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田家英 -- 爸爸是自殺的 (圖)

<魯豫有約> 我的父親田家英 -- 爸爸是自殺的


照片上的孩子名叫曾自，52年前的1952年，她出生在北京中南海——領袖們居住的神秘的地方。正因為此，曾自擁有了一段與同齡孩子絕然不同的紅牆童話。

而在前後十四年間，直到因為父親去世要搬出中南海時，曾自對於這座外人眼中的神秘園子同樣有著並不切近的距離，甚至她連父親在中南海裏的確切職務也一無所知。

陳魯豫：你能知道你爸是幹嘛的嗎？

曾自：不知道。

陳魯豫：具體做什麽的也不知道？

曾自：一點都不知道，人還有做幹部的，還有做百姓的，我沒有那個概念，也沒有說街上買東西還有商店，從來沒進過商店，就在那個園子裏待著，然後上學就拿車把我們拉到學校，學校是不讓我們出來的，就住在一個寄宿製學校裏不許出來。然後就星期六回家，星期一就又去學校，我就覺得太單純了。

其實，在中南海裏，曾自的父親田家英一直擔任國家最高領袖毛澤東的秘書。因為是這個特殊的職務，更因為是這個眾人關注的角色，父親的格外繁忙在還是孩子的曾自眼中幾乎已是平常，而她也早已習慣了家庭中父親角色的缺席。

那時候，父親難得陪自己一起玩耍，而通宵達旦整理文稿更是她印象中最深的父親形象。

曾自：他叫夫子，在中南海裏都叫他田夫子。

陳魯豫：為什麽呢？

曾自：因為他有學問。

陳魯豫：誰先叫出來的？

曾自：我也不知道，反正五十年代初他們就喊他，因為中南海確實是個大家庭，人們非常地上下融合，沒有一個人叫職務。不像現在什麽局長、部長那麽叫，全是叫外號，然後給他的外號就有點尊稱那樣的。或者是夫子，或者田夫子，過去我父親他們給主席做工作，大家夥也都是一種，覺得自己是一個極普通的，就是好像跟主席比，是一個高山仰止，自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一個工作人員，沒有像現在說，還有點光榮的感覺。那時候隻有就是如履薄冰，小小心心的為主席工作，絕沒有說自己還有什麽了不起。而且我父親和毛主席站在一起並拍照一張相，一張都沒有。他很不喜歡這種，好像故意渲染，宣傳、宣揚不喜歡這個。我父親跟了18年，一張都沒有，這也是他的秉性，他書生氣，好像照相有點，故意我就要沾主席的光什麽的，所以我們孩子，包括我母親從來沒有就被主席注意過，田秘書還有夫人是誰、孩子是哪一個，沒有印象，因為絕不去摻和這些事情。

陳魯豫：那時候中南海裏麵小朋友，像你們年紀應該比較相近的小朋友，能玩在一塊嗎？當時李訥他們應該……

曾自：李訥比我們大。

陳魯豫：比你大很多。你小孩的時候見過她嗎？

曾自：見過，還見過不止一次，經常她來借書，我們那個西房的書，隻有幾個孩子可以借，首屈一指的就是李訥，李訥常常來，然後她就拿一個退了色的黃的解放軍那種書包，一大書包，滿滿的，都鼓得蓋不上蓋。一個是李訥，一個是毛遠新，他放假的時候，他做功課，也不知道為什麽，他就跑到我們那個書房裏做了。那時候有計算尺，來回拉，那時候我們星期六一回來就看見他。就跟他逗，挺有意思的，這兒怎麽來了一個穿軍裝的，而且特別威風，不像普通（人）。

