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陪主席跳舞的日子裏
權延赤:記一位女演員的自述
1959年我剛滿13歲,參軍進了空政文工團,在學員班學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吳同誌找我談話,讓我去中南海陪中央首長跳舞。
談話後,一位經常去中南海的老同誌咬著我耳朵說:“小王,這回你可以見到毛主席了。”“真的?”我叫出聲,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還是怕心從喉嚨裏蹦出來。我太興奮了,簡直高興暈了。
我們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
六點多鍾,中南海開來一輛吉姆車,我們七八個女團員擠擠挨挨坐進去,由北海那邊駛入中南海。車停在一棟建築的門口。我們腳步輕盈匆促地走過一條長廊,看到一個敞開的紅門,門額上寫有春藕齋。這裏就是我們陪領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就得知,來這裏跳舞的毛主席、劉主席和朱委員長等。周總理除了過年過節,平日不來。平日他和國務院其他領導同誌在紫光閣跳。
走進春藕齋的紅門,是脫掛衣帽的門廳。再進一道門就是春藕齋舞廳。舞廳右角有個小舞台,平時空閑,跳舞隻用錄音機放樂伴奏。到了節日,才有樂隊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廳後門通向室外舞場,花瓷磚地,有個荷花池。夏日天熱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廳左側還有一條走廊相通。後來我發現,毛主席總是從那裏走來舞廳。
一
我們幾個女團員坐在軟墊靠背椅上等候;老同誌輕鬆隨便,新同誌緊張新奇。
七點剛過,團員們起一陣騷動。不知誰輕輕叫了一聲:“朱老總!”
朱德委員長首先來到,步子邁得大而有力,根本不象70多歲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舉一動都保持著軍人風采。老同誌迎上去,把我們幾位新同誌介紹給朱委員長,介紹給與委員長同來的康克清同誌。
樂曲響起來了,朱委員長開始跳舞。
朱委員長跳舞也保持著軍人的神姿。他不跳錯步不跳花樣,而是準確地踩著樂點邁大步,像軍人走隊列一般。轉一圈,換一個舞伴。
輪到我了。我的感覺,不是陪總司令跳舞,而是陪總司令出操。總司令始終挺胸抬頭,既不說話,也不左顧右盼。當我追隨總司令拚命邁著大步走時,眼前總象晃動著一張照片,那是總司令檢閱出征將士的照片……在我的記憶中,隻有一次過年,朱委員長高興了,忽然錯上步,跳出了花樣兒。後來我才明白,總司令很會跳舞,隻是含而不露罷了。領袖們跳舞是為了運動,我們的總司令尤其是這樣。戎馬一生,唯有走出軍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體和精神得到最好的運動和休息。
一次,跳舞中間休息,兩名文工團員為總司令表演槍杆詞。這是充分表現軍人氣質的對口詞,在六十年代很時興。表演者一句趕一句,每句配以銅鐵一樣堅硬利落的動作,最怕對口中間打結。表演中,一位團員忽然忘了詞。對方說:“槍!”
