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

作者：單世聯

聶榮臻是“文革”後較早寫作回憶錄的領袖級革命家。曆時數年的《聶榮臻回憶錄》1983年由戰士出版社出版後，受到鄧小平的好評。其中有關林彪及1969年“第一個號令”的詳細內容，是高級領導人中第一個以個人的名義對林彪及“文革”期間一些重要事件的評論，因此特別引人注目。戰士出版社後來改為解放軍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軍隊領導人的回憶錄。也可以說，《聶榮臻回憶錄》是一個範本。


１ 留歐

赴法勤工儉學的熱流起源於1912年蔡元培、李石曾、吳稚輝、吳玉章等組織的“留法儉學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人口銳減少，勞動力奇缺。除了戰時“參戰華工”仍在法國做苦力外，“留法儉學會”動員了不少有為青年人赴法半工半讀。以期引進西方文明，救國救民。這些人中有不少成為20世紀中國的棟梁之材。

1920年1月，聶到法國先學法語後打工，並接觸到馬列主義。差不多同時的還有陳延年、陳喬年、趙世炎、周恩來、蔡和森、王若飛、熊雄、鄧小平、蔡暢、向警予、陳毅、李卓然、劉伯堅、李維漢、李富春等，都在法國經曆了這樣的過程。他們的主要任務不是學習科學文化，而是在謀生的同時進行政治活動。1951年9月，周恩來對京津地區高校教師作的《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中說：“我中學畢業後，名義上進了大學一年級，但是正趕上五四運動，沒有好好讀書。我也到過日本、法國、德國，所謂留過學，但是從來沒有進過這些國家的大學之門，所以，我是一個中等知識分子。”1922年6月，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第一代表大會在巴黎召開，這批人都成了共產主義的追隨者，後來又成為革命的重要領導人。

從履曆來看，早期革命的領導人有三種，一種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沒有出過國門的革命家，二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留歐學生，三是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二代留蘇學生。27年之前，留歐學生在上海、廣東的黨內占據了重要地位，而王明等人正在蘇聯學習。30年代初王明等人回國後，與留歐學生分享了中央的領導權並占了上風，進入江西蘇區後，他們不同程度地與原蘇區領袖毛澤東發生衝突。當遵義會議毛澤東逐步取得最高領導權後，蘇聯的經曆變得可疑起來，延安整風的對象，一是莫斯科回來的“教條宗派”的王（明）博（古）洛（張聞天）稼（王稼詳），二是留歐的以周恩來為代表團的“經驗宗派”，而前者又是更主要的清理對象。如果從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講，留歐的才是正統，但因為他們較少蘇聯的教條可搬，所以在黨內鬥爭中的日子反而相對好過。

中國革命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但其組織模式、奪權方式卻是從摹仿蘇聯開始的。中國人可以從歐洲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工人運動實踐，但要真正進入中國革命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向“老大哥”學習，所以留歐的學生回國前又必須到蘇聯受洗。比如聶就在1924年9月赴蘇，先後在東方大學、紅軍學校學習與中國革命直接有關的課程。蘇聯的經曆是中國革命者正統身份的出身證，留歐的反倒是邊緣，當“土著”與正統發生衝突時，留歐的革命者相對不處於矛盾中心。正像葛蘭西說十月革命是“反《資本論》的革命”、列寧必須在普列漢諾夫的正統之外另搞一套一樣，中國革命的成功也隻能由毛澤東等人在黑暗中自己摸索而不能依靠蘇聯正統，留蘇生當然要受到清理。



２ 德國顧問

早期中國革命與蘇聯息息相關。1932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由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籍顧問李德負有責任。此時幫助蔣介石製定“圍剿”計劃的，也是其德國顧問佛采爾和澤克特等人。在這個意義上說，五次反“圍剿”是德國人在較量。

除李德之外，還有一個德國人應當注意。這就是27年廣州起義時共產國際的代表諾伊曼。“他不懂軍事，沒有實踐經驗，連打敗仗的經驗都沒有，對中國的情況和廣州的情況全不了解，又聽不進我們的意見，隻是靠本本，生搬俄國城市暴動的模式。”（聶榮臻，1983：81）在討論起義方式時，他主張像當年列寧格勒那樣，由罷工而示威遊行而城市暴動，最後成立蘇維埃。起義成功後的１０月１１日晚，葉挺已經料到敵人會在第二天大規模反撲，提出要把部隊拉到海陸豐去。諾伊曼“卻教條主義地認為，搞起義隻能進攻，不能退卻。他甚至聲色俱厲地批評葉挺撤出廣州的主張是想去當土匪。”（聶榮臻，1983：88）固守廣州的結果，是１２日黃昏，起義部隊在付出很大代價後還是撤離廣州。

“從根本上說，當時革命正處於低潮，起義沒有徹底勝利的可能。”（聶榮臻，1983：96）但如果不是諾伊曼，保存下來的革命力量肯定會多一些。與李德之所以能禍害中國革命是因為博古等人的信任一樣，諾伊曼的荒唐也得到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及惲代英、陳鬱、周文雍等人的支持，他們不懂軍事，“有秀才造反的味道，往往都是諾伊曼等國際代表說了算。”（聶榮臻，1983：82）德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但它的軍事藝術卻為全世界景仰。北洋軍閥中，段祺瑞是留德的；國民黨人，孫中山、蔣介石對德國軍事文化均很羨慕；因為德國有一個為恩格斯高度評價的克勞塞維茨，共產黨人對德國軍事也相當尊重。但為什麽，學習德國的段祺瑞可以在北洋係統中脫穎而出，借助德國顧問的蔣介石可以把共產黨擠出江西，倚重德國顧問的共產黨卻一敗再敗？

諾伊曼的出身不太清楚，李德的情況介紹較多。此人出生於慕尼黑的貧窮人家，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俄軍俘虜後送到西伯利亞，十月革命中參加蘇聯紅軍，後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其軍事思想更多屬於蘇俄傳統。蔣介石先後有四位德國顧問，與“剿共”直接相關的有兩位，一是1930年5月來華的佛采爾，此人曾任陸軍總司令部的部隊室主任（相當於總參謀長）；二是有“德國的拿破侖”和“國防軍之父”之稱的澤克特。他們在德國戰敗後卓有成效果地進行了國防軍的重建，為後來希特勒橫掃歐洲提供了軍事基礎。當李德剛剛抱上槍走上戰場時，澤克特、佛教采爾已經是名揚天下的軍事家。如果讓德國政府派譴顧問，李德之流是輪不上的。但李德有幸成為蘇聯俘虜，並參加了共產黨，這就獲得了成為中國紅軍“太上皇”的政治資本。

澤克特於1933年11月來華，至1934年9月因病辭職回國，第五次圍剿的計劃主要是由他製定的。當時參加蔣介石廬山軍事會議的莫雄對圍剿計劃的印象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陰險毒辣、規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軍事計劃！與以前的四次‘圍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若此計劃得以實施，則紅軍的處境不堪設想。”（莫雄，1991：98）李德怎麽是澤克特的對手？


