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為什麽炮轟李敖
2005年07月18日
6月13日,在鳳凰衛視中文台《世紀大講堂》與上海教育電視台《世紀講壇》聯合召開的欄目合作暨節目研討會上,自由派知名學者朱學勤、葛劍雄猛烈炮轟鳳凰衛視中文台《李敖有話說》節目主持人李敖,以及鳳凰衛視資訊台總編輯、首席時事評論員阮次山,稱兩人是“鳳凰衛視的汙點”!
按照朱學勤的說法:“阮次山是個口碑極差的人,文風、言風實在不像是開放社會的專家該有的表現;李敖,他有的話實在有失水準,引起許多輿論反應,是個話題人物,官司不斷”;葛劍雄也附和:“有的節目應該見好就收,以免得不償失。像李敖這種‘就要錢,誰給錢就幹,自我感覺極好的人’是做不出好節目的,有些人對他不適當的吹捧,使得他越來越不像話!”
學術批評、社會批評都正常,也是社會保持良性運轉之必須。但是,能讓自稱講究“文風、言風”、自我標榜開放、寬容的自由主義頭麵人物不顧文風、言風,不講開放、寬容,聯手起來猛烈炮轟,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件事顯得頗不尋常。
是什麽讓朱、葛二人如此大動肝火呢?鳳凰衛視並非隻有李、阮二位評論員,朱學勤自己也經常受邀發言。讓李、阮二人顯得與眾不同的,是他們發言中鮮明的中國利益立場。李敖在兩岸關係上堅決維護“一個中國”,阮次山在國際問題上極力張揚中國利益,就是這種態度與立場,令自由派的大佬們很不爽,稱他們“不像是開放社會的專家”。
朱學勤口中的“開放社會”,就是消解了國家、民族立場,一切服從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的言論社會。在國內問題上,朱學勤通過梳理英美與法俄兩條不同的變革路徑,提出了“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拱卒”的溫和主張,令人敬佩;但在國際問題上,朱學勤一直致力於以普世價值消解對國家、民族利益的認同,自覺與所謂普世價值的俗世樣板美國保持高度一致。最近他更撰文提出,聯合國改革的目標應該是孤立“獨裁國家”,其中當然包括中國。一個學者,竟然呼籲國際社會孤立自己正處於經濟高速發展期的祖國,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開放社會的專家該有的表現”吧?
作為知識精英、知名學者,朱學勤們可以如此灑脫,但是中國的大多數普通老百姓做不到這一點。中國的老百姓不但從其出生起就開始形成對這片國土的認同,而且他們也從自己的切身處境中體驗到了國家利益與個人得失的息息相關,在某種意義上國家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共有著這種認同的中國老百姓也需要有人代言他們的聲音,於是李敖、阮次山受到追捧;也因此,李、阮成為朱學勤等“開放社會的專家”們的眼中釘,在這個圈子內“口碑極差”。
站在中國利益立場上的知識分子絕非僅隻李敖、阮次山二人,但李、阮二人依托鳳凰衛視這個平台,在海內外製造出巨大的媒體效應,在海外由自由派主導的輿論下成為不諧之音,並且被輸送回國內,這才是朱、葛聯手,急欲除之而後快的原因。實際上,不但李、阮被朱、葛指為“鳳凰衛視的汙點”,同時為不同聲音提供平台的鳳凰衛視,僅僅因為它不排斥反而堅持伸張中國利益的聲音,在自由派所主導的海外媒體中也成為異類,被許多“開放社會的專家”視為媒體的“汙點”。
所謂“汙點”,其實不過是異己的不諧之音而已。自冷戰終結後,自由主義價值開始成為普世潮流,浩浩蕩蕩、勢不可擋;朱學勤等自由派代表人物也一躍而執學界牛耳,受盡學界民間“不適當的吹捧”,成為這種觀念一統天下的既得利益者。但是,隨著冷戰後單極世界的殘酷性猙獰漸露,自由主義的普世理想開始受到質疑;尤其是隨著中國國際環境的日益嚴峻,學界民間開始出現不同聲音。無論是從觀念還是利益來說,這種不諧之音都為自由派的頭麵人物深惡痛絕。如果上升到戰略高度來看朱學勤們的此次炮轟,他們或許是希望籍此拔除李敖、阮次山這一“鳳凰衛視的汙點”,進而改造鳳凰衛視這一媒體的“汙點”,還海外輿論一個“清靜”,進而使消解國家利益認同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能夠重新一統天下。
