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印度知識精英刻骨銘心的中國政策

令印度知識精英刻骨銘心的中國政策

環球時報　

90年代初，英國人西格爾最早提出印度將超越中國，他的理由就是---在印度，民主、法製基本是一種宗教式信仰，凡是這樣的國家一定會發展得更好。
在有關中國和印度的比較中，談得最多的是印度相對中國具有製度上的優勢，印度雖然沒有中國已經具備的有利環境，但是印度擁有民主製度和法製社會，他們推斷的結論是---印度必將會超過中國。

但是十幾年之後，印度《商業周刊》記者曼吉特在中國上海呆了兩天，這是她的第一次的上海之行。她是這樣描寫中國上海的：“上海橫跨了黃浦江，宛如鳥的翅膀上的閃亮的羽毛。在我所住下的美麗的街道前麵，國際會議中心屹立著，還有原來的殖民者的建築，亮閃閃的玻璃，還有花崗岩的塔立在遠處。想象一下紐約、巴黎、新加坡合在一起是什麽景象，上海比這個還漂亮。這是我最持久的印象---一個國家正在騰飛。你不看到這些，你不會不認為21世紀屬於中國”。曼吉特就在孟買生活工作，她說：“孟買是破舊、肮髒的”。她希望孟買可以變成上海的模樣。


印度國民的感受

一位普通的印度人阿尼爾說：“中國的情況比印度好，我們沒有必要吹捧自己的可笑的政治。我們總是在扯淡，我們生活在絕望中”。

出生於印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說：“完全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的任何一項政策與加速的民主進程不相協調，”

“現在有些人一味強調印度民主製度的優勢，說得好聽是無知，如果說得不好聽是有意誤導，也不排除某些人期望影響中國選擇某種模式”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張文木博士說。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更加直白：“印度的民主製度在過去50年沒有起大的作用，有什麽理由相信它今後50年會起比較大的作用？今後的民主和過去的民主能有什麽大的區別？”

毫無疑問，在中印兩國的比較中，我們已經不能回避印度的民主製度，印度的民主製度到底是“正優勢”還是“負優勢”？


開放還是封閉

據說“德裏”一詞來自波斯文，意為“門檻”之意。德裏的標誌性建築是“印度門”，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英國參戰而犧牲的9萬印度士兵而建。“印度門”是印度被殖民統治200年蒙受恥辱的曆史見證。常聽到有人說外資難入“印度門”，因為“門檻”太高和路上的荊棘令投資者裹足不前。

在印度首都新德裏，記者看見兩家麥當勞店，有一家在名為安薩爾的購物中心的一層，晚上7點多，正是印度人的吃飯時間，整條街道備擁擠的車輛擠得水泄不通，麥當勞分店生意興隆。這家麥當勞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麥當勞從設計到裝潢別無兩樣，但是這裏絕無可能買到牛肉漢堡“巨無霸”的。牆壁上“本店不售任何牛肉或牛肉製品”的警示赫然醒目。直到此時才會頓悟：這裏是印度！

麥當勞不賣牛肉漢堡賣什麽？印度的麥當勞賣羊肉和雞肉漢堡！麥當勞在世界各地的30000多家分店，唯有印度分店不出售牛肉製品！麥當勞已經本地化了。在印度，印度教人口占總人口的83%，印度教奉牛為神靈；印度還有大約140萬穆斯林，所以豬肉食品也隻能從食品配料中刪除。目前，麥當勞在德裏和孟買開設了20多家分店，單從數字上看，似乎與全球第二人口大國這一地位不相稱。麥當勞製定了龐大的擴張計劃，準備將在印度開設的分店增加到80家！事實上並非容易，在收獲利潤的同時，麥當勞也承擔著風險--民族、宗教、文化的對抗。

2001年5月，約500名示威者分別德裏、孟買的幾家麥當勞餐廳前舉行抗議。示威者抗議麥當勞製作炸薯條的食用油中含有牛肉調味成分，他們包圍了麥當勞設在新德裏的總部，向麥當勞餐廳投擲牛糞塊，並洗劫了孟買一家麥當勞連鎖店。他們還要求瓦傑帕伊總理下令關閉印度國內所有的麥當勞連鎖店。一個月後，美國麥當勞公司宣布將向印度教徒、素食主義者和其他一些相關組織賠償 1000萬美元。

