楚歸漢，令漢之勢力延伸到淮南，從而形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三 關中模式
中國曆史上的三次大一統局麵中，有兩次是以關中為基礎完成統一的。秦漢和隋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從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到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將其稱之為關中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關中地形、地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關係為基礎的。我們可分析這種模式，以便進一步認識關中地理形勢及其戰略意義。
秦的統一開了關中模式之先河，並且就統一進程而言，這種模式也以秦的統一為最典型；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則以西漢的經營比較典型。這裏，我們便以秦的統一天下的進程和西漢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為例，來看看關中模式的具體內涵。
秦自商鞅變法之後，國富、兵強、卒練，開始走上兼並六國統一天下的道路。秦兼並六國的擴張之路，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又分別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
秦孝公時期，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於關中內部的建設外，主要是向晉西南方向擴展，排除了秦向東方擴張的主要障礙。
當時形勢，魏國為中原霸主，又據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商鞅變法後不久，即向東方擴展。作為東進的一個步驟，周顯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遷都鹹陽。秦國與東方的齊國一起對魏的霸業發起挑戰。齊、魏馬陵之戰的次年，即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議秦孝公也趁機攻魏，他說：“秦之與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徒，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 注：《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 秦孝公從之，使商鞅將兵伐魏，商鞅設伏襲虜魏軍上將公子卯？，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後，魏又盡獻上郡十五縣。秦的左側翼局麵打開，東進的門戶亦為之打開。數年後（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蘇秦開始組織合縱。
繼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後來稱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時，秦主要是在其右側翼取得突破性進展。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兩國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顧慮蜀道險狹難至，又擔心韓國乘機來侵，以此猶豫未決。大臣中，司馬錯主張伐蜀，張儀則主張先攻韓。二人當麵進行了一場辯論。司馬錯說：“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秦惠王最終采用了司馬錯的意見，起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時楚據漢中，對秦的右側翼構成了一定的威脅。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後，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大敗楚軍，奪取楚國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複襲秦，又大敗於藍田，從此無力再爭漢中，這樣秦的右側翼的威脅解除了。
張儀在秦，一直有向正東方的三川河穀擴張的主張。早在與司馬錯辯論時，他就說過：“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三 周紀三 ]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對秦武王說：“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穀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雖然張儀此議懷有自存之計，且此後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這一觀念深深地影響了秦武王。秦武王後來對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記》卷五 秦本紀 ] 於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韓宜陽之戰，秦占領宜陽，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國名將白起在伊闕（今河南洛陽南龍門附近）之戰中大破韓、魏聯軍二十四萬，更擴大了秦在中原的勢力。
此時，秦已經具備了強大的實力和有利的態勢。我們從張儀組織連橫時有恃無恐地威脅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可看到這種態勢，從蘇秦、蘇代策劃合縱時對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亦可印證張儀的話並非空口訛詐。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國已經有人談到秦與東方各國之間的這種戰略態勢，他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麵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 注：42 ]
當時之秦猶如一隻巨鷹，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擊三晉在山西的戰略要地，右翼席卷漢中、巴蜀，擊楚之重心，正對中原，蓄勢待發。
這的確是一種很利的態勢。秦昭襄王將利用這種態勢，在兼並六國的道路上邁出在決定性的步伐。
這時，範雎入秦，進獻遠交近攻之策，選擇中原作為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範雎建議昭襄王說：“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怯矣。齊怯，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 [ 注：《史記》卷七十九 範雎列傳 ] 昭襄王乃拜範雎為客卿，主謀兵事，對範雎言聽計從。範雎又進一步建議昭襄王說：“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綃。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並說：“王下兵而攻宜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則霸事因可慮也。” [ 注：《史記》卷七十九 範雎列傳 ]
昭襄王采用範雎的建議，將東進重點轉向中原的韓、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東伐韓，拔少曲（今河南濟源東北少水彎曲處）、高平（今濟源南）；次年，築城於廣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陽（今河南修武），截斷太行道；次年，伐韓之野王（今河南沁陽），野王降秦，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通道被斷絕；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是後，白起分軍略定太原、上黨等地，盡占山西全境。
在這期間，秦在南翼對楚的戰爭中也取得重大進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發隴西兵，從蜀地攻拔楚黔中，楚盡獻漢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鄧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為南郡。楚被迫東遷於陳（今河南淮陽）。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國已經取得了統一天下的有利態勢。從地理形勢來看，秦已控製了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幾乎全部地域。東方六國的國都都處於第二級階梯以東，已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六國之亡已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秦始皇滅六國之戰隻是這種態勢展開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見圖2－1－2）
秦在取得統一天下有利形勢的過程中，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又分別是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秦孝公時主要是在左側翼山西方向打開局麵，秦惠王時主要是在右側翼漢中、巴、蜀方向打開局麵，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時期則在中原方向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取得突破性進展。
關中的山河形勢不光是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戰略意義重大，在統一完成之後，作為政治重心統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秦統治的時間很短，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難以窺其全貌，也難以見其全效。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們可從西漢初婁敬、張良、田肯等人的言論中來看他們對於當時形勢的判斷和關中地位的認識。劉邦初定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入都關中：“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張良支持婁敬的意見，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田肯說：“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他們的分析在劉邦定都關中的決策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們在考慮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戰略上的考慮是主要的，將東方潛在的反叛視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力製天下”、“東製諸侯”的思路在後來西漢的統治政策中有著相當的烙印。漢文帝時，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 注：《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 ；漢武帝時，還在武關、蒲津關設關官以譏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大水，成帝下詔“流民欲入函穀、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 [ 注：《漢書》卷十 成帝紀 ] 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平時還起著限製東西部人口流動的作用。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對於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尚有一定的盤查和限製，在秦代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政策傾向顯示出秦、漢的統一中還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並未完全消弭，一有機會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秦、西漢的統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於曆史更深刻的整合，則是在後世的曆史中不斷完成的。那麽，在這種整合最終完成之前，對於天下的統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製的必要，也仍需憑借關中的地理條件。
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關中模式即如張良所表述的——“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在這一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一條是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的山地險阻，這一線即用來“獨以一麵東製諸侯”的軍事防禦線，用以控製東部地區；另一條線是黃河－渭河一線，這條線是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運輸線，轉輸東部財賦以供給關中。
在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時代，在戰略上居樞紐地位的是一個以關中為重心、向兩翼展開的彎月形地帶。這個彎月的內側，北起燕山山脈與渤海的交匯處，向南循燕山山脈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別山，接長江，直至東南的京口（今鎮江）；彎月的外側，循燕山山脈北麓、沿山西北部、接關中西北外圍高地、隴山、岷山、經四川盆地、轉過巫山、再沿長江南麵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國古代的重要關塞基本上都位於這個彎月的內外兩側的邊線上。如燕山山脈的山海關、居庸關，太行山一線的，紫荊、倒馬。井陘、滏口、天井諸關塞，嵩山一帶的虎牢、伊闕、廣成、轘轅諸關隘，大別山上的武勝、平靖、黃峴等義陽三關，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內側邊緣線上；隴山北端的蕭關、南端的陰平關，四川盆地北部的陽平關、劍門關，巫山叢中的江關等，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外側邊緣線上。（見圖2－l－3）
這個彎月形地帶內側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控製東部平原地區方麵；外側的戰略意義則主要體現在防禦少數民族入侵方麵。在這個彎月型地帶的內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為交通通道，確保內部聯係。
這片彎月形地帶戰略樞紐地位的形成，卻是以關中為基礎的，可以說是經營好關中地理形勢所輻射出的一種勢能。這片地域無論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進程中，還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樞紐性地位。
中國曆史上的三次大一統局麵中，有兩次是以關中為基礎完成統一的。秦漢和隋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從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到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將其稱之為關中模式。
這種模式是以關中地形、地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關係為基礎的。我們可分析這種模式，以便進一步認識關中地理形勢及其戰略意義。
秦的統一開了關中模式之先河，並且就統一進程而言，這種模式也以秦的統一為最典型；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則以西漢的經營比較典型。這裏，我們便以秦的統一天下的進程和西漢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為例，來看看關中模式的具體內涵。
秦自商鞅變法之後，國富、兵強、卒練，開始走上兼並六國統一天下的道路。秦兼並六國的擴張之路，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三個階段又分別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
秦孝公時期，秦國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於關中內部的建設外，主要是向晉西南方向擴展，排除了秦向東方擴張的主要障礙。
當時形勢，魏國為中原霸主，又據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商鞅變法後不久，即向東方擴展。作為東進的一個步驟，周顯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遷都鹹陽。秦國與東方的齊國一起對魏的霸業發起挑戰。齊、魏馬陵之戰的次年，即周顯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議秦孝公也趁機攻魏，他說：“秦之與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徒，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 注：《史記》卷六十八 商君列傳 ] 秦孝公從之，使商鞅將兵伐魏，商鞅設伏襲虜魏軍上將公子卯？，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後，魏又盡獻上郡十五縣。秦的左側翼局麵打開，東進的門戶亦為之打開。數年後（周顯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蘇秦開始組織合縱。
繼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後來稱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時，秦主要是在其右側翼取得突破性進展。
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兩國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顧慮蜀道險狹難至，又擔心韓國乘機來侵，以此猶豫未決。大臣中，司馬錯主張伐蜀，張儀則主張先攻韓。二人當麵進行了一場辯論。司馬錯說：“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秦惠王最終采用了司馬錯的意見，起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時楚據漢中，對秦的右側翼構成了一定的威脅。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後，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軍在丹陽大敗楚軍，奪取楚國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複襲秦，又大敗於藍田，從此無力再爭漢中，這樣秦的右側翼的威脅解除了。
張儀在秦，一直有向正東方的三川河穀擴張的主張。早在與司馬錯辯論時，他就說過：“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三 周紀三 ] 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對秦武王說：“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穀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雖然張儀此議懷有自存之計，且此後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這一觀念深深地影響了秦武王。秦武王後來對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 [ 注：《史記》卷五 秦本紀 ] 於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韓宜陽之戰，秦占領宜陽，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國名將白起在伊闕（今河南洛陽南龍門附近）之戰中大破韓、魏聯軍二十四萬，更擴大了秦在中原的勢力。
此時，秦已經具備了強大的實力和有利的態勢。我們從張儀組織連橫時有恃無恐地威脅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可看到這種態勢，從蘇秦、蘇代策劃合縱時對六國君主們的言論中亦可印證張儀的話並非空口訛詐。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國已經有人談到秦與東方各國之間的這種戰略態勢，他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麵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 注：42 ]
當時之秦猶如一隻巨鷹，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擊三晉在山西的戰略要地，右翼席卷漢中、巴蜀，擊楚之重心，正對中原，蓄勢待發。
這的確是一種很利的態勢。秦昭襄王將利用這種態勢，在兼並六國的道路上邁出在決定性的步伐。
這時，範雎入秦，進獻遠交近攻之策，選擇中原作為戰略進攻的主要方向。範雎建議昭襄王說：“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怯矣。齊怯，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 [ 注：《史記》卷七十九 範雎列傳 ] 昭襄王乃拜範雎為客卿，主謀兵事，對範雎言聽計從。範雎又進一步建議昭襄王說：“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綃。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並說：“王下兵而攻宜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榮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則霸事因可慮也。” [ 注：《史記》卷七十九 範雎列傳 ]
昭襄王采用範雎的建議，將東進重點轉向中原的韓、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東伐韓，拔少曲（今河南濟源東北少水彎曲處）、高平（今濟源南）；次年，築城於廣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陽（今河南修武），截斷太行道；次年，伐韓之野王（今河南沁陽），野王降秦，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通道被斷絕；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是後，白起分軍略定太原、上黨等地，盡占山西全境。
在這期間，秦在南翼對楚的戰爭中也取得重大進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馬錯發隴西兵，從蜀地攻拔楚黔中，楚盡獻漢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鄧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為南郡。楚被迫東遷於陳（今河南淮陽）。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國已經取得了統一天下的有利態勢。從地理形勢來看，秦已控製了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幾乎全部地域。東方六國的國都都處於第二級階梯以東，已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六國之亡已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秦始皇滅六國之戰隻是這種態勢展開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見圖2－1－2）
秦在取得統一天下有利形勢的過程中，大致經曆了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又分別是在關中的三個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進展。秦孝公時主要是在左側翼山西方向打開局麵，秦惠王時主要是在右側翼漢中、巴、蜀方向打開局麵，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時期則在中原方向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取得突破性進展。
關中的山河形勢不光是在統一天下的進程中戰略意義重大，在統一完成之後，作為政治重心統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秦統治的時間很短，統治天下的經營措置，難以窺其全貌，也難以見其全效。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我們可從西漢初婁敬、張良、田肯等人的言論中來看他們對於當時形勢的判斷和關中地位的認識。劉邦初定天下，在選擇都城時，婁敬建議入都關中：“秦地被山帶河，四塞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張良支持婁敬的意見，說：“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裏，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田肯說：“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他們的分析在劉邦定都關中的決策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們在考慮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戰略上的考慮是主要的，將東方潛在的反叛視為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力製天下”、“東製諸侯”的思路在後來西漢的統治政策中有著相當的烙印。漢文帝時，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 [ 注：《漢書》卷四十八 賈誼傳 ] ；漢武帝時，還在武關、蒲津關設關官以譏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大水，成帝下詔“流民欲入函穀、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 [ 注：《漢書》卷十 成帝紀 ] 這則史料表明，這些關卡平時還起著限製東西部人口流動的作用。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對於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尚有一定的盤查和限製，在秦代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政策傾向顯示出秦、漢的統一中還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並未完全消弭，一有機會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秦、西漢的統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於曆史更深刻的整合，則是在後世的曆史中不斷完成的。那麽，在這種整合最終完成之前，對於天下的統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製的必要，也仍需憑借關中的地理條件。
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關中模式即如張良所表述的——“阻三麵而守，獨以一麵東製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 注：《資治通鑒》卷十一 漢紀三 ] 在這一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一條是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的山地險阻，這一線即用來“獨以一麵東製諸侯”的軍事防禦線，用以控製東部地區；另一條線是黃河－渭河一線，這條線是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運輸線，轉輸東部財賦以供給關中。
在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時代，在戰略上居樞紐地位的是一個以關中為重心、向兩翼展開的彎月形地帶。這個彎月的內側，北起燕山山脈與渤海的交匯處，向南循燕山山脈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別山，接長江，直至東南的京口（今鎮江）；彎月的外側，循燕山山脈北麓、沿山西北部、接關中西北外圍高地、隴山、岷山、經四川盆地、轉過巫山、再沿長江南麵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國古代的重要關塞基本上都位於這個彎月的內外兩側的邊線上。如燕山山脈的山海關、居庸關，太行山一線的，紫荊、倒馬。井陘、滏口、天井諸關塞，嵩山一帶的虎牢、伊闕、廣成、轘轅諸關隘，大別山上的武勝、平靖、黃峴等義陽三關，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內側邊緣線上；隴山北端的蕭關、南端的陰平關，四川盆地北部的陽平關、劍門關，巫山叢中的江關等，均處在這個彎月的外側邊緣線上。（見圖2－l－3）
這個彎月形地帶內側的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控製東部平原地區方麵；外側的戰略意義則主要體現在防禦少數民族入侵方麵。在這個彎月型地帶的內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為交通通道，確保內部聯係。
這片彎月形地帶戰略樞紐地位的形成，卻是以關中為基礎的，可以說是經營好關中地理形勢所輻射出的一種勢能。這片地域無論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的進程中，還是在以關中為基礎統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樞紐性地位。
四 關中與西北
關中在中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將眼光向西北延伸；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片更廣闊的天地，這片天地對於關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著很大的影響。
中國地理梯級地勢的特征非常明顯。自東往西，地勢漸高。關中往西，又可分為幾個層次，地勢更是一級比一級高。關中西麵是隴山高地，隴山以西，有隴西地區，曆史上或稱隴右，自隴西由渭水河穀下關中、由西漢水河穀下漢中，由白龍江穀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勢。
隴西再往西，祁連山以北、黃河以西，有河西地區，大體包括今河西走廊；祁連山以南，還有河湟河穀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勢都高於隴西；在河西走廊玉門關以西，還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關中西北的這種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也給曆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製隴西；欲控製隴西，必須控製河西；欲控製河西，必須撫定西域。
（一）關中西北高地與關隴軍事局勢
在關中與中原群雄逐鹿之時，其軍事要點在於幾處關隘所控製著的山川險要。可是，當關隴地區內部形勢混亂之時，關隴局勢的控製卻取決於對關中西北外圍高地的控製。關中西北高地為關隴地區的軍事重心，對於關中腹地局勢的底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中西北外圍高地，以隴山為主體，延及黃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肅天水、平涼、慶陽至陝西延安一線。這片地域地勢較高，足以俯瞰關中。自這裏徑趨關中腹地較易，而自關中腹地仰攻則較難。
這一帶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關中腹地的幾條主要河流如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於這裏，而呈向心狀匯流至關中平原腹地。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區與關中腹地之間的通道。經曆代經營，形成一些軍事重鎮，比較重要的有慶陽、平涼、固原、涇州（今涇川）、隴西、天水、隴州（今隴縣）。這些軍事重鎮一方麵在抵禦西北少數民族對關中的壓力上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麵對於關中局勢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響。
慶陽、平涼、固原地處涇水流域上遊黃土高原，從這裏經涇水河穀下趨關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漢至宋、明，這裏一直是抵禦關中西北少數民族進犯的重地。西漢時，這裏俱屬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關中的安定係於此地。《讀史方輿紀要》稱慶陽“南衛關輔，北禦羌戎。夫慶陽有警，而邠寧以南，禍切剝膚矣，形援可或緩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七 陝西六 ] 稱平涼“山川險阻，控扼邊陲，屹為要會。”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 稱涇州“山川環帶，水陸流通。嶺北有事，州實為孔道。“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 在群雄爭奪關中的過程中，這裏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隴州和天水夾隴山東、西兩側而立，控扼沿渭水河穀穿越隴山之路。隴山本是關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種勢力自隴西東逼關中，則關中形勢不利，所以隴州和天水對於隴山形勢的控製意義重大。《讀史方輿紀要》稱隴州“扼隴底之險，控秦、鳳之衝，為關中重鎮。”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 陝西四 ] 稱天水“當關隴之會，介雍、梁之間，屹為重鎮。虞允文曰：關中，大下之上遊；隴右，關中之上遊。而秦州其關隴之喉舌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 陝西八 ]
隴山以西，隴西（今隴西市）為一大重心。隴西在秦漢時為隴西郡，明代為鞏昌府。《讀史方輿紀要》稱其“翼蔽秦隴，控扼羌戎。蓋其地山穀糾紛，川原回繞，其俗尚氣力，修戰備，好田獵，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國也。誠於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今武都）、成（成縣），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蘭州）、會（今會寧），而河、湟之要領舉。鞏昌非無事之地也。夫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固隴右，鞏昌豈非都會之所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 陝西八 ]
關中的正北方向，其防護的屏障有兩重，自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西接寧夏，東界黃河而接山西，此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區而阻黃河，此為第二重。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即秦漢時的上郡地區。秦、漢抗禦匈奴、北宋抗禦西夏、明抗禦韃靼，這裏都是防衛重地。
上麵是關中西北外圍地理形勢的大致情況。這一帶均為高原山地地形，地勢高峻，為關隴軍事重心，對於關中的安全、關隴軍事局勢的控製意義重大。
兩漢之際，關中地區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亂。王莽敗亡後，先是綠林軍擁更始帝入長安。劉秀在河北建立政權後，正值赤眉軍西行入關，劉秀派鄧禹分麾下精兵，西爭關中。
鄧禹進入關中後，未采諸將“徑攻長安”的建議，而是引兵轉略長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說：“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 [ 注：《後漢書》卷十六 鄧寇列傳 ] 鄧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長安外圍，利用關中西北高地“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屯糧養兵，蓄精養銳，且暫避赤眉軍新勝之鋒銳，觀其後弊，待時機成熟，再乘勢取長安，略定關中。鄧禹以此一度占領長安。後來，赤眉軍無糧，欲西犯隴上時，被隗囂在隴坻（今隴縣）擊還。赤眉軍無法在關中立足，出關後在宜陽被劉秀擊降，東漢遂定關中。
漢建武六年（30年），劉秀初步掃平東方群雄，興兵西討，以圖隴、蜀。這時隴西的隗囂己背漢自立，其部將王元東據隴坻（今陝西隴縣），伐木塞道，扼守隴山險要，以拒漢軍。東漢諸將仰攻隴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隴分守關中各重鎮，改取守勢。次年，東漢將領來歙潛師襲據隴西戰略要點略陽（今甘肅莊浪縣西南）。隗囂隨即率軍全力反撲，來爭略陽，攻打數月，未能成功；漢軍這才透入隴上。不久，漢軍又攻克隴上重鎮高平第一城（今寧夏固原），並與河西竇融的軍隊會師，隗囂軍潰敗，關隴局勢遂定。從這場戰事的前後兩個階段看，隴山險要的控製實為關鍵。（見圖2－1－4）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仍，關隴地區也不例外。前秦統一北方的時候，曾將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數民族遷徙至關中。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堅自立，被遷關中的十餘萬鮮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領導下起兵反前秦，屯駐華陰。苻堅派其子苻叡領兵征討，以羌人姚萇為其司馬。時慕容泓聞秦兵來攻，已作計出奔關東，恃勇輕敵的苻叡卻決心攔截打擊。姚萇勸阻道：“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五 晉紀二十七 ] 苻叡不聽，結果兵敗被殺。鮮卑人反過來圍攻長安。姚萇因受苻堅之責，逃往渭北，被當地羌人豪族推為大單於、萬年秦王，建立後秦。
姚萇建立政權後，部下們都建議“宜先據鹹陽以製天下。”姚萇卻說：“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鹹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園，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 [ 注：《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姚萇載記 ] 嶺北即今慶陽、平涼地區。姚萇對關中的局勢和取長安的時機作了準確的判斷。他所麵臨的形勢和采取的策略與當年的鄧禹頗有些類似。秦、燕相爭，如同兩虎爭鬥，自己避實就虛，移兵嶺北，屯糧養兵，蓄精養銳，坐待秦人困弊、燕人東歸的局麵出現，冉輕輕鬆鬆地取下長安。局勢變化果如姚萇所料，燕人東歸，苻堅也被姚萇擒殺，姚萇坐取長安，略定關中。
前秦的殘餘勢力在苻堅孫子苻登的領導下，仍在隴西活動。對此，姚萇以長安、安定（今甘肅鎮原東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構成一個三角形戰略支撐體係：以太子姚興鎮守長安；讓勇猛善戰的姚碩德前出上邽，根據形勢變化以窺進取；以安定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以此撐開全局，控製隴上形勢。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後秦軍頻遭失利，大局卻絲毫未受影響，正是得力於這種戰略布局。幾年的時間內，姚萇及其子姚興逐次消滅了苻登、西秦和後涼，平定了關隴。
前秦瓦解後，從前秦控製下脫穎而出的還有匈奴人。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連勃勃建國大夏，攻掠關中西北地區，占領高平（今固原）。部下們建議他建都高平，守險自固。赫連勃勃不從，他說：“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並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 [ 注：《晉書》卷一百三十 赫連勃勃載記 ] 此後，赫連勃勃不斷興兵擾掠後秦安定、平涼、卜邽等地。
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消滅後秦。隨後，留兵鎮守關中，自己回南方謀代晉。劉裕剛剛東歸，一直雄據隴上、虎視關中的赫連勃勃采用謀士王買德之謀，攻取長安，占有關中。
赫連勃勃占領關中之後，群臣們建議他建都長安，勃勃又不從，他說：“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東晉）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東麵的北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統萬，在今陝西橫山）才數百裏，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 [ 注：《晉書》卷一百三十 赫連勃勃載記 ] 赫連勃勃仍都統萬，固築城牆。他將統萬城的南門名為“朝宋門”，東門名為“招魏門”，西門名為“服涼門”，北門名為“平朔門”，大有坐製形勝之地雄視四方之意。赫連勃勃認識到，在他那個時代，關中頻經戰亂，長安殘破，關中之重已不在長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連勃勃始終以統萬為都城，而以安定、平涼、上邽為重鎮。後來北魏伐夏時，取長安。未能動搖夏的基業；破統萬，夏猶有安定、上邽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涼等重鎮，夏人才被迫西走，為吐穀渾所滅。北魏控製整個關隴地區。
北魏收拾十六國的混亂局麵，統一北方。北魏後期，六鎮流民起義；關隴地區也爆發起義。爾朱榮擊滅葛榮後，派爾朱天光、賀拔嶽、宇文泰等前往關隴鎮壓。爾朱天光奇襲安定，擊破平涼，擊敗起義軍主力，大體控製關隴局勢。
爾朱榮死後，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留其弟爾朱顯壽及賀拔嶽守關中。宇文泰見天下將亂，建議賀拔嶽說：“今靈夏、河西，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 賀拔嶽接受宇文泰的建議，引軍上隴，西屯平涼。果然，隴上各州郡紛紛來附，受賀拔嶽節度。
不久，賀拔嶽在高平被侯莫陳悅刺死，部眾散還平涼。候莫陳悅沒有乘勢進兵平涼，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肅莊浪附近）。賀拔嶽手下共推宇文泰繼統賀拔嶽軍。時宇文泰在夏州（今橫山），僚屬們建議宇文泰“留以觀變”。宇文泰說：“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還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 遂星夜馳赴平涼，安集部眾，進兵擊滅侯莫陳悅。然後，入據上邽，遣諸將分鎮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隴西）、秦州（天水），征諸州之粟以給軍用，遂得以安集秦、隴，撫定關中。
宇文泰先是建議賀拔嶽西屯平涼，扼守要害，招附隴上各州郡；賀拔嶽死後，他又急據平涼，分遣諸將鎮守隴上各重鎮，遂得以控製關隴，成就大業。故而史稱“宇文霸業，集於平涼”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
北宋時期，西夏割據寧夏，不斷侵擾北宋關隴地區。宋夏之間時戰時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陝西為四路以拒西夏，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縣一帶）、環慶路（今環縣－慶陽一帶）、涇原路（今涇川－鎮原一帶）、秦鳳路（今天水－扶風一帶），置為重鎮，圍堵西夏。
這四路基本上是關中西北黃土高原及隴山一線的戰略要點，足以扼守西夏下衝關中之路。慶曆初年，朝廷以韓琦、範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總四路之事。範仲淹曾上書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以韓琦兼領秦鳳路，自己兼領環慶路。涇原有警，則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經原之師為援。韓、範二人在涇州選將練兵，號令嚴明，愛撫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邊。當時邊地之民傳誦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韓、範二人經營四路的時期，是北宋對西夏戰爭中形勢比較好的一段時期。
（二）隴西、河西與關中
如果說關中對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勢，那麽隴西對關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勢。實際上，隴西不僅僅是據關中之上遊，它對漢中、四川也擁有上遊之勢。
渭水、白龍江、西漢水等河流均發源於隴西。渭水東流，經過關中；白龍江南流，經過四川；西漢水東流漢中。它們穿切高原地帶而形成的河穀低地提供了隴西與關中、漢中、四川之間的往來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漢中和四川，自關中、漢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卻較易。
因此，對於關中、漢中和四川來說，無論哪一方，如能取得隴西，便取得了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三國時蜀魏在隴西的角逐、南北朝時劉宋與北魏對仇池氐人的爭取，都是出於上述思路。（詳見漢中部分）
隴西在關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隴西之西。如果說隴西對關中擁有地理上的優勢的話，那麽河西對隴西同樣擁有地理上的優勢。隴西足以製關中，河西則足以製隴西。以關中而欲圖隴西，可以聯結河西，利用河西對隴西的地理優勢，製隴西之後，夾擊隴西。劉秀之結好竇融、李淵之結好李軌，就是出於這種策略。
東漢初，兩方主要有三支勢力：隴西的隗囂、河西的竇融和益州的公孫述。隗囂表麵事漢，實謀割據一方。其部將王元曾建議他說：“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河山。元請以一泥丸為大王東封函穀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 注：66 ] 竇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風俗人情。更始初立，竇融對其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因，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 注：《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 遂求出涼州。竇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過是自保之計，但他在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很得人心，東方流民避難者，歸之不絕，遂為河西諸郡所推，而據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孫述則恃益州地勢之險，在益州帝製自為。
劉秀專心對付關東群雄之時，對於西方的處理策略是以隴製蜀。當他洞察隗囂的真實意圖後，轉而結好河西的竇融。與此同時，隗囂也在試圖拉攏竇融。隗囂派辯士張玄去竇融處遊說，宣揚其保境割據之謀：“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 [ 注：《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 竇融與其部下傾向於劉秀，遣使至洛陽試探。劉秀禮遇來使，並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氣概，賜書竇融，指明形勢：“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 [ 注：《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 竇融等為劉秀的氣度、明見和誠意所感動，遂專心事漢。劉秀授竇融為涼州牧，專製河西。
劉秀略定中原後，興兵西討。竇融則率河西五郡太守，厲兵秣馬，耀兵河上，給隗囂很大壓力；後又親率步騎數萬，與劉秀會師於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囂。隗囂窮蹙無計，投靠公孫述，不久敗亡。
在劉秀取隴定蜀的過程中，河西的竇融的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東漢諸將初攻隴西之時，隗囂部將王元據隴坻（今陝西隴縣），伐木塞道。諸將仰攻隴坻，大敗而還，不得已改取守勢。足見隴西在地理上對關中所據有的優勢。這也正是劉秀傾心結好竇融的原因所在。竇融擁河西歸漢，遂改變了東漢麵對隴西的戰略態勢。
東漢時期，利用河西與關中、隴西的這種地理關係以安定西北的史實還有東漢中期平定羌亂過程中虞詡關於涼州的戰略策劃。
東漢中期，隴西的羌人爆發起義。漢軍鎮壓不利，羌族豪右乘勝深入關中、益州，進擊河東、河內，漢廷震恐。當時主持朝政的大將軍鄧騭打算“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 ，放棄涼州。
郎中虞詡聽說放棄涼州之議後，力反此議。他對太尉張禹說：“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日：'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兵所以推鋒執銳、蒙石矢於行陣、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日：'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同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擋禦；如此，則函穀以西，園陵舊京非複漢有，此不可者三也。”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
虞詡反對放棄涼州，戰略上的考慮是：若放棄涼州，則必以關中為西部前沿，以關中禦隴西，形勢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棄涼州很可能引起涼州的反叛，以“士風壯猛，便習兵事”的涼州，起而反漢，利用羌、胡鼓行而東，則關中亦必非東漢所有。以虞詡之意，不但不能放棄涼州，相反，還可利用涼州，以製隴西。他進一步建議：“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 在張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詡之議，安撫涼州。經過苦戰，東漢王朝終於平定羌人，保持了國家西部邊陲的完整。
西晉未，張軌統製下的河西也發揮過類似的作用。張軌在晉末“以時方多難”，懷著與竇融一樣的動機，“陰圖據河西”，於永寧初出任涼州刺史。張軌到河西後，討平了鮮卑的反叛勢力和各地的寇盜，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亂”時，北方紛亂。東羌校尉韓稚襲殺秦州（治天水）刺史張輔，欲以割據隴西。張軌自河西遣軍討之，韓稚被迫歸降。事後，張軌遣使報鎮守關中的南陽王司馬模，司馬模甚悅，以晉帝所賜之劍贈張軌，並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 注：《晉書》卷八十六 張軌傳 ]
洛陽陷沒後，秦王司馬鄴入關，重建西晉行台，張軌遣宋配將步騎二萬至長安護駕。這時，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輿又據險斷使，欲割據隴西。張軌再命宋配率軍討破之。在西晉末年北方紛亂的局麵中，關隴一帶稍稍安定，河西涼州更是流民避亂的一個樂土，其中，張軌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紛亂時，關隴局勢又與東漢初年略略相似。李淵初入關中時，隴西有薛舉建立的西秦政權，河西有李軌建立的涼政權。李淵剛克長安，薛舉亦急謀東進以爭關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舉親率大軍在高墌城（今陝西長武縣北）擊敗李世民所率唐軍主力。唐軍與戰不利，被迫改取守勢。
李淵為挽救頹勢以圖強敵，也采取了跟劉秀一樣的策略，以河西製隴西。他遣使潛赴涼州，謀與李軌共圖秦隴。唐、涼聯袂，對西秦形成夾擊之勢。不久，西秦的臨洮（今甘肅臨潭）、枹罕（今甘肅臨夏）、饒河（今甘肅臨夏西）、西平（今青海樂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對隴西的包圍態勢。唐軍反攻，在淺水原大破西秦軍，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滅亡，關隴遂定。
河西對關中西北安全的鞏固意義重大。但從軍事地理上講，河西走廊並不是中國西部的天然極限。沒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來保障這個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權可以利用這片地域來屏護關隴，西北遊牧民族也可從這個走廊湧入，透入關隴，給關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壓力。從關中往西層層遞推的經營邏輯的西端應該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係列山脈才是中國西部邊疆的天然的相對極限。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稱為西域。隻有經營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麵說過，關中西北的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給曆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製隴西；欲控製隴西，必須控製河西；欲控製河西，必須撫定西域。這種層層遞推的邏輯在秦漢時期表現得最為典型。
秦在其東進的過程中，仍未忘拓邊西北，鞏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盡並義渠之地為二十五縣，置為北地和隴西二郡。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又加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將關中西北的防禦推進到隴西。
秦末天下紛亂，著名的冒頓單於領導下的匈奴首次統一，稱雄塞北。西漢初年，國力尚弱，隻得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以換取邊郡的暫時安寧和休養生息的時間。但和親政策隻是緩和而未消除邊患。匈奴仍不時攻掠西漢邊地。
到武帝之世，西漢已曆半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國力達到鼎盛，遂對匈奴采取大規模的出擊。漢武帝前期的幾次大的戰役，除尋機直搗匈奴單於本部外，均以廓清關中西北外圍為重點。衛青、霍去病先後三次率軍予匈奴以殲滅性打擊。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餘部降漢。這年，漢武帝在河西設置武威、酒泉二郡，後來又設置了張掖、敦煌二郡，史稱河西四郡。後之籌邊者，均以漢置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四郡的設置加強了西漢對河西走廊的控製，使關中西北安全得到進一步鞏固。（見圖2－1－5）
漢武帝後期，西漢對西北的用兵又推進至西域。還是在大舉擊匈奴之前，漢武帝便派張騫出使西域，欲以聯絡月氏，夾擊匈奴。其後，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西域諸國震怯，紛紛遣使來朝。“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到漢宣帝時，漢廷派遣官員，監護鄯善以西數國。起初，西漢還隻監護西域南道，未能盡並北道，匈奴形勢已處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單於降漢，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降，漢廷“乃因使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都護治烏壘城，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這便是西域都護的源起。西域都護的職責是“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西漢西域都護的設置，開經營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後，東漢恢複設置西域都護、唐代設立安西都護府、明代設立哈密衛、清前期平定葛爾丹叛亂、後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設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於這種目的，以保障西北邊疆的永久安全。
關中在中國棋盤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將眼光向西北延伸；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片更廣闊的天地，這片天地對於關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著很大的影響。
中國地理梯級地勢的特征非常明顯。自東往西，地勢漸高。關中往西，又可分為幾個層次，地勢更是一級比一級高。關中西麵是隴山高地，隴山以西，有隴西地區，曆史上或稱隴右，自隴西由渭水河穀下關中、由西漢水河穀下漢中，由白龍江穀地下四川，都呈高屋建瓴之勢。
隴西再往西，祁連山以北、黃河以西，有河西地區，大體包括今河西走廊；祁連山以南，還有河湟河穀可通青藏高原，其地勢都高於隴西；在河西走廊玉門關以西，還有西域，即今天的新疆天山南北。
關中西北的這種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也給曆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製隴西；欲控製隴西，必須控製河西；欲控製河西，必須撫定西域。
（一）關中西北高地與關隴軍事局勢
在關中與中原群雄逐鹿之時，其軍事要點在於幾處關隘所控製著的山川險要。可是，當關隴地區內部形勢混亂之時，關隴局勢的控製卻取決於對關中西北外圍高地的控製。關中西北高地為關隴地區的軍事重心，對於關中腹地局勢的底定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關中西北外圍高地，以隴山為主體，延及黃土高原之一部分，大致包括今甘肅天水、平涼、慶陽至陝西延安一線。這片地域地勢較高，足以俯瞰關中。自這裏徑趨關中腹地較易，而自關中腹地仰攻則較難。
這一帶主要是高原山地地形，關中腹地的幾條主要河流如渭河、涇河、洛河及其支流均源於這裏，而呈向心狀匯流至關中平原腹地。這些河流穿切而形成的山地低口，是西北地區與關中腹地之間的通道。經曆代經營，形成一些軍事重鎮，比較重要的有慶陽、平涼、固原、涇州（今涇川）、隴西、天水、隴州（今隴縣）。這些軍事重鎮一方麵在抵禦西北少數民族對關中的壓力上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麵對於關中局勢的底定亦有很大的影響。
慶陽、平涼、固原地處涇水流域上遊黃土高原，從這裏經涇水河穀下趨關中之路非常平易。自秦、漢至宋、明，這裏一直是抵禦關中西北少數民族進犯的重地。西漢時，這裏俱屬安定郡。郡以安定命名，寓意是：關中的安定係於此地。《讀史方輿紀要》稱慶陽“南衛關輔，北禦羌戎。夫慶陽有警，而邠寧以南，禍切剝膚矣，形援可或緩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七 陝西六 ] 稱平涼“山川險阻，控扼邊陲，屹為要會。”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 稱涇州“山川環帶，水陸流通。嶺北有事，州實為孔道。“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 在群雄爭奪關中的過程中，這裏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隴州和天水夾隴山東、西兩側而立，控扼沿渭水河穀穿越隴山之路。隴山本是關中的西部屏障，但若有一種勢力自隴西東逼關中，則關中形勢不利，所以隴州和天水對於隴山形勢的控製意義重大。《讀史方輿紀要》稱隴州“扼隴底之險，控秦、鳳之衝，為關中重鎮。”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 陝西四 ] 稱天水“當關隴之會，介雍、梁之間，屹為重鎮。虞允文曰：關中，大下之上遊；隴右，關中之上遊。而秦州其關隴之喉舌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 陝西八 ]
隴山以西，隴西（今隴西市）為一大重心。隴西在秦漢時為隴西郡，明代為鞏昌府。《讀史方輿紀要》稱其“翼蔽秦隴，控扼羌戎。蓋其地山穀糾紛，川原回繞，其俗尚氣力，修戰備，好田獵，勤耕稼，自古用武之國也。誠於此且耕且屯，以守以戰，東上秦、隴，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階（今武都）、成（成縣），而梁、益之咽喉壞；西指蘭（蘭州）、會（今會寧），而河、湟之要領舉。鞏昌非無事之地也。夫欲保關中，先固隴右；欲固隴右，鞏昌豈非都會之所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 陝西八 ]
關中的正北方向，其防護的屏障有兩重，自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西接寧夏，東界黃河而接山西，此為第一重；由此往北，隔河套地區而阻黃河，此為第二重。延安、綏德至榆林一帶，即秦漢時的上郡地區。秦、漢抗禦匈奴、北宋抗禦西夏、明抗禦韃靼，這裏都是防衛重地。
上麵是關中西北外圍地理形勢的大致情況。這一帶均為高原山地地形，地勢高峻，為關隴軍事重心，對於關中的安全、關隴軍事局勢的控製意義重大。
兩漢之際，關中地區首次陷入空前的混亂。王莽敗亡後，先是綠林軍擁更始帝入長安。劉秀在河北建立政權後，正值赤眉軍西行入關，劉秀派鄧禹分麾下精兵，西爭關中。
鄧禹進入關中後，未采諸將“徑攻長安”的建議，而是引兵轉略長安西北的上郡、北地、安定三郡。他分析說：“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蓄，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弊，乃可圖也。” [ 注：《後漢書》卷十六 鄧寇列傳 ] 鄧禹的策略是意在先取長安外圍，利用關中西北高地“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屯糧養兵，蓄精養銳，且暫避赤眉軍新勝之鋒銳，觀其後弊，待時機成熟，再乘勢取長安，略定關中。鄧禹以此一度占領長安。後來，赤眉軍無糧，欲西犯隴上時，被隗囂在隴坻（今隴縣）擊還。赤眉軍無法在關中立足，出關後在宜陽被劉秀擊降，東漢遂定關中。
漢建武六年（30年），劉秀初步掃平東方群雄，興兵西討，以圖隴、蜀。這時隴西的隗囂己背漢自立，其部將王元東據隴坻（今陝西隴縣），伐木塞道，扼守隴山險要，以拒漢軍。東漢諸將仰攻隴坻不利，不得已引兵下隴分守關中各重鎮，改取守勢。次年，東漢將領來歙潛師襲據隴西戰略要點略陽（今甘肅莊浪縣西南）。隗囂隨即率軍全力反撲，來爭略陽，攻打數月，未能成功；漢軍這才透入隴上。不久，漢軍又攻克隴上重鎮高平第一城（今寧夏固原），並與河西竇融的軍隊會師，隗囂軍潰敗，關隴局勢遂定。從這場戰事的前後兩個階段看，隴山險要的控製實為關鍵。（見圖2－1－4）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戰亂頻仍，關隴地區也不例外。前秦統一北方的時候，曾將大批被征服的其它少數民族遷徙至關中。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慕容垂在河北背苻堅自立，被遷關中的十餘萬鮮卑慕容部人也在慕容泓的領導下起兵反前秦，屯駐華陰。苻堅派其子苻叡領兵征討，以羌人姚萇為其司馬。時慕容泓聞秦兵來攻，已作計出奔關東，恃勇輕敵的苻叡卻決心攔截打擊。姚萇勸阻道：“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五 晉紀二十七 ] 苻叡不聽，結果兵敗被殺。鮮卑人反過來圍攻長安。姚萇因受苻堅之責，逃往渭北，被當地羌人豪族推為大單於、萬年秦王，建立後秦。
姚萇建立政權後，部下們都建議“宜先據鹹陽以製天下。”姚萇卻說：“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鹹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園，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二之義也。” [ 注：《晉書》卷一百一十六 姚萇載記 ] 嶺北即今慶陽、平涼地區。姚萇對關中的局勢和取長安的時機作了準確的判斷。他所麵臨的形勢和采取的策略與當年的鄧禹頗有些類似。秦、燕相爭，如同兩虎爭鬥，自己避實就虛，移兵嶺北，屯糧養兵，蓄精養銳，坐待秦人困弊、燕人東歸的局麵出現，冉輕輕鬆鬆地取下長安。局勢變化果如姚萇所料，燕人東歸，苻堅也被姚萇擒殺，姚萇坐取長安，略定關中。
前秦的殘餘勢力在苻堅孫子苻登的領導下，仍在隴西活動。對此，姚萇以長安、安定（今甘肅鎮原東南）、上邽（今天水）三地構成一個三角形戰略支撐體係：以太子姚興鎮守長安；讓勇猛善戰的姚碩德前出上邽，根據形勢變化以窺進取；以安定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以此撐開全局，控製隴上形勢。在苻登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後秦軍頻遭失利，大局卻絲毫未受影響，正是得力於這種戰略布局。幾年的時間內，姚萇及其子姚興逐次消滅了苻登、西秦和後涼，平定了關隴。
前秦瓦解後，從前秦控製下脫穎而出的還有匈奴人。東晉義熙三年（407年），匈奴人赫連勃勃建國大夏，攻掠關中西北地區，占領高平（今固原）。部下們建議他建都高平，守險自固。赫連勃勃不從，他說：“吾大業草創，眾旅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彼必並力於我。眾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遊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在吾計中矣。” [ 注：《晉書》卷一百三十 赫連勃勃載記 ] 此後，赫連勃勃不斷興兵擾掠後秦安定、平涼、卜邽等地。
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北伐，消滅後秦。隨後，留兵鎮守關中，自己回南方謀代晉。劉裕剛剛東歸，一直雄據隴上、虎視關中的赫連勃勃采用謀士王買德之謀，攻取長安，占有關中。
赫連勃勃占領關中之後，群臣們建議他建都長安，勃勃又不從，他說：“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東晉）僻遠，勢不能為人之患；東魏（東麵的北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夏都統萬，在今陝西橫山）才數百裏，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 [ 注：《晉書》卷一百三十 赫連勃勃載記 ] 赫連勃勃仍都統萬，固築城牆。他將統萬城的南門名為“朝宋門”，東門名為“招魏門”，西門名為“服涼門”，北門名為“平朔門”，大有坐製形勝之地雄視四方之意。赫連勃勃認識到，在他那個時代，關中頻經戰亂，長安殘破，關中之重已不在長安，而在其西北高地。故赫連勃勃始終以統萬為都城，而以安定、平涼、上邽為重鎮。後來北魏伐夏時，取長安。未能動搖夏的基業；破統萬，夏猶有安定、上邽為之根本。直到北魏第四次伐夏，攻占了安定、平涼等重鎮，夏人才被迫西走，為吐穀渾所滅。北魏控製整個關隴地區。
北魏收拾十六國的混亂局麵，統一北方。北魏後期，六鎮流民起義；關隴地區也爆發起義。爾朱榮擊滅葛榮後，派爾朱天光、賀拔嶽、宇文泰等前往關隴鎮壓。爾朱天光奇襲安定，擊破平涼，擊敗起義軍主力，大體控製關隴局勢。
爾朱榮死後，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留其弟爾朱顯壽及賀拔嶽守關中。宇文泰見天下將亂，建議賀拔嶽說：“今靈夏、河西，各擁部眾，未知所屬。公引軍近隴，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懷之以惠，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輯氏、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 賀拔嶽接受宇文泰的建議，引軍上隴，西屯平涼。果然，隴上各州郡紛紛來附，受賀拔嶽節度。
不久，賀拔嶽在高平被侯莫陳悅刺死，部眾散還平涼。候莫陳悅沒有乘勢進兵平涼，而是退保水洛城（今甘肅莊浪附近）。賀拔嶽手下共推宇文泰繼統賀拔嶽軍。時宇文泰在夏州（今橫山），僚屬們建議宇文泰“留以觀變”。宇文泰說：“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退還水洛，吾知其無能為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五十六 梁紀十二 ] 遂星夜馳赴平涼，安集部眾，進兵擊滅侯莫陳悅。然後，入據上邽，遣諸將分鎮原州（固原）、南秦州（仇地）、渭州（隴西）、秦州（天水），征諸州之粟以給軍用，遂得以安集秦、隴，撫定關中。
