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胡同的隱痛和隱私

八大胡同的隱痛和隱私

作者: 陳一鳴 (推薦: 一讀者)

八大胡同是老北京花街柳巷的代稱，又稱“八大埠”，位於前門外大柵欄觀音寺街以西。“八大”是虛指，舊書《順天時報叢談》指證，該地區至少有十五條胡同屬於“花柳繁華之地”，公認的八條胡同是：百順胡同、胭脂胡同、韓家潭（現名韓家胡同）、陝西巷、石頭胡同、王廣福斜街（現名棕樹斜街）、朱家胡同、李紗帽胡同（現名大力胡同、小力胡同）。

16世紀阿拉伯旅行家阿裏•阿克巴爾在《中國紀行》中說：“在中國沒有一個城市不設妓女活動的單獨地區”。明朝北京“妓女活動的單獨地區”在現東四南大街路東的幾條胡同，時稱“勾欄”。而八大胡同則是清初興起，遲至清末才成名。
乾隆二十一年以後，北京內城禁止開妓院。因此，內城的妓院遷移到前門外大柵欄一帶。此地緊靠內城，又是外地進京的咽喉，原本就喧囂繁華，妓院來此，反倒因禍得福，自此集中密集發展，紅燈區雛形誕生。

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侵略軍要滿足獸性需求；庚子賠款，清廷要稅收；再加上前門火車站的建成，使得北京娼業驟然膨脹。八大胡同妓院的檔次在北京首屈一指，自此暴得大名。所以說“八大胡同”開埠雖早，但以此名行世實際上已是1900年以後的事了。

八大胡同從來就不是一個行政單位或法定地名。過去男人說去八大胡同，意思是告訴你他要“做什麽”而不是“去哪裏”。

等待判決的現在擺脫大柵欄賣發票和竊聽器的婦女，逃出觀音寺街白熱化的叫賣，就是八大胡同了。這裏的氣氛不再焦躁，本地住戶神情閑散，外國人、背包客緩步夢遊。

看八大胡同有兩個由頭，一是考察北京老街巷老建築；二是看看老妓院到底是什麽樣子。北京俗話說：“有名胡同三百六，無名胡同似牛毛”，為什麽非看八大胡同？由頭一說：八大胡同是草根的北京，是過去絕大多數老北京人的真實生存環境，而且至今形貌猶存。

棋盤街道和四合院屬於內城，是“高尚住宅區”，清朝時隻有旗人貴族有權居住。內城街巷規劃嚴謹，正南正北，整潔幽雅。四合院當初都是一家一院，嚴格遵循著社會等級製度，家庭倫理觀念。庭院深深深幾許，這種高標準的道德訴求，建立在雄厚的經濟基礎和社會地位之上。

而外城的八大胡同，則是自然形成，疏於管理。八大胡同斜街多，鐵樹斜街、棕樹斜街、櫻桃斜街、楊梅竹斜街均沿故河道、水溝成型；此地胡同狹窄悠長複雜，街道雜亂無章，沒人帶著非轉暈不可。街道亂，房子也亂———八大胡同的建築有中有西，有磚有木，有院有樓，有商有住，大大小小，裏出外進；公共場合與私人領地相互混雜，窮人富戶交錯糾纏。八大胡同裏，嚴格意義上的四合院沒幾個，即便有也都是小院落。這裏的建築比內城的建築年輕，1899年義和團玩弄法術失靈，不慎釀成火災，大柵欄附近燒了大小房屋七千餘間，這些房子大多是那以後建的。
內城胡同的文化性格像世代貴族，以八大胡同為代表的南城胡同則像駱駝祥子。
看老妓院則是很複雜的事兒。人們得在無數的房子中尋找當初妓院的線索：二層小樓，門楣殘字；圓門洞，圓窗洞。

賽金花住過的怡香院，現在是陝西巷賓館。這棟小樓的外牆立麵塗上了水泥，但圓窗洞仍在講述著它過去的經曆。這是一座二層小樓，內部紅柱朱廊圍成天井，整棟樓每個房間的門都麵向中央，天井內還有一個帶太湖石的水池，養著龜和魚，旅館環境別致，但人似乎不多。值班人員說，這裏的結構從來沒動過。