３ 葉挺

葉挺是20世紀最優秀的軍人，可惜時不我予，最需要軍人的現代中國，卻沒有給他提供的充分的機會：

“獨立團”的斬關奪隘的赫戰功代表著北伐時代革命軍的輝煌。但因為葉挺是共產黨，所以一直沒有受到重用。當很多軍官因為北伐成功連升幾級時，他隻是當上24師師長。

南昌起義失敗南下潮汕後，葉挺曾有過把隊伍拉到福建去的好主意，但沒有機會實現。（聶榮臻，1983：71—72）

廣州起義從一開始就沒有成功的把握。“葉挺是預定的起義軍軍事總指揮，起義前幾個小時──12月10日晚才趕到廣州。雖然，要葉挺晚到，是組織上有意安排的，是為了保護他的安全，但由於提前起義，這就顯得太匆忙了，他是在連什麽情況都不清楚的狀態下，來指揮起義的。”（聶榮臻，1983：84）“葉挺雖是總指揮，實際上隻能指揮我們所能掌握的部隊，對工人赤衛隊就很難實施有效的指揮。”（聶榮臻，1983：94）

但組織上不會考慮客觀因素。1928年１月，李立三主持廣東省委會議，把起義說得一無是處，還決定處分大批同誌，客觀上包含了對葉挺的否定：“此次暴動最高的指揮機關完全係智識分子，表現出缺乏指揮能力。”葉挺“任紅軍總司令職務，表現消極，應予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盧權、禤倩紅，1994：290）

幾個月後，葉挺到達莫斯科，王明在《廣州暴動紀實》中又一次批判葉挺：“紅軍總司令葉挺因斷言這個暴動是‘1905’，並且始終未能確定地相信這個暴動能夠支持很久，最後能得到勝利。”“又加上他於暴動前六小時始由香港到廣州，對於軍事計劃不甚熟悉，遂致表現出消極怠工。”（盧權、禤倩紅，1994：295）在王明的誤導下，共產國際沒有理他，東方大學請他作報告，共產國際也不允許。這就是聶所描述的：

“六大”前，葉挺同誌奉命趕到莫斯科，本來是想把情況說清楚的。但王明等人根本不聽他的申明，不看他的報告，一味地批評指責。葉挺受了委屈，一氣之下，離開了莫斯科，脫離了黨，到德國流亡去了，直到抗戰開始，才重回國參加革命。（聶榮臻，1983：94）

葉挺的身份使他成為國共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新四軍軍長人選。雙方協商的過程目前尚不清楚，但據博古年譜，1937年9月28日，“未經中共中央同意的情況下，國民政府突然發出通報，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博古與葉劍英考慮到中共中央對葉挺出山的過程不太了解，立即致電中央說明情況。中共中央為慎重起見，要求葉挺赴延安一趟共同商議有關問題。”9月30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博古、葉劍英，提出南方遊擊隊的改編原則，其中之一是以葉挺為軍長。（吳葆樸、李誌英、朱昱鵬，1997：433—434）1937年12月到1941年1月，葉挺當了3年的新四軍軍長，這本是發揮才能報效國家的好機會，但軍長生涯之於葉挺並不愉快。首先要不到合適的部下：“他曾點名要周士第去當參謀長，他們都是廣東人，都屬於國民革命軍第四軍，都經過南昌起義，但中央沒有答應，另派了張雲逸，廣東人，去當參謀長。”（李一氓，2001：246）

以一個非黨人士領導黨的軍隊，又沒有自己的班底，葉挺總是感到苦悶和困難，他與軍政委項英的關係也一直不太順暢。本來，葉在大革命時代對黨代表製就很熟悉，南昌起義時，葉為11軍軍長，聶榮臻是黨代表，兩人相處得很好。項英作風正派，原則性強，對葉相當尊重。不愉快的原因在於黨和非黨的問題。項英曾向周恩來說到：“在召開黨內會議或傳達中央文件時，葉挺由於不能參加，不會沒有想法以至猜測的；在黨中央的來電中，很少提到葉挺的名字，按機要工作規定不便交給葉挺看的，即使給葉看他也會有感覺的，容易引起誤會，而且難以解釋清楚。”（王輔一，1995：407）李一氓認為：問題在於，大革命時期，葉挺和他的黨代表都是黨員，有矛盾可以在黨的會議上，而在新四軍，“葉項之間隻有行政關係，隻有抗日統一戰線的關係，沒有黨的關係。這就使得兩方麵之間很難自處於一方麵和對待另一方麵。”“更重要的是，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關係與葉挺當團長、師長、軍長時不一樣了。那時，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關係屬於葉挺方麵，而派去的黨代表跟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卻沒有曆史關係，或很少有曆史關係。而新四軍的情形卻恰恰相反，部隊的構成和直接指揮關係屬於以副軍長名義出現的項英方麵，而派來的葉挺自然跟部隊構成和直接指揮曆史上卻毫無關係。這種基本情況，自然會在葉項兩方麵發生各自的影響。”“影影綽綽地，葉挺總想找借口離開軍部，采取躲避的辦法回重慶、回澳門。影影綽綽地，項英總想使葉挺自己離開新四軍，並且幫助他離開新四軍。”（李一氓，2001：296）總的說，一代名將在新四軍軍長任上未能盡展懷抱，以至於曾數次出走並提出辭呈。

“皖南事變”中的1941年1月11日，葉致電中央：“此次失敗，挺應負全責，實因處事失計，指揮失當所致。但政委製□□□□之缺點應亦一因。”（盧權、禤倩紅，1994：478）項英不是沒有容人之量的人，葉挺針對的是一種製度。此電發出三天後，繼項英而負政委之責的饒漱石要葉挺下山與顧祝同談判，葉回答說：“在這樣的情況下，與他談判根本沒有條件。我是堅決不能去的，大革命失敗後，我離開黨已經十年，這是一個慘痛的教訓，我是深刻記取的。”但饒漱石一再催促他去，葉挺隻好說：“如果是黨決定派我去，我就服從。”（盧權、禤倩紅，1994：486）政委的要求使葉成為國民黨的俘虜。關了幾年後終於出獄，卻因飛機失事而遇難。聶為之賦詩：“五十歲崎嶇世路，……普天涕淚失英雄”。


４ 婚禮何以在刑場

周文雍、陳鐵軍刑場上的婚禮感天動地，成為革命者永恒的自豪。其實，他們的婚禮原有可能不在刑場舉行的。廣州起義失敗後，以李立三為首的廣東省委沒有被白色恐怖嚇倒，他們積極派人到各地繼續開展工作：

本來廣州起義失敗後，廣州黨的組織損失嚴重，需要派去整理恢複和了解情況，這是完全應該的。但那時廣州正處於血雨腥風之中，敵人殺紅了眼，到處搜查我們的同誌。要去，也要派那些不出頭露麵，不引人注目的同誌去，慢慢地逐步恢複。但李立三同誌決定派周文雍同誌去廣州，並規定任務是發動黨員群眾，在廣州貼標語，撒傳單以表示我們黨在廣州還有力量。周文雍同誌是廣東省委委員、廣州市委委員，從1925年起長期在廣州從事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廣州起義時又擔任工人赤衛隊總指揮和廣州市蘇維埃人民勞動委員，在廣州可以說是紅得發紫的人物。派他去顯然是不合適的，無異於往虎口送肉。（聶榮臻，1983：98—99）

果然，周文雍到廣州沒幾天就被捕，不得不在刑事場上舉行婚禮。

類似的事很多。聶到香港後，李立三要他去追教導團，通知他們向海陸豐轉移。“我對這一路不熟悉，又不懂廣東話。這一路敵人戒備一定很嚴，危險太大。而且我說明，原來就已經通知教導團向海陸豐撤退，沒有必要再去通知。但李立三仍然堅持要黃錦輝去。結果錦輝同誌在花縣附近被捕犧牲。”（聶榮臻，1983：92）李立三調走後，廣州省委仍然按類似的方式派譴張善銘、趙自選等人到東江，李碩勳到海南等，都很快就被捕犧牲。

