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與胡適--從人身崇拜到學術對立 -- zt

李敖與胡適--從人身崇拜到學術對立


一

李敖聽說胡適之名，是在北平讀小學期間。到台灣以後，借到一本《胡適文選》，讀後為那嶄新的思想和明白暢曉的語言所懾服，引起他“很大的狂熱”，使他在“迷亂裏麵，放棄了舊有的道路”。1952年12月1日，他在台中車站遞了一封兩千字的長信給胡適，表示了對胡的“人身崇拜”。1953年，李敖上高中三年級後，休學在家，全力自學。這年年底，《胡適文存》的四集合印本由遠東圖書公司重印發行。合印本刪去了多篇文章，李敖把它跟原版本比較之後，深感不滿，寫了《關於〈胡適文存〉》，予以批評，最初登於同學陸嘯釗編的《大學雜誌》，後刪去一部分，改投雷震辦的《自由中國》，在該刊1957年3月1日出版的十六卷五期發表，改題為《〈從讀胡適文存〉說起》。《自由中國》是雷震和胡適於1949年初創辦的，後來成為宣傳自由主義思想，反對國民黨一黨專製和蔣介石個人獨裁，在台灣推進民主政治的一塊強有力的陣地。這是李敖在《自由中國》發表的第一篇也是最後一篇文章。李敖為能在這個刊物上發表文章而感到高興。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也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他從投入文化運動起，就把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作為終身的奮鬥目標，用李敖《播種者胡適》中的話，就是“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以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胡適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歸結到一句話，是實現像英、美等西方國家普遍實行的多黨化的民主政治，而其首要條件，是言論自由，即首先爭取言論自由，保證言論自由，一步一步向前推進，不可為了實現多黨化而葬送了已經取得的有限的言論自由。這一點，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台灣，亦即整個《自由中國》時代，表現最為明顯。這是胡適思想的真精神。遠東版《胡適文存》恰恰刪掉了有關言論自由的幾篇重要文章，如《我們的政治主張》、《我的歧路》、《一個平庸的提議》、《這一周》、《〈人權論集〉序》等。李敖所不滿的，正是這一點。文章中說：“我覺得胡先生的‘重行校訂修正’太不夠謹嚴，因為有許多‘胡適思想’都被他大刀闊斧地刪去了……”

爭取言論自由和壓製言論自由，是貫穿民國成立以後軍閥統治時代、蔣介石專製獨裁時代和國民黨偏安台灣以後長時期裏的一項重大鬥爭，當年魯迅先生和左翼作家所進行的鬥爭也是為了爭取言論自由和其他各項自由——當然那是從另一個立場、代表著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所展開的鬥爭。胡適不僅是言論自由的積極主張者，而且也是言論自由的推進者和這一價值觀的英勇捍衛者。李敖在文章中說，“《胡適文存》自從出版以後，可以說沒有過幾年的好日子”，接著舉了胡適自己於民國十三年七月三日寫給當時國務總理張國淦的一封信，說：“從這封信裏，我們就不難窺知《胡適文存》在惡勢力下麵所遭受的迫害為何如了。”原來《胡適文存》和《獨秀文存》出版後，即遭到軍閥政府查禁，胡適在信中質問：“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麽機關作主?究竟我的書為什麽不許售賣?禁賣書籍為什麽不正式布告該禁的理由?……”李敖引用這封信，即是肯定、讚揚胡適那種勇於捍衛言論自由的精神。

李敖這篇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引起在美國的胡適和北大係教授們的注意。雷震特別寫信給胡適，給予推薦。這也成為兩個相差近四十歲的學人相識相交的主要動力。

二

1958年4月8日，胡適飛抵台北。他是接替朱家驊，就任台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院長之職的。同月26日，經台灣大學教授、著名曆史學家姚從吾先生聯係，李敖和胡適先在胡適演說後見麵，又於晚上在台大校長錢思亮的家裏談話。胡適說：“嗬!李先生!連我自己都忘記了、丟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簡直比我胡適之還了解胡適之!”所說“丟光了的著作”，即指致張國淦的信。李敖在後來寫的懷念姚從吾的文章中說：“此後胡適一直把姚從吾老師視為‘胡適——姚從吾——李敖’的關係……胡適以下，顯然把我看做北大係的一個傳人……”

