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西方的“黃禍”恐慌

“義和團”與“傅滿洲博士”：20世紀初西方的“黃禍”恐慌

作者：周 寧

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有兩種“黃禍”，一種來自中國本土，一種就在西方。有關義和團的恐怖傳說，是西方20世紀中國形象的一個陰暗恐怖的、以地獄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紀西方輕蔑、鄙視的鴉片帝國的睡獅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個垂死僵化的帝國軀體內，還蘊藏著一種邪惡的危險的因素，一種令人想起東方地獄與世界末日的因素。現實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現著現實中西方對中國體驗到的種種欲望、焦慮與恐懼。“黃禍”恐慌在很多時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

義和團是本土的中國人代表的“黃禍”，“傅滿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黃禍”。那些生活在倫敦、舊金山“唐人街”的、在西方人看來醜陋、陰險、狡猾、肮髒、冷漠而又勤奮、麻木而又殘忍的野蠻的“中國佬”。 “他們中大多是些惡棍罪犯，他們迫不得已離開中國，又沒有在西方世界謀生的本領，就隻好依靠他們隨身帶來的犯罪的本事。” 這是更為迫近的“黃禍”，直接威脅到西方世界的安全。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黃禍”可以體現在關於一個曆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體現在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為基礎，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國移民為基礎。我們關注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證的可能。真實的義和團事件，可能用來表現莫須有的“黃禍”，而表現“黃禍”恐慌的虛構的恐怖小說，又暗示著現實世界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通俗文藝與嚴肅曆史，虛構與現實之間的文本相互指涉、相互依賴。



一

20世紀開始的那年，爆發了義和團起義。這大概是1840年鴉片戰爭後，又一次引起西方廣泛深切注意的事件。因為一再經受打擊、幾乎處於癱瘓狀態的中華帝國，突然從其腹地，社會的最底層，一個神秘莫測而又危險可怕的中心，爆發了一次野蠻的、洪流般的反抗。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漫山遍野的黃種人在亞洲的廣闊天幕下，排山倒海地撲向孤島式的西方人貿易與傳教的據點。那裏微弱的文明之光將被這野蠻殘暴的黃色浪潮吞噬。這是西方人難以想象也不敢想象的。

義和團的恐怖故事傳到西方，似乎證明了他們某種不祥的預感，也喚醒了他們集體無意識深處沉睡的噩夢。預感是關於“黃禍”的預感，而噩夢則是“啟示錄”中的末日景象：如海沙般眾多的魔鬼部族，將攻占蒙愛的聖城……

首先是“黃禍”傳說。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戰敗，半個多世紀中國在一係列國際衝突中連連失敗，已接近衰亡與屈辱的極限。這一年裏，德國皇帝威廉二世開始在公開場合提出“黃禍”（Die Gelbe Gefahr）說法，並命令宮廷畫家赫爾曼·奈克法斯（Herman Knackfuss）根據他想象中的黃禍景象畫一幅畫，製版印刷後送給他的親友大臣和歐洲其他主要國家的統治者們。畫名就叫“黃禍”，畫中七位天使一樣的人物分別代表德、英、法、意、奧、俄七個西方國家，她們拿著長矛與盾牌站在一處懸崖上，頭頂是一個大十字架的背景，大天使米歇爾（Archangel Michael）站在崖邊，大家麵前，表情嚴肅而神聖地說：“歐洲國家聯合起來！保衛你們的信仰與你們的家園！”在懸崖深澗、隱約的山河城廓的那一邊，半空中懸著一團奇形怪狀的烏雲，烏雲中心閃現著一團火焰中佛陀的坐像，騎在一條中國式的惡龍身上。

威廉二世聳人聽聞的黃禍幻景，雖然沒有多少人認真，甚至有人提出異議， 但畫家的畫卻很快流傳開來。1898年，美國也將《黃禍》作為宣傳畫印刷發行。如果說德皇的黃禍恐慌完全是捕風捉影，英國美國倒還有一些難以啟齒的理由。對英國來說，那是對中國的軍事侵略與經濟掠奪使他們在勝利的得意中也隱約感到某種恐慌，他們隱約預感到中國人總有一天會對大英國采取報複行動的。對美國而言，問題更具體，華人勞工移民在勞動力市場與種族觀念上對美國人構成威脅，已經出現過排華風潮，都是“黃禍”恐慌的現實與心理背景。克爾南（V. G. Kiernan）談到“黃禍”時指出：

“有可能出現的中國威脅表現在經濟與軍事兩個方麵。如果中國被迫接受現代工業化，那麽中國難以計數的勞苦大眾就可以讓中國產品泛濫於世界 。這是一個令人想起來毛骨悚然的前景，有位作家坦率地承認自己有一種幸免於難的欣慰，‘不管怎樣，我們是看不到那一天了。’ 當時還有人抱怨，‘在中國謀生的外國人的數量，已經日漸減少’ 。正是那些僑居中國的西方人，最容易感到擔憂與恐怖，而他們的看法又影響家鄉公眾輿論的偏見。從軍事角度看，中法戰爭後，‘人們似乎已經想見中國佬滿世界亂跑的景象’； 20年後（作者所說的西方人的種種恐慌，都在19－20世紀之交的那幾年——引者注），這種危險可能就更加緊迫，如果有一個國家最終控製了中國，就像不列顛控製的印度那樣，在中國龐大的人口基礎上建立一支高素質的、規模驚人的軍隊，一切就不堪想象了。有一位英國鴉片煙鬼說，如果英國能夠占領中國，“20年內就可以建立一支打敗全世界的軍隊”， 如果沙皇的軍隊可以得到中國的人力資源上永不枯竭的補充，他們就無往不勝了。有關俄國統治中國並使用中國統治世界的預言，早在19世紀中葉就可以聽到，19世紀臨近終了的時候，一個美國人曾預言：俄國將統治中國，然後印度——‘亞洲將開始征服歐洲’。