參加了革命就應當有犧牲的心理準備，革命者沒有理由為了自身的安全拒絕任何危險的工作。但第一，在領導人這一方麵，卻必須珍惜不多的革命精英，合理地使用他們，不能以革命的名義要求他們作沒有意義的犧牲，這不但是對同誌的負責，更是對革命的負責。第二，“‘欽差大臣’滿天飛，已經多次被證明是錯誤的，不僅不必要地犧牲了許多同誌，而且他們剛到一地，不了解情況，一般也不可能提出正確的主張，但又要指手劃腳，這就不會有好的結果。”（聶榮臻，1983：100）

革命者的無私奉獻、不怕犧牲等等，是黨千方百計動員起來的偉大力量，是保證革命勝利的主要資源，但如何使用革命者赤膽中心和衝天幹勁，一些領導卻沒有鄭重以待。李立三如此，毛澤東也有此誤。從大躍進到“文革”，舉國上下對毛澤東寄予了最真誠、最狂熱的崇拜，卻一再瀕臨深淵。

廬山會議時，張聞天有一段相當精采的發言：“主席常說，要敢於提出不同意見，要舍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人總是怕殺頭的，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還要遺臭萬年。所以問題的另一麵，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麵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麵。”（李銳，1999：67）如果提不同意見要以殺頭為代價，恐怕沒幾個人敢提不同意見。這不隻是民主作風問題，也是判斷革命者道德境界的一個標尺：領導人不能視革命者的生命為兒戲，他沒有權利要求革命者向他的權力獻祭。


5 聊天

1930年初，聶到順直省委工作，當時北平市委書記胡錫奎被捕後，公安局把他當成小偷，既沒有搜身也沒有審問，第二天早上揍了他一頓，叫他滾。此時他的傳單還在身上。聶等人就和胡開玩笑：“你是糊裏糊塗進去，又糊裏糊塗出來。”抗戰期間，聶在晉察冀和彭真說起此事，彭真告訴他陳伯達也有這樣的經曆。他也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就糊裏糊塗被抓進去了，後來福建軍閥張貞花錢把他保了出來，因為他與張是同鄉，又在張那裏做事。他出來後，竟不知道該往哪兒去，就又糊裏糊塗回到了監獄。“文革”中，

有一次在西山劍英同誌寓所聊天，我向他聊過。當時我們並沒有別的意思，隻是當作笑話說說，不知怎麽回事，很可能是那裏裝了竊聽器，因為在場的隻有我和劍英同誌，沒有第三個人。我們這次談話被陳伯達知道了，而且所說的話，和我們講的完全一樣。（聶榮臻，1983：116）

於是，八屆十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責問為什麽要背後議論他的曆史問題，周恩來打電話調查這件事。直到陳伯達垮台後，“他才交代說，他之所如此過敏，就是在那一次被捕時，他向敵人自首了。”（聶榮臻，1983：117）

國民黨抓到共產黨的大官連審都沒有審就放了，革命隊伍之中卻連聊天的內容都有人收集起來反映上去。聶 、葉都是高級領導人，即使在“文革”中也沒有被徹底打倒，更沒有被剝奪權利，但他們的往來、談話、行動都有人注意。1969年八屆十二中會人上，毛澤東針對“二月逆流”說：“他們是公開出來講的，不是有兩個大鬧嗎？一個大鬧懷仁堂，一個大鬧京西賓館。他們這個大鬧就證明他們是公開出來的嘛，沒有什麽秘密。有些細節，大家不曉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簡報上才看到那些情況，我看細節無須乎多問，比如誰跟誰來往了多少次，還是大綱節目要緊。如果黨內生活把人引導到注意那些那小的細微末節，那就不好羅。”（聶榮臻，1983：859）誰跟隨誰來往了幾次這些“細微末節”可以不追究，但必須知道。

於是，黨內氣氛高度緊張、領導人行動不自由就無法避免。他們的交往、他們的閑談，都成為政治鬥爭中的證據。1972年，陳雲去看王稼祥，告訴王：“我是甩開了跟在我車後的監視車繞道來的。”（朱仲麗，1995：249）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到小翔鳳看葉劍英，要借“上街看看”為由；李先念去看葉劍英，也要借觀看香山植物園為名。“1976年以來，從周恩來逝世鄧小平重新挨整，葉劍英迫於逆境，從小翔風到西山，已經養成習慣，在與人進行‘政治談話’時，總要順手打開收音機，錄音機，或扭開水落石出龍頭，用雜音來幹擾以防被竅聽。”（範碩，1990：218—219）中央副主席的住處都擔心有人竅聽，普通公民還想要求什麽權利？


6 痛快

1931年年底，聶到達江西蘇區，第一次見毛澤東時談到自己初來乍到的感受：在白區工作是在敵人的屠刀下鬥爭，處處顯得被動，有時真感到隻有招架之功而乏還手之力，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了。毛聽後

詼諧地用手比劃說：“還是像我們這樣，拿起槍杆子建立自己的政權，幹得痛快啊！”（聶榮臻，1983：135）

1927年毛澤東上井岡山做了“山大王”，對紅四軍，他以“前委書記”的身份指揮全軍；對地方，他以湘贛邊特委書記的身份統管一切。“古田會議”確立了他的絕對領導地位。所以雖然戰鬥頻繁，生活艱苦，但毛有他的“痛快”。江西根據地雛形初露後，毛隨即於1930年２月召開著名的“二七會議”，組成以他為書記的紅四、紅五、紅六軍“共同前委”，統一領導各軍及贛西南、閩西、湘贛各特委，總攬根據地的一切權力。當這一權力受到原贛南特委及贛西南紅軍的質疑時，毛毫不留情地以“打ＡＢ團”為名整肅異已，確保自己一號領導的地位。

能否“痛快”的關鍵是能否成為一把手。1931開始，先是項英、任弼時以中央局書記或代表的身份，後是周恩來、博古等人以中央領導的身份進入蘇區，毛不得不屈居人下，這是他感到不“痛快”的三年。直到遵義會議後，毛才由軍而黨，逐步掌握了革命的最高領導權。當時負責警備會場的羅貴波記得：遵義“會議結束那天，毛澤東第一個步出會場，他容光煥發。”（羅貴波，1997：72）

革命隊伍是分布在各個山頭的武裝力量的統稱。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林彪為一一五師師長，聶為政委、副師長，1937年10月，一一五師在五台山分兵，聶率一部開辟五台山周圍的晉東北地區，此後他長期擔任晉察冀分局書記、軍區司令兼政委，成為一個戰略區的一把手，有極大的活動空間。他這段時間的感覺當然也是“痛快”。1948年4月，毛澤東和中央來到了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對我區工作的指導，將會大加強。對我以及許多幹部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鼓舞。”（聶榮臻，1983：670）但也有另一麵。1948年5月，敵機轟炸城南莊，毛澤東因轉移及時沒有受到傷害。事後查明是潛入內部的特務給敵人送了情報。1969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年也在城南莊的江青在會上發了一個簡報，稱：“這是有人陰謀暗害毛主席，指揮敵機轟炸的特務電台就設在軍區司令部，後來又把與此事有關的特務分子處決滅口。”（聶榮臻，1983：677）江青意在誣陷聶榮臻，以至於陳毅都為聶“捏了一把冷汗”。毛沒有發話追究此事，但如果毛不在城南莊，聶也就不會有這樣的風險了。

