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含之：我經曆“中美建交七日夜”

章含之：我經曆“中美建交七日夜”

　　作者：章含之

　　簡介：章含之，是70年代中國傑出的外交官之一。70年代初，她曾參加了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會談，並參與尼克鬆訪華、上海公報的談判等一係列重大活動。章含之同她的丈夫喬冠華(中國前外交部長)一起，曾活躍在聯合國的外交舞台上。她是1971年中國首次參加聯大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成員和1973年—1975年中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副代表之一。此外，她還 參加了中國同新加坡、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會談。

　　1972年10月初，我接到通知借調到基辛格接待組任翻譯。並為尼克鬆總統的訪華作緊張的準備。訪問的接待工作做得十分周到，應當是萬無一失的，最難之處仍然是訪問最後要發表的公報。而這部分最艱巨的任務是交給喬冠華與基辛格去完成的。當時有3個同時進行的會談。尼克鬆與周總理本人的會談都是在大的戰略問題上求同存異。此外，需要安排尼克鬆很多公眾場合的參觀訪問。第二處會談是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與羅傑斯國務卿就雙邊關係、民間來往進行的討論。當時尼克鬆的對華方針全部交由白宮安全顧問基辛格處理，主管外交的國務院實際上是坐冷板凳。周總理深知美方的意圖，所以安排了羅傑斯對口中國外長姬鵬飛的會談。當時周總理曾對尼克鬆講，“讓兩位外長去談雙邊關係，我們的外長也有他的局限性”。

　　當時最艱苦的會談是就公報的內容，尤其是涉及台灣問題的會談。這個談判在喬冠華與基辛格之間進行。他們二人整日躲在釣魚台國賓館進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鬥爭。我在晚宴上以及晚上的匯報會上見到喬冠華，總見他神情凝重，無心桌上的美味佳肴，卻不斷抽煙。

　　本來，在接待尼克鬆一行的訪問中，我的任務隻是陪同尼克鬆夫婦參觀訪問。那是最為輕鬆的工作。我陪他們去長城，陪尼克鬆夫人參觀北京飯店廚房……但我剛剛輕鬆了兩三天，在尼克鬆答謝宴會的前一天晚上我陪同尼克鬆夫婦乘車時，尼克鬆總統突然對我說他已向周總理提了個要求，要求在他答謝宴會致辭時由我給他翻譯，而不是歡迎宴會時為他翻譯的冀朝鑄。他的理由是周總理在宴會上講話時的翻譯是女士(唐聞生)，而他的翻譯卻是一位與他一樣高大的男士，他的搭配形象不如周總理，因此要求用他夫人的翻譯來換冀朝鑄。當時，我說冀的英語比我強，還是他更合適。當晚，我對小冀說我無論如何不能上去給尼克鬆翻譯。不僅宴會廳的主賓有上千人，而且美國的新聞媒體來了近四百人，這是當時與外界十分閉塞的中國從未見到過的場麵。我說我經驗不足，一定怯場。小冀一再鼓勵我，我還是不敢。最後同小冀達成協議，北京的答謝宴會仍由他上，離開北京後，在杭州、上海由我上。當我在杭州第一次站在那麽多美國媒體麵前為美國的總統翻譯時，不知怎麽，突然一點都不感到膽怯了，隻覺得十分興奮，而且特別有信心能夠翻好。這常常是我性格中不肯認輸的一麵。



　　在尼克鬆離開北京前，本來喬冠華與基辛格已經就公報達成原則上的一致，也已經毛主席、尼克鬆本人同意。到杭州時隻需對文字略加潤色即可。沒有料到，就在離京前夕，羅傑斯等國務院官員最終見到了公報草案後開始發難，提出不能接受這個草案，要求作實質性修改。一時情況變得十分緊張，因為訪問的時間僅剩兩天，美國白宮與國務院的矛盾在此時如此尖銳地表現出來，很有可能會影響公報的誕生。周總理和喬冠華都十分氣憤。最後毛主席指示，除台灣問題外，其他問題可以有改動餘地。於是，本來在杭州對周總理和喬冠華應當比較輕鬆的訪問卻變成了異常艱苦的談判，因為杭州之後的2月27日是最後一天。假如公報達不成一致，在世界上的影響對中、美雙方都極為不利，尤其是對美方。當天晚上在杭州，喬冠華、基辛格徹夜不眠，周總理、尼克鬆也在各自下榻的賓館等候他們的談判代表的消息。隻有被中方安排在劉莊的國務院羅傑斯一行無人去打擾他們，我想他們大概是抱著幸災樂禍的態度看尼克鬆、基辛格如何收場。

