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上的軍事工業

太行山上的軍事工業

劉鼎


為了抗擊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從敵人手中繳獲武器，回擊敵人；同時運用自己的知識和物質條件，設計製造抗日武裝所需的武器彈藥。我們的軍事工業在配合遊擊戰、運動戰到攻堅戰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土到洋，一步一步地發展壯大起來。

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總部在太行山區創建了擁有十幾個工廠的軍事工業。它是根據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議中，關於“提高軍事技術，建立必要的軍火工廠．準備反攻實力”的精神，於1939年前後在各部隊修械所的基礎上陸續創辦起來的。創辦初期．八路軍總部從延安中央軍委軍事工業局、抗日軍政大學、總部機關和一二九師各部門陸續抽調了近千名優秀幹部和技術工人到軍工部和兵工廠工作。

我是1940年5月，從抗日軍政大學培養無線電通訊等特種技術人才的特科大隊調到軍工部從事軍工生產工作的。當時，彭德懷副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楊立三後勤部長親自從總部送我到幾十裏外的軍工部機關所在地山西省黎城縣上赤峪村就任軍工部部長。一路上幾位領導同誌諄諄教導我，要克敵製勝，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發動群眾，二是要有武器。敵人之所以敢於發動侵華版爭，主要是憑著他們有精良的武器裝備，企圖用武力來征服中國。我們共產黨人從來認為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卻是戰爭勝負的重要條件，如果我們每個為正義而戰的抗日戰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較小的損失，較短的時間，取得最後勝利。

武器從哪裏來？靠國民黨政府發給，當時希望渺小。靠繳獲敵人的，代價太大，住住為奪取一支槍要付出重大犧牲。最好的辦法是自己製造。首長們再三叮嚀，殷切囑托我一定要抓緊把軍工生產摘起來。我雖然在國外學習過一些工業技術知識，又在閩浙贛根據地的洋源兵工廠擔任過一段領導工作，但總的來說，對軍工生產並不懂行。作為一名革命的學生，我抱著學著做、做著學、邊做邊學的態度，和同誌們一起從戰爭的實際需要出發，結合根據他的物質條件，為改善我軍的技術裝備，全力以赴。


從修理、製造槍械起步

我到軍工部以前，先來的同誌們遵照首長的指示，已集中各部隊的隨軍修械所，在黎城縣水窯山建立了兵工一所（所即工廠，下同），在平順縣西安裏村建立了兵工二所，在遼縣高峪村建立了兵工三所，這三個所主要是修理槍械，生產步槍。還接收了武鄉縣工會辦的（左革右卑）山工廠，改建為柳溝鐵廠，生產手榴彈。總部首長對這幾個兵工廠視若“掌上明珠”，在籌建水窯兵工廠時，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左權副參謀長親自勘察地形，確定廠址，調兵遣將，解決疑難，工廠落成後．又派總部特務團擔任警戒。總部首長的足跡走遍了各個工廠所在的村落。朱總司令對工人談笑風生的講話，與職工同吃一鍋飯的簡樸作風，給做出突出貢獻的工友的題詞在職工中廣為流傳。當時兵工廠的設備很少，多數生產工序是手工作業。從豫西來的手工造槍工匠技藝較高，憑虎鉗、銼刀等簡陋的工具就可以造出槍來，1939年陽城豫晉遊擊支隊修械所韓忠武等人用手工摳出幾支手提式衝鋒槍。朱總司令看了十分讚賞，親切地接見了他們，還派人送來大米、臘肉以表慰問。可是用手工造的槍，尺寸不規則，許多零件不能互換，各廠造的槍型號、規格不盡相同，性能各異，產量少，質量差，成本高，常常在戰鬥中發生故障，甚至傷害自己。怎摔把各種規格的槍支統一起來，實現步槍製式化，這足當時必須解決的一件大事。在解決這個問題上，劉伯承同誌曾給我很大的啟示。那是二十年代在蘇聯東方大學學習時，有一次他向我講述有一些國家單純追求步槍的射程，把槍管搞得很長，很笨重，結果是射程越遠，命中率越低。劉伯承同誌認為：步槍是一種近戰武器，隻要能在二百米以內射擊準確，越輕越靈巧越好。我們本著這個戰術技術要求，又根據山地遊擊戰爭的特點，提出了新的步槍設計方案，鹵水窯一所副所長劉貴福組織設計試造。劉貴福原是太原兵工廠的技術工人，1938年投身革命，曾在延安茶坊兵工廠參加過無名式步槍的設計與製造，是一位造槍能手，1939年冬調到太行。1940年8月1日，我們終於造出了第一支自己設計的新步槍。這種槍吸取了“捷克式”、“三八式”、“無名式”以及“漢陽造”等步槍的優點，它的長度比一般步槍略短，比馬槍稍長，取名為“八一式”步馬槍。槍的刺刀緊緊連在槍筒口部，平時折伏在槍杆七不會丟掉，肉搏時能迅速脫鉤彈出展開。全槍重3．36公斤，口徑7．9毫米，射擊準確，刺刀鋒利，槍體輕巧、堅固．外形美觀。我們背著新槍到總部匯報，彭副總司令、左副參謀長見後十分高興，拿著槍邊看，邊作刺殺動作。特別是在場的徐向前同誌背上槍不肯放下，笑著說：我當兵能背這種槍，不吃飯也高興！彭副總司令當即責成軍工部迅速組織批量生產。