盡管如此，麥當勞要比他的競爭對手肯德雞幸運。記者在德裏和孟買沒有看見一家肯德基。據當地人說，因為肯德基用死雞製作食品，致使印度法院判決肯德基在停業。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羅爾的最後一家“肯德基”快餐店麵臨著被關閉的厄運。

透過麥當勞和肯德基在印度的境遇，程度上反映了印度對外開放所走過的曆程。在印度的投資者中，有如美國聯合航空公司，利潤算得上可觀卻知難而退；有執著者如美國可口可樂公司，幾進幾出“印度門”卻不肯輕言放棄；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那些幹了幾年、到頭來隻落得血本無歸者。很多外資投資者抱怨，印度政府對外資企業征收的高額稅收、實行的投資限製以及在相關法律方麵的自相矛盾和不確定性，再加上各級政府中普遍盛行的官僚主義作風，使得印度市場猶如一張夢幻中的大餅，可望而不可及。

對有關印度是一個“不開放的國家”的說法，印度人並不認可。他們認為，如果說十年前印度的經濟市場是封閉的我們承認，那是政府采取了措施保護印度的民族工業，對外來產品征收很高的關稅。而現在已經降低了關稅。


比較中印兩國銀行

最近，在中印兩國比較中，一種被人們不能質疑的觀點認為，印度的銀行盈利能力強，銀行資產優於中國，有力的證據是印度銀行的不良資產隻有中國的一半。據印度《貿易標準報》3月4日報道，1996-2001年印度銀行的年利潤增長率為39%，而世界銀行平均年利潤增長率為18%，中國隻有3%，印度銀行的年利潤增長率世界最高，更加證明了印度銀行的資產質量優於中國的論斷。

一次，中國記者在機場等待飛機，看到候機廳有花旗銀行的兩名工作人員正發放招攬廣告，就順手拿了一份印製精美的宣傳冊。巧的是采訪印度之前，這位記者曾向北京花旗銀行分行申請信用卡，但被告知必須在銀行存有2.5萬美元才可以開戶申請。（見鬼！隨便問一個美國人的賬戶，有2500美金就不錯了！）花旗銀行在印度可以經營盧比業務，令人吃驚。花旗銀行不僅可以在印度做個人儲蓄、盧比貸款以及個人金融服務，還可以對公司做商業貸款以及個人住房分期貸款，貸款期限最長為10年。

工作人員說：“我們在說服人們來我們這裏開戶。我們規定隻要有1000盧比（相當於人均月收入1/5），也就是22美元就可以開一個戶。我們向用戶提供多項銀行服務，也可以在自動提款機上提款。”花旗銀行認為，發展中的金融市場比已經成熟的市場發展速度至少快一倍，這些市場擁有更年輕的消費群體，他們把寶押在了這些市場上正在形成的中產階層。花旗銀行在印度已經開始贏利，並在一些地區取得了更大的市場份額。

更令人驚訝的是盧比貸款年利率定價13-14%，存款91-180天利率3.50%；366-729天利率為4.00%。貸款和存款利差如此之大遠遠超出中國。心中不免慨歎，資本的嘴臉暴露無遺，吸血的外資銀行！但是，當詢問印度朋友才感到並非如此。朋友告知：“要不是外資銀行的進入導致競爭的加劇，印度銀行的利率更高！”

對印度金融以及銀行體係有著深入研究的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文富德教授告訴記者，印度銀行壞賬少不能不看其曆史原因。他介紹說，印度儲備銀行相當於中國人民銀行，長期以來對銀行實行相當嚴格的控製。首先是規定各家銀行的50%的存款要購買政府債券，由政府發放到指定的領域，比如特定行業以及農業部門等；其次是，長期以來印度銀行的準備金率在15%左右；最後，銀行所能支配的隻剩35%左右的貸款餘地，其中的40%還規定了優先發放的領域，比如出口等，規定優惠利率在7%左右。文富德教授說：“它的影響是兩方麵的，好處是減少了金融風險；壞處是商業銀行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斷發放貸款，不能滿足投資者的需要，致使經濟增長緩慢。”

印度銀行壞賬少與其長期高利率是相關的。文富德教授說：“在印度農村，本土銀行或者高利貸的利率要達到30-40% 之間”。倫敦經濟學院經濟係許成鋼教授認為：“印度銀行壞賬少的原因是沒有人敢貸款，這可能是印度工業化落後的一個原因。所以對印度銀行壞賬率低和中國的壞賬率高的情況不能簡單的得出孰優孰劣的結論。