“痛快”不隻是沒有上級的直接管轄，更重要的是自己要有一定的實力基礎，可以不顧一切掣肘自行其事。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分散在各山頭的南方遊擊隊被整編為新四軍。但有的遊擊隊不接受整編。“原活動在贛東北弋陽縣磨盤山地區的由楊文翰領導的遊擊隊不僅拒絕下山，而且還將黨派去做說服工作的皖浙贛省委書記江關英加以殺害。原活動在贛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區的由劉維泗領導的遊擊隊，也拒絕下山。並且殺害了黨派去做說服工作的紅十六師政治委員明安婁和鄂東南特委書記林美津。這兩支拒絕下山的遊擊隊，後來均被國民黨消滅。”（王輔一，1995：304）楊、劉曾經是紅軍指揮員，對軍隊的組織約束和政治控製自然有體會，三年的遊擊生活使他們領略了“山大王”自由自在的生活，所以不願下山找不“痛快”。本來，隻要不殺害上級黨的代表，他們即使不下山也還可以與黨結成統一戰線，多一份支持。楊文翰、劉維泗沒有考慮其行為的後果：一旦沒有共產黨的旗幟，他們隊伍就是土匪，國民黨當然可以也應當消滅，沒有充分的力量，“痛快”隻能是一時的。僅就反對現行製度而言，共產黨與“山大王”們沒有根本不同，從井岡山開始，共產黨的部隊收留改造了不少“山大王”。不同之處在於共產黨還是一種政治力量，這就使得它的一切武裝行為具有政治意義。惟其如此，隻憑幾杆槍就想在共產黨的軍隊中找“痛快”是不可能的。


7 金子

革命要花錢。紅軍不是政府軍，沒有國防預算和財政撥款，打土豪的是紅軍的主要經濟來源。所以紅軍作戰的目的有三：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籌糧，政治與經濟並舉。但根據地瘠民窮，有限的土豪早已打盡，數萬大軍要想生存下來就要向外發展。1932年，一軍團與五軍團聯合發動了水口戰役，殲滅陳濟棠部下10個團，算是一個大勝仗，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認為，同時“在某種意義上簡直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我們曆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紅軍天天打仗，錢時時要用，繳來的黃金就由一些人背著。這是紅軍的活命錢，隻有那些得到組織信任的人才有資格背黃金。在內部清洗嚴酷的時期，背黃金是一種護身符。

1929年紅四軍圍繞前委領導作用等問題發生爭論，朱德、陳毅等人以民主的方式把毛澤東的前委書記選下去了。盡管後來陳毅主動幫助毛澤東恢複最高權力並親自請毛出山，但陳毅的政治命運還是受到影響：離開主力紅軍任江西省軍區總指揮，打“AB團”時，陳毅的命運岌岌可危：

陳毅同誌跟我說，他也被李韶九懷疑上了，擔心李韶九要對他下手。後來，在一次戰鬥之前，毛澤東同誌把打土豪得來用作軍費的一些金子，交陳毅同誌保管，這一下，陳毅同誌心裏有底了。他想，毛澤東同誌這樣信任我，我就不怕你李韶九了！（聶榮臻，1983：563—564）

曆次肅反殺人主要不是經濟原因，但確有人通過殺人聚財。1930年閩西根據地在鄧發主持下肅“社會民主黨”，紅十二軍連以上幹部半數被肅，閩西蘇維埃政府執委35人被殺過半，具體執行的是林一株。後來羅明等人組織調查，“林一株強奸女幹部40多個，所有金表等好的東西都在他手上，品質十分惡劣”。（羅明，1990：100）

這就是說，黃金不隻是護身符，也可能是奪命符。陳丕顯回憶：“早在從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的時候，項英、陳毅同誌帶出了一大筆錢，都是些金子。到達油山後，這些金子一直由他們纏在腰裏。冬天衣服厚還可以掩飾，到了夏天，腰裏就凸出來了，有人就在他們的背後對他們的腹部指點點點。這在當時內部不很鞏固的情況下，頗有謀財害命的危險。對這個問題，項英、陳毅同誌反複作過考慮。分開背吧，給品質不好的人等於發旅費；繼續瞞下去吧，已經瞞不住了。怎麽辦？還是展開民主討論吧。一天，他們把隊伍集中起來，索性把情況同大家講清楚，說：‘這是黨的經費，黨要我們保管，我們從來沒有亂用過一分錢。發展黨的事業，要靠這筆錢，發展部隊，也要靠這筆錢。現在局麵已稍微穩定了，我們有責任通知你們，萬一我們犧牲了，屍首可以不要，錢無論如何要拿走，這是黨的錢，不能落入敵人手裏。幹部、戰士說：‘你們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項英、陳毅同誌建議分開背，大家一致主張：黨的經費要由最可靠的人背，還是由你們背。項英、陳毅同誌說：‘我們背不了這許多。’最後決定給幾個人背，順利地解決了問題。”（陳丕顯，1982：55—56）

但項英最後之死，還是與黃金有關。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項英等人逃出敵人重圍後藏身在皖南赤坑山一個山洞裏。3月14日淩晨，與項英等人住在一起的原軍部副官處的副官劉厚總開槍打死英及新四軍副參謀長周子昆等人，拿走了他們攜帶的黃金和鈔票。


8 放過壞人？

延安整風審幹由康生具體負責，“在他看來，幾乎所有的人都不能相信了。整個河南省的黨組織，都被他懷疑了。許多中央委員，被列入他懷疑的名單。連恩來同誌、劍英同誌，他都不相信，認為他們在白區天天與國民黨接觸，靠不住。”（聶榮臻，1983：562）如此嚴格的審查，理應把有任何一點疑問的人都清查出來了吧！然而不是。

聶在晉察冀根據地時，在收編、改造雜色武裝方麵成績很大。那時“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良莠不齊。其中有一個叫朱占魁，曾被任命為冀中十分區的司令員，被日軍俘虜一年後又到軍區來找聶，說他如何與敵人鬥爭、後來又如何在押運的過程中跳火車逃出來的。聶對他的說法有懷疑，

當時，我是有警覺的，所以沒讓他再回晉中去，留在寨北住了一段時間。1943年，我們到延安去的時候，把他帶到了延安，本想對他認真審查，但是，在延安，沒能給他作出結論，問題拖了下來。（聶榮臻，1983：431）

日本投降後，朱回到晉察冀當了軍分區副司令。“由於他本性難移，解放戰爭初期，國民黨軍隊搶占戰略要地熱河的時候，朱占魁在古北口前線帶著警衛員和兩匹馬投敵了。”（聶榮臻，1983：431）

延安整風包括“審幹”和“搶救”運動，其羅網之細密絕非通常審查可比。任何一個人在家庭出身、個人經曆方麵稍微有一點點說不清楚或與領導上的判斷有別的地方，就極有可能被認為是“叛徒”或“特務”。康生的敏感和技巧更是令人膽戰心驚。1943年8月，康生在陝北公學訓練班上介紹如何揪出以王實味為代表團“五人反黨集團”的過程，即是其鬥爭藝術的一個典型。

“五人反黨集團”除王實味外，還包括中央研究院的潘芳、宗錚夫婦；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和中央婦委的王裏夫婦。他們是同學或朋友，在延安時有過往來。王實味發表文章批評延安的不良風氣，成全也向毛澤東寫過要求“整頓人風”的信，康生就此認定他們是一個集團。但如何“證實”卻頗費周折。