宇文泰先是建議賀拔嶽西屯平涼，扼守要害，招附隴上各州郡；賀拔嶽死後，他又急據平涼，分遣諸將鎮守隴上各重鎮，遂得以控製關隴，成就大業。故而史稱“宇文霸業，集於平涼”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八 陝西七 ]
北宋時期，西夏割據寧夏，不斷侵擾北宋關隴地區。宋夏之間時戰時和，交兵近百年。宋廷曾分陝西為四路以拒西夏，這四路是：鄜延路（今延安－富縣一帶）、環慶路（今環縣－慶陽一帶）、涇原路（今涇川－鎮原一帶）、秦鳳路（今天水－扶風一帶），置為重鎮，圍堵西夏。
這四路基本上是關中西北黃土高原及隴山一線的戰略要點，足以扼守西夏下衝關中之路。慶曆初年，朝廷以韓琦、範仲淹為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置司涇州，總四路之事。範仲淹曾上書請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以韓琦兼領秦鳳路，自己兼領環慶路。涇原有警，則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經原之師為援。韓、範二人在涇州選將練兵，號令嚴明，愛撫士卒，名重西睡，夏人不敢犯邊。當時邊地之民傳誦一首歌謠：“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韓、範二人經營四路的時期，是北宋對西夏戰爭中形勢比較好的一段時期。
（二）隴西、河西與關中
如果說關中對中原有高屋建瓴之勢，那麽隴西對關中占有高屋建瓴之勢。實際上，隴西不僅僅是據關中之上遊，它對漢中、四川也擁有上遊之勢。
渭水、白龍江、西漢水等河流均發源於隴西。渭水東流，經過關中；白龍江南流，經過四川；西漢水東流漢中。它們穿切高原地帶而形成的河穀低地提供了隴西與關中、漢中、四川之間的往來通道。隴西地勢明顯高於關中、漢中和四川，自關中、漢中、四川仰攻隴西較難，而自隴西下攻卻較易。
因此，對於關中、漢中和四川來說，無論哪一方，如能取得隴西，便取得了一種地理上的有利態勢。三國時蜀魏在隴西的角逐、南北朝時劉宋與北魏對仇池氐人的爭取，都是出於上述思路。（詳見漢中部分）
隴西在關中之西，而河西又在隴西之西。如果說隴西對關中擁有地理上的優勢的話，那麽河西對隴西同樣擁有地理上的優勢。隴西足以製關中，河西則足以製隴西。以關中而欲圖隴西，可以聯結河西，利用河西對隴西的地理優勢，製隴西之後，夾擊隴西。劉秀之結好竇融、李淵之結好李軌，就是出於這種策略。
東漢初，兩方主要有三支勢力：隴西的隗囂、河西的竇融和益州的公孫述。隗囂表麵事漢，實謀割據一方。其部將王元曾建議他說：“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跡，表裏河山。元請以一泥丸為大王東封函穀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 [ 注：66 ] 竇融家累世在河西，知其風俗人情。更始初立，竇融對其兄弟說：“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因，張掖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 [ 注：《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 遂求出涼州。竇融出居河西的初衷不過是自保之計，但他在河西“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很得人心，東方流民避難者，歸之不絕，遂為河西諸郡所推，而據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五郡。公孫述則恃益州地勢之險，在益州帝製自為。
劉秀專心對付關東群雄之時，對於西方的處理策略是以隴製蜀。當他洞察隗囂的真實意圖後，轉而結好河西的竇融。與此同時，隗囂也在試圖拉攏竇融。隗囂派辯士張玄去竇融處遊說，宣揚其保境割據之謀：“方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縱，高可為六國，下不失為尉佗。” [ 注：《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 竇融與其部下傾向於劉秀，遣使至洛陽試探。劉秀禮遇來使，並以王者包容天下的氣概，賜書竇融，指明形勢：“今益州有公孫子陽（述），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縱，亦宜以時定。” [ 注：《後漢書》卷二十三 竇融傳 ] 竇融等為劉秀的氣度、明見和誠意所感動，遂專心事漢。劉秀授竇融為涼州牧，專製河西。
劉秀略定中原後，興兵西討。竇融則率河西五郡太守，厲兵秣馬，耀兵河上，給隗囂很大壓力；後又親率步騎數萬，與劉秀會師於高平（今固原），合兵攻隗囂。隗囂窮蹙無計，投靠公孫述，不久敗亡。
在劉秀取隴定蜀的過程中，河西的竇融的確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東漢諸將初攻隴西之時，隗囂部將王元據隴坻（今陝西隴縣），伐木塞道。諸將仰攻隴坻，大敗而還，不得已改取守勢。足見隴西在地理上對關中所據有的優勢。這也正是劉秀傾心結好竇融的原因所在。竇融擁河西歸漢，遂改變了東漢麵對隴西的戰略態勢。
東漢時期，利用河西與關中、隴西的這種地理關係以安定西北的史實還有東漢中期平定羌亂過程中虞詡關於涼州的戰略策劃。
東漢中期，隴西的羌人爆發起義。漢軍鎮壓不利，羌族豪右乘勝深入關中、益州，進擊河東、河內，漢廷震恐。當時主持朝政的大將軍鄧騭打算“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 ，放棄涼州。
郎中虞詡聽說放棄涼州之議後，力反此議。他對太尉張禹說：“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日：'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兵所以推鋒執銳、蒙石矢於行陣、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日：'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同天下之饑敝，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氐、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擋禦；如此，則函穀以西，園陵舊京非複漢有，此不可者三也。”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
虞詡反對放棄涼州，戰略上的考慮是：若放棄涼州，則必以關中為西部前沿，以關中禦隴西，形勢不利。更糟糕的前景是，放棄涼州很可能引起涼州的反叛，以“士風壯猛，便習兵事”的涼州，起而反漢，利用羌、胡鼓行而東，則關中亦必非東漢所有。以虞詡之意，不但不能放棄涼州，相反，還可利用涼州，以製隴西。他進一步建議：“收羅涼土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 [ 注：《後漢書》卷五十八 虞詡傳 ] 在張禹的主持下，朝廷改取虞詡之議，安撫涼州。經過苦戰，東漢王朝終於平定羌人，保持了國家西部邊陲的完整。
西晉未，張軌統製下的河西也發揮過類似的作用。張軌在晉末“以時方多難”，懷著與竇融一樣的動機，“陰圖據河西”，於永寧初出任涼州刺史。張軌到河西後，討平了鮮卑的反叛勢力和各地的寇盜，遂“威著西州，化行河西”，遂霸有河西。
“永嘉之亂”時，北方紛亂。東羌校尉韓稚襲殺秦州（治天水）刺史張輔，欲以割據隴西。張軌自河西遣軍討之，韓稚被迫歸降。事後，張軌遣使報鎮守關中的南陽王司馬模，司馬模甚悅，以晉帝所賜之劍贈張軌，並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劍矣。” [ 注：《晉書》卷八十六 張軌傳 ]
洛陽陷沒後，秦王司馬鄴入關，重建西晉行台，張軌遣宋配將步騎二萬至長安護駕。這時，秦州刺史裴苞、東羌校尉貫輿又據險斷使，欲割據隴西。張軌再命宋配率軍討破之。在西晉末年北方紛亂的局麵中，關隴一帶稍稍安定，河西涼州更是流民避亂的一個樂土，其中，張軌在河西起的作用很大。
隋末紛亂時，關隴局勢又與東漢初年略略相似。李淵初入關中時，隴西有薛舉建立的西秦政權，河西有李軌建立的涼政權。李淵剛克長安，薛舉亦急謀東進以爭關中。唐武德元年（618年）六月，薛舉親率大軍在高墌城（今陝西長武縣北）擊敗李世民所率唐軍主力。唐軍與戰不利，被迫改取守勢。
李淵為挽救頹勢以圖強敵，也采取了跟劉秀一樣的策略，以河西製隴西。他遣使潛赴涼州，謀與李軌共圖秦隴。唐、涼聯袂，對西秦形成夾擊之勢。不久，西秦的臨洮（今甘肅臨潭）、枹罕（今甘肅臨夏）、饒河（今甘肅臨夏西）、西平（今青海樂都）四郡降唐，遂形成對隴西的包圍態勢。唐軍反攻，在淺水原大破西秦軍，不久，薛仁杲出降，西秦滅亡，關隴遂定。
河西對關中西北安全的鞏固意義重大。但從軍事地理上講，河西走廊並不是中國西部的天然極限。沒有天然的地理屏障來保障這個通道入口的安全，中原政權可以利用這片地域來屏護關隴，西北遊牧民族也可從這個走廊湧入，透入關隴，給關中西北造成很大的壓力。從關中往西層層遞推的經營邏輯的西端應該是今新疆西部。新疆西部一係列山脈才是中國西部邊疆的天然的相對極限。這片地域在古代通常被稱為西域。隻有經營好西域，西北的安全才真正是有保障的。
前麵說過，關中西北的層層漸高的梯級地勢給曆代經營西北者顯示出了一個層層遞推的邏輯：欲保關中之安全，必須控製隴西；欲控製隴西，必須控製河西；欲控製河西，必須撫定西域。這種層層遞推的邏輯在秦漢時期表現得最為典型。
秦在其東進的過程中，仍未忘拓邊西北，鞏固西北。秦穆公三十七年（公元前621年），秦西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裏；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秦盡並義渠之地為二十五縣，置為北地和隴西二郡。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又加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將關中西北的防禦推進到隴西。
秦末天下紛亂，著名的冒頓單於領導下的匈奴首次統一，稱雄塞北。西漢初年，國力尚弱，隻得對匈奴采取和親政策以換取邊郡的暫時安寧和休養生息的時間。但和親政策隻是緩和而未消除邊患。匈奴仍不時攻掠西漢邊地。
到武帝之世，西漢已曆半個多世紀的休養生息，國力達到鼎盛，遂對匈奴采取大規模的出擊。漢武帝前期的幾次大的戰役，除尋機直搗匈奴單於本部外，均以廓清關中西北外圍為重點。衛青、霍去病先後三次率軍予匈奴以殲滅性打擊。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匈奴渾邪王殺休屠王，率餘部降漢。這年，漢武帝在河西設置武威、酒泉二郡，後來又設置了張掖、敦煌二郡，史稱河西四郡。後之籌邊者，均以漢置河西四郡“斷匈奴右臂”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四郡的設置加強了西漢對河西走廊的控製，使關中西北安全得到進一步鞏固。（見圖2－1－5）
漢武帝後期，西漢對西北的用兵又推進至西域。還是在大舉擊匈奴之前，漢武帝便派張騫出使西域，欲以聯絡月氏，夾擊匈奴。其後，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西域諸國震怯，紛紛遣使來朝。“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台、渠黎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到漢宣帝時，漢廷派遣官員，監護鄯善以西數國。起初，西漢還隻監護西域南道，未能盡並北道，匈奴形勢已處不利。不久，匈奴日逐王叛單於降漢，漢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降，漢廷“乃因使吉並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都護治烏壘城，與渠黎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都護治焉。”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這便是西域都護的源起。西域都護的職責是“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 [ 注：《漢書》卷九十六下 西域 ]
西漢西域都護的設置，開經營西域以固西北之先河。此後，東漢恢複設置西域都護、唐代設立安西都護府、明代設立哈密衛、清前期平定葛爾丹叛亂、後期平定阿古柏的入侵及設立新疆行省，也都是出於這種目的，以保障西北邊疆的永久安全。
第二節 上遊之勢，臨馭六合——河北
一 山川形勢
中國古代政治重心的整體趨勢是自西往東移動，其中也經曆過一段搖擺。秦、西漢定都關中，西漢末年的動蕩致使關中殘破，於是，東漢、曹 魏和西晉定都洛陽。十六國北朝時期，統一北方時間較長的北魏後來也遷都洛陽。隋唐再度統一天下後，政治重心又移回關中。唐末的動蕩又 使關中破壞很大，於是，五代、北宋定都開封（惟後唐定都洛陽）。直到元朝重新統一後，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並一直延續下來。長安 、洛陽、開封、北京遂成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論建都之所時，比喻建都長安為建瓴之勢，建都洛陽、開封為宅中圖大之勢，建都北京則為挈裘之勢。 [ 注：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 關中山河四塞，地勢高峻，居 高臨下，故稱建瓴之勢；洛陽、開封處中原四通八達之地，可向四麵擴展，故稱宅中圖大之勢；挈裘為提衣挈領之意。建都北京，是顧祖禹所 說的：“據上遊之勢，以臨馭六合。” [ 注：《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 ] 故稱挈裘之勢。《讀史方輿紀要》中稱燕京“滄海環其東，太行擁其右，漳、衛？襟帶於南，居庸鎖 鑰於北。幽燕形勝，實甲天下。”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直隸一 ]
北京地處河北，位於中國地勢的第三級階梯，之所以也稱“據上遊之勢”，不緣於它本身的地勢，而緣於它跟周圍地區的關係及由此而形成的 在整個中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麵山海環抱，南麵中原。東麵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延綿千裏，環繞其西、北兩麵。河北境內的幾條主要的河 流均發源於這兩條山脈，切穿山嶺，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險要關隘。（見圖2－2－1）
燕山山脈將河北與內蒙古草原聯係起來。內蒙古草原曆來為北方遊牧民族馳騁之地。塞外遊牧民族強盛之時，常南下擾掠中原。河北為其南下 的一個主要方向。塞外遊牧民族入據河北，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自遼河流域而來，一是自蒙古草原而來。遼河流域與河北之間的往來通道 是遼西走廊，山海關扼其咽喉，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為重鎮。蒙古草原進入河北的一條便捷的路線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進入大 同盆地，再由桑幹河及其支流河穀低地進入河北，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裏）、紫荊關（紫荊關在今河北易縣西北四十裏）等關隘扼 其咽喉，大同、宣化、懷來、張家口等地為重鎮。北京作為河北北部的一個重心，可以同時應接這兩個方向。在北京外圍環燕山山脈，還有鬆 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其它幾條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外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秦漢經營漁陽（今密雲西南）、上穀（今河北懷來南 ）、右北平（今遼寧淩源西南），隋唐經營範陽（今北京）、平盧（今河北盧龍），明代經營宣府（今河北宣化）、薊鎮（今天津薊縣），都 是意在扼守燕山險阻，以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喪失北方國防險要，到北宋時，朝廷念念不忘收複失地。呂中說：“燕薊 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戰 ] 道出了這片地域對於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意義。
太行山脈則將河北與山西高原聯係起來。北方的爭衡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衡。山西高原如同一個楔子，楔入河北與關中之間。當河北 與關中爭衡之時，能不能控製太行山形勢，常關係到河北勢力的成敗興衰。
在太行山山脈一線，有紫荊關、倒馬關（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裏）、井陘、滏口（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等關隘扼其往來通道。其中，紫 荊關和倒馬關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經桑幹河穀而來的通道，此二關與居庸關共同屏護北京西、北二麵，明代號為“內三關”；井陘關和滏口 則扼守山西與河北中部、南部之間的往來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鄲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險要，又控上述關隘通道，遂得以成 為一方重鎮。經營好太行山諸關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關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勢。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係。漳 河自太行山而下，從河北南部橫流而過，經山東北部注入大海，護衛河北南麵門戶。這樣，河北的南麵門戶實際上是夾在山西高原與山東低山 丘陵之間。如果說河北在東、西之間的戰爭中必須重視山西的話，那麽，在南北之間的戰爭中，則必須重視山東。中國的政治重心東移後，南 北關係重要起來，山東處南北之間，地位也隨著重要起來。特別是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山東處在監控大運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這是河北對於中原政權而言顯示出的戰略地位，但要討論河北的戰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漢人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關係問題。在立足 於河北的政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數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為羯族所建，前燕、後燕為鮮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時期的東魏 、北齊則是胡漢合流的產物，遼為契丹族所建，金為女真族所建，元為蒙古族所建，清為滿族所建。對於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聯係起來。蒙古入主中原，擇定都之所時，木華黎建議說：“ 幽燕之地，龍蹯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直隸一 ] 塞外少數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義，正是因為它“南控 江淮，北連朔漠”的地理位置將中原與塞外聯係起來。這種聯係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 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諸因素中，經濟因素並不是最主要的。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關。河北是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重要銜 接地帶，農耕經濟的漢族與遊牧經濟的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差異很大，從事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支持也不同。當河北為塞外遊牧民族所 控製時，其戰爭策源地在塞外；而當河北為漢人政權所控製時，經濟上則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供給。當然，無論是漢族還是塞外遊 牧民族，當他們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國性的政權時，其經濟上的供給則都須倚仗東南地區。元代重開大運河，還經營海運，就是為了轉輸東南財 賦以供給京師，明、清兩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的確不如現在，而且，河北東南部在曆史上頻遭黃河潰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經濟卻自有特色。司馬遷曾描述過西漢時 的四大經濟區，其中，河北南部處於他所概括的山東經濟區內，河北北部則處於司馬遷所概括的“龍門、碣石以北”。“山東多魚、鹽、漆、 絲、聲色”，並稱河北南部重心邯鄲“亦漳（漳水）、河（黃河）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當時巨富郭縱即邯鄲人，“以鐵 冶成業，與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輩也是原趙國人，“用鐵冶富”。“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經濟 為主；燕薊“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穀至遼東……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 真番之利。”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這實際上是在中原與塞外、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交互貿易的一種比較便利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與河北作為中原與 塞外之間的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據四角之地而興起的政權各有其獨特的社會基礎。立足河北的政權，其社會基礎也跟河北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關係有關。
前麵說過，建立於河北的政權，有相當一部分是起於塞北的遊牧民族。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個個都是天生的戰 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生產活動方式都宜於征戰。那些能夠入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學習、接 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慣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麵相 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至少在軍事上是中原漢人所難與爭鋒的。
他們建立的政權入據中原之後，往往又會麵臨著如何適應中原農耕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何處理民族關係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是否 成功，常常決定著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是否穩固、是否長久。
河北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這種密切關係對於河北地區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也有很大影響。自戰國時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碰 撞頻繁的地帶，是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趙武靈王改製，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西漢初，陳豨將赴河北， 韓信欲結陳豨以反漢，遂向陳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 [ 注：《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 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自立，耿渰（無水旁？）、吳漢發 漁陽、上穀鐵騎以佐劉秀，漁陽、上穀鐵騎乃漢軍精銳。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風，據班固記載，趙、中山一帶“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燕、薊一帶“其俗愚悍少 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 注：《漢書》卷十八 地理誌下 ] 據《隋書》地理誌所載，河北南部諸郡“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 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誌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塚，亦自 古之所患焉。前諺雲‘仕宦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北部諸郡“人性勁悍，習於戎馬。”並稱：“自古自勇俠者，皆推幽、並。” [ 注：《隋書》卷三十 地理誌中 ]
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勢。擁此地理形勢，妥善經營，足可爭衡天下。戰國七雄中，趙為東方軍事強國。秦在兼並六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最 激烈的抵抗，當數趙國。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為基礎，掃平群雄，統一天下。東漢末，袁紹割據河北，成為曹操在 北方的最大勁敵。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地區先後建立過六個割據政權，他們是：後趙、魏（冉閔）、前燕、後燕、東魏、北齊。楊堅謀伐北 周，尉遲迥據河北起兵反對。“安史之亂”起自河北，曆時八年，成為唐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唐末藩鎮割據，河北藩鎮稱雄天下，最為囂張， 故前代史家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 曆代州域形勢六 ] 五代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後，契丹、女真先後自河北南下，飲馬黃河， 震動中原。也就是從那時起，遼、金、元先後入據河北，定都北京（或作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強藩，坐鎮北平（今北京），抵禦 蒙古殘餘勢力。“靖難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後更遷都北京，外禦蒙古，內製中原。滿清入主中原後 ，亦定都北京。北京作為政治重心的局麵，一直持續到當今。
自唐以後，政治重心經中原而移至河北。遼、金、元、明、清幾代均以北京為都（或陪都），元、明、清為全國性政權，並且開創了中國封建 社會後期的盛世局麵。政治重心的移動，自有曆史自身演變的邏輯。若單就地理形勢上來說，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確切地說，自唐以後，經濟重心在江南，而軍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區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開發，經濟上逐漸繁榮起來。自隋唐時起 ，江南的富裕已為天下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元代重開大運河，並為明、清兩代所因循，都是為了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北方。大運河作為 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相對於以前“飛芻挽粟”、逆行西上轉輸關中時的艱辛來說，大運河還算 是一條比較容易的轉輸線路。
另一方麵，近代以前，中國所麵臨的軍事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尤以河北為急。自隋唐以後，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一帶各少數民族陸續 崛起，河北方麵國防壓力增大。唐以後南下中原的少數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圍山脈為抵禦塞外遊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 權出於保障安全的需要，對河北的經營不由其不重視。
這樣，政治重心集於河北，是一種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格局。這種格局以明代為最典型。
在明朝統治天下的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這兩條長線在北京附近成交匯之形：一條是作為軍事防禦線的“九邊”長城一線， 另一條是作為經濟運輸線的京杭運河線，兩條長線垂直交匯於河北北部。“九邊”一線東起遼東，西經山西而聯絡甘、陝，東西橫亙，屏護北 方；京杭運河線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北起幽燕，南經山東而聯絡江南，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連通南北，從而形 成“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的格局。這種格局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
對於元和清這樣的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來說，他們作為全國性的政權，同樣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運河這樣的運輸條件。但元、清兩代本身 就是起自塞外，它們得以入據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後，其軍事上潛在的威脅存在於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兩代入主中原，對中原漢 人始終懷著防範戒備之心，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最終也的確是被中原漢人所推翻的。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它將農耕經濟的 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連係起來，這種連係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確保退回塞外。後燕 受北魏侵逼，殘餘勢力即退回遼東，建立北燕；遼和金受到的則是塞外新興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時，大臣中猶有重返遼東故地之 議；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順帝即率蒙古殘餘勢力退回塞北；清宣統帝退位後，清宗室耆善在出關時曾賦詩：“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也 可說是滿人某種心態的流露。
一 山川形勢
中國古代政治重心的整體趨勢是自西往東移動，其中也經曆過一段搖擺。秦、西漢定都關中，西漢末年的動蕩致使關中殘破，於是，東漢、曹 魏和西晉定都洛陽。十六國北朝時期，統一北方時間較長的北魏後來也遷都洛陽。隋唐再度統一天下後，政治重心又移回關中。唐末的動蕩又 使關中破壞很大，於是，五代、北宋定都開封（惟後唐定都洛陽）。直到元朝重新統一後，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並一直延續下來。長安 、洛陽、開封、北京遂成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論建都之所時，比喻建都長安為建瓴之勢，建都洛陽、開封為宅中圖大之勢，建都北京則為挈裘之勢。 [ 注：華湛恩《天下形勢考》 ] 關中山河四塞，地勢高峻，居 高臨下，故稱建瓴之勢；洛陽、開封處中原四通八達之地，可向四麵擴展，故稱宅中圖大之勢；挈裘為提衣挈領之意。建都北京，是顧祖禹所 說的：“據上遊之勢，以臨馭六合。” [ 注：《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 ] 故稱挈裘之勢。《讀史方輿紀要》中稱燕京“滄海環其東，太行擁其右，漳、衛？襟帶於南，居庸鎖 鑰於北。幽燕形勝，實甲天下。”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直隸一 ]
北京地處河北，位於中國地勢的第三級階梯，之所以也稱“據上遊之勢”，不緣於它本身的地勢，而緣於它跟周圍地區的關係及由此而形成的 在整個中國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麵山海環抱，南麵中原。東麵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脈和燕山山脈延綿千裏，環繞其西、北兩麵。河北境內的幾條主要的河 流均發源於這兩條山脈，切穿山嶺，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險要關隘。（見圖2－2－1）
燕山山脈將河北與內蒙古草原聯係起來。內蒙古草原曆來為北方遊牧民族馳騁之地。塞外遊牧民族強盛之時，常南下擾掠中原。河北為其南下 的一個主要方向。塞外遊牧民族入據河北，又可分為兩種情況：一是自遼河流域而來，一是自蒙古草原而來。遼河流域與河北之間的往來通道 是遼西走廊，山海關扼其咽喉，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為重鎮。蒙古草原進入河北的一條便捷的路線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進入大 同盆地，再由桑幹河及其支流河穀低地進入河北，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裏）、紫荊關（紫荊關在今河北易縣西北四十裏）等關隘扼 其咽喉，大同、宣化、懷來、張家口等地為重鎮。北京作為河北北部的一個重心，可以同時應接這兩個方向。在北京外圍環燕山山脈，還有鬆 亭關、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關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脈的其它幾條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脈起著抗擊塞外遊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安全。秦漢經營漁陽（今密雲西南）、上穀（今河北懷來南 ）、右北平（今遼寧淩源西南），隋唐經營範陽（今北京）、平盧（今河北盧龍），明代經營宣府（今河北宣化）、薊鎮（今天津薊縣），都 是意在扼守燕山險阻，以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喪失北方國防險要，到北宋時，朝廷念念不忘收複失地。呂中說：“燕薊 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臥。”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一三 契丹和戰 ] 道出了這片地域對於河北乃至整個中原的意義。
太行山脈則將河北與山西高原聯係起來。北方的爭衡常表現為關中與河北之間的爭衡。山西高原如同一個楔子，楔入河北與關中之間。當河北 與關中爭衡之時，能不能控製太行山形勢，常關係到河北勢力的成敗興衰。
在太行山山脈一線，有紫荊關、倒馬關（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裏）、井陘、滏口（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等關隘扼其往來通道。其中，紫 荊關和倒馬關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經桑幹河穀而來的通道，此二關與居庸關共同屏護北京西、北二麵，明代號為“內三關”；井陘關和滏口 則扼守山西與河北中部、南部之間的往來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鄲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險要，又控上述關隘通道，遂得以成 為一方重鎮。經營好太行山諸關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關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勢。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東西向的河流，如拒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權抗擊北方少數民族的戰爭中，也能夠加以利用，建立河防體係。漳 河自太行山而下，從河北南部橫流而過，經山東北部注入大海，護衛河北南麵門戶。這樣，河北的南麵門戶實際上是夾在山西高原與山東低山 丘陵之間。如果說河北在東、西之間的戰爭中必須重視山西的話，那麽，在南北之間的戰爭中，則必須重視山東。中國的政治重心東移後，南 北關係重要起來，山東處南北之間，地位也隨著重要起來。特別是京杭大運河開通後，山東處在監控大運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舉足輕重。
這是河北對於中原政權而言顯示出的戰略地位，但要討論河北的戰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漢人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關係問題。在立足 於河北的政權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數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國時期的後趙為羯族所建，前燕、後燕為鮮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時期的東魏 、北齊則是胡漢合流的產物，遼為契丹族所建，金為女真族所建，元為蒙古族所建，清為滿族所建。對於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而言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區的意義就在於它將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聯係起來。蒙古入主中原，擇定都之所時，木華黎建議說：“ 幽燕之地，龍蹯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駐蹕？之所，非燕不可。”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 直隸一 ] 塞外少數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義，正是因為它“南控 江淮，北連朔漠”的地理位置將中原與塞外聯係起來。這種聯係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 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諸因素中，經濟因素並不是最主要的。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關。河北是農耕經濟的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重要銜 接地帶，農耕經濟的漢族與遊牧經濟的少數民族在生產、生活方式上差異很大，從事戰爭所需要的經濟支持也不同。當河北為塞外遊牧民族所 控製時，其戰爭策源地在塞外；而當河北為漢人政權所控製時，經濟上則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東南地區的供給。當然，無論是漢族還是塞外遊 牧民族，當他們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國性的政權時，其經濟上的供給則都須倚仗東南地區。元代重開大運河，還經營海運，就是為了轉輸東南財 賦以供給京師，明、清兩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農業生產條件的確不如現在，而且，河北東南部在曆史上頻遭黃河潰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經濟卻自有特色。司馬遷曾描述過西漢時 的四大經濟區，其中，河北南部處於他所概括的山東經濟區內，河北北部則處於司馬遷所概括的“龍門、碣石以北”。“山東多魚、鹽、漆、 絲、聲色”，並稱河北南部重心邯鄲“亦漳（漳水）、河（黃河）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當時巨富郭縱即邯鄲人，“以鐵 冶成業，與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輩也是原趙國人，“用鐵冶富”。“龍門、碣石以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經濟 為主；燕薊“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穀至遼東……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 真番之利。”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這實際上是在中原與塞外、在農耕經濟與遊牧經濟之間進行交互貿易的一種比較便利的條件。這種經濟特色與河北作為中原與 塞外之間的銜接地帶的地位是相適應的。
據四角之地而興起的政權各有其獨特的社會基礎。立足河北的政權，其社會基礎也跟河北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關係有關。
前麵說過，建立於河北的政權，有相當一部分是起於塞北的遊牧民族。這些生長、生活於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於騎射，個個都是天生的戰 士。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打仗。他們的社會組織和生產活動方式都宜於征戰。那些能夠入據塞內的遊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學習、接 受漢族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新興民族初起的銳氣、遊牧民族慣於征戰的天性和對於漢族先進文化的接受，幾個方麵相 結合，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力量，這種力量至少在軍事上是中原漢人所難與爭鋒的。
他們建立的政權入據中原之後，往往又會麵臨著如何適應中原農耕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如何處理民族關係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是否 成功，常常決定著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是否穩固、是否長久。
河北與塞外遊牧民族的這種密切關係對於河北地區勁悍習戰民風的形成也有很大影響。自戰國時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碰 撞頻繁的地帶，是中原政權抗擊北方遊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趙武靈王改製，胡服騎射，河北精兵，為天下雄。西漢初，陳豨將赴河北， 韓信欲結陳豨以反漢，遂向陳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 [ 注：《史記》卷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 ] 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政權自立，耿渰（無水旁？）、吳漢發 漁陽、上穀鐵騎以佐劉秀，漁陽、上穀鐵騎乃漢軍精銳。
自古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風，據班固記載，趙、中山一帶“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燕、薊一帶“其俗愚悍少 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 [ 注：《漢書》卷十八 地理誌下 ] 據《隋書》地理誌所載，河北南部諸郡“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於 遲重。前代稱冀、幽之士鈍如椎，蓋取此焉。俗重氣俠，好結朋黨，其相赴死生，亦出於仁義。故班誌述其土風，悲歌慷慨，椎剽掘塚，亦自 古之所患焉。前諺雲‘仕宦不偶遇冀部’，實弊此也。”北部諸郡“人性勁悍，習於戎馬。”並稱：“自古自勇俠者，皆推幽、並。” [ 注：《隋書》卷三十 地理誌中 ]
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勢。擁此地理形勢，妥善經營，足可爭衡天下。戰國七雄中，趙為東方軍事強國。秦在兼並六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最 激烈的抵抗，當數趙國。東漢初，劉秀在河北脫離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為基礎，掃平群雄，統一天下。東漢末，袁紹割據河北，成為曹操在 北方的最大勁敵。魏晉南北朝時期，河北地區先後建立過六個割據政權，他們是：後趙、魏（冉閔）、前燕、後燕、東魏、北齊。楊堅謀伐北 周，尉遲迥據河北起兵反對。“安史之亂”起自河北，曆時八年，成為唐由盛到衰的轉折點。唐末藩鎮割據，河北藩鎮稱雄天下，最為囂張， 故前代史家稱“唐之弱，以河北之強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 曆代州域形勢六 ] 五代失燕雲十六州之地後，契丹、女真先後自河北南下，飲馬黃河， 震動中原。也就是從那時起，遼、金、元先後入據河北，定都北京（或作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強藩，坐鎮北平（今北京），抵禦 蒙古殘餘勢力。“靖難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後更遷都北京，外禦蒙古，內製中原。滿清入主中原後 ，亦定都北京。北京作為政治重心的局麵，一直持續到當今。
自唐以後，政治重心經中原而移至河北。遼、金、元、明、清幾代均以北京為都（或陪都），元、明、清為全國性政權，並且開創了中國封建 社會後期的盛世局麵。政治重心的移動，自有曆史自身演變的邏輯。若單就地理形勢上來說，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確切地說，自唐以後，經濟重心在江南，而軍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區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開發，經濟上逐漸繁榮起來。自隋唐時起 ，江南的富裕已為天下所倚重。隋代開鑿大運河，元代重開大運河，並為明、清兩代所因循，都是為了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北方。大運河作為 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相對於以前“飛芻挽粟”、逆行西上轉輸關中時的艱辛來說，大運河還算 是一條比較容易的轉輸線路。
另一方麵，近代以前，中國所麵臨的軍事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尤以河北為急。自隋唐以後，中國國防形勢有所變化，東北一帶各少數民族陸續 崛起，河北方麵國防壓力增大。唐以後南下中原的少數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圍山脈為抵禦塞外遊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 權出於保障安全的需要，對河北的經營不由其不重視。
這樣，政治重心集於河北，是一種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格局。這種格局以明代為最典型。
在明朝統治天下的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這兩條長線在北京附近成交匯之形：一條是作為軍事防禦線的“九邊”長城一線， 另一條是作為經濟運輸線的京杭運河線，兩條長線垂直交匯於河北北部。“九邊”一線東起遼東，西經山西而聯絡甘、陝，東西橫亙，屏護北 方；京杭運河線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北起幽燕，南經山東而聯絡江南，縱貫於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連通南北，從而形 成“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的格局。這種格局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的。
對於元和清這樣的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來說，他們作為全國性的政權，同樣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運河這樣的運輸條件。但元、清兩代本身 就是起自塞外，它們得以入據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後，其軍事上潛在的威脅存在於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兩代入主中原，對中原漢 人始終懷著防範戒備之心，他們在中原的統治最終也的確是被中原漢人所推翻的。河北作為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重要銜接地帶，它將農耕經濟的 中原與遊牧經濟的塞外連係起來，這種連係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確保退回塞外。後燕 受北魏侵逼，殘餘勢力即退回遼東，建立北燕；遼和金受到的則是塞外新興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時，大臣中猶有重返遼東故地之 議；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順帝即率蒙古殘餘勢力退回塞北；清宣統帝退位後，清宗室耆善在出關時曾賦詩：“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也 可說是滿人某種心態的流露。
二 河北的三個層次及其與太行山的關係
河北山河形勢，足為英雄憑資。天下紛亂之際，河北極易卷入爭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個主要方向。發生 在河北地區的戰事不外兩種類型：一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是內地政權與塞北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戰爭類型不同，角逐的重 點可能會不一樣，但角逐方向卻都是南北向的。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狀及其與其它地域的位置關係所決定的。
河北地區南北狹長，東、西山海夾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與其它地域產生重大利害關係的地帶。河北的這種地域形狀及其與太行山 的關係，遂使得河北地區呈現出這麽三個層次來：以北京為重心的北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的中部地區，以邯鄲（或邢台、或鄴城）為 重心的南部地區。
河北地區之所以呈現出這麽三個層次，與太行山兩側的地理形勢有很大關係。太行山與河北平行列峙，西側有大同、太原和長治等戰略要地與 河北的三個層次之間平行對應，幾條交通孔道將他們聯係起來，幾處重要的關隘又扼守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區在上古為幽州，後或稱燕郡，或稱薊州。《讀史方輿紀要》稱這裏“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巨勢強形 ，號稱天府。”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 直隸二 ] 這片地域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河北與塞外的關係上。燕山山脈和太行山東北支脈構成其外圍屏障。對於中原政權而言，這裏 是抵禦塞北遊牧民族侵擾的前沿。對於塞北遊牧民族而言，他們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關鍵；而當他們透入河北之後並建立 起了政權，這裏又是聯係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銜接地帶。
與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為塞北遊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遊牧民族湧入這片地域後，沿 桑幹河及其支流河穀低地向東，即進入河北，抵達宣化、懷來一帶，這一帶是燕山山脈與太行山脈交匯之處。這是一條比較平易的進軍路線。 塞北遊牧民族若是到達這一帶，便已繞過了燕山山脈的主體，隻相隔著太行山東北支脈而與燕京一帶相望。
幾處重要關隘扼守著它們之間的往來通道。沿桑幹河正東方向有著名的居庸關，南側則有飛狐口（在今河北蔚縣南）、紫荊關、倒馬關。居庸 關一帶山勢較險，且地近燕京，曆代經營有素，防衛較重，不易突破；而紫荊關、倒馬關一帶山勢較緩，且隘口較多，易於突破。北京作為都 城時，出這裏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北魏拓跋珪伐後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後，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居庸關），襲後燕幽州。五代初，河東大 將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劉守光，兵出飛狐口。北宋攻遼幽州，自山西進軍之一部曾試圖循周德威舊路，出大同出飛狐以趨幽州。蒙古攻金，先 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後以“勁卒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圍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湧入，在土木堡擊破明 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代以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為“內三關”，與雁門、寧武、偏頭“外三關 ”乎應，內、外夾峙，屏護京師西北。
中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正定在漢魏南北朝稱常山，五代以後至明清稱真定。《讀史方輿紀要》稱真定“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 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範陽震懾。若夫曆清河、下平原、逾白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於高屋，騁駟馬於中達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四 直隸五 ] 稱河間“北拱京師，南臨青濟，水陸衝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北不得河間，青、冀之禍未烈，南不得河間， 幽平之患未深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三 直隸四 ] 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間居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裏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前燕攻後趙，中山（今定州）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魏攻後燕，常山（今正定）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真定、河間 、中山號為河北三鎮。金人南下，要求割讓三鎮之地。李綱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陳東則沉痛呼籲：“曾不知無三關 、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複都大梁乎！”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北宋在失燕雲險要之地後，在河北依托三鎮，北守三 關，西連太原而阻雁門，尚可勉強維持其國防線；舍棄三鎮，則北騎疾驅，可以直抵黃河而臨汴梁。
與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太原。太原不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陘將太原盆地與河北中部 地區連通起來。控製井陘對於太行山兩側的任何一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哪一方，隻要順利穿越井陘，便可進入對方腹地，而收執其 中樞之效。相對而言，井陘對於河北的重要性有過於對於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 西穿越井陘東下卻較易。
秦攻趙都邯鄲，王翦便率秦軍由井陘東下。楚漢戰爭時，韓信入山西後，滅魏、平代，然後由井陘東出，破趙、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 伐後燕，以一軍出居庸關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晉陽（太原）東出井陘，擊降常山。“安史之亂”時，唐將郭子儀、李光弼多次向井陘東出， 打擊叛軍後路。朱溫與李克用相爭，井陘是雙方進出的一個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陘進攻山西，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 朱兆，均曾由井陘作輔助性進攻，配合由滏口進兵的主力部隊。
河北南部的重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變遷。大體上講，戰國秦漢時期在邯鄲，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鄴城（今河北臨漳），唐、宋時期在邢台、大 名。《讀史方輿紀要》稱邯鄲“西出漳鄴，則關天下之形勝，東扼清衛，則絕天下之轉輸。邯鄲之地，實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 直隸六 ] 稱鄴城：“山川雄險，原隰平曠，據河北之襟喉，為天下之腰膂。”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 彰德府 ] 稱邢台：“西帶上黨、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東之藩蔽也 。”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 直隸六 ] 稱大名“西峙太行，東連河濟，形強勢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六 直隸七 ] 重心雖因時代不同而不同，憑藉的地利卻大體相 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脈，南阻衛、漳等大河，是為河北麵向中原的門戶。
與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長治盆地。長治盆地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要據點。從長治東 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穀低地，重要關隘有滏口。滏口為太行八陘中的第四陘，山嶺高深，為太行山南端險隘。
當河北政權的重心位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控製對河北的意義尤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斷太行道，切斷了韓上黨 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係，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長平之戰後，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占 山西全境，為日後東下太行兩路夾擊趙都邯鄲創造了有利條件。十六國時，前燕立都鄴城，西恃太行山為其屏障，壺關是其在太行山西側的重 鎮。麵對前泰的壓力，前燕大臣們提醒燕主加強壺關方麵的守備，燕主未從；王猛伐前燕，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 以西的軍事據點，又在潞川擊破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北魏末，葛榮合並河北多支義軍，圍攻北魏相州（即鄴城）。爾朱 榮率軍自晉陽前往鎮壓，他迅速東出滏口，下太行山，葛榮猝不及防，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滅北齊，也是先擊破北齊在山西的軍事據點，然後 自滏口東下，攻破齊都鄴城。這幾起戰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來敵消滅河北南部的政權（或勢力）而告終，尤其是象趙、前燕、北齊這樣的政 權，立都於河北南部，長治盆地正俯臨其地，因此，發生在長治地區的戰役都產生了決定性效果。
河北地區在其角逐過程中呈現出上述三個層次。在不同類型的戰爭中，這三個層次在攻守之勢中顯示出的意義也不一樣。在內地政權（或割據 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從邯鄲、邢台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 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
概要地講，主要還是從門戶到中樞之間的爭奪。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這樣，邯鄲、邢 台一帶是其門戶；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這樣，幽、薊一帶所控燕山險阻是其門戶。南 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南而不對北；北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北而不對南。無論在哪種類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間一線都居樞紐性地位。這種地位一方 麵緣於它適中的位置，另一方麵緣於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對應關係。無論在哪種類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陘東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 的。
從內地入爭河北者，若既得南麵門戶，又控河北中樞，則北部幽、薊雖險，也隻是邊隅之地；塞外遊牧民族若既控幽薊北麵門戶，又控中樞之 地，則南部一馬平川，難擋其鐵騎衝貫。
對於這三個層次在不同類型的戰爭中顯示出的意義，我們可從曆代戰爭中去具體地探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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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河北戰事的兩種類型及其攻守形勢
發生在河北的戰爭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種是塞外遊牧民族與中原政權之間的戰爭。戰爭的類 型不同，攻守形勢會有所不同，河北的三個層次所顯示出的意義自然也不一樣。
（一）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不外自兩個方向而來：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來者重在爭門戶，自山西方 向而來者重在爭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來敵之患為劇，因太行屏障一失，則門戶、中樞盡失。
邯鄲、邢台一帶為河北的南麵門戶，前臨黃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來之敵，即使越過黃河、漳水等險阻，但若不攻克這些重 要據點，也不敢繼續深入；不過，一旦攻克這些據點，便可漸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間一帶為河北中樞，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間具 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裏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太行山既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幾處通道對於河北的安危至關重要。要確保太行屏障的穩固，重點在於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製；而要 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製，卻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製，如上黨、太原等地。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 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從邯鄲、邢台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控製了邯鄲、邢台一帶，即控製著河北門戶；控製了真定、河間一線，則控製了河北中樞；而對太行山形勢的控製對於上述兩個層次中無論哪個層次的爭奪又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秦和西漢統一天下的進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於對山西太行山形勢的控製。秦在發起統一戰爭前即已奪占魏之安邑、趙之太原、韓之上黨，盡 控山西全境；南翼則已占領河內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區。在秦滅趙之戰中，秦發兩軍以攻趙，一軍下井陘，攻邯鄲之北；一軍出河內，攻邯鄲之 南。滅趙之後，秦軍北上，兵臨易水。易水一戰，大破燕代聯軍。燕殘餘勢力退至遼東。整個河北地區納入了秦的版圖。西漢略定河北則賴韓 信率軍北上入山西滅魏、平代，並在井陘擊破陳餘所率趙軍主力，遂得以東下太行，平定趙國，迫降燕國。
劉邦統一天下後，采取措施消除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也多以疑懼而反。漢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陳豨在河北起兵反漢。劉邦自 將樊噲、灌嬰等將擊陳豨、大兵未集，劉邦即率諸將馳至邯鄲，見陳豨不守邯鄲、阻漳水以扼河北門戶，大喜道：“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知其無能為矣。” [ 注：《資治通鑒》卷十二 漢紀四 ] 遂在邯鄲征趙民從軍，並以重金招降陳豨部將，然後進擊。陳豨敗走代北，被樊噲追斬，河北遂定。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對手是割據河北的袁紹。官渡一戰，曹操擊破袁紹主力。後又利用袁紹死後諸子相殘的時機，再攻河北，擊破鄴城，河北門戶遂開。此後，曹操更逐漸深入幽薊之地，完全控製河北。
十六國時期，後趙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劉漢，在劉漢攻西晉諸戰役中，一再率軍東下太行，攻略河北，為劉漢滅晉立下很大功勞，他自身的 勢力也壯大起來。
晉室既亂，各地群雄各謀保境割據，屯兵淮南的石勒麵臨著發展方向上的抉擇。謀士張賓建議石勒：“鄴，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 ，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八 晉紀十 ] 石勒采納張賓的建議，率軍北上，長驅至鄴。
當時，河北鄴城為西晉並州刺史劉琨之弟劉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則暗懷稱帝的野心。石勒諸將皆欲徑攻鄴城。張賓見鄴城險固，不易猝拔， 建議石勒先建立一個根據地。他說：“（劉）演雖弱，眾猶數千，三台險固，攻之未易猝撥，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劉 越石（劉琨），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劉）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誌，非所以保萬全，製四方也。 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並，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八 晉紀十 ] 石勒從之，遂領兵先占 據襄國（今邢台），作為根據地，建立後趙。（見圖2－2－2）