陳魯豫：你不認識他？

曾自：不認識他，但是一說起來，是讓王福瑞勤務員他告訴我們的，他說這個是主席的侄子，哦，我知道這兒還有一個姓毛的，因為他一說他姓毛，那時候我覺得人特別的幼稚，聽見說姓毛的就覺得奇怪，說好像天底下隻有一個毛主席姓毛，一說毛遠新你是誰呀？他說我是毛遠新。你也姓毛？就覺得不可思議。你怎麽會姓毛隻有毛主席才姓毛呢？後來出去就疑惑，以為他是壞人呢，然後就問王叔叔，後來王叔叔說他是姓毛，沒說錯，他是毛主席的親戚。

實際上，田家英不過是個筆名。曾自的父親原名曾正昌。

早在1942年，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期間，曾正昌就是用這個筆名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旨在批判抗日投降派的雜文《從侯方域說起》，並由此贏得了毛澤東的特別賞識。

此後，1948年在河北西柏坡，在國共兩黨的軍事對絕即將分曉的時候，曾正昌正式調任毛澤東的秘書，成為這位中共最高領導人的得力助手。而曾正昌這個名字也在漸漸被人淡忘，更多的人記住了毛澤東身邊有位年輕的“筆杆子”——田家英。

共和國肇始之後，毛澤東更為信任身邊的這個少壯派，無論是處理中央秘書室的大量日常工作，還是參與編輯《毛澤東選集》、製定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等等這些事關大局的要事，都是由田家英一件件事無巨細的悉心打理。

曾自：主席愛散步，散步走到我父親那個房子，有人告訴這就是田秘書的房子，然後有一次散步又走到那兒，他就趴在窗戶看我父親，然後我父親發現主席看他呢，他就趕快出來了，陪主席走一走。一看哎喲，你的眼睛都紅了，說他眼睛熬得通紅通紅的。你要休息休息了，沒事沒事睡睡就好了。眼睛都熬得，就跟得了紅眼睛病似的，基本上好像偷空在睡個覺。他說毛主席是人民的領袖，也是我的恩師，確實是他26歲就到了主席身邊，這時候就遇到了一個偉岸的人，他一邊幫他工作，更是向他學習吧，所以他說除了，編毛選，看了那麽多主席的文章，加平常跟主席接觸，他說出這句話來，我覺得是肺腑之言，他說主席對我有知遇之恩，他是人民的領袖，也是我的恩師，說明他們的關係，能作為師生的關係。師生這咱們好理解，就是老師和學生如果是非常融洽的時候，就產生一種都有忘年交的感覺。不是說我父親就是給一個首長工作，兢兢業業，我覺得用這個詞形容就不夠了，而是說就是達到一種非常相印相通，心靈相通。

陳魯豫：說有那種師生的情感，當然有上下級的關係，有師生之宜，甚至有一些父子的情感在裏麵？

曾自：有，有。因為他跟岸英同歲，岸英是主席的孩子，那麽他也感覺到他也是主席的孩子輩最少是可以的，好多好多重要文章是我父親改的。但是沒有哪篇文章是我父親替主席寫的，隻有一篇，就是八大開幕詞，因為主席的風格，他絕對自己思維，自己動筆，他先交給陳伯達寫，後來不滿意，特別長，就差一天時間了，然後他就突然讓我父親重寫，熬了一晚上的夜，寫完了以後主席看了看，嗯，就放兜裏了，表示說有了這個開會我放心了。讀的時候說有多少次掌聲，很短，那八大開幕詞並不長。

陳魯豫：兩千字的文章？

曾自：兩千多字的文章，中間打斷鼓掌特別熱烈，所以後來就說到“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其實是我父親在古文裏麵，滿招損，謙受益，他特別能把古文翻譯成白話文，是從這句話來的。滿招損，謙受益，這不就這個意思嗎，你滿了你不就（損了），下來以後在休息室不是（掌聲）特別熱烈嗎？後來不主席還說這個話，說這個文章是一個少壯派寫的，一個秀才寫的，不是我的。就是開玩笑這樣說吧，事實上就這個是我父親替他起草的。剩下東西都是主席寫的，我父親替他改。