五人分屬三個單位，且王實味的文章發表後，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讚同，“群眾思想覺悟沒有起來，這個地方不能鬥。”康生遂把潘芳提為學習委員會的秘書、辦公室外主任。使王實味等人覺得“潘芳還升官，我們這些大概沒有問題。”王實味等人暫時安心了，康生卻打了一個迂回。他對棗園的群眾有把握，就把突破口選擇在棗園的於炳然。於炳然知道形勢嚴重，一挨鬥就承認錯誤，“當時於炳然為了抬高自己就不能不打擊別人，就不能不打擊成全、王裏。”康生就由棗園派出一個代表團到政治研究室去揭發，代表團表麵上由於炳然領導、實則由康生的人控製。但政治研究室的群眾還是沒有覺悟，於炳然的揭發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康生轉而發動群眾批評他們的領導，誘敵深入。會議第五天，成全、王裏夫婦受命上台“罵”領導，“從上午罵到下午，罵出一個人性論來。這時群眾聽了不對，你和王實味一樣把人性論罵出來，有懷疑。”康生緊緊抓住這一點，開了72天的批判會。王裏受不了，就揭發了潘芳、宗錚和王實味，鬥爭從此就由政治研究室回到中央研究院，“那時就是思想鬥爭，七鬥八鬥才慢慢搞到政治問題上”。“五人反黨集團”終於浮出水麵，康生極為自豪：“這個鬥爭策略性很強，我們用了列寧主義策略原則，爭取多數，打擊少數，各個擊破。”（宋金壽，1993：104）有了這樣的鬥爭策略，什麽樣的壞人還能逃過？

但朱占魁這個真正的壞人卻能逃出“搶救”運動。這顯然不是因為康生太大意或朱太狡猾。整風審幹搶救的對象，首先是黨內的“莫斯科派”，其次是黨內的知識分子。朱占魁兩邊都靠不上，他不可能成為“搶救”的主要對象。確立領袖權威、統一全黨意誌顯然比抓出一、兩個壞人更重要。所以盡管朱占魁漏網了，但包括審幹、搶救在內的整風的主要目的確實是達到了。


9 徐聶

“文革”後期，各種媒體在提到“黨和國家領導人”時，“徐向前、聶榮臻”都是聯在一起的，他們兩人都屬於靠邊站的副委員長。

聶、徐在曆史上就是經常排在一起的。1948年下半年，華北軍區重新組編。聶是司令員，徐向前是副司令員兼第一兵團司令和政委。49年10月後，徐為總參謀長，聶為副總參謀長。

朱（德）毛（毛澤東）、張（國燾）徐（向前）、賀（龍）任（弼時）是紅軍時代三大主力的代表。1932年，當聶任一方麵軍一軍團政委時，徐已於前一年任紅四方麵軍總指揮。但徐到延安後，卻因張國燾的陰影而一直受到抑製。1937年改編為八路軍時，四方麵軍的部隊改編為一二五師。劉伯承為師長，徐向前是副師長。聶則為一一五師政委，地位比徐高；1937年五台分兵後，聶更獲得獨立領導一個戰略區的機會。當徐在八路軍一縱隊司令、晉綏聯防副司令、抗大代校長任上奔波勞碌時，聶已把晉察冀建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了，他的地位和重要性超過徐向前。1946年內戰爆發後，重要將領紛紛走上前線，徐卻還得在延安養病，1947年與徐特立、王明等人撤出延安後，他要求重返太行。1947年6月，就任晉冀魯豫軍區（即原一二五師）副司令，此時劉鄧、陳謝大軍先後南進，徐的任務是在後方保障後勤。但他沒有滿足於當後勤部長，很快就把軍區所屬的地方部隊約五萬人升級。這支新部隊以打下運城、臨汾的戰績而在1948年6月編為華北野戰軍第一兵團，打下晉中後改編為第十八兵團。1949年月4月，打下太原後，這個兵團即被彭德懷帶到西北戰場，徐先在太原、後在青島養病。1948年的聶正徐副有其合理性。

毛澤東時代，國防部長和總參謀長主要由一方麵軍的人擔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總參謀長粟裕、黃克誠、羅瑞卿、黃永勝都是江西出來的。1959年廬山會議後，羅榮桓曾提議由賀龍為國防部長，毛未予首肯。但恰恰是毛一直沒有信用的徐向前，既做過國防部長也任過總參謀長，這主要是對前四方麵軍總指揮曆史地位的象征性尊重。1949年10後，聶、徐的地位對調了一下，徐正聶副。不過此時徐還在養病，總參工作實際上一開始就由聶代管，1950年初，聶被正式指定為代總長。1951年5月，身體恢複後，徐的使命也隻是率領中央政府兵工代表團訪蘇，10月下旬回國後又因病休養。“身體稍好後，主持了一段總參謀部的工作。1954年，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後軍委分工我負責空軍和國土防空工作。”（徐向前，1987：805）1963年分管民兵。這就是說，當徐可以正常工作時，就不再擔任總參謀長了。繼徐向前任總參謀長的，是原一方麵軍的粟裕。

離開總參謀部後，原副總長聶榮臻在軍隊的位置始終比原總長徐向前重要。彭德懷出局後，連朱德都隻能任軍委常委，聶卻是名列林彪、賀龍之後的第三副主席。這一格局在“文革”中似有變化。1967年2月10日，毛在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以後要擴大，增加的人員中有徐而無聶。（劉樹發，1995：1184）1973年初，毛在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軍委工作會議上，鑒於井岡山下來的隻剩下二十多人和鄧小平複出的現狀，曾說“現在要多用四方麵軍的人，劉鄧的人。”（陳士榘，1993：323）事實上，“文革”時期，四方麵將領頗為風光，“九大”後進入政治局的軍人中，新麵孔除了林彪的黃、吳、葉、李、邱外，就是原四方麵軍的陳錫聯、李先念、許世友、謝富治、李德生。

1978年，徐向前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加上他的軍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形式上與此前幾任國防部長一樣。彭、林、葉三位元帥任國防部長時，都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總參謀長則都是大將，國防部長顯然是總參謀長的領導。林彪事件後，葉劍英任國防部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4年鄧小平兼任總參謀長，他們都是中央副主席，兩個位置已接近平衡。徐任國防部長時，總參謀長鄧小平實際上是最高統帥。從這個意義上說，無論徐任何職，他都沒有真正掌握軍權，所以在他的回憶錄幹脆就沒提當國防部長這回事。


10 科技與政治

1956年10月，經過三年多休養的聶回到工作崗位。當時有三個位置：一是主管科技，二是北京市市長，三是主管國防工業和部隊裝備。根據聶的意願，中央任命他為主管科技工作的副總理。

“文革”中，北京市市長彭真首先落難，主管國防工業的賀龍也很快被打倒。他們的命運當然有很多原因，但與他們的位置不能沒有關係。北京是政治生活的中心，國防工業與部隊裝備是軍事部門，前者受毛澤東的注意，後者為林彪所留心，如果不能很好地配合毛、林，處在這兩個位置上的領導人就不會有好下場。

在高度政治化的時代，科技工作雖與權力中心有一定距離，卻與政治難分難解。幾十年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對科技文化及知識分子的傷害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聶主持國孩子科學卻發展迅速，成就極大。“兩彈一星”就是在聶主持期間搞出來的，原因之一，國防科技一直得到政治權威強有力的支持。當時的口號是“集中力量，形成拳頭，進行突破”。能夠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隻有掌握全部科技資源和科技人才的政治力量才能做到。1956年成立導彈研究院，在周恩來的支持下，國務院各相關部的領導都表示：要誰就給誰，“許多單位，我們要調它的教學或技術骨幹，甚至連調令、介紹信等都還沒有送到，打個電話，人就報到了。”（聶榮臻，1983：799）60年代初，物資供應發生困難，“中央批準，必要的時候可以用中央軍委特別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各單位下達某項任務，以確保完成。”（聶榮臻，1983：822）政治可以保證科技發展，當然也有就可以決定科技成果的命運：

