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破譯了日本偷襲珍珠港密電

誰破譯了日本偷襲珍珠港密電——不能算在軍統頭上

長期以來，流行的說法是：日本偷襲珍珠港密電是軍統局破譯的，本文否定了這個說法，其主要依據是一本逃過“文革”抄家厄運的珍貴筆記.

一種流行卻是錯誤的說法：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密電是軍統局破譯的

解放後在大陸的一些曾在軍統局任過職的人員著述，如《軍統內幕》、《戴笠與龐大的軍統局組織》、《戴笠軼事》等，都說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發生前，軍統局破譯出日本海軍將要偷襲珍珠港的密電，由駐美國使館副武官、軍統駐紐約站站長肖勃通知美國海軍，美國當局懷疑是中國挑撥日美關係，未引起重視，以致釀成嚴重後果。這種說法，似合事實並流行，實際是不對的。

這種流行說法出錯的原因，是把“軍委會技術研究室”與“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這兩個不同的單位混為一家

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中國政府中，有好幾個部門都先後設有密電研究組織，偵收和研究日本的密電電碼，從中截取情報。如“軍委會密電研究組”、“軍委會機要室密電股”、“交通部電政司電檢所”、“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軍政部研譯室”等。1940年4月，蔣介石為集中對日本軍隊電訊密碼的破譯力量，下令合並上述各單位，成立“軍委會技術研究室”，設於重慶南岸黃桷埡的劉家花園。任命交通部電政司司長溫毓慶為該室中將主任，軍委會機要室主任毛慶祥為少將副主任，軍統局第四處處長、特種技術研究室主任魏大銘為少將副主任。

合並後的“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各派為了爭奪領導權，相互攻訐，乃至激烈衝突。先是1940年夏，溫毓慶被擠走，魏大銘擔任了代主任。魏大銘一上台，就秉承戴笠的意旨，一心要把“軍委會技術研究室”控製在軍統特務的手中，首先下令，要全室人員各交二寸半身照片三張，企圖把所有人員強行拉入軍統組織，遭到溫、毛兩派人員的抵製。繼又由戴笠出麵請客吃飯，進行拉攏，也未能達到目的。最後特務采取了迫害手段，魏大銘指使秘書室人事股長，從人事檔案中，將溫毓慶的親信，該室秘書王維鈞、三組組長楊肆、五組組長施家幹三個人的照片取出，隨函送到衛戍部稽查處，說這三個人有“通諜嫌疑，要求派人監視”。稽查處複函說“本處人手不足，無力承擔此項任務，若確必要，可由貴室自派軍統人員就近監視”，這封複函發至“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不料被秘書王維鈞本人拆閱發現，在毛慶祥的支持下，王等三人邀約了該室34名組、科長和專員，聯名寫報告給蔣介石控告魏大銘，並附上稽查處的函件。蔣介石也有意讓自己信任的毛慶祥在“軍委會技術研究室”負實際責任，即下令撤掉魏大銘在“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任職，命令戴笠將其調回軍統局。1941年3月31日，蔣介石另派毛慶祥為代主任。毛慶祥上台後，留下來的軍統特務又對毛處處為難，毛慶祥再向蔣介石告狀，蔣再下令，在“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百餘名軍統人員，全部退回軍統局，並宣布，以後“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一切事務，軍統局不得過問。

自此， “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一切活動，都與軍統局沒有任何關係。魏大銘等一批特務人員回到軍統局後，戴笠又重新組建了一個“特種技術研究室”，仍然幹著密電研究破譯活動。此時，“軍委會技術研究室”與“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已是兩個不同的單位，但不了解情況的人，容易把二者混淆在一起。

“軍委會技術研究室”的池步洲破譯了日本偷襲珍珠港密電

在“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中，有一人名叫池步洲，1908年生，福建閩清人，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曾在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工作，並與日本姑娘白濱英子結婚，生有一子二女。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出於愛國赤誠，毅然衝破重重阻力，挈婦將雛回到祖國。1939年2月，正值何應欽準備在軍政部內組建破譯日本軍事密電的機構，池步洲應邀參加，擔任了軍政部軍用無線電總台第43台主任，不久改稱軍政部研譯室，池仍任主任。經他摸索、研究，破譯了日本外務省外交密電的電碼，從中收集到一些很有價值的日軍情報，獲得軍政部頒發的光榮獎章。1940年4月，池步洲領導的軍政部研譯室奉命並入“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合並後的原軍政部研譯室的人員，受到排擠，都被安排至該室第一組內任科員，隻任命池步洲為“薦任技正”，地位在科長以下。毛慶祥主政之後，為了抵製室內溫派人員的消極怠工，要池步洲帶領原軍政部研譯室人員，在“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內成立一個專員室，任命池步洲為“主任專員”。

1941年5月開始，池步洲在破譯的日本外交密電中，發現日本外務省與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的往來電報數量突然劇增，被破譯出的有六七十封，內容總的是，日本外務省多次要求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報告：美軍艦艇在珍珠港的數量、艦名；停泊的位置；進、出港的時間；珍珠港內美軍休息的時間和規律 (答複是“星期天”)；夏威夷氣候情況等。他把譯出的電報交給組長霍實子，霍也很重視，指示池步洲繼續密切注意日本有關珍珠港的往來密電，一有破譯立即上報，並且指示池步洲每月專就此事寫出報告，上報侍從室。池步洲按指示每月寫出報告，並將有關內容摘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在“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抄家中，這個筆記本有幸逃過了劫難，奇跡般地保存了下來，下麵抄錄的兩則電報，就是記錄在這個筆記本中當時日本外務省與日本駐檀香山總領事館的往來電報：

