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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解密檔案中的北洋人物 愛國的吳佩孚與民族罪人段祺瑞

上海文匯讀書周報

二十世紀末，俄羅斯人撕掉了一批前蘇聯秘密檔案上的封條。當這些文件被翻譯成中文後，許多深藏了半個多世紀的秘密終於公諸於世。《文武北洋》（李潔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從這些解密檔案中探尋北洋軍閥時代的蹤跡，以還原曆史的本來麵目。

拒不與蘇聯人合作的吳佩孚

第一次直皖戰爭後，吳佩孚雖遠避豫西，但卻又讓人不得不仰其鼻息，北京政府大到國策小至人事安排，無不頻繁請教於他。這當然就引起了處心積慮欲操縱中國的蘇聯人的注意，中國共產黨人曾奉“遠方”（中共對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的隱秘代稱）之命與吳佩孚聯絡——李大釗就曾充任過使者。

原來，蘇聯人在決定幫助孫中山和中國國民黨之前，最先看好的竟是“反動軍閥”吳佩孚！越飛，這個被蘇聯政府派來中國的特使，因後來與孫中山聯名發表會談紀要而名揚中國現代史，孰料早在他前往廣州遊說孫中山之前，就在北京給洛陽的吳佩孚寫過一封信。且看1922年8月19日越飛致吳佩孚的密函：

吳佩孚將軍親啟

將軍先生：

……我們都懷著特別關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視著您，您善於將哲學家的深思熟慮和老練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軍事戰略家的智慧集於一身。……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蘇聯人往死裏捧了老吳這一通，究竟要幹什麽呢？越飛繼續寫道：一、“為了便於修複兩國睦鄰關係”，讓並不在政府任職的實權人物吳佩孚同意他們在中國的領土上同日本人談判——在滿洲有駐軍的日本人一直是蘇聯人的後院隱患；二、讓吳接受蘇聯紅軍進占中國的附屬國外蒙古的現實。

待越飛的軍事顧問、蘇聯總參謀部學院院長格克爾將軍自洛陽返回北京後，越飛立即給國內拍發了“絕密”級的電報：

送斯大林。

（格克爾）從吳佩孚那裏回來了，說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

可見，正是吳軍的強大實力使蘇聯人以為找準了在華的代理人。然而，民族氣節極重的吳佩孚拒絕了蘇聯人的遊說。

即使到了民國十四年（1925年），蘇聯人依然沒放棄利用吳佩孚的願望。

其時，用蘇聯的槍炮與奉係開戰的馮玉祥的國民軍已經失利，馮本人不得不宣布下野並自我放洋，他的部下通電表示“迎吳討奉”，而吳佩孚正雄心勃勃地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

隻要有人出麵反對奉軍，蘇聯就會擁護。當時的蘇共中央曾專門開會討論並通過了有關中國局勢的決議，他們的政治局會議第86號（特字）記錄中明明白白地寫著：

中國的事態發展進程，越來越把吳佩孚和他所領導的直隸集團推到首要地位。吳佩孚正在成為核心政治領導人物，同時好像也在成為民族運動重新爆發的中心。……吳佩孚的行動會造成有利的局麵，必須加以利用。

有必要同吳佩孚聯合，聯合的結果應當是成立新的中國政府。

下麵的話暴露了蘇聯人的險惡用心：

這種聯合不可能有什麽牢固性可言，所以在進行現階段的戰爭和成立新的政府的時候，必須從建立真正統一的中國必然要繼續進行戰爭的思想出發，不過這時已經是同吳佩孚及其追隨者的戰爭……

吳佩孚沒讓蘇聯人如願，一個崇拜嶽武穆、戚繼光的愛國軍人，哪會去犧牲國家疆土和民族利益以換取洋人的支持？清朝時在東北當過間諜的吳佩孚不會忘了老毛子曾怎樣掠奪與詐取我中華的大片疆土（他曾被俄軍逮捕並判了死刑，幸於押解途中跳火車而逃），而列寧宣稱蘇維埃政府將放棄沙俄時代一切對華不平等條約後，不也照樣食言！

學測繪的軍校畢業生吳佩孚大體上能計算出來，俄羅斯人究竟想幹什麽——成立一個完全受他們控製的中國政府。但盡管如此，如果吳佩孚地下有知，於身後六十多年後聞知蘇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提到了要利用他、待戰爭結束新政府成立後再推翻他的陰謀後，想必還會冷汗涔涔吧！

蘇聯人一定困惑極了，正如十幾年後日本人在“吳佩孚工作”失敗後一樣，他們總不明白，他們麵對的是一個極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傳統軍人，一個公開向國人承諾過“四不主義”（即“不做督軍、不住租界、不結交外國人、不舉外債”）的硬漢子。

休道他風頭正健時，即使最潦倒的時候，他也沒向外國人低過頭——當他退居白帝城時，日本第一外遣艦隊總司令和海軍駐滬特務機關長曾專程拜訪過他，表示願供私人借款一百萬元和無償贈予十萬支步槍、五百門鋼炮、兩千挺機關槍，支持他東山再起。但吳卻語氣堅定地回答：

過去我曾有槍不止十萬，有錢不止百萬，可見成敗並非槍炮與金錢。我如願引外援借外債，何必待到今日！中國的事應該由中國人自了。

與蘇聯人的願望相反，自茲吳佩孚更加仇視蘇聯人，也更認定“赤化”隻會毀滅儒家的中國。對吳絕望後，蘇聯人才開始專一做廣州孫中山的工作，這才有了國民黨的起死回生，這才有了國共合作的局麵，進而有了北伐的勝利與北京政府的垮台。