小鳳仙住過的雲吉班也在陝西巷，現在是大雜院。二層小樓，前後兩院，雕花房簷，但沒有天井。一位老太太告訴我，她今年85歲，已在這裏住了50多年。她說，小白玉霜、新鳳霞都曾在這裏住過，大家經常走動，她與她們原來是北京評劇院的同事。

最堂皇的是櫻桃斜街11號長宮飯店，該樓與陝西巷賓館格局基本相同，但麵積要大得多。雙層純木結構，沒一根釘子，紅廊綠簷環繞，30多個房間戶戶麵向天井。該樓始建於乾隆年間，最早是貴州會館而並非妓院，但據說此地曾是蔡鍔與小鳳仙的雙棲之所，更早紀曉嵐也常來此飲樂。經營者把這段經曆寫在門口，然後5元一位，喝茶參觀。

百順胡同的一個二層小樓，完全是西洋風格，在雜亂的巷子中顯得別有風味。
這些當初作為妓院的二層小樓，建造之前就定好了使用功能。一般底層都是闊大的天井，嫖客到來坐在這裏，小二就把妓女吆喝過來，任由客人挑撿；頂層的小房間一般8－10平方米，勉強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梳妝台；每座樓這樣的小房間大約有10到20間，各個房間麵麵相覷，有點可笑。

四合院形式的妓院不如小樓多。

現在百順胡同居委會所在的院子過去叫蒔花館，是一家三進帶跨院的大四合院，據考證，明朝妓女蘇三（玉堂春）就曾住在這兒。棕樹斜街的“小花園賓館”，是兩進的四合院，過去曾是煙館加妓院。

由於過去就采用公共場所的建築形式，所以這些原妓院現在大都改做旅館或大雜院。樓和大雜院外觀破舊，內部結構基本都已改動，看起來很有廢都的感覺。不過即便當年它們風光之時，也難敵現在廈門遠華紅樓之萬一。人們曾對“紅樓”的開放顯示出了極大的熱情，爭議也少，那裏畢竟是人去樓空，不涉及到騷擾房主的問題。

現在八大胡同住戶的心態很矛盾。說他們是八大胡同住戶，總有潑髒水之嫌；他們與那段隱私完全無關，很委屈但也無從辯解。但也有好幾位居民悄悄告訴我，自己住的地方原來住著賽金花、小鳳仙等名人，語氣又隱隱有些自豪。

前幾年，有人曾提出在此建立八大胡同曆史展館，當地居民極力反對。2001年媒體有大規模爭論：八大胡同是曆史還是糟粕？是文化還是獵奇？……從事宣武胡同遊的公司宣布不再將青樓遺址列入胡同遊的景點。

按照新道德要求，解放後八大胡同的名字已變更了兩次；但拆與不拆卻始終是個傳說。當地居民都知道自己是要往前走的，他們一般不把這裏當百年終老之地刻意經營，但卻不知道下一步什麽時候走，走到哪裏。

賽金花和小鳳仙似乎是八大胡同擺得上曆史台麵的惟一理由，現在了解八大胡同似乎還像當年讀《金瓶梅》，有權限問題———你知其然，我知其所以然，這就足夠了。

是是非非都比不上當地百姓的一個眼神，你完全可以把八大胡同地區看成一個落後的小鎮。

縱橫步行十分鍾距離內，出租車不願進，三輪擋道；電線杆子，水果攤，燉著熟食的煤球爐，真個是五味雜陳，眼花繚亂。火警、急病怎麽辦？

街巷裏到處可見膀爺躺著睡覺，街道又涼快又寬敞，比陰暗逼窄的室內要舒服得多，膀爺在這裏可以得到理解。

大雜院內警示性標語隨處可見，有一條竟然是“請勿在此講話”。八大胡同的居民們不得不抱在一起生活，緊張局促地協調，轉個身都困難。每條胡同還都有公廁，這裏人都燒煤氣罐……

