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獻媚史 -- zt

郭沫若的獻媚史

郭沫若作：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補充：６月５日，在亞非作家常設局舉辦的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２５周年討論會上，郭沫若致了題為《做一輩子毛主席的好學生》的閉幕詞。在向毛澤東表了忠心之後，感覺到意猶未盡，郭沫若竟即席朗誦了此詩 ----“難怪陽光是加倍地明亮，機內機外有兩個太陽。”《題毛主席在飛機中工作的攝影》 ----“在今天我們有兩個太陽同時出現，一個在頭上，一個是在天安門前。”《歌頌群英大會》 ----“走資派，奮堂臂。鄧小平，妄圖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更可笑這個善於見風使舵：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聽到四人幫被捕後的第九天，寫下《水綢歌頭粉碎“四人幫”》詞一首，上闕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後，鐵帚掃而光。篡黨奪權者，一枕黃梁夢”。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則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還窮數年之精力作《武則天》以獻內廷。 郭沫若作：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 郭沫若1976年10月21日 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 還有精生白骨 自比則天武後 掃帚掃而光 篡黨奪權者一枕夢黃梁野心大 陰謀毒 詭計狂 真是罪該萬死 迫害紅太陽接班人是俊傑遺誌繼承果斷功績何輝煌 擁護華主席 擁護黨中央 老郭這段話也很讓人作嘔。例如這首《清平樂》的墨跡而論，‘黃粱’寫作‘黃梁’，無心中把粱字簡化了。龍岩多寫一個龍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沒有句點。這就是隨意揮灑的證據。然而這幅字寫得多麽生動，多麽瀟灑，多麽磊落。每一個字和整個篇幅都充滿了豪放不羈的革命氣韻。在這裏給我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乃至從事任何工作的人，一個深刻的啟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個第一’的原則，極其靈活地、極其具體地呈現在了我們的眼前。” 長春好，長春好， 汽車建廠第一早， “紅旗”“東風”追“解放”， 全國公路已跑交。（郭沫若《長春行》） 完全符合毛主席不喜歡杜甫的科學構想 “杜甫是個大地主。 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卷我屋上三層茅， 據我所知，四川貧民最多一層草， 他有三層草，大地主無疑，領村的革命小將拿走他的茅草 是革命行動，我們應該為之歡呼。”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據郭老在《李白與杜甫》中的研究成果，杜甫的草堂比磚瓦房考究，實乃豪宅，非等閑之輩可以問津，有詩為證：“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當麵為盜賊”，暴露了詩人地主階級的本性.

在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史中，曾經發生過六次宗派主義鬥爭，其中兩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鄭振鐸聽說郭沫若到了上海，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於聞名的半淞園飯店，請他加入文學研究會，幫助把該會的《文學旬刊》辦好。當時他許諾“盡力幫忙”。可是話音未落，他不僅未予幫忙，反而急急在他主辦的《創造》季刊廣告和《創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責文學研究會裏的人“壟斷文壇”，是“假批評家”，“存在著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聲稱要把他們送“到清水憤(和)坑裏去和蛆蟲爭食物”；並攻擊、醜化茅盾，恥笑他身材短小、牙齒外露，像隻“耗子”，從而挑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首場論戰，涉及批評、創作、翻譯等多方麵的問題，前後耗時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響了文學的正常發展和實績收獲。

第二次是失信於魯迅。其表現更為不佳，做法更有損於自己的形象。

1927 年，郭沫若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後，於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開）不幾天，他即主動派蔣光慈、鄭伯奇、段可情前往魯迅住處，邀請魯迅聯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進攻”。魯迅非常高興，欣然同意，並主張不再另辦刊物，恢複創造社過去的《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不久，郭沫若果然於12月3 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刊出《創造周報複活了》的消息，同時公布了特約撰述員的名單：魯迅領銜，麥克昂（郭沫若）居二，其餘還有蔣光慈、馮乃超、張資平等三十餘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載了內容相同的廣告。

