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中若幹鮮為人知的細節

“西安事變”中若幹鮮為人知的細節

作者：陳益南

　　在曆史事件中，有時，常常是由細節穿透了很多轟轟烈烈的表象，而凸露
了真理。

　　六十多年前發生的“西安事變”，之中所有的主要當事人，包括壽高百年
的事件主角張學良將軍，均已離世，其過程的梗概，也已大致清楚。但是，對
這一事件，及其過程中各重要情節的深層次動因，是否也已全弄清了呢？

　　近日，新讀到一些有關“西安事變”的資料。之中，對某些細節的真相，
深為震憾。由此，加深了對“西安事變”這一曆史畫頁的理解，也加強了對“
曆史”之豐富的認識。

　　（一）張學良曾要求參加中共

　　東北軍少帥張學良，的確，是一個行事常有獨到處的熱血東北漢子。

　　他除了在生活上曾是極為隨心所欲任意放縱——在年少時，吃喝嫖賭毒，
無所不為，也無所顧忌，而且，也從不遮遮掩掩偽充君子；但為戒毒，他卻又
能以常人難有的意誌，度過地獄般的治療期。

　　在處理軍務政務時，也更常是天馬行空我行我素，不理旁人如何評說——
逆父意始終讚頌郭鬆齡，為固帥權斷然誅殺楊宇庭，求統一毅然將東北易幟，
還有“西安事變”的貿然發動與果斷結束，無不體現了他敢作敢為、勇擔責任
的做事風格。

　　在“西安事變”發生的前半年，即１９３６年６月，僅萬餘人馬的中央紅
軍，還尚未完全擺脫長征險境，而在陝北剛剛立足之際，統率有二十多萬東北
軍的張學良，便在與中共方麵接觸數次，並讀了一點唯物辯證法之類的書後，
竟然以堂堂原國民政府海陸空軍副總司令與東北軍統帥之身份，向尚處危難境
地之中的中共，提出了申請加入中共的要求。

　　此事，再一次體現了張少帥獨往獨來的性格。

　　對於張學良主動要求加入中共的舉動，中共領導高層自然非常高興。

　　１９３６年６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接到了派駐東北軍的中共代表劉鼎的密
電，報告說張學良已提出申請，要加入中共，請中央定奪。

　　僅隔一天，即７月２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便在發給共產國際的電報
中，“通知”說，“擬允許其（張學良）入黨”，因為，這對於中共來說，是
“有益無損的”。

　　可見，在收到劉鼎的報告後，中共中央便立即討論並決定了允許張學良加
入中共。

　　但是，在此電發出後一個半月的８月１５日，共產國際卻在一封給中共中
央的來電中，批評了中共吸收張學良入黨的做法。

　　這一來，張學良加入中共一事，究竟是否成為了事實，或已為共產國際所
阻止而未兌現？便成了個曆史謎團。

　　六十多年來，“西安事變”的各方參與者，已談了很多事變的經過。可是
，對張學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的秘密，卻從來無人論及。

　　當時與張學良事有關的中共領袖們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以及葉劍英，還
有劉鼎等，生前都沒有留下任何關於張學良入黨的公開說法，現在他們均已去
世，張學良本人也不在了，而中共與國民黨兩方麵，至今也均未完全公布“西
安事變”及其前後的官方檔案材料，因而，張學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確成了
一件懸案。

　　張學良最終是否成為了中共黨員的曆史事實，目前，雖暫無法弄清楚，但
，從現在已知的某些側麵，卻還是能看出這件事真相之若幹蛛絲。

　　首先，可從有關時間上推斷一、二。

　　劉鼎向中共中央報告張學良要求入黨的電報，是６月３０日到達陝北中央
的。

　　張聞天向共產國際報告，通知“擬許其（張學良）入黨”的電報，則是７
月２日。

　　兩封電報的間隔時間，隻有一天。

　　看來，在這間隔的７月１日中，中共中央無疑已討論決定了張入黨的事。

　　而到共產國際回電，批評允許張學良加入中共之時的８月１５日，離中共
中央作了決定之日，則已過去一個半月。

　　在這一個半月中，張學良與中共中央聯係密切，商量了許多大事。因此，
對於張要求入黨之事，中共顯然是不可能回避的。婉拒，還是批準？都得須給
張一個答複。

　　當時的境況，是既不可能拖到一個半月後，再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才去
答複張學良的。

