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與彭德懷這個人，附：彭的意見書、毛的7-23講話

1959年廬山會議與彭德懷這個人, 附：彭的意見書、毛的7-23講話

作者：老田

本來按照曆史上打天下拜相封侯的慣例，彭德懷應該是具備足夠的戰功基礎的在中央主持工作的。然而最終在黨內政治與國家經濟管理工作中，彭德懷一直是靠邊的，選擇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地方工作和黨務工作經驗豐富的人，來主持新中國的建設曆程，明顯是毛澤東在鼎立支持的結果，這個選擇應該說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

而彭德懷所具有的不滿，以及他火暴的個性，或者說是直爽的個性，特別是他依仗的自身威望認為自己可以毫無顧忌地發泄這個不滿，應該說是超越了劉周鄧等人的容忍限度，1954年參與高崗的密謀，要劉少奇下台的人中就有彭德懷。根據黃克誠的揭發，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是想要劉少奇等主持中央工作的人士做公開檢討的。這才是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被迫明確作出選擇，如果繼續支持劉周鄧執政，必須同意劉等人的要求，排除彭德懷這個重大幹擾因素。

而彭德懷的信件內容根本夠不成反毛，毛澤東也確實沒有對這封信特別重視。最後彭德懷被打倒也與他的信件無關，罪名是“高饒反黨集團的餘孽在莫斯科朋友的幫助下鬧了一場風波。”實際上是因為彭德懷對高層政治權力分配格局的長期表示不滿，在1954年和1959年兩次公開發作，才導致了自己受到政治處分的後果。


一、 廬山會議的具體過程

根據黃克成在八屆八中全會上的交代：“彭德懷同誌寫信時，估計可能有百分之三十到二十的人同意他的觀點，並且認為如果毛澤東同誌7月23日不講話，同意的還會增多。信發出以後，彭有三個估計：一是毛澤東同誌找他談；二是在中央常委會上談談；三是印發傳單，並說那樣也好，隻是多傷一些人。”“彭德懷同誌跟張聞天同誌早有交往，私下議論，說要中央檢討。”（因為毛澤東當時已經退居二線，實際上是要劉周鄧等人檢討）

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書中也有所透露：“（1959年）８月１日，常委會上，毛對彭德懷說：‘我６６歲，你６１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許多同誌有此顧慮。’”（１９３頁）

下麵是毛澤東的衛士李銀橋回憶的廬山會議過程（引自權延赤《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到了1959年夏，嚴峻的經濟形勢再也無法完全粉飾為光明。中央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出現了分歧意見。6月底毛澤東由韶山上廬山，7月2日開始主持召開形勢座談會，會上，兩種意見爭論很激烈。結果歸納為三句話：形勢大好。前途光明，問題不少。

七月底座談會結束，毛澤東作總結發言。常委們坐台上，政治局委員坐台下前排，後麵是中央委員。毛澤東張望人到齊沒有，我知道他主要是找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寫了那個現在人們都知道的意見書。對這份意見書，毛澤東開始並沒有當成太大的事，也就是個意見唄。形勢座談會上兩種意見爭論厲害，毛澤東也隻認為彭德懷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並沒有更高的綱。毛澤東站台上一看，嘟囔：‘彭總沒來？’我在他身後指指，毛澤東才發現彭德懷坐在最後一排。沒有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一道坐前排，而且頭剃光了。很亮。毛澤東吮吮下唇，沒說什麽，可以肯定心裏不大高興。他的總結發言主要還是反‘左’，嚴厲批評了一些頭腦發熱，喜歡放大炮，放衛星的領導。有些批評話講得相當重。但是。從個人感情上講，毛澤東仍然是親近保護這些領導同誌的。他隨後轉身望住朱德同誌說：‘大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說食堂不好，總司令啊，在食堂問題上我們略有分歧。’

……回到住處，毛澤東本是吩咐我們收拾東西，準備散會走人。可是有些領導同誌不幹了，提議解決彭德懷的問題。當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開中央全會，討論形勢變成了討論彭德懷問題。於是，沒有參加形勢討論會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們，都被召上了山，林彪後來也上山了。

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央全會。會議吵得很厲害，吵得聲音很大。吵聲傳來，毛澤東睡不著覺，他睡不著覺是要發脾氣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見許多人同彭德懷吵。回來學一遍舌。毛澤東真發火了，寫了批示。中央全會期間。在毛澤東住的房子裏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參加會的同誌談井岡山時期的問題，林彪也發言說彭德懷一貫不聽指揮不合作。於是我知道，對彭德懷是從紅軍時期清算起了。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躍進，人民公社。聽到批評他‘三分合作，六分不合作’。政治局討論決定：隻免去彭德懷國防部長和軍委副主席職務，仍保留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職務。生活待遇不變。”

根據權延赤《紅牆內外》一書的訪問記錄，毛澤東的衛士田永玉回憶，中央一些人當時要把彭德懷徹底打倒，是毛澤東竭力主張“批判從嚴，處理從寬”的，並為此還親自去做了一些同誌的工作，彭德懷才得以保住政治局委員身份的。這些同誌是些什麽人，書中沒有記載，可能是屬於不便披露性質。


二、 廬山會議的爭執內容分析與彭德懷下台的影響

毛澤東是上山之前就擬訂了討論大綱，歸結為十八個問題，這些問題所涉及到的深度和廣度，都大大超過了彭德懷的意見書。

彭德懷在意見書中間提到“小資產階級狂熱性”，被許多幫閑文人渲染為大大得罪了毛澤東，所以毛澤東堅決要把彭德懷整下去，但是在毛澤東的7-23講話中，毛實際上承認了自己有這個狂熱性，並做了些辯解。