……

在一般人的頭腦中，黃禍帶來一種模糊的驚恐，隻要一想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萬湧到其他國家，人們就會不寒而栗。歐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國，對龐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對他們來說，亞洲人口泛濫，歐洲如果沒有技術上的領先，根本就無法應對。他們用‘蒙古遊牧部落’（horde）貶稱中國泛濫成災的人群，該詞最早出現於歐洲語言，指中亞腹地洶湧而出的野蠻人，他們是些半人半獸的怪物，不知所來，也不知所向，所到之處，無不令人驚恐……

克爾南想說，西方人的“黃禍”恐慌，其實既不是經濟的，也不是軍事的，而是對龐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種“心理上的”（Mentally）的恐慌。這種恐慌可能根本沒有什麽現實或可能的威脅，隻是它那令人厭惡的、異己的存在，就讓西方人感到緊張、痛苦。麥都思曾描述過擁擠在地獄般的國土上的龐大的中國人口。並對此表示過傳教士特有的同情。西德莫爾（Eliza R. Scidmore）沒有傳教士的同情，也毫不掩飾自己的種族主義偏見。他在《萬歲帝國》開篇道：

“從來沒有一個外族人能夠深入了解黃種人的思維方式。他們思維的起點與終點都與我們不同，是一個和我們相反或顛倒的過程，我們無法追蹤和理解。……對於所有的東方人來說，沒有一個民族像中國人那樣跟我們的差異那麽大。沒有一種記憶、風俗、傳統、理念、詞根或是任何一種象征能夠把我們的過去和他們的過去聯係起來。這就像在盎格魯撒克遜人與中國人之間,沒有任何同情、關切、同感和默契可言。

他們巨大的數量和相似性令人震驚，任何一個單獨的個體與他的三萬萬同胞的相象是讓人感到可怕的。在這個巨大的帝國的任何一個地方，每個人都發現他們擁有相同不變的生理和心理模式——相同的黃色皮膚、堅毅的性格和刺耳、機械的語言；相同的住房、墳墓和服裝；相同的偏見、迷信和風俗；相同的自私的守舊性和對於過去、古老事物的盲目崇拜；這種單調乏味、前後一致和人物、事件都不斷重複的生活，令人討厭，幾乎使人感到怨恨。在他們占據的土地上，從西伯利亞到交趾支那，無論在哪裏，他們都留著卑賤的辮子、穿著毫無感覺的棉鞋；無論在哪裏，這人類最低劣的種族都墮落到肮髒、混亂之中。他們頹廢、沒落、麻木不仁，甚至對財富的喪失也無動於衷；他們自負、自私、頹喪、懦弱和迷信，沒有想象力、感情、騎士精神或幽默感；他們不會熱心於任何鬥爭，包括那些能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甚至對於誰將統治他們或誰將篡奪君權也漠不關心。”

“黃禍”更多是一種西方文化對東方的想象中固有的幻象。龐大的異己的人口本身就給西方人造成心理壓力與恐慌。如果他們不好鬥也不好動，麻木不仁，那麽最多也隻是反感和厭惡，世界上竟有這樣一個卑劣的種族存在而且不斷增長；如果有一天，這麽龐大的人口突然變得嗜血好戰，武裝到牙齒，反感或厭惡就變成了恐懼和仇恨。那將是世界最黑暗的時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

克爾南強調中國龐大的人口對西方造成的心理壓力。實際上“黃禍”恐慌的原因，可能更為多麵更為複雜，有曆史的也有心理的，有經濟軍事的還有文化、政治的。西方文化充滿排斥性與侵略性，異域想象賦予異域的特征，也經常帶有想當然的排斥性與侵略性，對異域文化的想象經常是“以已度人”的。羅伯特·杜魯斯（R.Druce）分析“黃禍”的意義時指出：“不管怎樣，某種有關‘黃禍’的觀念不斷侵擾著歐洲人的想象。‘黃禍’是一係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無。它對西方本土經濟的威脅在於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工的湧入；對西方哲學與基督教會的威脅在於佛教的傳播；而更大範圍中對西方勢力的直接威脅，則體現在中國正在與其他國家一道，爭取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當然，最不堪設想的恐慌，還在於一種惡夢，黃種人像洪水一樣在全球泛濫，最終統治世界。”



