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軟肋

西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軟肋


王力雄（北京）

一、西方世界的神化

按照“亡我之心不死”的傳統思路，有些觀點把西藏問題看作是西方國家企圖“肢解中國”的官方陰謀。且不說這是出於想象還是確有根據，但至少還應同時看到，現實中的西藏問題還存在另一方麵，即西方社會的非官方勢力在西藏問題上對中國的反對，遠比其官方態度更為激烈和普遍。

從官方來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認為西藏有獨立的根據，也沒有一個政府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然而在民間，西方民眾和輿論卻幾乎一麵倒地支持達賴。今天，中國領導人出國訪問遇到最多和最大示威群體，往往都和西藏有關。在相當程度上，其實正因為西方民主體製有著使其政治家受到民間製約的特點，西方民眾在西藏問題上的態度才往往上升到較高的政治層麵，成為一張被政客們用於各種目的的牌。

西方人為甚麽對西藏情有獨衷？西方人對東方的神秘一直保持強烈向往。西藏地處世界最大高原的深處、雪山環繞並由“活佛”統治，具有更為神秘的特色。從19世紀初葉開始，西藏在西方逐步獲得了封閉領土的巨大名聲，使熱衷未知事物的西方人尤為向往。

本世紀初，一支英國軍隊打進了拉薩，但由於那時的交通技術不足以打破西藏的地理隔絕，西方又在隨後幾十年忙於兩次世界大戰，對西藏的顧及有限，能夠進入西藏的西方人仍然極少。1951年解放軍進藏以後，西藏更是完全被遮蔽在幕後。一直到80年代開放後，西方旅遊團隊才開始被允許進入西藏，一方麵由於西藏旅遊業接待能力不夠，遊客數量受到限製；另一方麵仍然存在各種控製，隻許遊客在規定線路上“觀光”。所以，西藏等於至今還未對西方完全撩起麵紗，類似中國和其他東方國家在西方人心目中破除神秘和解構理想化的過程也始終沒有完成。

在當今人類被噴氣飛機和通訊衛星連結成“地球村落”時，這世界還有甚麽地方可以寄托西方人的神話境界呢？隻剩下一個西藏。 而隨著西方文明顯露弊端，西方社會的精神世界越來越變得迷茫，不少西方人希望從東方神秘主義中獲得新的啟示（如美國的英語佛學教學中心以翻番規模增長）。而在西方人對東方智慧的渴求中，西藏文明對他們是最具吸引力的文明之一。

曾經在台灣國民黨政府擔任過“蒙藏委員會”主任的張駿逸就此這樣評論：“人們……發現了高度現代化帶來的許多難以補救的社會弊端。例如，弱小民族消亡、傳統文化遺產的失落、自然環境的破壞、核擴散引起對前途的焦慮等。人們自然地產生了對失落的過去的留戀…而號稱世界第三極的西藏不僅地理位置獨特、封閉、尚未受到現代化衝擊，而且這裏生活著相對與世隔絕、智慧卻又十分知足自得的西藏民族，他們還有自己古老獨特又神秘莫測的宗教傳統。這一切正好符合西方人對一個理想的、失落了的過去的構想、於是西藏在他們心目中變成了世界上最後的一塊淨土，變得神聖不可侵犯。不幸的是西藏今天偏偏在共產主義中國的統治之下，據說漢人正在剝奪藏人傳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權利，正在以移民的手段最終消滅這個民族，正在這塊淨土上進行可以導致全人類走向毀滅的核試驗。這怎能不讓熱愛自然、熱愛和平的後現代西方人格外痛心疾首，動起真感情來呢？這就為甚麽在西藏問題上，西方民眾采取與政府完全不同、十分過激的態度的一個根本原因，也是西藏問題最終成為國際問題的根本原因”。

除了這個原因，西藏問題的國際化與十四世達賴喇嘛個人是有直接關係的。今天，十四世達賴喇嘛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他在西方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西方自己的宗教領袖。他通過自身成功地引導了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矚目。為甚麽達賴喇嘛能夠在西方獲得這樣的成功？當年逃離西藏時，他除了提前埋在錫金的一批財寶，沒有任何其他資源。但他需要保證跟隨他流亡的數萬藏人生存，要使西藏文化能在海外延續，還要開展反對中國的鬥爭。對於這些目標，能否獲得資源成了關鍵。這實際上正是他與西藏流亡政府幾十年來的工作重心之一。物競天擇，在國際上化緣，麵對的是以西方為主的世界，從西方那裏爭取同情與支持，這個現實迫使流亡藏人融入以西方規則為標準的國際社會，以開放的姿態去學習西方理念與價值觀，並按照西方的標準去樹立自己的形象。應該承認，通過幾十年不斷地與國際社會互動，流亡藏人已成功地樹立了自己的形象，由此而成為國際社會的寵兒。

達賴喇嘛與西方打交道幾十年，堪稱精通國際事務的大師，他很懂得利用西方社會心理和操縱西方傳媒，掌握在國際事務中打開局麵的方法。他身邊有長期為他服務的西方顧問，在美國雇傭最好的律師事務所為他進行院外活勸。他在世界各處發表講話的內容總是與西方的關注熱點相連：人權、環保、和平、反核……闡述的價值觀念和語言的表述方式也與西方非常一致。深諳西方人文氣象的達賴的聰明之處還表現在，他領導的運動不采用純粹的政治路線。譬如他避免直接談及西藏獨立，總是表示最關心西藏文明的延續。他提出的解決西藏問題建議是將西藏建成一個沒有軍隊、沒有環境汙染的自然文化保護區，一個受國際社會監督的和平區。這幅藍圖與西方人理想中的淨土完全吻合，因此贏得廣泛支持。