根據毛澤東衛士們的回憶，本來在7月底毛澤東已經吩咐要收拾行李下山的，結果有人卻要求毛澤東改變行程，留下來主持召開八屆八中全會，以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本來廬山會議是形勢分析會，最後變成對反黨集團的鬥爭。毛澤東後來說對八月份的會議是不滿意的，能夠讓不滿意的毛澤東留下來參加解決彭德懷問題，顯然隻有黨內高層的集體行為才足以達到。

廬山會議的後果，一些幫閑聞人是大大增加了毛澤東的個人權威，破壞了黨內民主，使毛澤東的個人專斷有了發展。但是毛澤東顯然是有不同的感受，毛澤東不僅繼續退居二線，而且到文革之前說到處都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毛澤東1962年8月12日批評中央組織部說“中共中央組織部從來不向中央作報告，以至中央同誌對組織部同誌的活動一無所知，全部封鎖，成了一個獨立王國。”

毛澤東還說財經口各部委，上不聯係中央，下不聯係地方，四時八節，強迫簽字。毛澤東後來於1966年10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議上的講話》中還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1959年到現在，什麽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鄧小平當時是總書記，這個總書記職務就是中共中央秘書長，當時黨的總負責人是毛澤東）


三、 彭德懷的為人處世點滴

根據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的出版物，彭德懷在中央高層可是很沒有人緣的，不僅作風霸道和跋扈，而且說話非常不檢點。很難說他身上具備一個合格政治家的基本素質，更不用說後來的封神榜上的個人形象了。在一些幫閑文人的筆下，好象彭德懷除了1959年7月14日寫了一封信之外，就什麽事情也沒有幹過，要幹也是幹好事。實際上彭德懷的人生比較漫長，做過許多獨具特色的事情，特別是彭德懷指揮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之後，個人的自我評價是極高的，實際上頗有林黛玉“孤高自許、目下無塵”之高標。作為政治家，彭德懷個人是具有非常嚴重的知識與性格方麵缺陷的，他不是沒有主持工作的機會，但是他恐怕始終沒有具備團結大家共同作好工作的素質。

這其實不奇怪，一代革命家多是粗人出身，都不是今天那種官場上圓滑的政客，做人做事多有不足之處，這才是符合曆史的真實場景，毛澤東主張從寬處理不必過分較真，當然是有道理的。可以看一看中央高層揭發和批判彭德懷的發言記錄，這些內容都是來自一些內部文件，是文革期間群眾組織的出版物披露的，也許能夠幫助人們參考一下，去認識一個真正的彭德懷。

周恩來揭發彭德懷的軍閥主義作風時說：“1930年春夏之間，彭錯誤地消滅了袁文才、王佐部隊，殺了袁文才，王佐落水而死，而袁、王的殘部被國民黨招降，喪失了井岡山根據地，這是彭在黨內和革命軍隊內部鬥爭中使用了軍閥主義的手段。長征中主張以軍閥主義的辦法用武力解決四方麵軍前敵指揮部，錯誤地主張以軍治黨。”

當時由於他打了敗仗，槍支彈藥少了一點，為了擴大自己的實力，彭竟使用軍閥吞並手段，將堅持井岡山鬥爭的袁文才、王佐等革命部隊實行火並。袁、王當時均是共產黨員，他們的部隊也有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彭為了吞並這個部隊，給他們捏造了叛變的罪名，騙他們在永新集結，調遣了三個縱隊將他們解決，袁被打死，王佐跳水自殺，致使井岡山根據地完全喪失。

彭曆史上流寇思想極為嚴重。平江起義後，東竄西竄，殺人放火，把東固城全區房子燒光。夜襲萬寨，燒了一條街。並曾說：“要使三十裏路無人煙，叫敵人不敢來圍剿。”在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由於彭的驕橫跋扈軍閥主義作風，十個元帥九個對他有意見，十個大將九個對他不滿，廣大幹部對彭則是敬而遠之。

他自己打了人，在武漢還恬不知恥地說：“打人不算軍閥主義，要看打人的條件而定，打人都算軍閥主義的話，那我打人多了。”

彭一到井岡山就對陳毅講：舊社會不提拔他，參加革命就是為了報複。由於他拿參軍當入股，所以他給有些人講：我在舊社會，不是殺頭，就是當總司令，當皇帝。
彭主持軍委工作的時候，有的報告上寫著“彭副主席並轉呈中央”，彭不轉還說“我又不是你的通訊員。”

彭曾經對徐某說：一軍團站在毛主席方麵，林彪是毛主席的嫡係，李富春是個大草包。


四、 彭德懷眼中的毛周林

對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1943年2月8日在太行分局的會議上，彭德懷的評價是：“新民主主義論，這個名字才怪呢，是用了日本的名字，日本人搞新民會，他叫新民主主義，毛澤東就搞這麽個東西。”

1935年紅軍過草地後，中央決定一、三軍團合並，成立陝甘支隊。在彭的直接影響和指示之下，彭雪楓也散布“一軍團殺了三軍團的幹部”“三軍團四師三個團的政治委員都要解職”等。在吳起鎮時，彭曾當作鍾赤兵的麵，誹謗毛主席呆在後方，不上前線，好睡覺，把文件壓在枕頭底下鬧情緒等。

