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生前口述：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經過

吳德生前口述：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經過

　　1976年是很緊張的一年，大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波瀾迭起。

　　1月，是敬愛的周總理逝世。同時，毛澤東同誌不能容忍鄧小平同誌係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4月，是載入史冊的天安門事件爆發。7月，是德高望重的朱老總逝世。在這個月裏，又發生了傷亡數十萬人的唐山大地震。沒多久，偉大領袖毛主席又在9月裏溘然長逝。神州大地承受著空前的震動。

　　我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在這些劇烈的事變麵前簡直透不過氣來。

　　1981年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正確指出：“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誌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奠定了偉大的群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誌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誌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曆史無情地把我卷入了天安門事件之中，注定地犯了錯誤。

　　天安門事件的發生有一個積累、演進的過程。

　　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周恩來同誌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盡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這是我深深感覺到的。周總理的巨大的人格力量凝聚著黨心民心，也使敵對者驚懼和懷恨。總理的逝世，對社會的震動很大。當時，很多國家的政黨、政府提出派人到中國來參加治喪活動，政治局曾為此開會討論過，決定婉言謝絕。“四人幫”出於對周總理的極大嫉恨，對周總理逝世後的悼念活動壓製得很厲害。我在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就看見過姚文元訓朱穆之，說訃告、唁電登得太多了。後來，報紙上對各國的唁電隻作了摘登。更有甚者，“四人幫”憑著他們當時掌握的權力，無視人民群眾的意誌，玩忽人民群眾的感情，要治喪委員會發出一個通知，要求不準設靈堂，不準戴黑紗，不準送花圈。這幾個異乎尋常的不準，竭力縮小悼念周總理的規模，貶低周總理的功績，自然要激起人民群眾的強烈反抗。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幹部，終於認清了“四人幫”的醜惡嘴臉，愈是不準，愈是要突破它。正義的力?敢於蔑視“四人幫”的淫威，同“四人幫”的勢力較上了勁。

　　對於治喪委員會所發的那個通知，北京市沒有傳達。當時，北京市的黑布、白紙都賣光了。

　　1月11日，周總理的遺體火化時，北京醫院至八寶山沿途，一二百萬人肅立嚴寒的街頭，表達對周總理的懷念和哀思。多少人含著悲憤的眼淚，多少人痛哭失聲。

　　從3月底開始，北京的學生、工人、機關幹部、各界群眾，不顧“四人幫”阻撓，紛紛走向天安門廣場，以敬獻花圈、朗讀詩詞、發表演說等形式，悼念周總理，怒斥“四人幫”。

　　北京市委為了不激化矛盾，曾向基層黨組織發出《通知》，要求各單位在本單位舉行悼念活動。但基層組織沒有照辦，依然紛紛去天安門廣場。當時的洪流隻能宣泄不可阻擋。市委沒有再作任何禁止和反對，而是要求各級幹部、衛戍區指戰員、公安人員和民兵，維護好天安門廣場的秩序，引導群眾安置好花圈，加強巡邏，防止現場失火。

　　從3月30日算起至4月3日，到天安門廣場的人次超過了一百萬。當時，廣場上悼念周總理的活動，群情激憤，但秩序井然，在現場維持秩序的同誌與群眾心心相印。為了全麵掌握情況，除白天以外，我還派人在晚上去廣場多加觀察。為了防止被“四人幫”抓把柄整人，激化矛盾，我們要求覆蓋或悄悄揭下那些言辭激烈、矛頭明顯有所指向的詩詞和標語等。從揭下來的悼詞、詩詞、標語和傳單中，我看到大量是反對“四人幫”的，個別也有指向毛主席的，也有少數表示擁護鄧小平同誌的。對於這些情況，在4月4日清明節前，市委沒有出過一份簡報，也沒有向上匯報過。

