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

胡耀邦與西單民主牆

胡績偉

　　今年四月十五日，是胡耀邦同誌逝世十五周年。1999年耀邦逝世十周年時，我寫了一篇《胡耀邦與人民日報》。今年，我的神魂中不斷閃現出耀邦的身影，引起我的反複深思。說心裏話，在我接觸過的黨的高層領導人物中，像胡耀邦那樣胸懷廣闊、容異納諫、敢做敢當、真心為國為民的人是不多見的。可以說，他是中國共產黨曆屆最高領袖人物中最具有群眾觀點和民主精神的一位。

　　關於我所知道的他的事跡，已經寫過很多。主要是從他開始領導平反冤假錯案開始，在這以前的事，比如他在西單民主牆時期的事跡，就沒有提到。據我從他去世以後所看到的有關他的情況，關於這段事跡的描述也不多見，因而這篇紀念文章，我專門回述他在西單民主牆時期的情況和思想，以填補這段曆史的空白。

　　總的說來，胡耀邦在這一段時間的所作所為，對西單民主牆是密切關注、熱情支持和盡力引導的。


西單民主牆的由來

　　首先應當說明，西單民主牆的誕生以及當時所處的國內形勢。

　　1979年2月15日，參加中央召開的理論務虛會的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範榮康和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餘煥春，在會議上作了一個聯合發言：題目是《西單民主牆剖析》。我在1979年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上，根據這個發言，也介紹過西單民主牆的情況。

　　西單牆是在北京西單十字路口東側路北的人行道旁，幾路公共汽車站都設在這裏。在這些公共汽車站的後麵，是一排約有200米長的灰色矮牆。因為這裏來來往往的人很多，常常有人在這排矮牆上貼尋人啟事和小廣告，引人注目。從1978年春開始，有些人在這裏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很多，一傳十，十傳百，逐漸形成一個自發的聚攏人越來越多的場所。

　　這種在北京街頭自由張貼發表政見的大小字報的源頭，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節時的天安門事件。那時，“四人幫”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節懷念周恩來總理的時機，人們紛紛到天安門廣場烈士紀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聯，越來越多的貼出反對“四人幫”的政治詩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這也是促使結束“四人幫”專政的一股強大的群眾力量。粉碎“四人幫”後的1977年清明節，天安門紀念碑周圍也貼了很多懷念周總理和慶賀粉碎“四人幫”的詩文。1978年清明時，紀念碑周圍?惱?問?母?唷?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華和尹明的大字報發出建議，他們認為，應當把張貼政治性的大字報經常化，不必限於清明節。文章說：“我們應該把這塊地方作為不中斷的論壇，不閉幕的會場，不休戰的陣地，隨時把我們的思想言論寫出來，把我們的作品發表出來，在這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在這裏，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政治家、思想家、科學家、藝術家、理論家、作者，同時又是讀者、聽眾、觀眾、批評家。在這裏，每一個人都是社會的主人。”當時，人們認為這就是“民主牆”的倡議書。當然，天安門廣場不適於成為經常張貼大字報的地方，人們在尋找一個更為適合的場所。

　　這時，出現了一件事，更直接引發了西單民主牆的出現。

　　“文革”一開始，深受廣大讀者歡迎的《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幫”以後，《中國青年》於1978年9月複刊，《中國青年報》於10月複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國青年》的第一期複刊號卻觸怒了當時主管宣傳的黨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他下令把已經發出去的《中國青年》複刊號通通收回，禁止發售，這引起了廣大青年讀者的憤慨。不知是哪一位勇士，把這一期雜誌一頁一頁地張貼在西單那一排矮牆上，轟動了北京城，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西單牆去看大字報。很多人讀後在這個牆上貼出短短的大字報和長長的小字報，表示反對禁止發售《中國青年》。另一些要求肅清專製餘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論出版自由的大字報，也越來越多。如這年12月貼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寫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響。一些青年還自發地組織了一些民間團體，出版了一些民間刊物。來這裏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人越來越多，因而人們把這裏叫做“西單民主牆”。