一些省份修了招待所，彭就到處造謠說：這都是給毛澤東同誌修別墅。
1954年6月彭到劉公島，別人問及主席健康時，他對某校同誌說：“毛主席整天蹲在屋子裏，除非房子塌了他是不會出來的。”

彭德懷議論林彪，到朝鮮在幹部中講：“我這個人和林彪相比，他比我聰明，但我比他身體好，我命苦，在西北鑽山溝，到朝鮮還是鑽山溝。”“林彪同誌吃的開就是因為他會喊毛主席萬歲。”“林彪過去是排長，是由老兵指揮的。”“林彪同誌在中央蘇區反對博古時沒骨頭，不硬。”

韓先楚同誌揭發：“在一次匯報工作談到周總理在管軍委工作很忙時”，彭說：“他（指周總理）到哪裏，象狗婆一樣，後麵跟了一大群。”據某同誌揭發，周總理答應緬甸派軍事代表團來中國以後，彭頗為不滿，大罵周總理：“操他的娘，吃了飯沒有事做，找些麻煩來。”“周恩來在黨內沒有什麽了不起，不過是個小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已。”“做工作象春天的母狗一樣。”“你這麽事務主義，象周恩來一樣，你沒有經驗，象林伯渠一樣---幹了一輩子，一事無成。”


五、 附件：毛澤東所擬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彭德懷的意見書、毛澤東的7-23講話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一、讀書。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誌，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八月份用一個月的時間來讀書，或者實行幹部輪訓。不規定範圍，大家不會讀。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2]。時間三至六個月，或者一年。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3]，問讀了沒有，說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對縣、社幹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4]，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係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後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係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缺點如第一章講和平過渡，通過議會奪取政權，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裝。他們的缺點我們不要去學，但在去年，把蘇聯一些好的經驗也丟了。

　　二、形勢。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5]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誌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這“兩小”，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今年這時的形勢和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刮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隻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麽糧食緊張?為什麽買不到頭發夾子?現在講不清楚，促進派也講不清楚。說得清楚就說，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去年許多事情是一條腿走路，不是兩條腿走路。我們批評斯大林一條腿走路，可是在我們提出兩條腿走路以後，反而搞一條腿了。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方麵，沒有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

三、今年任務。

四、明年任務。
　　

五、四年任務。工、農、輕、重、商、交方麵，過去是兩條腿，後來丟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這幾方麵到底如何搞法?建設如何安排?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麵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

 

 　　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如果真正重視了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安排好了輕、農，也不一定要改為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6]同誌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誌不讚成。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後，就不會造反了。怎麽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少說閑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讚成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現在這些事誰也不管，這麽大個國家，沒有人管不行。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

飼料要有單獨的政策。現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兩斤，牲口吃的要逐漸比人多。

農業問題:一曰機械，二曰化肥，三曰飼料。農、輕、重問題，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號，不作宣傳。工業要支援農業，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鋼材支援農業，這次會議要定一下。糧食去年說增產三成，是否達到四千八百億斤，我還有懷疑。今年說不增加了，我看增點還是可能的。以後每年增一千億斤，一九六二年達到八千億斤。

明年鋼的指標是一千七百萬噸，形成一個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萬噸，比去年多四百多萬噸。後年二千萬噸，大後年二千一百萬噸到二千三百萬噸，可以趕上英國。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萬噸，可能少點，也可能多點，多了到二千八百萬噸，少了到二千三百萬噸也好。趕上英國，說的是主要產品，鋼太多了不一定好。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7]。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我們的國家是不會亡的，社會主義是亡不了的，蔣介石是回不來的。美國打來，我們最多退到延安，將來還會回來的。

　　六、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8]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麽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糧食是否以後不公布絕對數字，可以學習蘇聯，不宣傳糧食指標。今後鋼不算小轉爐的，鐵不算土鐵。

　　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八、群眾路線問題。群眾路線有沒有?有多少?
　　

九、工業管理問題。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能否在很短時間內解決?應該爭取在一二年內解決。
　　

十、體製問題。“四權”[9]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一下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回來歸中央、省市兩級。對下放要適當控製。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是說現在是完全無政府主義，而是說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說得過死不好，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
　　

十一、協作關係。劃區協作，倒把原來的協作關係打亂了，搞了大的，擠了小的。搞體係，工廠要綜合發展，公社要工業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的積極維持，一為湖北的提倡自願。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暫時回去了。湖北擬從少到多，開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將來達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製是兩回事。
　　

十三、學會過日子。包括農村、城市，要留有餘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增產節約。湖北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農民批評有些幹部，一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些地方生產不見得比別處多多少，但隻要安排得好，日子好過。今年不管增產多少，估計增產一點，還是按去年四千八百億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標準安排過日子。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
　　

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複，看來是非恢複不可。政策三年不變，定多少，這次會議要定一下。增產部分四六開，征四留六，有災照減。自留地不征稅。

　　十五、恢複農村初級市場。
　　

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四川省的同誌說，生產、分配在一個核算單位較好，現在改，影響生產，如何辦?
　　