同時，達賴還處處表示他不僅隻從西方索取，還給西方寶貴的贈與（西藏宗教）。他力圖用西藏的哲學與修身為西方社會和民眾指點迷津。隨著佛教成為現在西方發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西方人覺得他們從藏人那裏得到了原本沒有的東西，因此就更願意為藏人多做事情。總之，達賴靈活地把傳統宗教與西方社會的時尚連結在一起，引導流亡藏人在無限環境中得到生存和發展。

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宣布授予達賴喇嘛諾貝爾和平獎。獲獎以後，達賴在國際上的表演空間和活動能量猛增，西方各國都對他打開大門，各國領導人紛紛出麵會晤，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也以邀請他為榮，西方傳媒更把他當成焦點，他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際明星。

達賴喇嘛的個人成功帶動流亡藏人的運動在國際社會取得巨大進展。1990年西藏院外活動集團在挪威、加拿大和意大利策動建立了議院委員會；28個國家的代表在印度召開“西藏之友大會”；稍晚，34個國家的代表又在倫敦召開“西藏國際協商大會”，謀求將世界各地支持西藏流亡者的議員聯合起來，冰島首相出席了那次會議；美國總統布什簽署法案，撥款援助西藏難民，並在白宮會晤了達賴喇嘛，而在過去，達賴根本拿不到美國簽證；131名美國眾議院議員簽署了一項協議，稱西藏為“被占領的國家”；1991年，達賴推動了“國際西藏年”的活動，僅10月一個月，西藏流亡者組織“西藏之家”就在全球36個國家舉行了60次活動；至今，流亡藏人在紐約、蘇黎世和新德裏設置了與聯合國打交道的辦事處，另外在倫敦、東京、布達佩斯、日內瓦、加德滿都等地派駐了代表；大批西方最紅的影星歌星叁加了支持流亡西藏的活動，帶動了成千上萬的西方青少年成為達賴喇嘛的崇拜者和支持者；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通過了譴責中國在西藏“侵犯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決議，那是1965年以來聯合國機構第一次通過有關西藏的決議；歐洲議會五次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對中國進行譴責；俄羅斯下議院1995年11月通過決議，敦促政府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紐約市政府規定每年3月10日為紐約的“西藏日”；1994年，達賴喇嘛一年出訪17個國家。到1994年為止，他訪問過的國家已達49個（對許多國家多次訪問）。1997年，他還訪問了台灣，而好萊塢則在1997年一年之內推出三部關於西藏的影片……達賴六十歲生日時，世界各國四百多名政要和名流叁加慶祝會，使其榮耀達到舉世矚目的高峰。

相比之下，中國方麵對西藏問題在國際社會開展的工作尤其是針對西方民間社會的工作則根本無法相提並論。這也應該被視為造成達賴成功的另一個原因。

二、兩難境地中達賴的無奈

然而，達賴的榮耀卻頗虛幻。他雖被視為西藏化身，四十年來卻連西藏邊都沒進。他在國際社會無論怎樣活躍，也頂多是借西方對中國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中國改革之初，曾把解決西藏問題當做爭取西方的一步棋。1978年底，鄧小平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召開後，一個星期後便向西方傳達了願與達賴和解的信息，並隨後在北京會見了達賴喇嘛派來的代表。

盡管鄧小平定下的基調是“除了獨立，甚麽都可以談”（然而雙方差距實在太大，決定了難以找到談的基礎。多次接觸後，達賴於1988年在歐洲議會的兩次演講中，提出他對解決西藏問題的正式建議，可以概括為：1、把整個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2、中國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3、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4、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5、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藏族人民關心的問題進行真正的會談。

達賴並且第一次明確地表示放棄西藏獨立，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並同意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但是，對這一妥協．他附加了這樣幾條限製性條件：1、與中國結盟的西藏必須是將中國所有藏區統一在一起的“大西藏”；2、西藏將實行與中國內地完全不同的民主政體，由西藏人自己進行高度自治；3、雖然北京負責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辦事處，在“非政治領域”發展獨立的對外關係並叁加國際組織；4、國防方麵，僅同意“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數的軍事設施”，並限製那些軍事設施是“防禦性”的。

這裏先要說明一下“大西藏”的概念。中國大陸通用的西藏概念，一般是指行政建製上的“西藏自治區”，麵積122.84萬平方公裏，人口230.43萬，其中藏族人口223.59萬（1994年）。而國際上流行的西藏概念（Tibet)，除了西藏自治區，還包括青海全省、甘肅南部、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囊括整個青藏高原。達賴喇嘛定義為“所有藏人居住區”，或曆史上藏文明覆蓋的全部地區，其麵積比西藏自治區大一倍（西藏流亡政府公布為250萬平方公裏),超過中國總麵積的四分之一。這片土地上，共有藏族人口457.38萬（1990年），另有200多萬的漢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囗。此即“大西藏”。區分兩個西藏的概念非常重要。凡談論所謂“西藏”概念的不同，會導致、並且已經導致了大量的混亂。 對中國來說，隻為達賴口頭上承認西藏可以留在中國，就值得把早已牢固統治了幾十年、投進了無數人力財力的200多萬平方公裏國土劃給達賴去自行統治嗎？在中國人眼裏，會驚訝達賴有甚麽資格如此“獅子大張口”。而對比一下中國政府開給達賴的條件，足以看到二者之間的差距天壤之別。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提出中方對西藏問題的五點態度和允諾，可概括為：1、中國已進入一個新時期；2、對五九年那段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3、歡迎達賴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4、達賴回來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還當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也不要兼了；5、達賴回來，中方將派一位部長級幹部迎接他，並發表消息。要250萬平方公裏的“自治”和同意給個副委員長的職位，這種立場差距談不出任何結果是早可預料。然而達賴是著急的。雖然他自稱可以活到103`歲，但他心裏應該明白六十多歲的人已經是步入人生黃昏，沒有了很多等待時間。