實際上，由於家境並不寬裕，田家英對古文經典的相當造詣，更多來自於他的勤奮苦讀和自幼得到公認的文學天才。除開公務之外，他與毛澤東也時常隨興聊起詩文辭賦，氣氛融洽無拘。

毛澤東偶有新作，用到稍顯生僻的典故，還曾經特別囑咐田家英代為核實查證。

曾自：警衛員告訴我的，他說我看到這些秘書，該多麽領會主席的思想啊，他平常該多麽熟悉主席的思路啊，交待這麽幾句重要的話，回去當晚就得寫。寫好了第二天早上我（毛澤東）就要看，他就說服氣。他說還有一次，他說主席叫，叫我去找你父親。我想他肯定會在什麽街上去買書，我就臨時叫人去到書店找他，果不其然就從那些什麽中華書局那些舊書店把他找回來了，夾著書，抱著書，都是給主席買的。然後把書拿來了以後，遞給主席的時候，他就把書掀給主席看，這本書你看行嗎？他打開那一頁的時候，主席一看，我正想找這段話呢，哎喲，他說的，他就說他就奇怪。

陳魯豫：他們倆太神了我覺得。

曾自：他就說的，他覺得奇怪，這個話確實過去我根本不知道，他給我講這些事情的時候，我才體會到了主席喜歡我父親，是因為喜歡他真的理解他。

陳魯豫：我覺得一開始他們倆是很像的。所以你父親可以把他的思想跟主席的思想合二為一，但是有一天發現兩個人可能開始。

曾自：有分歧。有分歧。

陳魯豫：分杈的時候，就沒有辦法再往一起想了。

曾自：大概就是從58、59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們搞大躍進實際就把人民公社化就太（過分），就是農民反而過不好了，他下去真正看到農民從合作化（到後來），越來生產越不行了，他真正體會到主席這個思路搞得太過了。

與毛澤東發生分歧，是田家英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意外”。而正是從20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在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歲月裏，意料之外的變故卻接踵而至。

1957年冬和1958年春，在國民經濟“大躍進”思想的指引之下，全國農村大搞農田基本建設。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其主編的《紅旗》雜誌上首次使用了“人民公社”的提法，並得到毛澤東的讚成。短短三個月後，在一片鑼鼓聲中，全國農村原有的合作社生產方式一律轉向了人民公社化。全國人民在最高領袖的號召下，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然而，事實卻與脫離實際的想象相去甚遠。毛澤東同樣聽到了來自多方的負麵反映。而在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之前，毛澤東還特別讓身邊工作人員回到家鄉做調查研究，田家英也在其中。

曾自：59年這背景大家都知道，是廬山會議嗎，本來是想糾左的。和吳冷西、李銳和喬木，他們幾個，四個人一塊前期的這些會議的主要文件，你想起草文件的精神，肯定是不停地接觸主席，主席反複思的思考了以後，授意給這些起草人。後來就變了，你本來起草的是這麽一個走向的，是糾左的，然後就從這個彭德懷這個信以後，完全倒向這邊了，沒辦法起草了。他們很想不通的。而且他們前期的時候，也順著彭德懷在小組會上說了很多反映問題的這種話，發言，就包括他在四川搞了調查做了半年的調查，他到了四川成都半年調查，他實事求是講四川的問題是什麽，他發了一大堆言，越來生產越不行了，他發了一大堆言，因為我父親覺得主席的思想就是要反左，他覺得心裏有底氣。因為他到農村以後，他看到安徽四川，真的都是米糧倉的地方勞動人民餓死的，餓死，他覺得他是主席的秘書，他有種責任感，這個政策是我們製定的，結果我們是為老百姓謀福的，反而是讓老百姓吃不上飯了，餓死了，這怎麽行啊？到後來會議已經轉向了，那你不就等於是你也跟彭德懷一樣犯錯誤了，你把共產主義給攻擊成這樣那樣的那麽多問題，隻要你說是問題，那不就不是社會主義三麵紅旗了嗎？