　　也不可能在作決定讓張學良入了黨之後，又勸其退黨。

　　因為，做出這兩個“不可能”之一，都有可能讓張學良丟失對中共行事的
信任。

　　同時，也不符合當時尚弱小的中共，極力圖謀擴大力量的迫切願望之現實
。實際上，毛澤東在７月１日那天，給在西征前線的彭德懷的電報中，便告知
了：在東北軍上層長官中“建立黨的基礎，此間正在加力，並且大有希望。”

　　這個東北軍“上層”，是指張學良的可能性，應該很大。

　　因為，另一名東北軍主要上層人士王以哲的入黨，還在張學良申請之後的
二個月之時，並非在７月初。

　　因此，可能有的一種曆史情況是：讓張學良做了一名中共“特別黨員”。

　　這種隻與中共高層聯係，而不公開中共黨員身份，以利於在國統區與國民
黨軍中繼續潛伏工作的“特別黨員”，其實，在中共為數不少。甚至，連鼎鼎
大名的郭沫若，他那中共特別黨員的身份，就從大革命失敗後，一直隱蔽到他
辭世前不久。雖然，在１９５８年時，他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公開舉行過一次
積極申請加入中共的活動。

　　還有一位曆史大名人楊度，那位極力鼓竄袁世凱做皇帝，以實現其君主立
憲理想的“籌安會”首腦，後來，竟也戲劇性地成了中共黨員——當然，是不
公開身份的中共特別黨員。

　　楊度大約是在１９２９年秋，中共地下首腦機關還在上海時，加入中共的
。而直接領導楊的，則是兼著中共中央特科主任的周恩來及其助手潘漢年。當
時中共的處境還是比較危險，力量也很弱，象楊度這種名人及通碩大儒能加入
中共，對中共在國統區聯係爭取各類社會賢達、上流社會人士的支持與同情，
以及為中共搜集特別情報，是有著不小的影響與作用的。楊度加入中共後不久
，於１９３１年病逝，當時，周恩來還派人去楊家進行了吊唁。

　　但楊度的中共特別黨員的身份，隻到八十年代時，才由文化界名人夏衍在
臨終前披露（夏衍曾接手潘漢年與楊度保持秘密聯係），並說了是周恩來在生
前曾交待過他的：楊度是中共黨員以及楊為黨做過一些工作的情況，適時要公
布於眾。

　　這樣，今天的人們，才知道曾鼓吹君主立憲的楊度，居然還有過改為信奉
共產主義的傳奇經曆。

　　至於國民黨軍隊那些高級將領中，平日根本不與中共組織接觸、而隻在關
鍵時機顯身手的中共特別黨員，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如在淮海戰役中，率部
起義的國軍戰區副司令何基灃、張克俠，以及１００師師長廖運周等，原本就
是中共黨員。他們其實不是什麽起義不起義，而是屬歸隊性質。

　　其實，當時，在東北軍高級將領中，張學良的親信部屬、六十七軍軍長王
以哲，在張學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後，他也秘密參加了中共，成為了中共的
特別黨員。對於王以哲的這個身份，甚至連當時在東北軍工作的中共黨員們都
不知道。所以，在八十年代初，當有關部門認定王以哲的中共黨員身份時，那
些已成為中共高級幹部的原東北軍人士，都紛紛表示不相信。幸虧，當年代表
中共派駐東北軍高層，並直接秘密領導王以哲的葉劍英健在，出麵講話證實此
事，中共的黨員烈士名單中，才有了王以哲的地位。

　　另外，張學良可能確加入中共的事情，還可從張學良自７月３日後，即中
共中央７月１日討論並決定了張要求入黨之事後二天，至“西安事變”爆發後
的電報信件往來中，看出些眉目。

　　在這些電文與信件中，雙方不是互稱“同誌”，即稱“兄”了。親密熱情
之情，躍然信件電文中。

　　７月３日，也即中共中央發電報向共產國際通知擬允許張加入中共的當天
，劉鼎奉周恩來電令召，從西安動身前往中共中央駐地陝北安塞匯報時，張學
良便寫了一封給周恩來的信（當時張學良與中共的領導人中，隻與周恩來會過
麵），交劉鼎送周。

　　張學良信的全文如下：

　　恩來同誌：

　　弟此間必須準備整理，須六個月功夫，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貴我
雙方，屢生誤會，必須互諒互信而調整之。”外間情況等等，囑劉同誌麵達。
特此敬祝