二

“黃禍”是一場惡夢，是西方文化集體無意識深處關於異域東方的恐懼。它可能找到曆史的依據與地理的方位，但本質上仍是心理的，是一種關於恐怖的想象的原型，曆史事件與地理方位，不過是將其喚醒並表現出來的方式。“黃禍”恐慌在西方有多種理由多種表現，但直到1900年義和團事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它還隻是一種沒有多少人當真的夢魘。義和團運動爆發，起初隻是山東山西幾位傳教士遇難，教堂被燒，然後是大批的團民湧入北京，圍攻教堂使館等。西方人的恐慌似乎終於應驗了。有關義和團事件的各類報道出現在西方，在人們想象中勾畫出可怕的“黃禍”景象：無數醜陋凶殘的黃種人，頭上腰上纏著血腥的紅布帶，揮舞著長矛大刀，野獸般嚎叫著，蝗蟲般漫山遍野地湧來，所到之處，火光衝天，過後便是廢墟一片。這是多麽可怕的、地獄般的、世界末日般的場景。西方幾乎所有有關義和團報道都在重複同一個故事，同一種恐怖的場景。在西方人的想象中，所有描述義和團事件的書信、小說、政府或教會報告，都在證明“黃禍”並非無中生有，而是曆史必然的劫難。傳教士的報告描述了他們的同伴與妻小在山西被砍頭或以其他野蠻方式折磨至死的血淋淋的場景，教士、使節、士兵、商人以各種形式介紹他們被困在北京教堂與領館的那個死亡夏天的日日夜夜。這些著作報道在義和團事件及隨後的幾年中，充斥著整個西方社會，以至1906年，親身經曆義和團事件的英國人普南·威爾（B. L. Putnam Weale）要發表自己的見聞書信時，他的朋友告訴他，僅他自己的藏書中，就有43種有關義和團事件的著作，這還僅限於英語，不算西方其他語言寫成的有關著作。

“黃禍”終於成為現實。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黃禍”與義和團事件具有某種“互證”關係。義和團事件使“黃禍”的預言應驗；西方人關於義和團的想象，又來自許許多多所謂親身經曆者的“故事”，而所有這些“故事”，聽上去又是同一個恐怖的故事，即“黃禍”的故事。普南·威爾希望以自己的親身經曆“以正視聽”，而他描述的“事實”依舊是“老故事”，隻是加入了一些個人想象。他的《北京隨筆》一開始就描述了一個處在戈壁邊緣、野蠻世界邊緣的黃塵漫天的城市——北京。這個城市在曆史上不斷被野蠻遊牧部落入侵，洗劫、殺戮、夷為平地，已成為上帝在這個世界上選中的、反複展演世界末日景象的舞台。又一次劫難到來了。義和團像過去來自草原上的那些遊牧部落一樣，湧入這個黃塵彌漫的死亡之城。他們粗野尖厲地嚎叫著，像地獄裏的惡狗（Hell Hounds），他們放火焚燒房屋，火光與濃煙吞噬城市。這是普南·威爾描述的義和團進城的那個晚上：“……依舊忠於職守的帝國衛兵剛剛關上韃靼城門，就聽到一陣嚎叫，以前我從未聽到過這麽尖厲可怕的聲音也從未想象到世間能有這般恐怖的叫聲。義和團來了。義和團第一次向我們撲來，他們穿過哈德門，從東麵向使館區逼近。他們已經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了三天，幾乎沒有遇到任何阻力，除了我們這裏的百十杆槍。義和團加上北京城裏的那些流浪無賴，發現在漢人城裏已經沒有什麽值得施暴的，大概又聽說他們可以隨意處置那些基督徒和歐洲人，所以他們就蜂擁向內城。他們發瘋地嚎叫著，一陣一陣地，所有的人同時重複著兩個字：殺、燒，而且聲音一波比一波大。我曾聽到一大群沙皇士兵向沙皇致敬時的吼叫如何響徹雲霄，那種聲音奇特極了，但是，還遠不如現在義和團嚎叫得可怕。這種叫聲聽起來讓人血液都凝固了，它淒厲、空曠，一聲一聲地重複，幾個小時從未間斷，叫聲中包含瘋狂與邪惡。……我們中的婦女已經嚇呆了，水手們咕嘟著，這不是戰爭，比戰爭更可怕，是但丁描寫的地獄。你直覺中已經預感到，如果這些人衝進來，他們會將我們的肉一片一片地從骨架上撕下來，夜漆黑，寶塔與城牆上箭樓的影子，看上去猙獰可怖，義和團可能隨時都會衝擊來，使我們粉身碎骨。”