那麽，達賴為甚麽不采取更為理智和靈活一點的談判的立場呢？他提出西藏高度自治，要求自治範圍為“大西藏”。但即使50年代他沒有出走之前，當時西藏的自治範圍也不過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很長時間還不包括昌都地區）。甚至在清朝和民國，達賴的行政管轄範圍也沒有超出衛藏（大致等於西藏自治區）。現在他一無所有地回來，要求的自治範圍竟比原來還多一倍，中央政府如何可能接受呢？

以達賴的政治眼光，他是不會看不出這種要求不現實的。然而他在這一點上已經不能後退。先不說他的個人信念是否允許他退，他的社會基礎首先就把他限製死了。他名義上是全體藏人的精神領袖，其實他真正能接觸到的藏人僅是跟隨他流亡的那批藏人，數量約為十萬左右。那是達賴立足其上的整個藏人社會。流亡政府從他們中間產生，稅款由他們交納，選舉由他們投票，國際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們代表。而這批流亡者不光來自衛藏，更大比例是來自安多（青海）和康區（主要是四川西部）。50年代的“西藏叛亂”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區，大批叁與叛亂的藏人和他們的家屬因躲避“平叛”而逃到衛藏。在達賴喇嘛出走之後，他們也隨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構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西藏流亡議會的議席比例得到反映。流亡議會一共45個議席，其中30個議席是根據安多、康和衛藏三大地區分配的，每個地區各10個議席，那麽任何拋棄安多和康區（哪怕是出於暫時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也不會被議會通過，在流亡藏人中更是會遭到激烈反對。僅此一點，就決定了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幾乎永遠無法找到共同點。

達賴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麵必須以理性和妥協才能使處於弱勢的流亡者在與中央政府談判中取得進展，另一方麵他又不能不顧及流亡者內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個方麵往往互相矛盾，以致難以調和。中央政府認為他的建議不可行，而在西藏流亡者中，因為他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以及交出西藏的外交和國防，同樣受到激烈的反對。有人認為流亡藏人對此持反對態度的比例達90％。在這裏，達賴喇陷進他自己設的“局”裏。長期以來，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獨立作為旗幟，長期的教育使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從小就把獨立視為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目標。為了增強流亡陣營的戰鬥意誌和爭取國際輿論支持，達賴必須把中國對西藏的統治描繪得暗無天日。即使到了80年代以後，中央政府的西藏政策已經大大改善，達蘭薩拉（西藏流亡勢力在印度的基地）的宣傳口徑卻沒有相應調整，反而為從西方國家推行人權國際政治的政策中獲取更多支持，進一步加強輿論攻擊，包括有意識誤導和胡編亂造地指控。在這種謾罵性氣氛中，無法導致建設性談判，既會使中央政府失去與流亡藏人談的基礎，也使妥協和退讓無法得到流亡藏人的理解和支持，靈活變通的餘地因此變得很小。

受過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輕一代流亡藏人不像他們父輩那樣迷信達賴權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對達賴提出批評，甚至對他的神聖地位進行質疑。目前流亡藏人中勢力最大的少壯派組織“西藏青年大會”，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個地方分會、上萬名成員，其骨幹分子多是受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他們熟悉西方社會，態度激烈，活動能量遠超過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他們中間有相當數量的人讚成以恐怖主義方式開展鬥爭，認為恐怖活動是用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果，一方麵“可以使中國人心驚肉跳，可以把他們搞得雞飛狗跳”；另一方麵容易造成廣泛影響，更加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近幾年西藏發生的一係列爆炸事件，即是藏人恐怖主義者將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的結果。目前，達賴喇嘛總體上還能保持他的精神影響力，以“非暴力”主張控製流亡藏人的行為。但這種影響力在逐漸衰落，年歲衰老也正使他來日無多。而在他身後，沒有任何人能夠舉起他的旗幟。這是西藏宗教轉世製度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每位達賴喇嘛去世之後，都要等待至少20年時間，他的轉世也即後一位達賴喇嘛才能長大成人，擔當起西藏政教的領導大業。而那20年時間，往往是脆弱和容易發生問題的階段。如果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決西藏問題，他的去世將使西藏流亡者群龍無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內亂和低潮。嚴重的一麵如“西藏青年大會”那樣的力量很可能就此成為流亡藏人的主導，暴烈性和破壞性因此大大增加，進而導致西藏出現巴勒斯坦化甚至車臣化的危險。在班禪靈童事件之後，中央政府與達賴之間原本建立的聯係基本中斷，雙方可供談判的餘地也所剩無幾。從那以後的各種跡象分析，達賴把解決西藏問題的希望，轉移到了未來中國的社會轉型上。

三、國家安全的地緣戰略

無論未來中國是否可能發生、怎樣發生以及發生怎樣的社會轉型，從國家主權和安全的角度，必須直麵正視各種可能，進行慎重的考慮。因為主權方麵出任何問題，結果往往都覆水難收（如外蒙古），不是可以“摸石頭過河”、錯了再改的。

首先，達賴近年主張按照香港模式的“一國兩製”解決西藏問題，曆史已經證明是行不通的。“一國兩製”並非是香港首創，1951年在西藏實行的《十七條協議》隻是沒用“一國兩製”的名稱而已，實質差不多。為甚麽當年西藏的“一國兩製”會以“叛亂”和“平叛”而告失敗？這顯露了實行“一國兩製”的必要條件。“兩製”之間必須能夠相互隔絕。如果人民可以在兩種法律和社會製度之間自由流動，所謂“一國”和“兩製”最終肯定難以並存，要麽分成兩國，要並合成一製，而在這或分或合的過程中，一定會伴隨激烈衝突與震蕩。西藏當年的叛亂起於青海和四川藏區，就是因為那裏實行了相同於內地的社會改革政策、而衛藏仍然保持傳統社會所引起的。雖然按照法律標準，當時西藏自治隻限於衛藏，中國有權在衛藏以外的其他藏區實行自己的政策，但事實上是行不通的。之所以行不通，在於地域太大，不可能像香港那樣以鐵絲網和邊防武裝實現與“兩製”之間的隔絕（或像台灣有海峽隔絕）。