廬山會議後期，形勢風雲突變，彭德懷首當其衝，而以他為主的一批中共高級幹部都被劃入反黨集團，打成“右傾”分子。經濟工作中的“糾左”努力一度中斷。

由於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持有一致意見，田家英同樣也被視為有右傾嫌疑的人。而這也是田家英一生中第一次遭受政治風波的衝擊。

陳魯豫：這是你爸爸哪個時期的照片？

曾自：這張是1959年吳冷西在廬山會議開完了之後，下山在一個船上在九江照的，正好是已經就是等於說政治上嗆了一大口水了。沒想到彭德懷的事一出，一個大轉彎，後來把他們也都差點打成右傾了。所以心情非常的矛盾沉痛。

陳魯豫：有點皺著眉頭。

曾自：就皺著眉頭，這張照片是吳冷西給他照的，吳冷西有個照相機，像我父親他們也沒有照相機，照完了回來，他就給他這照片後麵寫了一句話，說家英，意思說照片照得我的技術不好，但是你的神情畢露了。

陳魯豫：你覺得廬山會議期間，你父親做沒做特別極壞的準備？

曾自：沒想到，我父親也沒有這種政治經驗，根本就沒想到，彭老總那麽威望大的一個元帥，啪地一下就一百八十度轉彎，就變成敵人了，而且他的內心深處是完全讚成彭老總的意見的，認為我們確實是政策搞左了。而彭老總是替人民鼓與呼，去反映這些問題的時候，恰恰把他給打成說是右傾。

盡管有過廬山之上的驚心動魄；而對於包括田家英在內的“秀才”們來說，毛澤東算是格外寬容，指出“不予深究”，田家英也因此得意幸免。

曾自：可能我想主席對這些秘書他還是使得很順手，也很有感情。所以他就拉了一把，說秀才還是我們的人，這一個我們的，主席說了一句話，那當然就沒事了，一下把他們這些所謂（右傾分子）。

陳魯豫：救了。

曾自：救了他們了，惟一的一個把他排出去的就是李銳，把李銳就給，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了。家裏有那個地毯。我父親高興得在地毯上直翻跟頭，就覺得沒事了。

陳魯豫：我覺得那種感覺，還不僅覺得自己沒事了，他覺得我們沒有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對他來說很重要？

曾自：對對對，高興，然後說的打滾，地毯上唧裏骨碌就翻前滾翻。就那樣的。就說明那個時候人們對主席心裏麵真的是很重要的。

陳魯豫：尤其是你父親跟主席之間。
陳魯豫：你父親是一個很應該是很了解毛澤東，他在那時候也沒有感受到會有一個這麽？

曾自：沒想到。

陳魯豫：這麽大一個逆轉？

曾自：包括他們幾個人全都是，吳冷西、喬木同誌都沒有想到，一下這幾個人也都，就都蔫下來了，也不敢說話了，也不用他們起草了，因為會議的主題馬上轉了，變成批判誰誰誰了，就怎麽說呢？那時候形容他就是在政治的漩渦裏頭頭一次大嗆了幾口水，是這麽一種感覺。他就覺得好像是我們赤子之心，怎麽會，就沒法解釋，他就覺得沒法解釋，但是誰又不敢懷疑毛主席什麽，就覺得主席的心應該是為老百姓的，總是想著主席的必然有合理的地方，他這麽做，可能有世界這種大局勢，可能是需要這樣做吧，他們都這樣想，就批評自己，然後我父親他們心裏也很沉痛。轉不過這個彎子來，彭德懷當然他也轉不過彎子來，但是彭德懷最後自己也認可說我影響了毛主席的威信，我就得檢查，實際是違心的。但是那個時候人對主席太崇敬了，他把違心最後都消化成一種真心了。

曾自：後來他回來以後，心裏麵非常矛盾，就覺得是又看見主席錯誤，很痛心，真是不能同意主席越走越左的思路，對階級鬥爭越來越渲染，非常持保留態度，但是他是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他沒辦法直接地就是說不行不行，他沒有那種身份，他隻能是盡自己可能做一些幫助主席認識這個事，但是做不到。

