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什麽落了個“不抗日”的罵名？

國民黨為什麽落了個“不抗日”的罵名？


大陸出來的人，都知道"國民黨不抗日"，以及"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可現在又有人說，這全是受了共產黨的欺騙，事實上共產黨才不抗日，而國民黨是抗日的中堅。

大陸來的人，咋一聽頗有新鮮感，再一聽似乎也有些道理。

不是嗎？大多數人談到抗日戰爭，除了平型關大捷，就隻剩下一連串電影了。從"平原遊擊隊"和"鐵道遊擊隊"到"地道戰"和"地雷戰"，再加一個"狼牙山五壯士"。當然，"雞毛信"和"小兵張嘎"在幼年的心靈中也曾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或許，至今那小妞甜甜的"嘎子哥"猶餘音繞耳呢。

回想過去，我們至少對"台兒莊大捷"不甚了了，更沒有聽說過還有什麽"昆侖關大捷"。再以抗戰開始時全國陸軍的兵力來看，近200個師中共軍隻不過占了3個，還有海軍和空軍呢？光憑著共軍的那點兒兵就能抗日，也太托大了吧？

再說，連毛澤東也感謝日本的侵略，則共產黨"不事抗日，專事亂中奪權"該是鐵板釘釘，再不能翻身了。看來，反共人士對張學良的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沒有抗戰，共黨哪能坐大？如果沒有抗戰，大陸怎能淪陷？如果沒有抗戰...

但是仔細一回味，又不對了。"如果沒有...如果沒有..."，說穿了，不還是"抗日誤國"，隻能"不抵抗"嗎？

一次在紐約欣賞"黃河大合唱"音樂會時，碰到一位來自台灣的文化界老人。說起"黃河大合唱"他特別激動，他第一次聽到這曲子是在五十年前的抗戰時期了，他的中學音樂老師教會了他。後來那位音樂老師去了延安，說到此，他不由得十分感歎地說，當年的好青年都是共產黨啊！

其實同樣意思的話，在劉賓雁先生那裏早就讀到了。那是他在懺悔早年受共產黨欺騙而誤入歧途時說的。他說，因為當時看到的隻有共產黨的書，所以雲雲(大意)。可見當時的共產黨對青年人確實有吸引力。

對於紅旗下長大的幾代人，怪罪於共產黨的欺騙當然毫無問題，然而認為三四十年代共產黨的輿論也能一手遮天，那就不免自欺欺人了。

可惜的是，當年的國民黨，就落了個"不抗日"的罵名，以至於國共再次合作一成功，大批的青年就從全國各地奔向延安。用現代的語言叫"用腳投票"。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邊..."那傷感的歌聲催人淚下。首開記錄，使全國上下痛切體會到南京當局"攘外必先安內"政策誤國的是"九一八"事變。

1931年春以來，日本在東北地區相繼製造了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並公開在沈陽街頭搞軍事演習，其侵吞東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那位蔣先生想的卻是："今日中國唯一之敵人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講話)"發生全國的排日運動，恐被共產黨利用，...故官民須協力抑製排日運動。"(7月蔣給張學良電)

因此，7月24日蔣發表《告國民書》稱："排日運動，荼毒國家，並損壞政府而已。"取締了在南京等地舉行的抗日集會。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並不因南京當局的妥協退讓而稍緩。老蔣自己不抵抗，就隻能依賴國聯了。

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發了銑電，聲稱："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朝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9月12日，事變前夕，蔣介石特地前往石家莊召見張學良，當麵指示："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隻有提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麵，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準抵抗，如果我們回擊了，事情就不好辦了，明明是日軍先開釁的，他們硬說是我們先打他的，他們的嘴大，我們的嘴小，到那時就分辨不清了。"

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將東北軍置於索手就戳的地步。

9月18日，柳條湖一帶日軍炸毀南滿鐵路的轟響剛過，南京軍委會立即電示東北軍當局，稱："關東軍在南滿附屬地自動演習，屆時望吾軍固守陣地，切勿妄動，以免誤令。切切此令。"致使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坐以待旦，靜候日軍演習結束。