我們按照工業化生產的要求，將此槍的圖紙、生產工藝分發到各造槍廠，統—生產八一式步馬槍，從此太行區實現了步槍製式化。在組織生產過程中曾遇到許多困難，其中包括原材料和設備問題，但這不是主要方麵，因為我們在設計樣槍時，早已考慮到這些條件。最大的困難在於工人的技術素質懸殊太大，我們的工人來自四麵八方，從城市大工廠來的產業工人為數不多，大部分是從農村招收的鐵匠、銀匠、銅匠、木匠、錫匠等遊動手工工人和農民，要把這些匠人從手工作坊式的單件生產方式轉變為工業化的批量生產方式，他們很不習慣，有的甚至反對，我們經過政治動員，教育工人認識工業化生產的重要性，並要求大家嚴守工藝紀律，嚴格執行生產過程中的檢驗製度。同時，組織工人學文化．從識字升始，遠步學會看圖，英製公製換算，使用量具，公差配合，機床操作，掌握了各種基礎技術知識。經大家的刻苦努力，終於把一大批來自鄉間的匠人和青年農民，逐步培養成太行山上的第一代產業廠人。之後，大家都能自覺技工藝要求進行生產，每支槍的零件都經過樣板檢驗，從而保證了槍的質量，產量也不斷提高。1940年我們共生產步槍3300多文，部隊戰土拿到這種槍後笑逐顏開，使用效果比“三八式”好，很受部隊的歡迎。1946年解放太原時，彭副總司令拿著繳獲的閻錫山兵工廠製造的步槍說：這不如我們水窯的槍好。如果那時我們造槍用的不是道軌鋼，質量會更好。

在解決步槍製式化的同時，軍工部還在太行山上興辦了槍彈廠。開始由於我們沒有冶煉黃銅的設備，不能自製槍彈殼，隻得從部隊回收舊彈殼製造複裝槍彈，月產約四五萬發。1944年冬，我們采用電解技術，製錢（園形方孔銅錢）和銀元為原料，冶煉出了三七黃銅，從此，開創了全新槍彈的製造曆史。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們共生產槍彈790多萬發．基本保證了我軍作戰的需要。

1940年秋的一天，彭副總司令找我，講到我軍在阻擊敵人發起的近距離衝鋒時，常常遭到日軍五O小炮的轟擊，壓得我們的戰士抬不起頭來，甚至造成很大傷亡，難以發揮我軍的近戰優勢。他問我有什麽好辦法能壓製敵人的火力。我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嘛，也製這種小炮！隨後，組織技術人員對日製擲彈筒進行解剖、測繪和試造。9月，彭副總司令親自參加軍工部生產會議，要求日夜奮戰．抓緊試造。按照彭副總司令的指示，軍工部組織水窯一所、高峪三所、柳溝鐵廠三個單位的技術人員，於10月開始了五O炮和炮彈的研製。