石勒剛在襄國站穩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鮮卑的人馬來攻。石勒采用“突門”之計，大破鮮卑兵，生擒鮮卑猛將段末柸。但為瓦解 王浚與鮮卑的聯盟，孤立王浚，石勒義釋段末柸。其後，石勒又用張賓之謀，卑辭厚禮，騙得王浚信任，然後輕騎北上，襲擒王浚， 占領幽州。在隨後的幾年裏，石勒以襄國為根據地，先後擊破並州的劉琨、薊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盡占幽、冀、並、青之地，統一北方。
後趙分崩後，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關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對峙。前秦在苻堅、王猛的領導下，國勢蒸蒸 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後朝政日壞。麵對前秦的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 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製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 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燕主未從；慕容垂投奔前秦後，前燕形勢更趨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強山西、河南方麵的守備 。王猛統兵伐燕，先於東晉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率大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麵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 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王猛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今山西潞城西），再戰而破晉陽（今太原），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 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今濁漳水）東下太行，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苻堅也親自率軍經河內 從南翼直趨鄴城，與王猛合力攻破鄴城。前燕滅亡。前秦統一北方。（見圖2－2－3）
淝水之戰後，前秦帝國麵臨瓦解。當時河北有苻堅之子苻邳鎮守鄴城，信都、常山、中山亦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撫河北為名回到鄴城。丁 零人翟斌圍攻洛陽時，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陽，慕容垂遂正式脫離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馬，在榮陽稱燕王，建立後燕。他考慮到“洛陽四麵受 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慕客垂載記 ] 乃欲取鄴城而據之。於是引兵渡河直馳鄴城。苻邳堅守鄴城，甚至不惜向東晉請求援兵。慕容垂想盡辦法 幾度強攻鄴城，但都未能破城。鄴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區亦不能定。苻邳堅守鄴城近兩年，一直到苻堅死後，苻邳謀歸關中，率眾西走晉陽， 鄴城才為後燕有。鄴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後期，河北、關隴爆發各族人民大起義。葛榮所率河北起義軍圍攻鄴城，聲勢浩大。爾朱榮率軍前往鎮壓。爾朱榮自晉陽率精騎七千，信 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直逼鄴城。葛榮準備不足，倉促應戰。爾朱榮大破葛榮部，生擒葛榮，檻送洛陽。爾朱榮部將侯淵又擊敗在幽州一帶 活動的起義軍餘部，河北起義遂被鎮壓。
爾朱榮死後，高歡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以就食為名屯駐壺關。在 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歡自滏口進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開舉起反爾朱氏的大旗，率軍攻占鄴城，又在鄴城外的韓陵大敗爾朱集團主力，並乘 勝進兵洛陽，消滅了爾朱殘餘勢力。其後，北魏分裂為東、西魏，高歡擁立東魏，定都鄴城。
東、西魏分別被北齊、北周所代，北齊與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經過苦戰，北周攻克北齊在山西的重鎮平陽（今臨汾），又進克晉陽，然後自 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鄴城。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
北周末，楊堅謀代周自立。相州（治鄴城）總管尉遲迥在鄴城起兵反楊堅，河北地區也紛紛響應。楊堅派大將韋孝寬率軍討尉遲迥。韋孝寬自 河內進軍，逼近鄴城，在鄴城外擊破尉遲迥主力，乘勝攻破鄴城。尉遲迥兵敗自殺。韋孝寬遣兵分討，其它各地亦悉數平定。平定尉遲迥之後 ，楊堅為根除東方之患，下令夷毀鄴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勢，削弱鄴城的戰略地位。自漢末以來，數百年間 ，鄴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區的一方重鎮，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亂”前期，安祿山自範陽（今北京）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占領洛陽，欲西攻潼關，深入關中。這期間，發生在河北境內的兩場戰 事對於打擊叛軍乃至最終平定叛亂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場戰事是顏杲卿據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祿山。安祿山南下時，顏杲卿假裝歸順。安祿山攻占洛陽，將趨關中。平原（今山東樂陵）太 守顏真卿使人告顏杲卿說：“速起兵斷賊歸路，可以緩賊西進之謀。”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 顏杲卿遂西連太原尹王承業，東連顏真卿，起兵反安祿山。一時， 河北境內響應者凡十七郡，皆歸朝廷。附叛軍者僅範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安祿山正欲西攻潼關，督率諸軍已至新安，聞常山 有變，趕忙回洛陽，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顏杲卿起兵雖然很快就遭到失敗，但它的確起到了“緩賊西進之謀”的作用。顏杲卿起兵之 所以有那麽大的影響，一方麵在於此舉屬仗義討逆，故能得到廣泛的響應；另一方麵在於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處河北中樞，聯絡南、北，依 傍太行，西接井陘而連通太原。據此地起兵，確能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第二場戰事是李光弼、郭子儀東下井陘之戰。史思明攻陷常山後，又壓服其它各郡，獨饒陽太守堅守不下。唐廷遂議派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以 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東出井陘，逼近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叛軍守將以迎光弼。李光弼據常山，以逸待勞，伺機打擊叛軍，與史思明在常 山一帶相持。後來，郭子儀率朔方精兵與李光弼合軍以攻史思明，大破叛軍。唐軍聲勢大震，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將而歸朝廷。叛軍交通線 又告斷絕，叛軍家在範陽者無不搖心。安祿山大怯，議棄洛陽而還範陽。不過，就在這時，哥舒翰兵敗潼關，叛軍攻入長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戰局突變，郭李二人乃放棄河北，引兵還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戰果雖因局勢突變而前功盡棄，但此舉的意義已為唐最高決策層所認識。李泌在向唐肅宗陳平賊之策時說：“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今陝西大荔）入河東，則思明、忠誌不敢離範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 山者，獨承慶耳。願郭子儀勿取華陰（今華陰），使兩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軍於扶鳳，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 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裏，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複命建寧（唐建寧王李倓）為範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範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可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 矣。”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概括地說，李泌的平賊方案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讓李光粥出井陘，郭子儀出河東，分擊其首尾，使叛軍來回疲於奔命，以拖跨、削 弱叛軍；第二階段，讓李光弼出井陘，建寧王李倓迂回塞北，合擊範陽，先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聚殲叛軍。在兩個階段中 ，李光弼出井陘這著棋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隻是唐肅宗急於收複兩京，未能貫徹執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戰多拖了幾年，而且，最終也未徹底肅 清反叛勢力，導致了以後藩鎮割據的局麵。（見圖2－2－4）
上述諸戰中，決定性的爭奪都發生在邯鄲、邢台至真定一帶的河北中、南部地區。其中自河南方向而來進取河北的有五起：劉邦據邯鄲而平陳 豨，曹操克鄴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據襄國而圖王浚，慕容垂下鄴城而逐苻氏，韋孝寬破鄴城而滅尉遲迥。在這類戰爭中，邯鄲、鄴城、邢台 等地的確顯示出了它們的門戶地位。這些地方一經平定，河北其它地區均隨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東下太行進取河北的戰爭共有七起：王翦、韓信均以出井陘而定趙、燕，李光弼、郭子儀出井陘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滅前燕 ，爾朱榮出滏口而破葛榮，高歡出滏口而據信都，北周出滏口而滅北齊。在這類戰爭中，太行山關隘的得失是關鍵。這七起戰爭中，以關中政 權而兼並河北政權的有四起：秦、西漢滅趙、燕，前秦滅前燕，北周滅北齊。對於這四次戰爭，差不多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河北的政權 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山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太行山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 行山，以臨河北，而戰事發展到此階段，河北便可謂大勢已去。
河北山河形勢，足為英雄憑資。天下紛亂之際，河北極易卷入爭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遊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個主要方向。發生 在河北地區的戰事不外兩種類型：一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是內地政權與塞北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戰爭類型不同，角逐的重 點可能會不一樣，但角逐方向卻都是南北向的。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狀及其與其它地域的位置關係所決定的。
河北地區南北狹長，東、西山海夾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與其它地域產生重大利害關係的地帶。河北的這種地域形狀及其與太行山 的關係，遂使得河北地區呈現出這麽三個層次來：以北京為重心的北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的中部地區，以邯鄲（或邢台、或鄴城）為 重心的南部地區。
河北地區之所以呈現出這麽三個層次，與太行山兩側的地理形勢有很大關係。太行山與河北平行列峙，西側有大同、太原和長治等戰略要地與 河北的三個層次之間平行對應，幾條交通孔道將他們聯係起來，幾處重要的關隘又扼守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區在上古為幽州，後或稱燕郡，或稱薊州。《讀史方輿紀要》稱這裏“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巨勢強形 ，號稱天府。”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 直隸二 ] 這片地域的意義主要體現在河北與塞外的關係上。燕山山脈和太行山東北支脈構成其外圍屏障。對於中原政權而言，這裏 是抵禦塞北遊牧民族侵擾的前沿。對於塞北遊牧民族而言，他們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關鍵；而當他們透入河北之後並建立 起了政權，這裏又是聯係中原與塞外的一個銜接地帶。
與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為塞北遊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遊牧民族湧入這片地域後，沿 桑幹河及其支流河穀低地向東，即進入河北，抵達宣化、懷來一帶，這一帶是燕山山脈與太行山脈交匯之處。這是一條比較平易的進軍路線。 塞北遊牧民族若是到達這一帶，便已繞過了燕山山脈的主體，隻相隔著太行山東北支脈而與燕京一帶相望。
幾處重要關隘扼守著它們之間的往來通道。沿桑幹河正東方向有著名的居庸關，南側則有飛狐口（在今河北蔚縣南）、紫荊關、倒馬關。居庸 關一帶山勢較險，且地近燕京，曆代經營有素，防衛較重，不易突破；而紫荊關、倒馬關一帶山勢較緩，且隘口較多，易於突破。北京作為都 城時，出這裏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北魏拓跋珪伐後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後，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居庸關），襲後燕幽州。五代初，河東大 將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劉守光，兵出飛狐口。北宋攻遼幽州，自山西進軍之一部曾試圖循周德威舊路，出大同出飛狐以趨幽州。蒙古攻金，先 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後以“勁卒搗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南扼其吭”，圍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湧入，在土木堡擊破明 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代以居庸關、紫荊關、倒馬關為“內三關”，與雁門、寧武、偏頭“外三關 ”乎應，內、外夾峙，屏護京師西北。
中部地區以正定、河間為軸線。正定在漢魏南北朝稱常山，五代以後至明清稱真定。《讀史方輿紀要》稱真定“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 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範陽震懾。若夫曆清河、下平原、逾白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於高屋，騁駟馬於中達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四 直隸五 ] 稱河間“北拱京師，南臨青濟，水陸衝要，餉道所經。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圖河間者。北不得河間，青、冀之禍未烈，南不得河間， 幽平之患未深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三 直隸四 ] 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間居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裏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前燕攻後趙，中山（今定州）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魏攻後燕，常山（今正定）一戰最具決定性意義。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真定、河間 、中山號為河北三鎮。金人南下，要求割讓三鎮之地。李綱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陳東則沉痛呼籲：“曾不知無三關 、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複都大梁乎！”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北宋在失燕雲險要之地後，在河北依托三鎮，北守三 關，西連太原而阻雁門，尚可勉強維持其國防線；舍棄三鎮，則北騎疾驅，可以直抵黃河而臨汴梁。
與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太原。太原不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陘將太原盆地與河北中部 地區連通起來。控製井陘對於太行山兩側的任何一方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哪一方，隻要順利穿越井陘，便可進入對方腹地，而收執其 中樞之效。相對而言，井陘對於河北的重要性有過於對於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 西穿越井陘東下卻較易。
秦攻趙都邯鄲，王翦便率秦軍由井陘東下。楚漢戰爭時，韓信入山西後，滅魏、平代，然後由井陘東出，破趙、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 伐後燕，以一軍出居庸關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晉陽（太原）東出井陘，擊降常山。“安史之亂”時，唐將郭子儀、李光弼多次向井陘東出， 打擊叛軍後路。朱溫與李克用相爭，井陘是雙方進出的一個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陘進攻山西，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 朱兆，均曾由井陘作輔助性進攻，配合由滏口進兵的主力部隊。
河北南部的重心隨著時代的不同而有變遷。大體上講，戰國秦漢時期在邯鄲，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鄴城（今河北臨漳），唐、宋時期在邢台、大 名。《讀史方輿紀要》稱邯鄲“西出漳鄴，則關天下之形勝，東扼清衛，則絕天下之轉輸。邯鄲之地，實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 直隸六 ] 稱鄴城：“山川雄險，原隰平曠，據河北之襟喉，為天下之腰膂。”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九 彰德府 ] 稱邢台：“西帶上黨、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東之藩蔽也 。”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五 直隸六 ] 稱大名“西峙太行，東連河濟，形強勢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六 直隸七 ] 重心雖因時代不同而不同，憑藉的地利卻大體相 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脈，南阻衛、漳等大河，是為河北麵向中原的門戶。
與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對應的是長治盆地。長治盆地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要據點。從長治東 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穀低地，重要關隘有滏口。滏口為太行八陘中的第四陘，山嶺高深，為太行山南端險隘。
當河北政權的重心位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控製對河北的意義尤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斷太行道，切斷了韓上黨 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係，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長平之戰後，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占 山西全境，為日後東下太行兩路夾擊趙都邯鄲創造了有利條件。十六國時，前燕立都鄴城，西恃太行山為其屏障，壺關是其在太行山西側的重 鎮。麵對前泰的壓力，前燕大臣們提醒燕主加強壺關方麵的守備，燕主未從；王猛伐前燕，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 以西的軍事據點，又在潞川擊破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北魏末，葛榮合並河北多支義軍，圍攻北魏相州（即鄴城）。爾朱 榮率軍自晉陽前往鎮壓，他迅速東出滏口，下太行山，葛榮猝不及防，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滅北齊，也是先擊破北齊在山西的軍事據點，然後 自滏口東下，攻破齊都鄴城。這幾起戰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來敵消滅河北南部的政權（或勢力）而告終，尤其是象趙、前燕、北齊這樣的政 權，立都於河北南部，長治盆地正俯臨其地，因此，發生在長治地區的戰役都產生了決定性效果。
河北地區在其角逐過程中呈現出上述三個層次。在不同類型的戰爭中，這三個層次在攻守之勢中顯示出的意義也不一樣。在內地政權（或割據 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從邯鄲、邢台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 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
概要地講，主要還是從門戶到中樞之間的爭奪。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這樣，邯鄲、邢 台一帶是其門戶；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這樣，幽、薊一帶所控燕山險阻是其門戶。南 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南而不對北；北部門戶的意義是對北而不對南。無論在哪種類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間一線都居樞紐性地位。這種地位一方 麵緣於它適中的位置，另一方麵緣於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對應關係。無論在哪種類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陘東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 的。
從內地入爭河北者，若既得南麵門戶，又控河北中樞，則北部幽、薊雖險，也隻是邊隅之地；塞外遊牧民族若既控幽薊北麵門戶，又控中樞之 地，則南部一馬平川，難擋其鐵騎衝貫。
對於這三個層次在不同類型的戰爭中顯示出的意義，我們可從曆代戰爭中去具體地探尋。
::三 河北戰事的兩種類型及其攻守形勢
發生在河北的戰爭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一種是塞外遊牧民族與中原政權之間的戰爭。戰爭的類 型不同，攻守形勢會有所不同，河北的三個層次所顯示出的意義自然也不一樣。
（一）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入爭河北者不外自兩個方向而來：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來者重在爭門戶，自山西方 向而來者重在爭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來敵之患為劇，因太行屏障一失，則門戶、中樞盡失。
邯鄲、邢台一帶為河北的南麵門戶，前臨黃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來之敵，即使越過黃河、漳水等險阻，但若不攻克這些重 要據點，也不敢繼續深入；不過，一旦攻克這些據點，便可漸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間一帶為河北中樞，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間具 樞紐性地位，無論是以北圖南，還是以南圖北，這裏的爭奪都具有決定性意義。
太行山既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幾處通道對於河北的安危至關重要。要確保太行屏障的穩固，重點在於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製；而要 確保對太行關隘的控製，卻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製，如上黨、太原等地。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 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
在內地政權或割據勢力之間的戰爭中，河北的局勢取決於從邯鄲、邢台至真定、河間之間的爭奪。控製了邯鄲、邢台一帶，即控製著河北門戶；控製了真定、河間一線，則控製了河北中樞；而對太行山形勢的控製對於上述兩個層次中無論哪個層次的爭奪又都有著重大的影響。
秦和西漢統一天下的進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於對山西太行山形勢的控製。秦在發起統一戰爭前即已奪占魏之安邑、趙之太原、韓之上黨，盡 控山西全境；南翼則已占領河內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區。在秦滅趙之戰中，秦發兩軍以攻趙，一軍下井陘，攻邯鄲之北；一軍出河內，攻邯鄲之 南。滅趙之後，秦軍北上，兵臨易水。易水一戰，大破燕代聯軍。燕殘餘勢力退至遼東。整個河北地區納入了秦的版圖。西漢略定河北則賴韓 信率軍北上入山西滅魏、平代，並在井陘擊破陳餘所率趙軍主力，遂得以東下太行，平定趙國，迫降燕國。
劉邦統一天下後，采取措施消除異姓諸侯王。異姓諸侯王也多以疑懼而反。漢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陳豨在河北起兵反漢。劉邦自 將樊噲、灌嬰等將擊陳豨、大兵未集，劉邦即率諸將馳至邯鄲，見陳豨不守邯鄲、阻漳水以扼河北門戶，大喜道：“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 知其無能為矣。” [ 注：《資治通鑒》卷十二 漢紀四 ] 遂在邯鄲征趙民從軍，並以重金招降陳豨部將，然後進擊。陳豨敗走代北，被樊噲追斬，河北遂定。
曹操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對手是割據河北的袁紹。官渡一戰，曹操擊破袁紹主力。後又利用袁紹死後諸子相殘的時機，再攻河北，擊破鄴城，河北門戶遂開。此後，曹操更逐漸深入幽薊之地，完全控製河北。
十六國時期，後趙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劉漢，在劉漢攻西晉諸戰役中，一再率軍東下太行，攻略河北，為劉漢滅晉立下很大功勞，他自身的 勢力也壯大起來。
晉室既亂，各地群雄各謀保境割據，屯兵淮南的石勒麵臨著發展方向上的抉擇。謀士張賓建議石勒：“鄴，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 ，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八 晉紀十 ] 石勒采納張賓的建議，率軍北上，長驅至鄴。
當時，河北鄴城為西晉並州刺史劉琨之弟劉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則暗懷稱帝的野心。石勒諸將皆欲徑攻鄴城。張賓見鄴城險固，不易猝拔， 建議石勒先建立一個根據地。他說：“（劉）演雖弱，眾猶數千，三台險固，攻之未易猝撥，舍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劉 越石（劉琨），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劉）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誌，非所以保萬全，製四方也。 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並，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八 晉紀十 ] 石勒從之，遂領兵先占 據襄國（今邢台），作為根據地，建立後趙。（見圖2－2－2）
石勒剛在襄國站穩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鮮卑的人馬來攻。石勒采用“突門”之計，大破鮮卑兵，生擒鮮卑猛將段末柸。但為瓦解 王浚與鮮卑的聯盟，孤立王浚，石勒義釋段末柸。其後，石勒又用張賓之謀，卑辭厚禮，騙得王浚信任，然後輕騎北上，襲擒王浚， 占領幽州。在隨後的幾年裏，石勒以襄國為根據地，先後擊破並州的劉琨、薊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盡占幽、冀、並、青之地，統一北方。
後趙分崩後，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關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對峙。前秦在苻堅、王猛的領導下，國勢蒸蒸 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後朝政日壞。麵對前秦的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 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製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 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燕主未從；慕容垂投奔前秦後，前燕形勢更趨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強山西、河南方麵的守備 。王猛統兵伐燕，先於東晉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率大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麵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 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王猛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今山西潞城西），再戰而破晉陽（今太原），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 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今濁漳水）東下太行，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苻堅也親自率軍經河內 從南翼直趨鄴城，與王猛合力攻破鄴城。前燕滅亡。前秦統一北方。（見圖2－2－3）
淝水之戰後，前秦帝國麵臨瓦解。當時河北有苻堅之子苻邳鎮守鄴城，信都、常山、中山亦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撫河北為名回到鄴城。丁 零人翟斌圍攻洛陽時，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陽，慕容垂遂正式脫離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馬，在榮陽稱燕王，建立後燕。他考慮到“洛陽四麵受 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 [ 注：《晉書》卷一百二十三 慕客垂載記 ] 乃欲取鄴城而據之。於是引兵渡河直馳鄴城。苻邳堅守鄴城，甚至不惜向東晉請求援兵。慕容垂想盡辦法 幾度強攻鄴城，但都未能破城。鄴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區亦不能定。苻邳堅守鄴城近兩年，一直到苻堅死後，苻邳謀歸關中，率眾西走晉陽， 鄴城才為後燕有。鄴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後期，河北、關隴爆發各族人民大起義。葛榮所率河北起義軍圍攻鄴城，聲勢浩大。爾朱榮率軍前往鎮壓。爾朱榮自晉陽率精騎七千，信 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直逼鄴城。葛榮準備不足，倉促應戰。爾朱榮大破葛榮部，生擒葛榮，檻送洛陽。爾朱榮部將侯淵又擊敗在幽州一帶 活動的起義軍餘部，河北起義遂被鎮壓。
爾朱榮死後，高歡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以就食為名屯駐壺關。在 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歡自滏口進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開舉起反爾朱氏的大旗，率軍攻占鄴城，又在鄴城外的韓陵大敗爾朱集團主力，並乘 勝進兵洛陽，消滅了爾朱殘餘勢力。其後，北魏分裂為東、西魏，高歡擁立東魏，定都鄴城。
東、西魏分別被北齊、北周所代，北齊與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經過苦戰，北周攻克北齊在山西的重鎮平陽（今臨汾），又進克晉陽，然後自 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鄴城。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
北周末，楊堅謀代周自立。相州（治鄴城）總管尉遲迥在鄴城起兵反楊堅，河北地區也紛紛響應。楊堅派大將韋孝寬率軍討尉遲迥。韋孝寬自 河內進軍，逼近鄴城，在鄴城外擊破尉遲迥主力，乘勝攻破鄴城。尉遲迥兵敗自殺。韋孝寬遣兵分討，其它各地亦悉數平定。平定尉遲迥之後 ，楊堅為根除東方之患，下令夷毀鄴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勢，削弱鄴城的戰略地位。自漢末以來，數百年間 ，鄴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區的一方重鎮，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亂”前期，安祿山自範陽（今北京）南下，連陷河北、河南，占領洛陽，欲西攻潼關，深入關中。這期間，發生在河北境內的兩場戰 事對於打擊叛軍乃至最終平定叛亂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場戰事是顏杲卿據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祿山。安祿山南下時，顏杲卿假裝歸順。安祿山攻占洛陽，將趨關中。平原（今山東樂陵）太 守顏真卿使人告顏杲卿說：“速起兵斷賊歸路，可以緩賊西進之謀。”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三 ] 顏杲卿遂西連太原尹王承業，東連顏真卿，起兵反安祿山。一時， 河北境內響應者凡十七郡，皆歸朝廷。附叛軍者僅範陽、盧龍、密雲、漁陽、汲、鄴六郡。安祿山正欲西攻潼關，督率諸軍已至新安，聞常山 有變，趕忙回洛陽，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顏杲卿起兵雖然很快就遭到失敗，但它的確起到了“緩賊西進之謀”的作用。顏杲卿起兵之 所以有那麽大的影響，一方麵在於此舉屬仗義討逆，故能得到廣泛的響應；另一方麵在於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處河北中樞，聯絡南、北，依 傍太行，西接井陘而連通太原。據此地起兵，確能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第二場戰事是李光弼、郭子儀東下井陘之戰。史思明攻陷常山後，又壓服其它各郡，獨饒陽太守堅守不下。唐廷遂議派良將一人分兵出井陘以 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東出井陘，逼近常山。常山團練兵執叛軍守將以迎光弼。李光弼據常山，以逸待勞，伺機打擊叛軍，與史思明在常 山一帶相持。後來，郭子儀率朔方精兵與李光弼合軍以攻史思明，大破叛軍。唐軍聲勢大震，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將而歸朝廷。叛軍交通線 又告斷絕，叛軍家在範陽者無不搖心。安祿山大怯，議棄洛陽而還範陽。不過，就在這時，哥舒翰兵敗潼關，叛軍攻入長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戰局突變，郭李二人乃放棄河北，引兵還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戰果雖因局勢突變而前功盡棄，但此舉的意義已為唐最高決策層所認識。李泌在向唐肅宗陳平賊之策時說：“今若令李光弼 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今陝西大荔）入河東，則思明、忠誌不敢離範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 山者，獨承慶耳。願郭子儀勿取華陰（今華陰），使兩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軍於扶鳳，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 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裏，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來春複命建寧（唐建寧王李倓）為範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範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可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 矣。”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概括地說，李泌的平賊方案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讓李光粥出井陘，郭子儀出河東，分擊其首尾，使叛軍來回疲於奔命，以拖跨、削 弱叛軍；第二階段，讓李光弼出井陘，建寧王李倓迂回塞北，合擊範陽，先覆其巢穴，然後，大軍四合，聚殲叛軍。在兩個階段中 ，李光弼出井陘這著棋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隻是唐肅宗急於收複兩京，未能貫徹執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戰多拖了幾年，而且，最終也未徹底肅 清反叛勢力，導致了以後藩鎮割據的局麵。（見圖2－2－4）
上述諸戰中，決定性的爭奪都發生在邯鄲、邢台至真定一帶的河北中、南部地區。其中自河南方向而來進取河北的有五起：劉邦據邯鄲而平陳 豨，曹操克鄴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據襄國而圖王浚，慕容垂下鄴城而逐苻氏，韋孝寬破鄴城而滅尉遲迥。在這類戰爭中，邯鄲、鄴城、邢台 等地的確顯示出了它們的門戶地位。這些地方一經平定，河北其它地區均隨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東下太行進取河北的戰爭共有七起：王翦、韓信均以出井陘而定趙、燕，李光弼、郭子儀出井陘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滅前燕 ，爾朱榮出滏口而破葛榮，高歡出滏口而據信都，北周出滏口而滅北齊。在這類戰爭中，太行山關隘的得失是關鍵。這七起戰爭中，以關中政 權而兼並河北政權的有四起：秦、西漢滅趙、燕，前秦滅前燕，北周滅北齊。對於這四次戰爭，差不多可以用同樣的語言來描述：河北的政權 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山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太行山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 行山，以臨河北，而戰事發展到此階段，河北便可謂大勢已去。
（二）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政權之間的戰爭
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塞外遊牧民族一直給中國北疆以很大的軍事壓力。中原政權強盛之時，尚能主動出擊，如兩漢擊匈奴，隋唐擊突厥，明 初討蒙古殘餘勢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窮追猛討。一般情況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險要，阻擋遊牧民族的鐵騎，基本上也能 將遊牧民族的鐵騎拒之於長城一線所扼山地險要之外，偶爾滲透進來，也無關大局。若是中原政權衰弱，局勢動蕩，塞外遊牧民族的鐵騎便有 機會透過這些山地險要，擾掠內地，甚至建立政權，入主中原。
塞外遊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個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脈一線遂成為中原政權抗禦遊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帶。
前麵講過，在燕山山脈的外圍，又有兩個最主要的來路：一個是遼西走廊，通遼河流域；一個是大同盆地至桑幹河穀一帶，通蒙古草原。幾處 重要的關隘便是扼守這些來路。山海關扼遼西方向的來路，居庸關、紫荊關扼大同方向的來路。以這些關隘所扼險要為依托，在這些關隘的內 外兩側，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作為縱深，如大同、宣化、懷來、萬全、張家口、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中原政權憑借燕山山脈為險阻，扼守一些重要關隘，並以內側的重鎮作為縱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線。秦 漢時期經營漁陽、上穀、右北平，隋唐經營範陽、盧龍，明代經營薊鎮、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險要。若燕山山脈諸關隘被突破，則堅守北 京猶可作第二階段的抵禦；北京不下，則這些遊牧民族即使進入河北，也難站穩腳跟。契丹曾突入塞內，擾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穩 足跟；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後，契丹遂在河北站穩足跟，並以此為基地，淩逼中原。蒙古攻金，也兩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隻得邀 利退兵；金棄中都南遷，蒙古遂克中都，據有河北，進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軍、俘明帝，卻未能克明都，最終隻得撤兵而去 。後金（清）軍五度迂回入邊，但既未打通遼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穩足跟；待到吳三桂舉山海關降清，李自成棄北京而 走，清才占據河北，南定中原。若遊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險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穩足跟，中原政權就隻能在河間、真定 一線作被動的防禦；若是連這一線也守不住，則中原政權便可謂大勢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局 勢取決於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控製了幽、薊，即已控製了燕山險阻；控製真定、河間一線，即已控製了河北中樞。這一點可一一 驗諸戰史。
塞外遊牧民族憑武力突破燕山險阻，入據河北，慕容鮮卑是其首例。慕容鮮卑在遼東崛起時，中原正值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麵。慕容鮮卑統一遼 東，建立前燕。後趙一度統一北方。後趙主石虎死後，諸子相殘，局勢很不穩定，前燕遂謀伐後趙。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後趙：慕容霸（即後之慕容垂）率兵由東道出徒河（今遼寧錦縣）；慕輿？於自 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關）；慕容俊親率主力自中道出盧龍塞（今河北遷安西北）。燕軍突破燕山險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領薊城，又南 擊後趙軍至清梁（今河北蠡縣）一帶。前燕將都城遷至薊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舉攻占河北中部重鎮中山（今定州）。不久，後趙大 將冉閔代後趙自立，建立魏國，率眾遊食於常山、中山諸郡，前燕大將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台用鐵索連馬為方陣，大破魏軍，擒執冉閔，並 乘勝進圍鄴城。圍攻數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將都城遷至鄴城。是後，前燕又略取山東、山西之地，進圖河南，與關中的前秦、江南的東晉 三足鼎立。（見圖2－2－5）
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一戰而克薊城，據燕薊之地；再戰而克中山，執河北中樞；三戰而克鄴城，擁河北全境。南進層次非常清晰。
前燕後來亡於前秦。前秦瓦解後，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定都中山。後燕滅掉山西的西燕後，與代北的北魏發生衝突。後燕攻北魏，大敗於 參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親征北魏，卻病死於出征途中。北魏從此轉入反攻。這年，北魏拓跋珪大舉伐燕，兵分兩路：一路從東道出軍 都（今居庸關）以襲幽州；一路出馬邑、逾勾注山，以襲晉陽。東路軍攻占漁陽（今密雲），南路軍攻占晉陽。十月，魏軍自晉陽開韓信故道 出井陘，直趨燕都中山。魏軍攻占常山（今正定）後，河北諸郡縣紛紛降魏，惟中山、鄴城、信都三城為後燕所守。經過近兩年的圍攻，北魏 攻克此三城。後燕主慕容寶率殘餘勢力逃往遼西故都龍城（今遼寧朝陽）。河北遂為魏有。
北魏滅後燕之戰，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樞，常山一占而其它郡縣紛紛降魏，後燕孤守三城，實是如魚在網，攻克隻是一 個時間的問題。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不休，政權更迭頻繁。此時，契丹已在遼東崛起，統一遼東，建立契丹國。契丹見中原衰亂，遂積極謀求南進，連年襲擾 平州（今河北盧龍）、鎮州（正定）、定州（定州）、雲州（大同）等地，但屢為後唐軍擊還。
後晉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後唐，以稱臣及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條件，乞援於契丹。契丹國主耶律德光親自率軍南下雁門 ，援助石敬塘，大敗後唐軍。後唐滅亡。石敬塘自立為晉帝，契丹則盡占幽雲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國號為遼，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雲州 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國北方國防屏障盡失。
契丹據幽雲十六州之地，盡奪河北北部險要，占據有利的地理形勢，己能隨心所欲地興兵南下。後晉開運三年（946年），遼、晉交惡。遼發軍 南下，攻陷汴梁，消滅後晉，並深入河南，縱兵肆掠。此後，遼一再地興兵大舉南侵。後周世宗時，遼主昏庸，周世宗遂謀恢複幽燕之地，但 未獲成功。
北宋代後周後，亦積極謀求收複幽雲十六州。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漢之後，揮師東下井陘，自鎮州（今正定）北上攻遼 幽州城。遼將耶律沙率軍馳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一戰，宋軍潰敗。其後，遼人乘戰勝之勢，先後三次發兵分山西、河北兩路進攻北 宋，前鋒抵雁門、雄州一帶。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舉攻遼，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趨幽州；田重進率軍出定州，趨飛狐口；潘美、楊 業等率軍出雁門，攻雲（今大同）、應（今應縣）諸州。大軍臨發，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說：“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 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而要敵。敵聞大兵至，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 [ 注：《續資治通鑒》宋太宗雍熙三年 ]
宋太宗的戰略意圖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麵吸引、牽製遼軍主力，以潘美之師從左翼實施戰略迂回，攻取雲、應諸州後，再自大同盆地東出，打 擊幽州的側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戰，重兵雖集於幽州正麵，作戰的重點卻在於自大同盆地至桑幹河穀一帶諸戰略據點的攻取，以便控製太行 山、燕山險要。執行此方略的要點是曹彬等幽州正麵之軍持重緩行，成功地牽製住遼軍主力。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曹彬違背了這一點。他 貪功冒進，連太宗都“頗訝其進軍之速”。遼援軍到達後，在岐溝關（今啄州西南拒馬河北）大敗曹彬軍。正麵之師慘敗，宋軍全線潰退。（ 見圖2－2－6）
北宋經此慘敗，從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複幽雲之地，對遼轉取守勢。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帶自鎮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 沽口）的漫長戰線上沿滹沱河一線建立河防體係，以緩衝遼人鐵騎的衝力；山西方向則阻雁門諸險，以禦遼軍。而遼人自此以後，先後六次大 舉南侵，有時，前鋒直達邢州（今邢台）、德州、大名，逼近東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後，宋遼之間的戰事才暫告停 息。
在宋、遼之戰中，宋一直處於被動境地，是有其軍事體製及將帥自身的問題，地理形勢無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遼據幽雲十六州之地，已 控製燕山及太行險要；幽州以南，為平原曠野。這樣，遼人在形勢不利時，扼險堅守，以待援軍；形勢有利時，鐵騎南侵，馳騁於曠野，宋人 難於爭鋒。
後來，金人聯宋滅遼。滅遼後，金將燕京及所屬六州（順、涿、易、薊、景、檀）洗劫一空，把幾座空城交給宋朝，而河北的平、營、灤諸州 及山西的雲、應、朔、蔚等州則不交還。實際上，隻有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險要的關鍵。這樣，北宋雖然得到了它多年來一直夢想收複 的燕薊之地，但燕薊所憑恃的地理險要卻並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繼長期受製於遼之後，再次受製於金。
遼滅亡後，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對峙局麵。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間、中山（宋徽宗時將定州升為中山府，瀛州升為河間府）為重鎮，以 雄州（今雄縣）、霸州（今霸縣）、保州（今保定）為前沿據點，控守河北中部一線；在山兩以太原為重鎮，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靈 丘）、代州（今代縣）、嵐州（今嵐縣）為據點，控守雁門險阻一線；以此建立起北部國防防線。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兩路南下侵宋：西路自雲州下太原，東路自平州入燕薊。金兵長驅直入。很快，東路 軍便已抵汴梁，西路軍已抵太原。金兵圍攻汴梁。李綱負責指揮抗戰。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談和，要求北宋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宋欽宗打算接受。李綱反對，他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宋欽宗及李邦彥為排除投降障礙，罷李綱之官，派使臣往金營 答應金人所提條件。太學生陳東上書痛陳割地之非：“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 河北，朝廷能複都大梁乎！”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和談成後，楊時上疏：“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 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師。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當時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認識到了河北三鎮對於北宋國防的意義。北宋雖失幽雲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托三鎮，聯絡太原，猶可重建雁門、三 關防禦體係。割讓三鎮，則三鎮以南，一馬平川，金兵鐵騎可以長驅直入。苟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鎮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軟 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兩路，分別自保州、雲州大舉南下攻宋。在這次進攻下，北宋滅亡。（見圖2－2－7）
金滅北宋後，與南宋在江淮間形成南北對峙局麵。後來，金建北京為中都，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開封為南京，大定（今內蒙古寧城）為 北京，統治重心逐漸移向中原。此時，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不斷向外擴張。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軍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後率軍東進，進逼宣德（今河北宣化），遊騎入居庸關至金中都城 下。兩年後，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關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關外，自率大軍出紫荊關，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 攻居庸關的背後。破關之後，會合關外蒙古兵，圍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堅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軍為三道，大掠河北、 山西、山東，連破金國九十餘郡。三路大軍會合後，又自大口進逼中都。金人納賂請和，蒙古軍才出居庸關退走。
經此掠擾，金主打算遷都汴梁。有人反對，認為一旦遷都汴梁，則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麵受敵，亦非長遠之計；遼東乃金人故地，依山負海 ，其險足恃，要遷都也應遷回遼東。金主不從，執意南遷汴梁。
成吉思汗聞金主南遷，即派木華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軍圍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製之中。成吉思汗 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華黎經略太行以南。木華黎攻占東平以後，又分建行省，經營山東，以逼金國。
金遷都汴梁後，以重兵扼潼關，戍守黃河，眾建城戍，專力守河南。蒙古借道於宋，經大散關、漢中，出南陽而趨汴京。金黃河防線遂被突破 。金主又自汴京遷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聯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棄中都南遷，是其滅亡的開始。金主若能聽臣下之言，憑借燕山險要，“聚兵積粟，固守京師”，或許還能勉力與蒙古抗衡。燕京一棄 ，河北門戶大開，沿黃河守河南狹長一線，夾在蒙占與南宋之間，豈是長久立國之道！
蒙古滅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統治在農民起義的衝擊下風雨飄搖。朱元璋建立明朝，並舉行了成功的北伐， 將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殘餘勢力仍很強大，時常擾掠明朝北邊。
在朱元璋的時代，明朝北方國防采取的是塞前殲敵的防禦方案，集重兵於長城一線，依托塞前大寧（今內蒙古寧城西）、開平（今內蒙古正藍 旗東閃電河北岸）等據點，以逸待勞，聚殲來敵於塞外。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又采取塞前出擊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親征，尋殲敵主力 。明中期後，邊防削弱，隻得依靠沿長城一線的九座重鎮作消極的防禦，號稱“九邊”。“九邊”中，在北京外圍扼燕山險要的重鎮是薊鎮、 宣府和大同。（見圖2－2－8）
明初，燕山外圍本來還有大寧、開平、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等重鎮作為燕山防線外圍藩籬。“靖難之役”時，朱棣將大寧故地並給兀良哈 ，將大寧都司遷往保定。大寧內遷，東勝孤懸難守，不久也遷於內地。宣德年間，又將開平遷往獨石（今河北赤城北獨石）。這樣，燕山外圍 藩籬盡失，北京外圍隻有燕山長城一線單薄的防禦，缺乏防禦縱深，一處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脅。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領也先率軍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一戰，擊潰明朝五十萬大軍，俘明英宗朱祁鎮，隨後又 以送還英宗為名大舉進攻北京：一部經宣府趨居庸關，一部經古北口趨密雲，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荊關，三路大軍分進合擊，進逼北京。明軍在 於謙的領導下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瓦刺的這次入侵卻給了明廷以極大的震動，顯示出了明朝國防的脆弱。
明後期，韃靼興起。張居正秉政時，厲行改革，整頓國防。對韃靼“外示羈糜，內修戰備”，在西線以和議安撫韃靼，在東線則分別以名將戚 繼光、李成梁為薊鎮、遼東二鎮的總兵，重點防守。其中，在燕山內側的薊鎮以守為主，在燕山外側的遼東則以攻為守。明朝北疆形勢遂得稍 緩。
不過，這期間塞外的形勢又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向明朝的統 治發起挑戰。經過撫順、薩爾滸兩戰，後金取得了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又經過沈陽、遼陽、廣寧諸戰役，盡奪明朝在遼東的軍事據點。明朝 隻能靠扼守山海關及寧遠（今遼寧興城）、錦州幾處據點控製遼西走廊。（見圖2－2－9）
努爾哈赤死後，其子皇太極繼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鮮，又征、撫兼施，消火察哈爾部，切斷了明朝的左右兩臂，保障了自身兩翼的安全。然後 ，皇太極將進攻的矛頭指向了明朝。他避實擊虛，迂回入邊，四次透過燕山山脈險要，攻入明朝腹地。
從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到明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先後四次率軍攻明。他避開明朝以重兵堅守的遼西 走廊，從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東北）。龍井關（遵化北）、獨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關、青山關（今河北遷西東北）、 牆子嶺（今密雲東）等處取得突破，毀牆入邊，大掠河北、山西、山東等地。但攻克北京和從山海關背後打通遼西走廊的企圖卻未能實現。
從這四次入邊作戰來看，明軍隻要堅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與遼東之間的主要咽喉——山海關，清軍就算穿越燕山險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 穩足跟。所以，這四次戰役之後，明、清雙方都加強了以錦州、山海關一帶的爭奪。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兩軍主力在 鬆山會戰，洪承疇所率明軍主力全軍覆沒。這年十一月，清軍再次迂回入邊，突入長城，大掠河北。這次入邊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戰爭潛力， 動搖了明王朝的根本，為李自成進軍北京創造了條件。
當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傳來時，清攝政王多爾袞急率大軍西進，爭奪北京。他打算避開仍由明軍堅守的山海關，由薊州、密雲近京處入邊， 直趨北京。這時，形勢急變。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請求與清軍聯合進擊李自成的大順軍。多爾袞立即改變進軍路線，星夜兼程向山海關 趨進。在山海關，清軍與吳三桂部協同，以優勢兵力擊潰了李自成所率大順軍主力，並跟蹤追擊。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關中。清軍占領北京 後，以進攻大順軍為重點，迫擊大順軍。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襲殺，大順政權覆滅。清軍又擊滅 南明政權及起義軍餘部，統一了全國。
滿清入主中原，決定性的一步當數山海關的打開。清興自遼東，進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遼西走廊。雖然明朝在遼東的軍事行動頻頻敗北，但憑 借山海關及寧遠、錦州等據點，始終控製著遼西走廊。清軍雖然數度自西北迂回入邊，但效果主要是擾掠性的。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沒有及時 處理好對吳三桂的安撫和山海關的防禦等問題，吳三桂舉關降清，使清軍爭奪了幾十年夢想打開的遼西走廊通道為之洞開，清軍遂得以長驅直 入。農民軍無法抵擋清兵之鋒銳，一再敗退，中原遂落滿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卻單靠長城一線扼守燕山險要，這種防禦體係實在是過於單薄。清軍一再地突破長城防線，大掠河北，即證明了這種國防體係 的弱點。明亡後，一批忠於明朝的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顧祖禹等對明朝的這種國防體係作了深刻的反思，對明廷放棄大寧、開平等燕山外圍藩 籬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評。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寫道：“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 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當法漢唐之成算，以開平、大寧、東勝、遼陽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 而自削，有日蹙百裏之譏，無乃與都燕之初意相刺謬乎！” [ 注：《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 ] 這種批評相當中肯。燕山雖險，但實在過於單薄，一旦被突破，明統治重心即 受到最直接的威脅。以顧祖禹之見，明朝定都北京，對於北京外圍的防禦，應當象漢、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為關中外圍藩籬一樣，以開平、 大寧、東勝、遼陽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禦體係。
在中原政權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上，河北和關中，猶如中原政權麵向北方的兩臂。對於關中而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認識到了經營關中外 圍對於關中安全的意義。秦漢、隋唐均曾致力於經營河套、隴西、河西乃至西域，以鞏固關中外圍藩籬，確保關中的安全。而河北則主要憑恃 燕山山脈，扼險拒守，這種防禦格局卻顯得有些單薄。曆史上，憑武力強行透入河北並建立起政權的少數民族屢見不鮮，有時甚至是先已入據 河北的少數民族政權又受到塞外新興遊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滅後趙、北魏之逐後燕、金之滅遼、蒙古之滅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 ，契丹據幽燕之地，更是影響了五代、北宋幾代政權的興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權強盛的時期，由這裏發起的擾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頻繁。所有這 些，都與河北外圍屏障燕山防禦體係的單薄有關。
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塞外遊牧民族一直給中國北疆以很大的軍事壓力。中原政權強盛之時，尚能主動出擊，如兩漢擊匈奴，隋唐擊突厥，明 初討蒙古殘餘勢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窮追猛討。一般情況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險要，阻擋遊牧民族的鐵騎，基本上也能 將遊牧民族的鐵騎拒之於長城一線所扼山地險要之外，偶爾滲透進來，也無關大局。若是中原政權衰弱，局勢動蕩，塞外遊牧民族的鐵騎便有 機會透過這些山地險要，擾掠內地，甚至建立政權，入主中原。
塞外遊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個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脈一線遂成為中原政權抗禦遊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帶。
前麵講過，在燕山山脈的外圍，又有兩個最主要的來路：一個是遼西走廊，通遼河流域；一個是大同盆地至桑幹河穀一帶，通蒙古草原。幾處 重要的關隘便是扼守這些來路。山海關扼遼西方向的來路，居庸關、紫荊關扼大同方向的來路。以這些關隘所扼險要為依托，在這些關隘的內 外兩側，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作為縱深，如大同、宣化、懷來、萬全、張家口、盧龍、遷安、樂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中原政權憑借燕山山脈為險阻，扼守一些重要關隘，並以內側的重鎮作為縱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線。秦 漢時期經營漁陽、上穀、右北平，隋唐經營範陽、盧龍，明代經營薊鎮、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險要。若燕山山脈諸關隘被突破，則堅守北 京猶可作第二階段的抵禦；北京不下，則這些遊牧民族即使進入河北，也難站穩腳跟。契丹曾突入塞內，擾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穩 足跟；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後，契丹遂在河北站穩足跟，並以此為基地，淩逼中原。蒙古攻金，也兩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隻得邀 利退兵；金棄中都南遷，蒙古遂克中都，據有河北，進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軍、俘明帝，卻未能克明都，最終隻得撤兵而去 。後金（清）軍五度迂回入邊，但既未打通遼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穩足跟；待到吳三桂舉山海關降清，李自成棄北京而 走，清才占據河北，南定中原。若遊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險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穩足跟，中原政權就隻能在河間、真定 一線作被動的防禦；若是連這一線也守不住，則中原政權便可謂大勢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權與塞外遊牧民族的戰爭中（有時是漢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權與塞外新興遊牧民族之間的戰爭），河北局 勢取決於自幽薊至真定、河間一帶的爭奪。控製了幽、薊，即已控製了燕山險阻；控製真定、河間一線，即已控製了河北中樞。這一點可一一 驗諸戰史。