　　說實在的，我們與群眾的感情是相通的，毫無對立情緒。廣場和灰觀禮台上的花圈擺滿後，市委立即指示開放紅觀禮台，讓群眾上去擺放花圈。那幾天，廣場上悼念周總理的群眾少時數萬，多時十幾萬人。市委組織了五千名民兵、三千名公安人員著便衣以民兵身份到廣場做了大量的保衛、勸說工作。

　　“四人幫”在周總理生前瘋狂地攻擊周總理，現在看到群眾如此深情地悼念周總理，他們極為惱火，派了很多記者在天安門廣場活動，搜集情況。

　　4月3日，北京市委邀請各界群眾代表座談，征求對花圈的處理意見。到會的群眾代表要求將花圈擺放到6日，這期間由他們出麵做工作，花圈由群眾自己取回（當時周總理的遺像很少，群眾要求取回花圈中的周總理遺像），群眾不取走的花圈，可以移送八寶山。我當時認為情況是複雜的，天安門廣場上雖有反對“四人幫”的詩詞、標語，但更多的群眾言論、活動是悼念周總理的；有少數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在乘機活動，但不是一個反革命事件。北京市可以先做群眾工作，花圈可以放到清明節以後再取走。

　　4月4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了比較混亂的局麵。人群中發生爭執毆鬥，公安局也有很多同誌受傷，衝擊得很厲害。事態嚴重起來。

　　當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這個會，葉帥、先念同誌好像沒有參加，毛遠新列席了。華國鋒同誌主持了這次會議。作為北京市的負責人，在華國鋒同誌講話以後，我匯報了情況。我說：送到紀念碑前的花圈有2073個，共有1400多個單位。還有一些花圈是不寫單位或冒充其他單位名義送的。4月3日到廣場的人數大約是20萬，507個單位送花圈800多個；4月4日到廣場的有8萬人，420個單位送了450個花圈。看熱鬧的人很多，也還有壞人帶著一幫打架的人也來送花圈。花圈最大的直徑有6米，悼詞內容有寫緬懷先烈的，也有寫懷念周總理的。去廣場最多的單位是七機部、科學院，其次是四機部、鐵道部、外貿部，北京市是廣播器材廠、曙光電機廠、青雲儀器廠。我錯誤地說，送花圈較多的單位也是問題比較多
的單位。

　　我還說：從4月2日就開始有惡毒的煽動、講演，內容很反動。詩詞、悼詞、小字報中，有48起是惡毒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的。但到廣場去的人大多數是出於懷念周總理，有些學校是到天安門廣場宣誓批鄧、教育幹部的。

　　我還匯報了北京市采取的一些措施。我說：市裏向基層做了工作，主要是把中央的電話通知發了下去，說明有壞人利用群眾的心情，攻擊毛主席、黨中央，破壞批鄧大方向。通知發下去以後，很多人說不去上階級敵人的當了，知道所謂總理遺言是敵人製造的謠言，很多單位把花圈拆了，大多數群眾是擁護中央的通知的。市公安局也采取了幾個措施。一個是現場取證、拍照；另一個是看準了是反動的人，派人盯住，待其離開人群後再抓，拘留了十個人。

　　發言中，我還講了一些錯話，我說這些活動是受了鄧小平的影響，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形成的。

　　會上，我將前一天在市委召開的各界群眾座談會上群眾提出的意見作為市委的建議向政治局提出，要求爭取兩三天時間做群眾工作。

　　當時，政治局的同誌也沒有人說這是一個反革命事件，他們隻是說有反革命分子在活動，他們同意市委的建議，“四人幫”也是同意這個建議的。

　　但是，會議還沒有散，殺出一個程咬金來。《人民日報》的負責人魯瑛給姚文元送來了一張紙條，說在紀念碑西南側有人發表演講罵江青。

　　江青看了這個條子後，暴跳如雷，用手指著我質問：“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情況？為什麽允許反革命講演？”

　　我說：“我在這裏開會，怎麽會知道。”

　　江青說：“這個反革命分子要馬上抓起來，這樣的人不抓有右傾。”

　　江青指著我嚴厲地說：“你中鄧小平的毒太深了。”