　　複刊第一期的《中國青年》雜誌為什麽遭到汪東興的查禁呢？理由有四。一是這一期刊登了1976年“四五”時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詩抄，汪說這是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鳴冤叫屈；二是沒有登毛主席的詩；三是沒有登華主席的題詞；四是這期刊登了一篇“本刊評論員”的文章《破除迷信，掌握科學》，文中第一次提出要破除“現代迷信”，就是要破除對毛澤東的迷信。這在當時，可說是一條彌天大罪，也是引起汪東興下令查禁的主要原因。這篇文章是中宣部理論局付局長李洪林撰寫的，正好是當時已升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審閱過的。事實證明，這期《中國青年》沒有什麽錯，恰恰是辦的深得人心的。

　　民主牆上大小字報的內容很多，有蒙冤受屈者的申訴，有批評建議，有揭發惡人醜事，有新聞消息，後期主要是政論。其中討論最多的是民主與法製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1）從總結曆史經驗的角度來探討社會民主問題；（2）主張民間辦報、民主辦報的問題；（3）要求言論自由，廢除“惡毒攻擊罪”的問題；（4）讚賞推崇西方民主的問題；（5）公開評毛澤東的功過問題，等等。形式多樣，有詩詞、小說，有對話，有致某人的公開信，有讚成或反對的批注；有署真名的，署筆名的，或不署名的；有的大字報具有一定的理論水平和文采，也有謾罵譏諷式的胡言亂語，有自我批判、自我表揚的等等。

　　與西單民主牆同步活躍起來的，是出現了一些民間組織和民間刊物，一些活躍其間的人物也逐漸顯現出來。他們將自己印刷的刊物或張貼在西單牆上，或就地散發給來往群眾，人越聚越多，多達數百人，引起公安部門的注意。在京的外國記者、外國留學生也跑到這裏來，或采訪，或與一些青年 人交談，外國通訊社也有消息播發，這不能不引起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重視。


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說明了什麽

　　西單民主牆的出現，說明了什麽？這還得從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以後說起。

　　“文革”十年的封建法西斯專製的統治集團被粉碎以後，我國進入了一個人民民主製度建設的新時期。中國人民從重重高壓下解放出來，強烈要求進行一場比較徹底的民主改革，要求改變二十幾年來打著社會主義旗幟的獨裁專製製度，使我們的國家逐步改革為真正人民民主的先進國家。

　　推動這次民主改革的，主要是兩股勢力，一股是自上而下的勢力，一股是自下而上的勢力。

　　第一股勢力就是原來被毛澤東稱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這一批人物。毛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建立斯大林式的一黨專製，對所有不同政見的人，以及他認定的一切異已力量都打成各種名目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這些人原來都是握有一定權力的人物，從黨國元老、黨政軍要員到各級幹部，以及社會上知名人士和知識分子，統統被列為專政對象。毛澤東把國家主席、黨的副主席劉少奇和黨的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封為這個“資產階級反革命司令部”的頭子。毛澤東稱自己是當年那支造反大軍的“無產階級革命司令部”的最高統帥，林彪是他的副統帥。毛澤東這種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胡作非為，弄得長期天下大亂。到“文革”後期，在他實在難以為繼的情況下，不得不拜托周恩來出來收拾殘局。在周的一再努力下，使鄧小平、葉劍英、胡耀邦等一批元老人物和一批老中青幹部解放出來，對各項工作進行全麵整頓以挽救危局。就是這批人物，成為推翻專製政權的掘墓人，也是新時期民主改革的帶頭人。

　　長期擔任共青團書記職務的胡耀邦，既是周恩來，鄧小平領導下進行全麵整頓的領導核心人物之一，又是以後推翻“四人幫”的幕後策劃者之一。他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於1977年3月出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這是中央級老幹部中首先恢複領導工作的人（他比鄧小平、陳雲等很多元老都早解放出來）。他勇敢地擔負起青年團是黨的後備軍的光榮使命，毅然決然地挺身而出，團結一批理論戰線和新聞戰線的先鋒人物，在一些元老們的暗中支持下，打響了這場偉大的民主改革運動的第一炮，就是在批判“四人幫”罪行和清查“四人幫”幫派勢力的初戰告捷以後，耀邦同誌在1977年10月發動了平反冤假錯案、解放幹部的運動，把包括大批元老在內的千千萬萬各級幹部陸續解放出來，並妥善地安排他們重新走上各級領導崗位，使癱瘓多年的各項工作很快活躍起來。緊接著，在1978年5月，耀邦等人又發動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樣，就在組織路線、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上，基本結束了長期的專製統治，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好了準備，開始了以鄧小平為後盾，以胡耀邦為總書記，以趙紫陽、習仲勳、萬裏等同誌為核心的新的黨中央領導下，開展了一場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的改革開放的新局麵。