銀行具有動員資金儲蓄、分配資金使用和分散降低金融風險的三大作用，前兩者是促進增長和推動發展的關鍵，是銀行的主導性作用。當然，麵對信息不對稱以及防範風險必須要加強監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認為，中印兩國都麵臨著找到促進增長、推動發展與降低風險的平衡。他說：“中國在動員資金促進增長與發展方麵是成功的，但是在降低風險方麵顯然是不成功的；印度雖然在降低風險方麵是成功的，但是在促進增長和發展方麵卻遠不如中國。

因此，從總體上講中國要比印度成功，但是金融風險也比印度大得多。在基於市場的有效率的配置資金和減少、分散、降低金融風險成為當務之急。中印兩國各有各的優勢和長處與短處，所以在改革方向和解決的內容是不相同的。”


讓印度精英刻骨銘記的三項中國政策

在印度，有三件與中國相關的事情，讓印度的知識精英刻骨銘心。

首先是1962年10月“中印戰爭”：中國人民解放軍不遠萬裏來到西藏，並且打贏了這場戰爭，取決於中國的高度集中製度。相反，印度已經失敗了，議會仍然在吵架，無法決定和集中任何事情。40年過去了，當分析戰爭失敗的原因時，他們歸結於印度議會對戰爭的失敗負有最大的責任。

其次是“計劃生育”政策。2000年印度人口達到10億，目前國內人口平均每年增加1550萬，按照這個速度，到2045年時印度人口將超過中國而居世界首位。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實行人口控製政策的國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國計劃生育規劃”，然而，為什麽到目前印度人口仍然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印度生育控製不利的原因是什麽？印度專家們告知，1976年，當時的總理英迪拉·甘地曾發起一場控製人口增長的運動，結果遭到廣大選民的強烈反對，在第二年的大選中，英迪拉·甘地遭到慘敗，黯然下台。之後，以壓倒多數獲勝的人民黨執掌了在新德裏的權杖。他們對甘地夫人的生育節育計劃予以否定，並很快宣布了一項新的人口政策——家庭幸福工程。此工程的意圖是明確的，即它是以自願為原則的。在今年的競選中，除了副總理阿德瓦尼曾在一次集會上喊了幾句“每個家庭隻生兩個好”的口號外，沒有任何政治家在競選時提過關於“人口控製”的字眼。由於印度缺乏連貫的政策來控製人口激增，盡管控製人口的措施和辦法多次出台，但始終難以得到認真的貫徹落實，最後總是不了了之。

最後是經濟特區問題。一位留美博士，現為印度計劃委員會高級顧問的著名經濟學家曾袒露心扉：印度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就開始搞“經濟特區”，最後不了了之。而中國到80年代才開始搞，結果一鳴驚人，帶動了經濟的發展。

曾經擔任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助理，現美國最有影響力的布魯金斯研究員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李侃如，對印度和中國情況非常熟悉，5月上旬他來中國訪問。當問到印度的“製度成本”時他說：“印度政府從來都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但隻是‘Paper

Plan’（紙麵上的計劃），從來沒有變成‘RealPlan’（真實的計劃）。一項基礎設施必須要與不同的利益集團討價還價，談項目要好幾年，幹項目又要好幾年”。

在印度，一座橋要修三年，一條路也要修上好幾年。究其原因，他們麵臨著兩方麵的挑戰：首先，印度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要修一條路，有可能延綿數千公裏，由於土地的私有製，政府要與多少個地主“一對一”地談判，沒有人說得清楚。第二，印度政府計劃大幅增加基礎設施新項目的支出，但由於私人部門管理人員聲稱印度政府正計劃“不正當地密謀國有化”，這些計劃頻頻遭遇阻力。

“印度社會是靠清晰的產權搭建的社會，於是印度走了混合經濟的道路，但事實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有產權才有民主，但是產權的交換是要付成本的。在基礎的建設階段是需要快速打通一些關鍵的環節，比如基礎設施。如果產權過於細密必然加大成本，在細碎的產權條件下，是難以做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和實現城市化”張文木博士說。

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說，1979年之前的毛澤東領導的社會改革無意中為1979年中國商品和市場經濟改革啟動以來的經濟高速增長鋪平了道路。“毛澤東的土地改革、普及識字、擴大公共醫療保健等等政策，對改革後的經濟增長起了非常有益的作用。改革後的中國收益於改革前的中國所取得的成果的程度，應該得到更多的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