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僅張學良早就下令收繳軍械入庫，遼寧政府更於淩晨3時打開沈陽城門，以至於日軍於破曉時分從洞開的城門堂而皇之入城。甚至當日軍向北大營發起進攻時，榮臻還命令駐軍"不準抵抗，不準動，把槍放到庫房裏，挺著死。大家成仁，為國犧牲。"

事變發生後，蔣介石鼓吹"以公理對強權"，"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決"。使得日軍在短短的4個多月中，侵占了東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滿洲國粉墨登場。

而蔣介石滿懷期望的"國聯"調停，最後卻弄出一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該報告書縱容侵略，反對恢複九一八前的原狀，主張東北實行自治，由國際共管。名義上雖屬於中國，中國卻不準在東北駐軍。即使這樣的調停最終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國聯而不了了之。

當時，中國軍隊在東北地區占有明顯的優勢，在人數上8倍於日軍。如果國民黨當局全力支持東北軍抗日，區區2萬多日軍是不難對付的。九一八事變是日本軍方勢力的一場軍事冒險，正是國民黨奉行的不抵抗主義使日本侵略者僥幸獲勝。日本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寶孝良給關東軍的秘密報告中就透露："須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國對華及曆次對中國軍作戰，中國軍因依賴國聯，而行無抵抗主義，故皇軍得以順利勝利。""倘彼時中國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則帝國之在滿勢力，行將陷於重圍...偌大地區，偌多人口，能否為帝國所控製，均無確實之把握，同時反滿抗日力量之集結，實行大規模之遊擊擾亂，則皇軍勢必苦於應付矣。"

九一八事變激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無比憤慨，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聲名狼藉。張學良首當其衝，得了個"不抵抗將軍"的美稱；蔣介石難辭其咎，被迫於12月15日通電下野。從此再無人敢公開鼓吹"不抵抗"。

國民黨再次在全國人民麵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麵目是在次年發生的"一二八"事變。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軍隊和裝備源源不斷運往上海，準備挑起戰端。駐滬的十九路軍積極布防，準備自衛。全國輿論也一致主張抵抗，而南京政府卻仍無抵抗決心。此時蔣介石名雖下野，實際上仍然操縱著大計。一二八前夕，何應欽於1月24日趕到上海，要求十九路軍按日方無理要求，後撤三十公裏，且擔心十九路軍"行動越軌"急於下令該軍換防調離。1月28日夜，日軍向閘北駐軍發動突然襲擊，駐滬的十九路軍奮起抗擊，經過一晝夜的戰鬥，日軍屢攻屢敗，付出了傷亡800人的代價，被迫縮回租界。

淞滬戰起，上海各界民眾和國內外同胞衝破南京當局的種種限製，熱情支援前線，各種戰地服務隊親臨前線，50多支義勇軍共2萬左右活躍在前線和後方協同作戰。相反的是，十九路軍不僅未得到軍政部一槍一彈的補給，反而欠發十九路軍軍餉600餘萬達8個月之久，甚至要將國內外同胞的捐款抵充軍餉。

十九路軍一再要求南京政府增援，駐守京滬、京杭線的國民黨軍官兵也紛紛要求赴滬參戰。何應欽卻說："十九路軍不聽命令，叫他們撤離上海他們不撤，反而同日軍打起來了，破壞中央的整個政策，弄得很難處理，你們還來要求開往上海參戰嗎？這是不行的。"直至最後，僅有張治中獲蔣介石批準於2月16日率領第5軍投入戰鬥。2月21日軍政部更通令各部隊："十九路軍有三師十六團，無須援兵，盡可支持。各軍將士非得軍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動者，雖意出愛國，亦須受抗命處分。"致使京滬、滬杭線上國民黨軍6個師任憑十九路軍苦戰而坐視不救。

淞滬戰爭中，國民黨海軍更置身事外。駐滬海軍居然按蔣介石授意，與日軍達成互不侵犯條約："此次行動，並非交戰，如中國海軍不攻擊日艦，日本艦隊也不攻擊中國艦隊，以維友誼。"豈非咄咄怪事。使得日軍的兵力和物資源源輸滬，暢通無阻。