　　淩晨四點，雙方終於達成新的一致。北京方麵毛澤東主席也批準了新的草案。清晨，當我被派去劉莊接羅傑斯一行去機場時，我見到他們國務院的官員一個個滿臉怒氣，手裏拿著一些文件在大聲議論，我估計是尼克鬆剛剛送給他們的公報最後定稿。見到我進去，他們不再吵嚷，但神情十分不悅地跟我去了機場。

　　按照事前商議決定。從杭州到上海，周總理及他的主要隨行人員將作為尼克鬆總統的客人乘坐美方的總統“76精神號”專機。我們幾個主要翻譯也隨同周恩來、喬冠華等領導登上了這架美國總統專機。原來想象美國總統的座機應當是十分豪華的，但實際上，“76精神號”卻相對來說是個簡樸但功能齊全的專機。我們並未參觀它的全部，但從它的作為會議、起居的機艙看，隻是一些必要的單人軟沙發和桌子，並無多少奢華設施。相比之下，我在幾年前應邀乘坐的美國都樂公司總裁的噴氣小專機卻要比當年的“76精神號”豪華得多。我乘空隙時間告訴周總理我早上去接羅傑斯一行時見到他們拿著公報草案在吵吵嚷嚷，不知是否在最後時刻還會發難。周總理十分重視，當即決定到達上海錦江南樓(現貴賓樓)後親自去拜訪國務卿羅傑斯做做工作，要我陪同他去。到達錦江之後，大家剛剛安頓下來，我就陪同周總理來到羅傑斯的套房。他的助手開門見是周總理隻帶一名翻譯來訪，十分驚異。從門廳我們見到雖然剛下飛機，但美國國務院的一幫人已經聚集在羅傑斯這裏。他們都隻穿一件襯衫，有的還挽著袖子，正在激烈地討論什麽事。見到周總理，他們都不知所措，急急忙忙找他們的領帶和西服上裝。周總理神態自若，說大家隨便，很抱歉未事先打招呼就來了，隻是想看望一下羅傑斯國務卿，表示慰問。接著，總理說羅傑斯為打開中美之間的民間交往做了很多工作，我們很感謝。希望尼克鬆總統訪問後進一步加強兩國關係。周總理巧妙地對羅傑斯曉以大義，表示中美公報對中美雙方的重要性。羅傑斯自然懂得周總理的意思，而且周總理親自來訪也給了他很大麵子，因此也就順水推舟說了些友好的話，沒有與周總理爭辯。美國方麵內部在中美公報上的一場尖銳矛盾和鬥爭由周恩來出麵緩解了，使得當天下午公報得以順利宣布。

　　現在，每當我走在上海錦江北樓的院子裏，見到那幢新造的會所時，我都會不勝惋惜原來在這裏的那座曆史性的舊禮堂被拆掉了。1972年的2月28日下午四時中國總理周恩來和美國總統尼克鬆在這個禮堂裏向世界宣布了後來被尼克鬆稱為“改變世界的七日”的“上海公報”。當時的激動今日仍曆曆在目，隻是當時主宰了改變世界的一代風流人物卻大多數已被一抔黃土掩埋。