想當然地埋怨建設者是不合適的，“八大胡同”改造極困難。以前胡同地麵都是黃土，現在地麵是斑駁坑窪的水泥路。這些水泥路當初是怎麽建起來的？運輸，交通，施工難度可想而知。

大家都在等待著一個判決———八大胡同的居民等待著生活的判決；八大胡同外的人等待著道德的判決。

八大胡同原生態圈

梁實秋在《北平年景》裏說：“打麻將應該到八大胡同去，在那裏有上好的骨牌，硬木的牌桌，還有佳麗環列。”可見，把當初的八大胡同簡單定義為性交易場所就未免太小瞧它了。按現代商業定義，八大胡同可以叫做———以性交易為中心的，集娛樂、餐飲、住宿、會議於一體的綜合物業，配套設施也相當齊全。
1923年版《中華全國風俗誌》說，當時北京“無一人不入胡同上盤子（妓院）……”，此話明顯偏頗，但舊時八大胡同生物鏈確實囊括了妓院老板、妓院服務人員、妓女、嫖客，黑社會、政府、周邊服務行業等等諸多人士。妓女是生態核心，又是生物鏈的最底層。

頗符合生物圈“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原理，八大胡同的歡場頭把交椅不是憑空得來的———先有妓孌之爭，後有南北之爭，它的江湖老大地位才得以奠定。
最初，八大胡同是伶人活躍之地。清朝禁止官員嫖娼，大臣們就另辟蹊徑，玩同性戀。孌童大都出於梨園旦角，其寓所就集中在八大胡同韓家潭一帶。庚子之亂以後，朝綱紊亂，官員嫖娼已是小事一樁，此時的妓院才從孌童手裏奪取了這個最令人垂涎的客源，女風壓倒男風。

《京華春夢錄》記載，八大胡同中，南北兩幫妓女曾“鴻溝儼然，凜不可犯”。“北班”相當大一部分來自旗人，相貌較好，但文化不高；“南班”妓女主要來自江南，有才有色，更解風情。賽金花之後，南國佳麗大舉北伐，民國後“北班”甘拜下風。南班的勝利，使得八大胡同檔次躍上了一個新的台階，花名冠京都。

百順胡同，胭脂胡同，韓家潭，陝西巷，集中著一等妓院，也叫“清吟小班”，以喝茶、宴飲、填詞弄曲為主營業務，並非隻有皮肉生意，自然是達官顯貴出沒之地。石頭胡同聚集著“茶室”，屬於二等妓院，嫖客以富人商賈為多。王廣福斜街，朱家胡同，李紗帽胡同，充塞著三等妓院，嫖客主要是小商人、小掌櫃等“中產階級”。“老媽堂”和“暗門子”是上不得八大胡同台麵的，那是體力勞動者們消費的地方。

妓女與妓院的關係，一是賣身給妓院，成為老板的私有財產；二是“自混”，與老板屬於員工與經理的關係。過去八大胡同老板們買到漂亮女孩子，會給她好吃好喝，教她識字念書，詩詞歌賦、吹拉彈唱、書法繪畫、女紅廚藝……期望她們成為“高學曆專業人士”。老板甚至還縱容這些妓女的小性子，有性格才好賣，才能加倍收回成本。

但絕大多數賣身給妓院的妓女，都過著生不如死的生活。在第一次接客前，妓女要喝“敗毒湯”，從此終生絕育。下等妓女，女孩常常不到10歲就開始接客，經期都不得偷懶。違反“管理規定”的，懲罰方式駭人聽聞，妓女被逼自殺屢見不鮮。解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華清館老板黃樹卿、黃宛氏惡名昭彰：妓女楊翠蘭懷孕4個月，被黃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還強迫她接客；妓女張義逃走，抓回後暴打一頓，人還沒死就活埋了。