最恐怖的不是某種經曆，而是關於某種經曆的想象。普南·威爾與許多義和團事件的見證敘事者一樣，他們更多在描述自己關於恐怖的想象。這種聲色俱全的想象是最可怕的，義和團野獸般的嚎叫、血腥的紅色腰帶……一位小時候讀過有關義和團事件的書籍的美國傳教士，聽說自己將被派到中國傳教時，做了一夜惡夢 。義和團圍攻使館教堂，既是一次曆史事件，又是西方人想象中“黃禍”恐慌的證明，後者在想象中比前者在現實中的經驗更加恐怖。後者的恐怖具有曆史與宗教文化心理的深遠背景。普南·威爾說：隻有在北京這座城市，才能夠想象義和團的恐怖，因為這是個在曆史上反複被野蠻部落殺戮塗炭的地方；從金到元，從元到清，草原遊牧部落經常從黃塵四起的戈壁中湧來，燒殺搶劫之後，屍體血汙成泥，房屋宮殿成塵。如今又是一個塵沙蔽日的夏天，野蠻人再一次湧來。普南·威爾和他那些同伴在事變及其隨後的回憶中，總禁不住將義和團與野蠻的草原遊牧部落的入侵聯係起來，同一種野蠻勢力，同一種野蠻方式甚至同一批野蠻人。曆史的惡夢突然複活在眼前，紀元四世紀阿提拉手下的匈奴人血洗羅馬城市、紀元十三世紀拔哥率領的蒙古大軍橫掃多瑙河畔，進逼布達佩斯，如今這些義和團，在西方人的想象記憶中，就是阿提拉與成吉思汗的後代。這是曆史記憶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對義和團形象的塑造。還有宗教記憶，當年蒙古大軍進逼奧地利，驚恐萬分的基督徒最直接的感覺就是世界末日到了，《聖經·啟示錄》中描述的世界末日的景象全部應驗：鎖在無底深坑裏的龍，或古蛇，也就是魔鬼，將“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聚集起哥革與瑪各的部族，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圍困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啟示錄》第20章）。中世紀歐洲人第一次見到中國的龍的形象，就確認魔鬼就是中國的龍。“韃靼人” （Tartar）在拉丁語中的意思是“來自地獄裏的人”(Tartarus)，而蒙古人（Mongolian）則直接令人想起《啟示錄》中所說的魔鬼的部族哥革與瑪各(Gog和Magog)。描述義和團的西方人，既在描繪他們目前的義和團，又在描繪他們“目後”集體無意識深處的世界末日與地獄幻象。

在西方人的義和團想象中，我們既可以發現他們的曆史記憶，又可以發現他們的宗教記憶。義和團形象在某種程度上，是他們關於世界末日的幻想原型的表現。魔鬼部落來自東方，他們可能是匈奴人、蒙古人、義和團，他們以海沙般的人數圍攻基督徒的蒙愛之城，世間已沒有什麽比末日更可怕的了，而東方魔鬼部落的降臨，就是末日。義和團不僅印證了他們的黃禍預感，也印證了他們內心深處的千禧末日的預感。這是同一種原型，東方、中國，蒙古人或義和團，都不過是想象地圖上想象的角色。

威廉二世的“黃禍”想象在眾多的義和團事件的報道中，變成了“真實”。更讓人信服的是，畫中那七個國家 加上一個日本，組成了八國聯軍，迅速占領了北京，並四出追殺逃散的義和團民。這是一個恐怖的故事，但有一個“光明的”結局。早在義和拳剛剛在山東、山西出現，幾位傳教士遇難的時候，西方人就已表現出複仇的急切。義和團進京，圍攻教堂使館，美國《時代》雜誌刊文稱：“中國，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已經對我們發動了戰爭，北京的屠殺已經開始而且還將進行下去。所有的西方文明國家必須武裝起來複仇。必須像對待食人生番那樣對待中國人，將北京夷為平地”。越來越多的恐怖故事從中國傳來，“白人婦女們正在遭受難以名狀的野蠻折磨，據我們所知，有些受難者竟連續幾天忍受可怕的酷刑折磨，痛苦難以細說，印度雇傭軍起義的暴行也沒有這般殘酷。”“孩子們被當著父母的麵殺害，婦女被強暴奴役，父母的折磨、殘殺……毋庸置疑，文明世界不可能忍受這種殘暴的屠殺，我們必須複仇……” 在西方敘事中，義和團事件已不是中國與西方之間、義和團驅逐殺害洋教洋人的衝突，而是野蠻對抗文明，中國對抗世界的衝突。他們在將中國等同於野蠻的同時，也將西方等同於文明。這樣，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就不是民族與國家之間，宗教之間的簡單偏狹的仇殺，而是文明征服野蠻，體現著曆史進步必然規律的正義行動。

所謂“中國對抗世界”的故事，終於以“世界”征服中國結束。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寫作《北京之圍：中國對抗世界》一書時，筆調是輕鬆的，就像他在寫給讀者的那段“前言”中開的那個玩笑，那是大洋彼岸的一場狩獵。 英國士兵尼格爾·奧利芬特（Nigel Oliphant）出版於同時期的《北京使館之困日記》 ，也以同樣的結構敘述義和團恐怖殘酷的“圍困”與八國聯軍的“解放”，同樣是個光明的故事。他們的著作代表著當時絕大多數義和團著作的態度。這是一個以恐怖與邪惡開始，最終英雄戰勝恐怖與邪惡的老套傳奇。似乎隻有少數例外，一是像法國海軍軍官，富於東方主義想象的文學家彼埃爾·洛蒂（P. Loti），他隨八國聯軍進入北京後，為北京的廢墟、死屍、搶掠所吃驚，他哀歎世界上這個最後幸存的古老文明的神秘輝煌的都城，如今也消失了，地球上再也沒有美與神秘，而那些慶祝凱旋狂歡的西方人，很少有人能想到，總有一天他所見過的中國那些“樸實精壯的農民”會掌握法國人的“現代的殺戮手段”，到那時後果將不堪設想。 另一例可能就是普南·威爾，他不僅描述了義和團圍攻使館與教堂的恐怖，也描述了八國聯軍洗掠北京的恐怖。 這是同一種野蠻，似乎沒有戰爭是正義的。