其次，還需要估計到西藏實行“高度自治”後的發展趨勢是甚麽。法國記者董尼（Pierre-AntoineDonnet）曾經就此采訪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他這樣寫道：丹增曲嘉屏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說是最能夠說服中國人坐下來一起商談的建議。然後呢？這是不是走向完全獨立的跳板呢？達賴喇嘛的弟弟搔著頭一言不語地看著我。很明顯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說些甚麽而不會給西藏的外交帶來困擾。經過一段考慮後，他決定了。他說：‘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科斯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我們是為世代著想，為著後代子孫著想，自治將是個起步’。”

連達賴喇嘛的弟弟都把自治當作臨時對付談判的緩兵之計，最終西藏還是要走向完全的獨立，可以就此推知其他流亡藏人的想法。即使達賴喇嘛本人是真誠的，他能否左右未來的發展，以及在他身後，其他人將怎樣做，他已經是無法控製的了。那麽，考慮西藏問題的未來前景，就需要把西藏獨立作為一種始終存在的可能性，而非簡單地認為達賴表示了不謀求獨立就不會再有西藏獨立問題。對西藏獨立的問題，即使不從“民族大義”等價值層麵判斷，至少還存在一個當今世界任何國家都不能忽略的底線——國家安全。國際政治翻雲覆雨，甚麽都有可能發生。為了應付這樣一個世界，治理國家的出發點應該從最壞的可能出發，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最好可能上。

涉及中印關係，西藏就成為一個極重要的因素。中國與印度接壤線目前長達1450公裏，加上被印度吞並或控製的不丹與錫金，兩國實際接壤線長達2250公裏，全部都在西藏境內。達賴曾提出一個看法，如果西藏獨立於中國和印度之間，兩國被西藏隔離，就不會再發生衝突。然而中國完全不這樣看，從中國的角度，西藏獨立本身，就已經構成了最大的威脅。

西藏地廣人稀，自然條件惡劣（資源貧乏，如果獨立，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諒其自己力量無法建立有效的邊防。這一點，先天地決定了西藏不可能不依靠一個大國，以獲得建立邊防的人力物力，或者乾脆就由那個大國為它承擔整個防務。地緣位置決定了它夾在兩個大國之間，因此它不是依靠中國，就是依靠印度，沒有別的選擇。而西藏獨立是其對中國的擺脫，僅憑分離的慣性，也會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況達賴喇嘛及他治下的數萬西藏難民，還受了印度收養幾十年之恩呢。達賴對此曾坦言：“我心中毫無疑問地認為印度比中國更有理由聲稱領有西藏主權”。

自古以來，西藏對印度一直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認同。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篤信佛教的藏民族因此對印度始終保持一種精神上的崇拜和向往。地理上，印度與西藏的交通比從中國內陸進藏方便快捷。清末及民國，從中國內陸到西藏上任或辦事的官員，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繞一大圈，也比從中國境內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西藏絕大多數貿易與印度進行，貴族子弟到印度上學，從西藏寄往中國內地的信也由印度中轉。有風險即去印度，亦成為本世紀以來西藏上層人物的習慣動作。

印度是能夠為西藏提供邊防、足與中國匹敵的大國嗎？中國人愛回顧1962年中印戰爭的的印度軍隊如何不堪一擊。然而今非昔比，駐守西藏邊防的中國軍人最清楚這一點。中國邊防至今還有一些段落靠騾馬運輸（甚至人背肩扛）保證後勤，印軍卻已經普遍使用直升飛機。印度的綜合國力不如中國，軍費開支在80年代卻曾達到中國的近兩倍。即使中國在90年代大幅度增加軍費，也仍然沒有趕上印度。1962年那場失敗的恥辱使印軍臥薪嚐膽，1971年印巴戰爭印軍表現就已經相當出色。據國外軍事專家評價，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優秀、吃苦性最強、裝備最完善的山地部隊，能夠成功地抵抗中國的任何進攻。按照國際政治的規則，有危險存在，就不能不做相應打算。

前麵說過，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獨立，或者是達賴現在主張的西藏高度自治，範圍所指都是“大西藏”。而若“大西藏”的250萬平方公裏與中國分離，中國的西部邊疆將向腹地收縮上千公裏。如果在中國版圖上打兩條對角線，交點也就是中國的中心在甘肅天水。“大西藏”獨立，天水離“新邊界”隻剩100`多公裏距離，現在的中國中心就變成了邊疆。中國以往出現國難危機，腹地四川往往被當作“大後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會成都，距“新邊界”也隻有100多公裏，成為邊防前線。所以，一旦西藏獨立並且別無選擇地與印度結盟，印度就可以不發一槍一彈長驅幾千公裏，把軍事力量徑直部署到中國腹地，其導彈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國全境。失去西藏天險屏蔽和不怕戰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間，戰爭就將在中國內地進行，生命財產必會遭受重大損失。可想而知，讓中國失去如此廣闊的屏障，暴露出致命的“軟肋”，從國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防備與印度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是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西藏獨立的底線所在。中央政府不可能對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的要求後退或妥協。

還有一個相關因素也要保持清醒認識：對西藏問題的任何特殊處理，都可能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連鎖反應。漢族人口雖占中國人口的93％，但是少數民族地區卻占中國領土麵積的60％、草原麵積的89.6%、森林麵積的37%、木材積蓄量的49.7%、資源的50％以上。少數民族問題必須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通盤考慮，慎之又慎。固然不會發生55個少數民族全跟著西藏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情況，但哪怕隻有維吾爾族這樣來攀比（幾乎可以肯定），兩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萬平方公裏麵積，超過了中國領土的2/5。中國嚴峻的現實人口爆炸、空間擁覦擠 ,資源匱乏，是中國不可能以蘇聯解體的模式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製約所在。