李敖從上中學起，就處在“困學求變，思想定型”的過程中。他“在右派的書堆裏打過滾，在左派的遠景裏做過夢，又在國粹派的本位論底下受過歡迎”(五千字長信)，最後選作旗幟的，是胡適。《李敖回憶錄》說：“先一代的蛟龍人物，陷在這個島上的，我看來看去，隻有兩個人夠格：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胡適之後又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在《自由中國》時代，如“蛟龍得水”，名聲如日中天，但李敖認為他自己很快就超過去了，而胡適卻如大海，要浩瀚豐富得多。1961年底，李敖作《播種者胡適》，對胡在中國新文化史上和現代史上的“真價值和真貢獻”，做了最充分的評價，認為：“胡適是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他對我們國家現代化的貢獻是石破天驚的、不可磨滅的。”他也說到胡適的不足：“他不在推行‘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暉筆下《〈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認真搞他自己筆下的那種‘開倒車的學術’……”他對胡適純學術的批判，恰恰說明他選擇的道路不在學術而在社會鬥爭，也說明他貫徹意誌的堅定。

李敖在日記和劄記中經常寫到胡適，對其道德學問極表佩服。在大學讀書時，李敖顛覆了曆來的做人標準，以“偉大”和“獨異”嚴格要求，極其殘酷地進行自我鍛煉。他說，“鍛煉的方法，不論是東海聖人的，還是西海聖人的”，他都“一網兜收”。據初步統計，他引為榜樣的人物有一百二十多個，引用胡適最多，共七次，居第一位，其次是羅素和王陽明，各五次。《胡適論悲觀》、《胡適論反省》、《胡適論“有所不為”》等都做了劄記的題目。兩人相識以後，李敖繼續以胡適的人格力量和為人處事方式警策自己。1958年6月13日，他寫道：“夜在新興給昭先講史學史，我想到胡適說話演說時的態度，我甚受影響，我真的已經開始做一個最有氣派的颶風型的人，歸來在室中大談可證也……我近來一是肯努力，二是有擔當，胡適這次回國來給我的影響甚大，因為看到他，使我決心想做成像他這樣的一個人。”隔五天後又寫道：“Popular式學者，隻胡適一人而已，惟吾能學及之。”1958年11月4日，李敖隨姚從吾到機場迎胡適回台，這天晚上，“油然於努力一途，‘出山要比在山清’之自勉殊殷，對與女人為伍事頗厭。吾終當脫塵緣而上升為胡適等第一等之人耳”。1959年5月9日又寫道：“讀胡適、羅隆基、梁實秋合著《人權論集》，深感吾之方向在此不在史也。”如同批評胡適“不在推行‘全盤西化’上認真，卻在吳稚暉《〈國故〉的臭東西》上認真”一樣，李敖對胡適文章道德的某些方麵也是有過貲議的，但其總的精神是肯定、繼承和發揚，特別是胡適所極力倡導的“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和其四十年“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一以貫之”的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追求，更成為李敖的終身信仰。惟其如此，兩人能成為心相通、膽相照的忘年交。

兩人的交往，用李敖的話概括：“除了那一次長談外，我跟胡適隻小談過三次，一次在台大醫院，一次在台大文學院門口，一次在中央研究院，此外除了寫信，並無實際來往。他一共寫過三封信給我，又寫了一副字，送了我照片和書，在我窮困之時送了我一千元。”這些情況大致如下：

兩人第二次見麵，在1958年6月8日。那天，李敖到南港參觀民族學研究所的展覽，順道去看胡適。李敖請胡適寫字，胡滿口答應。胡當即送李“一個小玩意”，是一本《易林斷歸崔篆的判決書》。兩人分別時，胡適親切地說：“再見。”李敖深有感觸，說：“此君真是禮貌周到，親切可人。”幾天後，胡適派人送來字。