有關義和團的故事，是西方20世紀中國形象的一個陰暗恐怖的、以地獄為背景的序幕。它在19世紀西方輕蔑、鄙視的鴉片帝國的睡獅形象上，加上了一些可怕的色彩，似乎那個垂死僵化的帝國軀體內，還蘊藏著一種邪惡的危險的因素，一種令人想起東方地獄與世界末日的因素。

義和團事件證實的“黃禍”恐慌，最終也隻是虛驚一場。它的結局並沒有威脅到西方國家，反而導致了那個“天朝帝國”的滅亡。慈禧太後逃往西安，八國聯軍進駐紫禁城，在慈禧的寢宮裏，普南·威爾坐在“這位亞洲最有權力的女性”的床上，看著房屋一角那個華麗的銀製夜壺，盡量體會這個垂死的帝國權力中心的陳腐、乏味、永夜難眠的生活。那個用自己高超的權謀統治整個帝國，又幼稚到相信義和拳刀槍不入的慈禧太後，一年半以後（1902年1月）才回到北京。她從洋人給她提供的專列上走下來時，發現車站裏有那麽多她過去討厭的洋人，但她還是“按照中國婦女的禮節，向他們行禮”。 緊接下去又在紫禁城的大殿裏宴請這些西方使節、軍官的太太孩子們。美國公使的夫人代表眾夫人致辭：“……我們衷心地祝賀您和皇室的其他成員重新回到美麗的皇城……過去兩年發生的事情對您和世界其他人民一樣都是痛苦的；但是這種悲慘經曆的創痛是可以消除的……” 這種措辭總讓人聽起來有些別樣，似乎是主客倒置了。不管怎樣，鴉片戰爭以來曆次內亂外患，已使這個帝國無可挽救了，崩潰隻是一個時間的問題。1911年少數革命黨在少數城市意外的起義成功，竟使這個近400年的天朝帝國傾刻間分崩離析。滿清滅亡了，作為一個帝國，它已不可能再威脅西方。英國人莫裏斯·科林斯（Maurice Collins）在《大內》一書中說，“明朝的沒落是中國曆史的一幕，而清朝的滅亡則是世界曆史上的大事”。它標誌著中華帝國數千年強盛的終結，一種世界古老文明的衰落。然而，這不隻是災難的開始，科林斯1912年說：“這出長劇遠沒有就此結束。如果說過去中國曾災難深重，那麽她注定還將遭受十倍於此的災難。”



三

中國作為一個帝國，已不可能再威脅到西方，八國聯軍的凱旋在新世紀的早晨將他們從義和團的惡夢中喚醒，但“黃禍”的恐慌即使在清天白日下，也還是無法消除。中國人巨大的數量與相似性，與西方人格格不入的、不可思議的個性，隻要一想起來，就令西方人感到不安。在西方人的想象中，那些難以計數的中國人，冷漠、麻木、頑強凶殘甚至詭計多端，就像一個隻有一張麵孔、一個頭腦，卻有無數支手腳的黃色怪物，他們才是曆劫長存的、真正的“萬歲帝國”所在。 最可怕的是，這些年裏，他們竟不聲不響地移民海外，深入到歐洲、北美，住在倫敦或舊金山，與神經脆弱的白人鄰室或鄰街而居，讓麥克白夫婦們經常聽到可怕的敲門聲。帝國已經不再可怕了，可怕的是帝國留下的無數的個人，他們正悄悄地、瘟疫一樣地流溢世界，蝗蟲一樣地吃光世界上的糧食，撤旦式地在個人的身上，突然複活帝國的魔影。這是西方人想象中的另一種黃禍，西方本土的黃禍。

義和團事件過去了，但黃禍的恐慌在西方並沒有消失。那些出現在他們生活中的中國移民，仍不時喚起他們的惡夢。1912年，滿清帝國剛剛滅亡，科林斯說中國的苦難才剛剛開始，這一年，英國通俗小說作家薩克斯·洛莫爾（Sax Rohmer）開始創作有關“傅滿州博士”的係列小說。傅滿洲的形象，一個陰險狡詐的中國人，成為20世紀西方想象中近在西方的“黃禍”的化身。

陰險狡詐的傅滿洲，成為20世紀西方大眾想象中“黃禍”的化身。洛莫爾在回憶自己最初的創作動機時說：“我常想為什麽在此之前，我沒有這個靈感。1912年，似乎一切時機都成熟了，可以為大眾文化市場創造一個中國惡棍的形象。義和團暴亂引起的黃禍傳言，依舊在坊間流行，不久前倫敦貧民區發生的謀殺事件，也使公眾的注意力轉向東方” 洛莫爾所說的謀殺事件指1911年倫敦東頭的一樁團夥犯罪案，據說與當地華人黑社會有關。在這種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傅滿洲——一個“中國惡棍”的形象誕生了，成為近一個世紀間西方最著名的“黃禍”的化身。