塞外遊牧民族憑武力突破燕山險阻，入據河北，慕容鮮卑是其首例。慕容鮮卑在遼東崛起時，中原正值西晉末年的混亂局麵。慕容鮮卑統一遼 東，建立前燕。後趙一度統一北方。後趙主石虎死後，諸子相殘，局勢很不穩定，前燕遂謀伐後趙。
前燕慕容俊二年（350年）二月，前燕第一次南伐，兵分三路攻後趙：慕容霸（即後之慕容垂）率兵由東道出徒河（今遼寧錦縣）；慕輿？於自 西道出蠮螉塞（今居庸關）；慕容俊親率主力自中道出盧龍塞（今河北遷安西北）。燕軍突破燕山險要，未遇到大的抵抗，便占領薊城，又南 擊後趙軍至清梁（今河北蠡縣）一帶。前燕將都城遷至薊城。次年，前燕第二次南伐，一舉攻占河北中部重鎮中山（今定州）。不久，後趙大 將冉閔代後趙自立，建立魏國，率眾遊食於常山、中山諸郡，前燕大將募容恪在常山附近的廉台用鐵索連馬為方陣，大破魏軍，擒執冉閔，並 乘勝進圍鄴城。圍攻數月，城破，魏亡。前燕又將都城遷至鄴城。是後，前燕又略取山東、山西之地，進圖河南，與關中的前秦、江南的東晉 三足鼎立。（見圖2－2－5）
慕容鮮卑自遼東入據河北，一戰而克薊城，據燕薊之地；再戰而克中山，執河北中樞；三戰而克鄴城，擁河北全境。南進層次非常清晰。
前燕後來亡於前秦。前秦瓦解後，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定都中山。後燕滅掉山西的西燕後，與代北的北魏發生衝突。後燕攻北魏，大敗於 參合陂（395年）。次年，慕容垂親征北魏，卻病死於出征途中。北魏從此轉入反攻。這年，北魏拓跋珪大舉伐燕，兵分兩路：一路從東道出軍 都（今居庸關）以襲幽州；一路出馬邑、逾勾注山，以襲晉陽。東路軍攻占漁陽（今密雲），南路軍攻占晉陽。十月，魏軍自晉陽開韓信故道 出井陘，直趨燕都中山。魏軍攻占常山（今正定）後，河北諸郡縣紛紛降魏，惟中山、鄴城、信都三城為後燕所守。經過近兩年的圍攻，北魏 攻克此三城。後燕主慕容寶率殘餘勢力逃往遼西故都龍城（今遼寧朝陽）。河北遂為魏有。
北魏滅後燕之戰，具有決定意義的是常山的攻占。常山地居中樞，常山一占而其它郡縣紛紛降魏，後燕孤守三城，實是如魚在網，攻克隻是一 個時間的問題。
五代時期，中原戰亂不休，政權更迭頻繁。此時，契丹已在遼東崛起，統一遼東，建立契丹國。契丹見中原衰亂，遂積極謀求南進，連年襲擾 平州（今河北盧龍）、鎮州（正定）、定州（定州）、雲州（大同）等地，但屢為後唐軍擊還。
後晉天福元年（936年），石敬塘在太原起兵叛後唐，以稱臣及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條件，乞援於契丹。契丹國主耶律德光親自率軍南下雁門 ，援助石敬塘，大敗後唐軍。後唐滅亡。石敬塘自立為晉帝，契丹則盡占幽雲十六州之地。契丹改國號為遼，在幽州置立南京析津府，在雲州 置立西京大同府。中國北方國防屏障盡失。
契丹據幽雲十六州之地，盡奪河北北部險要，占據有利的地理形勢，己能隨心所欲地興兵南下。後晉開運三年（946年），遼、晉交惡。遼發軍 南下，攻陷汴梁，消滅後晉，並深入河南，縱兵肆掠。此後，遼一再地興兵大舉南侵。後周世宗時，遼主昏庸，周世宗遂謀恢複幽燕之地，但 未獲成功。
北宋代後周後，亦積極謀求收複幽雲十六州。北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宋太宗在平北漢之後，揮師東下井陘，自鎮州（今正定）北上攻遼 幽州城。遼將耶律沙率軍馳援。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門外）一戰，宋軍潰敗。其後，遼人乘戰勝之勢，先後三次發兵分山西、河北兩路進攻北 宋，前鋒抵雁門、雄州一帶。
宋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北宋再次大舉攻遼，兵分三路：以曹彬、米信等率兵出雄州，以趨幽州；田重進率軍出定州，趨飛狐口；潘美、楊 業等率軍出雁門，攻雲（今大同）、應（今應縣）諸州。大軍臨發，宋太宗向曹彬指示方略說：“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 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而要敵。敵聞大兵至，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 [ 注：《續資治通鑒》宋太宗雍熙三年 ]
宋太宗的戰略意圖是：以曹彬在幽州正麵吸引、牽製遼軍主力，以潘美之師從左翼實施戰略迂回，攻取雲、應諸州後，再自大同盆地東出，打 擊幽州的側背，合攻幽州。此次作戰，重兵雖集於幽州正麵，作戰的重點卻在於自大同盆地至桑幹河穀一帶諸戰略據點的攻取，以便控製太行 山、燕山險要。執行此方略的要點是曹彬等幽州正麵之軍持重緩行，成功地牽製住遼軍主力。但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曹彬違背了這一點。他 貪功冒進，連太宗都“頗訝其進軍之速”。遼援軍到達後，在岐溝關（今啄州西南拒馬河北）大敗曹彬軍。正麵之師慘敗，宋軍全線潰退。（ 見圖2－2－6）
北宋經此慘敗，從此不敢再言北征，不敢再奢望收複幽雲之地，對遼轉取守勢。北宋在河北中部一帶自鎮州（今正定）至泥姑海口（今天津大 沽口）的漫長戰線上沿滹沱河一線建立河防體係，以緩衝遼人鐵騎的衝力；山西方向則阻雁門諸險，以禦遼軍。而遼人自此以後，先後六次大 舉南侵，有時，前鋒直達邢州（今邢台）、德州、大名，逼近東京。直到景德元年（1004年）宋遼“澶淵之盟”後，宋遼之間的戰事才暫告停 息。
在宋、遼之戰中，宋一直處於被動境地，是有其軍事體製及將帥自身的問題，地理形勢無疑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遼據幽雲十六州之地，已 控製燕山及太行險要；幽州以南，為平原曠野。這樣，遼人在形勢不利時，扼險堅守，以待援軍；形勢有利時，鐵騎南侵，馳騁於曠野，宋人 難於爭鋒。
後來，金人聯宋滅遼。滅遼後，金將燕京及所屬六州（順、涿、易、薊、景、檀）洗劫一空，把幾座空城交給宋朝，而河北的平、營、灤諸州 及山西的雲、應、朔、蔚等州則不交還。實際上，隻有這些州才是控扼燕山及太行險要的關鍵。這樣，北宋雖然得到了它多年來一直夢想收複 的燕薊之地，但燕薊所憑恃的地理險要卻並未得到。所以，宋人在繼長期受製於遼之後，再次受製於金。
遼滅亡後，宋、金在河北、山西形成對峙局麵。宋人在河北以真定、河間、中山（宋徽宗時將定州升為中山府，瀛州升為河間府）為重鎮，以 雄州（今雄縣）、霸州（今霸縣）、保州（今保定）為前沿據點，控守河北中部一線；在山兩以太原為重鎮，以蔚州（北宋蔚州寄治今山西靈 丘）、代州（今代縣）、嵐州（今嵐縣）為據點，控守雁門險阻一線；以此建立起北部國防防線。
北宋宣和七年、金天會三年（1125年）十二月，金人兵分兩路南下侵宋：西路自雲州下太原，東路自平州入燕薊。金兵長驅直入。很快，東路 軍便已抵汴梁，西路軍已抵太原。金兵圍攻汴梁。李綱負責指揮抗戰。金人攻城不下，遣使談和，要求北宋割讓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
宋欽宗打算接受。李綱反對，他說：“三鎮，國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國！”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宋欽宗及李邦彥為排除投降障礙，罷李綱之官，派使臣往金營 答應金人所提條件。太學生陳東上書痛陳割地之非：“邦彥等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太原、河間、真定、中山），是棄河北也！棄 河北，朝廷能複都大梁乎！”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和談成後，楊時上疏：“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 之，一旦棄之北人，使敵騎疾驅，貫吾心腹，不數日可至京師。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 金人入寇 ]
當時不甘心投降的人都認識到了河北三鎮對於北宋國防的意義。北宋雖失幽雲十六州之地，但在河北依托三鎮，聯絡太原，猶可重建雁門、三 關防禦體係。割讓三鎮，則三鎮以南，一馬平川，金兵鐵騎可以長驅直入。苟安的宋王朝竟幻想以三鎮之地求金人之不攻。殊不知宋王朝的軟 弱激起了金人更大的侵略野心。次年秋天，金兵再次兵分兩路，分別自保州、雲州大舉南下攻宋。在這次進攻下，北宋滅亡。（見圖2－2－7）
金滅北宋後，與南宋在江淮間形成南北對峙局麵。後來，金建北京為中都，遼陽為東京，大同為西京，開封為南京，大定（今內蒙古寧城）為 北京，統治重心逐漸移向中原。此時，蒙古在塞北崛起。成吉思汗統一蒙古，不斷向外擴張。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成吉思汗率軍攻金，攻占其西京大同府，然後率軍東進，進逼宣德（今河北宣化），遊騎入居庸關至金中都城 下。兩年後，成吉思汗再次攻金。金兵重戍居庸關以拒之。成吉思汗乃留兵一部屯居庸關外，自率大軍出紫荊關，破涿、易二州，再由南口反 攻居庸關的背後。破關之後，會合關外蒙古兵，圍攻金中都。金人全力堅守中都，成吉思汗遂留精兵屯守城下，而分大軍為三道，大掠河北、 山西、山東，連破金國九十餘郡。三路大軍會合後，又自大口進逼中都。金人納賂請和，蒙古軍才出居庸關退走。
經此掠擾，金主打算遷都汴梁。有人反對，認為一旦遷都汴梁，則北路都不可守；汴梁四麵受敵，亦非長遠之計；遼東乃金人故地，依山負海 ，其險足恃，要遷都也應遷回遼東。金主不從，執意南遷汴梁。
成吉思汗聞金主南遷，即派木華黎攻取金北京大定府，又派大軍圍攻中都。金救援不及，中都陷落。幽燕之地遂落入蒙古控製之中。成吉思汗 在河北建立行省，命木華黎經略太行以南。木華黎攻占東平以後，又分建行省，經營山東，以逼金國。
金遷都汴梁後，以重兵扼潼關，戍守黃河，眾建城戍，專力守河南。蒙古借道於宋，經大散關、漢中，出南陽而趨汴京。金黃河防線遂被突破 。金主又自汴京遷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宋聯合攻金，金亡。
金人放棄中都南遷，是其滅亡的開始。金主若能聽臣下之言，憑借燕山險要，“聚兵積粟，固守京師”，或許還能勉力與蒙古抗衡。燕京一棄 ，河北門戶大開，沿黃河守河南狹長一線，夾在蒙占與南宋之間，豈是長久立國之道！
蒙古滅夏、金、南宋，建立元朝，定都北京。元末政治腐朽，其統治在農民起義的衝擊下風雨飄搖。朱元璋建立明朝，並舉行了成功的北伐， 將蒙古逐出塞外。蒙古退回塞北，殘餘勢力仍很強大，時常擾掠明朝北邊。
在朱元璋的時代，明朝北方國防采取的是塞前殲敵的防禦方案，集重兵於長城一線，依托塞前大寧（今內蒙古寧城西）、開平（今內蒙古正藍 旗東閃電河北岸）等據點，以逸待勞，聚殲來敵於塞外。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又采取塞前出擊的方案，明成祖五次出塞親征，尋殲敵主力 。明中期後，邊防削弱，隻得依靠沿長城一線的九座重鎮作消極的防禦，號稱“九邊”。“九邊”中，在北京外圍扼燕山險要的重鎮是薊鎮、 宣府和大同。（見圖2－2－8）
明初，燕山外圍本來還有大寧、開平、東勝（今內蒙古托克托）等重鎮作為燕山防線外圍藩籬。“靖難之役”時，朱棣將大寧故地並給兀良哈 ，將大寧都司遷往保定。大寧內遷，東勝孤懸難守，不久也遷於內地。宣德年間，又將開平遷往獨石（今河北赤城北獨石）。這樣，燕山外圍 藩籬盡失，北京外圍隻有燕山長城一線單薄的防禦，缺乏防禦縱深，一處被突破，北京便受到直接威脅。
明正統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領也先率軍自大同入侵。土木堡（今河北懷來附近）一戰，擊潰明朝五十萬大軍，俘明英宗朱祁鎮，隨後又 以送還英宗為名大舉進攻北京：一部經宣府趨居庸關，一部經古北口趨密雲，也先自率主力出紫荊關，三路大軍分進合擊，進逼北京。明軍在 於謙的領導下取得了北京保衛戰的勝利。瓦刺的這次入侵卻給了明廷以極大的震動，顯示出了明朝國防的脆弱。
明後期，韃靼興起。張居正秉政時，厲行改革，整頓國防。對韃靼“外示羈糜，內修戰備”，在西線以和議安撫韃靼，在東線則分別以名將戚 繼光、李成梁為薊鎮、遼東二鎮的總兵，重點防守。其中，在燕山內側的薊鎮以守為主，在燕山外側的遼東則以攻為守。明朝北疆形勢遂得稍 緩。
不過，這期間塞外的形勢又悄悄地發生了變化。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女真人正在悄悄崛起。努爾哈赤統一女真各部，建立後金，向明朝的統 治發起挑戰。經過撫順、薩爾滸兩戰，後金取得了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又經過沈陽、遼陽、廣寧諸戰役，盡奪明朝在遼東的軍事據點。明朝 隻能靠扼守山海關及寧遠（今遼寧興城）、錦州幾處據點控製遼西走廊。（見圖2－2－9）
努爾哈赤死後，其子皇太極繼位。他以武力迫降朝鮮，又征、撫兼施，消火察哈爾部，切斷了明朝的左右兩臂，保障了自身兩翼的安全。然後 ，皇太極將進攻的矛頭指向了明朝。他避實擊虛，迂回入邊，四次透過燕山山脈險要，攻入明朝腹地。
從明崇禎二年、後金天聰三年（1629年）到明崇禎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皇太極先後四次率軍攻明。他避開明朝以重兵堅守的遼西 走廊，從其西北迂回，在大安口（今河北遵化東北）。龍井關（遵化北）、獨石口（今河北赤城北）、居庸關、青山關（今河北遷西東北）、 牆子嶺（今密雲東）等處取得突破，毀牆入邊，大掠河北、山西、山東等地。但攻克北京和從山海關背後打通遼西走廊的企圖卻未能實現。
從這四次入邊作戰來看，明軍隻要堅守首都北京，扼守河北與遼東之間的主要咽喉——山海關，清軍就算穿越燕山險要，透入河北，也不能站 穩足跟。所以，這四次戰役之後，明、清雙方都加強了以錦州、山海關一帶的爭奪。明崇禎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明清兩軍主力在 鬆山會戰，洪承疇所率明軍主力全軍覆沒。這年十一月，清軍再次迂回入邊，突入長城，大掠河北。這次入邊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戰爭潛力， 動搖了明王朝的根本，為李自成進軍北京創造了條件。
當李自成攻陷北京的消息傳來時，清攝政王多爾袞急率大軍西進，爭奪北京。他打算避開仍由明軍堅守的山海關，由薊州、密雲近京處入邊， 直趨北京。這時，形勢急變。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請求與清軍聯合進擊李自成的大順軍。多爾袞立即改變進軍路線，星夜兼程向山海關 趨進。在山海關，清軍與吳三桂部協同，以優勢兵力擊潰了李自成所率大順軍主力，並跟蹤追擊。李自成退出北京，撤回關中。清軍占領北京 後，以進攻大順軍為重點，迫擊大順軍。清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李自成在湖北通縣九宮山被地主武裝襲殺，大順政權覆滅。清軍又擊滅 南明政權及起義軍餘部，統一了全國。
滿清入主中原，決定性的一步當數山海關的打開。清興自遼東，進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是遼西走廊。雖然明朝在遼東的軍事行動頻頻敗北，但憑 借山海關及寧遠、錦州等據點，始終控製著遼西走廊。清軍雖然數度自西北迂回入邊，但效果主要是擾掠性的。李自成進入北京後，沒有及時 處理好對吳三桂的安撫和山海關的防禦等問題，吳三桂舉關降清，使清軍爭奪了幾十年夢想打開的遼西走廊通道為之洞開，清軍遂得以長驅直 入。農民軍無法抵擋清兵之鋒銳，一再敗退，中原遂落滿清之手。
明朝定都北京，卻單靠長城一線扼守燕山險要，這種防禦體係實在是過於單薄。清軍一再地突破長城防線，大掠河北，即證明了這種國防體係 的弱點。明亡後，一批忠於明朝的知識分子如顧炎武、顧祖禹等對明朝的這種國防體係作了深刻的反思，對明廷放棄大寧、開平等燕山外圍藩 籬更是提出了沉痛的批評。顧祖禹在《讀史方輿紀要》中寫道：“都燕京而棄大寧、棄開平，委東勝於榛蕪，視遼左如秦越，是自剪羽翼，而 披其股肱也，欲求安全無患，其可得乎！”他指出：“明代之都燕也，當法漢唐之成算，以開平、大寧、東勝、遼陽為河西、朔方之地。乃坐 而自削，有日蹙百裏之譏，無乃與都燕之初意相刺謬乎！” [ 注：《讀史方輿紀要》直隸方輿紀要序 ] 這種批評相當中肯。燕山雖險，但實在過於單薄，一旦被突破，明統治重心即 受到最直接的威脅。以顧祖禹之見，明朝定都北京，對於北京外圍的防禦，應當象漢、唐以河西、朔方等地作為關中外圍藩籬一樣，以開平、 大寧、東勝、遼陽為北京之外藩，以加固燕山防禦體係。
在中原政權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關係上，河北和關中，猶如中原政權麵向北方的兩臂。對於關中而言，早在秦漢時期，便已認識到了經營關中外 圍對於關中安全的意義。秦漢、隋唐均曾致力於經營河套、隴西、河西乃至西域，以鞏固關中外圍藩籬，確保關中的安全。而河北則主要憑恃 燕山山脈，扼險拒守，這種防禦格局卻顯得有些單薄。曆史上，憑武力強行透入河北並建立起政權的少數民族屢見不鮮，有時甚至是先已入據 河北的少數民族政權又受到塞外新興遊牧民族的侵逼。前燕之滅後趙、北魏之逐後燕、金之滅遼、蒙古之滅金、清之取明，均以塞外侵逼河北 ，契丹據幽燕之地，更是影響了五代、北宋幾代政權的興衰。即使是在中原政權強盛的時期，由這裏發起的擾掠性入侵也是非常頻繁。所有這 些，都與河北外圍屏障燕山防禦體係的單薄有關。
第三節 龍蟠虎踞，東南形勝——東南
一 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政治重心必集於東南。這一局麵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曆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性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射獵為業，男子皆精於騎射，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性，人自為戰；生長北方，性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曆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於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時節。春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春夏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遊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歎：“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 注：《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史臣曰” ] 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誌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 [ 注：《隋書》卷三十一 地理誌下 ] 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裏麵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一 南北對峙與東南根本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政治重心必集於東南。這一局麵的形成實有其地理上的基礎。
曆史上的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除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短暫的對峙外，中國曆史上出現過的其它南北對峙如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南宋與金、南宋與蒙古（元）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所建。政治軍事上的對峙是以各自所處的地理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為基礎的。
中國的疆域南北跨度很大，南北方氣候、環境及人的習性差異較大，遂使南北雙方軍事特長上也有很大差異。
北方少數民族以遊牧、射獵為業，男子皆精於騎射，平時遊牧、馳獵，戰時出征，可謂兵民合一；在戰略戰術上，以遠程奔襲、騎兵野戰見長；注重發揮個人的積極性，人自為戰；生長北方，性習溫涼，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主要是在秋冬時節。秋冬時節，秋高馬肥，大地堅淨，利於騎兵驅馳。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其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用兵亦與其環境和生產、生活方式上的特點相適應。治軍以組織、秩序和紀律見長。曆史上的南方比較著名的軍隊如北府兵、嶽家軍、戚家軍、湘軍都是以紀律嚴明、訓練有素見長。在戰略戰術上，注重謀略，講究部伍陣法，善於利用城市作為據點防守，利用平原地區的江河水道來進行運輸。建立水師。南方對北方的主動用兵主要是在春夏時節。春夏時節，正值中國東部季風區的雨季，江河水漲，便於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投送。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鑒於中原地區的氣候和地形上的特點，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都可謂利弊半參。利於南方者不利於北方，利於北方者不利於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
在南北對抗比較穩定的時期，雙方往往達成一種均勢。雙方之間的對抗在長江和黃河之間的某條中間線上穩定下來。任何一方隻要越過這條中間線便會麵臨大的困難，也會遭遇大的抵抗。這條中間線，在東部地區通常是淮河——盡管南方勢力偶爾能遠達黃河，北方勢力有時也能飲馬長江，但雙方大致在淮河一線穩定下來；在西部地區，則通常是以秦嶺為界。
黃淮平原是南北交兵的主戰場。這一帶季節變化比較明顯，既有曠闊的原野，又有縱橫的江河水道。秋冬時節，大地堅淨，曠闊的原野宜於北方鐵騎驅馳，利於北方發揮其騎兵野戰的特長；春夏時節，江河水漲，利於南方發揮其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因此，無論從時機還是從地利上，雙方都是利弊半參，因而易於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集南方之所長者無如東南。東南地處亞熱帶，雨水較多，河道縱橫。長江、淮河呈東西向流過，橫亙在南北之間，再加上它們的支流，遂形成一個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衝北方鐵騎的衝擊力。從阻擋北方鐵騎的衝力上來說，長江確是難以逾越的天塹。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築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在整個南方地區，沒有哪個地區能象東南這樣有這麽多的江河水道可以利用。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麵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而發現自己陷入了棄其所長、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東南地區的經濟條件也比較好。長江下遊太湖地區就是一個富裕的經濟區，人煙稠密。西漢時，吳王劉濞便以“鑄山煮海，國用富饒”，憑雄厚的經濟實力招致天下亡命之徒；司馬遷描述當時經濟形勢，稱“吳，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 [ 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 貨殖列傳 ] 江南的開發本來相對晚於北方，但北方的曆次動蕩都會導致大量的流民南遷，流民將先進的生產技術帶往南方，促進了江南的開發和江南經濟的發展。
東漢後期的動蕩造成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流民南遷高峰，“永嘉之亂”後，中原大族和百姓再次大量南遷。北方流民陸續南遷，促進了東南地區經濟的發展。到南朝劉宋時，在《禹貢》中被稱為“厥田下下”的揚州已呈現出相當繁華的景象。南朝沈約曾敘述江南地區經濟的繁榮，感歎：“江南之為國盛矣！”他稱讚會稽一帶“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土地，畝值一金，（關中的）雩、杜之間，不能比也。”稱讚揚州“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 [ 注：《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史臣曰” ] 劉宋大明年間，揚州人口密度是其它大州的數倍，僅會稽一郡的人口即能與當時的荊、江等大州相埒。隋唐時期，東南財賦為關中所倚重，揚州之富庶，常甲天下，當時號為“揚一益二”。隋開大運河、唐治漕運，都有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關中的意圖。元、明、清三代建都北京，經濟上亦仰仗東南，重新開鑿的大運河，轉輸東南財賦以供給京師。東南江河水道眾多，交通運輸方便，匱乏之物，也易於得到補充，再加上海運，其交通貿易的範圍就更廣泛了。這些條件為東南的政治、軍事地位提供了經濟基礎。
古代東南地區民風勁勇好武，這也是立足東南的政權可以憑恃的條件。《漢書》地理誌載東南風俗雲“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春秋時的吳越能與齊晉等中原大國爭霸、項羽率八千江東子弟而令秦人喪膽，都得益於東南地區勁勇好武的民風。《隋書》地理誌述東南民風，謂淮南一帶“人性並躁勁，風氣果決，包藏禍害，視死如歸，戰而貴詐，此則其舊風也。自平陳之後，其俗頗變，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於禮。”京口一帶“其人本並習戰，號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各料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浙東及江西一帶亦頗與之同。 [ 注：《隋書》卷三十一 地理誌下 ] 特別是淮南一帶，為曆代流民流徙往來之地，流民多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這是一支可以利用的潛在的武裝力量。東晉時謝玄、劉裕曾率以屢破北方強敵的北府兵即是這種力量的顯示。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而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這跟東南政權的社會基礎也有很大關係。
東南政權多為喬遷政權，是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和中原先進文化的保全者。中原政權喬遷東南之後，中原先進的社會政治文化遂構成其統治的重要基礎。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東南政權大多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不過，這裏麵還存在一個喬遷勢力與當地勢力結合的問題。孫吳立國江東，乃是淮泗集團與江東大族合流的產物；晉室南遷，也是中原王、謝、庾、桓等大族與當地顧、賀等望族相結合，才在江東立穩足跟。
自晉室南遷，中原士族和百姓紛紛避難江東，將中原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入江東，東晉南朝保據江南，抗衡北方數百年，喬遷士族是一個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隨著女真和蒙古先後入主中原，趙宋王朝再度南遷，東南再次成為中原社會政治文化的薈萃之地。流風所披，影響深遠。明清及近代，東南人物之盛，令人矚目。
喬遷政權帶有上述的那些優勢，但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曆史上，立足東南的政權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北伐成功的卻極少。立足東南的政權大多能統一江南半壁江山，與北方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麵，而很少能統一天下（僅明朝朱元璋為一例外），便跟喬遷政權的這種特性有關。
二 江淮防禦體係
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麵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遊；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鍾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 江南二 ] 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曆“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2－3－l）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係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麵對長江，不得不感歎：“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七十 魏紀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歎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七十 魏紀二 ] 兩次親征，都隻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複保矣。”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麽，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遊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裏江，如此則中原可複。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係。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遊。前人曾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遊，國必危。” [ 注：《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 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整個東南的防禦格局是一個以長江和淮河為依托的多層次的防禦體係。
建立於東南的政權多以建康（今南京）為政治重心。建康作為江南都會實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建康據險臨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荊襄，東接三吳，北麵兩淮。巴蜀、荊襄足以屏護上遊；三吳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兩淮地區為攻守進退之所，以攻以守，皆當以建康為根本。
建康本身“前據大江，南臨重嶺，憑高據深，形勢獨勝。”古代南京城周圍山丘很多，如鍾山、覆舟山、幕府山。孫吳最初建都於此，諸葛亮稱“金陵，鍾山龍蟠，石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 江南二 ] 晉室南遷，亦建都於此，其後，宋、齊、梁、陳頻繁嬗代，但都不改舊轍；梁代經曆“侯景之亂”後，改都江陵，但很快亡於西魏。五代十國中的南唐也建都於此；明統一全國後，也定都於此，後雖遷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為陪都。在近代，南京還作過太平天國和中華民國的都城。
南方賴以對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南方一些軍事重鎮的形成，都是以此為基礎的。（見圖2－3－l）
長江縱貫東西，延綿數千裏，再加上其支流，將一片遼闊的地域聯係起來。長江上通巴蜀、中經荊襄、東連吳越，上下遊之間相互呼應，使整個南方地區的形勢得以完整。另外，長江本身即發揮著阻擋北方鐵騎衝擊的天塹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孫吳，兵至廣陵，麵對長江，不得不感歎：“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之，未可圖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七十 魏紀二 ] 次年，魏主再次大舉伐吳，見江水波濤洶湧，又感歎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七十 魏紀二 ] 兩次親征，都隻得引兵退還。苻堅伐晉，以為自己擁兵百萬，“投鞭於江．足以斷流”，但終不能越長江而滅晉。
淮河與長江相表裏，發揮著雙重的屏障作用。顧祖禹總結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長淮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為險，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則足以拒北，北得淮則南不可複保矣。”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如果說長江的防禦是純被動的，那麽，淮河則兼有防守和主動進攻兩層意義。南方對抗北方，以守而言，則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廣大地區作為縱深；以攻而言，則出淮北可以進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於淮北，特別是泗水，稍經開鑿，即能連通黃河，從而使南方的力量能遠投到黃河流域；而單守長江，則一處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曆代保據江南者，對於淮河與長江的這種唇齒關係多有論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議論亦隨處可見。如南宋呂祉言“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為家戶，備淮以為藩籬。”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長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維，淮河之守重在內外呼應。
南宋呂祉給宋廷上《東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論”、“江流上下論”、“江淮表裏論”三論，建議：立都建康以為興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陽、武昌、九江以固上下遊之勢；守江以治內，備淮以治外，表淮而裏江，如此則中原可複。
山東和荊襄猶如東南的兩翼，屏護著整個江淮防禦體係。山東足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足以屏護江漢上遊。前人曾言“欲固東南者，必爭江漢；欲窺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漢而無淮泗，國必弱；有淮泗而無江漢之上遊，國必危。” [ 注：《讀史方輿紀要》江南方輿紀要序 ] 北據山東以固淮泗上遊，西保荊襄以固長江上遊，是為保據東南者的最好態勢。
（一）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今揚州），西麵是曆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書》卷七十八 劉延孫列傳 ] 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 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遊，控禦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曆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遊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遊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遊東逼建康，恒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裏，擋建康上遊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遊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 [ 注：《宋書》卷七十四 臧質傳 ] 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遊水陸兩路，為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曆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曆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曆陽足以策應鍾離、壽春。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春至廣陵，欲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隻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係，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並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複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係、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曆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曆陽。壽春、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曆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嚐不以曆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曆陽來者十之七。”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呂祉亦言：“曆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曆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孫策據江東，由曆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曆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曆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曆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曆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曆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曆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曆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今揚州），西麵是曆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書》卷七十八 劉延孫列傳 ] 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 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遊，控禦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曆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遊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遊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遊東逼建康，恒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裏，擋建康上遊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遊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 [ 注：《宋書》卷七十四 臧質傳 ] 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遊水陸兩路，為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曆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曆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曆陽足以策應鍾離、壽春。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春至廣陵，欲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隻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係，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並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複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係、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曆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曆陽。壽春、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曆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嚐不以曆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曆陽來者十之七。”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呂祉亦言：“曆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曆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孫策據江東，由曆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曆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曆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曆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曆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曆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曆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曆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一）長江防線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今揚州），西麵是曆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書》卷七十八 劉延孫列傳 ] 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 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遊，控禦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曆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遊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遊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遊東逼建康，恒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裏，擋建康上遊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遊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 [ 注：《宋書》卷七十四 臧質傳 ] 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遊水陸兩路，為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曆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曆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曆陽足以策應鍾離、壽春。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春至廣陵，欲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隻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係，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並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複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係、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曆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曆陽。壽春、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曆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嚐不以曆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曆陽來者十之七。”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呂祉亦言：“曆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曆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孫策據江東，由曆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曆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曆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曆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曆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曆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曆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曆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南方在長江沿線置列有一係列軍事重鎮，扼守長江的幾處要點。古代長江下遊易渡之處有二，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分處建康的上下遊。江北之敵欲渡江攻建康者多出此兩處。建康方麵也加強對這兩處渡口的防守，在這兩處渡口的南岸，置兵戍守，立為重鎮，這就是京口（今鎮江）和采石。與此二地隔江相對的，東麵是廣陵（今揚州），西麵是曆陽（今和縣），北方鐵騎南下，往往東抵廣陵，西抵曆陽，故亦立重鎮以守之。
京口即今江蘇鎮江市。最早孫權曾立都於此，號為京城，遷都建鄴後，立為京口鎮。自此以後，立國於東南者，均以京口為重鎮。東晉時，郗鑒經營京口以挫蘇峻之亂，遂建為雄鎮，號稱北府，與西府曆陽、南州姑孰一起拱衛京師建康。桓溫專擅朝政，視京口為眼中釘，曾謂“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其帳下謀士郗超會其意，暗示其父郗愔將京口讓給了桓溫。謝玄在淝水挫敗前秦苻堅大軍，依靠的主要是京口的北府兵。桓玄自荊州東下，朝廷本欲倚北府兵以拒桓全，但北府將劉牢之舉兵降附桓玄，桓玄遂入建康。桓玄代晉，劉裕、劉毅等據京口起兵反玄，因以滅玄。劉裕代晉後，有鑒於京口的戰略地位，曾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 注：《宋書》卷七十八 劉延孫列傳 ] 終劉宋一朝，無論是在對北敵的戰爭中，還是在內部政治鬥爭中，京口的地位都是舉足輕重。梁末，陳霸先鎮京口，王僧辨守建康，陳霸先襲殺王僧辨，亦據京口而發，並最終建陳代梁。隋滅陳之戰中，賀若弼自瓜洲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與自采石渡江的韓擒虎合圍建康。唐初李子通攻沈法興，亦自廣陵渡江取京口。南宋偏安東南，主戰派大臣力主經營建康、京口以圖中原，如陳亮曾上書孝宗皇帝說：“京口，連岡三麵，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裏，其勢力大略如虎之出穴。” [ 注：《陳亮集》中華書局增訂本，卷一 ]
采石即今之采石磯，隔江與橫江渡相對，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較好的渡江碼頭，是古代長江易渡之處。秦始皇巡視東南，即由此處渡江。孫策略取江東，也由此處渡江；後遂建為重鎮。西晉滅吳之戰中，吳丞相張悌率軍至采石，渡江迎戰晉軍，兵敗，晉上遊諸軍遂長驅直入，直抵建業。晉永嘉元年（307年），陳敏據建業起兵，晉揚州刺史劉機由曆陽渡江討之。東晉鹹和三午（327年），蘇峻據曆陽起兵，率軍自橫江渡江取采石，東逼建康。鹹康元年（335年），後趙石虎率軍南下，遊騎至曆陽，東晉急增戍采石、蕪湖、慈湖以備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壽陽趨曆陽，曆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並建議侯景說：“宜乘此際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內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大王雖有精甲百萬，不能濟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侯景遂自橫江渡采石，襲據姑孰，東下建康；先是，臨川太守陳昕啟湊梁主：“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不能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一 梁紀十七 ] 隋滅陳，韓擒虎兵出廬州，由橫江濟采石，陷姑孰，從右翼包圍建康；此前，陳將樊毅提醒陳主說：“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須銳兵五千、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為防備。”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六 陳紀十 ] 北宋開寶八年（975年），曹彬率軍伐南唐，在采石大敗南唐守軍，占領采石，然後在采石架設浮橋，接應江北的宋軍，宋軍遂長驅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也試圖從采石渡江，被虞允文擊敗。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襲取和州，準備進擊江南，大軍渡橫江，奪占采石，遂據集慶（今南京），開創大明基業。
京口與采石雖同扼長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過於京口。采石附近，江麵較窄，京口一帶，江麵較寬，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騎驅馳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麵中原，敵騎驅馳，容易抵達。北騎南來，趨采石較趨京口為易。故前人有言：“古來江南有事，從采石渡者十之九，從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長江渡口外，還與姑孰、東梁山一道起著阻遏上遊來敵。屏護建康的作用。唐以後，形勢稍有變化，一方麵由於泥沙衝積，瓜洲一帶江麵稍稍變窄，另一方麵，隨著大運河的開鑿和政治重心的東移，這裏是運河與長江、北方政治重心與南方經濟重心聯係的銜接地帶，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當塗，地處建康上遊，控禦采石和東梁山二處險要，翼蔽建康。東晉南朝僑立豫州（或南豫州）於此，號為南州，與北府京口、西府曆陽一道拱衛建康。顧祖禹稱姑孰“控據江山，密邇畿邑，自上遊來者，則梁山當其要害；自橫江渡者，則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為必爭之地。”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東晉初，王敦專擅朝政，自上遊移鎮姑孰；桓氏以荊州上遊東逼建康，恒溫、桓衝先後移豫州鎮姑孰。劉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劉駿討劉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屬。因為，據姑孰即已奪梁山之險，撤掉了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梁山即東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裏，擋建康上遊陸路要衝。劉宋孝建元年（554年），劉義宣，臧質在上遊起兵，東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謨等將拒之，叛軍兵至蕪湖，臧質建議義宣說：“今若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趨石頭，此上策也。” [ 注：《宋書》卷七十四 臧質傳 ] 義宣未用，而盡銳攻梁山，為王玄謨等所敗。齊永元元年（499年），陳顯達據江州起兵，齊東昏侯遣將軍胡鬆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齊蕭軌與梁降將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陳霸先立柵扼梁山以拒之。梁山與采石共扼建康上遊水陸兩路，為建康上遊最後的屏障。
與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對的是廣陵和曆陽，二地可謂兩淮根本。北騎南下，自淮東來者，最終必趨廣陵；自淮西來者，最終必趨曆陽。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則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結地，廣陵足以策應山陽、盱眙，曆陽足以策應鍾離、壽春。
廣陵即今之揚州，為淮東根本，翼蔽長江。北不得廣陵，則無以渡瓜洲；南不得廣陵，則無以爭淮北。大運河開通以後，廣陵扼長江與運河的交匯口，地位更加重要。西漢時，廣陵為吳之國都，吳王劉濞據此，煮海為鹽，鑄山為銅，國用富饒，遂招天下亡命之徒以反漢。三國時，廣陵為曹魏所有，曹魏黃初五年（224年），魏主曹丕親率水軍自壽春至廣陵，欲攻江東；孫權屢爭廣陵而不得，故其在淮南方向的北伐屢出而無成，最終隻得以長江為守。東晉時，廣陵為僑立兗州的治所，劉宋因循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征發民丁，沿江數郡之兵俱集於廣陵。孝建年間，竟陵王劉誕受孝武帝猜疑，出鎮廣陵，劉誕遂營廣陵城垣以自固，孝武帝發大兵攻之，始克。梁末“侯景之亂”中，東魏趁利南侵，江北之地盡入東魏，廣陵亦為北方所有。隋統一北方，謀並江南，先以揚州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平陳之戰中，賀若弼率先渡過長江，攻占京口，從左翼包圍建康。隋統一全國，為加強南北聯係，開鑿大運河，大運河在廣陵附近匯入長江。隋煬帝廢州置郡，以廣陵為江都郡，經常臨幸。隋末天下大亂，江都為李子通所據，李子通據江都稱帝，國號吳。唐末藩鎮割據，廬州刺史楊行密入據廣陵，自稱淮南留後，盡略淮南之地，建國吳，跨有江淮二十七州。吳後為南唐所代，南唐建都金陵，而以江都為東都。後周顯德三年（956年），後周與南唐激戰於淮南，後周軍乘虛襲占揚州，次年，南唐主請和，盡獻江北之地，南唐國勢遂弱。南宋建都臨安，江淮防線當臨安之北，金兵南下，必向兩淮。揚州為淮東根本，趙範所謂“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皆不可無備。”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三 江南五 ] 元軍突破荊襄防線，東下臨安，兩淮猶為南宋所守，李庭芝據守揚州。文天祥猶寄希望於兩淮，建議宋廷分境內為四鎮，將淮西並入淮東，建閫於揚州，截擊元軍之後，以圖恢複國勢，未果。明初定都金陵，揚州之與金陵，形勢又幾同於東晉南朝，後雖遷都於北京，但南北二京之間的聯係、江南財賦的轉輸，都須藉大運河，而揚州扼運河之咽喉，其重要性自不待言。
曆陽即今之和縣。自淮西方向南下趨建康，必經曆陽。壽春、鳳陽以南，巢湖當其要衝；巢湖以西，地形複雜，不利大軍穿行；巢湖以東，山丘和河道較少，利於大軍通行，北方勢力南下，多出此途。曆陽當此衝要。顧祖禹言：“自昔國於東南，未嚐不以曆陽為襟要；有事江南者，由壽陽、曆陽來者十之七。”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南宋呂祉亦言：“曆陽，建康、姑孰之門戶。未有曆陽多故而江東得以安枕者。”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孫策據江東，由曆陽渡江。西晉滅吳，使王渾出曆陽，渡橫江。東晉時，蘇峻亦由曆陽渡橫江，襲姑孰而下建康。後趙石虎掠淮南，遊騎徑抵曆陽，江南戒嚴。梁末侯景叛亂，起自壽陽，並有曆陽，再出橫江而渡采石，遂入建康。隋滅陳之戰中，廬州總管韓擒虎由廬州趨曆陽，出橫江而渡采石。宋金對峙，金兵南下，也往往徑抵曆陽。明初朱元璋取江南，也由曆陽渡江，克采石、下太平（姑孰）。
（二）淮河防線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春（今壽縣）和鍾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遊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春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鍾離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春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春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遊而來之敵，必經壽春。顧祖禹稱壽春“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 江南三 ] 另外，壽春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於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後，東徙淮南，一度以壽春為都。西漢時，壽春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餘，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 [ 注：《漢書》卷四十五 伍被傳 ] 東漢末，袁術據壽春，帝製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春，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 注：《三國誌》卷二十八 鄧艾傳 ] 主政的司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後，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後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於江淮之間，壽春擋南北之衝，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 [ 注：《晉書》卷二十六 食貨誌 ] 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複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春，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春，收複壽春。時參軍伏滔隨恒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春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裏；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 [ 注：《晉書》卷九十二 伏滔傳 ] 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複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 [ 注：《晉書》卷十四 地理誌上 ] 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後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春當虜之衝，非卿無以製此虜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 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並淮南之地遂入於北魏。梁趁北魏內亂，收複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於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複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 [ 注：《陳書》卷九 吳明徹傳 ] 吳明徹兵敗後，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後周世宗征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後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衝。呂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壽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壽春失，則出合肥、據曆陽，建康不得安枕矣。”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鍾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後，隻得憑淮河而守，鍾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衝，北魏每次南下，鍾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鍾離與壽春俱入於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於中原，欲以華製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欲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 [ 注：《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七 ] 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於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遊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一 晉紀三 ] 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係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遊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後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並運，丹陽不足平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 晉紀一十六 ] 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後，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築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屏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複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 [ 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董博霄傳 ]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製。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後，東晉才收複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衝要，乃繕城浚隍，積材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後，亦率餘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餘日而未能破城，隻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後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禦體係。次年，劉宋撒南兗州並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匯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巨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後秦之後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於雎？清口。
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曆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操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日後曹操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 [ 注：《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
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麵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裏，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後燕，後燕慕容德率餘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三 ] 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於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後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後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 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後，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後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後，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 [ 注：《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 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複淮南，並試圖進爭淮北，收複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後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於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衝。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穀，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後，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後，又欲“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精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曆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 [ 注：《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 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複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複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後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禦體係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曆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鍾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南方在淮河一線也置列有一係列重鎮，以扼淮河支流與淮河的交匯口。在淮西，主要是壽春（今壽縣）和鍾離（今鳳陽），在淮東，主要是山陽（今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遊支流主要有穎河和渦河。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壽春正對穎口，擋穎河、淮河方向的來敵；鍾離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鍾離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山陽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製著泗水方向的來路。在這一方向，若取更積極的態勢，還可經營彭城（今徐州）以圖北方。