在此次炮轟中,人們看不到一星半點自由主義自我標榜的對待不同意見的寬容,有的隻是奉勸“應該見好就收,以免得不償失”的急欲除之而後快。這並不令人意外,寬容往往隻是弱勢者的需要,不管什麽主義,當它居於主流、成為需要保守的既得利益後,就會表現出專橫霸道,這就是自我標榜寬容的自由派在當下往往會上演黨同伐異、排斥異己鬧劇的原因。去年經濟學界對溫鐵軍、郎鹹平如此,而今政治學界對李敖、阮次山又如此;去年是《中國改革》,而今是鳳凰衛視--這些“開放社會的專家”們,不把寥寥幾個有影響力的眼中釘清理幹淨,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我不知道葛劍雄所謂“像李敖這種‘就要錢,誰給錢就幹,自我感覺極好的人’”究何所指?難道陳水扁給錢宣傳台獨李敖也會幹嗎?李敖是個觀點傾向極其鮮明的人,他不可能為錢出賣自己的立場。我相信,有些事出價再高他也不會幹,有些事賠本他也會願意幹;如果所謂“開放社會的專家”的“口碑”隻能由朱學勤們來定義、派發,我相信李敖、阮次山會對這一頭銜及“口碑”棄之若蔽。
因此,對葛劍雄上述評語的唯一解釋就是口不擇言--不擇手段欲將對手搞臭,已經顧不得發言“實在有失水準”了。所謂“錢”即利益,李敖、阮次山當然要利益,但沒有證據顯示他們會犧牲立場換取利益。反之,大言不慚以“逐利”相責的朱學勤、葛劍雄們,難道自己已經清高至不要利益,可以不食人間煙火了嗎?從他們的所言所行看,被他們清高放棄的,從來就隻是國家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他們個人的利益。
亨廷頓在其新書《我們是誰》中指出:美國的精英階層由於其利益已經全球化,因此刻意淡化對於民族、國家的認同感,這構成挑戰美國國家特性的一大威脅。同樣,由於困惑於自由派知識分子已經“形成某種特定的利益群體”,他們對民族、國家采取虛無主義立場,主張民族和國家應該無條件為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讓路,中國國內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已經開始“從自由派後退”。在《我為什麽從自由派後退了》一文中,李方開始探尋“鼓吹全球化、消解民族和國家的界線”背後的“自身利益所在”。
實際上,自由派利益化問題遠比李方文中所言更為普遍。利益無所不在,當某種觀念已經成為必須保守的目標時,利益就浮出水麵;對利益的追逐必然加固對觀念的偏執,必然表現為黨同伐異和排斥異己。觀念的偏執往往不僅僅是因為被主義所灌輸、所洗腦,更是因為利益。自由派知識分子尤其是其頭麵人物大都親美反共,這並非偶然,這既是其觀念之所向,更是其利益之所在--在執政者已經明確拒絕西方政治模式後,作為體製外的知識精英,顛覆體製是自由派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言必稱美國,是其保守既得利益之必須。
幸運的是,時代已經不同了。冷戰後不到十年,自由主義一統江山的局麵已經瓦解,中國思想界現在呈現為自由主義、新左派、保守主義的三江分流。自由主義雖然仍然是學界主流,但已經不再能夠壟斷學界民間的“口碑”。在自由派的圈子內,李敖、阮次山可能“口碑極差”;但在自由主義以外的學界及廣大民間,他們的口碑好得很,因為他們代言了中國人自己的利益。反之,朱學勤們在自由主義以外的學界及廣大民間卻“口碑”越來越差,他們被稱為“哈美派”--一切言論皆以美國的主流意識作歸依。炮轟事件在網上公布後,朱、葛二人馬上遭到網民萬炮齊轟,“引起許多輿論反應”、成為“話題人物”,這就是明證。
世事無常,但學界民間的輿論變化如此之快,恐怕為朱學勤們所始料未及,他們已經習慣了由自己獨斷乾坤,習慣了全社會都賓服於自由主義的聖經。正象某位網民評論的:他們“聽不得不同意見,不管有無道理。他們已經被慣出了話語霸權的惡習。他們口口聲聲講寬容,但是最不寬容不同意見。如果李敖和阮次山講的是與他們的同一觀點,他們一定不會如此霸道”。
根據思維慣性,大多數自由派知識分子未必能從此次炮轟事件中吸取教訓,明白什麽是真正的民心所向;反之,他們慣於將網民的批評視為官方灌輸誤導的結果。果如此,自由派在中國的進一步衰弱將不可避免。
來源: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作者:冼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