她接不上詞,為了不中斷就跟著重複一遍對方的動作,也喊一聲“槍!”對方見她忘了詞,隻好重喊一遍:“槍!”她仍然沒想起詞,隻好又跟著喊一聲:“槍” 就這樣重複同一個動作同一聲“槍”,重複了四五遍。重複得手腳發僵,頭上冒汗,兩眼發潮,別提多緊張,多尷尬,多狼狽了。我忍俊不禁,撲哧笑出聲。老同誌來不及責怪我,總司令已經跟著哈哈大笑起來。於是,周圍的女團員也都放聲大笑。
兩名表演者立刻擺脫了緊張狼狽,索性捂著肚子也格格笑成一團。總司令的笑聲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後合,還不時擦著笑濕的眼睛。
還有一次是冬天,天氣預報有大風雪。我聽朱委員長的警衛員說,總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時一天隻能吃三兩糧食。跳舞休息時,我坐到朱委員長身邊。我是軍人,很少叫他朱委員長,覺得還是叫總司令親切。我說:“朱總司令,除了跳舞,您還做其他鍛煉嗎?”總司令說:“還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說:“哎呀,明天有大風雪,天氣預報廣播了。”總司令說“大風雪也得爬,不爬不行。”我問:“為啥不行?天氣好了再爬嘛。”總司令搖著頭:“有人對我搞專政,他叫爬就得爬。”我問:“誰呀?”總司令像怕事的孩子一樣悄悄說:“醫——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社會上到處傳抄一些詩詞,都說是毛主席的,難辨真假。我抄了許多詩詞,不好直接問毛主席,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機會拿出來問朱委員長。朱委員長看過之後默默地望住我,神情嚴肅。我小聲問:“總司令,是主席寫的嗎?” 朱委員長緩慢地說:“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義者,這些詩詞有的是唯心主義的。”他像是有什麽想法不好一下子表達出來,稍停頓片刻,又說:“社會複雜,真真假假有時不是一下子能辨清。你們年輕,不要輕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著亂傳亂抄。”
不久,街上出現了惡毒攻擊朱委員長的大字報、大標語。此後,我們的總司令再也沒到春藕齋來。我也再沒能見上總司令的麵,連一句告別的話都沒說上。
二
在朱委員長之後,第二個走進春藕齋舞廳的是劉少奇主席和王光美。真奇怪,從看到他第一眼,我就沒有任何緊張拘束,落落大方地問候:“劉主席您好。”“謝謝。你是新來的同誌吧?”“今天第一次來。小王,王學文。”老同誌的介紹落在我後麵。
我握住了共和國主席的手。
接著,我又握住共和國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誌同我握手時,另一隻手親切地撫摸一下我的秀發。此時,我心裏忽悠一熱,眼圈一下子濕了。
此後,我曾多次和王光美同誌接觸。她生得端莊秀麗,性情溫柔開朗。當她走下舞場,特別是同她的丈夫——同共和國主席一道跳舞時,她又是那麽熱烈、瀟灑、青春洋溢。我們這些姑娘簡直被她的風度迷住了。
樂曲響起來了,少奇同誌開始跳舞。少奇同誌的舞步同他平時走路一樣輕捷灑脫,他跳得真好,會跳錯步,會跳出各種各樣,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輪到我陪少奇同誌跳舞時恰好是跳三步。跳沒兩步,我就發現少奇同誌非常會帶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躍起來,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盡情發揮出來。我身輕如燕,靈活自如,時而圍繞共和國主席飛旋,時而跟隨共和國主席闊步向前,時而巧妙地躲閃開可能相撞的障礙,時而表演奇跡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繚亂的花樣兒。
我們女團員都願意跟少奇跳舞。可是,當我想要再一次陪少奇同誌跳舞時,他謝絕了。也沒同我們中間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們相視一笑,便一起舞入場中。老同誌悄悄告訴我,少奇同誌準備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誌的最後一場舞,總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遠不變。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務,陪少奇同誌跳了最後一場舞。當時我可不知這是最後一場舞,真是做夢也沒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時,我坐到少奇同誌身邊。我說:“劉主席,我們要走了,後天去雲南邊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誌說:“這很好,應當多為戰士、為群眾演出。下去後要注意身體,要注意衛生,睡覺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還重要。”
我心裏一陣陣熱,我說:“記住了。”
少奇同誌問:“你們去過雲南嗎?”
我搖搖頭:“沒有。”
少奇同誌像給小孩講故事似地對圍過來的文工團員們說:“雲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裏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誌說著把兩手張在臉旁,扇動著,睜大眼睛裝出嚇唬人的樣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們的帽子。”
我們大家都開心地笑了。
少奇同誌像往常那樣先走了。臨走時和我們一一握手,說:“半年以後見啊,半年以後見。”
誰會想到,這竟成了永遠告別的話……晚十點半,舞廳裏的人忽然紛紛起立。毛主席來了!