十九路軍等部以裝備簡陋的7萬之師，抗擊優勢配備的8萬之敵達33天，迫使日軍三易主帥。中國軍人的愛國激情、犧牲精神和英勇戰鬥，在國際上贏得了極高的聲譽。一位美國軍官觀戰後評論："果使中國軍隊一心一德，堅持到底，則最後勝利必屬於中國。"

3月初，十九路軍終因後援不繼，退守待援。

老蔣的希望仍然寄托於國聯的調處，極力謀求對日妥協。3月2日，趁兩軍退守第二道防線，南京當局趕緊接受了停戰條件，最後以簽訂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告終。從此上海成了不駐中國軍隊、不準有抗日組織和抗日活動，由英美法等列強共管的自由市。而違令抗日的十九路軍被強令離開京滬，成為蔣介石整肅的對象，種下了以後福建事變的前因。

《淞滬協定》簽字後，激起全國上下憤慨莫名。當天上海的《時事新報》評道："國民主戰而政府不戰，國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國民力援十九路軍，而政府坐誤戎機，國民紛紛組織義勇軍，置身火線，而政府擁兵200萬，參戰者不過四十分之一，國民反對議和而政府毅然簽字，則一切責任，顯然獨在當局。""如此協定，謂未屈服不可得也！謂未辱國喪權不可得也！"

老蔣"不抵抗政策"連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依據遭人唾棄。各界知名人士紛紛呼籲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王造時撰文指出："隻有決心抗日，隻有積極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內的辦法。"

第三次是國民黨當局自己不願抗日，也不準別人抗日，以重兵壓境破壞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勢直逼華北。熱河之戰，又以國民黨當局妥協，簽訂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告終。5月，停戰協定還在談判時，日軍侵占了察東多倫等地，全省危急。以馮玉祥為首一批愛國將領，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刻，毅然與中共合作，在張家口組織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電全國，誓師抗戰。

6月21日方振武、吉鴻昌受命指揮北征軍出發，義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師後10天之內，連克察東3城。尤其是7月7日開始的多倫之戰，吉鴻昌親率敢死隊，袒臂衝鋒，血戰5晝夜，傷亡官兵1600餘，終於收複了察東重鎮多倫。

抗日同盟軍以新組的軍隊，殘破的槍械，一舉收複察東4縣。捷報傳來，全國振奮。

正當抗日同盟軍為收複失地而浴血奮戰時，蔣介石、汪精衛卻在加緊策劃扼殺抗日同盟軍。他們一方麵進行造謠中傷，誣蔑馮玉祥聯俄投共，一方麵調兵遣將，用武力脅迫。到7月底，共調集16個整師，與日偽對抗日同盟軍形成夾攻之勢。他們封鎖平綏路，切斷同盟軍與外界的一切聯係，給同盟軍帶來極大的困難。同時，他們還派出大批特務，在同盟軍內部進行分化瓦解和暗殺破壞工作。最終，馮玉祥不忍自相殘殺，忍痛於8月撤銷同盟軍，部隊接受改編。

一度轟轟烈烈的察哈爾抗戰被國民黨當局撲滅了。馮玉祥重回泰山閉門讀書，吉鴻昌、方振武先後被蔣介石殺害。

同時期簽訂的《塘沽協定》事實上承認了日本對東三省和熱河的占領，從此華北門戶洞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全國各階層人民，包括國民黨愛國人士群起反對，譴責蔣介石當局賣國行為。天津《益世報》憤怒呼號：如此賣國協定"中國竟肯簽字，竟敢簽字！"

事不過三。到如此地步，國民黨當局還能不落下"不抗日"的罵名，真要成為天下奇跡了。

而國民黨當局卻變本加厲，加緊迫害要求抗日的愛國同胞。他們殺"人權保障同盟"楊杏佛在先，囚救國會七君子在後。35年老同盟會員續範亭為了抗議國民黨當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誌，震動全國。36年張楊兩將軍被迫實行兵諫，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政策到此就完全破產了。

從31年到37年，許多國民黨將士為了抵禦暴日的侵略，浴血奮戰。32年淞滬抗戰，33年長城抗戰、察哈爾抗戰，36年綏遠抗戰，以及馬占山、李杜等東北義勇軍，卻終不能洗脫國民黨不抗日的惡名，蓋因為老蔣為首的國民黨當局之故也！