五O小炮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明的一種單兵小型火炮，體積小，攜帶方便，結構簡單，使用靈活，適於山地作戰。在太行山上製造它必須解決兩個難題，一是鋼材，二是加工條件，特別是炮筒和炮彈殼的加工。我們依靠民眾的力量和智慧，奇跡般地解決了這兩個難題。沒有鋼材，把民兵組織起來，拆毀鐵路道軌，把敵人的鐵路交通線，變成了我們軍事工業的“鋼鐵廠”。—門五O炮的炮筒，用一米長的道軌麵，經過加熱，在高溫情況下反複鍛打，鍛成400毫米長的園柱體，然後在機床上加工成形。沒有加工炮筒來複線的設備，技術人員改炮筒為滑膛結構，增加炮筒長度，保證射擊距離及精度，並改日製平頭炮彈為曲線炮彈。幾經改進之後，到1941年初，水窯一所、高峪三所分別試製成功兩門五O小炮．隨後投入生產，經實戰驗證，我們製造的五O小炮，比日軍的更適用。


突破白口生鐵韌化處理技術

有了五O小炮，還必須有大量的炮彈。解決炮彈的生產問題比製造五O小炮更困難。炮彈的原料主要是鋼或灰口生鐵，而且需用量很大，用道軌鋼滿足不了需要，根據地又沒有灰口生鐵怎麽辦？唯一的途徑，是設法利用當地盛產的白口生鐵。大行山區有煤和鐵礦資源，當地群眾有傳統的土法煉鐵技術，武鄉縣柳構村，在抗戰前就用方爐生產白口生鐵，鑄成鐵鍋、鐵壺、犁鏵，供農民生產和生活之需。白口生鐵含碳量高、質硬而脆．不能切削加工，用它鑄造成形的地雷、手榴彈殼是很好的原料。但炮彈鑄造成型後，要車彈口、彈帶和尾部，要求表麵車光，尺寸精確，兩端還要挑出螺紋絲扣．以便安裝引信和尾翅。如何把白口生鐵鑄成的炮彈殼變成可進行切削加工的半成品呢？這是解決炮彈生產中必須首先突破的技術難關。我們在武鄉縣柳溝鐵廠成立了試驗小組，派了曾留學德國的冶金專家陸達同工人合作，把美國式的黑心韌化處理工藝，同太行山的煙火技術結合起米，發明了火焰反射加熱爐，經過這種加熱爐燜火處理的炮彈殼表麵的碳被析出，形成碳素鐵，即可進行車削加工。白口生鐵燜火技術試驗成功後，從1941年4月在太行山上開創了大量自製炮彈的曆史，這是根據地軍工生產上的一件大事．也是冶煉工藝的一次飛躍。

從1941年5月起，軍工部成批生產出的五O小炮和炮彈，源源運往前線裝備部隊，使我軍在戰場上有了能與日寇相抗衡的火力。經常打得敵人措手不及，使敵人震驚，以為八路軍在太行山建立了現代兵工廠，有了先進的設備和外國專家，因而千方百計地搜索兵工廠，妄圖加以摧毀。L941年門月，敵集中5000餘名精銳部隊，奔襲水窯一所。水窯一所是軍工部各廠中規模最大的一個兵工廠，位於山西黎城．遼縣(今左權)、武鄉縣交界的山穀之中，處根據地腹地。廠北的山崖斷壁上有一山洞，叫黃崖洞，故亦稱黃崖洞兵工廠。有職工近700人，切削機床20多部，並有蒸汽機和發電機作動力。晚間電燈照明，廠區周圍機聲隆隆，運輸隊伍川流不息，一片繁榮景象，當時被譽為“太行山上的小天津。”當敵人入侵時，我特務團與敵人展開了抗日戰爭史上著名的黃崖洞保衛戰。征這一戰鬥中，我軍殲敵幹餘，工廠—安全轉移未遭到嚴重損失。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用這種方法生產了20多萬發五O小炮彈及其它炮彈。後來進一步改進了工藝。增加了檢測手段，提高了炮彈的質量和產量。解放戰爭中在太行山上建立起來的這批兵工廠為華北．華東戰場的決戰．提供了425萬多發炮彈。大大地增強了我軍的攻擊火力，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多次戰役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從黑色火藥到黃色炸藥