這個時候朱委員長和少奇同誌已經走了。除開節慶日,朱委員長一般是晚七點半到,九點左右離開。少奇同誌來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為他經常要等毛主席來,以便匯報一些情況。毛主席有夜間工作的習慣,經常十點以後才來,夜裏十二點以後離開舞廳去辦公。
毛主席從那條走廊穩步走入舞廳,我癡癡地站著,忘了周圍,忘了自己,忘了一切。
一名服務員端著盤子走過來,盤子上放著毛巾。毛主席拿起了毛巾。他一側臉,看見了我。毛主席朝我笑了,我也跟著笑了,不害怕,不緊張,還是以為在夢裏。我現在都想不起我是怎麽站到毛主席麵前的。
開始奏樂了,毛主席起身跟我跳舞。毛主席發覺我緊張,親切地同我談話,以解除我的緊張。“小王,今年多大了?”“十六。”“家是哪裏的?”“大連。”“在文工團學什麽?”“舞蹈。”“跳舞要放鬆。爸爸是幹什麽的?”“唱京劇的。”“噢,藝術之家麽。”
談著談著,我忘了緊張,腳步變得舒展靈活,並且越跳越感到意氣風發。
跳著跳著,毛主席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已坐了下去。定定神,發現樂曲已終,我正好坐在自己原來的座位上。而毛主席微笑著點點頭,已經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終於發現毛主席跳舞時的一個習慣。他很注意舞伴原來坐在哪裏,曲終時準時把你送回原位,而後獨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隨著接觸增多,我最初見到毛主席的那種神秘感開始消除,因而也更覺得毛主席親近偉大了。
三
毛主席總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裝,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綢襯衫,後背還補著補丁。
毛主席非常富於幽默感,吸煙時總是把煙一折兩截,隻把半截插到煙嘴上吸燃。我問:“主席,您為啥把煙掰兩半呀?”毛主席笑著說:“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麽。”其實毛主席是為了控製吸煙量,一次隻吸半支。
隻剩一個煙頭了,在煙嘴裏一明一滅地閃。毛主席趕緊再吸一口,把煙蒂按入煙灰缸。煙蒂在煙灰缸裏有氣無力地冒著殘煙。毛主席歎口氣說:“帝國主義氣息奄奄嘍。”我們女團員們都為毛主席的幽默笑了。
有一次跳舞中,歌劇《江姐》的一名作者被帶來見毛主席。這名作者穿件中式棉衣和滿是褶子的肥大的軍棉褲,腳上穿一雙部隊發的黑色棉布鞋,上麵有不少油跡,顯得窩裏窩囊。他是我們文工團裏的人,平時很熟。一進春藕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象木棍似的,緊張得臉色蒼白。他被帶到毛主席麵前,嘴巴張了幾次也說不出話,目光不知朝哪裏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彎得超過了九十度。我們再也忍俊不禁,一起放開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們越笑得厲害。
他慌得直不起腰,我們笑得也直不起腰。毛主席也笑了,連連示意叫他坐,他卻無論如何不敢坐,一句話也講不連貫,簡直要暈倒了。同誌們隻好把這個可憐的作者領走了。