至於要說老蔣賣國，確實也有點冤枉他。可惜他的愛國方式是："若與日戰，5日即可亡國。"而滿清遺老吉林軍署參謀長熙洽就說得更明白了："不用說東北軍隊，就是全國軍隊也難以打垮日本。在中國曆史上，凡是來了外患，都是在戰爭中打亡國的，沒有談判亡國的。"

烏呼，且不論"落後就要挨打"的正確性有多少，到了中國的腐朽分子那裏，更變成為"落後隻能挨打"了。從李鴻章下來，這倒是一脈相承的。想李鴻章以年邁之軀，不辭勞苦，孜孜為國與列強討價還價，終不免以喪權辱國而載史冊。後來的當政者，慎之！慎之！

由此看來，說國民黨在37年以前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不抵抗政策"並沒有冤枉了它。有人認為"不抵抗"不該是惡名，而應該是美名，我也懶得與之爭辯。惡名也罷，美名也罷，總還是國民黨自己掙來的，怪不得共產黨栽贓。

37年前後，麵對全國各階層人民不斷高漲的抗日救亡怒潮和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緊逼，國民黨當局被迫改弦更張，走上了抗日的道路。但是說國民黨奉行的是"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大體上並沒有冤枉它。

在七七事變後的一年多一點時間內，國民黨的抗戰還是比較積極的。對此，共產黨並沒有一筆抹殺。《毛澤東選集》總應該看過吧？其中是這樣寫的："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論聯合政府》，毛選一卷本P1037)"抗戰以來全國軍隊的英勇犧牲，我們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從血戰中得出一定的教訓。"(《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P370)
因此毛澤東又指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而不帶群眾性，是決然不能勝利的。""從參戰的成份說來則是片麵的，因為抗戰還隻是政府和軍隊的抗戰，不是人民的抗戰。幾個月來許多土地的喪失，許多軍隊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這裏。"(同上，P365)"此外，軍事上的錯誤，也是喪軍失地的一個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動的仗，軍事術語叫做'單純防禦'。這樣的打法是沒有可能勝利的。"(同上，P366)"如果大量軍隊采用運動戰，而八路軍則用遊擊戰以輔助之，則勝利之券，必操我手。"(同上，P369)

在這一階段，國民黨的問題雖然不在於不抗日，而在於片麵抗日，但是國民黨的失策造成的影響是及其惡劣的。
首先，國民黨自己不發動群眾，實行全民抗戰，更害怕共產黨發動群眾，因而壓製群眾的抗日。38年6月，國民黨西安當局逮捕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西安總隊長。38年8月，國民黨武漢衛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隊"、"青年救國團"等群眾救亡團體，把要求抗日的民眾推向共產黨那邊。

其次，"單純防禦"而不是機動作戰使國民黨軍隊在日軍的優勢火力下損失慘重。有時一天之內，竟有10團官兵葬身於日軍的炮火之中，由此在國民黨軍隊中造成了一種嚴重的失敗情緒。而單純的橫向防禦，往往一點遭突破後便引起全線崩潰，且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以至一潰千裏。原先預設的二線陣地往往不起作用，如淞滬會戰中，張治中率部花費數年功夫興建的吳福線國防工事未經使用便放棄了。37年11月，抗戰正式爆發後不過幾個月時間，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了。

同時期，武器裝備十分簡陋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卻逆向而上，殺向敵後。敵占區的廣大民眾，急切地盼望有人來組織和領導他們保家衛國。在共產黨那裏，他們看到了希望，各種抗日武裝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就以冀中根據地的開辟為例。37年10月，共產黨員呂正操率領的原東北軍53軍388旅691團，拒絕與大部隊一起往南長途競逃，在晉縣改稱人民自衛軍誓師抗日。他們與中共保屬特委組織的河北遊擊軍互相配合，在半年中控製了整個冀中平原，建立了38個縣的抗日政權。38年4月，人民自衛軍和河北遊擊軍一起粉碎了日軍的第一次掃蕩，在冀中打開了抗日的新局麵。