火炸藥是軍工生產的基礎，從一定意義上講，它的發展標誌著軍事工業技術的水平。黑色火藥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在民間，與爆竹手工業相結合製造技術較為普及。太行山區地瘠民貧，文化落後，在這裏辦兵工廠，所需火藥和炸藥，隻能從製造黑色火藥開始，用不同配比形狀的黑色火藥，既當發射藥，又當炸藥。因而彈丸殺傷力很低，有的手榴彈甚至隻炸成兩半或幾片。1940年百團大戰後，國民黨政府全都停止了對我軍彈藥的供給。彭副總司令指示軍工部盡快製造無煙火藥，首先把槍彈發射藥搞出來，做到複裝槍彈火藥自給。槍彈發射藥是無煙火藥的一種，我對製造無煙火藥是外行，經查閱職工檔案，發現軍工部有幾名懂得無煙火藥製造的同誌，其中有在高等技術學校化學係畢業的王錫嘏，有曾在太原、重慶火藥廠工作多年的王化南、白英等人。通過向他們學習，共同研究，確定從試製硫酸入手。

硫酸是火藥的重要原料，稱之為“火藥之母”，其製造工藝一般有兩種：一種是接觸法，它的裝置複雜而又需要細白金粉做觸媒，一種是鉛室法，工藝比較簡單，但需要大量的鉛板建造鉛室，太行山區既無白金，也無鉛板，這兩種方法都無法采用。我們的技術人員依據鉛室法製造原理，就地取材。探索新的製造工藝裝備，在晉察冀根據地火工製造技術的啟發下，采用老百姓盛水或儲糧用的陶瓷缸和陶管（陶瓷具有良好的耐酸腐蝕性能）。把同樣大小的缸兩個一組口對口的壘成塔形代替鉛室製作硫酸。1941年11月，獲得成功。最初，製酸的整個過程都在露天進行，很遠就看見蒸餾塔霧氣騰騰，其昧刺鼻，當時勞動條件很差，工人的牙齒被腐蝕，衣眼被燒壞，有時不得不赤身進行工作。但是，為了支援前線，工友們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忍受痛苦，堅持晝夜生產，有的甚至獻出年青的生命。在製造出硫酸的基礎上，1942年9月．我們的化工廠在幾間廢棄的破房裏，以棉花和硫酸為原料，用大鐵鍋脫脂，陶瓷缸硝化，石磨碾棉粉，以土炕當烘幹機。麵杖當輾輥，剪刀代替切片機等土辦法，首批製造出了硝化棉發射藥。在晉察冀軍區工業部派人協助下，於1944年冬，自己設計製造出了生產無煙火藥的成套設備，並在太行山上興建了有500多人的化學廠，開始了發射藥和炮彈炸藥的大批量生產。194R年初，又根據張方同誌的建議，開始了烈性炸藥的研製。一方麵在涉縣趙色鎮白洲寺的列華肥皂廠用大麻油和石灰水製作鈣皂。從生產鈣皂的過程中提取副產品——甘油，再把甘油滴入混酸（硫酸與硝酸的混合物）中硝化，生產出硝化甘油。