四、社會轉型中的主權穩定

目前中國對西藏的控製是穩定的。少量分離主義活動頂多製造一些麻煩，形不成大的挑戰。但是深入分析，穩定表象之下卻存在著嚴重隱患。為甚麽中國在曆史上未能如控製新疆和內蒙古那樣牢固地控製西藏呢？“無人進藏”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這裏“人”指的是以漢人為主的中國內地人。作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幾百年來人口壓力就使漢人不斷向周邊擴散，闖關東、走西口、下南洋，內蒙古和新疆也成為漢人移民的投奔之地，為甚麽唯獨繞過身邊200多萬平方公裏的西藏而不去呢？原因就在於西藏高原的高海拔所造成的缺氧、惡劣氣候和荒涼環境，是被農耕文明培育的漢民族從根本上不能適應的。直到共產黨進藏以前，西藏為甚麽能夠始終保持實質上的獨立？如果僅僅是人與人的較量，那時的中國與西藏之間實力相差的程度並不比現在小。中國在西藏確立主權不取決於軍事勝利，根本取決於能否有漢人進藏並留在那裏工作。中國的人再多，對控製西藏有意義的卻是能夠進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進藏，再有人口優勢也沒用。

直到共產黨進藏前，進藏的漢人總共有多少？國民政府的駐藏辦事處處長孔慶宗著書記載，根據1943年實地調查，在西藏長期安家的漢人，共約500餘戶，2000餘人，其中3/5居住拉薩。他們大多是清代隨中國官員或軍隊進藏當差役或開飯館、種蔬菜者，在官員和軍隊撤出西藏後，或因原藉無親族可依，或因沒有回內地的盤纏，無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數成為赤貧無依之人，僅賴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販以謀生計，其語言習慣多趨藏化，娶親也多為藏人，他們的後代已不能稱為漢人。不要說漢人百姓不進藏，曆代中國官員也逃避進藏供職。清朝設立駐藏大臣，對西藏始有象徵性管轄，但其在藏官員“不過駐藏大臣及各糧員武員數人而已”。今人所輯末代駐藏大臣聯豫給朝延的奏稿，其中有關請求調人、設法留人的占1/5以上，足見對人需求之強烈。他的要求僅是“……先後奏調谘調不下四十餘員，`使皆應調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歎”，而到最後，他也隻能繼續感歎“現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僅各有三四員及投效數員……”。即使是駐藏大臣本人，曆代清政府計委任135人，因為各種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3人之多，占到17％。

舉一數字可以說明內地官員逃避進藏的原因：清朝112個實際到任的駐藏大臣加上9個已經上路但未到達的駐藏大臣，共121人，有32人死在西藏或進藏途中，比例高達26％，即1/4強，大部分病死，還有路途出事而死，另3人被叛亂藏人所殺。

正因為進藏漢人如此之少，當年多數藏人“隻知有達賴，不知有朝廷”便不奇怪。直到毛澤東時代的“精神原子彈”（意識形態激勵機製）出現，無人進藏才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解決。成千上萬的漢人在那時走進西藏，50年代即達到地方工作人員4.5萬，軍隊人員5萬，高峰的70年代更是達到總計30萬人以上。對比一下清朝隻能派進西藏幾十名文員和千餘軍隊，不難看出中國能否在西藏確立主權，與派進西藏的漢人數量之間存在著決定性的關係。

但是今天，無人進藏又重新成為中國治藏麵對的問題，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有了相當程度的自由空間，製約和懲罰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無所不及了，使人進藏的行政手段也就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對西藏來講，1980年是從毛澤東時代進入鄧小平時代的轉折點。進藏漢人的數量，也在這一年發生轉折，從1980年的最高峰，隨後逐年減少（以下數字表不包括駐藏軍隊）。

這些數字隻包括戶口在西藏的漢人。在藏漢人有相當一部分是也五、六十年代從軍隊轉業、或從內地被派進西藏的幹部職工及其家屬。這茬被稱為“老西藏”的人目前普遍快到退休年齡。根據規定，退休後他們的戶口將遷回內地。現在，他們已別無所求，隻是等待熬到退休年齡，獲得相應的待遇回內地養老。他們的戶口近年肯定越來越多地遷離西藏。他們是對西藏有感情而且具有影響力的漢人，隨他們的離去，政府將進一步失去在西藏可依賴的人員。他們調回內地，子女的戶口按規定不能隨他們一塊遷離，但是留得下戶口未見留得下人。由於年輕，是否能得到退休待遇對子女一代不像對父輩那樣是致命約束。不少年輕漢人已經自行離開西藏到內地開始新生活，根本不理有沒有戶口。上述人數中，目前肯定已有不少是隻有戶口之數而實無其人的了。

表１

年份 西藏漢人數

1980 122400

1982 91720

1984 76323

1985 70932

1990 67407

1991 65101

1992 66318

1993 64890

表2 1990年西藏漢族人口的地區分布

地區　人口 占漢人比例(%)

拉薩 44939 55.3

昌都 7019 8.6

山南 5725 7.1

日喀則 4920 6.1

那曲 2961 3.6

那裏 1435 1.8

林芝 14218 17.5

合計 81217 100.00

有戶口的漢人目前僅占西藏總人口的2.8%。他們還從另一個方麵表現無人進藏的傾向即想方設法脫離基層，向中心城鎮尤其是向拉薩集中。這裏隻能找到1990年的數字，但也可以說明問題（表2）。如果有現在的數字，肯定更加突出。在藏漢人幾乎全部是城鎮人口。1990年拉薩城鎮人口數為137661人，也就是說漢人在其中占了1/3，加上進藏做生意、打工的漢人流動人口（主要也在拉薩）和駐紮拉薩的軍隊，外人不但看不出“無人進藏”的問題，反而會產生漢人充斥西藏的印象。但是通過這組數據可知道，拉薩以外的偌大西藏，漢人常住人口總共隻有三萬多人（包括暫住，且基本集中在各地區首府，最低也是在縣城）。毛澤東時代每個鄉級（公社）政權都有漢人幹部的狀況，已經變成全西藏的928個鄉鎮沒有一個漢族幹部。主要控製的穩定和有效與否，關鍵取決於基層。僅此一點，就已經顯示出目前的危機。