根據當時的曆史背景，環境條件，如果郭沫若等出於真誠，聯合起來共同對敵，是再好不過的事了。這中間似乎既蘊藉著對魯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誼，又包含著捐棄前嫌、顧及革(和)命全局的苦衷和大義，可以說是為郭沫若一個方麵的人格形象繪上了一筆重彩。然而事實並非如此。那與魯迅合作的廣告墨跡未幹，1928年1月由郭沫若、蔣光慈等才剛剛創辦的《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就嘩啦啦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圍攻魯迅。（包括人身攻擊）說“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 “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相提並論，指稱他“蒙蔽一切社會惡”、 “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貪汙豪紳還要卑劣”。

這時的魯迅還蒙在鼓裏，正熱切地期盼著與郭沫若“聯合起來，造一條陣線，更向舊社會進攻”呢！

嗚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魯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後來郭沫若還屢屢辯稱這是因為當時從日本回來的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魯迅聯合，責任全在他們，而與他本人無關。

郭的這種辯解是沒有根據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郭是創造社的元帥，隻有帥旗指到哪裏，兵卒才會奔到哪裏，成、馮等不肯與魯迅合作，正說明是郭沫若的旨意，他們決不會單獨行動的。 再舉一例——1928年2月27日逃亡到日本去的郭沫若，可以說自身難保，但他卻仍然沒有忘記攻擊魯迅。他一麵安排日本作家采訪，宣稱“魯迅在中國文壇受著清洗”，借國外媒體非議魯迅；一麵用假名假姓撰文對魯迅大肆誣蔑。請看他1928年6月1日寫就的、署名“杜荃”的《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一文是怎樣惡意、刻薄吧：“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 “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和)命，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和)命”、“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和)命人物”、“是一位不得誌的法西斯諦”。……據此，難道我們還能相信郭沫若的自我辯解？還應該說郭沫若對魯迅失信是偶然的？是誤會？是受他人左右的嗎？不是的，絕對不是。他到死也不承認 “杜荃”二字就是他郭沫若的化名，可見他當時內心多麽陰暗。

郭沫若一生中正式婚姻三次。原配夫人張瓊華、（1890—1980 ）1912年結婚，旋即被拋棄，但未離異，在郭家空守六十八年，無子女。第二位夫人安娜，（原名佐滕富子，1893—1994）日本女子，1916年戀愛同居，後被拋棄，五個子女。解放後由中國政府安置，副部長級待遇，七十年代末始任全國政協委員，直到病逝止。再就是於立群，（1916—1976）被稱為 “抗戰夫人”，1938年初與郭同居，共生四男二女， 1979年3月縊死於北京故居。

另外，他還有婚外情人三五個：彭漪蘭（安琳），南昌起義途中的“革(和)命伴侶”，1927年10月底，起義失敗後回到上海，在內山書店樓上同郭度過短時“蜜月”後被拋棄，下落不明；於立忱（1912— 1937），於立群的胞姊，被拋棄後自殺；黃定慧（黃慕蘭，1907——，郭的早年密友，大革(和)命時期的一代風流，武漢市黨部婦女部長，尚健在，定居山西省；妓女×××等，姓名不詳，隻知太過多情，將性病傳染給了郭沫若，並殃及安娜。（《郭沫若傳》北京文藝版，1988）

安娜的五個子女是：長男郭和夫，次男郭博，三男佛生，女兒淑子，四兒誌鴻。他們學有專長，均有所成。

於立群的六個子女：兒子——漢英、世英、民英，女兒——庶英、平英，最小的一個兒子名不見經傳。其中三兒子民英在“文(和)革”中自殺，二兒子世英於1968年在北京農業大學被毆打致死。

這兩家兒女之間不相往來。郭沫若這十一個後輩中，除女兒郭平英任北京郭故居紀念館副館長，沾點文史的邊兒外，無人繼承父業。他們，特別是安娜的子女，對郭沫若也不親近，也不敬重，更無感情。二兒子郭博曾在記者麵前這樣評價父親：“對於家庭，郭沫若是個罪人。”這一意見，語驚四座，值得郭研界關注，郭沫若的確在家庭婚戀問題上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毛病。先看郭沫若與情人於立忱之間的問題。