傅滿洲所代表的“黃禍”，或者說他所表現的西方大眾想象中關於黃禍的恐慌，已不是遠在地球另一邊的中國的義和團，而是近在西方世界核心的華人移民。那些在西方人看來醜陋、陰險、狡猾、肮髒、冷漠而又勤奮、麻木而又殘忍的野蠻的“中國佬”。洛莫爾曾想將中國人（Chinese）與“中國佬”（Chinaman）分開，中國人指那些依舊守在中國本土的中國人，中國佬則指流竄到西方，生活在西方大城市的陰暗的“唐人街”（Chinatown）中的中國移民，“他們中大多是些惡棍罪犯，他們迫不得已離開中國，又沒有在西方世界謀生的本領，就隻好依靠他們隨身帶來的犯罪的本事。” 這是更為迫近的“黃禍”，直接威脅到西方世界的安全，使可憐的西方人，即使呆在自己溫暖的家裏，也會不時感到驚恐萬狀。

義和團是本土的中國人代表的“黃禍”，“傅滿洲博士”是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黃禍”。傑羅姆·陳（J Ch’en）在《中國與西方》一書中，分別討論過不同的中國群體及其與西方人的不同關係，代表的中國形象或給西方人造成的中國印象，也不盡相同。在西方人的心目中，由本土的中國人與西方的中國移民代表的中國形象，可能不一樣，中國留學生與中國勞工，給西方人的印象也不一樣。當然，他們經常會將唐人街的中國人當作他們想象中中國人的代表。 這些中國人戴著西式禮帽，腦袋後麵還拖著個的長辮子，不男不女，他們雖然也穿著上衣長褲，但寬寬大大，看上去像睡衣睡褲。不倫不類。他們說著一種由刺耳的尖叫構成的古怪的語言，聊天竟像是吵架。他們把洗衣做飯當作職業，中國餐館中國洗衣店，他們聚在擁擠肮髒的唐人街，一聲不響地從事販毒、賭博、賣淫等邪惡的活動，他們沒有法律，隻有黑社會……倫敦與舊金山的唐人街，留給西方對中國人的直接的印象是，那是不可思議而又危險的一群，他們以各種邪惡的手段生存，在他們那種可怕的忍耐痛苦與屈辱的沉默中，隨時都醞釀著陰謀，任何時候都可能爆發出危險。唐人街的中國人，給了洛莫爾表現西方人內心恐懼的形象。洛莫爾說，他有了創作的念頭，讓“中國佬”當他的恐怖小說的主人公，一定會造成西方讀者想象中最恐怖的效果。一連許多夜晚，他都去倫敦的唐人街，試圖見到一個姓金（Mr. King）黑幫頭目，最後，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閃開的門透出燈光，一閃而過，燈光下，他看到一張令人毛骨悚然的中

國人的臉：

“……一個穿製服的車夫——也是個亞洲人——輕巧地跳下車來，打開車門，乘客走下車來。街對麵房屋的窗戶亮起了燈光，麵街的大門打開了。

一個高個頭、富有的中國人，穿著一件帶毛領的大衣戴著皮帽子，敏捷地走進門，身後跟著一個穿著灰皮披風的阿拉伯姑娘。她的形象在我眼前一閃而過，就像艾德蒙·杜拉克為《一千零一夜》所畫的插圖上的人物。

門關了。窗前的燈光也熄滅了。車夫跳上車，熟練地將車退出街口，街道窄得幾乎沒有車掉頭的餘地。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裏，從來沒有過地激動。就在開門的一刹那閃過的燈光下，我突然看到皮帽子下的那張男人的臉。在我此時此刻，我想象中的魔鬼的形象，突然活了，就是他那張臉。在我以後的小說中不斷描述的、大家都跟我一樣熟悉的那張臉……我知道我見到了傅滿洲博士，他的臉就是活靈活現的撒旦的臉。”

洛莫爾創作的“傅滿洲博士”，成為一個世紀間西方大眾文化中“黃禍”的形象代表。他瘦高、禿頭、倒豎著長眉，麵目陰險猙獰，走路沒有聲音，舉手投足都暗示著陰謀與危險。在《陰險的傅滿洲博士》一書中，洛莫爾這樣描述他：“你可以想象一個人，瘦高，聳肩，像貓一樣地不聲不響，行蹤詭秘，長著莎士比亞式的眉毛，撒旦的麵孔，禿腦殼，細長眼，閃著綠光。他集所有東方人的陰謀詭計於一身，並且將它們運用發揮得爐火純青。他可以調動一個富有的政府可以調動的一切資源，而又做得神不知鬼不覺。想象這樣一個邪惡的家夥，你的頭腦裏就會出現傅滿洲博士的形象，這個形象是體現在一個人身上的‘黃禍’的形象。”

如果說義和團是體現在麵目不清的無數黃種人身上的“黃禍”形象，傅滿洲博士則是體現在一個人身上的“黃禍”形象。傅滿洲代表著西方人心目中關於那些中國移民的想象，他們陰險、狡詐、凶殘，他們已經深入西方社會，並在自己的唐人街建立了一個隨時準備顛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國。他也代表著西方人心目中中國本土的那些“滿大人”。他們同樣邪惡但卻溫文爾雅，不動聲色。他們控製著一些無惡不作的地下組織，具有超人的能力，喪心病狂地要征服世界，消滅白人。



四

西方人的“黃禍”想象，不僅是以中國為背景的，它可能涉及到整個亞洲，隻不過20世紀絕大多數時間裏，中國是其主要背景，而以傅滿洲為代表的中國人是“黃禍”的禍首。隻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間，日本人才取代中國成為“黃禍”的“禍首”。