硝化甘油是—種液態烈性炸藥．靈敏度很高，生產它需要嚴密的安全措施。當時我們沒有任何安全防護。每天在氣溫較低的拂曉，工友們蹲在山泉小溪邊，端著盛有3．5公斤混酸的瓷盆，將半公斤甘油慢慢滴入盆內，借流水從盆底通過，使盆內硝化溫度保持在攝氏16度至20度之間。若發現盆內冒煙，即是爆炸的前兆，立即將盆沉入水底。我們的兵工戰士，就是在這樣簡陋危險的生產條件下．以頑強的革命意誌和—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克服了技術和設備上的困難，成功地創造了製造硝化甘油的 “盆式硝化法”。硝化甘油的問世，為根據地生產烈性炸藥奠定了基礎，從而結束了總部軍事工業隻能生產低級火炸藥的曆史。到1948年，太行山上已有三個化學廠，職工2000多人，年產發射藥136噸，各種炸藥2511噸，並能生產酒精、煤油、肥皂等民用產品。


開展地雷爆破運動

地雷，是抗日戰爭中根據地軍民用以阻擊殺傷敵人的重要武器。開始由軍工部柳溝鐵廠製造。隨著抗日遊擊戰爭規模的擴大，一個工廠的產量遠遠不能滿足戰爭的需要。根據中央軍委關於“炸彈生產要力求充足”和要“普遍設立炸彈製造廠”的指示精神，我參照土地革命時期，在閩浙贛地區由地方政府設立地雷部和組織地雷生產的經驗，向彭副總司令提出了一個發展軍工生產的建議。它的基本內容是軍工部集中力量生產槍支、槍彈、五O小炮、炮彈和火藥，重點供應主力部隊；軍分區組織製造手榴彈，每個軍分區成立一個手榴彈廠，於部和技術骨幹由軍工部選派；地方政府以縣為單位，組織地雷生產，軍工部負責技術指導，培訓骨幹井供應雷管，在全區普及地雷製造技術，發動民眾開展爆破運動。彭副總司令高興地采納了這個建議，並親自進行動員，在全太行山區開展爆破運動。

為了推動爆破運動的開展，1941年3月，軍工部在武鄉縣溫莊村和黎城縣東崖底村等地開辦了地雷訓練斑，分期分批培訓武委會主任和部分民兵隊長，由我和軍工部的幾位技術幹部傳授地雷製造和爆破知識。我們編寫了《地雷製造使用法》、各種地雷觸發裝置法》等小冊子印發給大家。1941年夏秋我們遵照朱德、彭德懷兩位首長發出的關於“大量製造地雷的訓令”，依靠這些骨幹，又在各地層層辦訓練班，很快在根據地掀起了一個村村會造地雷，戶戶有地雷的群眾性的爆破運動。當時，根據地的成年人幾乎人人都學會了造雷的技術，湧現出數以千計的造雷英雄。平順縣西溝村勞動英雄李顧達所在的互助組，在反“掃蕩”鬥爭中“白天搞生產，月下打地雷”。晉東南民兵李海元、王彥才發明了造雷機，每天可造石雷三十多顆。

在群眾性的爆破運動中，根據地人民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從當地的實際條件出發，創造了品種繁多的地雷。在各種地雷中，以石雷的產量最大，用途最普遍。太行山有的是石頭，取之不盡，製造容易，而且偽裝性好，殺傷力也強，當時，群眾把造石雷的方法編成歌謠：“一塊青石蛋，當中鑽個眼，裝上四兩藥，安上爆發管，黃土封好口，線子在外邊，事先準備好，到處都能安，鬼子來“掃蕩”，石雷到處響，炸死大洋馬，留下機關槍，保衛老百姓，保衛公私糧，石雷真頂事，大家趕快裝。”