　　這就是那股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勢力。

　　另一股自下而上的民主勢力是什麽呢？

　　首先是“文革”中受打擊受摧殘的大批中下層幹部、青年職工和大專學生。他們中有一部分是特別苦大冤深的人群。多年來身負沉冤，申訴無門，或者越申訴越受到沉重的打擊。老實說，胡耀邦發動的平反冤假錯案，主要對象還是老幹部和少部分中下級幹部。更為大量的中下級幹部、工農群眾和大專學生，仍然是鞭長莫及。他們眼看中央政策日益開明，廣大幹部陸續解放，急切要求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而他們的冤家對頭大都是中小當權派，要平反就得糾正這批頂頭上司的錯誤，因而難之又難。所以這一大批苦主就把眼睛盯到上邊，盯到中央，一時間首都北京和各省市的省會城市，都湧來了成群的上訴上訪者。他們除了找中組部、中紀委和中央各報以外，有的還把自己冤情寫成大小字報，貼在人多的地方。

　　在最初的幾個月，西單牆的大小字報絕大多數的內容以申冤訴苦為主，隻是就事論事，不大涉及政治內容。很多人到這裏來，主要是為了發泄自己的怨情，尋找翻身解放的機會。隨著官方報刊批判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的宣傳，西單牆大字報的內容也越來越集中到政治民主問題，越來越接近一些敏感問題，引起了人們的紛紛議論。議論的焦點是：西單民主牆的主流是健康的，還是反動的？它是我國政治生活中一種生動活潑的表現，還是一種不安定的因素？民主牆應當在我國政治生活中消失，還是應當加以引導，使之更加健康地發展？這些都是關係到要不要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如何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的大問題，也是能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大問題。


黨的領袖人物曾高度評價民主牆

　　當時，在黨的領袖人物中，看法也是不一的，鄧小平和葉劍英都公開稱讚過民主牆。1978年11月26日，鄧小平接見日本社會黨委員長佐佐木良時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確，這並不可怕。”此後，在12月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講話中又說：“群眾提了一些意見應當允許，既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點事，也沒有什麽可怕，要處理得當，要相信絕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還警告說：“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不同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12月13日，葉劍英也在三中全會講話時，曾經高度評價民主牆。葉帥說：“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葉帥的這兩句話十分重要，代表了當時對民主改革勢力的評價。如果這兩股來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勢力，能夠堅定地結合起來，肯定會是民主勢力的大發展，大提高，也肯定會在民主與專製兩種勢力鬥爭中大大增強民主勢力的陣地。

　　可惜，葉帥的這兩句話，在以後正式印發的三中全會文件中，被胡喬木刪掉了。

　　應當看到，當時人們對西單民主牆的態度，的確有褒有貶，好得很，糟得很的評語都有。三中全會上，鄧小平說這些話時，態度是很堅定的，但會後，他的態度就有些改變。所以，這位善於察言觀色的胡喬木，才利用他批發文件的權力，公然刪去葉帥那兩句十分重要的話。

　　鄧小平態度的大變，還是在理論務虛會時期，在兩種思想激烈交鋒的時候。1979年3月，任畹町等人在民主牆貼出了《中國人權宣言》以後，特別是魏京生在3月25日貼出《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那張大字報後，鄧的態度明顯大變。在魏的大字報貼出後的第四天，就借故下令逮捕了魏京生。從這以後，保守勢力大為抬頭，西單牆的命運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胡耀邦說，民主牆是人民內心的呼聲