　　我當時隻好站起來檢討了幾句，說思想上沒有重視，有些麻痹。然後，我就出去打電話給吳忠，問他有沒有這回事。吳忠在電話中說的確有人演講罵江青。我問這個人在哪裏演講。吳忠說就在紀念碑前，現在圍聽的群眾很多，不好處理，待群眾散開後能抓人時再抓。

　　我向政治局匯報了吳忠的意見，但沒有獲得同意，而是要求立即抓人。

　　不久，吳忠打來電話說那個演講的人已經抓起來了。

　　這個問題解決後，會議繼續進行發言，我仍堅持要求給予時間做群眾工作的建議。

　　這時，江青大發雷霆了。她借機發難說：“吳德，你想保留反革命的講壇嗎？”

　　江青隨後舉起手，看著手表說：“現在已經過了12點，現在已是4月5日了。清明節已經過去，清明節的悼念活動應該結束了，你們完全有理由向群眾解釋清楚。現在就動手，天亮前必須把花圈全部送八寶山。”

　　我推托說：“按天安門廣場花圈的數量，需要調二百輛大卡車，現在工人下班了，我們找不到足夠的運輸工具。”

　　江青蠻橫地說：“我不管，你們想辦法。”

　　實際上，運輸工具我們是可以解決的，我真正擔心的是不向群眾打招呼，不向群眾做工作，就把花圈立即移走，會激怒群眾，要出亂子的。

　　我仍然堅持我的意見。

　　會議沉默了一段時間。

　　華國鋒也沒有理解我們的苦心，或者他作為會議的主持人想要打破當時的僵持局麵，他被迫對我說：“老吳，你考慮考慮，動員力量，今天晚上解決了吧！”

　　華國鋒是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他這樣表態，政治局的其他同誌又沒有異議，我不好再頂了，頂不住了，隻好照辦。當時確實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就是由北京市委動員幹部、群眾出麵做工作，避免衝突；另一種選擇就是激化矛盾，尖銳對立。如果華國鋒支持我的意見，我們用幾天時間做好群眾工作，然後再撤走花圈，可能就不會釀成“天安門事件”了。當然，曆史無法假設，要發生的還是會發生。

　　散會後，紀登奎提醒我，說把花圈拿走以後，要注意明天會發生什麽事。

　　4月5日淩晨，大部分花圈被運走了，隻有一小部分放至中山公園。

　　早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一看，花圈已經蕩然無存。這就激怒了廣大群眾。群眾越聚越多，十餘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高喊“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憤怒的群眾衝擊了人民大會堂。接著發生燒汽車、砸自行車、追打外國攝影記者、燒指揮部小樓等情況。我當時要求立即調救火車前往滅火。這個小樓是衛戍區的房子，裏邊存有槍支彈藥，很容易出危險。

　　4月5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鄧小平同誌也參加了。小平同誌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參加政治局的會議了。以後我才知道是“四人幫”有目的地讓鄧小平出席這次政治局會議的。大家目睹了廣場上發生的事情。“四人幫”對他們釀成的局麵自以為得計。我看見張春橋竟劈頭蓋臉地大罵鄧小平同誌，說：你看看，你就是納吉。鄧小平同誌一言不發，根本沒有去理睬張春橋，也沒有與其他同誌交談。囂張一時的張春橋恐怕萬萬想不到，被提上曆史審判台的是他自己。

