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場中國知青返城的大風暴
作者:鄧 賢
1、十字路口
1978年,當我告別生活多年的邊疆農場,搭上一輛嘎吱作響的老“解放”在著名的滇緬公路上顛簸一星期,終於風塵仆仆地站在省會城市一座春光四溢的大學校門口的時候,北京城裏的華主席正在親切接見出席全國上山下鄉座談會的全體知青代表。
據說那天華主席興致很高,操著山西口音講了許多話,這些重要指示有的被報紙登出來了,有的沒有登。《人民日報》發表重要文章指出:要進一步貫徹落實華主席……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的重要指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
當時,“文革”宣布結束不久,中國大地乍暖還寒,十億人民剛剛開始接受“實事求是”的思想武器。而這一年絕對稱得上振聾發聵的大事就是給“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和右派摘帽。
想想看,連右派和“天安門事件”都平了反,廣大知青為什麽還不能回城?難道上山下鄉運動不是“文革”的產物嗎?難道知青連右派都不如嗎?北京城裏那些人,他們難道聽不見一千多萬知青的強烈呼聲嗎?他們自己的子女為什麽不下鄉呢?
與全國撥亂反正蒸蒸日上的大好形勢相反,各地知青形勢愈加動蕩不寧,惡性事件頻頻發生。
這年十月,北京宣布召開全國知青工作會議,會議將以《紀要》形式發表綱領性文件,用以明確和指導今後若幹年內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大方向。一時間全國老百性的眼光都注視北京,人們在心中默默祈禱,因為北京召開的會議將決定他們以及今後若幹代人的前途命運。
不料這個萬眾矚目的曆史性會議開成中國會議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馬拉鬆會議,會議開了整整四十二天,雖然後來發表的《紀要》沒有提及會議過程,但是我們仍然不難想象這是一場何等艱苦卓絕的思想交鋒和拉鋸戰。《紀要》宣布,必須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道路,今後若幹年內,還將繼續動員城市應屆中學生到農村邊疆上山下鄉。《紀要》帶武斷地把數百萬兵團(農場)知青與農村插隊知青區分開來,稱兵團知青的身份不再是知青,而將其劃分為“國營農場職工”。
當我從廣播裏聽完《紀要》,腦袋嗡的一響,我明白我的那些知青朋友完了。大頭、四毛、胖子等等,他們永無出頭之日。國營農場職工能享受招工、招幹、招生、病退、困退、家照、頂替等等的知青政策嗎?顯然不能。也就是說,即使將來有了知青回城的政策,這幾百萬“國營農場職工”也將被排除在外。可是這些人包括從前的我不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上山下鄉當知青,難道他們是來就業的嗎?
2、請願
誰也沒有想到,全國知青工作會議尚未開完,它所引發的災難性後果就開始顯露出來。
會議期間,西雙版納農場一個名字叫陳玲先的上海女知青因難產死亡。如果放在過去,這不過是許許多多知青死亡事故中的一起,最多是個醫療事故。然而在撥亂反正和全國知青工作會議的大背景下,幾乎所有知青都被自己姐妹的不幸死亡震撼了,他們從這個微不足道的事件中讀出自身的悲慘命運。積淤已久的怒火如地火噴發,這些從前的紅衛兵扔下勞動工具,浩浩蕩蕩走上街頭,他們不是造反和“破四舊”,而是展覽命運和抬屍遊行。知青打出的口號:
知青不是牛馬!
知青要做人!
知青要回城!
消息傳到昆明,幾乎所有在校念書的知青大學生都無法安心學習,他們自動串聯起來聲援邊疆知青。但是形勢很快變得嚴峻起來,據說上麵什麽人下了命令,調動野戰部隊,封鎖通往省城的江橋;又說知青已經罷工,要派代表到北京請願修改《紀要》。還有消息稱,那些代表中途被扣留起來了,上麵已經對知青行動定了性。
轉眼到了冬天,這年寒流來得格外早,遍地落葉在校園的寒風中瑟瑟發抖。一天夜裏我從圖書館晚自習出來,經過半明半暗的銀杏走廊,忽然一條黑影躥出來把我的手抓住。等我定睛一看,不禁快樂地大叫起來,原來是大頭!
半年多不見,我的朋友還是那麽黑,那麽瘦,頭發老長。他穿一身單衣,在寒風中凍得發抖。我說:你怎麽來啦?也不來信告訴一聲,探家嗎?
大頭終於開口了,他像個電影上的大人物那樣,用一種嚴肅腔調對我說:我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代表邊疆知青同你說話。你是不是忠實地站在我們知青一邊?
我幾乎懵了。我委屈地叫起來:大頭,我難道不是知青嗎?你說什麽啊!
大頭繼續向我宣布:為聲援知青代表上京請願,此前一個星期,邊疆十萬知青大罷工開始了!
