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秘書閻長貴在文革中的艱辛遭遇

江青秘書閻長貴在文革中的艱辛遭遇

　　作者：安曉意

　　當我坐在閻長貴先生麵前，聽他平和地講述30多年前的故事，怎麽也想不到，這樣一位誠懇、書卷氣十足的學者，曾是江青的第一任秘書，以後被打進秦城監獄8年之久，出獄後又流放農場5年。“曆史的組合真奇妙！給中國第一夫人江青當秘書，這是我做夢也沒想過的事情。‘文化大革命’居然使這個沒做過的夢變成現實，我真像經曆了一場噩夢！”聽到閻先生真實的聲音，我想我應該把這段曆史寫出來。

　　閻長貴先生的祖祖輩輩都是貧苦農民，由於解放，他有了上學的機會，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學生出身，1956年高中畢業後，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專業學習。196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現在的《求是》雜誌社)工作。但是閻先生並沒有做編輯，而是師從中國哲學史家關鋒，學習研究中國哲學史。剛大學畢業一年多的閻先生，曾因一篇文章而聲名鵲起，他根據華君武先生的漫畫《無題》寫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發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文章主要批評了那種“出頭的椽子先爛”的處世哲學。一篇習作，卻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榮譽，《中國青年報》約他開座談會，文章被收錄進1963年出版的《報刊評論選》，還有人寫文章評價和分析這篇文章。當時閻先生對這篇習作受到如此高的禮遇一直心存疑問，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訴他：毛主席稱讚和表揚過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並做了批示。30年後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匯編中看到了當年毛主席對這篇文章的批語：“印發各同誌研究。犯了錯誤，隻要認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語，這在當時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這無疑對他以後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閻先生做了兩年多學術研究，1963年秋進入《紅旗》雜誌社的“哲學反修”寫作小組，小組由關鋒負責。批判修正主義的文章還沒寫出來，“四清”運動開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至此閻長貴先生的學術研究被迫終止。閻先生坦誠地說，當時參加“文化大革命”的熱情很高也很積極，認為奪取政權沒趕上，但保衛政權可不能落後，所以緊跟形勢和輿論，說過錯話，做過錯事，但在當時認為都是對的。1966年6月，閻長貴被戚本禹調到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搞信訪工作，一個月後又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緊接著被分配專門負責江青的群眾來信。這時的閻長貴已經不是一個剛畢業幾年的普通大學生了，他正在一步步地接近當時中國最核心的權力機構，同時也邁進了一扇日後給自己帶來滅頂之災的大門。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沒人給江青寫信，江青也沒有專職秘書，但“文革”開始以後，江青擔任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一些群眾給她寫信，一開始每天幾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門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的大會，群眾來信急劇增多，幾百封，上千封，後來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裝，七、八個人都處理不過來，專門成立了江青辦信組，閻長貴任組長，直接由戚本禹領導。閻每天挑選七、八封或十餘封“重要”的信，在前麵加上摘要送給江青，其餘的絕大部分轉給了有關部門：國務院、各省、市委、部委，揭發和批判江青的，則作為“反革命信件”轉給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對閻長貴說：“江青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太粗，我看你還比較細，你去吧。”過了半個月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對閻長貴說：“跟我走，現在你就去11樓！”當時江青住在釣魚台11樓，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讓閻長貴去給江青當秘書。其實選中閻長貴給江青當秘書並非這麽簡單，當時有好幾個人選，但最後選定資曆最淺、年紀最輕的閻長貴可能有幾個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有一定辦事能力，所寫的文章得到過毛主席的讚揚；二是閻長貴當時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接觸比較多，很談得來，李訥對閻的印象不錯，她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最關鍵的恐怕還是戚本禹的推薦，江青當時信任戚本禹超過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說王力和關鋒了。