　　開會中，毛遠新拿著毛主席的幾個批示的條子傳達。我記得毛主席說，天安門事件的性質變了。

　　王洪文聽了毛主席的指示後提出，要調十萬民兵。

　　我說：北京的民兵沒有上海訓練得好。現在工人已經下班回家了，調不來這麽多。

　　王洪文問：能調多少？

　　當時北京市負責民兵工作的書記倪誌福說：最多也就是兩三萬人吧！

　　我說：廣場上這麽多人，調兩三萬民兵進去解決不了問題。廣場上的人比能調動的民兵多得多，搞不好，廣場情況會更加混亂。

　　張春橋說：用廣播的辦法動員群眾離開現場，可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

　　江青用手指著我說：你是北京市革委會主任，你怕什麽群眾？應由你出麵講話，動員群眾離開，把你的講話錄音，放錄音帶。

　　這樣，就有了張春橋、江青分別提出的兩種發表廣播講話的意見。華國鋒、陳錫聯、汪東興等同誌後來也同意讓我出麵發表廣播講話。這樣就定下來了。

　　根據政治局的意見，我寫成了《吳德同誌在天安門廣場廣播講話》。講話稿避開了悼念周總理的內容，當時我想把周總理牽連進去不應該。這個講話稿當時就讓華國鋒看了，他同意後，其他政治局同誌也看過同意了。這個廣播講話稿，與4月8日見報的文字稿有所不同。4月8日見報的講話是這樣的：“同誌們！近幾天來，正當我們學習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抓革命、促生產之際，極少數別有用心的壞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妄圖扭轉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方向。我們要認清這一政治事件的反動性，戳穿他們的陰謀詭計，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當。全市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立即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進一步加強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發展大好形勢。讓我們團結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爭取更大的勝利！今天，在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

　　4月5日晚的廣播，沒有點鄧小平同誌的名字，隻是用了當時通行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等提法。雖然沒有點名，但大家在當時還是知道的。4月7日政治局會議根據毛主席提議，作出了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後，在4月8日發表我的講話稿時，加點了鄧小平同誌的名字。

　　4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我的廣播講話稿，並決定：5日下午6時廣播，8時出動民兵。

　　為了執行政治局出動民兵的決定，我提出要做些準備，就提前退會了。

　　我和倪誌福同誌離開會場到衛戍區，同吳忠同誌商量了出動民兵的事。吳忠當時還兼任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政法工作。他聽了我們的傳達後說：天安門廣場上群眾那麽多，民兵去一定會出問題，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將來誰負這個責任？

　　我說：政治局已決定晚8時出動民兵，怎麽辦？

　　我們三個人都很怕發生流血事件，吳忠更明確提出了要采取拖的辦法。他說：絕對不能8點出動，隻有
等群眾走得差不多了，再出動民兵清場，否則肯定會出問題。

　　我們三個人當即商定：我和倪誌福在衛戍區，吳忠去曆史博物館現場指揮，由他把握出動民兵的時機。

　　晚上8點鍾，華國鋒、陳錫聯不停地打電話找我，多次催問我為什麽還不出動民兵。他們當時都在人民大會堂觀察形勢。

　　我與吳忠在電話中商量怎麽辦，吳忠還是堅持說：廣場上有幾萬人，現在不能出動。

　　這時，政治局找我，繼而又找吳忠，要求匯報情況。迫不得已，我們商量好幾條不能馬上出動民兵的理由：第一，工人剛剛下班，都是從家裏找出來的，集合遲了。第二，事先未通知交通警（東西長安街規定不許通過大卡車），民兵沿途受到阻攔，影響了集合時間。第三，先到的都是商業係統的民兵，女民兵多，她們執行這種任務有困難。其實，這些“理由”都是為了找借口、拖時間而編出來的。當時，民兵早已在中山公園、勞動人民文化宮集合好了。

　　他們聽了我們的匯報後，很不滿意，說怎麽搞的。

　　晚上10點半，華、陳又打電話催問，陳錫聯更為關心，他是北京軍區的司令員，首都的安全問題最為重要。我打電話問吳忠民兵可否出動了。吳忠命令把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全部打開，以此驚動群眾快走，並再次廣播我的錄音講話。催群眾迅速離開廣場。

　　晚11點，廣場上的群眾大都散去，剩下的人大概在一千人左右。吳忠打電話給我說：“現在集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不肯離開的隻有二百多人了，可以出動清場了。”