自混的妓女，掙的錢與老板對分後，還得打發夥計、跟媽、大師傅、更夫，還要付零食費、茶葉費、痰桶錢、香錢等給妓院。最終往往還是落得自賣自身。
在妓院內部的生態圈中，老板、領家、老鴇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賬、跟媽、夥計、妓女是勞動者。營業項目細化得很，遠遠超過三陪”；計價方式也多種多樣。嫖客是生態杠杆的另一端，他們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學生、文人、政客、百姓。

顧頡剛回憶，1920年代初，北京高級的魚翅席每桌才12元。而當時妓院花幾十元就能買個終身幼女，買來開發利用。嫖娼費用從幾角錢到一擲萬金不等，開妓院一本萬利。

前門外，白天是大柵欄的天下，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三教九流，魚龍混雜，賣大力丸的、拉皮條的、賣香煙的、拉黃包車的、說書的、賣唱的、打把式賣藝的紛至遝來。在八大胡同討生活艱難異常。《侯寶林自傳》中說：“我還在妓院裏說過相聲，那簡直跟要飯的一樣……”

八大胡同是藏汙納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販、騙子、賭徒無不鍾情於此。但對於妓女來說，最可怕的還是警察和黑社會，被這些人敲詐、欺淩是家常便飯。
梅毒、淋病等“花柳四疫”在傳播，八大胡同的廁所和街麵貼滿了包治百病的小廣告。野史說清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嫖娼得了梅毒，19歲就駕崩了。皇帝尚且如此，歧女就更不用說了。

妓女們的結局大概有這麽幾種：混成老鴇，贖身從良，混一天算一天。大多數妓女的結局是悲慘的，一旦年老色衰，生存就成為問題。

這個生物圈生態平衡的最基本功力是——錢和性。

徘徊在青樓間的靈魂

過去的中國不是禮教社會嗎？“存天理，滅人欲”不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悲劇嗎？八大胡同的所作所為能被社會接受嗎？當事者能逃得過良心的自責嗎？八大胡同的生靈們的內心世界很值得探討一番。

清末《北京醒世畫報》報社地址就在櫻桃斜街，與八大胡同為鄰。畫報筆者的道德觀念並不僵化，不乏正義感和同情心。但細節處見精神：兩個良家女孩在街上打鬧砸了油瓶子，被畫報筆者評為不端莊；而一位妓女戴了眼鏡，畫報筆者就覺得有“魚目混珠”之嫌，侵犯了良家婦女的端莊專利。

當時人們大多具有人格分裂的思維特征：對人禮教，對非人就不必拘泥；此時此地此事禮教，彼時彼地彼事就不必拘泥。

先看政客。

妓女等級依照男性社會等級而定，對北京妓女“行業標準”影響力最大的人，是權力體係中的老爺們。他們愛好文藝，高級妓女就一定得善於附庸風雅。
曾國藩家書中曾經兩次提到京官八大胡同嫖娼被抓的事；徐珂《清稗類鈔》記錄清末士大夫風尚：“除卻早衙遲畫到，閑來隻是逛胡同”。清末京官如不飲宴取樂，會被同儕譏為“生長僻縣，世為農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民國共和，達官貴人反倒更加肆無忌憚，毫不掩飾。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兩院一堂（參議院、眾議院和京師大學堂）”的“人傑”。八大胡同成了正常社交場所，寓社交於性交，先相互埋單，後勾心鬥角，妓女們反倒成了配角。

北洋軍閥張勳和張宗昌在天橋大森裏開了妓院，主力嫖客就是軍政要人和大財閥。不少前任禦廚在“大森裏”做掌勺，吃花酒需要提前半月預訂。

袁世凱為了當上皇帝，曾自行策劃組織了幾個勸進請願團，“六君子請願團”與“娼妓請願團”赫然同列。最初小鳳仙之邂逅蔡鍔，有人說是袁世凱安排的，看來並非無中生有。台灣作家高陽描寫袁世凱與曹錕賄選，小說題目即是《八大胡同》。位高至民國大總統、“洪憲皇帝”的人都如此善於以妓女開創曆史，能獨善其身的官員還能有幾人？段祺瑞不吸鴉片，不逛胡同，僅僅如此，就被許多人真心奉為出類拔萃的好人。