廬山會議半途逆轉，政治空氣陡然緊張。在此之後，1959年至1961年，中國遭遇了共和國建立之後最為嚴重的經濟困難時期。而當時的接班人、國家主席劉少奇也曾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借用湖南農民的一句話對此做過總結，說“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62年的春天，田家英接受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指派，到湖南進行了一次為期四個月的調研。

曾自：也是主席非常相信他，然後說你到湖南他的老家去看一看，他就帶隊去湖南搞了一次調查，哎呀，他沒想到韶山的老百姓都在呼喚著包產到戶。他不能接受，我父親思想跟主席實際是一樣的，他覺得包產到戶等於是走個體了，這怎麽行，但是最後他真正看了以後，包產到戶可以把我們當時農民吃不上飯這種狀況改變，它有積極性，它能產糧食，所以他回來以後，他就問了所有中央的這些政治局常委，領導同誌，包括小平同誌，周總理，陳雲，少奇，第一個就問的少奇同誌，都沒有意見，都說好，都說包產到戶實行起來，會把我們這個困難解救回來，後來少奇同誌就跟他說了一個，說你去征求征求主席的意見，別說是我說的，就好像一說是少奇同誌說的，就有點太重了，先看看主席怎麽考慮，後來就等到主席到遊泳池，他認為沒什麽問題了，他認為是好事，而且這麽多中央同誌都同意了，他就滔滔不絕地給主席講主席沒吭聲，就一直在聽，聽完了以後呢，就問他一句話，這是你的意見還是誰的意見？他一看，主席這樣說一定是心裏不滿意，如果主席滿意的話，不這樣問問題，他就想到說如果我要說這是少奇同誌委托我說的，他怕影響兩個主席的關係。

陳魯豫：而且少奇也交代他了。

曾自：交代他了。說你先別跟主席說是我說得，他當時猶豫了一下，但是他還是違心地說了一句，這是你的主意還是誰的注意這麽問他，是我的主意，其實主席就想拷問他一下，看你說不說實話。主席就知道這是少奇讓你來問我的，我看你說不說實話，我父親沒想到這一層，

陳魯豫：他即便知道了，他也不能說什麽呀，他也沒法說。

曾自：他們對完話以後，主席就霹靂啪啦就問他了，他說那你認為集體經濟為主，還是個體經濟為主，等於一來二去一對話，他完全明白主席等於就否定了我父親主張的這個包產到戶，是否定這個意見的，哎喲，他就覺得完了，這麽多工作都做了，以為肯定就可以起草文件了，起草一個主張農村怎麽怎麽樣，沒想到是這麽一個結果，

自從田家英進言“包產到戶”之後，毛澤東極為失望，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對身邊的這位田夫子不予理睬。而這也是自三年之前的廬山會議以來，田家英第二次深感受挫。他在兩位主席之間的好意斡旋，卻被毛澤東視為有意替人遮掩、不夠坦白。

曾自：62年這次絕對是我父親和主席在政治關係上的一個分水嶺，不理他了，主席傷心了，實際他是覺得我這麽信任你，你有意見你給我提，你跟我說，都沒事，你等於替少奇說話，完了以後，你又不說是他說的，好像是你，你站到少奇那邊，你是我的秘書，你怎麽替他說話呀，有點這種感覺，這是我媽媽後來跟我這麽講的。