洛莫爾在1913到1959年間，一共寫過以傅滿洲博士為主要反麵人物的13部長篇小說，3部短篇小說和一部中篇小說。在所有這些小說中，傅滿洲的主要活動便是施行謀殺與酷刑。他發明了各種稀奇古怪的謀殺方式，諸如利用毒蛇、蠍子、狒狒等動物或利用高科技手法配製的毒藥，而所有這些謀殺手法，又都帶有明顯的所謂的“東方的野蠻色彩”，就像德昆西的鴉片夢幻中東方也充滿著陰毒的蛇蠍、狒狒、鱷魚一樣。後者在《一個英國鴉片癮君子的懺悔》中描述噩夢般的“亞洲場景”：“我不知道別人是否可以體會到我這方麵的經驗；但我常想，如果我被迫離開英國，生活在中國，生活在中國人的習俗與生活方式，中國的環境中，我一定會發瘋……那裏人煙濃密，生命如草芥。亞洲龐大的帝國統治著龐大的人口，加上那些東方化的名字與形象，更是令人敬畏。中國，在所有這些方麵，都是超過東方其他地區，最東方甚至比東方還東方的地方。我為中國的生活方式、習俗感到恐怖，仇恨與無情將我們與中國人截然分來，我此時的感受細微而幽深，幾乎無法分析。我寧願住在瘋人院，或者跟野獸呆在一起，也比生活在中國人中強。所有這些，我能夠說清楚並有時間說清楚的，讀者必須自己體驗到，然後才能理解我感受到的這些東方夢幻和詭奇怪誕的神話的難以想象的恐怖。在我的幻夢中，那種赤道的炎熱與烈日灼烤下，所有奇鳥怪獸，蟒蛇巨鱷，蠻花野草，可用的，可觀的，赤道地區可以出現的東西，一齊都出現了，出現在中國或印度的背景中……”

傅滿洲小說都出自一個套路，這個套路在最初的三部小說《陰險的傅滿洲博士》，《傅滿洲博士歸來》、《傅滿洲博士之手》中已經奠定了。以後的作品情節基本相似。傅滿洲總是在策劃各種可怕的謀殺，利用各種難以預料的手段。傅滿洲的對手也總是那個名叫丹尼斯·奈蘭——斯密（D. Nayland Smith）的白人警察。故事發生的場景，可以從倫敦到加勒比海，從紐約到緬甸、印度，而不管故事發生在哪裏，都有一個背景中國，那裏似乎是所有罪惡的來源。

洛莫爾說他的“傅滿洲”小說不是要描寫一個世界範圍內的黑暗王國。他們擁有強大的政治、宗教、經濟與犯罪勢力，他們在西方世界活動，一起倫敦的謀殺案，可能根源在紐約，他們與東方中國有著密切的聯係，那裏可能是他們的老窩。他們不僅僅進行社會犯罪，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構成一個“超社會”(Supersociety)，“掌握顛覆政府甚至改變文明進程的力量……”。 洛莫爾的《傅滿洲博士之謎》（1913）出版，使他和他的人物都一舉成名。小說銷售了上百萬冊，被翻譯成10多種語言， 1929年，好萊塢也開始拍攝傅滿洲博士的恐怖電影，傳播麵更加廣泛。好萊塢一共拍攝了14部傅滿洲題材的電影，最後一部《傅滿洲的陰謀》問世，已經是1980年。在這一係列的小說、電影中，傅滿洲的計劃不斷被白人警察挫敗，而他又總能生出更奇特、更險毒的計謀。傅滿洲本人也可能在一部作品的最後造成假象，大家誤認為他已經死了，而到下一部作品中，他又活靈活現地出現在觀眾與讀者麵前。在西方人的想象中，傅滿洲代表的“黃禍”，似乎是一種永遠也不可能徹底消滅的罪惡。就像美國80年代的一部影片所暗示的。影片的名子叫《唐人街》（Chinatown），但整部影片的故事與唐人街或華人基本無關。一位警察自發調查一樁謀殺案，凶犯是一個白人企業巨頭，調查使他不斷陷入困境，最後他絕望了，望著消遙法外的凶犯遠去的汽車，他說：“這就是唐人街！”“唐人街”意思是指一種讓你無可奈何的罪惡。