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基層黨的活動削弱了，黨不管黨，隻管行政。
　　

十八、團結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　。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彭德懷上毛澤東萬言書（全文3500字）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主席：

這次廬山會議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組有幾次插言，在小組會還沒有講完的一些意見，特寫給你作參考。但我這個簡單人類似張飛，確有其粗，而無其細。因此，是否有參考價值請斟酌。不妥之處，煩請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躍進的成績是肯定無疑的。

根據國家計委幾個核實後的指標來看，１９５８年較１９５７年工農業總產值增長了４８．４％，其中工業增長了６６．１％，農副業增長了２５％（糧棉增產３０％是肯定的），國家財政收入增長了４３．５％。這樣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從未有過的。

突破了社會主義建設速度的成規，特別是象我國經濟基礎薄弱，技術設備落後，通過大躍進，基本上證實了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不僅是我國偉大的成就，在社會主義陣營也將長期的起積極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基本原因是缺乏經驗，對這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製，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但這些建設，終究是國家建設所需要的，在今後一兩年內或者稍許長一點時間，就會逐步收到效益的。現在還有一些缺門和薄弱環節，致使生產不能成套，有些物資缺乏十分必要的儲備，使發生了失調現象和出現新的不平衡就難以及時調整，這就是當前困難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計劃時，更應當放在實事求是和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加以認真考慮。對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設項目實在無法完成的，也必須下最大決心暫時停止，在這方麵必須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則嚴重失調現象將要延長，某些方麵的被動局麵難以擺脫，將妨礙今後４年趕英和超英的躍進速度。國家計委雖有安排，但因各種原因難予決斷。

１９５８年農村公社化，是具有偉大意義的，這不僅使我國農民將徹底擺脫窮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正確途徑。雖然在所有製問題上，曾有一段混亂，具體工作中出現了一些缺點錯誤，這當然是嚴重的現象。但是經過武昌、鄭州、上海等一係列會議，基本已經得到糾正，混亂情況基本上已經過去，已經逐步的走上按勞分配的正常軌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解決了失業問題，在我們這樣人口眾多的、經濟落後的國度裏，能夠迅速得到解決，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煉鋼鐵中，多辦了一些小土高爐，浪費了一些資源（物力、財力）和人力，當然是一筆較大損失。但是得到對全國地質作了一次規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養了不少技術人員，廣大幹部在這一運動中得到了鍛煉和提高。雖然付出了一筆學費（貼補２０餘億）。即在這一方麵也是有失有得的。

僅從上述幾點來看，成績確是偉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經驗教訓，認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總結工作中的經驗教訓：

這次會議，到會同誌都正在探討去年以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並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見。通過這次討論，將會使我們黨的工作得到極大好處，變某些方麵的被動為主動，進一步體會社會主義經濟法則，使經常存在著的不平衡現象，得到及時調整，正確的認識“積極平衡”的意義。

據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躍進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有一些是難以避免的。如同我們黨３０多年來領導曆次革命運動一樣，在偉大成績中總是有缺點的，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麵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麵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關係到我們今後動員廣大群眾繼續實現躍進的關鍵所在。

過去一個時期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缺點錯誤，原因是多方麵的。其客觀因素是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不熟悉，沒有完整的經驗。對社會主義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體會不深，對兩條腿走路的方針，沒有貫徹到各方麵的實際工作中去。我們在處理經濟建設中的問題時，總還沒有像處理炮擊金門、平定西藏叛亂等政治問題那樣得心應手。另方麵，客觀形勢是我國一窮（還有一部分人吃不飽飯，去年棉布平均每人還隻１８尺，可縫一套單衣和兩條褲叉）二白的落後狀態，人民迫切要求改變現狀。其次是國際形勢的有利趨勢。這些也是促使我們大躍進的重要因素。利用這一有利時機，適應廣大人民要求，加速我們的建設工作，盡快改變我們一窮二白的落後麵貌，創造更為有利的國際局麵，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過去一個時期，在我們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問題。這主要是：１、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去年北戴河會議時，對糧食產量估計過大，造成了一種假象。大家都感到糧食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因此就可以騰出手來大搞工業了。在對發展鋼鐵的認識上，有嚴重的片麵性，沒有認真地研究煉鋼、軋鋼和碎石設備，煤炭、礦石、煉焦設備，坑木來源，運輸能力，勞動力增加，購買力擴大，市場商品如何安排等等。總之，是沒有必要的平衡計劃。這些也同樣是犯了不夠實事求是的毛玻這恐怕是產生一係列問題的起因。浮誇風氣，吹遍各地區各部門，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跡也見之於報刊，確使黨的威信蒙受重大損失。當時從各方麵的報告材料看，共產主義大有很快到來之勢，使不少同誌的腦子發起熱來。在糧棉高產、鋼鐵加番的浪潮中，鋪張浪費就隨著發展起來，秋收粗糙，不計成本，把窮日子當富日子過。嚴重的是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不容易得到真實情況，直到武昌會議和今年一月省市委書記會議時，仍然沒有全部弄清形勢真象。產生這種浮誇風氣，是有其社會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這也與我們有些工作隻有任務指標，而缺乏具體措施是有關係的。雖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經提示全黨要把衝天幹勁和科學分析結合起來，和兩條腿走路的方針，看來是沒有為多數領導同誌所領會，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躍進中，我和其他不少同誌一徉，為大躍進的成績和群眾運動的熱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戰略性的布局和具體措施，長遠性的方針和當前步驟、全體與局部、大集體與小集體等關係混淆起來。如主席提出的“少種、高產、多收”、“１５年趕上英國”等號召，都是屬於戰略性、長遠性的方針，我們則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當前具體情況，把工作安排在積極而又是穩妥可靠的基礎上。有些指標逐級提高，層層加碼，把本來需要幾年或者十幾年才能達到的要求，變成一年或者幾個月就要做到的指標。因此就脫離了實際，得不到群眾的支持。諸如過早否定等價交換法則，過早提出吃飯不要錢，某些地區認為糧食豐產了，一度取消統銷政策，提倡放開肚皮吃，以及某些技術不經鑒定就冒然推廣，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在這些同誌看來，隻要提出政治掛帥，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記了政治掛帥是提高勞動自覺、保證產品數量質量的提高，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加速我們的經濟建設。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更不能代替經濟工作中的具體措施。政治掛帥與經濟工作中的確切有效措施，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曆史經驗所證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現了一種空氣，注意了反右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觀主義左的方麵。經過去年冬鄭州會議以後一係列措施，一些左的現象基本上糾正過來了，這是一個偉大的勝利。這個勝利既教育了全黨同誌，又沒有損傷同誌們的積極性。