　　當民主牆剛剛出現的時候，中央領導人都十分關注，陳雲同誌還特別指示人民日報派記者深入到這些人群中去收集動態，反映情況。報社派了王永安（國內政治部編輯）去完成這個任務。我一再叮囑他，隻了解情況，掌握動向，索取材料，絕對不能表態。王永安寫了不少“內參”上報中央。

　　關於西單牆的情況，我向耀邦匯報過多次，還參加過他所主持的一些小會。

　　總的說來，耀邦同誌對西單民主牆是十分關注，表示過讚賞，認為這是新的大字報，同“文革”中和以前的大字報不同。他認為，以前大都是某些領導者利用大字報來整人害人的，這次的大字報，同“四五”天安門大字報一樣，是人民出自內心的呼聲，是人民新的覺醒。

　　我向耀邦反映，很多人擁到北京上訪，有的人上街訴苦，有的人貼大字報，有的在機關外麵靜坐請願，這使一些當權的領導者大為震驚，大叫趕快整頓社會秩序。我說，這是你平反冤假錯案的好影響。因為你所發動的平反，大都偏於高中級幹部，而廣大基層幹部和廣大群眾中苦大冤深的人看見中央這次平反受到鼓舞，很多人紛紛湧向省城和京城，這是對新的黨中央的信任和依賴，認為這一回中央是動了真格的，他們的問題有了平反希望了。

　　耀邦同意我的看法。他說，現在平反工作剛剛開始，各地都要作好來信和上訪工作，盡量把地方上能夠解決的問題就地解決，不要都推到中央來。耀邦他一方麵不斷擴大平反的範圍，一方麵批示各地黨政機關和新聞單位加強來信來訪工作。同時，他積極籌備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他堅定地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什麽人批的，都要實事求是的改正過來。”耀邦提出的這“兩個不管”更切實地破除了“兩個凡是”的新枷鎖，把平反工作推向基層，使沉冤幾十年的幹部和群眾陸續得到平反。

　　對於上訪群眾貼出的大字報和成立民間組織、出版民辦刊物的情況，耀邦同誌也很重視。他指示各新聞單位注意反映情況。人民日報當時出版了《情況匯編特刊》，把西單牆的大字報，一些值得注意的很長的小字報和民辦刊物上的文章摘報中央。人民日報還出版了一份供少數領導同誌看的《供你參考》的活頁文選。在京的其它報刊和有關單位在這一時期也特別出版了這一類的內部參考。

　　有一段時間，貴州的民間組織“啟蒙社”在北京很活躍。為了了解啟蒙社的情況，耀邦讓人民日報派記者去調查。報社派出評論員周修強同誌到貴陽。調查回來後，耀邦還把周修強約到辦公室，特別聽取他的匯報。


耀邦說，必須糾正脫離群眾的作法

　　耀邦除了找報社派人以外，還召集過報社、中宣部、青年團、工會等單位研究如何作好民間組織的工作。他多次談話的總的精神，是同我們談論黨曆次作群眾工作的經驗。他回述幾次大的群眾運動，無論是“一二九”還是“雙十二”，無論是罷工、請願，還是遊行、示威，他說，我們黨對群眾運動都是十分重視的，特點是深入群眾，站在群眾之中去做工作，去取得群眾的信任，依靠群眾去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這就是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他回憶說，到了我們取得政權以後，我們黨的群眾工作的光榮傳統開始慢慢變了。當群眾起來的時候，我們某些領導同誌就擔驚受怕心慌意亂了。他們不是站在群眾頭上發號施令，就是站在群眾對麵去挑剔指責。他們越來越怕群眾。以後群眾要集會、遊行、請願，都要事先經過批準，甚至明令禁止。我們的群眾團體，像青年團、工會等，也變得越來越脫離群眾。我們必須糾正這種脫離群眾的作法。

　　就在西單牆開始貼政治性大字報初期，耀邦同誌給一位青年寫了一封熱情親切的公開信（1978年4月10日，《人民日報》一版發表的《一位老幹部給青年的信》）。信中特別強調：青年工作者“……要經常到青年中去，發現青年中的先進事例、先進典型，並用這些先進的東西去引導、教育、影響其他青年。教育青年的方法，不是壓，不是抓，應該是引導兩個字。‘引導’比‘教育’更精確，意義更寬。這是我們幾十年工作的經驗總結。壓製的方法，一個巴掌打下去，是封建家長的辦法。”這位有幾十年青年團工作經驗領導人的傾心之談，就是我們麵對新時期的青年運動、群眾運動的工作指南。