　　1967年1月9日閻長貴正式當上了江青的秘書，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專職秘書。盡管當秘書前閻經常見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氣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閻當了秘書以後，江青很長時間不見他，見了麵也帶答不理，送給江青的文件都是通過警衛員傳遞。閻很納悶，別人告訴他，這叫試用階段。20多天以後，江青才找閻第一次談話。起因是當時中共中央辦公廳幹部分兩派，汪東興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認為自己支持的這派受壓，想讓江青為這派說話。戚本禹派閻去“調查”，然後寫個報告。閻“調查”回來後，給江青和戚本禹寫了一封信，信的抬頭是：“本禹同誌並江青同誌”，內容當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後說：這事我不管！閻馬上爭辯道：“調查”是你讓去的，你怎麽不管呢？戚本禹接著說：你敢不敢把這封信送給江青？閻當時年輕氣盛，隨口就說：那有什麽不敢的！於是閻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將信重抄一遍，通過警衛員送給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閻找去，對他說：你的信我看了，但這件事你不要管了，從今以後你就在我這裏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務你都不再接受(閻感覺到，江青顯然看出了這件事是別人讓他做的)，你要對我負責，對黨負責。另外，還講了一些做秘書的紀律。從這件事以後，閻開始每天直接給江青送文件，處理信件，做一些事務性工作。江青曾對閻說：我完全是個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連今天是星期幾都不知道。所以，閻每天送文件時，都要附上一個紙條，上麵寫著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幾。

　　“文革”以前，江青很少長時間住在北京，她像候鳥一樣，冬天去南方，夏天又住到北方。閻先生說：“惟獨1967年我給她當秘書這一年，江青一天也沒有離開北京。所以我既沒坐過專列，也沒坐過專機。”這一年是江青極力往上爬的一年，給人們的印象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閻長貴在江青身邊小心謹慎地工作，江青一般沒有為難過他。客觀地說，江青還是有一定能力的，無論是報告或是發言，絕大多數都親自擬提綱，不讓秘書起草講稿。閻長貴給江青當了一年秘書，從沒為她寫過稿子。江青極自負，她不要秘書寫稿子，可能是想顯示自己，也可能受毛澤東的影響，“不要秘書代勞”。

　　江青最終不信任閻長貴，導火線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鈴一時沒找到閻，別人告訴閻後，他馬上跑去，江青對閻大發脾氣：“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你現在在我這裏，我承擔了多大壓力呀！你還懵懵懂懂，別人說你什麽我都不信，為什麽別人說我你都信。”閻對她的這番話摸不著門兒，但“別人說你什麽我都不信”這句話閻心裏清楚，那是1967年8月關鋒倒台後，因與關鋒的師生關係，閻受到了一些攻擊，《紅旗》雜誌社及一些單位也有人貼閻的大字報說：關鋒是反革命，閻長貴也是反革命，因閻長貴是關鋒的學生。閻長貴在江青同誌身邊我們不放心，等等。當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快報》上有不少這類反映，閻把這些情況原原本本地報告給江青，江青說：“跟關鋒在一起、關鋒的學生不一定都是壞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閻長貴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場，她將一封信摔在桌子上，對閻說：“你為什麽把這封信送給我？目的是什麽？你無知，無知就要犯錯誤，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後就沒動過窩兒！”閻被嚇蒙了，不知怎麽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給江青的信。前幾天，閻看到這封信，女演員在信中說，她解放前的名字叫過江青，現在受到衝擊，另外，她還願意把一筆存款作為黨費上交，等等。這位女演員的意圖很清楚，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使她不再受衝擊。信很長，閻沒有看完，但他誤以為女演員和江青有什麽私人關係，覺得不好處理，實際上是怕處理不好承擔責任，就寫了個便條請示江青。這下捅了馬蜂窩！其實這位女演員和江青沒有任何關係。在1975年給閻長貴的結論中，就因這封信而定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負責同誌。”好大的帽子！江青一生的痛處就是30年代曾做過演員，隻要那時和她共過事或知道她底細的人，“文革”當中無一不遭迫害。對江青來說，閻長貴這位小字輩也在劫難逃，閻長貴的厄運從此開始。