毛主席喜歡聽京劇,跳舞休息時常放幾段京劇聽聽。毛主席聽京劇常常用手敲著板眼,逢上老生戲還跟著唱幾句。有時也請一些名角來表演。記得有位著名京劇演員(裘盛戎)見到毛主席後,也是緊張得喘不過氣,說話不連貫。毛主席對此很皺眉頭。現在想來,毛主席固然偉大,但當時有些宣傳搞得過分也是一個原因。把毛主席神化了,因而有些人見了毛主席就像見了神一樣誠惶誠恐。我雖然經常見到毛主席,不覺那麽神秘,但也並沒完全擺脫這種“神化”宣傳的影響。春節時茶幾上擺一些糖果,毛主席抓糖給我,我從沒舍得吃一塊,都是小心翼翼揣兜裏,帶回去給同誌們,給家裏的親人。這是毛主席給的糖啊!同誌們和家裏的親人也寶貝似地保存起來——糖也被神化了。
我感到毛主席不喜歡這種情況發生,但他有時也無可奈何。我們文工團有個小江非常想見毛主席,哪怕是遠遠望一眼呢。可她出身不好,根本去不了中南海。她很羨慕我,常暗暗流淚,幾次讓我替她向毛主席問好。我對毛主席說:我們文工團有個小江,每次都讓我代她向您問好,她非常非常想您。毛主席連連說:“謝謝她,謝謝她,代我謝謝她。”毛主席並不是想見誰就可以見誰。他曾說:“我也得聽黨的安排啊,聽組織安排。”“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那種“神化”宣傳越搞越厲害。有一次我對毛主席說:“主席,您連續接見紅衛兵多累呀,弄個高高的凳子坐天安門上就行的。”毛主席笑了:“那怎麽行?真是孩子氣。”我說:“有個小學生等您乘車檢閱,等呀等,實在憋不住上廁所,才走您的車就開過去了。這孩子回來沒見上您,躺地上就打滾,哭暈過去了。”毛主席聽後皺起了眉,思索著什麽很久沒有說話。
現在人們都明白了,毛主席是人不是神。我還要說,毛主席是感情非常豐富的人。
有一次我坐在毛主席身邊,同他聊天。毛主席關心地問:“你們練功累不累?”我說:“累。挺苦的,有時還出事故。”毛主席問:“還出事故?”我說:“可不嗎,聽說天津一個劇團裏,演哮天犬的演員翻跟鬥,不小心摔下來,把脖子戳進去了,戳進……”毛主席皺著眉連連擺手:“哎呀,不要說了,不要說了……”還有一次毛主席把我演出用的紅手絹要過去,翻來複去看,眼裏露出一種孩子似的新鮮好奇的神色,用驚訝的聲音說:“還有這麽好看的手絹呀?”
跳舞開始了。我陪毛主席跳到場地中間時,忽然轟隆一聲巨響,大家都嚇一跳,毛主席也不例外。音樂停了,跳舞也停了。原來是雕花板牆掉下一塊一米見方的木板。好險哪,正好砸在毛主席坐過的沙發上,板角把坐在旁邊的一名女團員砸傷了。毛主席隨大家一起跑過去,臉上同樣是十分焦急的表情,就像父親看到女兒受到傷害一樣焦急擔心,連聲問:“小趙,砸壞沒有?啊?砸哪了?”接著他便招呼工作人員:“快,快幫助檢查一下,要抓緊治。”
四
1966年8月,我從雲南邊疆演出回來,好容易盼到星期六去中南海出任務,可是春藕齋裏的氣氛已經全變了。變得清冷,變得沉悶。
毛主席也很少來了,即使來了也顯得很憂鬱沉悶,總是帶著思索的表情。有時顯得很疲憊,有幾次甚至連眼都睜不開,跳一圈就想離開去休息。但是醫生不允許,要求他必須達到一定運動量才能離開。
我們去中南海出任務的次數越來越少,間隔時間越拉越長。
1967年的一天,我們又來到春藕齋陪毛主席跳舞。冷冷清清的舞廳突然使我傷感起來。
我小聲說:“主席,前幾天我們統一去清華大學參加鬥爭王光美的大會……他們,他們用乒乓球做項鏈給王光美掛到脖子上了……”“胡鬧!”毛主席聲音很大,顯得有點激動,非常生氣。
我猶豫一下,又說:“蒯大富還踢了王光美,叫王光美跪下……”“我一再說要文鬥不要武鬥,怎麽還打人?”毛主席滿麵怒容,“他們根本不聽我的話!”“文化大革命”進入1968年,就在這一年,我也告別了春藕齋。我們全體演員都下到河北農村,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