耀邦說，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

　　1979年3月底逮捕魏京生以後，耀邦同誌在 6月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見。耀邦說：“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盡管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在這次人大會議上，不少同誌點名也好或不點名也好，批評我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對於逮捕魏京生，耀邦又說：“我奉勸同誌們不要抓人來鬥，更不要抓人來關。敢於大膽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監牢。魏京生抓了三個多月，他一死就會在群眾中變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這年1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郭羅基的文章：《政治問題也可以討論》，注重闡明“言者無罪”和“不能以言治罪”的道理。有些人認為，這篇文章是為魏京生說話的，紛紛批評人民日報。胡喬木對此大為惱怒，向鄧小平告狀，說人民日報公然為魏京生的罪行開脫。為此我同胡喬木進行了一番爭辯。他雖然理屈，仍然咬定我們全麵肯定反革命言論無罪，指責我發表這樣重要的文章為什麽不送中央審查。其實，這篇文章是經過耀邦同誌審閱修改過的。但我不願意把耀邦拉進這一是非的漩渦裏，回答他：這樣的文章，人民日報有權不經過審查就可以發表。以後，我同耀邦商量，專門約請了幾位法學專家來討論。他們都認為郭文沒有大錯，隻是論述得不夠全麵，沒有從法律上說明言論自由也是受法律約束的。於是又寫了一篇文章：《談談反革命罪中的言論和行為問題》，重申言者無罪，並對刑法第一百零二條關於“反革命煽動罪”作了具體的解釋，闡明構成“反革命煽動罪”的原則。

　　這樣，喬木這一大棒才算躲閃過去。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耀邦同誌是如何堅持言論自由和反對以言治罪的觀點。以後我們很多人堅持主張從法律中取消所謂“反革命罪”，也是這個道理。


耀邦讚成設立一個民主公園

　　1979年11月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關於取締“西單牆”的問題，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關於取消“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問題，都作了決議。這兩個決議，都是對西單牆的扼殺。我在這兩次會上都作了發言，表明了我對這兩個決議的不同意見。

　　這兩項決議，是黨中央事先決定的，我不好正麵反對。隻是一方麵向會議客觀地介紹了“西單牆”的來由和發展，另一方麵提出一點變通的辦法。

　　在1979年6月召開的五屆人大12次常委會討論取締“西單牆”的時候，我在小組會上提出以民主公園代替民主牆的主張，我不主張“取締”，最好是加以管理和扶植。我當時提出的具體意見，主要還是介紹了範榮康和餘煥春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聯合發言，轉述了他倆的建議：

　　 “為了引導民主牆更加健康地發展，我們建議：把勞動人民文化宮改為民主公園，專設大字報區。還可以在勞動劇場舉行民主討論會，群眾可以自由參加，自由發言。還可根據群眾的要求，組織有關單位負責人同群眾見麵，解答群眾提出的問題。這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負責人可以把有關情況、困難和目前打算告訴群眾，使群眾了解全麵情況；群眾有意見也可以當麵表達，自然也就無須去包圍黨政機關了。”我們還拿英國海德公園為例，提出我們的設想。我在這次人大小組會上也說：“英國資產階級的政府有膽量搞海德公園，我國無產階級的人民政府，難道反而不如他們，不敢搞民主公園嗎？實現民主的方法很多，民主公園是一個好方法，通過這一方法聽取群眾意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有什麽不好呢？”

　　事後我向耀邦介紹了我們的意見，耀邦也讚成設一個民主公園。他要我去同北京市商量。北京市委研究以後對我說，他們認為勞動人民文化宮原來有很多業務，要打亂原有格局影響很大。他們同意另外選一個公園作為試點。結果選上月壇公園，設了一個大字報區。這時由於魏京生被捕，形勢日益緊張，去貼大字報的人很少。那裏又不是交通要道，專門去看大字報的人更少，所以這個試點無疾而終。