80年代初，還有總數大約4000人的中國內地大學生自願申請進藏工作。他們被稱為“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到1985年，這種自願進藏者的數量陡降為9人，以後每年隻有三五人，甚至一個沒有。現在，那批大學生在呆滿了八年後，絕大部分已經離開了西藏。這種變化反映了漢人在西藏全麵潰退的大勢。

達賴喇嘛在國際場合宣稱目前有750萬漢人遷移到西藏（“大西藏”），還說西藏自治區的漢人數量超過了當地藏人。然而實際數字卻是，即使在大西藏的範圍（西藏自治區加上青、甘、川、滇四省的十個藏族自治州、兩個藏族自治縣和一個藏族自治鄉）漢人總數也僅達到152.1萬（1990年），隻占大西藏範圍內人口總數的26.9％，而且同樣呈現漢人總數減少（1982年此地區漢人總數為154.1萬）即無人進藏的趨勢。有人會提出反問：內地人進藏是否是中國主權穩定的必要條件？靠藏人是否也能穩定中國的主權？無疑，藏人中有很多“翻身”農奴，也有大批共產黨培養的幹部，然而問題的根源在於，目前的西藏政策有一個“怪圈”。怪圈為：改革開放後中國西藏政策的主要進步是落實宗教自由，這一進步隻可繼續，不可逆轉藏人全民信教。宗教本質決定信教者對宗教領袖的盲目服從，達賴既是西藏宗教領袖，同時又是中國政府的敵人和西藏反對派的政治領袖。達賴喇嘛是形成這個“怪圈”的關鍵一環。他以宗教領袖身份對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所擁有的精神影響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民族跟隨他反對中國統治的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順理成章地轉化為他的政治工具。當然，目前的情況是隻要有軍隊駐紮西藏，分離主義勢力就不可能撼動中國主權，然而主權是否穩定，往往不是看日常條件下的是否穩定，而是需要在特殊曆史時刻才能考驗出來。軍隊對主權的作用隻類似一條繩索，可以把西藏綁在中國身上，卻無法讓它們之間的血脈長在一起。平時，繩索是結實的，不可能被掙脫，而一旦在那些特殊關頭，繩索就可能變得脆弱不堪。

當今達賴喇嘛的前身十三世達賴喇嘛借中國發生辛亥革命所搞的“驅漢”，即是一個典型。那時清王朝在西藏也有相對藏人非常強大的軍隊；十三世達賴喇嘛也流亡於印度，采取了爭取列強（英俄兩國）支持西藏獨立的路線；而清政府那時也徹底拋棄了達賴（甚至宣布革除十三世達賴的達賴名號），對西藏實現了有史以來最有力的控製；當時的主動權看上去幾乎都在清政府手裏。然而就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幾乎陷入絕望的時刻，中國的辛亥革命　如同天賜不期而至。效忠王朝而非效忠國家的軍隊，一旦王朝崩潰，必然失去行為理性和原則。駐拉薩的清軍相繼嘩變，分成不同派別，自立山頭，各行其是。藏人則在各地趁機舉事。十三世達賴喇嘛隨即從印度返回西藏，領導藏人展開全麵驅趕漢人的戰爭，其親自發布命令“苛其地居有漢人，因當驅除淨盡，即其地未居漢人，亦必嚴為防守，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是為至要。”拉薩漢人（包括商人和普通百姓）都被藏人圍困於軍營，在攻打中堅守了八個月，“迨日久食盡，遂有烹子而食者”。以往西藏出事，全靠內地派軍增援，這本是那時控製西藏的根本威懾所在。然而正值國內分裂，各方心思全在爭權奪利之上，哪還有餘力去管遠在天邊的西藏？當時身在印度的駐藏叁讚陸興祺“迭電中央及滇、川求救，情詞哀切不忍聞”，各方“均以大局未定，不能顧及”。西藏反叛遂擴展到康區，而由於邊務大臣趙爾豐被革命所殺，邊務廢弛，鎮守康區的軍隊因無處發餉互不相救，使大部地區失守。

後川滇軍閥為勢力範圍所計終於出兵，當川督尹昌衡解昌都之圍、平定康區後，繼而準備進軍拉薩時，卻被袁世凱的北洋政府阻止。當時民國新立，中央政府各方麵都極為虛弱，甚至有名無實。為了獲得號令地方的合法性，獲得列強承認是當務之急。當時的列強之首英國以不承認袁政府為要挾，不許中國進軍西藏。那對袁政府無疑是至致命威脅。政客在這種選擇麵前，就會放棄日常掛在嘴上的“民族大義”。

等不到援軍的中國駐軍彈盡糧絕，最後以突襲方式擒獲了達賴家眷為質，雙方才在尼泊爾的調停下談和。漢人交出一切武器彈藥，被驅趕出藏。從此直至1951年解放軍進藏，西藏在將近40年時間裏保持了實際上的獨立，那段曆史至今仍被支持西藏獨立的人當作“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的證據。

十三世達賴喇嘛當時明智地指出這一點“西藏之所以得救，應當歸功於中國革命的爆發，而不應當歸於別的原因”。1949年，國民政府在共產黨的強大攻勢麵前節節敗退，政權即將崩潰。藏政府認為又是一次類似辛亥革命的時機，派兵包圍了國民政府駐藏機構，封閉電台，然後分批將在藏所有漢人押送至印度，驅離西藏，又一次割斷了與中國的所有聯係。