段祺瑞與“三·一八”慘案

段祺瑞一生征戰，傷害過太多的性命，但隻有1926年3月18日這天使他成了民族的罪人：四十七位愛國青年被打死，傷者數百人——此即震驚一時的“三·一八”慘案。血泊凝鑄成了一件死沉死沉的枷鎖，把他牢牢縛在了千夫所指的泥潭裏。

“三·一八”慘案為什麽會發生？僅僅因為段祺瑞的“賣國求榮”的“反動本質”？那一天的真相到底如何？隻能從馮玉祥的國民軍說起。長期以來，馮玉祥的國民軍總是代表進步力量的武裝，但若讀到蘇聯人解密的史料，必會對馮氏的“革命”純潔性產生大大的懷疑！

現在看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的東方外交政策立足點，已經十分清晰，即他們不僅要分離出外蒙，而且還要在中國建立一個親蘇的中央政府，而這一切，均源自對宿敵日本人的畏懼和警惕。因害怕日本人而痛恨“可能”與日本人有染的段祺瑞、張作霖，所以，他們製訂的那些對華政策，無論南方的國共合作，還是北方的馮玉祥起事，大多是為了抵製段與張的強大。

於是，民國十四年春，那位以在廣東為孫中山當顧問而馳名中國政壇的鮑羅廷，說服了駐紮在北京一帶的馮玉祥，利用馮氏膨脹的政治野心，鼓動其發動了“革命”。隨後，蘇聯政府迅速地一次撥給馮軍一萬八千支步槍、九十挺機槍和二十四門大炮，甚至還有國內極罕見的十餘架飛機！更可驚歎的是，他們居然討論起要為馮氏提供足以覆國的高達兩千萬盧布的援助！

就在這一年的12月3日，斯大林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已經明確地布置起中國新政權的組成結構：

現在建立純國民黨政府是不可能的，北京政府應是有馮玉祥、國民黨人和其他較溫和的人參加的聯合政府。

正是利用了蘇聯人的傾力支持，不甘做二流軍閥的馮玉祥才敢於一次次發動政變，致使本已雜亂的中國政壇更形無序。誘發“三·一八”慘案的大沽口炮擊事件，是蘇聯人通過正與奉張交戰的馮氏對日本人的一次試探。當時，國民軍以與奉軍作戰為由，在大沽口敷設水雷封鎖了水道。

天津港外的戰雲壓黑了東交民巷，當年與清政府簽訂《辛醜條約》的八個國家的駐華公使們便於3月10日共同向中國政府及交戰各方（國民軍、張作霖、張宗昌）提出“最急切之抗議”。但就在此時，一艘日軍軍艦按與守軍約定好的時間與方式進入水道時，與守軍發生了武裝衝突——守軍報告是日本人故意掩護奉軍的戰船駛入並率先炮擊了國民軍陣地，但日本人卻堅稱是守軍率先向日艦開了火。公使們相信日本人的說法並根據各駐華武官提供的信息，遂向中國政府提出要中國軍隊限期於“3月18日正午止”解除對大沽口水道封鎖的最後通牒。

列強的“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顯然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而與日軍對峙的國民軍，又理所當然地成為愛國的代表。不忍坐視馮軍失利的蘇聯人，通過中國的革命黨人在北京發動了聲勢浩大的支持國民軍、反對“親日”的段政府的政治攻勢。18日那天上午在天安門前召開的“反對八國最後通牒國民大會”，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舉行的。

其實，段的執政府並沒接受列強們的通牒，相反，他還指令內閣成員們於外交部接到八國通牒的當晚（3月16日）在其宅內緊急磋商，並於午夜派員至東交民巷複文外交使團，稱通牒內容“本政府視為超載《辛醜條約》之範圍，不能認為適當”。《辛醜條約》上隻有大沽口至北京一線的炮台“一律削平”，但卻並無有關水道的規定條文。

顯然，段祺瑞已經拒絕了八國通牒。

但是，革命黨的北方領袖們並不想停止行進的步伐，他們於3月18日（亦即最後通牒到期的當天）上午，組織了有數萬學生與市民參加的集會。滿懷愛國義憤的遊行大軍鬥誌昂揚地湧到執政府門前。正在裏麵開例會的總理及總長們被遊行者的條件嚇得麵麵相覷——學生們要讓政府驅逐八國公使，要求八國政府向我道歉，甚至於陣亡的國民軍將士出殯日各駐華機關要下半旗致哀，而且，還要解除國務院衛兵的武裝，“推翻段祺瑞”！內閣全體沒了主意，便匆匆散會，隻留下一個秘書長應付。在大門外越來越激憤的對峙中，悲劇發生了。

“三·一八”從此浸在了血泊中，凝痂於曆史上。“三·一八”之真相恐怕永遠沒人能講清楚了！

政府衛隊果真蓄謀已久並嚴陣以待鎮壓了愛國群眾運動嗎？段祺瑞真的在吉兆胡同的家中悍然下令用子彈和大刀阻遏人潮的洶湧嗎？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即是誰在牆裏頭最先打響了三槍？

政府第二天通電上說的“有暴徒數百人手持槍棍闖襲國務院”到底是不是真的？“赤化分子”真的“拋擲炸彈，潑灌火油”了嗎？有記者披露：示威者中有人執帶鐵釘的棍子並搶士兵的槍，這些報道是真實的嗎？示威者並非“手無寸鐵”倒是真的，因為當日的死者中，還有兩個警察廳的便衣和一個執政府的衛士。

為魯迅所不屑提及的另外一些信奉“公理”的教授們在報刊上說的：死傷者有不少是“被群眾擠倒後踏死或踏傷的”，這是不是造謠？

在蘇聯人的錯誤導演下，鮮血染紅了那一個春天。不過，令蘇聯人稍感欣慰的是，“日本代理人”段祺瑞因此走下了權力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