　　努力

　　並乞代問侯諸同誌為盼

　　弟 張學良 啟

　　爾後用 李毅

　　以後，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聯係，便稱用“李毅同誌”了。

　　照理，此事中的劉鼎（解放後曾任國家重型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是完全
知道張學良加入中共一事的。但直至他於１９８６年去世，他也沒有公開向人
說過這件事。

　　為什麽呢？

　　因為，張學良還在台灣被軟禁著，老蔣雖已死，小蔣卻仍持父命，沒有給
張以自由。若說出張學良有參加中共一事的細節，那顯然隻會害了張的。因此
，隻要張學良沒有獲得徹底自由，隻要張學良還身在台灣，這件事的確是仍不
能透一點風的。

　　現在，不僅曾參與知道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一事的中共要人們，都不在世
了，連張學良本人也於一年多前離開了這個世界。因此，張學良究竟最後是不
是確參加了中共？這件懸案，便永遠不能由活人來解答，而隻能在今後的某時
，靠中共與國民黨兩方公開原有的機密檔案，靠張學良生前是否還遺留下什麽
尚未公布的資料，來予以破解了。

　　不過，如果，張學良真是在當時加入了共產黨，那麽，對“西安事變”中
的某些動因，恐怕就得加用這把新鑰匙（張學良在事變前就已是共產黨方麵的
人），來解說某些事，才能接近曆史的真實了。


　　（二）宋慶齡的某種神秘身份

　　孫夫人宋慶齡的身份，難道還有什麽可疑之處？難道還能是假孫夫人不成
？！

　　當然不是！宋慶齡為世人所知的一切身份，都是無可懷疑，也無可指責之
處。

　　這裏要說的，是她尚為人鮮知的一種身份：宋慶齡在１９３０年代左右，
在路過蘇聯時，便已秘密加入了共產黨，她是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員。

　　而且，在共產國際與中共處理“西安事變”的過程中，也曾有她的軌跡。

　　宋慶齡逝世後，曾在上海從事過中共地下工作的廖承誌，在生前的一篇紀
念回憶文章中，曾透露過她作為共產國際的代表找他的事：

　　１９３３年春，我由宋慶齡同誌、柳亞子先生和我母親（何香凝）營救，
從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後，記得是５月時分，宋慶齡同誌突然出現在
母親的客廳……當時，隻剩下我兩個人了。

　　她麵色凝重，說話放慢了，但明確、簡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
最高方麵來的。”

　　“最高方麵？”我想知道。

　　“國際！”她說，隨後又補充：“共產國際。”

　　“啊！”我幾乎叫出聲來——當時廖承誌無疑異常吃驚。

　　“冷靜點。”她說。“隻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
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難。我自己打算進蘇區。第二，這容易，我馬上
寫給你。”

　　“好。隻有十分鍾。”她微笑著……

　　我飛快地寫好了，在一條狹長的紙上。十分鍾後，她……取出一根紙煙，
把上半截煙絲挑出來，把我那張紙條卷塞進去，然後，放進皮包……走出了公
館大門。

　　１９２８年５月初，宋慶齡從莫斯科移居德國柏林時，斯大林曾會見過她
。爾後，１９２９年夏她回國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間８月，國民黨上海
警備司令楊虎曾向法國巡捕房控告她家裝有秘密電台，宋慶齡也沒有否認。

　　１９３１年夏，宋慶齡因母喪再次從歐洲歸國，途經莫斯科時，曾獨自一
人與蘇聯領導人舉行過秘密會談。此會談內容，一直沒有公布過。

　　宋慶齡回國後，曾與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上海工作站負責人、著名的特工佐
爾格相配合，營救共產國際上海情報站負責人牛蘭夫婦。

　　１９３６年，共產國際中國組的秘密電台，就設在宋慶齡的朋友、在上海
工部局工作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慶齡也就是通過這部電台，保
持了與莫斯科的聯係，並為共產國際向中共傳遞必要的信息。

　　“西安事變”前後那段時間裏，中共對待事變的態度之所以發生１８０度
的轉變，就與宋慶齡傳遞的電文有關。

　　在“西安事變”剛發生時，中共高層無不歡欣，拍手稱快，一派堅決“殺
蔣”“審蔣”的呼聲。

　　然而，沒過幾天，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卻改為“與張、楊商量，如蔣
能答應聯共抗日等項條件，並有相當保證後，恢複蔣介石之自由”。