同年11月24日，李敖在文學院草地上小坐，見胡適車來，便走過去，談天於文學院的拱門之下。既有日常問訊，也論及李敖正在寫的畢業論文。李敖論文的題目是《夫妻同體主義下的宋代婚姻的無效撤銷及其效力與手續》，因姚從吾對此題把握不大，曾征求胡適意見，因此胡事前已經知道，並表示過支持。

同年12月4日，李敖赴機場迎接胡適。此前胡適赴美是做身體檢查的，走後，李敖曾寫信一次。回來隔一日，李敖作打油詩《好事近》，祝胡適六十八歲生日。胡適接詩後，特致一信，既表示感謝，也指出一個筆誤。

1959年初，胡適因病住醫院治療，4月30日，李敖前往探望，待“胡的客人走後，始大聊一陣”。

1961年夏，李敖在部隊服役期滿，考取台大曆史研究所，不久擔任姚從吾的“國家講座研究助理”。這個“講座”是在胡適領導下搞起來的。後因“研究助理”的薪金不能按時發放，影響生活甚大，李敖一氣之下，致信胡適，表示抗議。胡適立即複限時信，並送來支票一千元。10月10日，李敖為表示感謝，寫五千字長信，備述自己的家世和思想演變過程。後來圍繞李敖信中提到的嚴僑，他們再次書來信往。

兩人雖然交往不多，但它表現了老者的誠心關愛和少者的真誠崇敬。

1962年2月24日，胡適病故，李敖作《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因為《播種者胡適》發表後受到攻擊，遂有《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作完於胡適逝世之日，亦在《胡適先生走進了地獄》之前。以後李敖寫過多篇有關胡適的文章和論著。1964年作《胡適評傳》，原擬“寫一部十本的大傳記”，共一百二三十萬字，後寫成一本，隻寫到傳主參加留美考試。此書注釋極多，大大超過本文，顯示作者材料之多和用功之勤。而單篇文章匯而成集的，有《胡適研究》和《胡適與我》。

三

1962年，台灣媒體爆發了一場參加廣泛、影響深遠、曆時將近一年的中西文化大論戰。這次論戰不是有意識的組織，於無意間，胡適和李敖成了這場論戰的發動者，而且共同作為論戰一方的主力，備受反對者的指責和謾罵。

胡適逝世前一百天，即1961年11月16日，在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上發表了題為《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的講演，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雜誌上刊出。胡適一向被當作中國“全盤西化”論的鼻祖和旗手，後來朋友潘光旦指出，這個詞含義不夠確切，容易使人誤認為隻有百分之百西化才是全盤西化，否則就不是全盤。胡適接受意見，改為“充分世界化”。說法變了，其宗旨並沒有改變。在胡適看來，清末民初人們常說的西方有物質文明、東方有精神文明的話並不妥當，因為人家的物質文明是有精神文明做基礎的，而我們缺了物質文明的精神文明卻是不健全的文明。他再三再四呼籲，我國的社會製度急應改變，我們應該像英、美等國家那樣，提高人的地位，尊重人權，以此為核心，改革一切不合理的製度，首先是改革專製型的政治製度，實行民主政治，建立健全法治。胡適本人雖然一直在蔣介石體製之內，但他對蔣介石搞國民黨一黨專製和個人獨裁，是堅決反對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在美國和台灣，曾多次通過多種方式要蔣介石進行政治改革。他勸蔣介石實行《呂氏春秋》說的“無智，無能，無為”的“三無”，“乘眾勢以為車，禦眾智以為馬”，不要大權獨攬。1959年，胡適公開反對蔣介石連任所謂“總統”，反對為“連任”而“修憲”。這些政治主張，也正是《自由中國》的政治主張。1960年，《自由中國》因雷震組建反對黨而被查封，雷震等四人被捕入獄。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胡適做了那個演說，借談發展科學事業，要求進行“社會改革”。