這是1978年歲末的一天,我看見路燈下我的朋友大頭像個職業革命家,他的臉因為獻身一種偉大崇高的群眾解放運動而釋放出令人感動的神聖光輝來。我問他:這麽說你要去北京了?去請願?
他答:不是我,是知青代表。我隻是個外圍群眾。
我懷疑地說:請願……能成功嗎?
大頭深思熟慮地回答:大家認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因為沒有及時聽見我們廣大知青的真實心願,換句話說,我們廣大知青的真實心願沒有及時和真實地被轉達到北京,所以致使有關知識青年的政策路線一錯再錯。
我說:請願目前進展如何?代表在哪裏?
大頭沉重地回答:這就是我來找你的原因。今天白天,代表的正當要求遭到拒絕。當地領導下令封鎖一切交通工具,勒令請願團代表二十四小時內返回邊疆抓革命促生產。
我想起幾年前“知青大逃亡”的失敗下場,有種悲劇重演和雞蛋碰石頭的不祥預感。我說:我能幫上什麽忙嗎?
大頭拖住我便走。他說:你跟我去一個地方,到那裏你就明白該做什麽了。
我說:等等,我明天還有課。你說說不行嗎?
他不由分說,好像我是他抓住的俘虜一樣。
羊方凹是昆明東郊的一處居民區和咽喉要道,北上的火車汽車都要從這裏經過,由於人口稠密和交通複雜,所以每當列車通過都要提前拉響汽笛,然後緩緩而行,小心翼翼地出城。
歲末寒冬,天空開始飄下小雨雪,我跟隨大頭趕到羊方凹時,立刻被眼前壯烈的一幕驚呆了。我看見至少有一百多名知青代表沉默地絕食臥軌,他們有男有女,或坐或臥,身穿單薄的軍衣,因為長途跋涉個個麵色憔悴、營養不良。這些知青代表決心用他們年輕和脆弱的血肉之軀阻擋隆隆前進的曆史車輪,以此宣告一千萬知青回城的願望不容漠視。
請願團的紅旗在寒風中獵獵飄揚,橫幅展開來,上麵赫然一排大字:我們要見華主席,鄧副主席!一千七百萬知青想念黨中央!蒼涼的歌聲飛起來,歌聲在寒風中瑟瑟發抖,知青代表反複唱起一首首我們熟悉的時代歌曲:《北京的金山上》、《紅衛兵戰士想念毛主席》、《國際歌》、《知青之歌》、《回家歌》等等,我心頭一陣陣酸楚,眼淚悄悄流下來,第一列火車被迫停下來,繼而所有北上的列車全都停開,交通大動脈遭到無情阻斷。鐵路驚動了,省城驚動了,北京也驚動了。大批軍警趕來包圍現場,當地領導也親自趕來做勸說工作,現場架起高音喇叭,喇叭裏一遍又一遍廣播各種通告和領導指示。但是與此同時,數量更多的當地市民,包括聞迅趕來的知青和知青家長,以及數也數不清的老百姓紛紛加入聲援知青代表的隊伍,整個羊方凹變成人頭攢動的海洋。各種流言誹蜚語和小道消息像蒼蠅一樣在人們頭上飛來飛去;據說當地駐軍已經接到命令隨時準備出動,大批武裝民兵已經集合待命。又有更加驚人的消息傳來,邊疆十萬知青已經浩浩蕩蕩向省城進發,揚言與代表共存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大頭分配給我的任務是聯絡在省城念書的知青大學生,把他們動員起來以各種方式聲援請願團。其實不用我動員,幾乎所有的知青大學生都自動加入聲援代表的行列,他們書寫各種激動人心的標語口號,起草大字報,炮製各種《告市民書》、《告全國同胞書》、《告全國知青書》、《告知青家長書》等等,進行街頭演講,動員市民為知青代表捐物捐錢等等。那種轟轟烈烈和熱血沸騰的場麵,感覺像一場抗日救亡運動。
七十二小時以後,知青絕食臥軌終於驚動北京,一道電波打破僵局,北京同意請願團赴京反映情況,但是代表人數須限製在三十人以內。
羊方凹響起一片歡呼,許多人擁上前去與知青代表抱頭痛哭,他們用眼淚慶祝勝利。路障清除,第一列滿載旅客的火車鳴響汽笛飛馳而過。我的朋友大頭因為過度疲勞和虛弱,竟一頭栽倒在路邊睡著了。
當北上的列車帶走知青請願團代表,閃爍的車燈消失在煙雨迷蒙的遠處,我的朋友大頭也走了。他像個滿心歡喜的大孩子,匆匆登上一輛開往邊疆的長途客車,他要趕回去把代表北上的好消息告訴每一個知青。在他看來,代表赴京就意味著不久就要糾正《紀要》的錯誤政策和改變知青命運,幾乎等於撥開烏雲見太陽了。
不料知青請願團此去杳如黃鶴,直到很久以後我們才在報紙上見到他們的蹤影。《人民日報》刊登新聞說,一位老資格國務院領導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雲南知青代表,領導人嚴厲批評了知青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行為,責令他們回去做批評和自我批評。
不料一個驚人的消息再次從邊疆傳來,作為對北京知青政策的堅決抗議,兵團知青集體大絕食,數千人已經到達絕食現場。絕食知青給北京發去電報,電報一共隻有短短六個字:不回城,毋寧死。
聽說絕食者中就有我的朋友大頭。
我好容易才把長途電話打到農場,我聽見大頭在那邊的聲音像蚊子叫。我大聲說:大頭你絕食嗎?