再看一部分“有誌青年”。

《馮玉祥自傳》中記載，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去八大胡同是出席答謝宴會，主人設席石頭胡同。席間到處鶯歌燕語，婉轉嬌啼，豪傑馮玉祥自言“簡直待不住了”，離席而去。嗣後感慨：“曆年以來，我所結識的有誌氣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談起話來，多是壯誌淩雲，激昂慷慨……你叫四個姑娘，我叫八個姑娘。要這樣，才能顯得感情特別好。造成了風氣，大家見慣，不以為怪。”

馮玉祥對八大胡同深惡痛絕，為諸多迷失在胡同裏的前血性青年痛心疾首。在另一章節中他提到了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著一麵鑼，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著說：“你們這些青年革命者還不醒醒嗎，國家馬上就要完了！”有時大白天裏，他老先生打著燈籠，在大街上跑來跑去，眼淚汪汪地告訴別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見人，這地方盡是鬼！”後來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憂憤而死。

相較政客、憤青，文人在此，就顯得所得太薄，憨拙滑稽。《蔡元培文集》：“兩院一堂、探豔團、某某公寓之賭窟、捧坤角、浮豔劇評花叢趣事策源地”。文人們嫖妓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博得名士風采，相互記錄，引為逸事。學知識太苦太慢，鍛煉魏晉風骨簡便有趣———此時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看看鬱達夫吧。1920年代，他在《街燈》、《寒宵》、《祈願》等多篇文字裏提到“北京的銀弟”。在《南行雜記》他寫到：“若硬要找出一點好處來，隻有她的嬌小的年紀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看起來鬱達夫之嫖還是很有人情味的。1924年底，鬱達夫發表小說《秋柳》，畸頹之氣蕩然。受到廣泛批評後，他坦承自己失敗了：“原來妓女和唱戲的伶人，是一種藝術品，愈會作假，愈會騙人，愈見得她們的妙處”。如此這般，玩“藝術品”才是真心，銀弟如果為他動過真心，受到的該是何等傷害？

妓女們的內心世界又是如何呢？老舍1935年發表的短篇小說代表作《月牙兒》可以參考一下：“因為接觸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麽是愛。我愛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愛不了自己，我愛別人幹什麽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裝說我愛，說我願意跟他一輩子。我對好幾個人都這樣說了，還起了誓；沒人接受。在錢的管領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對，偷省錢。我要是不要錢，管保人人說愛我。”
盡管是文學作品，但《月牙兒》心理描寫的真實性恐怕要超過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懶做，虛偽麻木，勢利無情———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從已有資料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靈描摹是缺席的。是沒人記錄他們，還是他們自己疏於表達，值得玩味。

以上的各種心靈攪拌在一起，就產生一係列或許該叫作“青樓文化”的東西。“青樓文化”的特征是：邏輯們相互矛盾，認真遵循任何一個邏輯，都會與另一個同樣厲害的邏輯發生衝突。難得糊塗，逢場作戲，何必當真，又何必當假。隻有規矩，沒有是非。

嫖客與嫖客之間，並不引以為同類。《京華春夢錄》稱：“若茶室以次，則自鄶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

嫖客與妓女之間，時而赤裸裸地錙銖必較；時而又必須遵守“恩愛”儀式，隻靠錢還不行。絕大多數時間是嫖客玩弄女性，但有時妓女似乎也玩弄嫖客。胡同有沒有真愛情？據說一個叫謝蝶仙的八大胡同妓女曾為林琴南憂悶而死，不知是真是假。
如果你覺得所有妓女都是一樣的，她們會覺得受到了極大侮辱。解放後的八大胡同妓女教養院裏，高級妓女們抱怨道：讓我們與這些賤貨（下等妓女）住在一起，我們不服！大家人格分裂得都非常自然。同類人內部自我區別時，除了強調文化素養、社會地位，還能細分出道德層次的優勝與敗壞。