　　以後，我才覺悟到：把勞動人民文化宮改為民主公園的設想雖然好，但太不現實。因為，真要建立一個民主公園，必須在很高的民主環境下才能建立起來，也才能維持下去。顯然我們當時的想法是相當幼稚的。


取消“大民主”並不是取消民主

　　在1980年9月五屆人大三次會議討論取消憲法中關於“四大”的條文時，我在四川代表團的會議上作了一個《取消‘大民主’並不是取消民主》的發言。

　　我在發言中說：“我完全擁護取消《憲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取消‘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大民主’。因為自從1957年提出這個問題以來，所謂‘四大’這種‘大民主’，實際上就成為曆次政治運動中整人的工具。二十多年來，本來大量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其中許多屬於不同認識、不同意見的問題，卻被上綱到‘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高度，用這種所謂‘大民主’的辦法，將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一個一個打下去，這本身就從根本上違背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經過曆次政治運動，特別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所謂‘四大’，實際上是利用領導的權威，煽動群眾（其中許多是幼稚的青年）用歪曲誇大、栽贓誣陷、任意捏造、顛倒黑白、無限上綱等手法，打倒他所要打倒的人。誣陷者可以不負任何責任，因為他是‘造反派’、‘革命派’，‘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被誣陷者沒有一絲一毫為自己申辯的權利。如果有所申辯，馬上是更多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態度頑固’啦，‘瘋狂反撲’啦，一頂頂拒不認罪的帽子壓了下來。所以，這種‘四大’的‘大民主’和真正的民主是毫不相幹的，隻是假借‘革命的群眾運動’的名義，實行最野蠻的封建法西斯專政的一種辦法。”

　　我在這次發言中還談到社會上有些人對取消“四大”的一些誤解，我解釋說：

　　“現在，國內國外對於取消‘四大’這種‘大民主’，還有些議論。在國外，是根據對‘四大’的翻譯來理解的。‘大鳴大放’被譯成“自由地講話，充分地發表自己的觀點”。這樣，外國人就很難理解了，人民說話的權力怎麽能取消？所以，我以為，取消‘四大’，不等於取消言論自由。這一點，隻要將事情說清楚，人家會理解的。至於有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我們取消‘四大’對我們進行誣蔑和攻擊，那是另外性質的問題了。在國內，主要是因為各級領導中，官僚主義和家長製作風在許多單位還嚴重存在，群眾還有氣，有意見要提，因而許多群眾認為大字報還有作用，不能一律取消。我認為，這類意見也是有道理的。因此，我建議：如果是個人署名負責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大字報或小字報，應該允許在本單位內部張貼。因為這和‘四大’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屬於人民應有的言論自由權利，是任何人也不能剝奪的。憲法取消了‘四大’、‘大民主’的規定，但決不能因此說貼大字報通通都是違反憲法的。”我主張，應該禁止的隻是在大街上隨便張貼大字報，在機關內部的適當地方，無論是大字報還是小字報是可以貼的。我們的報刊應該多登一些群眾的意見，報社的內部刊物可以多登一些群眾來信來訪和申訴情況，使群眾的意見有更多的發表機會。

　　我的這些意見，都同耀邦談過，他都是讚同的。


耀邦心中民主運動的宏偉藍圖——《人民萬歲》

　　粉碎“四人幫”的發動者葉劍英元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畫龍點睛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耀邦當時所致力的方向順應潮流，是鞏固和發展這兩股民主勢力，而且努力使之緊密地結合起來，逐漸促成推動新時期前進的民主潮流。當時耀邦心中已經初步形成使這一民主運動的潮流蓬勃發展的宏偉藍圖。能夠表明耀邦這一構想的，我認為是他當時策劃撰寫的一篇重要理論文章，就是《人民日報》1978年12月21日從一版到二版、三版刊登的長篇論著——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的《人民萬歲》。這是曾由阮銘、林澗青主持的起草小組撰寫的，林澗青是這篇文章的主筆。這篇文章緊緊抓住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為“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為鄧小平摘掉“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黑後台——鄧納吉”的帽子的大好時機，專門策劃撰寫的一篇綱領性的論文。