　　這是何故？

　　與宋慶齡的神秘身份有關。

　　當時，宋慶齡在上海。“西安事變’發生當天（１２月１２日），時任國
民黨財政部長、同時又是宋慶齡的姐夫的孔祥熙，在當晚來見宋慶齡，請她在
一件擬好了的譴責張學良犯上的聲明上聯署簽字，宋慶齡當即斷然拒絕，並說
：”張學良做得對，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也會這樣做，隻是我會做得更甚於
此。”

　　反蔣褒張立場，堅決而鮮明。

　　然而，第二天（１３日），宋慶齡對事變的態度，卻又來了個令人不可思
議的１８０度大轉彎。

　　１３日，宋慶齡突然將“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總幹事胡子嬰找到家中
，並將“西安事變”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嬰聽後，以為宋慶齡對此事必然會高
興萬分，誰知，她卻深為焦急地問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

　　胡好奇地問：去做什麽？

　　宋慶齡竟回答：我去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

　　然後，宋慶齡就向胡子嬰解釋為何不能殺蔣等道理。

　　胡子嬰認為她說得對，便回家準備，擬陪宋慶齡去西安。

　　可是，當晚八點，宋慶齡卻又打電話通知胡：不去了。

　　宋慶齡在１２日與１３日兩天的表現，為何如此反常？

　　其實，是因共產國際與斯大林，來了電報，而且，這電報是堅決譴責張學
良，支持蔣介石的。

　　無疑，宋慶齡在１２日從孔祥熙處得知“西安事變”後，當天即會向莫斯
科報告。而且，看來，最遲１３日晚八點之前，她便收到了共產國際與斯大林
向中共的指示電。因而，她便在轉發電報的同時，了解到斯大林與共產國際的
立場，也隻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辦事了。

　　在陝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層，當然收到了宋慶齡從上海轉發來的共產國際
與斯大林的指示電。

　　斯大林在這封電報中，對共產國際下屬一個支部的中共，態度是很專橫霸
道的。

　　據斯諾在一本書中透露，斯大林在電文中說：如果中國共產黨不利用他們
的影響使蔣獲釋，莫斯科就將斥責他們為土匪。並將在全世界麵前予以譴責。

　　當時尚在陝北保安的中共高層的張國燾，在回憶錄中說到，斯大林這封電
報，使中共領導都覺得簡直是“天翻地覆”了，毛澤東還急得“踱來踱去”。

　　有什麽辦法呢？沒有。當時，隻能服從斯大林與共產國際。

　　於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變”中的立場，便發生了悄悄的轉變。

　　因此，宋慶齡確實以她的共產黨員身份，在處理“西安事變”中，起過一
次並不令她高興的作用。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當時並沒有任何公開的共產黨員身份的宋慶齡，卻作
為中共代表團的正式成員（名次僅次於毛澤東），到蘇聯參加了社會主義國家
的共產黨與工人黨代表會議，並在毛澤東在會議〈宣言〉上簽字時，坐在了毛
的身旁。

　　對此，當時的人們都以為，宋慶齡能夠參加這種會議，是憑其中華人民共
和國副主席與中蘇友協會長的身份，而很少會有人知道，她實際是以一個老共
產黨員的地位而與會的。

　　１９８１年宋慶齡逝世時，中共中央宣布接納她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
當然，這隻是一次向世人正式公開她的共產黨員身份的儀式。


　　（三）張學良為何堅決執意要送蔣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變”由軍事政變式的兵諫開始，經過十四天的跌宕起伏，最後，
卻以張學良親自將蔣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劇而結束。之中，最讓後人
搖頭歎息，也最讓人不可思議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張學良為何要做出這明顯
會於他不利的“送蔣”不智之舉？

　　照理，事變以放蔣為終點，也屬張楊舉事已準備了的結果之一。

　　因為，“西安事變”的初衷，就是逼蔣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隻要蔣介石
能答應這些目的，“就讓蔣介石活著進來，也要讓他活著回去”（楊虎臣語）
，仍擁戴蔣為領袖，都早已是張楊作了思想準備的。隻是，中共、楊虎臣與蔣
介石宋美齡這三方，誰也沒想到，張學良在最後時刻，卻硬要堅持演出這“送
蔣”一幕。