回顧曆史，可以說明：中國在西藏的主權控製發生問題，前提隻能是中國內地失去穩定。今天的西藏分離主義者無疑也在晝思夜想地等待這個前提再次出現。一旦中國內地社會出現動亂和失控，目前中國軍人的政治屬性和現代軍隊對後勤的高度依賴，就可能使駐藏軍隊被軍心動搖和後勤中斷這兩個必然出現的因素迅速瓦解（至少戰鬥力劇降）。那時，大量變數將同時出現：西藏會發生甚麽？達賴和流亡藏人會怎樣做？印度會怎樣做？列強會怎樣做？綜合影響的結果將是甚麽？……對這些問題，即使發生的概率再小，因為事關主權和國家安全的大事，也必須直麵麵對，不能有任何回避。

從考慮危機的角度，說西藏比新疆問題更大，原因就在新疆已經有了500多萬漢人在那裏安家(其中有近200萬人在農村和基層），無論曆史發生甚麽，他們都會是中國主權在新疆根植的堅實土壤。而數量隻有幾萬的在藏漢人，現在是人身在藏心不在，他們家在內地，腳下無根，有風則散，到那時，主權就在相當程度上失去了依托。

五、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主義和傳統宗教

目前有一種治藏思路，是以推動西藏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去爭取民心，瓦解宗教控製，以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解西藏分離主義的影響，同時，現代化經濟發展所帶來的西藏與中國內地一體化融合，也會成為對分離主義的製約。根據大致統計，從解放軍進藏的1951年至今，中央政府給西藏自治區（不包括其他藏區）的錢物總值約為400億元人民幣。按此數平均，西藏自治區全部人口平均每人每年都能得到500元左右。也就是說，即使一年到頭西藏所有人甚麽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超過內地大多數百姓一年辛苦的收入。在西藏，凡是需要花錢的事，隻要去追蹤錢從哪來，源頭幾乎全是中央撥款或內地支援。如果離開內地供養，西藏現有的社會體係（至少是城鎮）連幾天都難以維持。對西藏的撥款越給越多（1993年給西藏的財政撥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問題是對於上述治藏思路，效果到底怎麽樣？

某些方麵是有作用的，如市場經濟對宗教的確有消解作用，尤其是卷進市場活動較深的城鎮藏人，宗教意識已漸淡漠，開始熱衷世俗享受。今天去拉薩，可以強烈感受到那座古老“聖城”的世俗化。不過，在經濟發展淡化宗教影響的同時，傳統宗教讓出的空間卻被現代社會的另一種準宗教即民族主義所填充，甚至宗教的被削弱還可能成為民族主義的蔓延條件和催化劑。在這層意義上，達賴的力量並沒因為宗教的削弱而變弱，因為他不僅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也是其民族主義政治領袖。西藏社會世俗化進程在削弱他宗教領袖之影響的同時，同時加強了他的政治領袖之影響。

事實表明，目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西藏城鎮青年，反而更具有離心力強．民族主義情緒嚴重的特點。他們是近年西藏進行反抗運動和街頭騷亂的主要力量。拉薩騷亂時的囗號之一雖是“吃糌粑的趕走吃大米的”，然而喊口號最響的，往往都是早已不吃糌粑、熱衷漢菜和西式點心的人。

另一方麵，不管城鎮的宗教如何受到物質主義瓦解，在西藏廣闊的牧區和農村，高原的嚴酷生活卻注定了藏人與宗教保持不可分離的關係。錢對生活在大山雪原中的藏人隻是某時有用，神對他們卻是時時刻刻都有用。沒有神的指引，人在那種環境中是支撐不下去的。從這種角度來看，西藏宗教又是不可能在西藏廣大地區和多數人囗中被真正瓦解的。由此，民族主義和傳統宗教同時成為達賴可以左右開弓的雙兵器。因而，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對經濟因素的期望能有多高，是需要保持清醒的。前蘇聯的經濟一體化程度不可謂不高，蘇聯解體對各個新國家的經濟造成的損失也不可謂不大，然而那並沒有阻止蘇聯的分裂。推動民族獨立的民族精英興趣更多在獲得權力，而權力是隻有通過分裂才能獲得的。至於割裂經濟聯係造成的經濟衰退和生活艱難，是由老百姓承擔的。民族精英們則可以將其解釋為是“不自由，毋寧死”的必要代價。

六、目前對策及其局勢

應對西藏問題，一直沒有出現突破性思路，基本隻限於在具體政策和方法上的就事論事，尚未脫離傳統框架。隻有近年出現的“援藏”體製，有別於以往，可算是一個新辦法。1994年北京召開的“第三次西藏工作會議”做出決定，指派中國內地比較富裕的省　及中央各部委，對西藏進行“對口支援”。支援的方麵非常廣泛，包括資金、技術、工程建設、幹部、科技人員等各方麵、“對口”的關係是：中央各部委負責西藏自治區的相應廳局；北京包拉薩；上海、山東包日喀則；廣東、福建包林芝；浙江、遼寧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律、四川包昌都。對口關係暫定十年。

這種“對口支援”形成了製度化的“幹部援藏”方式，以向西藏派遣內地黨政幹部，解決無人進藏的問題。“幹部援藏”始於80年代初，當時是為了應付大批漢人返回內地造成人才緊缺采用的應急措施，從各省臨時抽調了一些幹部，不遷戶口，不帶家屬，不轉隸屬關係，工資由原單位發，短時間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為限，結束後仍回原單位。

1994年確立“對口援藏”體製後，這種“幹部援藏”也實行了對口的省向西藏的對口地區（或對口部委向西藏的對口廳局）派遣，援藏幹部的選派、組織、管理、工資和物質鼓勵，以及援藏結束後的安置，都由對口省負責。這種“幹部援藏”方式在機製上是一種混雜的變通，還是以上級的行政命令為原動力，但是最終能把人派進西藏的機製，已經變成了以利益交換為主。“交換”的內容花樣繁多，根據各地區各單位的條件和財力不同而有變化。不過，凡進藏者職位提升一級基本是各地一致的，另外還有分房子、解決配偶的“農轉非”和工作、子女入托上學等各種內容，甚至包括給援藏幹部家安裝公費電話，保證家屬能經常與他們聯絡。