壽春即今之壽縣。淮河主要支流穎河在其附近匯入淮河。穎河為中原與江淮之間的一條重要交通線，穎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穎口。壽春正對穎口。自穎河或淮河上遊而來之敵，必經壽春。顧祖禹稱壽春“控扼淮穎，襟帶江沱，為西北之要樞，東南之屏蔽。”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一 江南三 ] 另外，壽春一帶，為黃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於屯耕。故其地利足以為戰守之資。
戰國末，楚失鄢郢之地後，東徙淮南，一度以壽春為都。西漢時，壽春為淮南王國都。淮南國地大力強，值漢廷削藩之餘，怯不自安，遂謀起兵。伍被建議：“略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強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崛強江淮間，可以延歲月之壽。” [ 注：《漢書》卷四十五 伍被傳 ] 東漢末，袁術據壽春，帝製自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鄧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視陳、項以東，至壽春，上表建策，建議：“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歲豐常收，三倍於許。如此，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 注：《三國誌》卷二十八 鄧艾傳 ] 主政的司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興屯田，廣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自是以後，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船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為以後西晉滅吳打下了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雙方對峙於江淮之間，壽春擋南北之衝，為南北雙方爭奪的急所。司馬睿初定江東，應詹即建議說：“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 [ 注：《晉書》卷二十六 食貨誌 ] 東晉立足江東，但仍以收複中原為號召，故經營壽春，以守而言，可為淮西重鎮，以進取而言，可與中原形勢相呼應，且兩淮間為流民所集，招集安撫，意義亦大。晉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據壽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時出兵救援，晉大司馬桓溫率軍擊破前秦援兵，攻破壽春，收複壽春。時參軍伏滔隨恒溫至壽陽，以淮南屢叛，遂著《正淮論》言壽春之重要曰：“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裏；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六之貢，利盡蠻越。” [ 注：《晉書》卷九十二 伏滔傳 ] 苻堅伐晉，前鋒已拔壽陽，但就在壽陽附近的淝水，謝玄所率晉軍擊破前秦軍隊，收複壽陽，前秦經此一敗，頓成崩潰之勢。東晉末，劉裕“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 [ 注：《晉書》卷十四 地理誌上 ] 僑立豫州，治壽陽，作為北伐中原的一個前進基地。王鎮惡、檀道濟趨許洛之師即由此出發。劉宋時期，無論是北伐還是北伐失敗後收拾殘局，壽陽都顯示出了它作為淮西一方重鎮的地位。蕭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發兵來攻，壽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蕭道成以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鎮壽陽，他對垣崇祖說：“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壽春當虜之衝，非卿無以製此虜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 蕭齊末年，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北魏，北魏發兵接應，壽陽並淮南之地遂入於北魏。梁趁北魏內亂，收複壽陽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亂”時，東、西魏趁利南進，壽陽及淮南之地又入於東魏。陳太建五年（573年），吳明徹北伐，收複壽陽，陳主為之下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 [ 注：《陳書》卷九 吳明徹傳 ] 吳明徹兵敗後，壽陽連同整個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陳人不得不憑江而守，形勢極其不利。
五代時，後周世宗征南唐，攻壽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後來南唐壽州守將以望斷援絕而降。壽州一降，江北諸州次第風靡。宋金對峙時，金兵南下江淮，壽州每為極衝。呂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壽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壽春失，則出合肥、據曆陽，建康不得安枕矣。” [ 注：呂祉《東南防守利便》之江淮表裏論 ]
渦河為中原與江淮間的又一條重要交通線。渦河與淮河的交匯口曰渦口。鳳陽正對渦口，擋渦河之衝。南北對峙之際，鳳陽與壽春俱為淮西重鎮。鳳陽在南北朝時為鍾離郡。南朝劉宋失淮北諸州之後，隻得憑淮河而守，鍾離正檔自許洛方向南下之衝，北魏每次南下，鍾離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鍾離與壽春俱入於東魏。宋金對峙，金人立劉豫於中原，欲以華製華。宋紹興六年（1136年），劉豫侵淮西，朝議欲棄淮保江。樞密使張浚力反之，說：“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東宜於盱眙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濠、壽屯駐，以扼渦、穎運道。” [ 注：《續資治通鑒》卷一一七 ] 濠州即鳳陽。濠、壽二州分別控扼渦、穎二口，為扼守淮河的關鍵。紹興十一年（1141年），張浚、劉琦、楊沂中三大將之兵敗於濠州，宋廷遂決計議和。
淮河下遊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東南流，經兗州、濟寧、徐州、宿遷，在淮安附近匯入淮河。淮河下遊河道變遷很大，特別是黃河改道，奪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當年舊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為南北交通要道，西晉王濬攻吳，杜預曾寫信鼓勵他直搗建康以滅吳，然後，“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溯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一 晉紀三 ] 根據杜預書信中所提示的線路，王濬水師可由建業？直駛洛陽，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連通黃河、長江兩大水係應該是比較早的事；桓溫、劉裕北伐，都曾開通泗水水道；隋煬帝開大運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遊重鎮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東晉南朝時為山陽郡，隋唐及宋代時為楚州，元明清時稱淮安。曹魏黃初年間，魏主曹丕親率水軍循蔡、穎、渦等水入淮而至廣陵，舟師即由淮安而南。東晉南朝均以淮安為重鎮，祖約、劉隗、荀羨等將先後鎮守其地。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將彭超建議苻堅說：“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棋劫之勢，東西並運，丹陽不足平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 晉紀一十六 ] 苻堅從之，遂發兵攻淮陽、盱眙。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後，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百姓入城，築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時，決堤灌之。魏軍經過山陽，未敢攻城。劉宋泰始年間失淮北諸州，北魏將山陽、彭城一帶經營成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南朝再謀北進，形勢已很不利。陳代吳明徹北伐圍攻彭城時，周將王軌輕兵南進，襲據清口，切斷了陳軍歸路，明徹遂敗。宋室南遷，倚江淮以屏蔽東南，山陽的地位再次重要起來。吳表臣曰：“山陽控扼之地，失之則無以屏蔽淮東。”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徐宗偃亦曰：“山陽南北必爭之地也，我得之，可以進取山東；敵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二 江南四 ] 大運河道經淮安，故元、明兩代均設重臣、置屯軍以經略之。元末農民起義時，元將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議元廷增戍淮安：“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之地，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複也。則救援淮安，誠為急務。” [ 注：《元史》卷一百八十八 董博霄傳 ]
盱眙為淮東一方重鎮。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懷王的都城。東晉時，羌人姚襄在淮南擊破殷浩之軍，進屯盱眙，晉廷不能製。東晉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將領俱難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戰後，東晉才收複盱眙；義熙年間，晉廷置盱眙為郡，劉宋時因之。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敗時，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處衝要，乃繕城浚隍，積材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北魏南進時，淮河一帶郡縣守宰多棄城逃走，沈璞堅守盱眙；輔國將軍臧質軍潰後，亦率餘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堅守盱眙，魏主拓跋燾自瓜步北撤途中，親自指揮強攻盱眙三十餘日而未能破城，隻得燒攻城器具而走，顯示出盱眙在淮東地區確為一方重鎮。北魏退去後不久，劉義隆即以其弟劉義恭為南兗州刺史、驃騎將軍，都督十三州諸軍事，移鎮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區殘破的防禦體係。次年，劉宋撒南兗州並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駐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
彭城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眾水匯集。泗水從彭城附近流過。泗水向西北上溯，開巨野澤可入黃河，南流途中又匯納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匯入泗水。劉裕滅後秦之後南歸，舟師自渭入河，又開汴渠，自河入汴，遂歸彭城。雎？水則在邳州（今邳縣）附近匯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敗於雎？清口。
彭城可說是四戰之地，為曆代兵家所必爭。彭城在楚漢之際曾為西楚霸王項羽之都。東漢末年軍閥混戰之際，徐州乃紛爭之地，陶謙、劉備、呂布、曹操都曾力爭徐州。孫權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呂蒙以徐州“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且地近許洛，雖攻取之，日後曹操也必全力來爭，不如襲取荊州，全據長江。 [ 注：《資治通鑒》卷六十三 漢紀五十五 ]
南北對峙形勢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線的幾個層次中，長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長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區，實以彭城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間，水陸交通便利，可為戰守之資。蘇軾論彭城地位曰：“徐州為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麵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裏，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真若從屋上建瓴水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東晉隆安三年（399年），北魏滅後燕，後燕慕容德率餘部南走，謀先據一方，作為根據地，部下張華建議攻取彭城，尚書潘聰則力陳彭城乃晉之重鎮，爭之不易，他說：“彭城土廣人稀，平夷無險，且晉之舊鎮，未易可取，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人之所長，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廣固而據之。”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一 晉紀三十三 ] 潘聰是看到了彭城對於東晉的意義，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結論。劉裕和劉義隆都曾以彭城作為北伐的基地。劉裕北伐後秦，即以彭城為其前進基地；劉裕以北伐之功先後進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劉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為北伐的前進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時，長沙王劉義欣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謨為彭城太守，進策經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 宋紀七 ] 劉義隆遂以第三子劉駿為徐州刺史，鎮彭城，為北伐作準備。在這次北伐失敗後，劉駿與江夏王劉義恭堅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輕攻彭城。
劉宋泰始年間的內亂中，宋明帝繕後不當，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劉宋試圖奪回彭城而未遂。此後，北魏積極經營彭城，作為南逼江淮的一個基地。北魏初據彭城，主將尉元上表請經營彭城：“彭城賊之要蕃，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勢也。” [ 注：《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止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五 齊紀一 ] 到陳代時，吳明徹趁北周與北齊相爭之機北伐，收複淮南，並試圖進爭淮北，收複彭城，但他在圍攻彭城時，兵敗被擒。南朝經略淮北的最後一次機會也失去了。
唐代藩鎮割據時，淄青節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今安徽宿縣北符離集）、渦口，一時南北漕運之路斷絕，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李泌建議唐德宗說：“江淮漕運，以甬橋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至！宜急建重鎮於徐州，使運路常通，則江淮安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縣）可謂對徐州地位的一種補充。邳州也在淮泗水運線上，北近齊魯，南蔽江淮，為南北水陸交通的一大要衝。從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趨中原；自邳州向東北，正對沂水河穀，可趨山東。邳州與淮安俱為淮北與淮南的重要銜接點。南方爭淮北、北方爭淮南，都必爭邳州。劉裕北伐南燕，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縣）後，留船艦步行而進；滅南燕後，又欲“留鎮下邳，經營司、雍”；盧循東下建康，劉裕還師，兵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率精銳步騎歸建康。劉宋泰始年間，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經營彭城，曾上表請經略下邳、淮陽等地以挫宋軍：“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預，曆下邳；趨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此數者皆宋人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預、鎮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自克。” [ 注：《魏書》卷五十 尉元傳 ] 沈攸之沿泗水北進，試圖收複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擊敗，淮北諸州遂不可複問。陳趁北方內亂遣吳明徹北伐，下邳一帶又成為爭奪的要點。五代初，淮南割據，抗衡中原，邳、徐一帶控淮泗之路，為南北爭奪的要點。朱溫以爭邳、徐而阻楊行密，後周則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這是東南地區江淮防禦體係的大致情況。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幾個層次：長江一線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線上有京口、廣陵、姑孰、曆陽等重鎮，守護江南；長江至淮河之間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壽陽、鍾離、山陽、盱眙等重鎮，守護淮南；淮河至黃河之間又可作為一個層次，在這一區域內有彭城、邳州等軍事重鎮，守護淮北。
這幾個層次基本上顯示出了南北雙方隨著勢力消長而表現出的攻守形勢。南方強盛時，可以前出淮河以北，進取中原；南方衰弱時，則往往退守長江，消極防守；南北雙方勢均力敵時，則往往以淮河一線為對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蕭衍北伐（505年）、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嶽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於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麵旗幟，一麵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複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麵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占，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誌。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麵，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麽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麵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並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於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麽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複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麵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麵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係。這一點對於維係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於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於北伐本身的意義。
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複舊疆，重返故土，對於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精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 注：《晉書》卷六十五 王導傳 ] 之語，何等感勵人心！嶽飛“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曆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隻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麵旗幟的話，那麽，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後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製，又相互維係，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麵得以維持。這種局麵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麵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麵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製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並未給予實質性的支持。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製。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一 晉紀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複”，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 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並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持。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製恒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誌，非所複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複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九 晉紀二十一 ] 對於北伐也並不讚成。殷浩北伐失敗後，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於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並不全在收複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采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采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遊，遙製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後南方空前高漲的士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麵，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製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裏，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係百餘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持，這是劉裕造宋所麵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於朝野的功勳，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盡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後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製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後秦、北伐功業如日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後，感到“根本無托”，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於赫連夏。在他死後，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於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後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係。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曆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於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 [ 注：《資治通鑒》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隻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複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 [ 注：《廿二史考異》卷一八 晉穆帝永和七年 ] 。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複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製。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嶽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麵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複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複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桓）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裏，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一 晉紀二十三 ]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曆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麵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後，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隻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隻是作為一麵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並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性，並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複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
（一）北伐的政治問題
從東晉南朝到南宋，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舉行過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溫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謝萬北伐（359年）、謝玄北伐（384年）、劉裕北伐（400年、416年）、劉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蕭衍北伐（505年）、吳明徹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張浚北伐（1136年）、嶽飛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從這些頻繁發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問題。
對於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而言，北伐總是一麵旗幟，一麵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會的旗幟。
東南政權既然大多是喬遷政權，他們在北方少數民族占領北方地區之後，大都能整合南方社會，統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們整合南方社會的過程中，北伐、收複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麵旗幟。
東晉、南宋南遷之初，北方為少數民族所占，中原板蕩，百姓流離，人無定誌。南遷的政權要收拾局麵，穩定人心，憑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國傳統政治中的正朔所在這麽一個身份。但他們又都是在一種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麵的。東晉、南宋南遷之前，西晉、北宋政權都是被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覆滅。東晉的建立者司馬睿、南宋的建立者趙構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這就是說，南遷到東南的政權並不是中原政權的原班遷移。這樣，新建立的政權要出來整合被衝擊得支離破碎的社會結構、社會秩序，對於自己的政權作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這麽一個身份尤須加以強調。
這時，北伐中原、收複舊疆便可以作為一麵非常有用的旗幟。這麵旗幟可以顯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權與中原政權之間的內在聯係。這一點對於維係人心、整合內部意義重大。也就是說，此時打出北伐中原的旗號，對於江南政權內部政治上的意義甚至有過於北伐本身的意義。
的確，北伐中原，驅逐胡人，收複舊疆，重返故土，對於振奮社會人心是很有號召力的，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項精神資源。王導在渡江士人們新亭對泣之時“當共戮力王室，克複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 [ 注：《晉書》卷六十五 王導傳 ] 之語，何等感勵人心！嶽飛“壯誌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的壯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曆史上，南北對峙形勢下的東南政權發起的北伐雖多，真正徹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卻很少。如果北伐僅僅隻是作為收拾人心、整合社會的一麵旗幟的話，那麽，社會整合的程度反過來也會影響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比較強大的力量；相反，社會整合不夠的話，就凝聚不出強大的社會力量，也就無法有成功的和比較徹底意義上的北伐。
東晉前期，皇權旁落，門閥政治比較典型。王、庾、桓、謝等大族先後執掌朝政，幾個主要的大族相互牽製，又相互維係，從而使這種政出多門的局麵得以維持。這種局麵妨礙了封建統治秩序的全麵建立；也妨礙江南社會的全麵整合，所以，東晉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謝萬、謝玄北伐時，南方社會整合程度遠遠不夠，牽製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晉廷並未給予實質性的支持。而當祖逖剛剛在河南打下基礎，晉廷即派戴淵前往節製。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戴）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隗）、刁（協）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一 晉紀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業前功盡棄。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複”，而光祿大夫蔡謨則“獨調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 晉紀二十 ] 當時各方的意圖及彼此矛盾非三言兩語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實已足可顯示褚裒北伐並沒得到江東社會的廣泛支持。
有時，北伐甚至成了門閥大族權力鬥爭的一個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這樣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晉廷為了抑製恒溫北伐的動議。而且，殷浩北伐時，出身江左第一高門的王羲之就曾遺書殷浩說：“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誌，非所複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複舊鎮。自長江以外，羈靡而已。”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九 晉紀二十一 ] 對於北伐也並不讚成。殷浩北伐失敗後，桓溫趁機反擊，從而將北伐的資格據為己有，同時也將東晉的軍政大權握於己手。
桓溫北伐應該說是取得了一定的影響。但桓溫北伐的用意，並不全在收複北方。他兵臨灞上卻不采王猛之議徑攻長安，進抵枋頭而不采郗超之議直趨鄴城，從此中似可窺見他雖專兵在外卻意在建康的梟雄心態。正是這種梟雄心態妨礙了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桓溫長期專擅上遊，遙製朝廷，雖王、謝大族亦無法予以裁製。
謝玄北伐時，正趁淝水之戰後南方空前高漲的士氣和北方紛亂的局麵，本應取得較大的成就；但此時，謝安正以剛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馬氏的猜忌，謝玄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內藩朝廷”的建議甚至都不被朝議所允。
劉裕北伐時，至少算是事權歸一，受到的牽製較少。但其北伐有立功境外以樹立個人威望的意圖，他最終的目的是要造宋代晉。劉裕出身次等士族。在一個仍以喬遷士族為政治主體的社會裏，以一個次等士族，要想取高門士族共同維係百餘年的司馬氏政權而代之，必須取得這些高門士族的支持，這是劉裕造宋所麵臨的主要政治問題。所以，他要在對北敵的疆場上建立起足以取信於朝野的功勳，以便為改朝換代作準備。這對他北伐成就的進一步取得和北伐成果的鞏固造成了很大影響。
劉裕北伐應該說是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就。但是，盡管他平定了桓玄、盧循、譙縱，消滅了南燕、後秦，武功卓著，但高門士族對他的接受仍是有限的。他雖然控製了軍政大權，但社會基礎依然薄弱。所以，他在剛剛擊滅後秦、北伐功業如日中天之時，聽到他的重要謀士、留守建康的劉穆之死後，感到“根本無托”，遂從長安倉促東歸，致使關中旋得旋失，沒於赫連夏。在他死後，北魏趁喪南侵，河南又沒於北魏。而這點又影響了以後整個元嘉年間的南北關係。
本來，劉裕在晉末秉政的那段時間是整個東晉南朝曆史上南方實力最強、所據地理態勢也最好的時期，劉裕北伐本可取得更大的成就，至少，他已經取得的成就是可獲得進一步鞏固的，但由於上述的原因，致使他北伐的成就打了相當大的折扣。
劉宋時期，皇權得到加強，劉義隆北伐時，己能集中全部的國力從事北伐，但此時“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自劉裕代晉，這種觀念上的微妙變化便已初顯端倪。劉裕在劉穆之死後倉促東歸，已是置關中於不顧；削弱豫州（劉裕死前分豫州為南、北兩部，南重而北輕）則又是置河南於不顧；劉義隆北伐，遣使告魏主“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 [ 注：《資治通鑒》卷一二一 元嘉七年 ] 隻圖河南，不問河北，已無收複北方舊疆的意思，遣使北魏，則又一改東晉時期“不與劉、石通使”的立場 [ 注：《廿二史考異》卷一八 晉穆帝永和七年 ] 。種種跡象表明，晉宋之際，“南北（華夷）觀念”已出現一種微妙的變化。對於“華夷”南北對峙的政治現狀已經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接受，其北伐已經根本沒有收複舊疆、統一天下的意思。
南宋時期的北伐則因趙家王朝的偏安特性和對統兵將領一貫的猜忌、不信任而受到牽製。趙宋王朝為能苟安東南，甚至不惜自毀長城，殺掉嶽飛這樣的名將。
上述北伐史實，有一個共同的特性，即當政者的北伐意圖實際上都在北伐之外。若要進一步深究的話，又當追溯到整個喬遷政權本身政治上的弱點。喬遷政權本身又是為強敵所逼、被迫遷徙的產物，故不免有偏安和不思進取的特性。能夠收拾江南半壁江山的局麵已經非常滿足。這一點在東晉孫綽的上書中表現得比較典型。
時桓溫北伐收複洛陽，遂上疏請晉廷還於洛陽舊都，朝臣們以“北土蕭條，人情疑怯”，不樂北遷。這時孫綽上疏曰：“昔中宗（晉元帝）龍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實賴萬裏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以來，六十餘年，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複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桓）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怯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一朝頓欲拔之，驅躕於窮荒之地，提挈萬裏，逾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田宅不可複售，舟車無從而得，舍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將頓仆道途，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一 晉紀二十三 ]
孫綽之言，無論在當時還是在後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喬遷之地，已成“安樂之風”；中原故土，反成“習亂之鄉”。能保有江南“安樂之國”已經非常滿足。曆史上，喬遷東南的政權雖多以北伐、收複中原為口號，但真正徹底的北伐少，跟喬遷政權的上述特性有很大關係。
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為整合南方社會的一麵旗幟，本無足厚非。在北方淪亡，中原板蕩之際，北伐的口號對於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奮士氣、奠定江南立國規模的確具有重大的意義。此時的北伐實際上具有整合內部和對抗北敵這雙重的意義。
然而，北伐除了作為旗幟外，畢竟還應有本身的內涵。隻有一個整合得比較成功的社會中才能凝聚出強大的力量，才會有真正徹底的北伐。此時，事權歸一，將帥用命，士氣振奮，社會組織、社會動員也都暢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會整合已經比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本來，當喬遷政權在江南根基已固，內部經營初具規模以後，是可以作進一步的進取的；但對喬遷東南的政權而言，北伐大多隻是停留在第一層意義上，僅僅隻是作為一麵旗幟，一個招牌，因而少有比較徹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較成功的北伐。
與東晉、南朝及南宋等喬遷政權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朱元璋雖然也是起自東南，但其政權的基礎並無上述喬遷政權的種種特性，並不需要拿北伐作為安定內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驅逐韃靼，恢複漢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徹底的北伐，也正因為徹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終的成功。
（一）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麵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關。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勢是其製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麵已經說過，東南立國，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它們為基礎。這是江淮防禦體係的正麵。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的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為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體係的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地區可以屏護長江上遊。北伐作為一種進取的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麵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東、荊襄二地的山河形勢足以作為屏障，也足以作為進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製外，北伐方略不當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時，爭於河南，而河南當時正是混亂和動蕩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眾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 [ 注：《晉書》卷七十九 謝玄傳 ] 的建議亦為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隻在收複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南宋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布勢重在淮河正麵，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嶽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複二京，也隻是重複了劉宋收複河南四鎮的覆轍。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戰爭指導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麵臨的地理形勢缺乏整體的經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麵，爭於河南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托。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和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比較典型。這兩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理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宋文帝劉義隆為收複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裏，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見圖2－3－2）
劉義隆北伐，其誌隻在收複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占河南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麵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隻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 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 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製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今河北冀縣），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裏，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誌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采納。
劉家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麵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幸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複三京（開封、洛陽、商邱）”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複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讚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占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台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恒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複舊都洛陽。嶽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嶽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複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準備渡河收複河北。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布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遊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麵，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麵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製性作戰；山東方麵，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巨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見圖2－3－3）
這次作戰，布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製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麵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巨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複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遊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見圖2－3－4）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製荊襄上遊；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製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製；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曆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製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麵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禦明軍。明軍攻占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麵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並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 [ 注：《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麵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複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占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麵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關。以東南而北伐中原，進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勢是其製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麵已經說過，東南立國，主要是依托長江和淮河，其攻守、進退都是以它們為基礎。這是江淮防禦體係的正麵。但無論以進以退，還須經營好東南的兩翼。山東和荊襄是為東南之兩翼，經營好此二地，進可以經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禦體係的穩固。山東可以屏護淮泗上遊，荊襄地區可以屏護長江上遊。北伐作為一種進取的態勢，尤須經營好兩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麵太遠，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東、荊襄二地的山河形勢足以作為屏障，也足以作為進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內部政治因素的牽製外，北伐方略不當也是其北伐無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時，爭於河南，而河南當時正是混亂和動蕩的交匯之地。褚裒北伐，師出泗口而趨彭城，結果大敗於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許、洛，但先是有張遇據許昌之叛，以致自壽春出兵的計劃受挫，後來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謝萬北伐，由渦水、穎水北趨洛陽，卻以燕兵勢盛而倉皇退兵，招致士眾驚潰，許昌、穎川、譙、沛諸城相次陷沒。謝玄北伐，由下邳進據彭城，遣軍渡河守黎陽，又遣劉牢之援鄴城，他上疏請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 [ 注：《晉書》卷七十九 謝玄傳 ] 的建議亦為朝議所不允。劉宋元嘉北伐，目標也隻在收複河南，結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蕭衍北伐，戰於淮南，與其說是進取，不如說是自保。陳代吳明徹北伐，是趁北方內亂，乘時進取，但也止於淮河南北。南宋張浚北伐，意在屏護臨安，其布勢重在淮河正麵，而在兩翼擔任主攻的嶽飛、韓世忠二將則勢單力薄。端平北伐，短時間收複二京，也隻是重複了劉宋收複河南四鎮的覆轍。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當，除了諸如戰爭指導之類的失誤外，對於東南所麵臨的地理形勢缺乏整體的經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麵，爭於河南四戰之地，攻守形勢缺乏依托。這其中又以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和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比較典型。這兩次北伐最能反映出東南政權北伐中原時地理上的弱點及其經營上的不當。
宋文帝劉義隆為收複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領河南後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這裏，值得分析的是劉義隆北伐目標的選擇問題。（見圖2－3－2）
劉義隆北伐，其誌隻在收複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占河南後，沿千裏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那年，到彥之進兵之時，北魏正謀伐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崔浩斷言：“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所恃者乃在北魏對中原所擁有的地理上的優勢。劉義隆所麵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隻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 倒是劉宋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表所言進兵之策比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六 宋紀八 ] 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製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這的確是北魏為之擔憂的一種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時，北魏崔浩曾對太武帝分析說：“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今河北冀縣），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宋軍）東西列兵，徑二千裏，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 [ 注：《魏書》卷三十五 崔浩傳 ] 在崔浩看來，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由此可見劉興祖所言進兵之策可謂極富膽略，且洞悉宋魏對峙的戰略形勢。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誌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采納。
劉家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南宋端平北伐收複三京之戰幾乎是重演了一次劉宋元嘉北伐收複河南之戰。蒙古為滅金，遣使聯宋攻金。宋、蒙聯軍於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滅掉金國。根據協議，河南陳、蔡東南之地屬南宋，陳、蔡西北之地屬蒙古。開始南來對於這次聯蒙攻金還比較慎重，滅金之後，宋軍即馬上撤還，增戍江漢地區，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後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滅金之後，置一漢人為河南道總管，統領河南，蒙古大軍則於當年盛夏到來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溫涼之地避暑，遼闊的中原幾成軍事真空。這一局麵使得南宋君臣頓起僥幸之心。淮東安撫使趙範等人建議“乘時撫定中原，守河據關，收複三京（開封、洛陽、商邱）” [ 注：《宋史紀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複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樞密使鄭清之都力讚此議。宋軍遂在戰爭準備並不充分的情況下於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進兵河南，占領汴京和洛陽。蒙古窩闊台汗聞訊，即命大將塔思率軍南下。蒙古鐵騎南下，宋軍一觸即潰，根本無法固守河南，迅速敗退而歸。和元嘉北伐一樣糟糕的是，南宋的軍事行動引發了蒙古軍的大規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軍兵分三路大舉南進。南宋兩川、江淮及荊襄均被殘破。幸賴孟珙、餘玠等名將苦心經營，南宋才得以在東南繼續偏安。
取得一定影響的北伐，都是從兩翼的經營著手。如恒溫北伐取得一定影響的都是自荊、襄出兵：桓溫先自江陵，經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三輔；後又自江陵北進，出伊水，擊敗姚襄，迫降周成，收複舊都洛陽。嶽飛北伐也是自荊襄出兵。嶽飛自襄陽北進，相繼收複穎昌、鄭州、洛陽等地，乘勝進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鎮，準備渡河收複河北。
自東南發起的北伐，在布勢上能體現出對東南地理形勢作整體經營的最典型的戰例是劉裕北伐後秦之戰。劉裕在東晉義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東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義熙八年（412年）派朱齡石統兵入蜀，平定焦縱，使四川回到東晉的版圖，確保了荊襄上遊的安全，並將荊襄經營為日後北伐的一個前進基地。在國內，他鎮壓了盧循起義，消火了劉毅、諸葛長民、司馬休之等反對勢力。東晉政局穩定，事權歸一。
義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劉裕趁後秦國主姚興死後諸子內訌的有利時機北伐後秦。其進攻部署大致分三個方向：淮河、山東和荊襄。淮河正麵，王鎮惡、檀道濟率步軍自壽山向許、洛方向進攻，沈林子、劉遵考率水軍溯汴水西進，作為後繼；荊襄方麵北上之軍分為兩路：朱超石、胡藩率軍從南側進攻洛陽，沈田子、傅弘之率軍一部趨武關，作牽製性作戰；山東方麵，王仲德督前鋒諸軍由彭城溯泗水，開巨野澤入黃河；劉裕自統大軍待水路開通後，由泗水入黃河，再沿黃河西進。（見圖2－3－3）
這次作戰，布局宏大，幾個方向的進攻配合起來，足以撐開全局。自荊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對洛陽的進攻；沈田子、傅弘之則率先自武關攻入關中，牽製大部秦軍，有力地配合了潼關正麵的進攻。山東方向，王仲德開巨野澤，打通由泗水入黃河的交通線路，是晉軍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晉軍糧草裝備的運輸線；另外，劉裕主力入河後，針對北魏在黃河北岸屯兵十萬的嚴峻形勢，馬上在山東置立北青州，以向彌為北青州刺史，鎮守碻磝（今山東東阿西北），掩護由泗入河之路，且監視魏軍行動，保證後方的安全。由於劉裕處置得當，攻後秦之戰遂得以順利展開。這次北伐，一舉收複了關中和黃河以南的廣大地區。
明初朱元璋北伐則是自東南發起的北伐中惟一徹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開創了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統治暴虐，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衝擊下早已搖搖欲墜。朱元璋在掃平南方群雄、統一長江中下遊地區之後，即舉兵北伐元朝。（見圖2－3－4）
在商議北伐方略時，將領們多主張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樞。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走行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為基礎，西平陳友諒，控製荊襄上遊；東滅張士誠，鞏固三吳根本。控製荊襄，保障了對長江形勢的控製；鞏固三吳，保障了大後方的穩固。元朝在經曆了劉福通起義的衝擊後武備不振，它所倚重的統兵將領如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擁兵關中的李思濟、張良弼等卻爭權奪利，各謀保境割據，相互攻伐，不相統一。這正好給了朱元璋各個擊破和直搗大都的機會。
元朝在失去對江淮以南地域的控製之後，正賴河南、山東作為南方藩籬，抵禦明軍北上。山東是大都的南麵屏障，監控著南北水路運輸的大動脈，在南北之間居於樞紐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東即已等於門戶大開，再無天然屏障以禦明軍。明軍攻占山東後，還可以利用大運河的北段，順流長驅。取河南則可保護北伐軍的側翼。至於攻取河南之後，止兵潼關而不攻關中，徑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麵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擴廓帖木爾、李思濟、張思道皆百戰之餘，未肯遽下，急之則並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可不戰而克。” [ 注：《明史紀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麵也有地理大勢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標在河北，攻關中會有漫長的側翼暴露。劉裕伐後秦時即冒著後路被北魏切斷的危險。明初盤據山西的擴廓帖木爾（即王保保）為元朝最能征慣戰之將，所部亦為元軍精銳，若攻山西則必曠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漢而後收幽雲，結果屢攻北漢耗盡國家精銳，最終無力收複幽雲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後便徑攻河北，倒很似劉宋時劉興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構想符合當時的政治形勢，也符合南北相爭的地理形勢。
明軍北伐的作戰經過基本上循著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開。明軍首先攻占山東，然後，向西旋轉，攻取河南，西抵潼關，阻遏關中元軍之東出。然後，進軍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驅逐山西擴廓帖木爾，進軍關隴、巴蜀，統一天下。
第四節 山川險固，天府之土——四川
一 山川形勢
長江、黃河分別流貫中國南方和北方。四川和關中在南、北方都據上遊之勢。誠如前人所論：“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黃河以北之地）、江南為天下製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遊，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遊，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製南北之命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陝西方輿紀要序 ]
在幾大戰略要地中，論山川險固，無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國地形中東西向的山脈與南北向的山脈在這一帶縱橫交錯，形成封閉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脈東西延綿，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橫亙其北，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巫山分布於其東；折向西南，經大婁山而與雲貴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重山峻嶺，層巒疊嶂，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兩麵地形地勢險惡，在古代多屬羈縻之地；東、北兩麵是其與外界的主要聯係方向。（見圖2－4－l）
四川每被稱為天府之國。四川境內，長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狀匯入盆地底部，東流出川。江河衝積，形成肥沃的平原，宜於農業生產。四川地區物產豐富。《漢書》地理誌載巴、蜀、廣漢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偅，西近邛、笮馬旄牛。”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常璩也曾記載過蜀地的物產，稱“其寶則有壁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犛、犀、象、氈、犛、丹黃、空青、桑、漆、麻、苧之饒。” [ 注：《華陽國誌》蜀誌 ] 四川地多鹽井，獲利豐饒。
四川的開發比較早。戰國時，秦蜀守李冰營都江堰，灌溉良田千裏。秦漢時期，蜀地富商聞名天下。東漢初，中原饑謹，而蜀地“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諸葛亮隆中對策之時，稱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國富”。唐宋時期，益州富裕與揚州相埒，賦稅為天下最。
昔人常稱蜀道艱難，實際上，這主要是說四川與外部之間的交通條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條件還是比較好的，所謂“浮水轉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長江及其支流建立起來的江河水運係統。長江下通東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烏江、金沙江則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曆史上通常謂之內水，岷江在曆史上通常謂之外水，沱江在曆史上通常謂之中水。三水皆為成都與重慶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慶是這個水運係統的兩大樞紐，分居其上下遊。
四川與外部的聯係主要是通過其東、北兩個方向。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穀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通道。兩個方向的往來通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麵為水路，行江道；北麵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