在地雷的埋設偽裝上，各地民兵動腦筋．創造了許多巧妙的埋雷方法，大擺地雷陣“遍地設雷，到處開花”，使敵人“來不讓來，走不讓走”，如在敵人行軍路上把埋地雷的地方印上車輪痕跡．表示行車已過沒有危險，在無雷的地段卻故意挖出新土，有時還插上紅旗，旗上寫著“小心地雷”，在狹窄的山路上用白灰劃上許許多多的圓圈，並注明“腳下留神”，這些圓圈有的有雷，有的沒有雷。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搞得敵人膽戰心驚，不敢貿然前進。有一次，日軍150餘人，在陽城縣 “掃蕩”中，臨近紫江村時，先頭部隊踏響地雷，後麵士兵慌亂奔跑．連連被炸倒，當場喪命19人。敵指揮官今工兵開路，見可疑的石頭就劃圈，一路上石頭遍地，數不清，劃不完，隊伍象蝸牛似的爬行，仍然兩次踏雷，死傷30多人。在開展反“掃蕩”鬥爭中，幾乎村村戶戶都造看家雷，埋設在門前屋後、炕頭、灶口、柴堰、井台、鍋底等地方，使敵人不敢進屋，不敢亂翻，有效地保衛了村莊和家院。以他雷為主體的爆破運動，後來由護村看家，逐步發展到主動出擊，圍困敵人的碉堡、據點，迫使敵人困守在碉堡內，不敢輕易外出。


寓軍工於民眾之中

戰爭年代，根據地人民對軍工生產給了極大的支持和關懷，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在敵人瘋狂“掃蕩”的日子裏，我們遵照彭副總司令的指示，將工廠“化整為零”分散轉移到隱蔽的山村。這一時期的工廠，多數沒有專門廠房，而是利用民間房舍或廟宇進行生產，職工住宿借居在農民家裏。凡是兵工廠所在村莊，幾乎家家戶戶都是軍工戰士的好房東。在生活上，鄉親們把熱炕讓給職工睡．把新糧先給職工吃；在生產上，獻銅、獻鐵、獻火硝，工廠需要什麽，他們就千方百計支援，農會成了兵工廠的供給部；運輸有困難，農民包，不論天寒地凍，路途艱險，長年累月趕著毛驢爬山越嶺，把一筐筐原料和材料馱進工廠，將一批批軍火送給部隊，成為太行山上的鋼鐵運輸隊；勞動力缺乏，農民頂，他們主動進廠搖大輪，甩重錘，擔當各種臨時工作，隨叫隨到，不講條件，不計報酬，成為不穿製服的兵工工人；敵人竄擾，農民護，青年民兵站崗放哨保衛工廠，老年人千方百計掩護職工，不少兵工工人與他們結下了生死之交。許多農民為保衛兵工廠，家被燒，人受傷。甚至獻出了生命。1941年冬日寇偷襲水窯一所時，住在工廠附近的彭清禮一家被敵人抓去，嚴刑拷打，追問兵工廠的機器埋在什麽地方。彭清禮—家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知道”。窮凶極惡的侵略者槍殺了他的兩個兒子及媳婦和孫子。彭清禮老倆口被日本侵略者喪心病狂地捅下懸崖。彭清禮老人雖被救幸存下來，但全家作出了很大的犧牲。彭清禮一家舍命護工廠的事跡，深深地埋藏在兵工戰士的心中，民眾愛工廠，工廠也處處關心群眾利益。不管情況如何艱難，始終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拉貨發運費，獻物按價付款，出工計報酬，決不亂要差亂支派，使出力的農民得到合理的經濟利益。每到農忙時節，工廠便組織職工幫助搶種搶收，工農同舟共濟，患難與共，這是太行軍事工業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根本保證。


有一支過得硬的職工隊伍

太行軍事工業在短短的幾年裏，從製造原始兵器起家，發展到能生產各種輕兵器和小型火炮、彈藥的程度，成為我軍的一個重要的軍工生產基地，最主要的是黨中央、總部首長的關懷與指導。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左權，楊立三副參謀長對總部軍工建設有過許多員要指示。特別是彭副總司令，經常找我們了解情況，到工廠視察，及時解決問題。1940年4月，軍工部各工廠的建設已初具規模，彭副總司令來到軍工部機關和水窯一所檢查工作，當看到工廠管理沿用了部隊的一套作法，便指出：工廠不是部隊，工人不是戰土，要按管理工業的辦法管理軍工生產。當我們遵照彭副總司令的指示經過調查研究，在工廠建立起勞動、工資等管理製度，並建立了工會後，1941年8月，他又派左權副參謀長到各廠檢查生產情況。左權同誌發現了工廠非生產人員多，組織機構不合理，材料運輸有浪費等問題，把我和軍工部的政委孫開楚叫去，指示我們立即進行整理。軍工部當即組成整理工作團，由我和工程處長漢濤分別帶隊下廠幫助整理。以後，軍工部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計劃、生產、記工、工資、材料、經費等一整套管理製度，並精減了機構和人員，從而更好地促進了軍工生產的發展。