　　清場時，先由衛戍區的徒手部隊把廣場包圍起來，然後是民兵出動清場，當時我們定了一個原則：凡是身上帶有凶器的、帶有易燃易爆物品的、帶有反動傳單的人，交給公安局審查，其餘的人天亮前放回去。最後實際被公安局拘留的有一百多人。經過審查後，又陸續大部釋放。

　　整個清場過程，免不了發生暴力，但是，我可以負責任地說，沒有死一個人。

　　4月7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說華國鋒“你辦事，我放心”的話。

　　關於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建議，是毛主席不把權力交給“四人幫”的重要措施。那時，上海已經貼出大字標語“擁護張春橋同誌當總理”。毛主席批評了這個問題，讓上海趕快把這個標語拿掉。

　　關於4月7日參加政治局會議的人員，毛遠新先是傳達毛主席的意見，說朱老總、葉帥、李先念、蘇振華不必參加會議了；但其間毛遠新出去了一趟，回來後又通知，除蘇振華外，其他人都到會。蘇振華前幾次的會議都參加了，不知道是什麽原因不讓他出席7日的政治局會議。於是，政治局會議直等到朱德、葉劍英、李先念都到達後才開始。

　　對於毛主席的兩項提議，參加政治局會議的同誌誰都不說話。政治局當即擬定了文字稿。我還記得朱總司令戴上老花鏡拿起文字稿看了一遍，心情很沉重，一言未發。

　　政治局通過決議後，由毛遠新拿去請毛主席批示。很快，毛遠新就回來了，說毛主席已經批準。

　　“四人幫”為了大造輿論，召開了獎勵大會，接見了一些人員，在宣傳報道上喧囂一時。“四人幫”還讓市委、市公安局分別總結經驗寫報告，企圖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全國。當時，我們認為這樣的“經驗”不好總結，但又不能強頂，隻好送了一個應付差事的報告。這個報告送到毛主席那裏，毛主席認為向全國下發北京市委的報告“此計不妥”，毛主席還在報請下發的北京市公安局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中反動詩文原件選印》的報告上批示：“天下已定，此件雜亂無章，近於畫蛇添足，不宜發表。”

　　雖然群眾當時很難被說服，但毛主席還健在，他老人家的威信還很高，市委在機關、廠礦、學校又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樣，北京市的社會秩序、狀況才稍有平息。但這樣的形勢，表明黨和人民與“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不僅沒有停止，而且“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必將惡有惡報，隻是時辰未到。

　　正像曆史告訴我們的那樣：人民終於勝利了。

　　粉碎“四人幫”後，我對在天安門事件中所犯的鎮壓群眾的錯誤作了多次檢討。我還檢查說：“我在天安門廣場事件的廣播講話中，誣蔑了鄧小平同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由於我所處的地位，我無法不執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盡管如此，錯誤總歸是錯誤，隻要把它放在曆史的長河中去考察和認識，是可以做到心悅誠服的。

　　粉碎“四人幫”後，一些報刊上說在天安門事件中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等等。當時，吳忠曾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言，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結果，吳忠的發言在會場上引起了很多同誌的不滿。這些同誌說：血都流成河了，怎麽能說沒有死人呢！有的同誌說當時把天安門廣場的血跡都衝洗幹淨了，把打出來的人腦漿都衝洗掉了；更有同誌說他的口袋裏就裝著有關的材料，可以說明當時的嚴重情況；還有同誌說死的人都是外地人等等。此後，中央曾派小組調查此事，調查得很認真、很仔細。調查了醫院、太平間、火葬場和參加清場的很多民兵。一共進行了三次調查，第一次的調查報告我看見了，後邊的兩次報告我沒有看到，但我問過了，調查的結果是一樣的，都說是沒有死人。

　　吳忠同誌在“天安門事件”中還是用了一番心思的，他想把損失盡可能地減少。當時，“四人幫”也很害怕，江青指著我、陳錫聯、紀登奎說：北京軍區、北京市委還保證不保證我們的安全了？我們三個人當時都不吭聲。我們的處境非常困難，很容易出大的問題，造成流血事件。沒有死人，這是不幸中的最大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