　　毛澤東說：“西安事變”使共產黨從牢獄的情況下解放出來。

　　但，“西安事變”的結局，卻讓曾威風凜凜的東北軍少帥張學良，從此步
入了地獄人生。

　　不過，仔細分折，毛澤東對“西安事變”於中共的意義之評價，當然確是
極屬中肯。但，最終讓張學良倒黴以後大半輩子的原因，則不完全是其發動了
“西安事變”，而應該是他在事變末端的“送蔣”。

　　因為，有過反蔣行動者，在國民黨各派係中，並非一二。如桂係李宗仁白
崇禧，粵軍陳濟堂、張發奎，湘軍唐生智，還有曾“蔣、馮、閻大戰”中的馮
玉祥、閻錫山等。這些人幾乎終生都對蔣不滿，更發動過反蔣之戰，但是，蔣
介石在很長時期內，還得與他們共事，用心敷衍，最後也不能把他們怎麽樣。

　　為什麽會這樣呢？

　　因為，李宗仁這些人自始自終都不放棄手中的兵權實力。往往在反蔣事敗
之後，通電下野也好，歸順中央也罷，那手中的派係軍隊，卻仍設法牢牢予以
控製，不容蔣氏染指。

　　張學良的人生失誤，大概就是敗在了他一時衝動，沒有象李宗仁等那樣，
堅持舊中國軍閥們的生存法則：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於張學良對東北軍的長期掌控，使他在東北軍的領袖權威，無他人能替
代。故當張學良自投羅網被蔣介石囚禁後，東北軍因種種原故，便內部生變，
而無人能統一收拾分裂局麵，結果，二十多萬東北軍，很短時間內被蔣氏分而
解決，飛灰煙滅。至使張學良沒有再能讓蔣氏生畏耽心的本錢了，因而，這命
運便生生被捏在了蔣介石的手中。

　　其實，張學良在剛被囚禁時，也深知隻有東北軍的存在，才會有他的自由
前途，故，當他聽知東北軍內訌，激進的少壯派槍殺了穩重的王以哲將軍之時
，便連忙讓人告知東北軍諸將領：唯東北軍團結，才有他張學良歸來之時！

　　可是，虎已入牢籠，其任何觀念、指示、影響，均已鞭長莫及！張學良這
隻老虎，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讓蔣氏有幾分畏怯。可是，既落平
陽，還有什麽可說？最後，竟弄到跌入連區區一個看守他的小特務劉乙光，都
可以在囚禁地，常常與其老婆一道，淩辱欺負得昔日的少帥與趙四夫人，隻能
在暗中痛哭淚流的慘境了。

　　張學良並非一介書生，他很早便隨父征戰，也帶兵多年。在其父死後，為
了不致讓“攝政王”模樣的楊宇庭奪去東北集團帥權，他權衡利害後，毫不猶
疑，即行速速誅殺之最烈手段，除去後患，而拒絕了稍為和緩的削權撤職等方
式。可見，張學良對送蔣氏回南京之前，不會隻有書生之見。

　　那麽，是什麽因素導致了張學良一時衝動，做出件顯然喪失理智的蠢事呢
？

　　首先，張學良是一個性情中人、熱血漢子，這是所謂內因吧。畢竟，已為
很多事實證明的哲理“性格決定命運”，並非無稽之談。對待同一件事，不同
性格的人，處理的方式，確會有差異。

　　但是，觸發這性格起作用的所謂外因，則是導致某件事滑入某種結果的具
體關鍵。

　　這些促使張學良衝動失智的外因是什麽呢？

　　是“西安事變”發生後的國內國外因素的某些反應。

　　在謀劃扣蔣的事變計劃時，張學良想：蔣介石不抗日，老是還打內戰，我
們現在扣住他，逼迫他答應停止內戰，聯共抗日。這件事，應該是很得國內外
人心的吧。特別是那些學生娃娃，不是天天在遊行，要求政府，停止內戰一致
抗日嗎？

　　不料，“西安事變”爆發後，遠不是張學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麵，而是：

　　（１）全國輿論，除中共紅軍控製區外，基本都是指責張楊與事變，同情
擁戴蔣介石，抨擊張楊的文章、電報，如雪片般飛來。

　　當然，這是由於駐洛陽的東北軍炮六旅旅長黃永安，背叛張學良所致。黃
於事變當日（１２日）接到張學良電令後，不僅沒有遵電令調動軍隊對付中央
軍，反而向中央軍鞏洛警備司令告了密。結果，南京方麵在張楊致中央政府的
通電尚未到達時，那兒就已知道西安發生的事變。因而，當日，南京政府一方
麵，向西安方向調動了擬進攻的軍隊，另一方麵，便迅速控製了宣傳輿論，不
讓西安方麵的任何消息進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麵。