“黃禍”似乎是一種莫名的、永遠無法消除的恐慌。它雖然不是直接指涉知識地圖上那個現實的中國，但的確在想象的背景上，與它有著直接的關係。傅滿洲係列的恐怖小說與電影，經常以中國甚至亞洲的政治宗教與文化狀況為背景，白人警官斯密說：“我們的命運都掌握在中國人這個長不大的民族身上！一個崇拜祖先的種族，什麽事都幹得出來……”小說的敘述者也說：“我們經不起任何失敗，否則黃色遊牧部落就會吞噬整個白人世界。” 傅滿洲故事表達了西方人的種族與文明的偏見與焦慮，傅滿洲的陰謀或者說是“帝國複興大計”，與中國20世紀初興起的民族主義建國思潮相關，冷戰時代，作為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態工具的傅滿洲形象，又與共產主義聯係起來。在1957年出版的《傅滿洲的複歸》中，傅滿洲已經100歲了，但依舊身體健康，他在與蘇聯合作，成為紅色陣營的陰謀家。當然，冷戰背景下傅滿洲的角色的想象並沒有表現得很充分，兩年以後，洛莫爾就去世了。他去世前發表的最後一部傅滿洲係列小說《傅滿洲皇帝》（1959）中，傅滿洲形象的現實背景又有了新的變化，他代表的是那個永恒天幕下的東方帝國，而不是轉瞬即逝的共產主義政權。他開始對抗那些克裏姆林宮的共產主義官僚們，他對一個被他綁架的英國生物學家說：“你總是把我們目標混同於那些破壞你們基督教醫院的共產主義傻瓜的瘋狂念頭。你總是把我的工作等同於那些竊居克裏姆林宮的狂妄自大、利欲熏心、蠱惑民心的政客……博士先生，如果現在這個所謂的文明還不會完蛋，那麽，像我所說的那些知識團體，就不可避免地要消滅那些試圖創造一個共產主義世界的隻知尋歡作樂的、厚顏無恥的騙子。” 洛莫爾已經老了，他的虛構所依靠的那個現實世界，如此變幻莫測，幾乎比想象還要離奇。東方帝國的土地上，出現了一個共產黨政權，而那個號稱代表正統與傳統中國的國民黨，則跑到了一個小島上，與共產主義陣營對立。在洛莫爾想象豐富的一生的最後日子裏，北京的共產黨政權正醞釀著與克裏姆林宮的共產黨政權的一次徹底決裂，這次決裂將導致中國共產黨政權與西方世界聯合對付的蘇聯的所謂霸權。虛構能暗示什麽，又能預示什麽？

我們關注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有多大程度的相互指涉相互印證的可能。真實的義和團事件，可能用來表現莫須有的“黃禍”，而表現“黃禍”恐慌的虛構的恐怖小說，又暗示著現實世界意識形態與權力關係。何偉亞（James Hevia）在《檔案帝國與汙染恐怖——從鴉片戰爭到傅滿楚》一文中試圖揭示在通俗文藝與嚴肅的帝國檔案，虛構與現實之間的文本的相互指涉與相互依賴關係。通俗文藝作品，也是“特定意識形態的產物”，並“主動參與權力關係的構造”：

“傅滿楚的帝國複興大計既依賴於他們領導的被稱之為‘神秘東方的最大的謎’的秘社——思蕃 ，同時也依賴他自己的腦袋，確切地說，是他不可思議的天分。內蘭德·史密斯認為‘思蕃’隱匿於喇嘛教的麵紗之後……源於東方思想中的依洛西斯（Eleusinian mysteries）‘秘密儀式’。與此同時它還是一個超級間諜傅滿楚所控製的諜報機構。傅通過這一機構與不同組織陣線合謀共事，這些組織包括狂熱的穆斯林原教旨教派，毒品私犯罪集團，傳統中國秘社，崇拜卡莉 的印度綠林和被稱之為‘Dacoits’的緬甸殺人越貨團夥等一係列反英團體……林林總總，卻都源於英國人對於英國境內外的亞非反抗所做的豐富的想象。

……在沃德 的筆下，猛然覺醒的中國對英方的亞洲統治構成了主要威脅。當時普遍性的對於鴉片貿易與鴉片戰爭後可能的中國複仇的焦慮使得這種論調更為可信。同時帝國網絡的雙向流動，對科技知識向有色種族傳播的恐懼以及英國隨時會被卷入冷戰或熱戰的狀態，都強化了此類焦慮。在這種大背景下，恐怕就不難理解對於東方智慧將能夠融合古今知識的隱憂，更不難理解中國陰謀論何以能夠如此流行。也正是在這種心態之下，一個能夠領導東方與西方列強抗爭的中國誕生了：它將首先擠出大競賽的參與者，然後驅除在亞洲的所有殖民統治，最後將歐洲人趕回他們從前就占據的歐亞大陸的一隅。”

在西方的中國形象中，“黃禍”可以體現在關於一個曆史事件的想象上，也可以體現在一個虛構的文學人物想象上，可以以中國本土的中國人為基礎，也可以以海外的中國移民為基礎。不管怎樣，現實是想象的素材，而想象，以各種隱喻的方式，表現著現實中西方對中國體驗到的種種欲望、焦慮與恐懼。“黃禍”恐慌在很多時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象。這種想象可以出現在嚴肅的政治、宗教報告中，也可能出現在通俗文藝作品中，它們表達的方式不同，但原型卻是相同的。這個原型不僅決定他們感知表達的內容，也決定他們感知表達的方式。西方有關義和團的所謂真實嚴肅的描述中，經常出現特定的末日幻象，有關傅滿洲的異想天開的通俗恐怖故事中，這個幻象卻不時地指涉“真實嚴肅的現實”。

西方的一個時代或一種中國形象，經常表現在不同類型的文本中，以不同的曆史事件為素材，卻遵循著共同的文化心理原型。一個更好的世界與一個更壞的世界同樣重要，因為西方文化時時刻刻需要構築這個“他者”，確認自身存在的切實性與安全性。原型還在想象中繼續，黃禍的恐慌還會在不同的曆史背景下以不同的文本形式表現出來。薩克斯·洛莫爾的傳記《邪惡的主人》開篇第一名話就說：“虛構比事實更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