其一：發報：檀香山，喜多總領事

收報：東京，外務大臣

日期：1941年5月13日

電文：

(一)11日停泊在珍珠港的艦艇如下：

戰艦11艘重巡洋艦5艘輕巡洋艦10艘驅逐母艦2艘驅逐艦35艘潛水母艦1艘潛水艇12艘運輸艦15艘

(二)航空母艦××號，由兩艘驅逐艦護航，正在××海域航行中。

其二：

發報：東京

收報：檀香山

時間：1941年9月24日

等級：絕密

電文：今後你必須盡量按下列所示，報告艦艇活動狀況：

(一)珍珠港分5個水域：甲水域(佛德島與武器庫之間)乙水域(佛德島之南及西)丙水域(東流之江麵)丁水域(中央流之江麵)戊水域(西流之江麵及其通路)

(二)軍艦與航空母艦隻須報告其在港停泊者。

(三)扼要說明艦型、艦種。

(四)凡有二艘以上的軍艦靠港時，盼照實登記。

池步洲又於12月3日破譯出一份日本外務省致日本駐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的特級密電，主要內容是：

(一)立即燒毀各種密電碼本，隻留一種普通密碼本，同時燒毀一切機密文件。

(二)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

(三)帝國政府決定按照禦前會議決議采取斷然行動。

池步洲破譯出這份密電後，激動不已，結合他半年多的時間裏所破譯的日本外務省與檀香山日本總領事館的往來電報，他已感到日本要對美國“采取斷然行動”了，他把這份密電立刻交給組長霍實子，並說出自己的判斷：(一)日本對美進攻的地點可能是在珍珠港；(二)發動戰爭的時間可能選擇在星期天。霍實子也同意這樣的分析，當即提筆簽署意見；“查‘八•一三’前夕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曾向日本駐華各領事館發出密電：‘經我駐滬陸、海、外三方乘出雲旗艦到吳淞口開會，已作出決定，飭令在華各領事館立即燒毀各種密電碼電報本子’，說明日寇已決定對我發動全麵戰爭。現日本外務省又同樣密電飭令日本駐美大使館立即燒毀各種密電碼本子，這就可以判明日本已經快要對美發動戰爭了。”對於這個重要情報，霍實子也不敢怠慢，馬上送交代主任毛慶祥，毛閱後，立即親自送到侍從室。

據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唐縱在1941年12月5日所寫的日記記載：“三日東京東鄉發往英領各地領事電稱：‘電報密本O密O密各留存一份，其他全部焚毀之，完畢後，立即以明電Haruna示知，又秘密及重要文件，全部焚毀之。以上係準備不測時而考慮者，仍希寧靜。’查此種電報，‘八•一三’前夕，日外相亦曾致電青島、濟南、廣州等地，著即焚毀密本。今忽見此電文，其將臨於日英美戰爭，可想而知也。”唐縱的這則日記所記，日本外務省發出的密電，與池步洲所記，雖然收報單位有所不同，但所記發報時間都是12月3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爆發前的5天，所述電報內容也大體相同，唐縱日記中的判斷也與霍實子的簽署意見相吻合。

又據當時曾在侍從室第六組任職的張令澳解放後所寫的材料稱：“當時技術研究室破譯的情報一律均須送至侍從室第六組處理，絕不能自行對外。筆者當時在第六組就是負責研判用毛慶祥名義送來的技術研究室的情報”，“到了這年(按：指1941年)的12月上旬，技術研究室又破譯了日本外務省的一份緊急通知。內容是電告日本駐華盛頓、舊金山、夏威夷、紐約等地的使領館，限期銷毀各類重要文件，準備撤僑。我們簽注意見是：‘速送外交部密告美國大使高斯，並電告我駐華盛頓武官郭德權轉達美國軍方’。蔣介石批‘可’。但美方回答說：美日談判已陷入僵局，國務院已知道日本撤僑計劃，美國也準備同時撤僑。似乎美方尚未意識到日本對其突襲的意圖”。“從上述過程可以看到，當時重慶政府僅告知美方日本的侵略意圖，而並沒有告知日本空襲珍珠港的確切日期。外界所傳實在是以訛傳訛而已。”

一些在台灣的原軍統局人員發表的著述中，沒有記錄軍統破譯日本偷襲珍珠港密電一事

曾任軍委會技術研究室代主任、軍統局第四處處長兼軍統局特種技術研究室主任的魏大銘，曾發表過《評述戴雨農先生的事功》一文，文中寫有《戴先生對通訊之運用與保密有其獨到之處》和《破譯專家溫毓慶的不辭而別》兩個專節，如果魏大銘本人或是他的部下，有這一輝煌成績的話，他絕不會舍此殊榮，而不去表功。又如曾任軍統局武漢區區長的唐新(字良雄)，寫有一本《戴笠傳》，從書中可以發現，他在寫作過程中，使用了原軍統局的大量文件材料，在《戴笠傳》中，專門有一章《戴笠重要武器之一———電訊》其中有一個小節，《驚人的破密工作》，在這裏也沒有記載此事，他們也都未敢攬功。

由此可見，當時破譯日本有襲擊美軍珍珠港海軍基地動向密電的，是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具體破譯的人是池步洲。這一功勞不能算在軍統局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