然而八大胡同的妓女賣心、賣尊嚴的時間遠遠多於賣身時間，世外桃源中理想化的
妓女才有可能逃脫社會地位、社會關係、社會心理的擺布。

1930年代初，燕京大學學生費孝通在美國社會學家、芝加哥學派創始人派克教授的帶領下，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國社會；1947年費孝通先生又帶著清華大學學生到八大胡同考察中國社會。

看來學者和社會學家認為，八大胡同曾是舊中國的最佳縮影，它的變化最能表現社會陰晴。

紅燈區的突然死亡

作為紅燈區的八大胡同，終結於北京和平解放之後，其終結方式有如足球賽裏的突然死亡。

2000年中國人權狀況白皮書《中國人權發展50年》的第一章高度肯定了這項成就：“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率先作出禁娼決定……在很短的時間內，就使這種在中國延續三千多年、嚴重摧殘婦女身心健康和尊嚴的罪惡淵藪絕跡。”

中國的娼妓史是悠久的。

清代諸人獲在《堅瓠集》續集裏考證：“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即中國標準意義上的妓女出現於春秋時期。此後，女樂、官妓、營妓、家妓、客妓……名目繁多，代代有娼。
元代大都，據《馬可波羅遊記》記載：“這裏營樂的妓女和漂亮的待招女郎達2萬人”；明後期謝肇氵製在《五雜狙》中說北京“娼妓多於良家”。
民國初年，娼業猶勝前朝。最興旺的1917年，北京注冊妓院達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計不下7000人。抗戰時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婦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1949年2月，解放軍進入北平。毛澤東表示，我們要把房子打掃幹淨。

物質垃圾的清除工作，兩次大掃除共清除明清以來沉積的垃圾60多萬噸，人均半噸。娼妓現象這種文化垃圾當然更不能聽之任之。

人民政府對於妓院，剛開始采用的手段較為平緩，以限製為主。有一段時間，警察抓到嫖客，會在他的證件上、甚至汗衫上打上“嫖客查訖”的戳兒。這樣，明娼被抑製了，暗娼就開始興風作浪，老板暗中操縱，活得好好的。想要根除賣淫嫖娼這種醜惡社會現象，必須快刀斬亂麻。公安部長兼北平市公安局局長羅瑞卿由此在八大胡同打了一場不流血的勝仗。

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封閉北京所有妓院的決議。當晚20時，羅瑞卿率2400餘幹警，出動37部汽車，開始執行任務。

行動前，妓院的老板和領家得到開會通知。會議宣讀了封閉妓院的命令，會後他們全部被關押起來。

對於妓院和妓女，羅瑞卿采取的是層層包圍的方式，先封鎖各胡同路口，再分別封鎖各妓院大門。進入妓院後，公安人員遣散夥計，驅逐嫖客，把所有妓女都送進了設在韓家潭和百順胡同的8個婦女生產教養院。頃刻間，八大胡同生態圈土崩瓦解。1950年《新中國婦女》有文章描述那次行動：“一夜之間將224家妓院全部封閉，妓院老板、領家454人全部集中，1290個陷入火坑的姐妹們從此得到解放。”

1950年4月，454名妓院老板、領班全部依法處理完畢，其中罪大惡極的黃樹卿、黃宛氏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政府共沒收妓院房產168處，共182..5間。

在被收容的一千多妓女中，沒有性病的隻有44人，政府首先為她們治療身體的創傷。然後開設文化課，引導她們認識過去，尋找自己在新中國社會中的位置；讓她們從收拾房間、清洗廁所做起，逐漸改掉好吃懶做的惡習。到1950年6月底，妓女們全部走出教養院，或工作，或回家，或結婚———八大胡同紅極一時的妓女巧雲嫁給了郊區的一位菜農。

當時洪琛導演了以黃樹卿、黃宛氏的罪行和舊社會妓女的悲慘命運為題材的話劇《千年冰河開了凍》，八大胡同教養院30多名妓女參加了演出，該話劇後來還被拍成電影。參加演出的一些昔日妓女，還有數人考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西北藝術學院。

八大胡同的妓女們浴火重生，作為紅燈區的八大胡同就徹底死了。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