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穀尚子：戰爭罪責反省態度日德之比較

水穀尚子：戰爭罪責反省態度日德之比較

2005年08月16日


據德國媒體報道，水穀小姐應邀請於東亞地區二戰結束六十周年之際撰文，她持高度謹慎的態度，反複審閱譯文。她指出，中國不少媒體對她言論的報導有歪曲的成分。

最近一段時間中國媒體頻繁地通過比較德國和日本對二戰反省的態度高調批評日本。針對中國方麵的批評，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反駁說：德國將所有的罪行都轉嫁給納粹，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反省。筆者認為這兩方麵的看法都是不全麵的。二戰後，在德國和日本都有人認真反省當年的侵略戰爭。日德兩國對二戰反省的巨大差異在於是否將“對過去的清算”與“是否將國家新舊體製分離”兩方麵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德國徹底地進行了“體製分離”。在日本卻相反。

“體製分離”即納粹德國同二戰後民主製度下的聯邦德國屬於根本不同的體製，否則承擔戰爭責任的觀點就不可能成立。此種觀點的基礎是由著名哲學家雅斯貝爾斯( Karl Jaspers)提出的罪責分類說。雅斯貝爾斯將有關戰爭的罪責分為“刑法”、“政治”、“道德”和“本體”四個層次。1985年，德國總統魏茨澤克在法西斯德國無條件投降四十周年紀念活動上發表的著名演說就是在雅斯貝爾斯的罪責分類說的基礎上架構的。依照這種學說，“道德上的罪責”和很難下定義的“本體上的罪責”應當由國民來承擔，但是追究“刑法上的罪責”僅限定適用於參與實施納粹罪行的戰爭罪人，所以不少國民能夠避免被判為法律上的“罪犯”。以這種方法使得“作為集體的責任”同“轉嫁罪責”並存。當然，如果以此批評“德國國民將罪行轉嫁給納粹從而逃避了責任”則是不恰當的。可是，將現有體製與納粹德國徹底分離仍不免會被人看作是德國求得近鄰以及國際社會承認的一種策略。

相反，由於戰後美國對日本實施的占領政策使得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問題沒能得到徹底追究。盟國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雖然知道裕仁天皇對戰爭負有基本責任，但是為了順利進行占領，他仍然保留了日本的天皇製，並維持一部分日本的政治文化傳統。從而以真正實施君主立憲製的方式，在日本曆史傳統的基礎上建立民主製度。由此，岸信介之類的戰爭支持者作為舊體製下的政客、經濟界人士得以在戰後接連重返社會。

另一方麵，美軍在二戰中對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以及在東京和其他地區進行的大規模空襲造成了眾多平民的傷亡，老人、婦女、兒童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因此戰後日本民間興起一股“再不求戰”的強烈厭戰意識。這種意識甚至得到保守派的認可，進而在日本社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廣泛支持。另外，1972年簽署的中日邦交正常化聯合聲明指出：“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中國放棄對日本的賠償要求。”此舉令廣大日本人對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心存感激，日本左翼運動和民間的和平運動更是倍受鼓舞。由此來看，與日本的民間反戰意識相反，德國的“再不發動卷入戰爭”的承諾是由德國政府做出的。簡而言之，日本的反戰是自下而上的，德國的則是自上而下的。

再有一個必須考慮到的因素是，由於冷戰日本沒能在戰後之初與中國、韓國等二戰中受害的亞洲國家進行旨在解決問題的政治對話。在美國占領時期，日本與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建交外交關係，後來雖然恢複了外交，但是權威主義製度下的中國，由於與蘇聯對立，渴望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因此長年沒有表明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的態度。中國方麵有關日本戰爭反省態度的批評也是隨著冷戰結束蘇東結構崩潰而逐漸明顯增加的。

在日本，有不少民間人士通過不懈的努力挖掘出戰爭中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記錄。在經曆過言論自由受到束縛的戰爭時代的人群中有人因為昭和天皇這個“障礙”而對於講述戰爭時期的經曆心存恐懼，選擇了保持沉默。但是還是會有一些經曆過慘境的老兵，或者是因為良心上受到的譴責、或者是因為再也不想讓後輩經受戰爭、或者是寄希望於通過講述自己的經曆來卸下心理的重擔，訥訥作證。尤其是當年的一些低級兵士現在平靜地告發了軍部和自己的非人道行為。日本的學者、社會活動家、新聞工作者跟戰爭加害者握著手流著眼淚搜集曆史的證據。講述者和記錄者雙方都抱有“再不求戰”向往絕對和平的願望。故此，日本民間人士逐漸揭露了像731部隊全貌這樣的日本在戰爭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事實。但是中國媒體隻剪下這種“結果”的表層部分，目的在於譴責日本而“使用”。

打破僵局是不容易的，但當前能夠做到的事情就是希望在中日之間達成一種共識。中日之間雖然尚未進行德國與鄰國之間就戰爭問題進行的政治性對話，但是日本國內並不是對曆史毫無反省。具體地說，中國人應該最終了解到，戰後的日本以民間為主在認真不斷地開展和平主義活動。

作者簡介：

水穀尚子，1966年出生。現任日本中央大學非常任講師，重點研究中國近現代史，中日關係史。曾參與編纂《在中國進行反戰活動的日本人》一書，並在《季刊戰爭責任研究》等雜誌發表諸如《1644部隊的組織活動》等大量關於中日戰爭研究方麵的學術文章。

水穀尚子曾在北京、台灣等地長時間讀書。她的發言引起了很大反響，使她一時在中國成了名人。出於誤解，不少中國觀眾責罵她，憤怒的群眾甚至一度包圍了她在中國人民大學居住的宿舍樓。不僅中國的新華社等主要媒體大量報導她的言論和有關爭論，日本產經新聞等重要媒體也參與了討論。中國的媒體說，在日本媒體看來，水穀是日本的代表，而東史郎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