陳魯豫：毛澤東覺得你先背叛了我？

曾自：對。是這麽一種感覺，所以我父親心裏頭完全清楚，他擔了這個責任，真的是怕兩個主席有矛盾，這個矛盾是怎麽會有的？是因為62年開那個七千人大會議的時候，我們不是總結經驗嘛，劉少奇做了一個報告，我父親是劉少奇那個大報告的起草人之一。那些大報告都是這些秀才在起草，所以他們老在討論，起草了半年多，他深深地知道劉少奇這些主張怎麽怎麽樣，後來真的就這麽講了以後，大家夥心情鼓舞，覺得我們黨真的就敢承認錯誤，我們中國又有希望了。沒想到主席就對少奇同誌心裏麵存下了一種隔閡，覺得你把話說得太狠了，最後我隻好來承擔。這種矛盾隻有在主席身邊的人，才能體會得到，別人體會不到，很細微的，很微妙的一種東西，所以在包產到戶這個事上，他就不敢說這是少奇的意見，他就想不要再讓兩個主席有誤會了，我來說是我的，因為毛主席說得很清楚這是誰的主張。

在重大問題上，盡管田家英身處逆境，但是始終沒有泯滅他那顆憂國憂民的心。進入20世紀60年代中期之後，整個中國的政治空氣愈加敏感而緊張。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登了姚文元的一篇批判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這篇文章中，姚文元捕風捉影將原劇本中“退田”、“平冤獄”等等情節，與當時遭到批判的“單幹風”、“翻案風”等等聯係在一起，將廬山會議上受到批判的彭德懷比作劇中的海瑞。

正是這篇文章，成為日後文革爆發的導火索，而田家英的命運恰恰也與此發生了重要關聯。

曾自: 我父親就說過這樣的，如果讓我寫姚文元這樣的文章，剁了我的手指頭我都不幹。這文章是什麽意思呢？就是你要把那個就是上綱上線，開始了文化革命點火就是這篇文章，把那個藝術性的問題，給它說成政治性的問題。65年的時候，就是主席到杭州去，找了幾個秀才，有關鋒，有我父親，有艾思奇，還有陳伯達，還有胡繩，五個大筆杆子，坐在一塊然後就說討論討論那時候叫“學馬列”，是給這些著作寫序言去了。那麽是主席講，他們來記，後來主席就在這時候就談了一篇重要的講話，其實主題不是說這個，還是講怎麽寫序，這些哲學思想等等的。很長，主席講話真是海闊天空的，這裏麵就講到這麽一段，就這麽一小段說“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然後彭德懷是海瑞，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這麽一段話，作為這個全篇來看，實際是個枝蔓的東西，完全不是說我就講這個事，整理這個稿子也是我父親提議的，我父親是中辦副主任，他認為主席的講話很重要，需要整理，然後他們就跟關鋒幾個整理，關鋒是紀錄的整理到這塊的時候，我父親說這段話不要，關鋒當時就提了一個，說不要，意思說不要行嗎？不要，這是枝蔓。他是良心何忍啊，彭德懷本來就是冤的嘛，再來這麽指責他，良心不忍，他用他的權力說不要這段話，胡繩也同意，回了北京以後，關鋒就把這事告訴江青了。他們不知道那篇文章重要性是上麵搞出來的。所以上麵就等於說主席談這個意思實際其實在支持江青他們這篇文章的，我父親不知道這個曆史背景，就那個關鋒告訴江青以後，江青肯定不依不饒了，然後這件事情紛紛揚揚說得很大了，那麽傳回話來了，就說把裏麵特別要害的話給刪了，

陳魯豫：這是他工作權限範圍之內的事吧？他以前也可以這樣。

曾自：是。到文化革命的時候，給我父親一個最主要的罪狀，你篡改毛主席著作，這個帽子壓得他呀，他認為實際說的就是你刪了這段話，你膽大包天。這段話的意義就在於發動文化革命，你都能把這段話刪了，你還得了。

在政治鬥爭的旋渦之中，單純和善良卻讓田家英招致滅頂之災。1966 年5月，《五·一六通知》發布後不久，田家英即被江青、陳伯達等人冠以“一貫右傾”和“篡改毛主席著作”兩項罪名，被勒令停止工作，離開毛澤東的身邊。

而就在事發第二天上午，田家英做出了他生命之中的最後抉擇。

在中南海永福堂，在這間書齋之內，田家英棄世而去；而他給後人隻留下了這樣兩行字，“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陳魯豫：5月22號的結論，5月23號你父親就走了？