再看地方政府，晉東北18個縣的縣長大多逃之夭夭，留下了五台縣宋劭文和盂縣胡仁奎兩位縣長，與共產黨合作，參加了晉察冀邊區的創建工作。

到38年10月，八路軍在敵後創建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西北、山東等抗日根據地，形成了廣闊的敵後戰場。八路軍從改編時的4萬多人發展到15萬多人，成為華北抗戰的中堅。新四軍也開辟了蘇南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從開始時的1萬人發展到2萬5千人。到38年底，與八路軍和新四軍作戰的日軍已經達到40多萬，占侵華日軍總數68萬(東北地區除外)的58%，敵後根據地逐漸成為了抗日的主戰場。

由於正麵戰場的抵抗和敵後戰場的開辟，打破了日軍"速戰速決"的美夢。38年10月武漢、廣州淪陷後，日軍被迫停止了戰略進攻，轉而將主要力量用於敵後，對付共產黨的抗日武裝。自38年11月到39年7月的9個月中，日軍在8個月中以85%的兵力對敵後根據地進行掃蕩，僅以1個月的時間用15%的兵力對國民黨正麵戰場作局部進攻。

同時，日本對國民黨加強了政治誘降，用所謂"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三原則作為誘餌，企圖實行其"以華製華"的目的。而英美對日采取綏靖政策，極欲作為調停者，不惜以犧牲中國抗戰的代價來維持所謂和平。在此氣候下，國民黨開始轉向。親日派汪精衛公開投敵，而英美派蔣介石則走上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

39年1月，國民黨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立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針。到了39年11月的五屆六中全會上，國民黨進而從"政治限共為主"轉變為"軍事限共為主"，並發出了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

隨之就發生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代表性事件是前期的五大血案和後期的三次進攻。39年4月30日發生博山血案，6月11日發生深縣血案，6月12日發生平江血案，9月1日發生鄂東血案，40年1月11日發生確山血案，近3千八路軍和新四軍指戰員(包括傷病員)及家屬被慘殺。39年5月，國民黨調集胡宗南部30萬人從北、西、南三麵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封鎖包圍，以後就不斷挑起摩擦，甚至大規模的進攻。到40年6月共侵占邊區5個縣城和6個區43個鄉。39年12月山西的閻錫山製造了十二月事變，進攻新軍和八路軍，同時破壞地方抗日民主政權，大肆殺害地方政府人員和八路軍後方醫院傷病員，遇害者200多。39年5月到40年3月，國民黨軍隊更對八路軍前方總部和129師發動進攻。

由於共產黨適時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口號，在軍事上明確地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粉碎了國民黨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而使國民黨在政治上完全陷入孤立的困境的是皖南事變。41年1月，皖南新四軍軍部和所屬部隊9000餘人在奉命北移途中遭到國民黨預設重兵的圍殲，除了約2000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大部犧牲和被俘。事變發生後，全國震驚，海內外一致反對，各界人士紛紛開會和發表文章，譴責國民黨的反共罪行。連英美也從自身利益出發，反對中國內戰。蔣介石陷入了十分狼狽的境地，被迫在3月6日的參政會上保證："以後決無剿共軍事。"

進入相持階段以來，日軍對國民黨的正麵戰場主要進行局部的有限進攻，實施"政治和戰略上"的壓製性作戰。每次作戰通常在一個月之內，且往往在到達預定地區後即行停止或撤回。國民黨軍隊則始終在戰略上采取消極的防禦作戰，缺乏對敵軍的主動進攻，因此在南昌、隨棗、棗宜、豫南、上高、長沙等一係列會戰中，盡管廣大愛國官兵不乏英勇抗敵，壯烈犧牲，卻往往不能打破日軍的作戰企圖。

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為了確保在中國的占領區，使之成為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和基地，對敵後根據地實施了更加殘酷的大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對國民黨則繼續執行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當日軍使用在華總兵力的72%對敵後根據地進行以"三光"政策聞名的最慘無人道的大掃蕩時，國民黨的正麵戰場反而沉寂了下來。