現在對國內形勢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別是經過最近幾次會議，黨內大多數同誌的認識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務，就是全黨團結一致，繼續努力工作。我覺得，係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誌，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屬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等問題的不熟悉方麵，經過去年下半年以來的實踐和探討，有些問題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問題再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摸索，也是可以學會的。屬於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方麵的問題，已經有了這次深刻教訓，使我們較易覺醒和體會了。但要徹底克服，還是要經過一番艱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這次會議中所指示的：“成績偉大，問題很多，經驗豐富，前途光明”。主動在我，全黨團結起來艱苦奮鬥，繼續躍進的條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後４年計劃必將勝利完成，１５年趕上英國的奮鬥目標，在今後４年內可以基本實現，某些重要產品也肯定可以超過英國。這就是我們偉大的成績和光明的前途。

順致

敬禮！

彭德懷

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４日

（原載《彭德懷自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你們講了那麽多，允許我講個把鍾頭，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藥，睡不著。
　　

我看了同誌們的發言記錄及許多文件，還跟一部份同誌談了話，感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觸不得，大有一觸即跳之勢。吳稚暉形容孫科是一觸即跳，現在有些同誌不讓人家講壞話，隻願人家講好話，不願聽壞話。因之，有一部分同誌感到有壓力，兩種話都要聽。我跟這些同誌談過，勸過他們，不管壞話，好話，兩種話都要聽嘛。嘴巴的任務，一是吃飯，二是講話。既有講話之第二種任務，他就要講。還有人長了耳朵，是為了聽聲音的，就得聽人家講話。話有三種：一種是正確的；二是基本正確或不甚正確的；三是基本不正確或不正確的。兩頭是對立的，正確與不正確是對立的。好壞都要聽。

現在黨內黨外都在刮風。右派講，秦始皇為什麽倒台？就是因為修長城。現在我們修天安門，搞得一蹋糊塗，要垮台了。黨內這一部分意見我還沒有看完，集中表現在江西黨校的反應，各地都有。邵大個（江西省長邵式平）你不必著急，你們搞出的這個材料，實在好，今天就印出來。所有右派言論都印出來了，龍雲、陳銘樞、羅隆基、章伯鈞為代表。江西黨校是黨內的代表，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變就是了，是動搖分子。他們看得不完全、有火氣，做點工作可以轉變過來。有些人曆史上有問題，挨過批評，例如廣東軍區的材料，有那麽一批人，對形勢也認為一蹋糊塗。這些話都是會外講的，我們這一回是會內會外結合，可惜廬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們都請來。像江西黨校的人、羅隆基、陳銘樞，都請來，房子太小嘛！
　　

不論什麽話都讓講，無非是講得一蹋糊塗，這很好，越講得一蹋糊塗越好、越要聽。硬著頭皮頂住，反右時發明了這個名詞，我同某些同誌講過，要頂住，頂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誌說“持久戰”，我很讚成，這種同誌占多數。在座諸公，你們都有耳朵，聽嘛！難聽是難聽，要歡迎，你這麽一想就不難聽了。為什麽要讓人家講呢？其原因在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塌下來。為什麽呢？因為我們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聽不得壞話的人，他那個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壞話你為什麽聽不得？我們多數派同誌們腰杆子要硬起來。為什麽不硬？無非是一個時期豬肉少了、頭發卡子少了、又沒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調，工業、農業、商業交通都緊張，搞得人心也緊張。我看沒有什麽可緊張的。我也緊張，說不緊張是假的，上半夜你緊張緊張，下半夜安眠藥一吃，就不緊張了。
　

說我們脫離了群眾，我看是暫時的，就是兩三個月、春節前後，群眾還是擁護我們的，現在群眾和我們結合得很好。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麽多。我同意同誌們的意見：問題主要是公社運動，我到遂平詳細地談了兩個鍾頭。碴岈山公社黨委書記告訴我：七、八、九三個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參觀，十天三萬人，三個月有三十萬人。聽說徐水、七裏營也有這麽多人去參觀。除了西藏，都有人來看了，到那裏去取經，其中多是縣、社、隊幹部；也有省、地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創造了真理，有了羅斯福說的“免於貧困的自由”；就是太窮了，想早點搞共產主義。現在聽說這些地方搞了共產主義，那還不去看看。對這種熱情如何看法？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總而言之是多快。這種分析是否恰當？三個地方三個月當中，有三個三十萬人朝山進香，這種廣泛的群眾運動，不能潑冷水，隻能勸說：同誌們！你們的心是好的，但事實上難以辦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驟。吃肉隻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個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誌，我看他十年還不會胖，總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這些幹部率領幾億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積極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極分子（即地、富、反、壞、官僚、中農和部分貧農），百分之四十隨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億幾千萬人，他們要辦公社、辦食堂、搞大協作、大規模耕作、非常積極。他們要搞，你能說這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不是小資產階級，是貧農、下中農、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隨大流的，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願意的隻百分之三十。總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為百分之七十，三億五千萬人在一個時期內有狂熱性，他們要搞。
　　