於立忱原籍廣西，是民初要人岑春煊的外甥女，隨父在天津求學，後為《大公報》記者，約1934年被報社派駐東京。到東京即與早已相識的郭沫若來往，過從甚密。1937年5月在上海突然自殺。對於她的自殺，幾十年中間一直是個謎，有的人隻是這樣猜測：於立忱之死是因為她參加東京遊行示威，高喊反日口號，被日方驅逐，回國後又受到《大公報》主編張季鸞的糾纏，無法擺脫，加之身患重病，絕望之餘，尋了短見。

其實，這一說法純係捕風捉影，或故意為郭沫若掩飾。究竟真象如何，請讓在北伐時期就深知郭的女作家謝冰瑩向我們詳細揭示這個謎底：

這是半個世紀前一個令人同情立忱、痛恨文醜郭沫若的真實故事。

於立忱長得亭亭玉立，皮膚又白又嫩，兩道柳眉、配著滿口貝齒，說起話來有條有理，一見就給人親切可愛的印象，這正是當記者的標準條件。唉！誰曾料到，這樣一個聰明、美麗的女性，竟被鼎鼎有名的郭沫若害死了！

這是一個秘密。一天，於立忱告訴我，她要去醫院割盲腸炎，我按約定的時間去醫院看她。護士說她在產房，孩子都取出來了。在產房，立忱看到我，搖搖頭，一串熱淚滾了下來。我連忙安慰她。

她說“我告訴你，將來你要替我申冤，答應不答應？”

我說：“沒有問題，當然答應。”

這時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淚說：

“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人麵獸心的大騙子！”

“三年前，他拚命追求我，說他和安娜根本沒有感情，更談不上愛。他說自從愛上了我之後，他下決心要擺脫安娜，正式提出離婚，然後和我結婚，可是自從我受騙懷孕之後，他的態度突然改變，對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裏的孩子已經三個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這時我才大覺大悟，才知道他原來是寡廉鮮恥的，人格掃地的大騙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實在無臉麵見人了，我要自殺。我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國家，對不起朋友，我一切都完了。”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後，就真的自殺了。（《於立忱之死》，《傳記文學》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謝冰瑩講的這個故事，如果我們善於思考的話，從於立忱的絕命詞“如此家園，如此社會，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中就應知道了。“如此家園”者，是指國家破敗，民族危亡人(和)民離散，令人憂心；“如此社會”者，是指像郭沫若這樣的名詩人，革(和)命者，青年們崇拜的偶像，竟然也如此肮髒，如此卑劣，實在令人失望；所謂“如此自身，無能為力矣”，當然就是指她本人還這樣年青，才25歲，卻被人誘騙失身，顏麵喪盡，事已至此，而又無可奈何，不得不向社會，向公眾發出她再也不能為祖國，為人(和)民揮灑筆墨，奔走呼號了的淒厲歎聲。其悔恨、羞恥、疾首蹙額之哀痛狀，實難言表，那就是說對國家、對人生、對自己已經徹底絕望，隻有自殺。

六十年前情人於立忱對郭沫若的認識，和六十年後兒子郭博對郭沫若的認識不謀而合，這是偶然的嗎？不是。他們都是親身體驗，近距離觀察，大概比學者們說的話更可信。為了進一步證實這個問題，我們再請他的另一位夫人安娜作點補充。

安娜不同於張瓊華。我們可以說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造成的封建包辦婚姻，你逃婚也好，拋棄也好，無可厚非；而與安娜是自(和)由相愛結合的，理應永遠忠誠。然而他不。他不僅在婚姻存續期間就與安琳、與於立忱等發生婚外情，去妓院嫖娼，而且從1937年始，借回國之機，把安娜連同五個孩子一起徹底拋棄，另尋新歡。（當時長男和夫20歲，次男郭博18歲，三男佛生15歲，女兒淑子13歲，四兒郭誌鴻6 歲）此後從不給這群孤兒寡母寄一封信，匯一文錢，任他們輾轉掙紮，啼饑號寒，被日本警憲鐵蹄踐踏，皮鞭抽打，其境況遭遇，苦不堪言。當《改造日報》記者陸立之先生於1947年前往東京安娜住處時，麵前一片慘景：室徒四壁，空無一物，全家僅靠一點山芋充饑。見中國的記者到來，安娜涕淚交流，哽咽難語，她隻能斷斷續續地泣訴：“鼎堂他不應該是這樣。自從他走掉之後，我們，我和孩子們都為他擔驚受怕，他卻音信全無，把這個家全忘了。如果說是戰爭阻隔，信息不通，這也是借口胡說，這裏還是不斷的有中國人的消息，我就讀到過他回去後寫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轟炸中來去》，說自己光榮的見到了蔣介石……。”（《上海灘》 1995年11月28日）