林彪、“四人幫”為了他們的陰謀需要，竟故意推遲一些已經成功的項目，如人造地球衛星，早於1968年春天，我們在完成了一切發射準備，但他們製造借口，硬是推遲到1970年才發射，然後就吹噓，這是所謂“中央文革”正確領導所取得的勝利成果。（聶榮臻，1983：841）

林彪、“四人幫”當然是以中央的名義作出這個決定的。沒有中央強有力的支持，人造衛星不可能研製成功，所以中央決定它在什麽時候發射也就順理成章了。


11 血統論

1967年2月懷仁堂碰頭會上，聶榮臻等老同誌對中央文革小組的行為提出激烈批評。此事初以“二月逆流”、後以老一輩革命家反對“文革”而著名。譚震林首先說：“黑五類，有人講話；高幹子弟，怎麽沒人說話！高幹子弟往往挨整。見高幹子弟就揪，這不是反動的血統論又是什麽？”（徐向前，1987：833）聶說：

你們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說成是“聯動”（即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成員，都是反動保守分子，進行打擊迫害，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有的還關押起來，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聶榮臻，1983：855）

2月16日，李先念也說：“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聯動’怎麽是反動組織呢？十七八歲的娃娃是反革命嗎？”（聶榮臻，1983：855—856）

十七、八的娃娃不是反革命，但他們確實是可以參與政治鬥爭的。十多歲就參加革命的人多得很，紅七軍團團長尋淮洲犧牲時才22歲。“血統論”原是“自來紅”的幹部子弟提出的，因為他們的老子是英雄，所以他們也是好漢。《五·一六通知》發出後，幹部子弟並沒有意識到是大禍臨頭。他們原以為“文革”無非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舊政權中的殘渣餘孽重新來一次大清掃。而他們自己天然是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動力。於是，“北京各大學、中學幾乎都出現了一個極為奇特而默契的現象：敢於出來給校黨委、校領導貼大字報的幾乎清一色地都是‘幹部子弟’。例如：在清華園給當時的高教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貼大字報，將其定性為反革命黑幫的，就是劉少奇和賀龍的孩子。再例如，在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第一個出來給校領導貼大字報的是劉少奇的另一個女兒。”（劉雙，2000）他們與父輩派出的工作組密切配合，想按照自己的構想來運作文革，具體地說就是重複1957年反右的過程，以期打倒一批走資派和黑五類後使自己成為以“無產革命事業接班人”。

但1966不是1957，革命在深入。在毛指責工作組是“白色恐怖”，中央文革小組掌管了“文革”領導權，運動的矛頭指向各級當權者直至劉少奇後，第一批紅衛兵即幹部子弟發現，他們的父輩和他們自身都大難臨頭。看著父輩們誠惶誠恐的樣子，這些在父輩特權中寵養大的孩子，普遍產生了一種被人遺棄了的情緒。他們時常聚在一起，談論父輩昔日的光榮業績，從父輩的輝煌中汲取力量，從朋友的話語中尋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們為父輩在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憤憤不平，也為自己每況愈下的處境大為光火。在憤怒的驅使下，他們把仇恨百倍地發泄到黑五類以及黑五類子女的身上，“老子英雄兒好漢 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應運而生。“血統論”的驍將譚力夫，是1961年病逝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之子，1942年在延安窯洞裏誕生，當時是北京工業大學三年級的學生。1966年10月，他們成立了一個叫“首都中等學校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試圖在父輩傾覆之際為反抗中央文革、捍衛爹娘。為了表示血統的高貴，他們把父兄的舊軍裝和紅衛兵袖章配在一起，寬大的軍衣上緊束著寬皮帶，有的還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顯示紅衛兵的威風。他們擺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態，開口則滿嘴“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的粗話，一方麵製造“紅色恐怖”，用中美合作所、西藏農奴主以及古代書藉中記載的各種酷刑，來對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們觀點不一致的人：跪玻璃、油漆洗臉、上吊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火燒頭發、刀刮屁股、開水洗澡、打活靶、掃膛腿……他們經常引用魯迅的話互相激勵：“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另一方麵對直接對抗整肅其父輩的中央文革：“戚本禹十七級，你他媽的算老幾？”在中央文革抓捕了部分成員之後，“聯動”更加囂張縱恣，於1967年1月11日六次衝擊公安部。

1967年初，《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元旦社論》將“聯動”定為反動組織，專政機關大肆抓捕“聯動”。

這就是譚震林、聶榮臻、李先念為高幹子弟鳴不平的背景。

“黑五類”的子弟受迫害是“血統論”，抓捕無法無天的幹部子弟也是“血統論”：子弟們的命運取決父母。“血統論”理所當然受到從黨的領導人譚震林等到青年工人遇羅克的批判，但“血統論”在中國就是有生命力，像“文革”這樣要與一切傳統決裂的“大革命”也不能鏟除。既然老幹部不能全部打倒，他們的子弟也就要放出來。於是，毛澤東親自下令，1967年4月下旬，近百名“聯動”分子被放出來，被送到人民大會堂。江青流著眼淚對他們說：“你們受委屈了”；周恩來也動情地流下了眼淚：抓“聯動”“是不教而誅”。此後不久，“十七級”幹部戚本禹被抓，為“文革”立下汗馬功勞的平民造反派蒯大富等人像土匪一樣被全部下放；批判“血統論”的遇羅克被搶斃。


12 山頭

毛澤東在“七大”上說要“承認山頭”。不承認是不行的，井岡山不同於大別山，而在井岡山，又有朱毛的紅四軍與彭德懷的紅五軍；甚至紅四軍內部，又有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部隊（28團）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的部隊（31團）。

軍事將領在革命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沒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部隊。“朱毛”一體，成為革命軍隊的統帥。但朱毛原來都沒有自己的部隊。秋收起義的主要部隊是原武漢政府的警衛團，文家市會師後，總指揮盧德銘犧牲，師長餘灑度離隊出走，團長陳浩等人被處決，毛因此成為部隊的實際領導。朱德的部隊到井岡山後，朱毛時有意見衝突，從1929年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之後，毛就想方設法限製朱德。在這方麵，毛得到朱的部下林彪的有力支持，這就是毛林長期結盟的起點。