胡適這次演說不過是他自己的“老生常談”，並沒有多少新內容，最“激烈”的話也不過是“現在，正是我們東方人應當開始承認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價值或完全沒有精神價值的時候了”，竟然也引起了一片反對之聲，有的人甚至在“立法院”提出“質詢”，要胡適辭去“中研院”院長之職。這篇演說構成了中西文化大論戰的序幕。李敖緊接著寫了兩篇文章，一是前邊提到的《播種者胡適》，一是《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播種者胡適》是給《文星》1962年第一期封麵照片做說明的，後者則是拾起胡適演說的題目，大談“全盤西化”之必要，而對反對西化者——也是反對胡適那篇演說者——給予猛烈的攻擊與批評。文章開頭說：“三百年來，朝代換了，古人死了，這部書(引者按：指《聖朝破邪集》，徐昌治編)的紙張也變黃了，可是聖朝破邪的細菌並沒有消失，它鑽進中國人的感情裏，一代又一代，隨著愚昧程度的深淺而有著不同的病象：有時中體西用的譫語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傷寒；有時超越前進的怪調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白喉；有時義和團的瘋狂出現了，那好像是一場猩紅熱。”這篇文章一下子把由胡適演說所點燃的火苗煽動了起來，使那場規模空前的大論戰很快形成。李敖說，胡適的演說和自己的《看看病》，是那場中西文化大論戰“兩篇指路的文獻”。

由於雙方對“西化”的具體含義和“全盤”的具體所指認識相差很大，論戰一開始就火藥味十足。李文發表後不到一個月，任卓宣(葉青)主編的《政治評論》組織了幾篇文章反擊，稱李是“胡適的鸚鵡”，“他一方麵為‘魔鬼的辯護師’(引者按，這是胡適在那篇演講中的自稱)辯護，又為‘蒙古醫生’看病”。又說：“可見西化派所謂中國現代化是把中國完全變成外國……我們說在西方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孿生子，在中國西化派與俄化派則是‘兄弟夥’，他們共同致力於以唯物思想挖掉民族文化的老根……”隨即胡秋原、鄭學稼、任卓宣等人紛紛撰文，稱李是“虛無主義者”、“陳序經的信徒”、“惟‘美’人物”、“狂熱的西(美)化派”、“周揚以後第二謾罵家”、“梅毒主義”、“文化太保”、“一個‘浮誇’‘狂妄’的青年”、“中國的維辛斯基”、“中國的巴劄洛夫”、“抄襲主義”、“保守主義”等等，後來甚至被胡秋原送上法庭。

這一場大論戰，台灣幾乎所有的媒體都參加了，《文星》、《政治評論》和《世界評論》等刊物連續多期用全部篇幅發表論戰文章，作者範圍之廣和寫文章論戰的“積極分子”之多，都是空前的。許多報紙和刊物鄭重發表社論，組織座談。後來發展到“黨國要人”(如“副總統”陳誠)、政團領袖、大學教授、企業家等“名流”紛紛表態。支持李敖者也有，但人數有限，幾乎不足兩位數，絕大多數是反對“西化”的。由於胡適已經去世，李敖成了獨當一麵的大將，所有的謾罵和指責便一齊朝李敖頭上噴來，所戴帽子不下數十頂。可以想象，如果胡適健在，他會繼續受到許多人不遺餘力的攻擊。

四

把李敖僅僅當作“北大係的傳人”或者胡適思想的“傳人”，是遠遠不夠的。胡適所標舉的“非個人主義的”人生理想和自由民主的社會價值觀，李敖並沒有作多大的發展，而是化為自己的血肉，落實在行動中。李敖一生的主要事跡，可說是胡適思想的具體化、實踐化。