到春節前後，有兩個多月，他們不高興了，變了。幹部下鄉都不講話了，請吃地瓜、稀飯，麵無笑容，因為刮了“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提款”。對刮“共產風”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這是些什麽人？主要是縣、社兩級幹部，特別是公社幹部，刮向大隊和小隊，這是不好的，群眾不歡迎。我們說服了這些幹部，堅決糾正，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今年三、四月間，就把風壓了下去，該退的退，社與隊的賬算清楚了；隊跟群眾的賬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繼續算。這一個月的算賬教育是有好處的，極短的時間，使他們懂得了平均主義不行。聽說現在大多數人轉過來了，隻有少數人還留戀“共產”，還舍不得。哪裏找這樣一個學校、短期訓練班，使幾億人、幾百萬幹部受到教育？不能說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從古以來沒有這個規距，一萬年以後也沒有這個規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隻有青紅幫，青偷紅劫，明火執仗，無代價剝奪人家的勞動。這類事，自古以來是“一個指頭”。宋江劫的是“生辰綱”，（按，此處記憶有誤。劫生辰綱是晁蓋等人幹的，此時宋江還沒有上梁山。）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刮自農民歸農民。我們長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歸公，那也取之無礙，因為是不義之財。現在是刮“共產風”，取走生產大隊、小隊之財，肥豬、大白菜，拿起就走，這樣是錯誤的。我們對帝國主義的財產還有三種辦法：征購，擠垮，贖買。怎麽能剝奪勞動人民的財產呢？隻有一個多月就息下這股風，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幾億農民、幾百萬幹部受了教育，講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講幹部，不懂得這個財並非不義之財，而是義財，分不清這個界限。
　　

幹部沒有讀好政治經濟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沒有搞通幾個月就說通了，不辦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書還沒有讀，要叫他們讀，公社一級幹部不懂一點政治經濟學是不行的。不識字的可以給他們講課。梁武帝有個宰相陳慶之，一字不識，皇帝強迫他作詩，他口念，叫別人寫；“微令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精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比盛世，何愧張子房。”他說你們這些讀書人，還不如老夫的用耳學。當然，不要誤會，我不是反對掃除文盲，柯老（柯慶施）說，全民大學，我也讚成，不過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長一點，幾億人口嘛。南北朝時有個姓曹的將軍（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來作詩：“出師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過路人，何如霍去病？”還有北朝的將軍斛律金，這也是個一字不識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一字不識的人可以作宰相。為什麽我們公社的幹部、農民不可以聽政治經濟學？我看大家可以學。不識字講講就懂了，現在不是農民學哲學麽，工人學哲學麽；他們比我們，比知識分子容易懂。我們這次議事日程就有讀書這一項。我也是個沒學問的人，這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沒有看；略微看一點，才有發言權，也是怕大家來考我，我答不出怎麽辦？要擠出時間讀書，全黨來個學習運動。
　　

他們（指省以下各級地方幹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十一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北京來的人哇啦哇啦，他們當然聽不進去：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我就勸這些同誌，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講嘛。要聽聽人家的意見。我看這次會議有些問題不能解決，有些人不會放棄自己的觀點，無非拖著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無非兩個可能，一個可能放棄，一個可能不放棄，兩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區區長開了一個會，我就是這麽講的，對不對？沒有扯謊吧。聽不得壞話不行，要養成習慣，我說就是硬著頭皮頂住。無非是講的一蹋糊塗，罵祖宗三代。這也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聽他一兩個星期，勸同誌們要聽，你們讚成不讚成，是你們的事，不讚成，無非我有錯誤。有錯誤嘛，還是真有錯誤、假有錯誤。真有錯誤，我作自我批評，再來一次；假有錯誤，那是你們的事。你們弄假成真，本來不錯，你們說嘛。
　　

第二方麵，我勸另一部分同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誌是動搖的。他們也說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都是正確的，但要看講話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邊，向哪一方麵講。這部分同誌是我講的四種人裏麵的第二種人，“基本正確，部分不正確”的一類人，但有些動搖。所謂四種人是：完全正確，基本正確，但是部分不正確；基本不正確但部分正確；完全不正確；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曆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黨的曆史上有四條路線：陳獨秀路線、立三路線、王明路線、高饒路線。現在是一條總路線，在大風浪時，有些同誌站不穩，扭秧歌。蔣幫不是叫我們做秧歌王朝嗎？這部分同誌扭秧歌，他們憂心如焚，想把國家搞好，這是好的。這叫什麽階級呢？資產階級還是小資產階級？我現在不講。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二次黨代大會講過，對於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種搖動，對動搖分子，我不讚成戴帽子，講成是思想方法問題。也不講小資產階級、也不講資產階級。如果現在要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麽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淒淒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我們那個時候不戴帽子，因為這些同誌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會主義；那些同誌是要搞社會主義，沒經驗，一點風吹草動，就以為冒了，於是，反冒進。（講到這裏，偏過頭來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因為受過那次教訓，相信陳雲同誌來了，他也會站住腳的。那次批周、陳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點那個味道，沒有那麽深，但是也相當深，就是不講冒進了。不講反冒進，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麵，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是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壓力之下，右起來的。
　　