由重慶東出，經三峽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為其門戶，瞿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節。《讀史方輿紀要》稱夔州“控帶二川，限隔五溪，據荊楚之上遊，為巴蜀之喉吭。”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九 四川四 ] 夔州扼守江關，為四川的東麵門戶；從東麵入川，不下夔州，便無可能；一下夔州，便已過三峽之險，而奪蜀之東麵門戶。故王應麟稱夔州為“西南四道之咽喉，吳楚萬裏之襟帶。” [ 注：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 ]
戰國時，巴楚相攻，楚置捍關以拒巴。東漢初，公孫述割據益州，遣將軍任滿下江州（今重慶），東據捍關，後又遣田戎出江關以攻夷陵；東漢大將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關，益州東麵門戶遂開。三國初，劉備為收複荊州，率大軍出川攻吳，在夷陵慘敗之後，退屯白帝，扼守江關；劉備死後，李嚴屯白帝城，以備東方。西晉滅吳，王濬樓船之師自益州東下白帝，以攻吳之西陵。東晉時，恒溫討李勢、朱齡石平焦縱，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劉宋為控禦三峽一帶的蠻夷，特設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確保益州與東南聯係的暢通。隋滅陳，楊素益州之師，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蕭銑，李靖率軍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時，王建、孟知祥先後割據四川，也都以夔州為其東麵門戶。北宋平蜀，劉光義由歸州進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據蜀，傅友德從北麵進攻，湯和從東麵進攻，蜀軍固守翟塘，湯和百計攻之，才下夔州，遂與傅友德合圍成都。
川東地區雖以夔州為門戶，其形勢之重卻歸於重慶。三峽上下，兩岸皆崇山峻嶺，長江水道在這一帶猶如一個細長的瓶頸，東出宜昌，西出重慶，地勢才稍稍平坦，重慶便處在這個細長瓶頸的西端。在夔州與重慶之間，長江兩岸的山脈大體與長江平行，這樣，從四川經三峽東出，要想繞過重慶是很困難的。重慶一帶眾水匯集，北麵的涪江、嘉陵江、渠江會合後，在重慶匯入長江，南麵還有綦江、赤水河等發源於雲貴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艱難的四川，江河運輸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這樣，重慶在川東地區實居樞紐地位。
從三峽入川，到重慶後，可分幾個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綿陽而出成都之北，曆史上通常謂之內水，合州（今之合川）為其重要據點；從重慶溯長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曆史上通常謂之外水，嘉定（今之樂山）為其重要據點；另由重慶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趨成都，曆史上通常謂之中水，滬州為其重要據點。
東漢岑彭討公孫述，在江州（重慶）兵分兩路，遣臧宮行內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劉備入成都，取道內水；東晉時，恒溫平李勢，取道外水；劉裕遣劉敬宣討焦縱，劉敬宣先從外水進攻，不利，後劉裕再遣朱齡石攻焦縱，密赦朱齡石以疑兵從內水進攻，仍以主力從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從中水取廣漢。
內、外水為重慶與成都之間的主要通道，內水涪江尤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綿陽、合川分處其上、下遊。綿陽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奪成都之險。合川即古合州，三江匯集，“憑高據深，屹為險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遊。
川北門戶則無如劍閣。四川與漢中之間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倉道。金牛道最早為秦惠王伐蜀所開，其後，鍾會攻蜀漢，西魏尉遲迥取梁益州，後唐郭崇韜伐蜀，北宋平後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進兵。金牛道北起陝西勉縣，南至劍閣之大劍關口，中間越最高峰曰朝天嶺。劍閣為其門戶。
在劍閣縣北二十五裏有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其東三十裏有小劍山。兩山相連，山勢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大小劍山延綿兩百多裏，峰巒聯絡，延亙如城，下有隘路，謂之劍門關。因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辟，如劍之植，故名劍門。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劍門關之險絕無誇張。三國末，鍾會率大軍入漢中，南下陽平關，將趨劍閣；薑維從遝中疾速回兵退屯劍閣，列營守險，以拒鍾會，鍾會大軍不能進。兩晉時，巴氐人李特率關隴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見劍閣之險，感歎道：“劉禪有如此地，而麵縛於人，豈非庸才耶！” [ 注：《晉書》卷一百二十 李特載記 ] 後來李特之子李雄割據益州，建立成漢。南北朝時，南北雙方爭益州，劍門關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將邢巒攻取南朝蕭梁之漢中，並南入劍閣，梁軍退保涪城。邢巒上表魏主，請求增兵，乘勝取蜀，表中稱：“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圖。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 [ 注：《魏書》卷六十五 邢巒傳 ] 梁承聖二年（553年），西魏大將尉遲迥率軍攻益州，梁將楊乾運以劍閣降魏，尉遲迥遂入劍閣，占領益州。五代時，後唐軍攻孟知祥於益州，前鋒入劍門關，破劍州，但以大軍不繼，退保劍門，孟知祥聞訊，急遣軍赴劍州屯守，後唐軍再次來攻，敗還，孟知祥遂割據益州。後周王景攻後蜀，蜀主斂兵聚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時，王全斌統兵伐後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軍扼劍閣以禦之，宋軍不能進。後有降卒向王全斌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對岸有渡，路出劍門南二十裏，至青疆店，與官道合，由此進兵，則劍閣之險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傳卷十四 王全斌傳 ] 王全斌采其議，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劍門之南，夾攻劍門，才破劍門關。明初傅友德不攻劍閣而出陰平故道，亦屬避實擊虛，繞開劍閣之險。
在劍閣南北，又有綿陽和廣元夾峙劍門險要。廣元為曆史上的利州。自漢中由陽平關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護即為利州。由利州可西趨劍閣，也可向南迂回閬中而出劍閣之後。以受敵次序而論，實以利州為首險。守利州可以同時屏護劍閣和閬中兩個方向。
綿陽為曆史上的涪城、綿州，為劍閣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據點。自劍閣、陰平兩路趨成都，都必經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遊，控守自內水趨成都之路。諸葛亮死後，蔣琬主持蜀漢軍事。蜀漢延熙四年（241年），蔣琬請自漢中徙屯涪城，說：“涪水陸四通，惟亟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 [ 注：《三國誌》卷四十四 蜀書 蔣琬傳 ] 北魏邢巒、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鋒均已破劍門關，蜀軍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巒在表請魏主增兵取蜀時說：“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複持久哉！” [ 注：《魏書》卷六十五 邢巒傳 ] 故守涪城，可以應接三路；涪城不守；則成都大勢已去。
四川北麵另有陰平道可通隴上。陰平道以地居岷山之東摩天嶺之陰（北麓）而得名。由陰平（在今甘肅文縣）而南，經龍安、江油至綿陽，可出成都之北。在陰平東南有橋跨白龍江上，即所謂陰平橋頭。陰平道極險峻，平時惟樵獵可通。
蜀漢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北伐，平定陰平、武都，謂“全蜀之防，當在陰平”，因而置戍；後因“流馬”小船發明，白龍江水運頻繁，因而開發成為川、隴之間的一條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鍾會、鄧艾伐蜀時，屯田遝中的薑維聞訊提醒後主亟遣兵守護陰平橋頭，後主卻未在意。薑維迅速回軍扼守劍閣，扼鍾會大軍於劍門之外。鄧艾向司馬昭請示從陰平道進兵：“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趨）涪，出劍閣西百裏，去成都三百餘裏。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鍾）會可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誌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 注：《三國誌》卷二十八 鄧艾傳 ] 司馬昭從之。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裏，出劍閣薑維軍後，先登至江油，擊破涪城、綿竹，進逼成都。劉禪震驚，自縛出降。
自鄧艾以後，陰平遂成為取蜀之一捷徑，據蜀者亦多注重對陰平道的防禦。五代時，石敬塘攻兩川，西川帥孟知祥一麵遣軍爭劍閣，一麵派軍趨龍州（今龍安），扼守要害，以備陰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軍欲從陰平道進兵，因西川兵有備，敗還。明初傅友德伐蜀，揚言出金牛道，而潛引大軍循鄧艾陰平故道而趨成都。
這是川北的幾條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進出最為便捷，故金牛道為川北要衝，劍閣為其門戶，為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視。陰平道則以地形偏僻險惡、易被忽視而更隱蔽，由此進襲成都往往能收出奇製勝之效。從米倉道南下巴中可趨重慶，南北對峙之際，由米倉道進軍可威脅川中與東南之間的交通線。
這是四川東、北兩個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點的大致情況。前人有言“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 據蜀者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全據大巴山之險。
相比較而言，漢中對於四川的意義又有過於江陵。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之間，漢中對四川擁有地理上的優勢，而對關中則隻是共享秦嶺之險。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漢中的歸屬關係到南北均勢能否維持。自漢中越秦嶺北進較難，而越大巴山南進則相對容易。若漢中歸北方，雙方以大巴山為前沿，則地理上的優勢在北方。故守漢中是守四川之上遊。而江陵居四川之下遊，自江陵入翟塘，須逆江流而上。曆代攻蜀，從漢中入劍閣滅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實在漢中。未有漢中不守而巴蜀可無患者也。故昔人謂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川一 ]
北守漢中，東據江陵，這種態勢不但守險穩固，以進取而言，亦較積極。據江陵可以東臨荊楚，守漢中可以北窺秦隴，且藉漢水東下，還可呼應兩路以出中原。曆史上，以公孫述全盛時期和劉備跨有荊、益、漢中之時為曆代據蜀者最好態勢，而以荊邯對公孫述的建議和諸葛亮的隆中對為經營四川的最好策劃。
一 山川形勢
長江、黃河分別流貫中國南方和北方。四川和關中在南、北方都據上遊之勢。誠如前人所論：“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黃河以北之地）、江南為天下製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遊，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據黃河上遊，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製南北之命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陝西方輿紀要序 ]
在幾大戰略要地中，論山川險固，無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國地形中東西向的山脈與南北向的山脈在這一帶縱橫交錯，形成封閉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脈東西延綿，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橫亙其北，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巫山分布於其東；折向西南，經大婁山而與雲貴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圍的每個方向，都是重山峻嶺，層巒疊嶂，防護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兩麵地形地勢險惡，在古代多屬羈縻之地；東、北兩麵是其與外界的主要聯係方向。（見圖2－4－l）
四川每被稱為天府之國。四川境內，長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狀匯入盆地底部，東流出川。江河衝積，形成肥沃的平原，宜於農業生產。四川地區物產豐富。《漢書》地理誌載巴、蜀、廣漢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偅，西近邛、笮馬旄牛。”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常璩也曾記載過蜀地的物產，稱“其寶則有壁玉、金、銀、珠、碧、銅、鐵、鉛、錫、赭、堊、錦、繡、犛、犀、象、氈、犛、丹黃、空青、桑、漆、麻、苧之饒。” [ 注：《華陽國誌》蜀誌 ] 四川地多鹽井，獲利豐饒。
四川的開發比較早。戰國時，秦蜀守李冰營都江堰，灌溉良田千裏。秦漢時期，蜀地富商聞名天下。東漢初，中原饑謹，而蜀地“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諸葛亮隆中對策之時，稱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國富”。唐宋時期，益州富裕與揚州相埒，賦稅為天下最。
昔人常稱蜀道艱難，實際上，這主要是說四川與外部之間的交通條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條件還是比較好的，所謂“浮水轉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長江及其支流建立起來的江河水運係統。長江下通東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烏江、金沙江則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曆史上通常謂之內水，岷江在曆史上通常謂之外水，沱江在曆史上通常謂之中水。三水皆為成都與重慶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慶是這個水運係統的兩大樞紐，分居其上下遊。
四川與外部的聯係主要是通過其東、北兩個方向。長江三峽是其與東方之間的往來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穀低地是其與北方之間的往來通道。兩個方向的往來通道俱極險要。大抵東麵為水路，行江道；北麵為陸路，行棧道。這兩個方向又分別歸重於兩大重心：重慶和成都。
由重慶東出，經三峽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為其門戶，瞿塘關（亦稱江關、捍關）即在此處；從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倉道可入漢中，另由陰平道可通隴上，大抵以劍閣為其門戶，劍門關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節。《讀史方輿紀要》稱夔州“控帶二川，限隔五溪，據荊楚之上遊，為巴蜀之喉吭。”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九 四川四 ] 夔州扼守江關，為四川的東麵門戶；從東麵入川，不下夔州，便無可能；一下夔州，便已過三峽之險，而奪蜀之東麵門戶。故王應麟稱夔州為“西南四道之咽喉，吳楚萬裏之襟帶。” [ 注：王應麟《通鑒地理通釋》 ]
戰國時，巴楚相攻，楚置捍關以拒巴。東漢初，公孫述割據益州，遣將軍任滿下江州（今重慶），東據捍關，後又遣田戎出江關以攻夷陵；東漢大將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關，益州東麵門戶遂開。三國初，劉備為收複荊州，率大軍出川攻吳，在夷陵慘敗之後，退屯白帝，扼守江關；劉備死後，李嚴屯白帝城，以備東方。西晉滅吳，王濬樓船之師自益州東下白帝，以攻吳之西陵。東晉時，恒溫討李勢、朱齡石平焦縱，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劉宋為控禦三峽一帶的蠻夷，特設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確保益州與東南聯係的暢通。隋滅陳，楊素益州之師，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蕭銑，李靖率軍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時，王建、孟知祥先後割據四川，也都以夔州為其東麵門戶。北宋平蜀，劉光義由歸州進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據蜀，傅友德從北麵進攻，湯和從東麵進攻，蜀軍固守翟塘，湯和百計攻之，才下夔州，遂與傅友德合圍成都。
川東地區雖以夔州為門戶，其形勢之重卻歸於重慶。三峽上下，兩岸皆崇山峻嶺，長江水道在這一帶猶如一個細長的瓶頸，東出宜昌，西出重慶，地勢才稍稍平坦，重慶便處在這個細長瓶頸的西端。在夔州與重慶之間，長江兩岸的山脈大體與長江平行，這樣，從四川經三峽東出，要想繞過重慶是很困難的。重慶一帶眾水匯集，北麵的涪江、嘉陵江、渠江會合後，在重慶匯入長江，南麵還有綦江、赤水河等發源於雲貴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艱難的四川，江河運輸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這樣，重慶在川東地區實居樞紐地位。
從三峽入川，到重慶後，可分幾個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綿陽而出成都之北，曆史上通常謂之內水，合州（今之合川）為其重要據點；從重慶溯長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曆史上通常謂之外水，嘉定（今之樂山）為其重要據點；另由重慶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趨成都，曆史上通常謂之中水，滬州為其重要據點。
東漢岑彭討公孫述，在江州（重慶）兵分兩路，遣臧宮行內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劉備入成都，取道內水；東晉時，恒溫平李勢，取道外水；劉裕遣劉敬宣討焦縱，劉敬宣先從外水進攻，不利，後劉裕再遣朱齡石攻焦縱，密赦朱齡石以疑兵從內水進攻，仍以主力從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從中水取廣漢。
內、外水為重慶與成都之間的主要通道，內水涪江尤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綿陽、合川分處其上、下遊。綿陽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奪成都之險。合川即古合州，三江匯集，“憑高據深，屹為險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遊。
川北門戶則無如劍閣。四川與漢中之間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倉道。金牛道最早為秦惠王伐蜀所開，其後，鍾會攻蜀漢，西魏尉遲迥取梁益州，後唐郭崇韜伐蜀，北宋平後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進兵。金牛道北起陝西勉縣，南至劍閣之大劍關口，中間越最高峰曰朝天嶺。劍閣為其門戶。
在劍閣縣北二十五裏有劍門山，亦曰大劍山，其東三十裏有小劍山。兩山相連，山勢絕險，飛閣通衢，謂之劍閣。大小劍山延綿兩百多裏，峰巒聯絡，延亙如城，下有隘路，謂之劍門關。因其山峭壁中斷，兩崖相嵌，如門之辟，如劍之植，故名劍門。
用“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來形容劍門關之險絕無誇張。三國末，鍾會率大軍入漢中，南下陽平關，將趨劍閣；薑維從遝中疾速回兵退屯劍閣，列營守險，以拒鍾會，鍾會大軍不能進。兩晉時，巴氐人李特率關隴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見劍閣之險，感歎道：“劉禪有如此地，而麵縛於人，豈非庸才耶！” [ 注：《晉書》卷一百二十 李特載記 ] 後來李特之子李雄割據益州，建立成漢。南北朝時，南北雙方爭益州，劍門關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將邢巒攻取南朝蕭梁之漢中，並南入劍閣，梁軍退保涪城。邢巒上表魏主，請求增兵，乘勝取蜀，表中稱：“蜀之所恃，惟在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圖。今若不取，後圖便難。……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 [ 注：《魏書》卷六十五 邢巒傳 ] 梁承聖二年（553年），西魏大將尉遲迥率軍攻益州，梁將楊乾運以劍閣降魏，尉遲迥遂入劍閣，占領益州。五代時，後唐軍攻孟知祥於益州，前鋒入劍門關，破劍州，但以大軍不繼，退保劍門，孟知祥聞訊，急遣軍赴劍州屯守，後唐軍再次來攻，敗還，孟知祥遂割據益州。後周王景攻後蜀，蜀主斂兵聚糧於劍門、白帝，為守禦之備，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時，王全斌統兵伐後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軍扼劍閣以禦之，宋軍不能進。後有降卒向王全斌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守之，對岸有渡，路出劍門南二十裏，至青疆店，與官道合，由此進兵，則劍閣之險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傳卷十四 王全斌傳 ] 王全斌采其議，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劍門之南，夾攻劍門，才破劍門關。明初傅友德不攻劍閣而出陰平故道，亦屬避實擊虛，繞開劍閣之險。
在劍閣南北，又有綿陽和廣元夾峙劍門險要。廣元為曆史上的利州。自漢中由陽平關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護即為利州。由利州可西趨劍閣，也可向南迂回閬中而出劍閣之後。以受敵次序而論，實以利州為首險。守利州可以同時屏護劍閣和閬中兩個方向。
綿陽為曆史上的涪城、綿州，為劍閣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據點。自劍閣、陰平兩路趨成都，都必經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遊，控守自內水趨成都之路。諸葛亮死後，蔣琬主持蜀漢軍事。蜀漢延熙四年（241年），蔣琬請自漢中徙屯涪城，說：“涪水陸四通，惟亟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 [ 注：《三國誌》卷四十四 蜀書 蔣琬傳 ] 北魏邢巒、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鋒均已破劍門關，蜀軍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巒在表請魏主增兵取蜀時說：“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複持久哉！” [ 注：《魏書》卷六十五 邢巒傳 ] 故守涪城，可以應接三路；涪城不守；則成都大勢已去。
四川北麵另有陰平道可通隴上。陰平道以地居岷山之東摩天嶺之陰（北麓）而得名。由陰平（在今甘肅文縣）而南，經龍安、江油至綿陽，可出成都之北。在陰平東南有橋跨白龍江上，即所謂陰平橋頭。陰平道極險峻，平時惟樵獵可通。
蜀漢建興七年（229年），諸葛亮北伐，平定陰平、武都，謂“全蜀之防，當在陰平”，因而置戍；後因“流馬”小船發明，白龍江水運頻繁，因而開發成為川、隴之間的一條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鍾會、鄧艾伐蜀時，屯田遝中的薑維聞訊提醒後主亟遣兵守護陰平橋頭，後主卻未在意。薑維迅速回軍扼守劍閣，扼鍾會大軍於劍門之外。鄧艾向司馬昭請示從陰平道進兵：“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趨）涪，出劍閣西百裏，去成都三百餘裏。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鍾）會可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誌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 [ 注：《三國誌》卷二十八 鄧艾傳 ] 司馬昭從之。鄧艾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裏，出劍閣薑維軍後，先登至江油，擊破涪城、綿竹，進逼成都。劉禪震驚，自縛出降。
自鄧艾以後，陰平遂成為取蜀之一捷徑，據蜀者亦多注重對陰平道的防禦。五代時，石敬塘攻兩川，西川帥孟知祥一麵遣軍爭劍閣，一麵派軍趨龍州（今龍安），扼守要害，以備陰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軍欲從陰平道進兵，因西川兵有備，敗還。明初傅友德伐蜀，揚言出金牛道，而潛引大軍循鄧艾陰平故道而趨成都。
這是川北的幾條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進出最為便捷，故金牛道為川北要衝，劍閣為其門戶，為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視。陰平道則以地形偏僻險惡、易被忽視而更隱蔽，由此進襲成都往往能收出奇製勝之效。從米倉道南下巴中可趨重慶，南北對峙之際，由米倉道進軍可威脅川中與東南之間的交通線。
這是四川東、北兩個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點的大致情況。前人有言“成都之險，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 四川二 ] 據蜀者必東據江陵，北守漢中，四川之險才稱穩固。據江陵可全據巫山之險，守漢中可全據大巴山之險。
相比較而言，漢中對於四川的意義又有過於江陵。漢中夾在關中和四川之間，漢中對四川擁有地理上的優勢，而對關中則隻是共享秦嶺之險。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漢中的歸屬關係到南北均勢能否維持。自漢中越秦嶺北進較難，而越大巴山南進則相對容易。若漢中歸北方，雙方以大巴山為前沿，則地理上的優勢在北方。故守漢中是守四川之上遊。而江陵居四川之下遊，自江陵入翟塘，須逆江流而上。曆代攻蜀，從漢中入劍閣滅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實在漢中。未有漢中不守而巴蜀可無患者也。故昔人謂東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漢中。”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川一 ]
北守漢中，東據江陵，這種態勢不但守險穩固，以進取而言，亦較積極。據江陵可以東臨荊楚，守漢中可以北窺秦隴，且藉漢水東下，還可呼應兩路以出中原。曆史上，以公孫述全盛時期和劉備跨有荊、益、漢中之時為曆代據蜀者最好態勢，而以荊邯對公孫述的建議和諸葛亮的隆中對為經營四川的最好策劃。
二 四川在南北分合中的地位
四川據長江流域的上遊，故曆代經營天下者無不汲汲於四川的上遊之勢：以北方進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順流長驅，直下東南；以南方對抗北方，確保四川可以屏護上遊，確保江南形勢的完整。
在統一戰爭中，四川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四川地區在戰國時期為巴、蜀之國。巴、蜀分據兩川（川東、川西）。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兩國相攻，遣司馬錯統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秦取巴蜀，不僅增強了其國力，且改變了對楚國的戰略態勢。巴蜀之地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策源地。在秦與楚的外交鬥爭中，我們可一再看到諸如“一軍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 注：《史紀》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 之類的威脅。秦據漢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地位。西漢初，劉邦被封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巴蜀之地為其統一戰爭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說四川的戰略意義在秦漢時期還是潛在的，那麽，秦漢以後，隨著南方地區經濟的開發和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四川地區的戰略意義開始突現出來。
三國後期，鄧艾剛剛滅蜀，即上表建議經營蜀地為伐吳作準備：“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備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 注：《三國誌》卷二十八 鄧艾傳 ] 鄧艾雖死，但後有王濬在益州經營水師，圖吳上遊。西晉代曹魏後，羊祜上表陳伐吳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襪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 晉紀二 ] 後來西晉滅吳之戰，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議展開。（見圖2－4－2）
自此之後，“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局麵一再啟發著以北方圖江南者的戰略思路。前秦苻堅伐東晉之戰的進軍部署即與西晉滅吳之戰如出一轍。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為伐晉之戰的前奏，苻堅遣軍攻打襄陽，並欲親自出征，涼州刺史梁熙諫阻苻堅出征，並陳伐晉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 晉紀二十六 ] 伐晉之戰拉開序幕後，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別率軍趨淮河和襄陽外，另以姚萇督益、梁二州諸軍事，率蜀地之兵順流而下；隻是前秦戰爭準備不充分，以至淝水一敗而全局崩潰，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滅陳而告終結。隋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時，尉遲迥就統兵入川，占領南朝益州。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滅陳之戰拉開序幕。其進軍部署亦與西晉滅吳之戰頗似，也是從下遊、荊襄、益州三個方麵同時進攻：蓋州方麵，楊素率水軍出永安（今四川奉節），順流東下；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楊素夾擊據守西陵峽口等上遊各地之陳軍；楊俊率水陸軍出襄陽，進屯漢口，切斷建康與上遊的聯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上起五層樓，高百餘尺，容戰士八百人。大舉之日，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楊素坐平乘大船，陳人歎為江神。楊素、楊俊將上遊陳軍悉數牽製在湖北境內。賀若弼、韓擒虎則率軍在下遊強渡長江，合圍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軍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別向江淮、荊襄、四川發起進攻。蒙古窩闊台汗時期，蒙古軍三次攻入四川，並試圖由重慶、萬州、夔州東下，出荊襄之上；蒙哥汗時期，蒙哥汗采用降將郭寶玉所建議的大包圍戰略，欲以迂回南宋長江防線的後方，其進軍雲貴之戰亦以攻略四川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發軍三路，傾國南下，蒙哥親率蒙軍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後東出夔門，與其它兩路會師鄂州，再順流直下，攻取臨安。不過，戰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陣亡而出現轉機，蒙哥汗陣亡後，蒙古軍北撤。到忽必烈汗時，蒙古軍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但無論是攻襄陽期間還是後來東下臨安期間，蒙古軍都在四川發起牽製性作戰，以破壞宋軍上下遊之勢的維係。
曆史上，幾次南北對峙都以北方統一南方而終結。北方能統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對四川上遊的經營。
南北對峙時，四川對於南方的意義有過於北方。誠如顧炎武所論：“蜀居天下之上遊。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為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窺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勢論 ]
三國時期，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勢的形成，實賴孫劉兩家結成聯盟以共同維係長江上下遊之勢。孫權襲荊州後急於與劉備和好，諸葛亮主政後也設法修複孫、劉聯盟，都是出於這種考慮。是後，蜀漢的北伐與孫吳的北伐東西呼應，從東西兩個方向牽製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國北伐功雖不就，但對三國鼎立局麵的維係無疑還是功不可沒。待魏滅蜀，控製四川上遊，吳隻得增戍荊州，甚至一度遷都武昌（今鄂州），以應付上遊“受敵二境”的不利形勢。隨著名將陸氏父子的謝世，孫吳上遊的形勢極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 晉紀二 ]
東晉南朝時期，桓溫和劉裕分別以平李勢和焦縱而收複四川，使長江上遊獲得屏護。西晉末年，四川即為巴氐人李特所據，李氏所建成漢政權一直延續到東晉。晉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出任荊州刺史，江夏相袁喬建議恒溫伐蜀：“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七 晉紀十九 ] 桓溫遂率軍伐蜀，收複益州。
苻堅伐晉之戰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漢中、益州和襄陽，準備從益州、荊襄、江淮三路伐晉，東晉上遊防線麵臨巨大壓力；東晉負責上遊防禦的桓衝試圖以反攻襄陽和益州來破壞前秦的攻勢準備，但未獲成功。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桓衝趁勢收複益州。
東晉末年，益州又為焦縱所割據。劉裕先後遣劉敬宜、朱齡石兩度統兵入川，才收複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勢的完整。此後，南北雙方在梁益一帶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亂”後，西魏宇文泰趁梁蕭繹、蕭紀兄弟內亂，認為“取益製梁，在茲一舉。”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 遣軍攻取梁朝益州及荊襄之地，南方遂漸趨不利，連維係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與金對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陝－荊襄－江淮一線形成“常山蛇勢”，以四川與陝西相表裏，共同維係上遊之勢。四川既為東南上遊屏障，又為甘陝前線的後盾。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了南宋與蒙古對峙的時期。蒙古窩闊台汗時期對四川的大舉進攻曾使兩川殘破，南宋實賴名將餘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遊根本未被動搖。到了蒙哥汗時期，蒙哥意識到欲破南宋江防體係，必須從上遊著手，遂親自統兵攻四川，甚至不惜親臨合州釣魚城下，指揮攻城，結果中炮石重傷身亡。蒙古軍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繼續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為一個單獨的割據政權所控製，東南的壓力相對還要輕一些。但是，作為長江上遊的四川與作為黃河上遊的關中靠得如此緊密，而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中間又隔三峽險要，聯係脆弱，以至四川地區出現的任何機會都很難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時，北魏邢巒攻取梁州後，上表請略益州，說：“揚州、成都，相去萬裏，陸途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巒傳 ] 即是看到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在四川的不利形勢。
因此，盡管四川居長江上遊，對於東南意義重大，但在南北雙方對四川的爭奪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開始。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
四川據長江流域的上遊，故曆代經營天下者無不汲汲於四川的上遊之勢：以北方進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順流長驅，直下東南；以南方對抗北方，確保四川可以屏護上遊，確保江南形勢的完整。
在統一戰爭中，四川有著不容忽視的地位。四川地區在戰國時期為巴、蜀之國。巴、蜀分據兩川（川東、川西）。周慎靚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兩國相攻，遣司馬錯統兵伐蜀，擊滅蜀國而並其地。史載“蜀既屬秦，秦以益強，富厚，輕諸侯。” [ 注：《史記》卷七十 張儀列傳 ] 秦取巴蜀，不僅增強了其國力，且改變了對楚國的戰略態勢。巴蜀之地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策源地。在秦與楚的外交鬥爭中，我們可一再看到諸如“一軍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 [ 注：《史紀》卷六十九 蘇秦列傳 ] 之類的威脅。秦據漢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地位。西漢初，劉邦被封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巴蜀之地為其統一戰爭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說四川的戰略意義在秦漢時期還是潛在的，那麽，秦漢以後，隨著南方地區經濟的開發和社會政治力量的興起，四川地區的戰略意義開始突現出來。
三國後期，鄧艾剛剛滅蜀，即上表建議經營蜀地為伐吳作準備：“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為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備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 [ 注：《三國誌》卷二十八 鄧艾傳 ] 鄧艾雖死，但後有王濬在益州經營水師，圖吳上遊。西晉代曹魏後，羊祜上表陳伐吳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襪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 晉紀二 ] 後來西晉滅吳之戰，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議展開。（見圖2－4－2）
自此之後，“王濬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的局麵一再啟發著以北方圖江南者的戰略思路。前秦苻堅伐東晉之戰的進軍部署即與西晉滅吳之戰如出一轍。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為伐晉之戰的前奏，苻堅遣軍攻打襄陽，並欲親自出征，涼州刺史梁熙諫阻苻堅出征，並陳伐晉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四 晉紀二十六 ] 伐晉之戰拉開序幕後，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別率軍趨淮河和襄陽外，另以姚萇督益、梁二州諸軍事，率蜀地之兵順流而下；隻是前秦戰爭準備不充分，以至淝水一敗而全局崩潰，未能達到預期效果。
魏晉南北朝時期長達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滅陳而告終結。隋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時，尉遲迥就統兵入川，占領南朝益州。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滅陳之戰拉開序幕。其進軍部署亦與西晉滅吳之戰頗似，也是從下遊、荊襄、益州三個方麵同時進攻：蓋州方麵，楊素率水軍出永安（今四川奉節），順流東下；荊州刺史劉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楊素夾擊據守西陵峽口等上遊各地之陳軍；楊俊率水陸軍出襄陽，進屯漢口，切斷建康與上遊的聯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上起五層樓，高百餘尺，容戰士八百人。大舉之日，楊素率水軍東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楊素坐平乘大船，陳人歎為江神。楊素、楊俊將上遊陳軍悉數牽製在湖北境內。賀若弼、韓擒虎則率軍在下遊強渡長江，合圍建康。陳後主陳叔寶被俘，陳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軍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別向江淮、荊襄、四川發起進攻。蒙古窩闊台汗時期，蒙古軍三次攻入四川，並試圖由重慶、萬州、夔州東下，出荊襄之上；蒙哥汗時期，蒙哥汗采用降將郭寶玉所建議的大包圍戰略，欲以迂回南宋長江防線的後方，其進軍雲貴之戰亦以攻略四川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發軍三路，傾國南下，蒙哥親率蒙軍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後東出夔門，與其它兩路會師鄂州，再順流直下，攻取臨安。不過，戰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陣亡而出現轉機，蒙哥汗陣亡後，蒙古軍北撤。到忽必烈汗時，蒙古軍將攻宋重點移至襄陽方向，但無論是攻襄陽期間還是後來東下臨安期間，蒙古軍都在四川發起牽製性作戰，以破壞宋軍上下遊之勢的維係。
曆史上，幾次南北對峙都以北方統一南方而終結。北方能統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對四川上遊的經營。
南北對峙時，四川對於南方的意義有過於北方。誠如顧炎武所論：“蜀居天下之上遊。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蜀為一國，而不合於中原，則猶可以安。孫吳之於漢、東晉之於李雄是也。蜀合於中原，而並天下之力，資上流之勢以為我敵，則危。王濬自巴丘東下、劉整謀取蜀以窺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輯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鳳、涇、隴之間，以撼天下不難，故戰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勢論 ]
三國時期，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勢的形成，實賴孫劉兩家結成聯盟以共同維係長江上下遊之勢。孫權襲荊州後急於與劉備和好，諸葛亮主政後也設法修複孫、劉聯盟，都是出於這種考慮。是後，蜀漢的北伐與孫吳的北伐東西呼應，從東西兩個方向牽製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國北伐功雖不就，但對三國鼎立局麵的維係無疑還是功不可沒。待魏滅蜀，控製四川上遊，吳隻得增戍荊州，甚至一度遷都武昌（今鄂州），以應付上遊“受敵二境”的不利形勢。隨著名將陸氏父子的謝世，孫吳上遊的形勢極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 晉紀二 ]
東晉南朝時期，桓溫和劉裕分別以平李勢和焦縱而收複四川，使長江上遊獲得屏護。西晉末年，四川即為巴氐人李特所據，李氏所建成漢政權一直延續到東晉。晉永和元年（345年），桓溫出任荊州刺史，江夏相袁喬建議恒溫伐蜀：“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 [ 注：《資治通鑒》卷九十七 晉紀十九 ] 桓溫遂率軍伐蜀，收複益州。
苻堅伐晉之戰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漢中、益州和襄陽，準備從益州、荊襄、江淮三路伐晉，東晉上遊防線麵臨巨大壓力；東晉負責上遊防禦的桓衝試圖以反攻襄陽和益州來破壞前秦的攻勢準備，但未獲成功。淝水之戰後，前秦瓦解，桓衝趁勢收複益州。
東晉末年，益州又為焦縱所割據。劉裕先後遣劉敬宜、朱齡石兩度統兵入川，才收複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勢的完整。此後，南北雙方在梁益一帶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亂”後，西魏宇文泰趁梁蕭繹、蕭紀兄弟內亂，認為“取益製梁，在茲一舉。”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五 梁紀二十一 ] 遣軍攻取梁朝益州及荊襄之地，南方遂漸趨不利，連維係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與金對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陝－荊襄－江淮一線形成“常山蛇勢”，以四川與陝西相表裏，共同維係上遊之勢。四川既為東南上遊屏障，又為甘陝前線的後盾。這種態勢一直持續到了南宋與蒙古對峙的時期。蒙古窩闊台汗時期對四川的大舉進攻曾使兩川殘破，南宋實賴名將餘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遊根本未被動搖。到了蒙哥汗時期，蒙哥意識到欲破南宋江防體係，必須從上遊著手，遂親自統兵攻四川，甚至不惜親臨合州釣魚城下，指揮攻城，結果中炮石重傷身亡。蒙古軍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繼續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為一個單獨的割據政權所控製，東南的壓力相對還要輕一些。但是，作為長江上遊的四川與作為黃河上遊的關中靠得如此緊密，而四川與東南相距遙遠，中間又隔三峽險要，聯係脆弱，以至四川地區出現的任何機會都很難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時，北魏邢巒攻取梁州後，上表請略益州，說：“揚州、成都，相去萬裏，陸途既絕，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巒傳 ] 即是看到了立足東南的政權在四川的不利形勢。
因此，盡管四川居長江上遊，對於東南意義重大，但在南北雙方對四川的爭奪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開始。這就是顧炎武所說的“昔之立國於南者，必先失蜀，而後危仆從之。”
三 試析建立於四川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的原因
在分處四角的幾個區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閉，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治亂交替之際，四川總會產生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四川為公孫述建立的成家政權（25年－36年）所割據；東漢末年，四川先是為劉焉、劉璋父子所割據，後又為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221年－263年）所割據；西晉末，四川又為李雄建立的成漢政權（304年－347年）所割據；東晉末年，四川又為焦縱所割據（405年－413年）；五代時，四川先是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權（907年－925年）所割據，後又為孟知祥建立的後蜀政權（934年－965年）所割據；元未，四川又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權（1362年－1371年）所割據。
沒有一個分裂動蕩的曆史時期四川地區不產生獨立的割據政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麽多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有多方麵的原因。在這裏，我嚐試著作一些探討，提出幾個在我看來很有關聯也很重要的因素，並嚐試著作一些分析。
首先，當與一種跟險峻的四川盆地很難說沒有關係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態”有關。曆代據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於偏安割據，不思進取。
在政治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在德不在險” [ 注：《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 。廣義地講，德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積極進取，險可代表其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在德不在險”意味著：惟有政治上的積極進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興盛強大。四川天府之國，山川險固，物產豐富，“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這本是據蜀者可以憑恃的有利條件，但曆代據蜀者幾乎一無例外地未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
公孫述據蜀，惑於圖讖，帝製自為，卻“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擺皇帝派頭，“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他的同鄉馬援奉隴西魄囂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況，以決定歸漢還是歸蜀，公孫述也是大擺禮儀。馬援當時即對其隨行者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於是歸報魄囂說：“子陽（公孫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議魄囂歸附劉秀。史載公孫述“又立其兩子為王。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誌，傷戰士心。述不聽。惟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本來公孫述初起事時，“遠方士庶歸之者甚眾”川外那些失敗的豪傑也紛紛投奔公孫述，但公孫述的這種作派搞得他外則被群雄所孤立，內則為士庶所離心，所以劉秀在削平東方群雄之後，舉兵臨蜀，蜀便不能幸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劉備本以匡扶漢室為號召，與漢室的關係是他的政治資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謀稱漢中王，臣下相諫，不惜尋隙殺之，割據之心，隱然可見。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興複漢室為號召，力圖擺脫偏霸局麵；諸葛亮死後，薑維繼承諸葛亮的遺誌，北伐中原，但以劉禪之昏庸，薑維最後也隻得屯田遝中以避禍。
公孫述和劉備在曆代據蜀者中還算是較有作為的，誌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說其他人了。據蜀者若安於割據，不思進取，則瞿塘雖險，畢竟岑彭、劉光義、湯和曾入其門戶，劍閣雖險，畢竟鍾會、鄧艾、邢巒、尉遲迥、郭崇韜、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險要，至於李勢、焦縱據蜀，東不過墊江，故桓溫、劉敬宣、朱齡石攻蜀時，入川之路暢行無阻。顧祖禹對此總結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 注：《讀史方輿紀要》四川方輿紀要序 ]
其次，在四川的曆史上，一直存在著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的矛盾。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作為一種外來勢力，與四川本土勢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內部的力量。
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長起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跟古代四川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漢書》地理誌載，四川“民食稻魚，亡（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隋書》地理誌也記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 [ 注：《隋書》卷二十九 地理上 ] 《漢書》和《隋書》地理誌的記載至少可以代表東漢和唐朝時期對四川民風的一種總結性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似可一窺蜀人不樂仕、不熱心政治的性格。
當然，蜀人不樂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製有關。宋人郭允蹈曾論及對蜀人的這種排抑政策：“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曆四代，鹹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焦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也。” [ 注：郭允蹈《蜀鑒》卷六 ] 除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中原王朝尚能獎掖蜀人外（如西晉滅蜀之後為招徠吳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製蜀人。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東南政權為確保上遊之勢，對四川也是重在控製而輕於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曆代據蜀者中，除割據時間很短的焦縱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據蜀者均係外地人。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據蜀者並非蜀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個與四川本地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曆史上，每逢動蕩之際，四川周圍即產生大量流民，湧入在當時相對比較安定的四川，尋找生存機會。流民數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帥，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置身於異地他鄉，內部也比較團結。這些流民往往就成為據蜀者的一項可以利用的資源。大量流民的湧入，又不可避免地會與四川本地人產生矛盾，如何處理這種矛盾遂成為擺在曆代據蜀者麵前的一個突出問題。
最早據蜀者為公孫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權。公孫述本是關中扶風茂陵人，其主要追隨者有延岑、田戎、呂鮪、荊邯等。延岑本是南陽人，最初起兵漢中，又擁兵關西，先附南郡秦豐，後歸公孫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豐，後歸公孫述；呂鮪本是眾多的“關中豪傑”中的一位，像他這樣的“關中豪傑”，“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公孫）述。”公孫述的重要謀士荊邯本是扶鳳平陵人。川外士庶則是成家政權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載荊邯建議公孫述出兵後，公孫述“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可知吧蕉?捅?蔽?潯?吹鬧匾?槌刹糠幀Ｕ庵種骺凸叵翟諍艽蟪潭壬現圃甲毆?鍤齙惱鉸躍霾摺９?鍤霰居?泳：??椋?寡俞?⑻鍶址殖雋降潰?牒褐兄罱?媳?⑹疲??笆袢思捌淶芄庖暈?灰絲展?Ю鎦?猓?齔砂苡諞瘓伲?陶???瞿酥埂Ｑ俞?⑻鍶忠嗍?氡?⒐Γ?找刹惶?！?[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公孫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爭天下，雖有謀士規諫良策，卻不能付諸實施，這種主客矛盾造成的擎製當是其原因的一個方麵。
東漢末，四川為劉焉、劉璋父子所據。劉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黃巾起義後的紛亂局麵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劉焉入川時，適值南陽、三輔流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東州兵遂成為他在益州統治的基礎。劉焉入川後，“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殺（益州）州中豪強十餘人。”於是，“士民皆怨。”劉焉統治期間，益州發生犍為太守任岐和校尉賈龍發動的叛亂。到了劉璋統治期間，情況更糟，“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製，”於是，“舊士頗有離怨。”此間又有中郎將趙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 [ 注：《後漢書》卷七十五 劉焉傳 ] 這次叛亂波及頗大，東州人害怕被殺，於是同心協力，為劉璋死戰，才擊破叛軍。諸葛亮在隆中對時所言“劉璋黯弱”，不能輯撫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現之一。
取代劉璋據蜀的是劉備。劉備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謀士諸葛亮乃山東瑯琊人，武將關羽、張飛為河東人，趙雲為常山人，馬超為涼州人。劉備入川之初，在緩和主客矛盾方麵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納益州士人參入到蜀漢政權中來。不過，這時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隨劉焉、劉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漢時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極影響較小，但也影響了諸葛亮的許多政策。
西晉末，四川又為李特所據。李特本巴氐人，東漢末遷於略陽北。齊萬年在關中起義時，略陽、天水等六郡百姓數萬家流離遷徙，就食漢中、巴蜀。李特為其豪帥。大量流民的湧入影響了四川當地人民的生活。晉廷處置流民的政策也不盡恰當，詔令召還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並伴隨著大量的謠言。李特遂利用這種情勢，並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將流民組織起來，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時，既得流民擁戴，又與蜀人約法三章，“施舍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四 晉紀六 ] 蜀地諸塢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塢堡以就食。西晉益州刺史羅尚則設法離間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密約諸塢堡共襲流民軍，殺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輔等，李特兵勢大挫。後來李特之子李雄等領導流民繼續戰鬥，終於擊破羅尚，據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範長生依附李雄，李雄以範長生為丞相，此事對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影響甚大，此後，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稱帝於益州，國號大成。從大成政權建立的前前後後來看，蜀人的傾向對於其勢力的興衰有著很大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焦縱叛亂則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顯現，但這次叛亂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勢力與外來勢力矛盾的產物。前秦統一北方時，一度占領益州，前秦瓦解後，東晉收複益州。桓玄叛亂失敗後，桓氏殘餘勢力在荊襄上遊不斷製造事端。桓振在荊州起兵時，益州刺史毛璩發蜀兵東下以攻桓振。蜀人不樂從征，益州參軍、巴西人侯暉等遂謀作亂，強脅巴西人焦縱為主起兵反晉，殺毛璩全家，據益州稱成都王。
關於此間蜀人與東晉之間的矛盾，從後來劉裕對伐蜀將領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來。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請從行，劉裕考慮到蜀人與毛氏之間矛盾，擔心毛修之入蜀後為了報仇而多所誅殺，遂不準；朱齡石平蜀後，對於繕後事務的處理亦頗合劉裕意圖，很注意緩和蜀人與晉之間的矛盾，平焦縱之後，所戮隻焦縱一祖之後。此事也足見在此之前蜀人與外來勢力之間積怨之深。
五代時的前、後蜀和元末的夏政權也都是客籍集團所建。前蜀政權為王建所建，王建本許州舞陽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廣元）刺史，以兼並西川帥陳敬宣而據蜀；後蜀政權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後唐滅前蜀後，孟知祥為四川節度使，後來孟知樣兼並東川帥董璋而據蜀；夏的建立者明玉珍本隨州人（今湖北隨州），為紅巾起義首領徐壽輝別將，跟隨倪文俊入略蜀地，因而據之。
第三，四川建立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勢有關。四川的地形固然限製了外部勢力的入侵，但也未嚐不妨礙了自身向外麵的擴展。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借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為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完成積累階段後進取中原，隻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四川隻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曆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北據漢中。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之險相隔。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著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曆代割據者中，公孫述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謀士對於蜀地經營的策劃也基本上成了後來據蜀者的一種模式。我們就以公孫述所建成家政權的興衰為例來看四川地理環境的這種雙重特性。
王莽代漢自立，綠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傑亦紛紛起兵。時扶風茂陵人公孫述為導江卒正（王莽時多改地名官名，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據有益州，自立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對公孫述說：“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裏，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建議公孫述稱帝。公孫述遂自立為天子，並置文武百官，遣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漢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捍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這期間，東方群雄混戰正激烈，那些失敗的豪傑紛紛歸附公孫述。此前在漢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關中起兵的呂鮪都於此時投奔公孫述，公孫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與呂鮪出陳倉，欲以圖關中，遣任滿與田戎出江關，欲以取荊州，但都被東漢擊還。此時，東漢已初步略定關中、荊州。
東漢建武七年（31年），劉秀大致削平東方群雄，將圖隴、蜀。這年，隴西隗囂稱臣於公孫述。公孫述部下荊邯見東方將平，建議公孫述說：“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公孫述同意荊邯的意見，“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但蜀人及其弟公孫光以為不宜空國千裏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堅決反對，述遂停出兵之議。次年，隗囂敗亡，蜀中震恐。公孫述這才按荊邯的建議采取行動，遣魄囂部將王元與領軍環安引兵上隴，拒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遣田戎、任滿引兵下江關，田戎拔夷陵，進據荊門。但此時外部環境已很不利，漢軍已經控製了關隴、荊州等地，因而蜀軍的行動沒有取得荊邯所預期的效果。
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劉秀遣岑彭率荊州諸軍從東道由荊門西進；遣來歙率隴西諸軍自隴西南下，兩道鉗擊，會攻成都。東路岑彭軍強攻荊門，經過苦戰，攻拔荊門，並長驅入江關。田戎放棄三峽，退保江州（重慶）。北路漢軍則因公孫述派刺客暗殺來歙而止。劉秀又陸續遣吳漢、劉尚率軍增援岑彭。岑彭進至江州，留軍一部圍困江州，自引大軍直指墊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遂重點防禦東路漢軍。岑彭留臧宮率軍一部在墊江一帶與蜀軍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長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宮所部也擊潰蜀軍，進抵平陽（今綿竹），從北麵直壓成都。這時，公孫述又派刺客刺殺了岑彭。吳漢受命指揮作戰。這年十一月，臧宮與吳漢會師於成都。城下一戰，公孫述重傷身亡，蜀地遂平。（見圖2－4－3）
李熊對公孫述所建議的“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是為公孫述起兵的第一階段的事，即完成割據，這一點公孫述做到了；至於第二階段，“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則是要謀求向外擴張，出兵的時機是“見利”。設使公孫述能及早就北與隗囂連衡，東麵結好秦豐，那麽趁東漢尚未在關中和荊州站穩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麵而發展到爭雄天下的階段。但公孫述大舉發兵向外攻略時，關中已被東漢馮異等略定，荊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嶺、巫山之險已為雙方所共，故公孫述所遣北上攻關中之軍每為馮異等擊還，東出攻荊州之軍每為岑彭等擊還。公孫述采用荊邯的建議充其量隻能完成一種較好的防守態勢。