　　這樣，張楊便先在輿論上輸了一著。

　　而這呈一邊倒的擁蔣罵張楊的輿論浪潮，卻使張學良大吃一驚。

　　（２）張學良原以為他們扣蔣後，其他派係與地方軍閥，如李宗仁閻錫山
張發奎劉湘馮玉祥等，便會通電支持，因為，平日他們就對蔣有怨，也都指責
蔣不抗日。

　　可是，張楊全國通電後，竟無一黨國要人與地方實力派響應，連事前曾向
張表示過讚同的閻老西，也裝模作樣公開發電連問張楊數個“乎？！”，不肯
支持事變。

　　對此，張學良也有些瞢了：怎麽會這樣呢？

　　（３）蘇聯內部及公開輿論都指責咒罵張楊，說“西安事變”是日本走狗
張學良的罪惡妄圖。

　　張學良自“西安事變”前八個月裏，與中共取得聯係溝通後，中共曾告訴
他，隻要他張學良的東北軍割據西北，與紅軍一道建立西北國防政府，蘇聯便
會是他的最堅強後盾，會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樣，給予張學良在包括軍事物
資在內的任何支持。如當年４月９日，張學良首次在延安秘密會見周恩來時，
張就著重向周問蘇聯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當即保證：“蘇聯必助中國
”

　　而在當年９月，張學良還派其秘書栗又文（是中共黨員）到了新疆，向駐
疆的蘇聯教官安德烈夫轉遞了給斯大林關於東北軍情況的報告，當時蘇聯方麵
也答應幫東北軍在甘肅平涼建兵工廠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變”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變不僅沒能獲得蘇聯
的叫好，倒反遭來嚴厲的指責。

　　蘇聯的變化，當然主要是來自斯大林一貫以蘇聯利益至上的沙文主義觀念
。在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凡不利於蘇聯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國際革命原則
的，隻會首先以蘇聯的利益為重。“西安事變”發生後，斯大林擔心由此導致
中國分裂，被日本人鑽了空子，從而使蘇聯在其遠東地區便要單獨麵臨直接同
日本人幹仗的危險。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堅決反對“西安事變”的態度。

　　可是，蘇聯這遠出乎張學良意外的態度，對當時張學良，卻是一個巨大的
打擊，使他立馬有些惶恐了。因為，背後沒有了強大支持，張學良以前所有的
種種計劃，都將有可能是無根之木。

　　（４）中共對“西安事變”的處理態度也改變了。

　　在事變後的前幾天，中共對張楊扣蔣的“西安事變”歡欣鼓舞，在１２月
１７日致張學良電文中，還說：要張學良在緊急之時“誅之（蔣）上為”，１
７日夜，到達西安的周恩來，還與張學良商定向來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條件，
隻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蔣介石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

　　然而，三天之後，即１２月２０日之後，中共的態度卻發生了重大改變，
由甚至可以“誅之為上”的立場，轉變為主張釋蔣擁蔣以避免親日派主掌南京
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來的與張、楊結盟的“三位一體
”中的一方，轉變為事變的局外“調停方”了。

　　前文已述，中共的轉變，實乃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
意。

　　但，麵對這最大的變故，張學良則先震驚，再忿忿，而後負氣、衝動了。

　　特別是在２２日那天，張學良致電中共中央，明確請按原定計劃，公開成
立中共、張、楊“三位一體”的西北軍政委員會，而中共在第二天，即２３日
回電，卻委婉表示不同意公開成立這一政權後，張學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後來，張學良在一些場合確很有些傷感地說了：

　　“我救了共產黨，你們就這樣對待我！”（張的機要秘書、中共秘密黨員
宋黎回憶文章）

　　“周恩來比我還‘和平’……”（張的東北軍高層親信高崇民文章）

　　１９９１年５月張對來訪的東北老鄉曹長青等人抱怨：“當初周恩來說捉
蔣時，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時，又是頭頭是道。”

　　雖然，張學良諸多講話中，對周恩來人品上是持欽佩讚揚態度，但，對“
西安事變”後中共未能實踐某些約定，他無疑是很有些不滿的。

　　實際上，張學良對中共的巨大支持，不僅體現在他發動的“西安事變”，
從而逼迫蔣介石確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陝北這個地方進行休整壯
大。當時，更體現在張對中共紅軍的種種實際物資援助上。