一個高級社（現在叫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登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不要說一年，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大家無心工作了。馬克思講，莫說一年，就是幾個星期停止工作，人類也要滅亡的。隻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嗬！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了，這個國家應該滅亡，因為那就不是無產階級黨了，而是資產階級黨了，章伯鈞的設計院了。當然在座的沒有人這樣主張，我這是誇大其詞。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應當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是會跟我走的。
　　

我勸一部分同誌，講話的方向問題要注意，講話的內容，我看基本是正確的，部分不妥。列寧講，要別人堅定，首先自己要堅定；要別人不動搖，首先自己要不動搖；這又是一次教訓。這些同誌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我所講的方向，是因為一些人碰了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就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我現在還沒有想清楚。他們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那時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三十公裏，接近三十公裏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三十公裏。這種同誌采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我這些話是在大庭廣眾當中講的，有些傷人。但現在不講。對這些同誌不利。
　　

我出的題目中加一個題目，本來十八個題目，加一個團結問題。還是單獨寫一段，拿著團結的旗子：人民的團結、民族的團結、黨的團結。我不講，對這些同誌是有益處還是有害？我看有害，還是要講。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第一方麵的人要聽人家講，第二方麵的人也要聽人家講，兩方麵的人都要聽人家講。我說還是要講嘛，一條是要講，一條是要聽人家講。為什麽隻有你講得、我講不得？別人講不得？但是我勸許多人不忙講，硬著頭皮頂住。我不忙講，也硬著頭皮頂住。我為什麽現在不硬著頭皮頂了呢？頂了二十天，快散會了，索性開到月底。馬歇爾八上廬山、蔣介石三上廬山，我們一上廬山，為什麽不可以？有此權利。
　　

食堂問題：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讚成積極辦好，讚成那些原則，自願參加，糧食到戶，節約歸己。如果能在全國保持三分之一，我就滿意了。我是講全國範圍。我這一講，吳芝圃就很緊張，生怕把你那個食堂搞掉。還有一個四川、一個雲南，一個貴州，一個湖北，還有一個上海（上海有十一個縣），90％以上還在食堂裏。試試看，不要搞掉。不是跳舞有四個階段嗎：“一邊站，試試看，拚命幹，死了算。”有沒有這四句話？我是個野人，很不文明。我看試試看。1／3人口對五億農民來說，多少人？一億五千萬，堅持下去就了不起了，開天辟地了。第二個希望，一半左右，如果多幾個河南、四川、湖北、雲南、上海等等，那麽，一半左右是可能的。要多方麵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複。《紅旗》登的一個食堂，敗而複成，這篇是我推薦的。食堂並不是我們發明的，是群眾創造的。並不是公社發明的，是合作社發明的。湖北有個京山縣，京山縣有一個合作社，那個合作社就辦了個食堂。河北一九五六年就有辦的，一九五八年搞得很快。曾希聖說，食堂節省勞力。我看還節省物資，包括糧食油鹽柴草菜蔬，比在家吃得好。如果沒有後麵這一條，就不能持久。可否辦到？可以辦到。我建議河南同誌把一套機械化搞起來，如用自來水，不用人挑水。這樣可以節省勞力，還可以節省物資，節省糧食。我跟你們談，你們說可以嘛。現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處。總司令，我讚成你的說法，但又跟你有區別。不可不散，不可多散，我是中間派。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蹋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學那個宋玉的辦法，寫《登徒子好色賦》（接著就講這個故事的原委）。我講食堂，走了題了。科學院的調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食堂哪沒有缺點。無論什麽事都有缺點。無論什麽人都有缺點。孔夫子也有錯誤。我看到列寧的手稿，改得一蹋糊塗，沒有錯誤，為什麽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維持，可以多一些，再試試看，試它一年、二年，估計可以辦得下去的。人民公社會不會垮台？我看現在這樣大風大浪裏頭，沒有垮一個，將來準備垮一半，還有一半；垮七分，還有三分。要垮就垮。食堂、公社辦得不好，一定要垮。共產黨要做工作。辦好公社，辦好一切事業，辦好農業，辦好工業，辦好交通運輸，辦好商業，辦好文化教育。
　　

許多事情根本料不到。以前不是說黨不管黨嗎？計委是計劃機關，現在卻不管計劃。還有各個部，還有地方，一個時期不管計劃，就是不管綜合平衡。不要比例，這一條沒有料到，地方可以原諒，計委和中央各部，十年了，忽然在北戴河會議後不管了，名曰計劃指標，等於不要計劃。所謂不管計劃，就是不要綜合平衡，根本不去算，要多少煤、多少鐵、多少運力。煤鐵不能自己走路，要車馬運。這點真沒有料到。我這樣的人，總理、少奇同誌這樣的人，根本沒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開脫自己，我又不是計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數常委同誌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頭去了，對建設這一條沒有認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在西樓時講過，不要寫“英明領導”，根本沒有領導，哪來什麽英明呢？
　　

看了許多討論發言，鐵還可以煉，浪費是有一些，要提高質量，降低成本，降低含琉量，為真正好鐵奮鬥。共產黨員有個辦法叫做抓。共產主義者的手，一抓就抓起來了。鋼鐵要抓；農林牧副漁，糧棉油麻絲茶糖藥煙果鹽雜，農中有十二項，要抓。要綜合平衡，不能每一個縣都一個模子，有些地方不長茶，不長甘蔗，要因地製宜，不能到回民地區買賣豬。黨不管黨；計委不管計劃，不管綜平衡，根本不管，不著急。總理著急。無一股熱氣，神氣，辦不好事。李逵太急一點，列寧熱情磅薄，可以感染群眾，實在好，群眾很歡迎。
　　