以公孫述所建成家政權為典型，曆代據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環境完成割據，但要擺脫割據而謀求更大的發展，則又反過來為四川的地理環境所限製。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但又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四川惟有在一個整體的大棋局中，才顯示出其不可忽視的戰略地位。若僅為一種單獨的割據勢力所有，那麽，構成其割據基礎的地理因素同時便也構成了限製其向外發展的一個消極因素。
在分處四角的幾個區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閉，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獨立性。治亂交替之際，四川總會產生割據政權。兩漢之際，四川為公孫述建立的成家政權（25年－36年）所割據；東漢末年，四川先是為劉焉、劉璋父子所割據，後又為劉備建立的蜀漢政權（221年－263年）所割據；西晉末，四川又為李雄建立的成漢政權（304年－347年）所割據；東晉末年，四川又為焦縱所割據（405年－413年）；五代時，四川先是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權（907年－925年）所割據，後又為孟知祥建立的後蜀政權（934年－965年）所割據；元未，四川又為明玉珍建立的夏政權（1362年－1371年）所割據。
沒有一個分裂動蕩的曆史時期四川地區不產生獨立的割據政權。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在那麽多建立於四川的政權中，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的大業。
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有多方麵的原因。在這裏，我嚐試著作一些探討，提出幾個在我看來很有關聯也很重要的因素，並嚐試著作一些分析。
首先，當與一種跟險峻的四川盆地很難說沒有關係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態”有關。曆代據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於偏安割據，不思進取。
在政治與地理因素之間的關係上，中國古代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在德不在險” [ 注：《史記》卷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 ] 。廣義地講，德可代表一種政治上的積極進取，險可代表其可以憑恃的地理條件，“在德不在險”意味著：惟有政治上的積極進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興盛強大。四川天府之國，山川險固，物產豐富，“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這本是據蜀者可以憑恃的有利條件，但曆代據蜀者幾乎一無例外地未處理好這二者之間的關係，安於偏霸，安於割據，不思進取。
公孫述據蜀，惑於圖讖，帝製自為，卻“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擺皇帝派頭，“出入法駕，鑾旗旄騎，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闥。”他的同鄉馬援奉隴西魄囂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況，以決定歸漢還是歸蜀，公孫述也是大擺禮儀。馬援當時即對其隨行者說：“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於是歸報魄囂說：“子陽（公孫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建議魄囂歸附劉秀。史載公孫述“又立其兩子為王。群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誌，傷戰士心。述不聽。惟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本來公孫述初起事時，“遠方士庶歸之者甚眾”川外那些失敗的豪傑也紛紛投奔公孫述，但公孫述的這種作派搞得他外則被群雄所孤立，內則為士庶所離心，所以劉秀在削平東方群雄之後，舉兵臨蜀，蜀便不能幸免於滅亡的命運。
在東漢末年的群雄中，劉備本以匡扶漢室為號召，與漢室的關係是他的政治資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謀稱漢中王，臣下相諫，不惜尋隙殺之，割據之心，隱然可見。劉備死後，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興複漢室為號召，力圖擺脫偏霸局麵；諸葛亮死後，薑維繼承諸葛亮的遺誌，北伐中原，但以劉禪之昏庸，薑維最後也隻得屯田遝中以避禍。
公孫述和劉備在曆代據蜀者中還算是較有作為的，誌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說其他人了。據蜀者若安於割據，不思進取，則瞿塘雖險，畢竟岑彭、劉光義、湯和曾入其門戶，劍閣雖險，畢竟鍾會、鄧艾、邢巒、尉遲迥、郭崇韜、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險要，至於李勢、焦縱據蜀，東不過墊江，故桓溫、劉敬宣、朱齡石攻蜀時，入川之路暢行無阻。顧祖禹對此總結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 [ 注：《讀史方輿紀要》四川方輿紀要序 ]
其次，在四川的曆史上，一直存在著本土勢力與外來勢力之間的矛盾。四川的割據政權大多為客籍集團所建。客籍集團作為一種外來勢力，與四川本土勢力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內部的力量。
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長起強大的政治力量。這跟古代四川的民風也有一定的關係。據《漢書》地理誌載，四川“民食稻魚，亡（無）凶年憂，俗不愁苦，而輕易淫佚，柔弱褊隘。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 [ 注：《漢書》卷二十八 地理誌下 ] 《隋書》地理誌也記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風：“其人敏慧輕急，貌多蕞陋，頗慕文學，時有斐然，多溺於逸樂，少從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離鄉邑。人多工巧，綾綿雕鏤之妙，殆侔於上國。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於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聚會宴飲，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役夷、獠？，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此亦其舊俗乎？” [ 注：《隋書》卷二十九 地理上 ] 《漢書》和《隋書》地理誌的記載至少可以代表東漢和唐朝時期對四川民風的一種總結性描述，從這些描述中似可一窺蜀人不樂仕、不熱心政治的性格。
當然，蜀人不樂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製有關。宋人郭允蹈曾論及對蜀人的這種排抑政策：“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曆四代，鹹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焦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也。” [ 注：郭允蹈《蜀鑒》卷六 ] 除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中原王朝尚能獎掖蜀人外（如西晉滅蜀之後為招徠吳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製蜀人。在南北對峙的形勢下，東南政權為確保上遊之勢，對四川也是重在控製而輕於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曆代據蜀者中，除割據時間很短的焦縱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據蜀者均係外地人。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個很獨特的現象。據蜀者並非蜀人，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個與四川本地人之間的關係問題。
曆史上，每逢動蕩之際，四川周圍即產生大量流民，湧入在當時相對比較安定的四川，尋找生存機會。流民數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帥，結族而行，習於戰亂，顛沛流離中，組成武裝以自保，置身於異地他鄉，內部也比較團結。這些流民往往就成為據蜀者的一項可以利用的資源。大量流民的湧入，又不可避免地會與四川本地人產生矛盾，如何處理這種矛盾遂成為擺在曆代據蜀者麵前的一個突出問題。
最早據蜀者為公孫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權。公孫述本是關中扶風茂陵人，其主要追隨者有延岑、田戎、呂鮪、荊邯等。延岑本是南陽人，最初起兵漢中，又擁兵關西，先附南郡秦豐，後歸公孫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豐，後歸公孫述；呂鮪本是眾多的“關中豪傑”中的一位，像他這樣的“關中豪傑”，“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公孫）述。”公孫述的重要謀士荊邯本是扶鳳平陵人。川外士庶則是成家政權兵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史載荊邯建議公孫述出兵後，公孫述“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可知吧蕉?捅?蔽?潯?吹鬧匾?槌刹糠幀Ｕ庵種骺凸叵翟諍艽蟪潭壬現圃甲毆?鍤齙惱鉸躍霾摺９?鍤霰居?泳：??椋?寡俞?⑻鍶址殖雋降潰?牒褐兄罱?媳?⑹疲??笆袢思捌淶芄庖暈?灰絲展?Ю鎦?猓?齔砂苡諞瘓伲?陶???瞿酥埂Ｑ俞?⑻鍶忠嗍?氡?⒐Γ?找刹惶?！?[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公孫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爭天下，雖有謀士規諫良策，卻不能付諸實施，這種主客矛盾造成的擎製當是其原因的一個方麵。
東漢末，四川為劉焉、劉璋父子所據。劉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黃巾起義後的紛亂局麵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劉焉入川時，適值南陽、三輔流民數萬戶流入益州，劉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東州兵遂成為他在益州統治的基礎。劉焉入川後，“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殺（益州）州中豪強十餘人。”於是，“士民皆怨。”劉焉統治期間，益州發生犍為太守任岐和校尉賈龍發動的叛亂。到了劉璋統治期間，情況更糟，“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製，”於是，“舊士頗有離怨。”此間又有中郎將趙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還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反應。” [ 注：《後漢書》卷七十五 劉焉傳 ] 這次叛亂波及頗大，東州人害怕被殺，於是同心協力，為劉璋死戰，才擊破叛軍。諸葛亮在隆中對時所言“劉璋黯弱”，不能輯撫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現之一。
取代劉璋據蜀的是劉備。劉備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謀士諸葛亮乃山東瑯琊人，武將關羽、張飛為河東人，趙雲為常山人，馬超為涼州人。劉備入川之初，在緩和主客矛盾方麵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納益州士人參入到蜀漢政權中來。不過，這時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隨劉焉、劉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漢時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極影響較小，但也影響了諸葛亮的許多政策。
西晉末，四川又為李特所據。李特本巴氐人，東漢末遷於略陽北。齊萬年在關中起義時，略陽、天水等六郡百姓數萬家流離遷徙，就食漢中、巴蜀。李特為其豪帥。大量流民的湧入影響了四川當地人民的生活。晉廷處置流民的政策也不盡恰當，詔令召還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並伴隨著大量的謠言。李特遂利用這種情勢，並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將流民組織起來，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時，既得流民擁戴，又與蜀人約法三章，“施舍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 [ 注：《資治通鑒》卷八十四 晉紀六 ] 蜀地諸塢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塢堡以就食。西晉益州刺史羅尚則設法離間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密約諸塢堡共襲流民軍，殺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輔等，李特兵勢大挫。後來李特之子李雄等領導流民繼續戰鬥，終於擊破羅尚，據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範長生依附李雄，李雄以範長生為丞相，此事對蜀人與流民的關係影響甚大，此後，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稱帝於益州，國號大成。從大成政權建立的前前後後來看，蜀人的傾向對於其勢力的興衰有著很大的影響。
東晉末年的焦縱叛亂則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顯現，但這次叛亂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勢力與外來勢力矛盾的產物。前秦統一北方時，一度占領益州，前秦瓦解後，東晉收複益州。桓玄叛亂失敗後，桓氏殘餘勢力在荊襄上遊不斷製造事端。桓振在荊州起兵時，益州刺史毛璩發蜀兵東下以攻桓振。蜀人不樂從征，益州參軍、巴西人侯暉等遂謀作亂，強脅巴西人焦縱為主起兵反晉，殺毛璩全家，據益州稱成都王。
關於此間蜀人與東晉之間的矛盾，從後來劉裕對伐蜀將領的選擇上可以看出來。劉裕遣朱齡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請從行，劉裕考慮到蜀人與毛氏之間矛盾，擔心毛修之入蜀後為了報仇而多所誅殺，遂不準；朱齡石平蜀後，對於繕後事務的處理亦頗合劉裕意圖，很注意緩和蜀人與晉之間的矛盾，平焦縱之後，所戮隻焦縱一祖之後。此事也足見在此之前蜀人與外來勢力之間積怨之深。
五代時的前、後蜀和元末的夏政權也都是客籍集團所建。前蜀政權為王建所建，王建本許州舞陽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廣元）刺史，以兼並西川帥陳敬宣而據蜀；後蜀政權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後唐滅前蜀後，孟知祥為四川節度使，後來孟知樣兼並東川帥董璋而據蜀；夏的建立者明玉珍本隨州人（今湖北隨州），為紅巾起義首領徐壽輝別將，跟隨倪文俊入略蜀地，因而據之。
第三，四川建立的政權從未統一過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勢有關。四川的地形固然限製了外部勢力的入侵，但也未嚐不妨礙了自身向外麵的擴展。
任何一種勢力，在其積累階段可憑借四角山川險固之地作為根據地，但要統一天下，則必須於完成積累階段後進取中原，隻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四川隻有兩個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曆代據蜀者大抵東守夔門，北據漢中。自夔門東出而達荊襄，荊襄與中原之間尚有大別山、桐柏山相隔；自漢中北出，越秦嶺、隴山可達關隴，關隴與中原之間又有崤函之險相隔。這樣，在四川與中原之間有著雙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險要，致使川中勢力很難躋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同時又沒有一個政權統一過天下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曆代割據者中，公孫述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謀士對於蜀地經營的策劃也基本上成了後來據蜀者的一種模式。我們就以公孫述所建成家政權的興衰為例來看四川地理環境的這種雙重特性。
王莽代漢自立，綠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傑亦紛紛起兵。時扶風茂陵人公孫述為導江卒正（王莽時多改地名官名，導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據有益州，自立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對公孫述說：“今山東饑饉，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裏，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鐵之利，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地方數千裏，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建議公孫述稱帝。公孫述遂自立為天子，並置文武百官，遣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漢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捍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
這期間，東方群雄混戰正激烈，那些失敗的豪傑紛紛歸附公孫述。此前在漢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關中起兵的呂鮪都於此時投奔公孫述，公孫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與呂鮪出陳倉，欲以圖關中，遣任滿與田戎出江關，欲以取荊州，但都被東漢擊還。此時，東漢已初步略定關中、荊州。
東漢建武七年（31年），劉秀大致削平東方群雄，將圖隴、蜀。這年，隴西隗囂稱臣於公孫述。公孫述部下荊邯見東方將平，建議公孫述說：“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公孫述同意荊邯的意見，“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並勢。” [ 注：《後漢書》卷十三 隗囂公孫述列傳 ] 但蜀人及其弟公孫光以為不宜空國千裏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堅決反對，述遂停出兵之議。次年，隗囂敗亡，蜀中震恐。公孫述這才按荊邯的建議采取行動，遣魄囂部將王元與領軍環安引兵上隴，拒河池（今甘肅徽縣西北），遣田戎、任滿引兵下江關，田戎拔夷陵，進據荊門。但此時外部環境已很不利，漢軍已經控製了關隴、荊州等地，因而蜀軍的行動沒有取得荊邯所預期的效果。
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劉秀遣岑彭率荊州諸軍從東道由荊門西進；遣來歙率隴西諸軍自隴西南下，兩道鉗擊，會攻成都。東路岑彭軍強攻荊門，經過苦戰，攻拔荊門，並長驅入江關。田戎放棄三峽，退保江州（重慶）。北路漢軍則因公孫述派刺客暗殺來歙而止。劉秀又陸續遣吳漢、劉尚率軍增援岑彭。岑彭進至江州，留軍一部圍困江州，自引大軍直指墊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遂重點防禦東路漢軍。岑彭留臧宮率軍一部在墊江一帶與蜀軍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長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宮所部也擊潰蜀軍，進抵平陽（今綿竹），從北麵直壓成都。這時，公孫述又派刺客刺殺了岑彭。吳漢受命指揮作戰。這年十一月，臧宮與吳漢會師於成都。城下一戰，公孫述重傷身亡，蜀地遂平。（見圖2－4－3）
李熊對公孫述所建議的“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捍關之口；”是為公孫述起兵的第一階段的事，即完成割據，這一點公孫述做到了；至於第二階段，“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則是要謀求向外擴張，出兵的時機是“見利”。設使公孫述能及早就北與隗囂連衡，東麵結好秦豐，那麽趁東漢尚未在關中和荊州站穩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據一隅的偏霸局麵而發展到爭雄天下的階段。但公孫述大舉發兵向外攻略時，關中已被東漢馮異等略定，荊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嶺、巫山之險已為雙方所共，故公孫述所遣北上攻關中之軍每為馮異等擊還，東出攻荊州之軍每為岑彭等擊還。公孫述采用荊邯的建議充其量隻能完成一種較好的防守態勢。
以公孫述所建成家政權為典型，曆代據蜀者大抵能利用四川的地理環境完成割據，但要擺脫割據而謀求更大的發展，則又反過來為四川的地理環境所限製。這是四川易於產生割據政權但又沒有一個政權完成過統一天下大業的又一個重要原因。
四川惟有在一個整體的大棋局中，才顯示出其不可忽視的戰略地位。若僅為一種單獨的割據勢力所有，那麽，構成其割據基礎的地理因素同時便也構成了限製其向外發展的一個消極因素。
第三章 四邊的軍事地理形勢
一 山川形勢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居樞紐性地位。顧祖禹在論山西形勢時稱：“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澮縈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泊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於山西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山西方輿紀要序 ]
山西的這種地位得益於它在關中、河南與河北三者之間俯瞰三麵的高峻地勢。山西外有太行山、呂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條等山構成其外圍屏障，西麵還有黃河環繞；內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係舟山、太嶽山、雲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錯分布，構成其內圈險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幹河等河流呈放射狀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間衝積，形成了一係列珠狀盆地。
在山西的東、南麵，太行山延綿千裏。由於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曆史上所稱的太行八陘。太行八陘分別是：第一軹關陘（在今濟源縣西北）、第二太行陘（即天井關）、第三白陘（在今輝縣西北）、第四滏陘（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在今河北蔚縣南）、第七蒲陰陘（即紫荊關，在河北易縣西北）、第八軍都陘（即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陘為山西與河北、河南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則有管涔山、呂梁山等層巒疊嶂，西南方有黃河渡口蒲津，是山西與關中之間往來必經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形勢有利，可以三麵出擊，不利則可憑險而守。(見圖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錯綜分布，形成了幾個珠狀盆地，構成了幾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每個小區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麵向不同的方向，從而使這些區域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
(一)大同與飛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於管涔山、恒山與蒙古高原南側之間。盆地北麵山地低口為塞北遊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桑幹河源自管涔山，經大同盆地，流入河北。這樣，塞外遊牧民族的鐵騎一旦進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幹河河穀低地向東進入河北，直叩居庸關前；還可由飛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薊的西南側。北京作為都城時，由這裏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西漢初，冒頓單於即曾率匈奴大軍由此湧入，圍漢高祖劉邦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北采掠山)。漢初實行休養生息，在北方對匈奴實行戰略防禦，曾在此地屯兵，東連漁陽、上穀，西接雲中、五原，屏護北方。
東漢衰微，代北之地漸成荒塞。塞外遊牧民族次第湧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亂”時，西晉並州牧劉琨為討匈奴劉淵，請兵於鮮卑拓跋部首領拓跋猗盧。拓跋猗盧以功被封為代王。拓跋猗盧後更向劉琨求得代北之地，並建都於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漸強盛。十六國時，拓跋部所建代國雖一度被前秦所滅，但前秦瓦解後，拓跋珪很快複國，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東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北方。
此後，稱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屢屢由此地入侵。北齊、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國防壓力很大。唐末，代北又為沙陀貴族李克用所據，李克用後更據有整個河東。朱溫稱雄北方，麵對河東卻無可奈何。
在五代頻繁的嬗代中，對中國北部國防造成深遠影響的卻是石敬塘以幽雲十六州為代價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與幽燕之地一並歸於契丹，中國北方國防險要喪失。由於喪失了地理上的險要，後周、北宋收複幽雲十六州的努力都未獲成功。北宋隻得經營太原為重鎮，北阻雁門險要。
遼和金先後入據幽燕，以幽州為南京，而以大同為西京。他們都崛起於塞外，南遷之後，又為塞外新興的遊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盡收山北諸州。是後，蒙古兵兩度突破居庸關、紫荊關，大掠河北，圍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遷汴京。
明初，蒙古殘餘勢力活動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長城沿線屯戍重兵外，另以親王典兵，鎮禦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為代王，鎮守大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大同更成京師肩背之地。明中期經營“九邊”，以大同、宣府與薊鎮東西夾輔，拱衛京師。瓦刺、韃靼入侵，大同是其進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軍便是由大同盆地湧入，再沿桑幹河穀東進，在土木堡擊破明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末李自成進軍北京，主力亦自大同東出，經宣府入居庸關而逼北京。
從大同進入河北，還可由飛狐口向東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側翼。大同與河北之間交通孔道的爭奪在東、西方之間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義。
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酈食其為劉邦策劃重整東西對峙的戰略態勢，建議：“急複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製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 注：《資治通鑒》卷十 漢紀二 ] 其意圖是堵塞太行山諸關隘及黃河、嵩山一帶諸通道，以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飛狐口與其它幾處關隘一樣，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兩漢時期，飛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間的一條重要通道，兩漢都曾遣將屯兵，治飛狐道，以防匈奴對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後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即居庸關)，襲後燕幽州。北魏末，葛榮在河北起義時，山西爾朱榮曾籲請朝廷準其發兵出飛狐口，打擊義軍的側背。唐末，朱溫攻河東李克用，六路進兵，分進合擊，飛狐口是其進兵方向之一。後來，河東諸將欲兼並割據幽州的劉守光，議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裏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後可以專意南討。”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七 後梁紀二 ] 晉王李存勖遂命大將周德威率軍伐燕。周德威率軍出飛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劉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與雁門關
忻州盆地可謂對大同的一種補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晉陽，控帶雲朔。”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柢三關(雁門、寧武、偏頭)，咽喉全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別是代州，扼雁門關，阻勾注之險，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險要在《呂氏春秋》中被稱為“天下九塞”之一，晉《地道記》則將其列為“分別內外”的北方險要之首。這種評價可代表那個時代的觀念中用以分別“華夷”的一個決定性的界線。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經常被少數民族占領，此時，勾注山險要的屏障作用便顯得很重要；少數民族若再透過勾注險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區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圍後，西漢在政治上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在軍事上則以防禦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將發兵，屯勾注，治雁門之險，以阻匈奴南侵。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前夕，也曾經營雁門，將這裏建成出擊匈奴的一個前進基地。東漢末，代北之地漸成荒外，曹魏、西晉均以勾注為山西北部國防險阻。從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北，每每發兵逾勾注南侵，北齊、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據太原叛後唐，引契丹兵入援，後唐發兵進剿，卻未重視雁門險要，扼險阻截，契丹兵遂得長驅直入，擊破後唐兵。是後，契丹主耶律德光對石敬塘說：“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覘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 後晉紀一 ]
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響極其深遠。從此，大同盆地成為契丹、女真等遊牧民族南侵的一個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們進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這裏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權在北方的國防重地。北宋未能收複幽雲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務隻得經營太原為重鎮，以忻、代為據點，北阻雁門。在北宋對契丹的戰爭中，名將楊業的英名與雁門關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明代京師西北的防務，以雁門、寧武、偏頭為外三關，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其中紫荊、倒馬與飛狐內外夾峙，忻、代與雁門為唇齒之勢。
(三)蒲州與蒲津關
蒲州位於運城盆地，瀕臨黃河。蒲津關就在蒲州西門外黃河西岸，扼蒲津渡口，為關中與山西之間的重要通道。從山西方向來說，它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一個跳板；從關中方麵來說，它又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一個橋頭堡；另外，經由蒲津和軹關，蒲阪在關中與河內、河北之間也是一個重要的往來通道。
戰國時，這一帶為魏國所有，魏國最早置關於蒲津。魏國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險，成為秦向東方擴張的最大障礙。商鞅所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 注：《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 指的就是這種態勢。秦經過長期的戰爭，奪占魏國河西及晉西南之地，迫魏東遷大梁，為以後秦的東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秦昭襄王時期，秦在東方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發動一係列大規模攻勢。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橋，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
楚漢之際，蒲州一帶為魏王豹所據。劉邦還定三秦，然後率兵東進，東向以爭天下。漢王二年(前205年)，劉邦親率曹參、灌嬰等自臨晉關(即蒲津關)渡河，迫降魏王豹，兼並其軍隊，又進兵河內，擊虜殷王卬，再南下洛陽，組織對彭城的進攻。劉邦自彭城敗歸後，魏王豹叛漢，劉邦又遣韓信率軍擊魏。時魏王豹盛兵蒲阪，以阻塞蒲津渡口；韓信在蒲津上遊偷渡黃河，奔襲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南)，俘魏王豹，悉定河東。
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建立劉漢政權，進據平陽(今臨汾)，不斷遣兵東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時，蒲阪尚為西晉所守，所以關中還未受侵擾。晉永嘉五年(3l1年)，西晉蒲阪守將趙染率眾降漢，漢主劉聰遂遣大將劉曜等與趙染由蒲阪攻關中，鎮守關中的晉南陽王司馬模投降，關中遂為匈奴劉漢所據。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政權，遷都長安。劉曜一直致力於肅清隴西，屢率大軍征戰於隴上，而以蒲阪為重鎮，鎮禦東方。東晉鹹和三年(328年)，後趙石虎率軍自軹關西進，攻前趙河東重鎮蒲阪。劉曜聞訊，發中外精銳水陸諸軍，親自率領，馳援蒲阪。石虎大怯，率軍引退。劉曜不惜傾國出動，增援蒲阪，可見蒲阪對於關中的重要性。
後趙崩潰後，被遷河北枋頭的氐族人兵分兩路，西行入關，一路經由潼關，一路經由軹關、蒲津。氐人在關中建立前秦政權，蒲阪、陝城並為東方重鎮，俱遣宗室親王坐鎮。苻堅發動政變，廢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懷疑懼，遂於晉太和二年(367年)分據蒲阪、陝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堅急遣兵分討，以王猛、鄧羌率軍攻蒲阪，楊安、張蠔攻陝城。這期間，前燕國內有援蒲阪、陝城並乘勢取關中之議，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亂，穩定局勢。
繼前秦之後，先後又有後秦和赫連夏割據關中。後秦和赫連夏均以重兵屯蒲阪，與潼關配合，戍守東方。劉裕伐後秦，部將沈林子、檀道濟引軍攻蒲阪，欲以迂回出潼關之後，但後秦在蒲阪經營已久，城垣堅固，兵多糧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隻得又引兵南下，與王鎮惡合力強攻潼關。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連夏，遣大將奚斤攻蒲阪，夏蒲阪守將風聞夏都統萬已破，乃棄城西奔，奚斤遂克蒲阪，並乘勢進克長安。次年，夏人複據長安，太武帝又遣將急戌蒲阪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將南鎮蒲阪，以逼長安，自率軍大軍從北翼奔襲平涼、安定。夏長安孤懸，其守將驅眾西奔，關中遂入於北魏。
東、西魏對峙時，高歡兩度率大軍攻西魏關中，主力均自蒲阪而入，還在浦津架設浮橋，以利大軍通行。西魏大統三年(537年)，高歡大敗幹沙苑，退回東方。東魏秦州(治蒲阪)別駕薛善斬關獻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軍迎降，遂據蒲阪。此後蒲阪便成了宇文泰攻略東魏山西紛、絳地區的—個前進基地。自此以後，西魏屢屢東出，攻略河南、山西，變戰略守勢為攻勢。
隋代在蒲津架河橋以通河中，河北諸州租調轉輸關中的線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壽四年(604年)，漢王楊諒在太原起兵時，部下裴文安自請為前鋒，直入蒲津，並建議“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灞上，鹹陽以東，可指麾而定。”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 後來楊諒改變主意，隻斷河橋，遣軍守蒲州。楊素潛軍渡河，遂拔蒲州，進討楊諒。
唐初李淵自太原西行入關，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橋，以通河東。“安史之亂”時，叛軍占領河北、河南、關中，山西卻始終在唐軍的控製之下，監控著叛軍從範陽至長安的漫長戰線。在李泌謀劃的戰略反攻計劃中即充分利用了這一態勢：“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人河東，則思明、忠誌不敢離範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具四將也。”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河東郡治就在蒲州，自長安至洛陽經由崤函之險的狹長通道即處在河東的監控之下；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於唐至德二年(756年)率軍攻占河東，並一度襲占潼關，威脅叛軍長安與洛陽、範陽之間的交通線。唐大曆年間，在宰相元載等人的提議下，唐廷一度將蒲州建為中都。
唐末朱溫崛起，縱橫於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勢，惟河東李克用是其最大勁敵，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礙。朱溫屢興大兵強攻河東。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溫發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阪)，截斷河東與長安之間的聯絡，以困弊河東，乃召諸將謀曰：“我今斷長蛇之腰，諸將為我以一繩縛之。”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 朱溫一麵遣軍圍攻河中，一麵親自率軍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聞喜縣)，襲取晉、絳，派兵扼守，阻斷李克用自太原派來的援兵。河中遂陷，河東勢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關中，也都依托河中。金攻關中時，金將完顏訛可說：“河中背負關陝，南阻大河，此戰守之要資也。” [ 注：《金史》完顏訛可傳 ]
蒙古攻金時，大將石天應說：“(河中)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裏，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中可克期而定；關中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應傳 ]
若從中原方向來看，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麽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潼關依托崤函，地形險要，易於固守；蒲州與關中卻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經營已久，否則不易固守。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阪找到機會。從蒲阪渡河，已出潼關之西，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東漢末曹操擊馬超、韓遂之戰和北魏長孫稚討蕭寶寅之戰中，便采取了這種策略(詳見關中部分)。所以，欲固關中之險，亦必加強對蒲阪的控製。
一 山川形勢
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居樞紐性地位。顧祖禹在論山西形勢時稱：“山西之形勢，最為完固。關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蓋語其東，則太行為之屏障，其西，則大河為之襟帶，於北，則大漠、陰山為之外蔽，而勾注、雁門為之內險，於南，則首陽、底柱、析城、王屋諸山濱河而錯峙，又南則孟津、潼關皆吾門戶也。汾、澮縈流於右，漳、沁包絡於左，則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轉輸矣。且夫越臨晉、泊龍門，則涇渭之間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壺關，邯鄲、井陘而東，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勢，必有取於山西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山西方輿紀要序 ]
山西的這種地位得益於它在關中、河南與河北三者之間俯瞰三麵的高峻地勢。山西外有太行山、呂梁山及王屋、析城、中條等山構成其外圍屏障，西麵還有黃河環繞；內有恒山、五台山、管涔山、係舟山、太嶽山、雲中山、霍山、稷王山等山交錯分布，構成其內圈險要；汾河、漳河、滹沱河、桑幹河等河流呈放射狀流向不同的方向。河流在山地之間衝積，形成了一係列珠狀盆地。
在山西的東、南麵，太行山延綿千裏。由於河流的穿切，形成了一些交通孔道，最重要的即曆史上所稱的太行八陘。太行八陘分別是：第一軹關陘（在今濟源縣西北）、第二太行陘（即天井關）、第三白陘（在今輝縣西北）、第四滏陘（在今河北武安縣東南）、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陘（在今河北蔚縣南）、第七蒲陰陘（即紫荊關，在河北易縣西北）、第八軍都陘（即居庸關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太行八陘為山西與河北、河南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山西的西部則有管涔山、呂梁山等層巒疊嶂，西南方有黃河渡口蒲津，是山西與關中之間往來必經之路。
山西的山河形勢使得山西形成了一種極為有利的內線作戰的地位。形勢有利，可以三麵出擊，不利則可憑險而守。(見圖3—1—1)
在山西腹地，山河錯綜分布，形成了幾個珠狀盆地，構成了幾個相對獨立的小區域。每個小區域都有交通孔道通往外部，形成了一些軍事重鎮和重要關隘，麵向不同的方向，從而使這些區域具有不同的戰略意義。
(一)大同與飛狐口
山西北部的大同盆地位於管涔山、恒山與蒙古高原南側之間。盆地北麵山地低口為塞北遊牧民族的湧入提供了一個便捷的通道；桑幹河源自管涔山，經大同盆地，流入河北。這樣，塞外遊牧民族的鐵騎一旦進入大同盆地，便可沿桑幹河河穀低地向東進入河北，直叩居庸關前；還可由飛狐口逾太行山，迂回至幽、薊的西南側。北京作為都城時，由這裏入侵造成的威脅更顯得嚴峻。
西漢初，冒頓單於即曾率匈奴大軍由此湧入，圍漢高祖劉邦於平城白登山(今大同東北采掠山)。漢初實行休養生息，在北方對匈奴實行戰略防禦，曾在此地屯兵，東連漁陽、上穀，西接雲中、五原，屏護北方。
東漢衰微，代北之地漸成荒塞。塞外遊牧民族次第湧入大同盆地，透入山西。“永嘉之亂”時，西晉並州牧劉琨為討匈奴劉淵，請兵於鮮卑拓跋部首領拓跋猗盧。拓跋猗盧以功被封為代王。拓跋猗盧後更向劉琨求得代北之地，並建都於平城(今大同)。拓跋部以此日漸強盛。十六國時，拓跋部所建代國雖一度被前秦所滅，但前秦瓦解後，拓跋珪很快複國，建立北魏。北魏立都平城，以代北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東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北方。
此後，稱雄塞北的是突厥。突厥亦屢屢由此地入侵。北齊、北周、隋及唐初都深受其患，北方國防壓力很大。唐末，代北又為沙陀貴族李克用所據，李克用後更據有整個河東。朱溫稱雄北方，麵對河東卻無可奈何。
在五代頻繁的嬗代中，對中國北部國防造成深遠影響的卻是石敬塘以幽雲十六州為代價引契丹入援，大同盆地與幽燕之地一並歸於契丹，中國北方國防險要喪失。由於喪失了地理上的險要，後周、北宋收複幽雲十六州的努力都未獲成功。北宋隻得經營太原為重鎮，北阻雁門險要。
遼和金先後入據幽燕，以幽州為南京，而以大同為西京。他們都崛起於塞外，南遷之後，又為塞外新興的遊牧民族所逼。蒙古攻金，先下其西京大同府，盡收山北諸州。是後，蒙古兵兩度突破居庸關、紫荊關，大掠河北，圍攻金中都。金受蒙古侵逼，被迫南遷汴京。
明初，蒙古殘餘勢力活動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長城沿線屯戍重兵外，另以親王典兵，鎮禦重地。朱元璋以其子朱桂為代王，鎮守大同。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大同更成京師肩背之地。明中期經營“九邊”，以大同、宣府與薊鎮東西夾輔，拱衛京師。瓦刺、韃靼入侵，大同是其進攻的主要方向之一。也先所率瓦剌軍便是由大同盆地湧入，再沿桑幹河穀東進，在土木堡擊破明軍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鎮，然後挾明帝自紫荊關入，圍攻北京。明末李自成進軍北京，主力亦自大同東出，經宣府入居庸關而逼北京。
從大同進入河北，還可由飛狐口向東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側翼。大同與河北之間交通孔道的爭奪在東、西方之間的角逐中也具有重要意義。
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204年)，酈食其為劉邦策劃重整東西對峙的戰略態勢，建議：“急複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製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 注：《資治通鑒》卷十 漢紀二 ] 其意圖是堵塞太行山諸關隘及黃河、嵩山一帶諸通道，以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飛狐口與其它幾處關隘一樣，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兩漢時期，飛狐口已成山西、河北之間的一條重要通道，兩漢都曾遣將屯兵，治飛狐道，以防匈奴對河北的透入。北魏拓跋珪伐後燕，除自率主力由井陘東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東道出軍都(即居庸關)，襲後燕幽州。北魏末，葛榮在河北起義時，山西爾朱榮曾籲請朝廷準其發兵出飛狐口，打擊義軍的側背。唐末，朱溫攻河東李克用，六路進兵，分進合擊，飛狐口是其進兵方向之一。後來，河東諸將欲兼並割據幽州的劉守光，議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裏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後可以專意南討。”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七 後梁紀二 ] 晉王李存勖遂命大將周德威率軍伐燕。周德威率軍出飛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劉守光，略定幽燕。
(二)忻、代與雁門關
忻州盆地可謂對大同的一種補充。忻、代二州分峙盆地的南北部。忻州“翼蔽晉陽，控帶雲朔。”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代州“外壯大同之藩衛，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柢三關(雁門、寧武、偏頭)，咽喉全晉。”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特別是代州，扼雁門關，阻勾注之險，地位尤其重要。
勾注險要在《呂氏春秋》中被稱為“天下九塞”之一，晉《地道記》則將其列為“分別內外”的北方險要之首。這種評價可代表那個時代的觀念中用以分別“華夷”的一個決定性的界線。大同盆地因其北部山地低口易被透入而經常被少數民族占領，此時，勾注山險要的屏障作用便顯得很重要；少數民族若再透過勾注險要，便很容易深入中原文化區的腹地。
自平城白登山之圍後，西漢在政治上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在軍事上則以防禦為主。文帝、武帝都曾遣將發兵，屯勾注，治雁門之險，以阻匈奴南侵。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前夕，也曾經營雁門，將這裏建成出擊匈奴的一個前進基地。東漢末，代北之地漸成荒外，曹魏、西晉均以勾注為山西北部國防險阻。從北朝後期起，突厥稱雄塞北，每每發兵逾勾注南侵，北齊、隋、唐都深受其患。
五代石敬塘據太原叛後唐，引契丹兵入援，後唐發兵進剿，卻未重視雁門險要，扼險阻截，契丹兵遂得長驅直入，擊破後唐兵。是後，契丹主耶律德光對石敬塘說：“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覘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 後晉紀一 ]
石敬塘割幽雲十六州之地在中古史上影響極其深遠。從此，大同盆地成為契丹、女真等遊牧民族南侵的一個策源地，忻、代盆地也就成了他們進逼中原的主要方向之一，這裏也因此成了中原政權在北方的國防重地。北宋未能收複幽雲之地，在山西方向的防務隻得經營太原為重鎮，以忻、代為據點，北阻雁門。在北宋對契丹的戰爭中，名將楊業的英名與雁門關緊緊地聯係在一起。明代京師西北的防務，以雁門、寧武、偏頭為外三關，居庸、紫荊、倒馬為內三關，其中紫荊、倒馬與飛狐內外夾峙，忻、代與雁門為唇齒之勢。
(三)蒲州與蒲津關
蒲州位於運城盆地，瀕臨黃河。蒲津關就在蒲州西門外黃河西岸，扼蒲津渡口，為關中與山西之間的重要通道。從山西方向來說，它是自山西進入關中的一個跳板；從關中方麵來說，它又是自關中進入山西的一個橋頭堡；另外，經由蒲津和軹關，蒲阪在關中與河內、河北之間也是一個重要的往來通道。
戰國時，這一帶為魏國所有，魏國最早置關於蒲津。魏國建都安邑，跨有河西，南控崤函之險，成為秦向東方擴張的最大障礙。商鞅所說：“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居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 注：《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 指的就是這種態勢。秦經過長期的戰爭，奪占魏國河西及晉西南之地，迫魏東遷大梁，為以後秦的東進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秦昭襄王時期，秦在東方沿黃河、太行山脊嶺一線發動一係列大規模攻勢。昭襄王五十年(公元前257年)，秦在蒲津置河橋，以利人力物力的通行。秦時蒲津關名臨晉關。
楚漢之際，蒲州一帶為魏王豹所據。劉邦還定三秦，然後率兵東進，東向以爭天下。漢王二年(前205年)，劉邦親率曹參、灌嬰等自臨晉關(即蒲津關)渡河，迫降魏王豹，兼並其軍隊，又進兵河內，擊虜殷王卬，再南下洛陽，組織對彭城的進攻。劉邦自彭城敗歸後，魏王豹叛漢，劉邦又遣韓信率軍擊魏。時魏王豹盛兵蒲阪，以阻塞蒲津渡口；韓信在蒲津上遊偷渡黃河，奔襲魏都安邑(今山西夏縣南)，俘魏王豹，悉定河東。
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建立劉漢政權，進據平陽(今臨汾)，不斷遣兵東下河北，南略河南。此時，蒲阪尚為西晉所守，所以關中還未受侵擾。晉永嘉五年(3l1年)，西晉蒲阪守將趙染率眾降漢，漢主劉聰遂遣大將劉曜等與趙染由蒲阪攻關中，鎮守關中的晉南陽王司馬模投降，關中遂為匈奴劉漢所據。劉曜代劉漢而建前趙政權，遷都長安。劉曜一直致力於肅清隴西，屢率大軍征戰於隴上，而以蒲阪為重鎮，鎮禦東方。東晉鹹和三年(328年)，後趙石虎率軍自軹關西進，攻前趙河東重鎮蒲阪。劉曜聞訊，發中外精銳水陸諸軍，親自率領，馳援蒲阪。石虎大怯，率軍引退。劉曜不惜傾國出動，增援蒲阪，可見蒲阪對於關中的重要性。
後趙崩潰後，被遷河北枋頭的氐族人兵分兩路，西行入關，一路經由潼關，一路經由軹關、蒲津。氐人在關中建立前秦政權，蒲阪、陝城並為東方重鎮，俱遣宗室親王坐鎮。苻堅發動政變，廢秦主苻生自立。苻生弟苻柳等心懷疑懼，遂於晉太和二年(367年)分據蒲阪、陝城、安定、上邽等地起兵。苻堅急遣兵分討，以王猛、鄧羌率軍攻蒲阪，楊安、張蠔攻陝城。這期間，前燕國內有援蒲阪、陝城並乘勢取關中之議，燕主未用，前秦遂得以迅速平定叛亂，穩定局勢。
繼前秦之後，先後又有後秦和赫連夏割據關中。後秦和赫連夏均以重兵屯蒲阪，與潼關配合，戍守東方。劉裕伐後秦，部將沈林子、檀道濟引軍攻蒲阪，欲以迂回出潼關之後，但後秦在蒲阪經營已久，城垣堅固，兵多糧足，不可猝拔，沈、檀二人隻得又引兵南下，與王鎮惡合力強攻潼關。
北魏太武帝西伐赫連夏，遣大將奚斤攻蒲阪，夏蒲阪守將風聞夏都統萬已破，乃棄城西奔，奚斤遂克蒲阪，並乘勢進克長安。次年，夏人複據長安，太武帝又遣將急戌蒲阪以拒之。北魏神麚三年(430年)，魏主遣將南鎮蒲阪，以逼長安，自率軍大軍從北翼奔襲平涼、安定。夏長安孤懸，其守將驅眾西奔，關中遂入於北魏。
東、西魏對峙時，高歡兩度率大軍攻西魏關中，主力均自蒲阪而入，還在浦津架設浮橋，以利大軍通行。西魏大統三年(537年)，高歡大敗幹沙苑，退回東方。東魏秦州(治蒲阪)別駕薛善斬關獻城，投降西魏，宇文泰遣軍迎降，遂據蒲阪。此後蒲阪便成了宇文泰攻略東魏山西紛、絳地區的—個前進基地。自此以後，西魏屢屢東出，攻略河南、山西，變戰略守勢為攻勢。
隋代在蒲津架河橋以通河中，河北諸州租調轉輸關中的線路即取道蒲津。隋仁壽四年(604年)，漢王楊諒在太原起兵時，部下裴文安自請為前鋒，直入蒲津，並建議“王以大軍繼後，風行電擊，頓於灞上，鹹陽以東，可指麾而定。”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 隋紀四 ] 後來楊諒改變主意，隻斷河橋，遣軍守蒲州。楊素潛軍渡河，遂拔蒲州，進討楊諒。
唐初李淵自太原西行入關，也自蒲津渡河。唐代也在浦津架河橋，以通河東。“安史之亂”時，叛軍占領河北、河南、關中，山西卻始終在唐軍的控製之下，監控著叛軍從範陽至長安的漫長戰線。在李泌謀劃的戰略反攻計劃中即充分利用了這一態勢：“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人河東，則思明、忠誌不敢離範陽、常山，守忠、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具四將也。”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河東郡治就在蒲州，自長安至洛陽經由崤函之險的狹長通道即處在河東的監控之下；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得河東則兩京可圖。”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九 唐紀三十五 ] 於唐至德二年(756年)率軍攻占河東，並一度襲占潼關，威脅叛軍長安與洛陽、範陽之間的交通線。唐大曆年間，在宰相元載等人的提議下，唐廷一度將蒲州建為中都。
唐末朱溫崛起，縱橫於中原，有取唐而代之之勢，惟河東李克用是其最大勁敵，也是他代唐的最大障礙。朱溫屢興大兵強攻河東。唐光化四年(901年)，朱溫發兵攻李克用，欲先攻取河中（治蒲阪)，截斷河東與長安之間的聯絡，以困弊河東，乃召諸將謀曰：“我今斷長蛇之腰，諸將為我以一繩縛之。” [ 注：《資治通鑒》卷二百六十二 唐紀七十八 ] 朱溫一麵遣軍圍攻河中，一麵親自率軍自汜水渡河，出含山路(今聞喜縣)，襲取晉、絳，派兵扼守，阻斷李克用自太原派來的援兵。河中遂陷，河東勢力被大大削弱。
金和蒙古攻關中，也都依托河中。金攻關中時，金將完顏訛可說：“河中背負關陝，南阻大河，此戰守之要資也。” [ 注：《金史》完顏訛可傳 ]
蒙古攻金時，大將石天應說：“(河中)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同、華，地五千餘裏，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中可克期而定；關中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 [ 注：《元史》卷一百四十九 石天應傳 ]
若從中原方向來看，如果說潼關是關中的正門的話，那麽蒲津關可說是關中的側門。潼關依托崤函，地形險要，易於固守；蒲州與關中卻是隔河相望，除非平素經營已久，否則不易固守。東西方對峙，往往膠著於潼關，此時，東方的勢力便可從蒲阪找到機會。從蒲阪渡河，已出潼關之西，而使潼關的地位大為降低。東漢末曹操擊馬超、韓遂之戰和北魏長孫稚討蕭寶寅之戰中，便采取了這種策略(詳見關中部分)。所以，欲固關中之險，亦必加強對蒲阪的控製。
(四)長治與滏口、天井關
長治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鎮。從長治東下太行進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穀低地，重要關隘有太行第四陘滏口；由下河內之路有太行第二陘天井關，秦漢時期也稱太行道。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極為險要。
河北恃太行山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處在長治盆地的俯瞰之下，當河北政權的重心處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戰略地位尤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堅的指示“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克壺關、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擊破前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紹提醒燕主加強壺關的守備(詳見河北部分)，但燕主未從。
北魏爾朱榮自晉陽前往河北鎮壓葛榮起義軍，率軍東出滏口，下太行山，進攻在鄴城外的葛榮起義軍，葛榮猝不及防，準備不足，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攻北齊，先破平陽(今臨汾)，繼克晉陽，然後自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齊都鄴城，北齊滅亡。
在山西與河南之間的爭奪中，太行道是必爭之地，也是攻守的要點。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韓之南陽(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陽)，斷太行道，截斷了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係通道，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白起殲滅趙軍四十餘萬，又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占山西全境。秦占領河內、上黨地區，遂“折天下脊” [ 注：《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傳 ] 。
楚漢戰爭時，酈食其為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讓“天下知所歸”，建議劉邦扼守太行山諸往來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 [ 注：《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關。
東漢初，劉秀南定河內，遣寇恂、馮異同守河內。馮異與更始帝所遣洛陽守將李軼通書，軼不複與異爭鋒。馮異遂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更始政權覆滅後，更始所置上黨太守田邑以上黨降東漢。劉秀藉以爭雄天下的根據地——河內地區遂得穩固。
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劉淵攻西晉洛陽、北魏爾朱榮、高歡先後據晉陽而製北魏洛陽，遣兵南攻之時，大軍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率軍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竇建德部下淩敬建議竇建德：“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鄭圍自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 其用意在於取河內、入天井關、攻上黨，以略李唐河東地區。建德不用，結果被李世民擊敗於虎牢。
朱溫與李克用角逐時，天井關是雙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後梁開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溫圍攻滄州之機，襲占潞州(今山西長治)，大破梁軍的反撲，牢牢控製上黨地區。潞州(今長治)的攻占遂成為雙方角逐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晉(後唐)的勢力基本上被遏製在山西以內，而自此以後，晉(後唐)完全控製了太行山，從而可以根據形勢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東向而爭河北。
趙匡胤代後周而建北宋，後周昭儀節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長治)舉兵反趙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議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懷(沁陽)、孟(孟縣)，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 [ 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 ] 李筠未采納，趙匡胤遣石守信等進擊李筠，並敕石守信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 ] 趙匡胤的部署可謂洞見雙方攻守的要點。石守信遂引兵疾趨太行，先扼天井關之險，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澤州(今晉城)而敗。
(五)太原與井陘關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側是呂梁山的層巒疊嶂，呂梁山外側更有黃河環繞，外部勢力從這個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東麵是太行山，有井陘關連通河北中部，卻極盡險峻，由河北仰攻殊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則有其它區域及其重鎮作為屏蔽：北麵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門險要；西南是臨汾(古平陽之地)和蒲州，外有龍門和蒲津險要；東南有上黨，外有天井關和滏口等重要關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麵均有屏護，同時又足以應接四麵，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勢形勝，依山臨水，攻之不易。曆史上，智伯攻趙襄子於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楊安攻前燕晉陽(即太原)，強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後王猛引兵來援，掘地道潛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趙匡胤攻北漢，三次率軍強攻太原，也采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類的強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經營好太原，可以坐製山西，進而控製北方形勢。誠如顧祖禹所論：“太原為河東都會，有事關、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資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戰國初，韓、趙、魏三家分晉，趙國據有太原。趙立都邯鄲，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這種態勢在後來對抗秦的侵逼時尤具意義。後來，秦奪韓之上黨、趙之太原，奪太行屏障，盡占山西之地，趙之戰略形勢才漸趨不利；到秦發起統一戰爭時，秦之攻趙，常起兩軍：一路出河內而逼漳水，攻邯鄲之南；一路出井陘而下太行，攻邯鄲之北。
楚漢相爭，劉邦能夠改變雙方戰略態勢，亦賴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控製河東、太原，而後東下井陘，破趙、降燕、下齊，從北麵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最早藉太原而坐製整個北方形勢的卻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長爾朱榮。爾朱榮趁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麵，崛起於開州，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麵肅清燕薊，西麵平定關隴。他在晉陽(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後以柱國大將軍、大丞相的身份，坐鎮晉陽，遙製洛陽政局。
爾朱榮死後，代爾朱榮而起的是高歡。高歡消滅爾朱集團後，也以晉陽四塞之地，山川險固，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北魏分裂後，東魏、北齊以鄴城為國都，與西魏、北周對峙，但是從高歡到高澄、高洋，都以晉陽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晉陽的地位不啻為陪都。
隋朝仁壽年間，漢王楊諒在晉陽起兵，遣兵四略，給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響。隋末，太原留守李淵在晉陽起兵，西入關中，開建大唐基業。李淵入關不久，劉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占太原，占據山西大部。李淵欲棄河東，李世民反對。他說；“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複汾、晉。”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 李淵遂遣李世民率軍入山西，擊敗劉武周，收複河東。後來唐行五都之製．以太原為北都。
太原“國之根本”的意義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叛軍初起，連陷河北、河南，但對山西的進攻卻被郭子儀、李光弼挫敗。郭、李二人以太原為根據地，屢屢率軍東出井陘，襲擾叛軍後路，使叛軍疲於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黃巢之功，得以專製河東，割據山西，成為朱溫代唐的最大障礙：李克用以太原為根本，充分發揮山西內線作戰的地位，對抗朱溫的優勢兵力。朱溫屢興大兵圍攻河東，但終不能一舉擊滅河東。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繼續憑藉山西而與朱溫所建後梁爭霸，並終於滅掉後梁，建立後唐。後唐以洛陽為都城，建太原為陪都，號為北京。
後唐末年，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據太原起兵，並以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代價，乞援於契丹。在契丹兵的幫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擊破後唐兵，進入洛陽，代後唐而建後晉。
後晉失和於契丹，很快便為契丹所滅。後晉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麵，建立後漢。