不過朱德始終是黨在軍事方麵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除其寬厚性格和黨性立場之外，最主要曆史原因，是他把南昌起義的殘餘部隊整頓起來帶到井岡山、成為與毛會和的第一支軍隊。朱德原沒有自己的部隊，南昌起義前，他是南昌公安局局長和國民黨朱培德第3軍官教導團團長。起義的部隊共為三個軍：賀龍的20軍、葉挺的11軍和朱德的9軍。賀、葉都有自己的軍隊，而朱德任副軍長的9軍隻有一個番號。沒有自己的部隊就沒有發言權，李一氓發現，劉伯承雖是前敵對指揮部的參謀長，但他說“他也指揮不了什麽人”。（李一氓，2002：89）朱德後來有了自己的部隊，這與聶有關。聶在起義前期的主要任務是把隸屬於張發奎第二方麵軍的第25師拉出來參加起義。25師三個團中最重要的是73團，即北代時的葉挺獨立團，團長周士第。8月2日，聶和周士第率領73團、75團及74團一部到達南昌，編為葉挺的11軍的25師，周士第任師長，這是南昌起義中戰鬥力最強的主力師。9月24日，起義軍潮汕進軍，決定朱德指揮25師留守三河壩。當賀、葉部隊在湯坑失敗後，朱德與主力失去聯係。率25師南撤到福建武平地區，與敵錢大鈞部遭遇，損失很大，退到信豐，此時部隊還有一千五百多人，周士第等一些師、團領導先後離隊，隊伍波動嚴重，但朱德堅定不移，表示：“如你們不願意繼續奮鬥者，可以走出，隻有十支槍八支槍，我還是要革命的。”（聶榮臻，1983：76）這就是李一氓說的：“朱德的番號叫第9軍，任軍長，實際上他並沒有自己的部隊，隻有一個空的軍的番號。在部隊進入廣東韓江地區，留下11軍周士第師住大埔的三河壩，向梅縣方向警戒，歸有軍長銜的朱德指揮。所以這個師在南昌起義失敗以後，經過許多的周折和戰鬥，一直由朱德帶著。”（李一氓，2002：87）南昌起義的希望寄托在朱德的身上。朱毛會師時，朱部比毛部強。井岡山如果不是先有朱德、後由彭德懷率部參與，能否堅持擴大不是沒有疑問的。當時井岡山的部隊“對朱德軍長帶點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團能打勝仗。”（蕭克，1997：101—102）這一曆史地位，是其他軍事領導人不具有的，十大元帥，隻有朱能排第一。

聶原來也沒有自己的軍隊。1931年12月，他從上海的中央軍委機關到江西根據地，次年3月任一軍團政委，從此直接介入軍隊係統。抗戰後，包括一軍團在內的原紅一方麵軍改編為一一五師，聶為副師長兼政委，但直到五台分兵後，聶才擁有自己獨立指揮的部隊。49年以後，華北軍區演變為北京軍區，聶也轉移到科技工作方麵，與老部下們沒有直接的工作關係。“至於在軍區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時候來看望我，也是有的，但我從不向他們交代軍區工作應該如何如何做。”（聶榮臻，1983：853）

山頭崢嶸，風必摧之。朱德長期不參與軍隊的具體領導，實際上沒有自己的“山頭”，所以毛對他比較放心。但對其他人就不一定了。1968年3月，“楊餘傅事件”發生，毛澤東支持林彪打倒楊成武等人，林彪在講話中特別提到“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康生進而提出要挖楊成武背後的“黑後台”，由此掀起了批判“華北山頭主義”的高潮，聶榮臻呼之欲出，處境艱難。同樣，1967年“七二○事件”後，林彪以批陳再道搞“兵變”入手把矛頭指向陳再道的上級徐海東— 徐向前，意欲橫掃四方麵軍的“山頭”。

到“文革”時為止，眾多山頭已被平得差不多了：

紅軍時代的“山頭”：一方麵軍朱毛；二方麵軍賀龍；四方麵軍張國燾、徐向前。一方麵軍內部的彭德懷的三軍團“山頭”已於1959年鏟平。二方麵軍規模最小，抗戰後不久即被分解，但因賀龍一度代林彪主持軍委工作而一直保持到“文革”；四方麵軍雖說在1937年就被嚴格限製，但許多高級將領還是活躍在軍隊中。所以二方麵軍和四方麵軍的“山頭”是主要要平的對象。

抗戰時期的“山頭”：新四軍的陳毅已經轉業到外交崗位，一二五師的劉鄧早已不直接參與軍委領導，所以要鏟平的是賀龍的一二0師（即紅二方麵軍）和晉察冀的聶榮臻。

解放軍時代的“山頭”：彭德懷的在西北和誌願軍的“山頭”1959年已被鏟平，陳毅、劉鄧等人的工作也已分別與華東、晉冀魯豫山頭分離，剩下的還是聶榮臻的“華北”山頭。

總之，“文革”要平的主要是賀龍“山頭”、聶榮臻“山頭”和雖無領袖但高級將領甚多的四方麵軍“山頭”，以此來保持一軍團、一方麵軍和四野“獨尊”地位。但林彪沒有考慮到，當他以“全麵考察，全麵排隊，全麵調整”為口號鏟除異已“山頭”、全麵突顯自己的山頭時，也就醞釀著自己要被徹底鏟平的後果。當林彪通過陳再道把矛頭指向四方麵將領時，毛澤東就已經出麵保了陳再道。

“山頭”有弊也有利。有了山頭不但可以支持自己的地位，平時也可得到關照。49年後，一批又一批高級領導被打倒，他們的處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監管者與他們的曆史淵源1969年10月，聶被疏散到河北邯鄲，“那個地方很多同誌是我的老部下，對我客氣得多。”與聶的良好處境不同的是，朱德到廣東從化，“實際上等於軟禁”，（聶榮臻，1983：863）原因很多，廣州沒有他的親信部下也許是一個原因。此時的廣州軍區，屬於林彪的勢力範圍。本來林彪的老部隊除在廣州軍區的41軍、42軍、47軍和55軍外，還有沈陽軍區中的39軍、40軍、46軍，北京軍區中的38軍，武漢軍區的43軍和54軍以及成都軍區的50軍是原四野的部隊，但大軍區司令員中隻有廣州軍區的黃永勝和丁盛是四野出身(文革中多了新疆軍區司令員龍書金和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但兩個軍區的基本部隊不是四野係統的)。所以“九一三”事件前，林彪要與毛澤東決裂，除了廣州軍區，無處可去，要不就得叛國。


13 林彪

1932年3月聶到一軍團任政委，林彪由四軍軍長提升為軍團長。“我在黃埔軍校就認識林彪,北伐到武漢後，林彪由黃埔軍校畢業分配到獨立團實習就是經過我的手分配的。”在此後四年的合作中，聶對林有清楚的認識，他的評論是有權威性的。

初步印象：“在我當時看來，林彪還年輕，世故也比較少一些，雖然氣盛，但隻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團結共事的。”（聶榮臻，1983：147）

第一次爭吵：32年4月，打下漳州後，林縱容一些部隊違反政策，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財弄到街上拷打。聶反對這種做法，林彪反問：我們究竟要不要錢？沒有錢就不能打仗。

支持博古、李德。五次反“圍剿”期間，林彪發表《論短促突擊》的文章。”我開始感到突然，仔細想想，也不奇怪。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前，大約是1934年2月上旬，李德到一軍團來過一次，在幹部大會上大講了一通陣地戰。幹部們聽不懂。林彪說：‘你們不懂，這種打法我也不懂，但不懂就學嘛！’突然發表《論短促突擊》這篇文章，自然不僅是談戰術，實際上是他這時的一個政治上的表態。”（聶榮臻，1983：202）

長征路上的不負責任。突破第三道封鎖線時，一軍團的任務是掩護中央縱隊從九峰山和五指峰之間安全通過。但林不執行命令，不占領九峰山，企圖一下子衝過樂昌。“我平時總認為林彪不是不能打仗之人。有時他也能打。他善於組織大部隊伏擊和突然襲擊。可是由於他政治上存在很大的弱點──個人主義嚴重，對黨不是很忠誠，有時就使他在軍事指揮上產生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聶榮臻，1983：218）

反對毛澤東。35年5月上旬，林彪在會理先是給彭德懷打電話，說“現在的領導不行了，你出來指揮吧。”被彭德懷回絕後，又寫信給中央，要求朱毛下台彭德懷上台，還要求聶在信上簽名。毛後來對他的批評是：你是娃娃，你懂得什麽！？