有話就要講，口將言而囁嚅，無非是各種顧慮，這個我看要改，有話就要講。上半個月顧慮甚多，現在展開了，有話講出來，記錄為證，口說無憑，立此存照。有話就講出來嘛，你們抓住，就整我嘛。成都會議上我說過不要怕穿小鞋。穿小鞋有什麽要緊。還講過幾條，甚至說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殺頭，不要開除黨籍。一個共產黨員，高級幹部，那麽多的顧慮，有些人就是怕講得不妥挨整。這叫明哲保身，叫作什麽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我今天要闖禍，禍從口出嘛。兩部分人都不高興：一部分是觸不得的，聽不得壞話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險的。不讚成，你們就駁。你們不駁，是你們的責任，我交代了，要你們駁，你們又不駁。說我是主席不能駁，我看不對，事實上紛紛在駁，不過不指名就是。江西黨校那些意見是駁誰嗬？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有兩條罪狀：一個，一千零七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九千萬人上陣，補貼四十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碴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麽如獲至寶呢？要上《紅旗》雜誌呢？我在山東，一個記者問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說“好”，他就登了報。這個沒關係，你登也好，不登也好，到北戴河我提議要作決議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你們讚成了，也分點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蘇聯也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人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麽意思。還有個總路線，是虛的，實的見之於農業、工業。至於其他一些大炮，別人也要分擔一點。你們放大炮也相當多，如譚老板（譚震林），放的不準，心血來潮，不謹慎。關於共產要共得快呀，在河南講起，江蘇、浙江的記錄傳的快，說話把握不大，要謹慎一點。你說我不放大炮嗎？我也放了三個：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煉鋼鐵；一個總路線。彭德懷同誌講的，張飛粗中有細，他說他粗中無細；我說我也是張飛，粗中有點細。公社我講集體所有製、到全民所有製要有個過程。當然那個過程，現在看起來，可能過於短了一點，我講大體兩個五年計劃。要進到全民所有製，現在看來，可能要大大的延長，不是兩個五年計劃，而是二十個五年計劃也難說。要那麽久？還是不要那麽久？
　　

要快之事，馬克思也犯過不少錯誤。我搬出馬克思來，使同誌們得到一點安慰。這個馬克思，天天想革命快，一見形勢來了就說歐洲革命來了，無產階級革命來了，後頭又沒有來；過一陣又說要來，又沒有來。總之，反反複複。馬克思死了好多年，列寧時代才來。那還不是急性病？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馬克思也有嗬！（劉少奇插話：列寧也有，講世界革命很快就要來了。）世界革命，那個時候他希望世界革命來援助，他也搞和平民主新階段，後頭不行了，搞出一個一國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澤和在以前也講過吧？（劉：是一國可以勝利，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沒有講。）一國可以勝利，到這個時候，不建怎麽辦？隻有一國。（劉：依靠自己本國的農民可以建成社會主義。）依靠農民。巴黎公社起義之前，馬克思反對。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革命，這兩者是不是一樣？季諾維也夫後來開除黨籍，殺了頭。馬克思是否還要殺頭？巴黎公社起義爆發之後，馬克思就讚成了，但他估計會失敗。他看出這是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哪怕隻存在三個月也好。要講經濟核算的話，劃不來。我們還有廣州公社，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等等。我們現在的經濟工作，是否會像一九二七年那樣失敗？像萬裏長征那樣，大部分根據地喪失，紅軍和黨都縮小到十分之一，或者還不到？我看不能這樣講。大家也是這麽個意見，參加廬山會議的同誌都豪無例外地說有所得，沒有完全失敗。是否大部分失敗了？我看也不能講。大部分沒有失敗，一部分失敗了。就是所謂多付了代價、多用點勞力、多付一點錢、刮了一次“共產風”，可是全國人民受了教育，清醒了。現在要研究政治經濟學，過去誰人去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我就不讀。斯大林的書（按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我讀了一遍，根本沒有味道。那個時候搞革命，搞什麽社會主義經濟。唉，一到鄭州，我就讀了兩遍，我就講學，就有資格講學了，不過剛剛在火車上讀了兩遍，我講了兩章，沒有造謠吧！現在不夠，現在要深入研究，不然我們的事業不能發展、不能夠鞏固，不能夠前進。
　　

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多少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板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誌，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你那個屬於意識形態，你有沒有責任？（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黨代會作過一個長篇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內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趕超英國，具有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的“大躍進”精神，極為毛讚賞，成為南寧會議的先聲。）鋼鐵你要搞六百萬噸，（按：一九五八年六月華東計劃會議，確定華東一九五九年鋼鐵指標為六百萬噸，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標全麵高漲，也影響到五八年鋼鐵指標的變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萬噸。北戴河會議公報，薄一波建議，也覺得可行。從此闖下大禍，九千萬人上陣。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絕孫。補貼四十億，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償失”，"得失相當"等等說法，即由此而來。我勸同誌們，自己有責任的，統統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講，也不要往少講，都吐出來。無非拉屎嘛，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講別的，因為還要睡覺。你們要繼續開會就開，我就不開了。講了好久？不到兩個鍾頭嘛。

 

散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