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時後漢宗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位劉崇鎮守太原。郭威代後漢，劉崇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北漢。後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屢興軍旅，進攻北漢，卻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時，宋軍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漢。
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太原與真定、中山、河間並稱四鎮，成為北宋在北方的國防重鎮。金人以武力威脅要求割讓三鎮，李綱、張所等人以太原“國之屏蔽”、“國之根本”，堅決反對。
元末，元將擴廓帖木爾與元室不和，盤據太原，擁兵自重，割據山西，元廷不能製。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後，才攻打太原，驅逐擴廓。
自太原藉井陘通道可出河北中部，執河北之中樞。井陘為太行八陘之一，《呂氏春秋》稱“天下九塞，井陘其一”。控製井陘對於太行山形勢至關重要。相比較而言，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而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西穿越井陘東下太行卻較易。曆史上，自山西出井陘攻河北的成功戰例居多。王翦、韓信攻趙、拓跋珪伐後燕，主力均自井陘東出；“安史之亂”時，郭、李之軍亦屢東出井陘，打擊叛軍後路。而在那些從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戰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朱兆，主力均自滏口進兵，隻從井陘發起牽製性進攻 。
長治地勢高峻，猶如一個堡壘，俯臨河北、河南。其上有長治、壺關等重鎮。從長治東下太行進入河北的通道主要是濁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穀低地，重要關隘有太行第四陘滏口；由下河內之路有太行第二陘天井關，秦漢時期也稱太行道。關南即太行山之羊腸阪道，極為險要。
河北恃太行山為其西部屏障，河北南部便處在長治盆地的俯瞰之下，當河北政權的重心處於河北南部時，長治盆地的戰略地位尤為突出。
前秦王猛伐前燕，即按苻堅的指示“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克壺關、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然後，出潞川，擊破前燕軍主力，乘勢東下太行，進圍燕都鄴城。此前，前燕大臣皇甫真、申紹提醒燕主加強壺關的守備(詳見河北部分)，但燕主未從。
北魏爾朱榮自晉陽前往河北鎮壓葛榮起義軍，率軍東出滏口，下太行山，進攻在鄴城外的葛榮起義軍，葛榮猝不及防，準備不足，被爾朱榮擊破。北周攻北齊，先破平陽(今臨汾)，繼克晉陽，然後自滏口東下太行，攻破齊都鄴城，北齊滅亡。
在山西與河南之間的爭奪中，太行道是必爭之地，也是攻守的要點。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韓之南陽(今河南修武)、野王(今河南沁陽)，斷太行道，截斷了韓上黨地區與韓國都之間的聯係通道，韓上黨太守降趙，從而引發了秦、趙之間長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戰。白起殲滅趙軍四十餘萬，又分兵略定太原、上黨，盡占山西全境。秦占領河內、上黨地區，遂“折天下脊” [ 注：《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杜牧傳 ] 。
楚漢戰爭時，酈食其為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讓“天下知所歸”，建議劉邦扼守太行山諸往來通道，——“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 [ 注：《史記》卷九十七 酈食其傳 ] 其中，“太行之道”即天井關。
東漢初，劉秀南定河內，遣寇恂、馮異同守河內。馮異與更始帝所遣洛陽守將李軼通書，軼不複與異爭鋒。馮異遂得以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更始政權覆滅後，更始所置上黨太守田邑以上黨降東漢。劉秀藉以爭雄天下的根據地——河內地區遂得穩固。
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劉淵攻西晉洛陽、北魏爾朱榮、高歡先後據晉陽而製北魏洛陽，遣兵南攻之時，大軍每自太行道而下。
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於洛陽，竇建德率軍救援王世亢，被阻虎牢。竇建德部下淩敬建議竇建德：“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鳴鼓建旗，逾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鄭圍自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 唐紀五 ] 其用意在於取河內、入天井關、攻上黨，以略李唐河東地區。建德不用，結果被李世民擊敗於虎牢。
朱溫與李克用角逐時，天井關是雙方出入的重要通道。後梁開平二年(908年)，李克用趁朱溫圍攻滄州之機，襲占潞州(今山西長治)，大破梁軍的反撲，牢牢控製上黨地區。潞州(今長治)的攻占遂成為雙方角逐的一個轉折點。此前，晉(後唐)的勢力基本上被遏製在山西以內，而自此以後，晉(後唐)完全控製了太行山，從而可以根據形勢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東向而爭河北。
趙匡胤代後周而建北宋，後周昭儀節度使李筠在潞州(今長治)舉兵反趙匡胤，其部下邱仲卿建議李筠：“南下太行，自抵懷(沁陽)、孟(孟縣)，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 [ 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 ] 李筠未采納，趙匡胤遣石守信等進擊李筠，並敕石守信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 [ 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 ] 趙匡胤的部署可謂洞見雙方攻守的要點。石守信遂引兵疾趨太行，先扼天井關之險，阻李筠下太行之路。李筠困守澤州(今晉城)而敗。
(五)太原與井陘關
太原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個山西的重心，戰略地位非常重要。太原的西側是呂梁山的層巒疊嶂，呂梁山外側更有黃河環繞，外部勢力從這個方向入侵的可能性不大；東麵是太行山，有井陘關連通河北中部，卻極盡險峻，由河北仰攻殊為不易。在太原的其它方向則有其它區域及其重鎮作為屏蔽：北麵是大同和忻、代，中隔雁門險要；西南是臨汾(古平陽之地)和蒲州，外有龍門和蒲津險要；東南有上黨，外有天井關和滏口等重要關隘。
太原盆地居山西之中，四麵均有屏護，同時又足以應接四麵，控扼四方。太原城址地勢形勝，依山臨水，攻之不易。曆史上，智伯攻趙襄子於此，引汾水灌城，不能破城。前秦王猛攻前燕，遣楊安攻前燕晉陽(即太原)，強攻之下，也未能破城，後王猛引兵來援，掘地道潛入城中，才得以破城。宋太祖趙匡胤攻北漢，三次率軍強攻太原，也采用了包括引水灌城之類的強攻手段，仍不能破城。所以，經營好太原，可以坐製山西，進而控製北方形勢。誠如顧祖禹所論：“太原為河東都會，有事關、河以北者，此其用武之資也。” [ 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山西二 ]
戰國初，韓、趙、魏三家分晉，趙國據有太原。趙立都邯鄲，南阻漳水，西恃太原而守太行。這種態勢在後來對抗秦的侵逼時尤具意義。後來，秦奪韓之上黨、趙之太原，奪太行屏障，盡占山西之地，趙之戰略形勢才漸趨不利；到秦發起統一戰爭時，秦之攻趙，常起兩軍：一路出河內而逼漳水，攻邯鄲之南；一路出井陘而下太行，攻邯鄲之北。
楚漢相爭，劉邦能夠改變雙方戰略態勢，亦賴韓信入山西，滅魏、平代，控製河東、太原，而後東下井陘，破趙、降燕、下齊，從北麵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
最早藉太原而坐製整個北方形勢的卻是北魏末年的秀容酋長爾朱榮。爾朱榮趁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麵，崛起於開州，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麵肅清燕薊，西麵平定關隴。他在晉陽(即太原)建大丞相府，先後以柱國大將軍、大丞相的身份，坐鎮晉陽，遙製洛陽政局。
爾朱榮死後，代爾朱榮而起的是高歡。高歡消滅爾朱集團後，也以晉陽四塞之地，山川險固，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北魏分裂後，東魏、北齊以鄴城為國都，與西魏、北周對峙，但是從高歡到高澄、高洋，都以晉陽為軍事重心，親自坐鎮。晉陽的地位不啻為陪都。
隋朝仁壽年間，漢王楊諒在晉陽起兵，遣兵四略，給隋的政局造成很大影響。隋末，太原留守李淵在晉陽起兵，西入關中，開建大唐基業。李淵入關不久，劉武周即引突厥兵南下，攻占太原，占據山西大部。李淵欲棄河東，李世民反對。他說；“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富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克複汾、晉。”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七 唐紀三 ] 李淵遂遣李世民率軍入山西，擊敗劉武周，收複河東。後來唐行五都之製．以太原為北都。
太原“國之根本”的意義在平定“安史之亂”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叛軍初起，連陷河北、河南，但對山西的進攻卻被郭子儀、李光弼挫敗。郭、李二人以太原為根據地，屢屢率軍東出井陘，襲擾叛軍後路，使叛軍疲於奔命。
唐末，李克用以剿黃巢之功，得以專製河東，割據山西，成為朱溫代唐的最大障礙：李克用以太原為根本，充分發揮山西內線作戰的地位，對抗朱溫的優勢兵力。朱溫屢興大兵圍攻河東，但終不能一舉擊滅河東。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繼續憑藉山西而與朱溫所建後梁爭霸，並終於滅掉後梁，建立後唐。後唐以洛陽為都城，建太原為陪都，號為北京。
後唐末年，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據太原起兵，並以許割幽雲十六州之地為代價，乞援於契丹。在契丹兵的幫助下，石敬塘自太原南下，擊破後唐兵，進入洛陽，代後唐而建後晉。
後晉失和於契丹，很快便為契丹所滅。後晉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南下收拾中原局麵，建立後漢。
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時後漢宗室、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位劉崇鎮守太原。郭威代後漢，劉崇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北漢。後周周世宗和北宋宋太祖都曾屢興軍旅，進攻北漢，卻未能成功。直到宋太宗時，宋軍才攻破太原，平定北漢。
北宋先後與遼、金對峙，太原與真定、中山、河間並稱四鎮，成為北宋在北方的國防重鎮。金人以武力威脅要求割讓三鎮，李綱、張所等人以太原“國之屏蔽”、“國之根本”，堅決反對。
元末，元將擴廓帖木爾與元室不和，盤據太原，擁兵自重，割據山西，元廷不能製。明朝北伐，也是在攻占大都之後，才攻打太原，驅逐擴廓。
自太原藉井陘通道可出河北中部，執河北之中樞。井陘為太行八陘之一，《呂氏春秋》稱“天下九塞，井陘其一”。控製井陘對於太行山形勢至關重要。相比較而言，山西地勢高峻，河北地處平原，自河北逆井陘而仰攻山西較難，而自山西穿越井陘東下太行卻較易。曆史上，自山西出井陘攻河北的成功戰例居多。王翦、韓信攻趙、拓跋珪伐後燕，主力均自井陘東出；“安史之亂”時，郭、李之軍亦屢東出井陘，打擊叛軍後路。而在那些從河北攻山西的成功戰例如慕容垂伐西燕、高歡攻爾朱兆，主力均自滏口進兵，隻從井陘發起牽製性進攻 。
二 山西在北方的樞紐地位
山西的幾個盆地分別麵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在山西麵向外部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有重要軍事據點。由於地勢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又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關進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勢，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則屬仰攻，易被阻扼，這都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礎。
曆史上，據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這種地理形勢而充分發揮其內線作戰的優勢。其中，以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的興亡和五代的迭興比較典型。
西晉時，匈奴人劉淵在山西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其侍中劉殷、王育建議說：“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如指掌耳。” [ 注：《晉書》卷一百零一 劉元海載記 ] 劉漢打敗西晉派來鎮壓的軍隊，然後遣將四略，東出井陘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經蒲津以攻關中，掃蕩河南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直至最後滅亡西晉。劉漢攻西晉的戰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麵的地理形勢。
北魏前期以山西為根本，縱橫四出，東平後燕和北燕，西滅赫連夏和北涼，北創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掃平群雄，統一北方，並在與南朝的對峙中始終占據優勢。北魏末年，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麵肅清河北，西麵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製北魏政權。高歡與北魏朝廷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麵中，李克用割據山西，與朱溫爭雄於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內線作戰的方式，朱溫則采取典型的外線作戰的方式。山西與其外部聯係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曾是雙力角逐的戰場。朱溫攻河北，李克用遣兵東下太行，與朱溫大戰於邢、洛、磁一帶；朱溫攻關中，李克用則南下汾、絳，脅其歸路。朱溫多次發大兵進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發兵六路，分別自天井關(今晉城南)、滏口、井陘、飛狐口、馬嶺關(今山西昔陽東南百裏與邢台接界處)、陰地關(今靈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進兵，分進合擊，會攻晉陽，試圖一舉消滅李克用。朱溫大軍一度合圍了晉陽，但以補給不繼而退兵，顯示出麵對山西地理形勢時外線作戰的不利。直到朱溫代唐自立，也未能製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稱晉王。晉轉入戰略攻勢後，憑借河東的地理優勢，根據形勢變化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晉大將周德威或東出井陘，以攻趙州(今趙縣)，或北出飛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後唐政權最終滅掉了後梁，大體統一北方。
後唐憑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滅亡。後唐滅後梁後，遷都洛陽。後唐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以疑懼而反，據太原起兵，建立後晉，並引契丹入援。後唐軍進討不利，兵敗國亡。
繼後唐、後晉之後據山西而崛起的還有後漢。後晉亡於契丹後，後晉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號令四方，率軍南下，收拾中原殘局。
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郭威代後漢時，鎮守太原的原後漢宗室、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劉崇在太原稱帝，建守北漢。北漢割據山西，抗衡後周、北宋數十年。
縱觀五代迭興，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也顯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北魏百年興亡的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麵，我們以北魏的興亡為例，簡述其興亡的全過程，進一步考察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
東漢南匈奴內遷後，鮮卑拓跋部自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時，鮮卑首領拓跋猗盧應東晉並州刺史劉琨之請，出兵相助。劉琨遂表猗盧為大單於，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並向劉琨求陘北之地(今山西寧武、代州一線以北)。劉琨欲倚之為援，遂將陘北之民內遷，將代北之地盡與猗盧，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漸繁盛。晉湣帝建興三年(315年)，晉廷進封拓跋猗盧為代王。十六國時，代國為前秦所滅。
前秦瓦解後的北方局勢更加混亂，姚萇在關中建立後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山西一度為鮮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據。拓跋珪在塞北複國，重建代國，改國號魏，史稱北魏。
在塞北複國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進圖中原。慕容垂消滅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與後燕交惡。北魏登國十年(395年)，後燕遠征北魏。北魏在參合陂(今內蒙古豐鎮北)大破後燕軍主力。次年，拓跋珪大舉伐後燕，遣軍一路由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後燕幽州一帶，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後東出井陘，攻後燕都城中山。經過近兩年的圍攻，中山、鄴城、信都等後燕重鎮被攻破，後燕殘餘勢力一部分北逃遼東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東建立南燕。後燕滅亡，河北納入北魏版圖。北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時，北魏趁南朝劉裕新喪之機，發兵南下，奪占劉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燾時，北魏一麵西攻關中的赫連夏，一麵與劉宋在河南相持，並多次遠征漠北，重創柔然。拓跋燾四次發軍攻夏，先後攻破夏長安、統萬、安定、平涼。夏殘餘勢力逃往隴西，亡於吐穀渾，關中俱入於北魏。後來，北魏還消滅了遼東的北燕、河西的北涼等割據政權。劉宋為爭奪河南之地，曾兩度大規模北伐，但都被北魏擊敗，北魏在反擊劉宋的第二次北伐時，還乘勢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威震江南。在與劉宋的對峙中，北魏始終占據著優勢。(見圖3—1—2)
這樣，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為基礎，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東征西討，東滅後燕、北燕，西平赫連夏、北涼，南奪劉宋之河南，北創柔然，終於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北魏的興起可謂山西在北方樞紐性地位的顯示。我們從曾輔佐過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時期戰略決策時的議論中可見其一斑。
明元帝時，代北遭遇災荒，有大臣建議魏主遷都河北鄴城，崔浩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是：“(遷都之後)舊都守兵既少，屈丐(赫連夏)、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裏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護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製諸夏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九 ] 他反對遷都鄴城，實際上是反對以一時的災荒放棄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戰略上陷入被動。
劉裕北伐後秦，北魏群臣擔心劉裕名為西進，實欲北上，建議發兵阻擊。崔浩又反對。他判斷劉裕誌在滅後秦，發兵阻擊隻會交惡於劉裕，對北魏諸多不利。最後，他針對群臣們的擔心，斷言：“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
元嘉七年劉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謀劃遠征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北進，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斷劉宋的意圖隻不過是想保住淮北。他針對群臣們的顧慮，又斷言：“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
崔浩的判斷後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樣的斷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據的地理形勢。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據河北，右擁關中，虎視中原，居高臨下，威製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統一北方半個多世紀之後，到孝文帝時，遷都洛陽。遷都洛陽之舉本是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的一部分，對鮮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進程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孝文帝在推行漢化的過程中也留下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到孝文帝死後，由這些問題演變出的動蕩遂構成北魏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鎮的問題。
還是在立都平城的時代，北魏為防備柔然，在沿北方邊境一線設守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座軍鎮，恃為藩衛，鎮禦北方。那時六鎮的地位很重要，鎮守者皆近宗勳臣貴戚，待遇優厚。遷都洛陽後，國家的重心改變，偃武修文，對外戰爭減少，並且主要是針對南方，六鎮地位漸漸下降。到胡太後秉政時，六鎮已形同流放之地，鎮民的地位更是悲慘。
北魏是以消滅北方的其它少數民族政權而統一北方的，國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關係本來就比較複雜。北魏後期，政治腐敗，境內的民族矛盾遂漸趨尖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終於由破六韓拔陵首倡，引發了六鎮軍民起義，進而引發了河北和關隴地區各族人民的大起義。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亂不堪。這種混亂的局勢卻給山西秀容酋長爾朱榮的崛起提供了機會。
爾朱榮的先祖爾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後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餘裏)周圍三百裏地封之。爾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為業。到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時，秀容川牲畜興旺，馬匹以色別分群，漫山遍野，不可勝數。大量的馬匹在那個時代無疑是重要戰略資源。爾朱榮繼承他父親的位置時，也繼承了這筆雄厚的資源。這時，北魏各族人民大起義已經爆發，爾朱榮見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陰圖大事。
北魏鎮壓北方各族人民起義不利，爾朱榮卻趁機在山西迅速擴充其勢力，兵勢強盛，令朝廷憚之。爾朱榮上表朝廷，自請率兵赴河北鎮壓起義，被朝廷抑製。北魏孝莊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後鴆殺魏主元詡，先詐立一女子為帝，又改立一名三歲的小孩，圖謀繼續控製朝政。爾朱榮聞訊大怒，遂與其從弟爾朱世隆、並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謀興兵入洛。這年二月，爾朱榮率鐵騎南下洛陽，立長樂王元子攸為帝，沉胡太後及幼主於黃河，並在黃河南岸聚殺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餘人，史稱“河陰之變”。其後，爾朱榮將自己的心腹親信安置在洛陽朝中，自回晉陽，以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遙控朝廷。
這時，河北的葛榮兼並其他義軍，聲勢浩大，正圍攻鄴城。爾朱榮親率精騎七千前往鎮壓。他倍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趨鄴城。在鄴城外，葛榮猝不及防，倉促應戰，被爾朱榮擊破。爾朱榮生擒葛榮，檻送洛陽。自己複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晉陽坐鎮，繼續遙控朝廷。
“河陰之變”後，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遂於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轉戰北上，進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擁魏主進兵洛陽。爾朱榮縛材為筏，強渡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加爾朱榮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仍回晉陽，遙製朝廷。
其間，爾朱榮還派大都督侯淵率兵平定薊城的河北起義軍餘部韓樓；派爾朱天光、賀拔嶽等平定關中萬俟醜奴、蕭寶寅。河北、關隴悉定。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基本上被鎮壓下去了。爾朱榮在晉陽，一麵遙製朝廷，一麵以圍獵訓練士卒。爾朱榮控製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從他在晉陽練兵時談其誌向來看，大有澄清海內、統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爾朱榮控製，設計誘爾朱榮入洛。爾朱榮在缺乏戒備的情況下被殺死。
爾朱榮帳下匯集了當時北力最優秀的將才，如高歡、賀拔嶽、宇文泰之屬。爾朱榮死後，這些人遂從其翼下脫穎而出。
爾朱榮曾稱高歡是惟一可代他統領其眾的人。爾朱榮死後，爾朱家族與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勢。爾朱集團叛魏，合兵攻洛陽，高歡遂謀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然後，以就食為名，東出滏口，來到河北信都。在當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歡舉起了反爾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為帝。韓陵一戰，高歡以少勝多，擊破爾朱集團主力，並乘勝進兵洛陽，改立平陽王元修為帝，是為孝武帝。高歡在朝中安置親信，控製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歡由滏口、井陘兩道進兵，會攻晉陽。爾朱兆大掠晉陽後，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歡襲破。
高歡見晉陽四塞之地，爾朱榮憑此而控製北魏朝政，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
賀拔嶽、宇文泰等則控製了關隴地區。賀拔嶽初隨爾朱天光征討關隴，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賀拔嶽在宇文泰的建議下，安撫關隴。賀拔嶽死後，部下共推宇文泰為首，宇文泰遂據關隴。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對高歡不滿，聯絡朝中斛斯椿、關中賀拔嶽及荊州賀拔勝等文武大臣，欲圖高歡。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為名，征集河南諸州兵馬，準備討高歡；高歡將計就計，興兵二十餘萬分道南下，向洛陽挺進。孝武帝見勢不妙，率諸王西奔關中。高歡進入洛陽，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為帝，並遷都鄴城。北魏自此分為東魏與西魏。北魏滅亡。
從北魏百年興亡的曆程看，其興、其亡均與山西息息相關。北魏在前秦瓦解後北方群雄割據、南與東晉南朝對峙的紛亂局麵中，以山西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西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南奪劉宋河南之地，北創塞外的柔然，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開創了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最興盛的局麵，顯示出了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麵中，由六鎮起義引發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的狂瀾席卷了河北、關隴，遷都河南後的北魏朝廷風雨飄搖。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麵肅清河北，西麵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製北魏政權，並逼北魏孝武帝西奔關中，從而最終導致了北魏的滅亡，再次顯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山西的幾個盆地分別麵向不同的方向，顯示出不同的戰略意義。在山西麵向外部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有重要軍事據點。由於地勢的原因，通向外部的幾個交通孔道，又多是利於外出而不利於入攻。自山西向任何方向出關進取都有高屋建瓴之勢，而由外部入攻山西則屬仰攻，易被阻扼，這都是山西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也是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得以形成的基礎。
曆史上，據山西起兵者大多能利用山西的這種地理形勢而充分發揮其內線作戰的優勢。其中，以匈奴劉漢滅西晉之戰、北魏的興亡和五代的迭興比較典型。
西晉時，匈奴人劉淵在山西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其侍中劉殷、王育建議說：“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眾席卷洛陽，如指掌耳。” [ 注：《晉書》卷一百零一 劉元海載記 ] 劉漢打敗西晉派來鎮壓的軍隊，然後遣將四略，東出井陘以略河北，南下太行以攻河南，西經蒲津以攻關中，掃蕩河南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直至最後滅亡西晉。劉漢攻西晉的戰略，正是充分利用了山西俯瞰三麵的地理形勢。
北魏前期以山西為根本，縱橫四出，東平後燕和北燕，西滅赫連夏和北涼，北創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掃平群雄，統一北方，並在與南朝的對峙中始終占據優勢。北魏末年，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麵肅清河北，西麵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製北魏政權。高歡與北魏朝廷之間的矛盾最終導致了北魏的分裂。
在唐末藩鎮割據的混亂局麵中，李克用割據山西，與朱溫爭雄於北方。李克用采取典型的內線作戰的方式，朱溫則采取典型的外線作戰的方式。山西與其外部聯係的幾個主要方向，都曾是雙力角逐的戰場。朱溫攻河北，李克用遣兵東下太行，與朱溫大戰於邢、洛、磁一帶；朱溫攻關中，李克用則南下汾、絳，脅其歸路。朱溫多次發大兵進攻山西，其中最大的一次發兵六路，分別自天井關(今晉城南)、滏口、井陘、飛狐口、馬嶺關(今山西昔陽東南百裏與邢台接界處)、陰地關(今靈石西南)等山西四境的主要交通孔道進兵，分進合擊，會攻晉陽，試圖一舉消滅李克用。朱溫大軍一度合圍了晉陽，但以補給不繼而退兵，顯示出麵對山西地理形勢時外線作戰的不利。直到朱溫代唐自立，也未能製服李克用。李克用死後，其子李存勖稱晉王。晉轉入戰略攻勢後，憑借河東的地理優勢，根據形勢變化隨時東出以攻後梁。晉大將周德威或東出井陘，以攻趙州(今趙縣)，或北出飛狐口攻取幽州。李存勖所建後唐政權最終滅掉了後梁，大體統一北方。
後唐憑藉山西而崛起，也因山西而滅亡。後唐滅後梁後，遷都洛陽。後唐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石敬塘以疑懼而反，據太原起兵，建立後晉，並引契丹入援。後唐軍進討不利，兵敗國亡。
繼後唐、後晉之後據山西而崛起的還有後漢。後晉亡於契丹後，後晉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見中原人心尚可收拾，遂在太原稱帝，建立後漢，號令四方，率軍南下，收拾中原殘局。
後漢很快又為郭威所代。郭威代後漢時，鎮守太原的原後漢宗室、河東節度使、北京留守劉崇在太原稱帝，建守北漢。北漢割據山西，抗衡後周、北宋數十年。
縱觀五代迭興，竟有三代起自山西。他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也顯示出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北魏百年興亡的曆程最能反映出山西在北方的地位。下麵，我們以北魏的興亡為例，簡述其興亡的全過程，進一步考察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
東漢南匈奴內遷後，鮮卑拓跋部自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南徙至匈奴故地。西晉末，匈奴劉淵在離石起兵時，鮮卑首領拓跋猗盧應東晉並州刺史劉琨之請，出兵相助。劉琨遂表猗盧為大單於，以代郡封之為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率部落自雲中入雁門，並向劉琨求陘北之地(今山西寧武、代州一線以北)。劉琨欲倚之為援，遂將陘北之民內遷，將代北之地盡與猗盧，拓跋部遂入居代北，日漸繁盛。晉湣帝建興三年(315年)，晉廷進封拓跋猗盧為代王。十六國時，代國為前秦所滅。
前秦瓦解後的北方局勢更加混亂，姚萇在關中建立後秦，慕容垂在河北建立後燕，山西一度為鮮卑慕容部的慕容永所據。拓跋珪在塞北複國，重建代國，改國號魏，史稱北魏。
在塞北複國的拓跋珪雄心勃勃，意欲進圖中原。慕容垂消滅了慕容永在山西建立的西燕。北魏因支持西燕而與後燕交惡。北魏登國十年(395年)，後燕遠征北魏。北魏在參合陂(今內蒙古豐鎮北)大破後燕軍主力。次年，拓跋珪大舉伐後燕，遣軍一路由東道出軍都(今居庸關)，以襲後燕幽州一帶，自率主力南下太原，然後東出井陘，攻後燕都城中山。經過近兩年的圍攻，中山、鄴城、信都等後燕重鎮被攻破，後燕殘餘勢力一部分北逃遼東建立北燕，一部分南逃山東建立南燕。後燕滅亡，河北納入北魏版圖。北魏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明元帝拓跋嗣時，北魏趁南朝劉裕新喪之機，發兵南下，奪占劉宋河南之地。
太武帝拓跋燾時，北魏一麵西攻關中的赫連夏，一麵與劉宋在河南相持，並多次遠征漠北，重創柔然。拓跋燾四次發軍攻夏，先後攻破夏長安、統萬、安定、平涼。夏殘餘勢力逃往隴西，亡於吐穀渾，關中俱入於北魏。後來，北魏還消滅了遼東的北燕、河西的北涼等割據政權。劉宋為爭奪河南之地，曾兩度大規模北伐，但都被北魏擊敗，北魏在反擊劉宋的第二次北伐時，還乘勢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威震江南。在與劉宋的對峙中，北魏始終占據著優勢。(見圖3—1—2)
這樣，起自代北的北魏，以山西為基礎，曆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東征西討，東滅後燕、北燕，西平赫連夏、北涼，南奪劉宋之河南，北創柔然，終於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北魏的興起可謂山西在北方樞紐性地位的顯示。我們從曾輔佐過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的一代奇才崔浩在北魏不同時期戰略決策時的議論中可見其一斑。
明元帝時，代北遭遇災荒，有大臣建議魏主遷都河北鄴城，崔浩反對。他反對的理由是：“(遷都之後)舊都守兵既少，屈丐(赫連夏)、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恒、代千裏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護林薄之間，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製諸夏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七 晉紀三十九 ] 他反對遷都鄴城，實際上是反對以一時的災荒放棄代北根本之地，而使北魏在戰略上陷入被動。
劉裕北伐後秦，北魏群臣擔心劉裕名為西進，實欲北上，建議發兵阻擊。崔浩又反對。他判斷劉裕誌在滅後秦，發兵阻擊隻會交惡於劉裕，對北魏諸多不利。最後，他針對群臣們的擔心，斷言：“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八 晉紀四十 ]
元嘉七年劉宋北伐前夕，北魏太武帝正謀劃遠征柔然，群臣們顧慮劉宋北進，不同意攻柔然。崔浩判斷劉宋的意圖隻不過是想保住淮北。他針對群臣們的顧慮，又斷言：“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一 宋紀三 ]
崔浩的判斷後來都被證明是正確的。他之所以每次都敢作那樣的斷言，所恃者仍是北魏所據的地理形勢。北魏立足山西，建都平城，左據河北，右擁關中，虎視中原，居高臨下，威製四方。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統一北方半個多世紀之後，到孝文帝時，遷都洛陽。遷都洛陽之舉本是孝文帝進行漢化改革的一部分，對鮮卑拓跋部迅速完成封建化進程無疑具有積極的意義。但孝文帝在推行漢化的過程中也留下來一些問題，這些問題沒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到孝文帝死後，由這些問題演變出的動蕩遂構成北魏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的是北方六鎮的問題。
還是在立都平城的時代，北魏為防備柔然，在沿北方邊境一線設守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六座軍鎮，恃為藩衛，鎮禦北方。那時六鎮的地位很重要，鎮守者皆近宗勳臣貴戚，待遇優厚。遷都洛陽後，國家的重心改變，偃武修文，對外戰爭減少，並且主要是針對南方，六鎮地位漸漸下降。到胡太後秉政時，六鎮已形同流放之地，鎮民的地位更是悲慘。
北魏是以消滅北方的其它少數民族政權而統一北方的，國中的民族成份和民族關係本來就比較複雜。北魏後期，政治腐敗，境內的民族矛盾遂漸趨尖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年)，終於由破六韓拔陵首倡，引發了六鎮軍民起義，進而引發了河北和關隴地區各族人民的大起義。北魏政局由此而混亂不堪。這種混亂的局勢卻給山西秀容酋長爾朱榮的崛起提供了機會。
爾朱榮的先祖爾朱羽健曾率部族助拓跋珪攻後燕有功，拓跋珪遂以秀容川(今山西忻州西北百餘裏)周圍三百裏地封之。爾朱氏世居秀容川，畜牧為業。到爾朱榮的父親爾朱新興時，秀容川牲畜興旺，馬匹以色別分群，漫山遍野，不可勝數。大量的馬匹在那個時代無疑是重要戰略資源。爾朱榮繼承他父親的位置時，也繼承了這筆雄厚的資源。這時，北魏各族人民大起義已經爆發，爾朱榮見四方兵起，遂利用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陰圖大事。
北魏鎮壓北方各族人民起義不利，爾朱榮卻趁機在山西迅速擴充其勢力，兵勢強盛，令朝廷憚之。爾朱榮上表朝廷，自請率兵赴河北鎮壓起義，被朝廷抑製。北魏孝莊帝永安元年(528年)，胡太後鴆殺魏主元詡，先詐立一女子為帝，又改立一名三歲的小孩，圖謀繼續控製朝政。爾朱榮聞訊大怒，遂與其從弟爾朱世隆、並州刺史元天穆等密謀興兵入洛。這年二月，爾朱榮率鐵騎南下洛陽，立長樂王元子攸為帝，沉胡太後及幼主於黃河，並在黃河南岸聚殺北魏宗室及文武大臣二千餘人，史稱“河陰之變”。其後，爾朱榮將自己的心腹親信安置在洛陽朝中，自回晉陽，以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遙控朝廷。
這時，河北的葛榮兼並其他義軍，聲勢浩大，正圍攻鄴城。爾朱榮親率精騎七千前往鎮壓。他倍道兼行，迅速東出滏口以下太行，直趨鄴城。在鄴城外，葛榮猝不及防，倉促應戰，被爾朱榮擊破。爾朱榮生擒葛榮，檻送洛陽。自己複以大丞相的身份回晉陽坐鎮，繼續遙控朝廷。
“河陰之變”後，北魏宗室幸存者大批南逃。南朝梁武帝蕭衍欲以魏圖魏，遂於梁大通元年(529年)派陳慶之率兵擁北魏北海王元顥轉戰北上，進入洛陽。魏主元子攸北逃，元顥在洛陽登位。爾朱榮聞洛陽有變，當即火速南下，邊行邊部署各部迅速南下集結，擁魏主進兵洛陽。爾朱榮縛材為筏，強渡黃河。元顥及陳慶之軍潰敗，元顥被殺，陳慶之逃回南朝。魏主重回洛陽，加爾朱榮天柱大將軍。爾朱榮仍回晉陽，遙製朝廷。
其間，爾朱榮還派大都督侯淵率兵平定薊城的河北起義軍餘部韓樓；派爾朱天光、賀拔嶽等平定關中萬俟醜奴、蕭寶寅。河北、關隴悉定。這樣，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基本上被鎮壓下去了。爾朱榮在晉陽，一麵遙製朝廷，一麵以圍獵訓練士卒。爾朱榮控製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從他在晉陽練兵時談其誌向來看，大有澄清海內、統一天下之意。魏主不甘心受爾朱榮控製，設計誘爾朱榮入洛。爾朱榮在缺乏戒備的情況下被殺死。
爾朱榮帳下匯集了當時北力最優秀的將才，如高歡、賀拔嶽、宇文泰之屬。爾朱榮死後，這些人遂從其翼下脫穎而出。
爾朱榮曾稱高歡是惟一可代他統領其眾的人。爾朱榮死後，爾朱家族與北魏遂成水火不容之勢。爾朱集團叛魏，合兵攻洛陽，高歡遂謀脫離爾朱集團。他先取得爾朱榮之子爾朱兆的信任，統領流入山西的原葛榮所部二十萬六鎮降民，然後，以就食為名，東出滏口，來到河北信都。在當地大族的支持下，高歡舉起了反爾朱氏的大旗，奉立北魏宗室元朗為帝。韓陵一戰，高歡以少勝多，擊破爾朱集團主力，並乘勝進兵洛陽，改立平陽王元修為帝，是為孝武帝。高歡在朝中安置親信，控製朝政。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年)七月，高歡由滏口、井陘兩道進兵，會攻晉陽。爾朱兆大掠晉陽後，北走秀容川，不久被高歡襲破。
高歡見晉陽四塞之地，爾朱榮憑此而控製北魏朝政，乃效爾朱榮故智，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遙控朝廷。
賀拔嶽、宇文泰等則控製了關隴地區。賀拔嶽初隨爾朱天光征討關隴，高歡反爾朱集團，爾朱天光出關會攻高歡，賀拔嶽在宇文泰的建議下，安撫關隴。賀拔嶽死後，部下共推宇文泰為首，宇文泰遂據關隴。
孝武帝不甘心作傀儡皇帝，對高歡不滿，聯絡朝中斛斯椿、關中賀拔嶽及荊州賀拔勝等文武大臣，欲圖高歡。永熙三年(534年)五月，孝武帝以伐南朝為名，征集河南諸州兵馬，準備討高歡；高歡將計就計，興兵二十餘萬分道南下，向洛陽挺進。孝武帝見勢不妙，率諸王西奔關中。高歡進入洛陽，另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見為帝，並遷都鄴城。北魏自此分為東魏與西魏。北魏滅亡。
從北魏百年興亡的曆程看，其興、其亡均與山西息息相關。北魏在前秦瓦解後北方群雄割據、南與東晉南朝對峙的紛亂局麵中，以山西為基礎，東滅河北的後燕、遼西的北燕，西平關中的赫連夏、河西的北涼，南奪劉宋河南之地，北創塞外的柔然，掃平北方群雄，統一了北方，開創了十六國北朝時期北方最興盛的局麵，顯示出了山西在整個北方地區的樞紐性地位。
在北魏末年的衰亂局麵中，由六鎮起義引發的北方各族人民大起義的狂瀾席卷了河北、關隴，遷都河南後的北魏朝廷風雨飄搖。爾朱榮以山西為根據地，兩下河南而定洛陽之局勢，東出滏口而破葛榮百萬之眾，東麵肅清河北，西麵平定關隴，然後，以晉陽(即太原)為根本，遙控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繼爾朱榮之後，又有高歡以山西為根據地，控製北魏政權，並逼北魏孝武帝西奔關中，從而最終導致了北魏的滅亡，再次顯示出了山西在北方的樞紐性地位。
三 北方統一進程中的山西
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統一北方外，其它全國性政權都是以北方統一南方。一個政權能否統一全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統一北方。在北方的統一進程中，居樞紐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亂局麵中，關中和河北二地易於建立起局部的秩序。爭雄北方的勢力大多起於這兩個地區。山西高原像一個巨大的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麵向中原。無論是哪一方，要想兼並對方，統一北方，進而統一天下，都必須首先取得對山西的控製權，否則不可能打開局麵。能否取得對山西高原山地險要的控製對於雙方都是存亡攸關的事。控製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側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側翼的安全。
山西東西兩側的山脈分別構成河北和關中的屏障。東側太行山脈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側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自關中東出之路不外三條：蒲津、潼關和武關。其中，經由潼關、蒲津的路線處在山西的監控之下。因此，對於關中來說，無論是出關進取，還是閉關自守，都須加強對山西的控製。河北的三個層次與山西的三個主要盆地之間平行對應，藉太行通道而相聯係，這樣，山西的這幾個盆地連同太行山共同構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側翼的安全。
關中險要和河北形勝都須以對山西高原山地的控製為前提。當河北與關中對峙之際，雙方極易在山西陷入爭持的僵局。雙方決定性的爭奪往往發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勝敗也往往會產生決定性的後果。
秦、西漢均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其統一進程都是從山西打開局麵的。戰國前期，山西為三晉諸侯所控製。魏據安邑，控製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秦欲出關爭利，歸路處在魏的監控之下。這一態勢早在春秋時的秦、晉崤之戰中已表現得很明顯。在那決戰役中，秦軍以在崤山險地中遭晉軍伏擊而全軍覆沒。商鞅在策劃秦的霸業時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 注：《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議，令商鞅主持對魏的戰爭。秦經過長期的戰爭，終於迫使魏國遷都大梁。到秦惠王時，秦已盡奪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時，又在沿黃河及太行山脊嶺一線發起猛烈攻勢，奪魏之安邑、韓之上黨、趙之太原，盡占山西之地，為以後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創造了極有利的戰略態勢。
西漢統一天下的進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轍。劉邦還定三秦，率諸侯聯軍襲楚之彭城。自彭城敗歸後，劉邦在成皋、滎陽一帶與項羽相持，卻另派韓信率軍渡黃河入山西，滅魏、平代，然後東下太行，破趙、降燕、下齊，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使楚漢對峙形勢徹底改變，為西漢在楚漢最後決戰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十六國初期，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後趙石虎因爭前趙在河東的重鎮蒲阪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前趙劉曜一戰被擒而兵敗國亡。立足河北的後趙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統一。
後趙的統一瓦解後，前秦據關中，前燕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決定雙方國運的戰役發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堅統治時國勢日盛。麵對前秦的軍事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製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燕主未從。苻堅利用前燕朝政日壞的有利時機，派王猛率兵攻前燕。東晉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次率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麵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後又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滅亡。前秦又次第掃平其它割據勢力，統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後的混亂局麵中，鮮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權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國紛亂的局麵，統—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統一維持了半個世紀。北魏後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等一係列的衝擊而分裂。高歡擁東魏據河北，宇文泰擁西魏據關山，東、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對峙之局。高歡有鑒於自爾朱榮以來山西在北方局勢中的地位，遂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指揮對西魏的戰爭。在高歡執政的年代，東魏擁有戰略上優勢。高歡死後，長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後執政，二人亦以晉陽為重鎮，親自坐守。
隨著東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齊所代、西魏被宇文覺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齊和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北周經過一係列的改革，國勢日盛；而北齊主高洋在其統治後期沉溺於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亂，自此以後，政局一官不穩，國勢日漸衰落。
北周武帝時，北周開始興兵伐北齊，多次在河南鏖戰，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大臣趙爽、鮑宏建議周主改變攻北齊的戰略方向。趙爽說：“河南洛陽，四麵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鮑宏也說：“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次年，北周再度興兵攻北齊。這一次，北周將戰略進攻的重點選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對群臣說：“前出河外，直(隻)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山西素為高齊根本，經營已久。平陽在高歡的時代便是東魏與西魏對峙的前沿重要據點，後更建為北齊在晉西南的重鎮。北齊大臣盧叔虎曾建議齊主經營平陽以逼北周。他說：“宜守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彼若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資糧食，鹹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往來，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 這的確是以山西逼促關中的一項良策。齊主頗采納之。
這次北周將進攻重點選在山西，平陽是其第一個需要克服的據點。北周軍進攻平陽，經過了相當激烈的爭奪戰，才攻占平陽。是後，北齊帝高緯試圖奪回平陽，被北周軍擊敗，隻得退回晉陽。北周軍又乘勢攻破晉陽，然後，揮師東出滏口，下太行，包圍齊都鄴城。高緯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見圖3—1—3)
從以上幾場戰爭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統一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述幾起戰爭都是以關中的勢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戰勝河北的勢力，進而兼並河北，統一北方。
這幾場戰爭，差不多是循著同樣的步驟：河北地區的政權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經太行山下河北的幾座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據，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盡失，可謂大勢已去。
當關中的勢力與河北勢力在山西對峙之時，以關中圖河北易，而以河北圖關中則較難。關中和河北都須藉山西以屏護側翼。但河北藉以屏護右側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穀道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較多。可以由上黨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陘而出河北中部，還可以由大同出飛狐口、經桑幹河穀趨居庸關而臨幽燕。而關中的東麵，南有崤函之險，北有呂梁山和黃河雙重蔽護，通行不易，不利於大規模進兵，隻有蒲阪至龍門一段利於進兵。
這樣，關中、河北雖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關中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一，其勢較專，對來犯者的戰略意圖容易判斷；而河北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多，其勢較分，不易判斷來犯者的戰略意圖。
前、後趙在北方對峙時，後趙大將石虎自軹關入攻前趙在山西的重鎮蒲阪，前趙主劉曜當即親率大軍，傾國出動，馳援蒲阪，擊敗石虎。此戰在當時實已造成乘勝追擊並直搗後趙都城襄國(今河北邢台)的態勢。隻是劉曜在此戰之後決策失誤，未能利用此戰對後趙所造成的震蕩性效果，直搗襄國，而轉鋒南攻洛陽，致使貽誤戰機，才鑄就了自己的失敗。前秦與前燕對峙時，前秦宗室苻柳等據蒲阪、陝城反苻堅，並向前燕請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並乘勢攻前秦的建議，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時機加以利用，符堅卻迅速部署平定叛亂，穩定了東部局勢。東、西魏對峙時，高歡三次親統大軍入攻關中，都是受挫而還；後來，又攻西魏在晉西南的軍事據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頓兵堅城之下，苦戰五十餘日，不能破城，最後高歡智、力皆困，以致發病，不久死去。此後西魏即轉入戰略攻勢。
另外，山西對於河北的屏障作用與對關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換言之，河北與關中對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對於河北的屏障意義可謂存亡攸關。以河北地勢之低，要仰爭太行，殊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穩固，必須保障對太行山特別是穿越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製；而要保障對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製，卻又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製，尤其是上黨、太原；上黨、太原地勢較高，均居高臨下，俯臨河北中、南部。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所以，對於河北來說，若失去在山西的軍事據點，則太行山的形勢便迅速轉入西方：自上黨東下滏口足以奪其門戶，自太原東出井陘足以執其中樞，自大同出居庸、飛狐足以傾幽薊根本。
而對關中來說，山西隻是其外圍屏障，即使丟失了在山西的據點，猶有大河可以憑恃，還可作第二階段的守禦。山西對於關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關中對它的依賴程度遠不及河北。
在山西這塊土地上，河北的勢力欲圖關中，比較困難，而關中的勢力欲圖河北則比較容易。因此，曆史上關中與河北的政權在山西的對峙，以關中兼並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並關中的居少。
以上所談主要是山西在起自關中或河北的政權在統一北方的進程中的地位。至於本身就是建立於山西的政權，則更能利用山西內線作戰的地理條件，縱橫四出，威製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東滅後燕、北燕，西滅赫連夏、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整個北方地區；北魏末年爾朱榮也以山西為根據地，控製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五代時，後唐、後晉、後漢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體統一北方，它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曆史上，除明朝是以南方統一北方外，其它全國性政權都是以北方統一南方。一個政權能否統一全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統一北方。在北方的統一進程中，居樞紐地位的是山西。
在北方分裂的混亂局麵中，關中和河北二地易於建立起局部的秩序。爭雄北方的勢力大多起於這兩個地區。山西高原像一個巨大的楔子，楔入關中與河北之間，麵向中原。無論是哪一方，要想兼並對方，統一北方，進而統一天下，都必須首先取得對山西的控製權，否則不可能打開局麵。能否取得對山西高原山地險要的控製對於雙方都是存亡攸關的事。控製山西，以攻而言，足以舒展其側翼，包卷中原；以守而言，足以保障其側翼的安全。
山西東西兩側的山脈分別構成河北和關中的屏障。東側太行山脈為河北的西部屏障；西側呂梁山、中條山與黃河一道構成關中的東部屏障。自關中東出之路不外三條：蒲津、潼關和武關。其中，經由潼關、蒲津的路線處在山西的監控之下。因此，對於關中來說，無論是出關進取，還是閉關自守，都須加強對山西的控製。河北的三個層次與山西的三個主要盆地之間平行對應，藉太行通道而相聯係，這樣，山西的這幾個盆地連同太行山共同構成河北西部屏障，翼蔽河北右側翼的安全。
關中險要和河北形勝都須以對山西高原山地的控製為前提。當河北與關中對峙之際，雙方極易在山西陷入爭持的僵局。雙方決定性的爭奪往往發生在山西。在山西角逐的勝敗也往往會產生決定性的後果。
秦、西漢均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其統一進程都是從山西打開局麵的。戰國前期，山西為三晉諸侯所控製。魏據安邑，控製河西及晉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險，成為秦東進的主要障礙。秦欲出關爭利，歸路處在魏的監控之下。這一態勢早在春秋時的秦、晉崤之戰中已表現得很明顯。在那決戰役中，秦軍以在崤山險地中遭晉軍伏擊而全軍覆沒。商鞅在策劃秦的霸業時對秦孝公說：“秦之與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並秦，秦即並魏，何者?魏據嶺隘之西，都安邑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必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向以製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 注：《史記》卷六十九 商君列傳 ] 秦孝公遂采商鞅之議，令商鞅主持對魏的戰爭。秦經過長期的戰爭，終於迫使魏國遷都大梁。到秦惠王時，秦已盡奪魏河西之地。到秦昭襄王時，又在沿黃河及太行山脊嶺一線發起猛烈攻勢，奪魏之安邑、韓之上黨、趙之太原，盡占山西之地，為以後秦始皇消滅六國、統一天下創造了極有利的戰略態勢。
西漢統一天下的進程差不多是循秦之故轍。劉邦還定三秦，率諸侯聯軍襲楚之彭城。自彭城敗歸後，劉邦在成皋、滎陽一帶與項羽相持，卻另派韓信率軍渡黃河入山西，滅魏、平代，然後東下太行，破趙、降燕、下齊，完成對項羽的戰略包圍，使楚漢對峙形勢徹底改變，為西漢在楚漢最後決戰中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十六國初期，前趙據關中，後趙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後趙石虎因爭前趙在河東的重鎮蒲阪而引發前、後趙在洛陽的大決戰，前趙劉曜一戰被擒而兵敗國亡。立足河北的後趙遂完成北方的第一次統一。
後趙的統一瓦解後，前秦據關中，前燕據河北，雙方在北方對峙。決定雙方國運的戰役發生在山西。前秦在苻堅統治時國勢日盛。麵對前秦的軍事壓力，前燕朝中有識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強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備。大臣皇甫真建議：“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大臣申紹也建議：“移戍並土，控製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燕主未從。苻堅利用前燕朝政日壞的有利時機，派王猛率兵攻前燕。東晉太和四年(369年)，王猛攻拔洛陽。次年，王猛再次率軍伐前燕，大軍臨發，苻堅麵授機宜說：“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長驅入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零二 晉紀二十四 ] 王猛向山西長驅直入，一戰而克壺關，再戰而破晉陽，盡奪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軍事據點，後又在潞川擊破前燕太傅慕容評所率燕軍主力，乘勢進圍燕都鄴城，燕主出逃被擒，前燕滅亡。前秦又次第掃平其它割據勢力，統一北方。
在前秦瓦解後的混亂局麵中，鮮卑拓跋部在代北建立的北魏政權入主中原，收拾十六國紛亂的局麵，統—北方。北魏在北方的統一維持了半個世紀。北魏後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等一係列的衝擊而分裂。高歡擁東魏據河北，宇文泰擁西魏據關山，東、西魏再次在北方形成對峙之局。高歡有鑒於自爾朱榮以來山西在北方局勢中的地位，遂在晉陽建立大丞相府，親自坐鎮，指揮對西魏的戰爭。在高歡執政的年代，東魏擁有戰略上優勢。高歡死後，長子高澄、次子高洋先後執政，二人亦以晉陽為重鎮，親自坐守。
隨著東魏被高洋建立的北齊所代、西魏被宇文覺建立的北周所代，北齊和北周繼續在北方對峙。北周經過一係列的改革，國勢日盛；而北齊主高洋在其統治後期沉溺於酒色之中，搞得朝政紊亂，自此以後，政局一官不穩，國勢日漸衰落。
北周武帝時，北周開始興兵伐北齊，多次在河南鏖戰，但未能取得決定性的進展。大臣趙爽、鮑宏建議周主改變攻北齊的戰略方向。趙爽說：“河南洛陽，四麵受敵，縱得之，不可以守。請從河北直指太原，傾其巢穴，可一舉而定。”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鮑宏也說：“往日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每有不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似為上策。”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次年，北周再度興兵攻北齊。這一次，北周將戰略進攻的重點選在山西。出兵前，周主對群臣說：“前出河外，直(隻)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七十二 陳紀六 ]
山西素為高齊根本，經營已久。平陽在高歡的時代便是東魏與西魏對峙的前沿重要據點，後更建為北齊在晉西南的重鎮。北齊大臣盧叔虎曾建議齊主經營平陽以逼北周。他說：“宜守重鎮於平陽，與彼蒲州相對，深溝高壘，運糧積甲，彼閉關不出，則稍蠶食其河東之地，日使窮蹙：彼若出兵，非十萬以上不足為我敵，所資糧食，鹹出關中；我軍士年別—代，穀食豐饒，彼來求戰，我則不應，彼若退去，我乘其弊。自長安以西，民疏城遠，敵兵往來，實自艱難，與我相持，農業且廢，不過三年，彼自破矣。” [ 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六十八 陳紀二 ] 這的確是以山西逼促關中的一項良策。齊主頗采納之。
這次北周將進攻重點選在山西，平陽是其第一個需要克服的據點。北周軍進攻平陽，經過了相當激烈的爭奪戰，才攻占平陽。是後，北齊帝高緯試圖奪回平陽，被北周軍擊敗，隻得退回晉陽。北周軍又乘勢攻破晉陽，然後，揮師東出滏口，下太行，包圍齊都鄴城。高緯及幼主高恒出逃被擒，北齊滅亡。北周統一北方。(見圖3—1—3)
從以上幾場戰爭中可看出山西在北方統一進程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上述幾起戰爭都是以關中的勢力在山西的角逐中戰勝河北的勢力，進而兼並河北，統一北方。
這幾場戰爭，差不多是循著同樣的步驟：河北地區的政權先是丟失了他們在太行西側的軍事據點，從而導致經太行山下河北的幾座關隘的防守失去依據，然後，關中勢力或自晉陽出井陘，或自上黨出滏口，東下太行山，至此，河北西部屏障盡失，可謂大勢已去。
當關中的勢力與河北勢力在山西對峙之時，以關中圖河北易，而以河北圖關中則較難。關中和河北都須藉山西以屏護側翼。但河北藉以屏護右側翼的太行山河流穿切的穀道較多，由此造成穿越太行山的通行孔道較多。可以由上黨下滏口而出河北南部，可以由太原下井陘而出河北中部，還可以由大同出飛狐口、經桑幹河穀趨居庸關而臨幽燕。而關中的東麵，南有崤函之險，北有呂梁山和黃河雙重蔽護，通行不易，不利於大規模進兵，隻有蒲阪至龍門一段利於進兵。
這樣，關中、河北雖是每每分享山西地利，但關中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一，其勢較專，對來犯者的戰略意圖容易判斷；而河北藉山西為屏障，所備者多，其勢較分，不易判斷來犯者的戰略意圖。
前、後趙在北方對峙時，後趙大將石虎自軹關入攻前趙在山西的重鎮蒲阪，前趙主劉曜當即親率大軍，傾國出動，馳援蒲阪，擊敗石虎。此戰在當時實已造成乘勝追擊並直搗後趙都城襄國(今河北邢台)的態勢。隻是劉曜在此戰之後決策失誤，未能利用此戰對後趙所造成的震蕩性效果，直搗襄國，而轉鋒南攻洛陽，致使貽誤戰機，才鑄就了自己的失敗。前秦與前燕對峙時，前秦宗室苻柳等據蒲阪、陝城反苻堅，並向前燕請兵，前燕朝臣中有援苻柳並乘勢攻前秦的建議，前燕主未能抓住此時機加以利用，符堅卻迅速部署平定叛亂，穩定了東部局勢。東、西魏對峙時，高歡三次親統大軍入攻關中，都是受挫而還；後來，又攻西魏在晉西南的軍事據點玉壁(今山西稷山西南)，頓兵堅城之下，苦戰五十餘日，不能破城，最後高歡智、力皆困，以致發病，不久死去。此後西魏即轉入戰略攻勢。
另外，山西對於河北的屏障作用與對關中的屏障作用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換言之，河北與關中對山西屏障作用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
太行山對於河北的屏障意義可謂存亡攸關。以河北地勢之低，要仰爭太行，殊為不易。因此，要保障太行屏障的穩固，必須保障對太行山特別是穿越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製；而要保障對太行山往來通道的控製，卻又有賴於對太行山以西幾處軍事據點的控製，尤其是上黨、太原；上黨、太原地勢較高，均居高臨下，俯臨河北中、南部。它們若為河北所守，可鞏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臨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勢。所以，對於河北來說，若失去在山西的軍事據點，則太行山的形勢便迅速轉入西方：自上黨東下滏口足以奪其門戶，自太原東出井陘足以執其中樞，自大同出居庸、飛狐足以傾幽薊根本。
而對關中來說，山西隻是其外圍屏障，即使丟失了在山西的據點，猶有大河可以憑恃，還可作第二階段的守禦。山西對於關中的屏障作用固然重要，但關中對它的依賴程度遠不及河北。
在山西這塊土地上，河北的勢力欲圖關中，比較困難，而關中的勢力欲圖河北則比較容易。因此，曆史上關中與河北的政權在山西的對峙，以關中兼並河北的居多，而以河北兼並關中的居少。
以上所談主要是山西在起自關中或河北的政權在統一北方的進程中的地位。至於本身就是建立於山西的政權，則更能利用山西內線作戰的地理條件，縱橫四出，威製北方。如起自代北的北魏，東滅後燕、北燕，西滅赫連夏、北涼，北掃柔然，南奪劉宋河南之地，統一了整個北方地區；北魏末年爾朱榮也以山西為根據地，控製北魏政權，實亦控製整個北方的形勢；五代時，後唐、後晉、後漢三代都是起自山西，大體統一北方，它們興起的基礎都得益於山西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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