　　公報發表當晚，周恩來在錦江賓館舉行了盛大告別宴會。這是尼克鬆訪問一周中最輕鬆、最歡快的一次宴會。上海公報宣布之時，中美雙方舉行了新聞吹風會。此時，當周恩來與尼克鬆相互祝酒時，世界已經得知了公報發表的消息。一周來雙方的針鋒相對、唇槍舌戰暫告一段落，尼克鬆的訪問得到了圓滿的成功，從此世界打破過去的冷戰時代格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在這次的宴會上，周總理詢問尼克鬆的翻譯理查德·弗裏曼是哪裏學的漢語。在有一次會談中，尼克鬆講到中美關係時用了“parallel”這個詞，說雙方的利益是；“parallel”的。我們的翻譯當時譯為“平行”的，這自然沒有錯。但弗裏曼卻提出了異議，說平行的意思是永遠不會相遇，例如雙杠(parallel bar)始終往同一方向延伸而不相遇，他認為他們總統的意思不是這樣的。周總理於是問他以為如何譯才是他們總統的原意。弗裏曼說：“我認為應當譯為‘殊途同歸’。”雖然從我們翻譯一般遵守的“忠、信、嚴”原則來講理，這種譯法有些屬於意譯，但周總理對他仍留下了比較深刻的印象，說他漢語的底子很好。在宴會上，周總理又想起此事，弗裏曼回答說是在台灣學的漢語。周總理感歎說：“台灣對古典漢語比我們重視。”此時，周總理轉過頭指著我對尼克鬆說：“我們這位翻譯，她的父親是中國的大學問家，八十多歲高齡還完成了一部百萬字的巨作。可惜她沒有學到她父親的學問！”尼克鬆禮貌地表示很飲佩，弗裏曼很有興趣想知道我父親完成的巨作是什麽。周總理說父親的著作是《柳文指要》，是研究唐代柳宗元的思想和文體風格的。接著周總理對我說要我找一套《柳文指要》送給弗裏曼。

　　此外，他還吩咐送一套《二十四史》給尼克鬆。當晚，氣氛輕鬆熱情，盡歡而散。

　　宴會後，中方代表團的同誌連續苦幹了十多天，都已精疲力竭，除了禮賓司的人馬還有次日的繁重送行安排，其他人總算可以睡個安穩覺了。但是，我卻為那套周總理許諾的《柳文指要》犯愁。尼克鬆一行第二天上午即啟程回美，宴會散時已是晚上十點，我到哪裏去找這套書？我請當時的上海外辦主任替我去找。他答應盡量找到。但當時《柳文》是在毛主席特許下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印數極少，大概隻有五百套，隻供內部參考，沒有公開發行，所以他也表示為難。但這是周總理的許諾，而且弗裏曼在宴會後告別時很認真地對我說他期待明天登機前拿到我父親的著作。我看來是必須找到《柳文》才能交待。但上海外辦那邊遲遲沒有消息，我又無能為力，一個晚上沒有睡好。清晨六時，外辦主任急匆匆跑來對我說“找到了，找到了！”我接過他手中的《柳文》，看得出那是一套用過的書，就問他怎麽有些舊。他說實在找不到，最後是上海市委寫作組裏有，就拿來了。我聽說是市委寫作組用的就多了些小心。於是他走後，我把上下兩卷共十四本的線裝版書籍逐頁檢查有無眉批、夾條。果然在書中找出了幾張條子，都是批駁《柳文》的，有一條子還寫著當年被魯迅痛斥的落水狗又在搞封建主義複辟等等。我慶幸自己比較小心，沒有讓這些字條隨書帶回美國白宮。

　　對於尼克鬆的接待工作應當說是十分周到和成功的。然而，由於我們那時缺少經驗，因此有些事被美國的媒體看出其刻意的安排。當時，有一個美國記者對我說他在高處窗戶觀察錦江前麵的茂名路上的行人，結果發現同一些人，或看似情人或逛街者都是來回走這段並不長的路，兩小時後換成另一批人。我們猜那是上海當地的安全措施。還有件事使我們覺得有些尷尬但也很好笑。上海市區住房很緊，無晾曬衣服的地方。2月份又是陰冷季節，凡出太陽之日，老百姓紛紛晾衣曬被，有晾在家門口馬路上的，也有從樓上窗口伸出一根根竹竿的。這是過去上海比比皆是的街景。在尼克鬆訪問的那兩天，上海市政府下令一律不準晾曬衣被，因此上海街道顯得出奇地整潔。28日上午是個難得的冬日大晴天，陽光燦爛。不準曬衣的禁令的有效期是到尼克鬆離開上海。於是，在“76精神號”起飛之後，當我們驅車回賓館時，上海的街道上一改前一日空空蕩蕩的冷清，變得熱鬧非凡。五顏六色的衣服和棉被掛滿了家家戶戶的門前窗外。當時美國四百多人的新聞記者中有一部分在送走尼克鬆之後又回到市內，他們獲準多停留一日，補一些采訪和攝影。美國的這些記者們見到這種景象興奮不已。其實我看他們後來的報道倒也並無惡意，隻是我們往往要掩蓋一些真實的現象，企圖給別人一種毫無瑕疵的感覺，而這是非常不現實的，真實其實是最美的，虛假總不會長久。

　　本文章含之創作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6月出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