最能反映出國民黨消極抗戰的是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衝突。

歐戰爆發後，英美對華支援轉趨積極。40年10月，英國首先開放了封鎖已達3個月的滇緬路，援華物質開始源源進入。41年11月，滇緬邊境情況緊急，為了確保滇緬路國際交通線的通暢，決定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於是有42年初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由於各方麵的原因，10萬遠征軍作戰5月有餘，最終以損兵折將而告終。中國西南唯一的國際交通線被切斷。

42年1月，同盟國正式組織中國戰區，蔣介石任統帥，美國的史迪威出任參謀長。史迪威對中國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國軍東進奪還武漢和南進奪取河內的作戰計劃。羅斯福也希望蔣介石盡快在中國開辟第二戰場，蔣介石則推說中國軍隊的裝備落後，補給困難，要等打通印緬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質後，才能作戰。

在開羅會議期間，在談到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沒有表現出什麽興趣。羅斯福終於明白了："中國軍隊一心隻放在監視共產軍上，根本無心和日軍作戰。"(據羅斯福的兒子艾利沃特的回憶錄)

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失敗後，分別退往雲南和印度接受美械裝備和訓練。按照開羅會議的商議，中國軍隊將在1944年春季向緬甸日軍發動進攻，可是屆時中國軍隊卻遲遲不動。羅斯福多次催促蔣介石出兵，蔣介石以美國不給10億美元貸款為由，要把第二次緬甸戰役推遲到1944年雨季以後。羅斯福被蔣介石的態度激怒，放出狠話："如果閣下再不出兵，美國將斷絕一切經濟軍事援助。"在羅斯福的強壓下蔣介石才被迫出兵，1944年4月，何應欽率新軍進入緬甸，開始了第二次緬甸戰役。

史迪威對蔣介石隻想得到武器裝備卻不願作戰的作法十分不滿，幾次要美援裝備中共的軍隊，並提出按戰鬥力來分配援助物資。44年9月為解救在滇西龍陵的遠征軍，史迪威提出調圍堵陝甘寧邊區的胡宗南大軍南下作戰。這下戳到了蔣介石的痛處，最終導致了史迪威的離任。從此羅斯福對中國軍隊的抗戰徹底喪失了信心，連向中國軍隊提供武器的熱情也冷卻了。魏德邁上任後，向羅斯福提議用美式武器為中國軍隊裝備三十六個師，並進行美式訓練，被羅斯福擱置不理。

國民黨的消極避戰帶來的是其軍隊的腐朽。

進入1943年後，美軍於2月7日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的勝利，成為太平洋戰爭的轉折點。從此日軍開始走下坡路。1943年春夏，中共領導的敵後根據地在度過了最困難的時期後，開始進行局部反攻。到43年底，基本恢複了原有的根據地麵積。44年八路軍和新四軍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反攻，大片國土被解放，日偽軍龜縮到鐵路沿線的狹小區域中。

與之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的正麵戰場。由於日軍在太平洋戰場上連連敗退，海上運輸線被美軍切斷，急須在中國大陸打通一條從滿洲到越南的陸上通道，並攻占美軍在中國大陸的軍用機場。1944年春季，日軍結集50多萬軍隊向豫湘桂地區大舉進攻。駐河南的湯恩伯守軍40餘萬，麵對5萬多日軍的進攻，竟然全線潰敗，前後不過38天，河南全省就被日軍占領。守軍司令湯恩伯首先脫離戰線逃走。麵對日軍的進攻，中國守軍無心抵抗，軍官們則忙著把自己的親屬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內地，在戰場上甚至出現幾百人的日軍敗走上萬人中國軍隊的狀況。在曆時八個月的豫湘桂戰役中，中國軍隊損失兵力五、六十萬，喪失河南、湖南、廣東、廣西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丟失大小城市146座及美軍空軍基地7個，飛機場36個。在已成為強弩之末的日軍麵前，國民黨軍隊遭此敗績，不由得蔣介石不感歎道："國土喪失之廣，戰地同胞流離痛苦之深，國家所受的恥辱之重，實在是第二期抗戰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頁。"

結果是，抗戰勝利後不久，國民黨便在三年半的內戰中輸給了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