他在那頭嚶嚶嗡嗡地回答:……三天了。
我焦急地說:你可不能蠻幹啊!要是人死了,回城還有什麽意義呢?
他提高聲音回答:難道……中途退場嗎?如果……決不屈服!
我無法說服我的朋友大頭放棄絕食行動,看來知青已經決心以死相爭,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我擔心的問題是,要是知青的電報沒有及時送抗到黨中央,或者被地方官僚阻攔,就是電報送達北京也沒有及時得到處理,沒有引起足夠重視,沒有上傳下達,召開緊急會議研究討論,如些等等,大頭們不是隻好被活活餓死嗎?
我心裏不寒而栗,這可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啊。我的知青!
知青集體絕食的驚人消息在全國迅速傳開,那時候民間傳播信息的主要途徑是大字報,許多城市都辟有專門的大字報欄。知青絕食的消息一經披露立即在全社會引起軒然大波,上海、北京、天津、廣州、成都、重慶等各大城市,廣大知青家長紛紛上街遊行和公開集會,以各種方式聲援邊疆知青。他們最動情的一句口號是:請放我們的孩子回家吧。
最終拯救一千多萬知青命運的不是我的朋友大頭,也不是知青家長和老百姓,而是世紀偉人鄧小平。據說他老人家頂住各方壓力,勇敢地站出來說了一句公道話,這句名言在當時的社會上廣為流傳。鄧小平說:我們花了三百億,買了三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也不滿意。
感謝鄧小平,他拯救了知青,也拯救了中國。
浩浩蕩蕩的知青返城大潮洶湧而起。
十年前,知青運動風起雲湧,中學生走出校門,打起背包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那是一張張被太陽照耀如同向日葵一般明亮的臉龐。而今還是這些被稱作“知青”的人群,他們經過整整十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洗禮,如同一群群戰場潰敗的殘兵敗將,丟盔卸甲地逃回城市來。
我每天都要去到火車站為朋友送行。火車站成為一座臨時舞台,知青在這裏上演的人生戲劇名字叫做“謝幕”。一對知青戀人,原先說好分手,一個向東,一個往南,孔雀東南飛。但是女的忽然又不願意分手了。兩人在車站坐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早上男知青先登上火車,火車剛開走女的就撞了柱子,送進醫院搶救。
還有一對知青,女的緊緊抱著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兒。嬰兒隻有幾個月大,因為他們不是夫妻(結婚將失去回城的資格),所以他們無法把多餘人口帶回城市,帶回自己未來的新生活中去。女知青登車先走,她的哭聲幾乎撕裂整個車站的空氣,但是東去的列車還是無情地帶走了她。接下來北上的列車也要發車了,男知青起身上了一趟廁所,然後跟上登車的人流上了車。隨著火車消失在遠處,連最後一縷淡淡的青煙也消散了,候車室的硬木頭椅子上隻剩下一個不懂事的棄嬰。嬰兒轉動小小的頭顱好奇地朝著這個陌生世界張望,久而久之,他終於感到孤獨和失望,於是“哇——”地一聲抗議起來。還有許多知青,他們明明是經過千難萬險才爭取到回城的權利,明明歡天喜地地回家,返回故鄉城市,但是臨到辦好手續買了車票卻又痛苦起來,魂不守舍的樣子,好像他們不是實現了夢寐以求的最大願望,而是被迫選擇了離開邊疆一樣。他們成群結隊地圍坐在火車站的廣場上,一個緊挨一個,依依不舍地徹夜唱歌。那段日子,我常常都要同返城知青廝守在一起,傾聽他們深情而悲愴的歌聲,心情被一陣陣曆史潮水衝刷著。我知道他們在用這種方式向一個已經結束的時代告別。
直到知青返城的大潮快要退盡,我的老朋友大頭才步履蹣跚地出現在我麵前,我看見他眼角忽然起了許多皺紋,一下子變成曆經滄桑的中年人。原來他信守著一個承諾,那就是最後返城。直到連隊空曠了,他獨自鑽進無人看護的橡膠林裏大哭一場,膠林無語,好像這些三葉樹都是遭遺棄的孤兒。
據不完全統計,僅1997年,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安置返城知青達七百六十萬人。此後陸續返城約三百萬人。由於各種原因滯留農村邊疆的知青約有數十萬人。
本文摘自《中國知青終結》,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