“秦（始皇）曹（.）文化性格”

郭沫若這篇文章聲稱，要為曹.“恢複名譽”，卻沒說曹.原來到底有哪些“名譽”？這些名譽怎麽失去的？現在需要恢複的是什麽“名譽”？他為曹.翻案，卻不知道翻那門子案？

郭此文稱殷紂王、秦始皇也是“應該恢複名譽的人物”，說“還須得替一切受了委屈的曆史人物，如殷紂王，如秦始皇，翻案。”這“替”字，顯示他完全以“暴君” 代言人自居，而不是采取保持距離的學者態度。這些暴虐帝王處於權力頂峰，一生享盡榮華富貴，酒池肉林，後宮三千，荒淫無度，狂征暴斂，殺人如麻，威福享盡，何來委屈？一個曆史學者的職責，是以曆史罪惡以警來者，還是辯護曆史罪惡、為新暴君張目？

郭的翻案文章，有兩個特點。其一，幹脆不承認或抹煞曆史事實，為暴君辯護(例如暴虐、殘酷、淫亂諸行為）；其二，為他們塗脂抹粉，戴高帽子，把其行為說成為國為民、符合曆史發展方向，把他們說成有進步作用的統治者，這就是毛時代帶有濃厚中國秦始皇──曹.文化性格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觀點。

為曹.翻案，當然不是郭等敢擔待之事。他知道毛澤東對曹.有特殊好感，遂投其所好，搖筆為文。據毛的醫生之一徐濤回憶，一九五四年毛在北戴河，總背誦曹.詩《步出夏門行》（“東臨碣石，以觀滄海”），對他說過這番話：“曹.統一中國北方，創立了魏國。那時黃河流域是全國的中心地區。他改革了東漢阿鬥許多惡政，抑製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製，還督促開荒，推行法製，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複、發展。這些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說曹.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麽寫，劇裏這麽演，老百姓這麽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製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這個案要翻。”過了幾天，毛查著地圖說：“曹.是來過這裏的。”“（曹.）上過碣石山。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烏桓，九月班師經過碣石山寫出《觀滄海》。”這一年毛在北戴河停留最久，還登過碣石山，寫了《浪淘沙·北戴河》。毛說，他喜歡曹詩，氣魄雄偉，慷慨悲涼，是真男子、大手筆（《紅牆內外──毛澤東生活實錄》，權延赤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一九九零年版，第..～六六頁）。毛此詞最早發表於《詩刊》一九五七年一月號。這是郭的勇氣和靈感來源，他需要有人撐腰。毛這段話，正是郭《翻案》一文基本觀點。

當年夏天廬山會議風雲突起，毛澤東對敢於批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錯誤的彭德懷等人發動殘酷鬥爭。郭沫若為曆史暴君曹.翻案的文章、為秦始皇、商紂王“恢複名譽”的叫喊，為毛提供了振振說辭。毛在廬山八月十一日講話以剛愎口吻洋洋自得道：“秦始皇不是罵了兩千年嘛，現在又恢複名譽；曹.罵了一千多年，現在也恢複名譽；紂王罵了三千年了。”（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版第三四五頁）言外之意，他不在乎人民罵，自以為靠一枝筆杆子就可以隨意顛倒曆史、將罪惡說成功績。那股為暴君翻案的逆流和叫囂，正是郭沫若所為（翦伯讚跟著他也寫了一篇《應該替曹.恢複名譽》的文章）。

如果史學家或作家喪失清醒曆史理性和人文精神，成為給曆史暴君扛寶劍、抬轎子的仆人，成為給女暴君（武則天）塗脂抹粉、戴釵綴環、化罪惡為功德的婢女，那純屬自取其辱。郭沫若的眼睛總盯在最高統治者的權杖和多變的麵孔上，全不見大地一片血淚和苦難。一個沒有良知卻喜歡玩弄筆墨的人，終不脫暴君權杖下奴才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