曾自：就走了。我覺得我父親極大的失望，他追求的這些事業，他一生獻給主席這種熱愛，他覺得主席後來把他否定了，我認為現在想起來，這是他結束自己最最根本的原因。他如果覺得主席把他拋棄了，他就覺得沒有希望了。而主席所做的不對的事情，他又怎麽能夠去跟他辯個黑和白呢？他覺得他沒有這個身份去跟他辯個孰是孰非啊。他認為主席對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劃為敵人了。這是他最大的悲哀，實際說他要是對於怕陳伯達他不怕，從來都是跟陳伯達做鬥爭的，所謂鬥爭不像咱們說那種鬥爭。他很看不慣陳伯達虛偽的做法，我母親說你老跟陳伯達鬥嘴鬥鬥鬥，你倆這個鬥爭是什麽鬥爭啊？這還用問嗎？階級鬥爭啊。陳伯達福建話說不過我爸爸，我爸爸四川話說得特別特別溜，陳伯達嘴就特別笨，就急，往往吵到最後，陳伯達張口結舌沒話說，就給他頂得啞口無言，那麽江青呢，等於是建國後，實際她地位特殊，但是我父親也不買她的帳，實際上他並不是因為他倆，他知道是他倆害他，但是也不是因為怕他倆，

陳魯豫：他最看重那個人已經不信任他了。

曾自：對。

陳魯豫：對他來說這是個很大的打擊？

曾自：對。

陳魯豫：所以你相信你爸爸是自殺的？

曾自：是自殺的。太像他了，就是說他是一個真性情的人，像他做的事。

陳魯豫：那後來是誰第一個發現他的呢？

曾自：發現他的是勤務員，勤務員中午給他打飯，打完飯以後，怎麽也找不到他，實際他把門反鎖起來，就在那個書房那邊，是上吊去世的。然後這時候我母親在機關呢，中組部的安子文給她打電話，哎喲，我母親說她當時頭懵了，早晨走的時候，好好的，沒想到他會有這種，然後旁邊這些負責的人就揪著她的胳膊，她說把我揪得都生疼，都揪出手印來了，一定要你過去看，她看了，後來她認為，看就是讓你證明認可他是自己去世的。

陳魯豫：你媽媽沒告訴你跟你姐姐？

曾自：沒辦法告訴我們。可能要保密，當時看完了以後，就立竿見影的，非常快地，你離開中南海吧，你看我們早晨都上學，就從家裏就走了，然後我母親下午三點鍾回去，你離開中南海吧，她說我就拿了一點最簡單的，連錢都沒有拿，就好像認為就是臨時出差的感覺，牙刷、毛巾就走了，走了以後，我們就從此再也沒回過中南海，就搬出來了。

田家英選擇了這種特殊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清白，而在當時，他的死卻被認定是畏罪自殺。事隔不久，曾自從同學口中得知父親的死訊，而這也是她生平第一次得知父親生前一直擔任著毛澤東的秘書，驚愕之餘，還是孩子的她同樣也對父親的事難以理解。

陳魯豫：聽到你爸爸去世的消息。你那個時候真覺得你爸爸是有罪的？

曾自：對，就是這麽想的。就覺得，人家跟我說的第一句話他是，他把五卷燒了，他是反黨的。那我想反黨那就是該懲罰嘛。

陳魯豫：所以那時候也沒有覺得痛苦？

曾自：沒有，真的沒有，那時候運動如火如荼的，完全投入到大革命運動裏去了。

在田家英去世之後，很長時間之內，他的家人一直都生活在陰影之下。
田家英的夫人董邊，文革之前一直在婦聯工作，1966年8月25日，因受到丈夫牽連，她被《人民日報》頭版點名批評。

而在離開中南海之後，在如火如荼的政治運動之中，董邊帶著曾自退避在破舊的大雜院裏。年幼的曾自搞不懂當時的階級鬥爭究竟是什麽，但是當她談起當年與母親相依為命的那段日子，心中依然留有一份難以釋懷的歉疚。