支持張國燾。一、四方麵軍會師後，聶和林有一次在張國燾的代表陳昌浩處吃晚飯，陳讓林彪先走，要聶留下來談一談。“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誌。”當聶提醒他注意路線問題時，“林彪反駁我說，既然是路線問題，你他路線不對嗎？那他們為什麽有那麽多人哪？我們才幾個人哪？”（聶榮臻，1983：283—284）

對形勢悲觀。35年12月中旬，林彪寫信要求到陝南打遊擊。“這封信受到毛澤東同誌的批評，認為他同中央有分歧，要他改變主意，但他仍不死心。”（聶榮臻，1983：301）聶勸說後，他根本聽不進去，以後態度一直比較消沉。

拒絕毛澤東的指令。36年春一軍團與十五軍團東征，因十五軍團傷亡大，毛要求一軍團撥點兵給十五軍團。“林彪氣呼呼地把電報一摔，說：有鳥的幾個兵！”（聶榮臻，1983：315）

違抗毛澤東迅速進關的命令。48年，林彪不聽毛澤東的指令，“把東北的主力放在沈陽、長春之間拖來拖去，白白浪費了許多極為寶貴的時間。”（聶榮臻，1983：685）

對北京的和平解放態度消極。林彪認為和平解放是幻想，不可能實現，還是靠要打來解決問題。（聶榮臻，1983：701—70２）

總的說，聶對林印象不好：“他平時又是一個不愛多講話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換一些意見，有時感到困難。往好處想，這個人似乎很深沉，往壞處想他，又覺得他很陰沉又有些鷹鷙。”（聶榮臻，1983：300）

從這幾件事看來，林彪對毛並不是亦步亦趨，不但與60年代後大搞個人迷信有區別的，甚至還有反毛言論與行為。毛的識人術無用懷疑，聶知道的事，毛肯定知道，但他對林仍然信用有加，既說明林作為一名領導人有權利向毛提意見，而毛也並不是完全聽不得不同意見的人，至少在戰爭年代。問題是，博古、張國燾、彭德懷等人因其與毛的不同意見而為是毛耿耿於懷的，為什麽林彪與他們的關係沒有妨礙毛對他的信任？難道毛真的視林為“娃娃”？聶沒有交代這一點。答案隻能是，在毛看來，林是自己人。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麽像聶這樣對林彪的曆史比較清楚的老同誌在1971年之前沒有反對林彪？

我們一些老同誌同林彪之間，在“文化大革命”的一係列方針政策上，都是由原則分歧的。但是，由於兩個主要原因，大家仍然尊重他，對他被指定為毛澤東同誌的“接班人”，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一是看到毛澤東同誌雖然經常批評他，但也信任重用他。出於對毛澤東同誌的高度尊敬和信任，我們也就往好處想，認為林彪比較年輕，經過毛澤東同誌的教育，可能已經認識、改正了錯誤。既然如此，我們如果再翻林彪的老帳，也就不好了。二是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新選出的政治局常委，林彪被排在毛澤東同誌之後的第一名，這就事實上確認了他的“接班人”地位，這是中央的決定，我們如果再說三道四就不符合黨的組織原則了。（聶榮臻，1983：846—847）

“中央”就是毛澤東。但似乎又不能說林彪“接班人”的位置是毛一人欽定的。張耀祠回憶，1968年10月17日討論黨章，江青、康生、張春橋提議把接班人寫上，起草人向毛報告“大部分同誌要求把林彪作為主席子的接班人寫進黨章，寫進九大的政治報告和決議中，以進一步提高他的威望。”毛澤東考慮了一個晚上後說：“既然大多數同誌同意，那就把林彪寫進去吧。”張耀祠就此評論：“主席哪裏知道，實際上隻有那麽幾個人在為此事鬧騰。有些同誌雖然口頭上同意，但心裏卻不怎麽讚成，因為選定林彪作為接班人是主席提出來的，所以隻好附會和同意了。”（張耀祠，1996：115）張說有誤，“隻有那麽幾個人”無論如何是決定不了誰當接班人的，他們的“鬧騰”不過是把毛的決定公開出來而已。“文革”爆發以後，林彪接班人的位置事實上已經明朗。按張的推論，則所謂“中央決定”不過就是幾個人的“鬧騰”。

聶榮臻的兩個理由其實是一個：林受到毛的信，所以大家無法反對他。楊尚昆說得好：“‘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錯誤發動的一場長時期的、全局性的動亂。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中，無論哪了一位黨和國家的領導人，都無法站出來公開反對。”（楊尚昆，2001：44）同樣，如果有一天毛不再信任林彪了，大家也就可以批評他了。其實何止是林彪，任何一個革命者，不都區享此命運？

雖然如此，老同誌中至少有一個人是敢於對林彪“說三道四”的，這就是陳毅。這位林彪當年的上級，不但1966年10月8日在小範圍內認定林彪一定會當叛徒，1967年2月12日，他還在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向歸國留學生代表公開表示自己與毛澤東信用的人之間的距離：“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陳伯達、康生、江青是幹淨的。承蒙你們寬大，加上我們五位副總理。這樣一個偉大的黨，就隻有這11個是幹淨的？！如果隻有這11個是幹淨的，我陳毅不要這個幹淨！把我揪出去示眾好了！一個共產黨員，到了這個時候還不敢站出來講話，一個銅板也不值。”（劉樹發，1995：1187）背著1929年的老帳，陳毅是老同誌中對革命體製認識最清醒也最敢講話的一個，他的遠見卓識已由曆史證實。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是，盡管陳毅對毛澤東、對“文革”有過尖銳批評，毛也為此龍顏大怒，但畢竟沒有把他徹底打倒，並且還給予親臨其追悼會的殊榮。



聶榮臻簡曆

190年出生於四川省江津縣。

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年赴蘇聯學習。

1925年年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中共廣東區委軍委特派員，中共湖北省委軍委書記。

1927年任中共前敵軍委書記，南昌起義軍第十一軍黨代表，同年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年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一軍團政委；長征中任中央紅軍先遣隊政委。

1937年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副師長、政治委員，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書記。

1947年，任華北軍區司令員，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二書記，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平津衛戍區司令員。

1949年任北京市市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代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兼中央科學小組組長，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防科委主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先後任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第四、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九、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1992年逝世。



參考文獻



聶榮臻：1983 《聶榮臻回憶錄》，北京：戰士出版社。

莫 雄：1991 《莫雄自述》，載《莫雄回憶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李一氓：2001 《李一氓回憶錄》，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輔一：1995 《項英傳》，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

李 銳：1999 《廬山會議親曆記》，海口：南方出版社。

朱仲麗：1995 《毛澤東、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

範 碩：1990 《葉劍英在1976》，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羅貴波：1997 《革命回憶錄》，北京：中央檔案出版社。

羅 明：1990 《羅明回憶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陳丕顯：1982 《贛南三年遊擊戰爭》，載北京：《中共黨史資料》第3輯，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宋金壽：1993 《為王實味平反的前前後後》，載《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北京：群眾出版社。

徐向前：1987 《曆史的回顧》，北京：解放出版社。

陳士榘：1993 《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北京：中央黨校出版社。

劉 雙：2000 《質疑對〈相信未來〉詩的詮釋》，載太原：《黃河》第1期。

蕭 克：1997 《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

張耀祠：1996 《回憶毛澤東》，北京：中共中央黨出版社。

楊尚昆：2001 《追憶領袖戰友同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盧 權、禤倩紅：1994 《葉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

吳葆樸、李誌英、朱昱鵬編：1997 《博古文選·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

劉樹發主編：1995 《陳毅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禤

200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