1942年至1943年，是根據地最困難的時期，敵人的頻繁掃蕩，加之連年旱災，各種物資奇缺，軍工生產原料不足，生產難以維持。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書記鄧小平，在麻田召集太行區各縣縣長會議，專門研究地方支援軍工材料問題。要我在會上介紹軍工生產及原料困難的情況。他動員說：今天來的都是縣長，是人民的父母官，處處要為人民打算，一切為了戰爭，一切為了前線。要組織人民熬硝，把銅元、錫壺、廢鐵等都動員出來送到各工廠，多造武器，保證戰爭的勝利。會後於 1943年12月20日發布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子弟兵太行軍區聯合命令》，命令中規定了各縣向軍工部送交火硝、銅元、生鐵等軍工物資的數量、時間和地點。軍丁部依靠民眾的支持，渡過了最困難的時期。

當時工廠的生產條件是很簡陋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全體職工在抗口救國的旗幟下團結奮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培育了老—輩兵工工人的革命傳統。我們的技術幹部和技術工人許多來自大小城市，他們為抗擊日寇，拋棄了優厚的待遇和比較安定的生獲投身革命，來根據地吃雜糧、鹹菜，穿的是補丁套補丁的租布衣服，住草棚、土炕，以苦為樂，以救國為榮。如陸達同誌，他留學德國，抗日戰爭爆發後，轉道新加坡、香港回國，1939年7月從延安調總部軍工部；又如郭棟才同誌，他畢業於日本東京大學，1936年回國後，就教於天津河北工學院，盧溝橋事變後毅然棄教從戎，1939年7月調入總部軍工部從事技術工作。

火藥技師教逢春，原為民間爆竹匠，他家祖祖輩輩以做鞭炮、焰火為生，從小學會了一套製造黑火藥的技術。1938年全家七口參加了我軍修械所，後調入軍工部從事火藥研製的技術工作，在缺少安全防護的情況下，他的妻子和兩位叔叔先後在爆炸事故中犧牲，他唯一的兒子因撥弄廢炮彈被炸死，他自己在試驗中也曾多次受傷。但為了探索火工品生產的規律，他毫不退縮，經常目著生命危險，把從戰爭中繳獲的各種炮彈引信和雷管，一一拆卸、解剖，研究它們的結構、性能和生產方法，成為軍工部生產火工品的“外科醫生”，在試驗和生產中，凡遇到火工品方麵的問題，都要請教他，請他去“找病因”，“動手術”。由於他多次負傷，加之積勞成疾，不幸早年去世。

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難忘：1941年，第一批五O小炮試製成功，進行試射時，我想親自試試，炮手魏振樣怕出危險，硬把我推開。不料這次試射競發生膛炸，炮手右臂當場炸斷。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心裏總有一股莫名的激情，我深切地懷念抓些為軍事工業積勞成疾、因公負傷和光榮獻身的戰士。我國國防工業能有今天與烈土們的功績是分不開的，我們應當把他們未成的事業永遠繼承下去。烈士們的英名萬古流芳。

膾炙人口的《遊擊隊之歌》中有—段歌詞：“沒有吃，沒有穿，敵人給我們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這反映了抗戰初期遊擊戰的一些情況。當戰爭發展到相持階段和反攻階段時．情況就大不相同了。當時的情況是：“沒有吃．沒有穿，人民給我們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我們自己造”。我認為這是當時曆史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