　　《人民萬歲》是文章的主題，整篇文章是對“四五”天安門運動的評價和曆史經驗的總結，闡明這場偉大的革命群眾運動，同“五四”運動和“一二九”運動一樣，又一次顯示了人民萬歲的真理和力量。

　　文章說：“1976年“四五”這場革命群眾運動，不僅是黨心、軍心、民心的一次大檢閱，而且是人民智慧、才能、鬥爭藝術和創造力的一次大檢閱。”文章說“運動發生之前，並沒有誰來號召，誰來動員，誰來組織，也沒有誰來先確定鬥爭目標，擬定鬥爭綱領，準備鬥爭的旗幟。人民群眾既是這場運動的勇敢戰士，又是傑出的組織者和指揮員。……要科學社會主義、要人民民主、要四個現代化，是運動的進程中由群眾自己擬定的鬥爭綱領；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從運動中升起的一麵最鼓舞人心、最富有號召力的戰鬥旗幟。”

　　這篇文章發表的時候，恰是西單民主牆群眾運動蓬勃興起的時候，所以，文章對“四五”天安門群眾運動的歌頌，實質上也是對當前西單民主運動的歌頌。文章說：“一切受到‘四人幫’壓迫和欺侮的人民群眾，從普遍的覺醒中真正地站立起來。他們不僅鮮明地提出了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而且嚐試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手段，自己的步驟來推動實現這些要求的社會變革，嚐試著給整個革命發展的進程打上自己的烙印。他們懂得，……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首先必須割除‘四人幫’這個長在黨和國家肌體上的最大毒瘤……隻有實現四個現代化，才能最終擺脫貧窮、落後和專製主義的殘餘，政治上高度民主，經濟上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強國才能變成現實。”

　　文章說：“天安門廣場的革命運動，是決定我們黨同‘四人幫’的鬥爭勝負的群眾力量的偉大演習。它為1976年‘十月革命勝利’奠定了最重要的群眾基礎，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天安門事件敲響了‘四人幫’的喪鍾。”

　　這篇文章精彩之處在於提出了我們革命者應該如何對待革命群眾運動的基本態度。這對於我們真正搞群眾運動起家的革命者來說，本來不是什麽玄奧的經驗，可惜多年來，我們很多“老革命”早已忘掉了。文章選擇發表的時機正是圍繞“西單民主牆”日漸興盛，從而引起某些當權者開始恐懼的時候，這表明胡耀邦對待新時期民主運動的廣闊胸懷。

　　文章提出了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基本態度，語重心長地告誡一切革命者 ：“人民群眾這種高度的政治覺悟和曆史主動性，正是我們黨和國家充滿力量的最重要的表現。正如列寧所指出的‘一個國家的力量在於群眾的覺悟。隻有當群眾知道一切，能判斷一切，並自覺地從事一切的時候，國家才有力量。’《全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列寧全集》（第26卷第234頁）”“對於人民群眾這種自發的鬥爭形式出現的自覺的革命行動，我們每一個革命者，每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都應舉起雙手，熱情地歡迎它，堅決支持它。”

　　緊接著，文章還引用列寧的話說：“勞動群眾非常敏感，他們最善於區別誰是忠誠老實的共產黨員。”（《關於清黨》，《列寧全集》第33卷第20～21頁）文章發揮說：“如果有這樣一些共產黨員和國家幹部，忘記了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忘記了我們黨是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成為執政黨的，在人民賦予他們權力之後，不是用這種權力來維護人民利益，而是一味追求自己的錦衣玉食和高樓大廈，企圖剝奪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甚至對人民進行壓製、打擊和迫害，敗壞黨和社會主義的崇高聲譽，那麽，人民就有權拋棄他們。如果這些人經曆了天安門事件這場偉大的群眾運動之後，卻依然故我，什麽也沒有學到，依然不願意在‘人民萬歲’四個字上增長些真誠實意，那結果就不會是美妙的。”

