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次山:日本究竟在打什麽主意?
● 阮次山
雖然在中國政府極力疏導之下,從上周掀起的一股全國性反日示威浪潮已暫時中止,但是,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並未真正降溫。而且,危險的是,這股熱浪一旦爆發第二次,勢頭將因“新仇加舊恨”的效應,更加擴大,屆時,中國當局如果處理不當,民眾對日本的怒火可能會由對外轉向對內。
目前筆者看不透的是:一、日本正全力想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成為常任理事國之際,理應造就睦鄰友好的國際形象,何以在教科書、“獨島”、“釣魚島”等問題上與中國、韓國起糾紛?
二、中日之間去年的雙邊貿易額已超過2110億美元,中國首度成為日本對外最大貿易夥伴,而且日本方麵的出超為139億美元。商場中有句俗話:“顧客永遠是對的”。過去,美國一直是日本對外貿易的金主,日本因而對美國百依百順,如今,眼看中國即將成為日本海外最大市場之際,日本政府何以處處和中國過不去,顯示出一副不在乎態度?
三、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具強大影響力,日本真以為可以一方麵和中國頂著幹,一方麵能爭取到“入常”嗎?
此時激怒鄰國令人不解
就拿這次日本右翼團體篡改史實所編撰的教科書事件來說,問題不在於這本教科書為日本各級學校的使用率不到百分之三,問題也不在編此書的團體和扶桑出版社是否隻屬日本少數極端右派分子,關鍵所在是:日本文部科學省何以居然通過了該書的審查,認為這套教科書中所謂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咎在中國,模糊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否認台灣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而且還稱二戰時期“正是日本對東南亞國家發動戰爭,客觀促使該地區國家推前了民族獨立運動的時間”等內容是“合格”的?
過去,日本曾對外宣稱,二戰之後,日本天皇及曆任首相曾至少十七次向中國為戰時行為道歉,事實上,日本政府所謂的道歉用語圍繞在“深切反省”、“省思”這些字眼上,一直未能“謝罪”、“道歉”。因此,《洛杉磯時報》專欄作家普雷特(Tom Plate)曾撰文表示,除非日本政府做出諸如首相不再到靖國神社參拜的行動,並且正經八百地學德國總理布蘭特對曆史的態度,正式向中國人民道歉,否則,世世代代的日本人都將背負曆史罪名,被曆史罪行“挾持為人質”。
今年稍後,中國將舉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60周年的各項活動,免不了又會掀起一波反日浪潮。我一度以為,日本想借著教科書問題、釣魚島問題、東海油氣勘采問題做文章,以圖聲東擊西,使中國政府有所顧忌,為免掀起國內大浪,而降低、減少反法西斯戰爭60年的紀念活動。
但是,仔細判斷,可能並非如此。一來日本政壇人物一向短視,不太可能有能力下如此超前幾步的棋法;二來,即使為了避免在今年聯大討論改革方案期間,中國一波又一波反法西斯戰爭紀念活動造成日本“入常”的困擾,日本反而更應加強對中國的公關活動,不應以挑釁作為交換,何況中國民眾未必懂得或接受這麽複雜的“交換”邏輯。
自從明治維新後,日本當局一直認為西化後的日本在國力、在西化的程度上優於中國,對中國也一直存著輕視和蔑視態度,這種態度使日本軍閥發動了對華侵略的致命性錯誤,時至今日,這種思維還支配著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方向。
汪道涵先生曾告訴我,1982年,他擔任上海市長時,為了發展上海汽車工業,曾邀請日本三大汽車工業的老板訪問上海,尋求他們在上海投資設廠,但是這三個人同時拒絕,理由是中國國民所得太低,不是有利的市場。
汪道涵在民族自尊心受打擊之餘,立即轉到歐洲訪問,向德國大眾汽車及法國汽車公司探詢,結果,這些歐洲公司立即同意到上海設廠。也就因為如此捷足先登,德國大眾汽車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遠遠超過日本車。據一位日本汽車公司的主管告訴筆者,這種錯誤判斷是日本企業界所做過的最“致命”的錯誤。
其實,除了討好日本右翼人士外,小泉純一郎上任後對中國所采取的一連串態度,從宏觀角度來看,不但誤判中國領導人的態度,同時也因襲了過去日本人輕視、蔑視中國人的傳統思維,錯估了年輕一代中國人在民族情緒上對日本的敵視是如此激烈。
在日本執政者看來,中國官方絕不願見到反日活動蔓延到全國以致一發不可收拾,因此判斷中國當局必壓製反日示威,不能任其擴大。
這種邏輯的表現是:日本政府官員,從小泉首相到外長町村信孝等人,事後居然以挑釁性語言,高調要求中國道歉、賠償,並且保證不讓日本使領館人員及僑民再受到傷害。同樣的話,日本大可以溫和表示。小泉政府甚至於公開表示,其外長町村信孝4月17日訪問中國時,將向中國政府抗議此事。日本駐華公使井出敬二竟然表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可能激發了反日情緒。
日本當局的算盤也許是:示威活動是中國政府麵對的雙刃劍:若不製止,會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形象,若強力製止,則會觸怒民眾,使示威運動的矛頭轉向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須防怒火反噬
但是,日本政府沒有料到的是,中國政府及民眾以激情卻相當理智的態度,對付這場風波。
在政府方麵,中國當局以強硬態度表示,反日示威活動蔓延的責任不在中方,但一方麵又表示將遵守國際外交公約,依法保護日僑及外交人員,藉此反駁日本並安撫民眾;另一方麵,中國防暴的公安也以相當平靜的手法防止示威民眾失控,偶爾發生的暴力受到製止的鏡頭,剛好向日本及國際社會展示了中國官方並非縱容示威者的“演出”效果,也正好反駁了日本媒體所稱的“中國官方默許示威”的說法。
有些學者擔心,最近中日關係跌到33年以來的穀底,這種狀況對兩國會有不利的影響,筆者倒持不同的看法。
首先,日本企業界占據的中國市場已經是其經濟複蘇的一大支柱,中國發生反日示威活動後,日本企業不甘蒙受長期損失,必然向日本政府施壓。日本企業在中國雇用的100多萬員工即使全部失業,也很容易被中國其他企業吸收,不會造成太大社會問題;
其次,有人認為,中國示威活動剛好增長了日本右派人士聲勢,這倒有點似是而非。中國麵對日本右派人士的挑釁時,若無反應,反而會讓全球人士側目。
筆者不擔心日本這些措施的真正意圖,筆者擔憂的倒是,中國政府如果不小心處理民間的反日情緒,將會使民意之火反噬自己,不但會腐蝕自己的威信,也將嚴重影響政府的公信力。其實,中國民眾所要求的,不過是希望政府對日本展現一點骨氣而已。
·作者是香港鳳凰衛視資訊台總編輯 來源:聯合早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