陳魯豫：可等到你們母女三個人相依為命的時候，你跟你媽媽關係，可能很奇怪，應該是最親近的一段時間，之前你和你媽媽是很嚴肅的，可能你們之間沒有那麽親密，

曾自：對

陳魯豫：她要吃哪些苦那會兒？挨批？

曾自：挨批鬥，掛著牌子去挨批鬥，北京市開個萬人大會，中央機關開個萬人大會，說拉走就拉走，說批鬥就批鬥。挨批鬥，再加上勞動，強烈高壓的勞改，我覺得我現在說起來的話，我覺得我是三重心理狀態，我覺得我媽媽既是一個首先她是一個是被人說她是犯了罪的那麽她就是敵人的媽媽。我覺得她是一個敵人，然後我要和一個敵人生活在一塊，我也覺得挺恐怖的，敵人的媽媽，然後呢，又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媽媽，我就從來沒有這麽近距離跟她生活過，原來一個房子也特別大，兩個人基本不在一個屋頂下生活。都是我那個老媽媽帶著我，我們就突然變成了一個12米房子，每天晚上都要吃喝生活在一塊，然後就覺得特別陌生，我說她那麽嚴肅，現在哪兒去了？就變了，我覺得她好像變了。然後又是一個感覺到時時感覺到她在關心著我，很多小事她都要照顧我，我覺得她又是一個在關懷我的媽媽。

陳魯豫：你可能既喜歡這種關懷，又覺得不應該接受一個敵人的關懷？

曾自：對，對，特別矛盾，那時候都是粗糧嘛，那點細糧吧，做成饅頭，做成米飯，她絕對輕輕地推到我跟前，也不敢說，也不敢說這個飯，你吃，她不敢說，她隻要說一個你吃，我肯定就頂她，我就會說，你巴結我也沒有用，我就那種心理，我就覺得人家讓我去跟她劃清界線，我時時地牢記住我要劃清界線，這三年期間，我沒叫過一聲媽媽，你得劃清界線啊，內心深處心甘情願，就不能再叫了，你叫媽媽就是劃不清界線。

陳魯豫：可是內心會不會覺得這個媽媽比以前溫暖了，其實我很喜歡這個媽媽？

曾自：反正變了，和以前威嚴的媽媽不一樣了。

1969年初，17歲的曾自作為北京知青到吉林北部白城專區插隊，當時，母親董邊則被下放到幹校接受勞動改造。

春去秋來、流年似水，曾自也在漸漸成年之後，愈發能夠讀懂父親的枉死和母親苦苦支撐的那份艱辛。而曾經過往的一切卻難以重頭開始。

1980年，中共中央為田家英平反，一場冤案最終得以昭雪。
在重新舉行的田家英追悼會上，悼詞之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評價：“他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

曾自：我有一個朋友，他的爸爸是十歲的時候，就離開他了，他有一天就說的，我給你讀一篇文章吧，然後他說：那時候我小，不懂得什麽叫死，不知道死意味著什麽，然後他說，等我長大了，我總感覺到，我的父親就好像沒有死，他總是衝我笑，而且站在一條河的那邊，等我長大了我才知道，那是一條我過得去，而他過不來的河。哎呀我當時。

陳魯豫：這是你的感覺？

曾自：我當時聽到，他說那是一條，那是一條我過得去，他過不來生命之河，中間有這句話生命一河，我忽地一下，我那個眼淚，因為我們高高興興在聊天，在讀稿子，根本沒有那種進入角色那種感覺，我突地一下眼淚就湧出來了，當時我就向他表示，我說怎麽你寫的你怎麽就像是在說我呀，我說我就是這種感覺，當我特別想念我父親的時候，他還是那麽年輕，我長大了，他沒有變老，他總是那麽英俊，特別愛笑，而且我想他的時候，我就覺得他沒有死，他就站在一條河的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