　　這篇文章是寫在1978年12月，當然人們無法預測到十年以後在天安門又爆發一場更為偉大的群眾民主運動，連一年以後發生的全國人大取締西單民主牆的決定也沒有預見到。但是文章已經從反麵鮮明地指出過，對於那些好龍的葉公們，在龍真地來到時——就是在群眾自下而上的民主運動興起的時候，“不去發現、支持和正確引導群眾創造曆史的自覺行動，不願意趕上早已走在自己前麵的群眾革命隊伍，反而在由於群眾的偉大鬥爭而獲得勝利之後，指手劃腳，評頭論足，這同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群眾革命運動的態度，難道不是相去十萬八千裏嗎？”

　　文章還尖銳地向這些老爺們提出：“有些同誌搞了多年革命，卻很不了解社會主義民主，一看到人民的民主精神高漲，就驚惶失措，總想用種種辦法加以限製和壓製，同群眾對立，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離開我們黨的根本立場，這是十分錯誤的。”

　　文章的這幾段話，好像早已預料到那幫左傾勢力以後還會對群眾民主運動進行打擊和鎮壓，可惜這一警告並沒有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包括像耀邦這樣一批新的領導者也注意得很不夠。當然，說耀邦一點警覺也沒有，那也不是事實。早在“文革”結束不久，當人們歡慶巨大勝利的時候，耀邦同誌曾經這樣提醒中國人民， 既要滿腔熱情地歡迎新的人民民主勢力的又一次興起，又要提高警惕，防止可能出現的曲折。胡耀邦同誌早在二十幾年所主持撰寫的這篇曆史性的佳作，越到後來，越閃爍出耀眼的光芒。

　　早在耀邦剛剛重新踏上政治舞台時，在發動平反冤假錯案時，很多老同誌在歡慶重新解
放時，他仍然憂心忡忡。有的同誌向耀邦同誌提出一個尖銳的問題：“我們黨還會不會再出現林彪、江青一類的陰謀家、野心家？他們會不會再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新聞界的朋友也向耀邦提出過同樣的問題：“中央黨報會不會再被兩麵派所掌握，再成為篡黨奪權的工具？”有人直截了當地提出：“四人幫會不會卷土重來？”記得當時，耀邦很明確地答複：“四人幫卷土重來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借屍還魂還是可能的。”

　　這說明耀邦是早有預見的。可是，以後的事實也說明耀邦還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當時，已經有一部分先知先覺的同誌在理論務虛會上提出對毛澤東在“文革”中的罪責問題是“四人幫”還是“五人幫”問題，關於真假馬克思主義和真假社會主義問題，等等。可惜這隻是很少數，大多數黨內精英也沒有達到這種覺悟水平，我自己當時也沒有這種覺悟。

　　據我了解，魏京生被捕、西單牆被查禁的形勢變化，胡耀邦是很清楚的。鄧小平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逐漸逆轉，胡耀邦也看得很清楚，葉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畫龍點睛地說：“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黨內民主的典範，西單民主牆是人民民主的典範”這句名言，在以後正式發表的時候，被胡喬木刪去了的情況，這點，耀邦也是清楚的。耀邦以後所努力的正是發展和鞏固這兩股民主勢力，使之緊密地結合起來，逐漸促成推進新時期前進的民主潮流。試想，如果當時“黨內民主典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能夠一直貫徹下去；如果“人民民主典範”——西單民主牆所代表的群眾民主運動能夠順利發展下去，這兩股民主勢力真正地相互配合、密切結合起來，我國新時期的民主運動將會是什麽局麵？ 值得深思。

　　可惜，這時，耀邦團結紫陽、萬裏、仲勳等中央領導同誌，全力以赴地貫徹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總方針，他們從農村改革、破除人民公社體製到城市改革、衝破計劃經濟體製，排除萬難，逆流而進，一步一步地糾正毛澤東當政時代所造成的錯上加錯。看來，在這場偉大改革運動帶動整個國民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耀邦對於“四個堅持”以後中央從反左為主的總方針逐漸倒退，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了。在力挽狂瀾於既倒時，隻能把自己也衝下萬丈深淵了。　　

　　二十幾年後，回憶耀邦同誌在西單民主牆時期對待人民民主運動的曆史，更覺得應當永誌不忘，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