五四運動過後，胡適針對周作人販賣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運動”，提出了一種針鋒相對的人生哲學，即“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他說，這是杜威所說的“真的個人主義”，不是“假個人主義”。其特性有二：“一是獨立思想，不肯把別人的耳朵當耳朵，不肯把別人的眼睛當眼睛，不肯把別人的腦力當自己的腦力；二是個人對於自己思想信仰的結果要負完全責任，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隻認得真理，不認得個人的利害。”胡適強調，這種人生哲學是“淑世”的，要去奮鬥，“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捉出不中聽的問題”，而新村運動卻是“獨善其身”，避開矛盾。他就這個問題講過幾次，講演記錄以《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為題，在《時事新報》和《新潮》發表，收在《胡適文存》第一卷裏。李敖對胡適的這些論述是十分熟悉的，在《播種者胡適》中特別予以強調。他說：“現在一些人攻擊胡適的個人主義，憑良心說，這一冷箭實在放錯了。胡適所提倡的乃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英文是individuality，可譯作個性主義……”李敖在引述了胡適所說兩個特性以後接著說：“細讀這段文字，才會知道什麽是胡適之的個人主義，才會知道獨立的與負責的個人主義實在不是什麽不得了的洪水猛獸，乃是一個極普通的大丈夫所應具有的一點最起碼的人生態度。‘不教別人牽著鼻子走’，這不是大丈夫的獨立精神嗎?‘好漢做事好漢當’，這不是大丈夫的負責氣概嗎?做大丈夫不是每個男子漢起碼的要求嗎?這樣的個人主義還有什麽可非議的嗎?”李敖讚賞胡適的這種“健全的個人主義”，為它辯護，乃因為他自己就是按照這個主義做的。李敖積極“淑世”，“到處翻出不中聽的事實，到處提出不中聽的問題，自然是很討人厭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對的”。但他“不怕權威，不怕監禁殺身”，到處樹敵，兩次坐牢，成為一個有名的“狂人”，“狂”到朋友不理解，同學同事“敬鬼神而遠之”。

如果說胡適提出的“非個人主義”——李敖稱它為“健全的個人主義”——做了李敖的人生哲學，為人處事的指南針，那麽，胡適四十年“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一以貫之”的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就成了李敖苦苦追求、不惜以死獻身的社會理想。

中西文化大論戰的硝煙還沒有散去，李敖發起了第二場戰役，揭露教育和學術界的腐敗，火勢之猛，銳不可當，同時出版《傳統下的獨白》，喊出了一個“狂叛者”的心聲。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先是文星書店被查封，接著被扯進彭明敏“台獨”案，軟禁，坐黑牢，十多年大黴運。第二次入獄前，已辦好出版《千秋評論》的執照。入獄六個月，這本純由自己寫稿、自己編輯、自己擔任發行人的個人刊物《千秋評論》出版了六冊，期期不誤，創造了中國出版史上的一個奇跡。出獄當天，召開記者會，發表五萬字長文，揭發監獄和司法的黑暗。隨即把矛頭對準國民黨統治當局和蔣家父子，點名批判。有關蔣經國的第一篇文章，題目就是《罵總統的自由》。有人在報上罵“李敖死了”，當時蔣經國擔任“總統”，李敖就在一本書的封麵印上“蔣經國死了”，並說這給司法當局出了一個難題，判“有罪”或“無罪”，都不可行。李敖先後有九十六本書被查禁，有的前邊查禁，後邊再印，今天查禁，明天再印。查禁錯了，就狀告官府，一塊錢的官司也告，不在經濟賠償，而在爭取公民應有的權利。文化大論戰以後幾年，八十年代初的幾年，李敖一場戰役接著一場戰役，而且每一場戰役都不手軟。從八十年代後期起，李敖又把“台獨”作為主要靶子，從“總統”李登輝到民進黨“台獨”骨幹分子，都不放過。李敖說他是信奉“鬥爭哲學”的，從鬥爭中享受到無窮樂趣——他有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樹敵之樂》。

李敖也有跟胡適很不相同的地方。胡適是軟性人物，在社會理想上堅持不懈，軟磨硬頂，四十年不變，對人態度和藹，能寬容。1959年，胡適發表《容忍與自由》，說他跟美國史學大師布爾先生一樣：“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殷海光極力讚同胡適這篇文章提出的寬容精神，說“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來中國思想上的一個偉大的文獻”。民主的基礎是寬容和容忍，沒有寬容和容忍，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李敖是反對專製、爭取民主自由的，但他卻似乎有些霸道，對論敵一個都不寬恕。有時甚至是意氣用事，把對手當“窮寇”猛追，不到屁滾尿流，下跪求饒，不肯罷手。這就違背了現代社會的民主精神。在這點上，李敖和胡適，涇渭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