　　１９３６年秋，長征到達陝北後的紅軍，由於國民黨的圍堵封鎖，陝北那
地方本就貧窮之極，致使當時紅軍的糧食與冬衣沒有著落，嚴重地威脅到紅軍
的生存。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電請其速送“五萬、十萬都要快”的援款，卻遲
遲未達。是張學良，他知道後，即派人送去一萬套冬裝，數萬雙鞋，大批糧食
與數十萬元巨款。雪中送炭，確幫了中共與時僅數萬紅軍的一個大忙。

　　對此，中共領袖們確也有些感到“對不起”張學良。

　　周恩來就在不同場合向人說過：我們對不起張漢卿！並在後來一提到張學
良時，他總是很動情，並時常流淚。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初，當國民黨雲南將領
盧漢在昆明宣布起義時，周連忙向毛澤東建議：用盧漢起義時所扣押的國民黨
元老張群，向蔣介石換回已囚在台灣的張學良。毛澤東也立即首肯並下指示。
可惜，因張群對盧漢將軍個人有昔日之恩，毛周的指示尚未到時，他早已將張
群私下給放了。周恩來聞此，隻能仰天長歎。

　　不過，不要說是周恩來，就是整個中共中央，在處理“西安事變”後期的
態度，都並非哪個人的品格或個人認識決策所為，確全因是“政治”，因為，
中共當時還絕不能得罪斯大林。所以，周恩來後來在力勸張學良不要去送蔣介
石時，說了句：政治是象鋼鐵般無情啊！

　　據有些心理學家分折，對一個人精神上最大的打擊，並不是敵對者的強大
與其攻擊，也不是旁觀者的冷臉冷笑與諷剌，而最大的打擊，是來自於他的親
人、密友對其態度或對其原先有過的承諾的改變。

　　所謂“萬念俱灰”的心態，就往往產生於這種時侯。

　　張學良當時會如何想呢？試折一下：

　　麵對全國擁蔣而反張楊的輿論浪潮，雖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緊：國人現
在是不了解情況，而時間，將改變這種不利局麵。還可以等。

　　各地方實力派均不作聲，隔岸觀火。也不怕。本來，對他們就不抱太大希
望，何況，隨著事態的發展，相信他們的“中立”不會持久。

　　蘇聯的態度，則不啻是一顆重磅炸彈！炸碎了張學良的美好遠景發展藍圖
，期望背靠蘇聯而建立大西北國防政府，進而向全國推進抗日體製的計劃，看
來是不行了。不過，雖然如此，退而想之，無非是重新計劃再從頭另謀良策而
已！東北軍的發展，也不是靠蘇聯才到今天的局麵的。

　　然而，中共諸位同誌態度發生的轉變，中共竟由“同謀者”的“三位一體
”之一的身份，卻轉變為這個事變的旁立者、調停者，反變為比我張學良還要
對蔣“和平”者，這就太讓人傷心了！這，“三位一體”還有什麽意思呢？又
怎麽還能存在下去？

　　本來，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蘇聯現在不支持不理解，但，隻要
中共與張、楊象事變以前那樣，捆成一把，仍有二十萬東北軍、幾萬西北軍、
幾萬紅軍聯手在一起，在中國又還會怕誰呢？又何愁沒有機會給我們呢？

　　可是，如今，中共變成了旁觀者，此事對動搖楊虎臣以往的想法，肯定無
益有害。現在，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變”，兵多將廣的東北軍首領張學良
，便成了實際上獲罪的一個“孤家寡人”。整個“西安事變”的結果，也已違
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氣壯地逼蔣氏聯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壓迫下，
乞求蔣氏停止內戰而抗日了。

　　既如此，不如幹脆做事做到底，親自送蔣回南京，隻圖以此來洗刷自己發
動事變並無個人私心！至於以後怎麽辦？先不管了。

　　楊虎臣說：你們講和平，實際就是犧牲我！

　　是呀，怎麽能犧牲虎臣呢！我是大頭，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
犧牲，當然就得犧牲我張學良了！否則，堂堂張學良如何能立於天下呢？！

　　當然，張學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實，現在並不得知。

　　但，上述四點原因，特別是因中共突然改變立場，很可能，就是促使 ３
６ 歲的他，做出糊塗一時的負氣衝動的曆史性一舉之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