第一批對口援藏的漢人幹部不到700人。他們擔任的職務上至自治區一級高層官員、各廳局的要害職位，下至各地地區與各縣的專員、書記、副縣長等，影響大，波及麵廣從趨勢判斷，這可能是今後向西藏配置內地幹部的主要方式。

就目前來看，這種方式有其優點，例如減輕了中央的財政負擔和安置責任；給援藏幹部的利益不在西藏體現，不由西藏負擔，可避免對當地幹部的直接刺激；把他們安插到西藏各級黨政機關擔任領導職務，因為不占本地編製，不存在搶位置的問題，在藏族幹部中引起的抵觸比較小；而且派他們進藏，是和各省從經濟上對西藏的“對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通過他們從內地引入援助項目或投資，給本地帶來實際利益，所以隻要突出這種“援藏”的經濟色彩，對援藏幹部的使用就容易避開與民族自治原則的矛盾，也就有了無需通過當地“人大”投票通過的理由。幹部援藏方式因此似乎成為一條頗有前途的出路。

然而，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確實可以把一些內地幹部弄進西藏。有些單位甚至出現爭著報名的局麵，單位甚至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進行平衡，根據誰最需要解決實際困難（分房子或家屬就業）最後決定由誰進藏。但可想而知，這樣的進藏者心是放在哪裏。有些單位則無論怎樣動員也沒人報名。形式上的人身進藏，和真正的人心進藏，二者效果完全不同。即使“援藏”體製真能不計成本地把內地幹部送進西藏，由於人進而心不進，對穩定西藏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首先，援藏幹部都臨時進藏．頂多三年一換。其次，目前援藏幹部最低隻下到縣級。然而對於穩定主權，重要的是從控製基層政權著手，目前最缺的是能下到基層幹實事的“手腳”，而不是浮在上層機關的“首腦”。進藏人員的臨時性，敷衍職責和不下基層，是中國自清朝開始治藏以來的三個基本難題，一直使中國難以在西藏鞏固主權。今天這三個難題又重新困擾政府，“援藏”體製隻有人身進藏，沒有人心進藏，歸根結底還是一種無人進藏。

七、我國民族政策的再思考

多民族結合為一個共同國家，是一種“異質同構”的關係。所謂“異質”是不同民族在種族、曆史、文化等方麵具有性質上的差異，“同構”是性質不同的各民族結合於一個共同的政治架構，服從同一主權。異質和同構是一對矛盾。完美地處理一個國家內部的民族關係，在於二者的平衡。異質和同構缺一不可，不應該向任一方偏斜。既容許和保證異質存在，尊重民族差異，提供各民族按自己民族特色發展的空間，又能夠抑製防止民族對抗和分離，保證國家主權的穩定與鞏固，從而實現不同民族在統一政治架構下的和平共處與共同發展。這就是異質與同構的平衡。

用“異質同構”的觀點看，我國的民族政策長期以來一直沒有找到平衡。大致從1980年分為兩階段，80年以前的失衡在過於向“同構”傾斜即在確保政權同質性的同時，強製性地消除民族異質性；80年以後的失衡則在過於向“異質”傾斜即在開始寬容民族異質性的同時，又放鬆了政權同質。前一種失衡造成少數民族內心怨恨，但因為那時政權保持著絕對的同質性，因而具有強控製力，即使不斷產生問題，也都能有效地進行壓製，總體上是能夠保持穩定的。

改革開放糾正了強製少數民族同質化的錯誤，給了少數民族保持傳統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的自由，這無疑是非常值得讚賞的進步，但是由於缺少“異質同構”的平衡觀，又導致矯枉過正，鼓勵和放縱了政權異質化傾向。這種傾向在西藏相對更為突出。

1980年對西藏地方政權實行兩項重大措施，一是將西藏的漢人幹部職工大批撤回內地；二是授予西藏可以不執行中央命令的“尚方寶劍”。漢族幹部空出的職位速迅由藏人頂替，使西藏政權從那時起轉向民族化和本地化。在主權穩定的民族地區，政權出現這種變化並不構成威脅，還應該視為民族平等的進步表現。但是對於強異質的民族地區，問題性質就有了變化。西藏的嚴重性，尤其還在於西藏特有的“怪圈”。因為藏族幹部中信教（或暗中信）者的比例相當高（尤其在基層），信教就要拜神，而達賴既是西藏宗教之神，又是對國家政權而言的敵人，那麽信教幹部雙重之身，是以拜神為先，還是以對敵鬥爭為先，就成了一個始終處在微妙狀態的問題。在這種狀態之下，如果其手中再有一柄被允許“不聽中央”的尚方寶劍，其中的變數和可能造成的影響將會非常之多，後果也將非常難以預測和控製。

針對西藏問題的特殊性，正確的方針應該是在充分寬容（尊重和保護西藏民族的異質性之同時，理智、謹慎並且有效地加強西藏地方政權的同質性。二者的地位應該相同，不向任何一方傾斜，始終保持相輔相成的關係，即對民族異質越寬容，對政權同質就要越保證，而且二者比例相同。這樣的平衡不是調整一下政策和派遣一些核心幹部就可以做到的。事情仍又回到“無人進藏”的老問題。上一次中國解決“無人進藏”用了上百年的時間，這一次又要多久才能解決？在這樣具體的事情上，也已充分體現出西藏問題將困擾中國的長期性。除非能很快在思路和方法上有超越性突破，否則中國就不得不遙遙無期地麵對這種困擾。

摘自《戰略與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