　　事有湊巧，當時比閻稍晚些時候和閻共同給江青當秘書的楊銀錄父親病危，收到電報時江青已經睡覺，閻不敢打攪江青，就請示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汪同意楊回家看望父親。楊一星期後回來，閻領他去見江青，江青對閻大發雷霆：“他來了，你還來幹什麽？”就在這天晚上，陳伯達、汪東興找閻談話，陳伯達說：你還是回去搞文字工作吧！汪東興說：要例行手續審查一下，閻從釣魚台11號樓被帶到釣魚台北門警衛連的一間房子裏，暫時關起來。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閻說：“我給江青當秘書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當時閻很坦然，沒把事情想那麽嚴重，隨身帶了幾本哲學、曆史書。

　　三天後，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陳伯達問閻：幹什麽呢？閻說：看書。陳伯達冷冷地道：你還看什麽書哇！王、關、戚都是壞人。姚文元緊接著補上一句：你就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這時閻感到事情嚴重了。又過了一個星期的晚上，陳伯達、謝富治、楊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閻談話。這是怎樣一種陣勢！閻長貴笑著談起這件事：我這個22級的小幹部竟然驚動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當時僅次於周恩來總理的第4號人物)、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還有揭開“文革”序幕的《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始作俑者。這裏所顯示的就是江青當時的“氣派”和“威風”。閻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邊無小事！第二天，閻就被關進秦城監獄，成了真正的階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命懸一線的閻長貴為自己的一時疏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多年後，閻先生在他出版的一本文集的前言中寫到：“若問原因？我隻能說，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共產黨員蹲無產階級專政的監獄，這在當時是很普遍、很普通的事情。”

　　閻在監獄的代號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號犯人。投進監獄兩年多，沒有傳訊沒有提審，沒有書報沒有紙筆，除了一日三餐保證人最低限度地活著，一切人與社會接觸、交流的工具都沒有。他像被世人遺忘了，除了看守沒人理睬他，閻成了完全與世隔絕的人，他幾乎變成了聾子啞巴。閻盼望提審，是因為可以與人說話，他像身陷囹圄的困獸，甚至找茬兒和看守吵架，為的就是張口說話。為了不使說話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詩詞和自編順口溜。不能與人說話，但大腦不能停止思維，閻的腦子裏無時無刻地想問題，越想就越想不通，為了強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頭前數暖氣罩上的網眼兒，一遍又一遍，循環往複，一旦停止數數兒，又開始思考，這種痛苦使他備受煎熬。當時閻的念頭就是，隻要讓我出去，幹什麽都行。

　　兩年多以後，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審，閻說：當時在秦城監獄連提審都是一種享受嗬，因為可以和人說話。以後的情況稍有改善，可以讀《毛選》和看報紙。幾年下來，《毛選》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讀了幾十遍，其中《論持久戰》讀了有上百遍。我看到了閻先生保存至今的這本當年林彪贈送的《毛選》，封皮已經翻卷，破得幾乎拿不起來了。為了能有文字的東西看，每天看過的報紙他不讓看守拿走，看過的還反複看，用以消磨時間和增加知識。閻先生說：8年如果用來學外語，起碼也能精通一門啊。

1975年5月閻被宣布釋放，並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等待結論。農場職工隻知道閻是一位特殊人物，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當時剛釋放過一批戰犯，猜他是戰犯太年輕，作家體驗生活也不太像，盡管猜不出他是什麽人，但是農場職工，還是熱情地接受了閻先生，處處予以關照。1975 年10月上級宣布了給閻長貴先生的結論：妄圖用假材料陷害中央
負責同誌(負責同誌當然指的是江青)。留黨察看一年。閻勞動了一年多，被調到農場中學當教師，開始教數學，後來教政治，又當了中學校長，一年後調到農場宣傳部當理論幹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閻長貴先生於1979年9月也得到了徹底平反。1980年3月閻先生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離開了14年的《紅旗》雜誌社，重新做起了編輯。

　　當我問閻先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時，他脫口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和災難，這是毋庸置疑的，今後絕對不能再搞了。但是，為什麽能發生‘文化大革命’？怎樣避免‘文化大革命’？這卻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大問題。而現在對研究‘文化大革命’還有這樣或那樣的禁忌，實在是不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