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台灣海峽軍事鬥爭決策研究

三次台灣海峽軍事鬥爭決策研究


1950 年代及1990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曾經三次在台灣海峽地區采取軍事行動，這些行動從本質上講都是中國政府不斷追求國家最終統一過程中的特殊階段和特殊方式。不同時期發生的三次軍事鬥爭各有其具體目的和作用，而曆次決策則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特點，如決策目標的多樣性、有限性和政策調整的隨機性，由此導致了決策過程相當複雜。從更廣泛的角度看，三次台海軍事鬥爭都是在中美關係惡化或很不穩定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國的決策都含有對美國的政策做出反應的成分。


作者牛軍，法學博士，1954年生，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100871）。


本文的目的是研究1954—1955、1958、1995—1996年三次台灣海峽地區軍事鬥爭過程中中國決策的基本特點。中國學術界在研究1950年代兩次台海軍事鬥爭決策方麵取得不少成果，其共同特點是力圖比較細致地勾畫有關的決策過程，試圖揭示並詳細分析中國決策動機的複雜性。

最近出版的一些論著表明，這方麵的研究正取得重要的進展。①「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1954—1958年的中美關係》，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年；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趙學功：《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與中美關係》，《當代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3期；侯曉佳：《炮擊金門決策與曲折進程》，《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不過也必須承認，一些檔案未公開所造成的限製和由此而產生的種種問題仍然存在。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還沒有研究1995—1996年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成果問世，一個重要原因是事件發生的時間比較近，因而不可避免地缺乏必要的曆史資料。這種情況近來略有改變，如新近出版的錢其琛的《外交十記》提供了重要信息。借助與美國學術界的交流和利用美國方麵同樣相當有限的曆史資料，固然可以幫助加深對有關問題分析，②「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美國學術界近年來發表的重要成果有：Michael D.Swaine ，Chinese Decision2Making Regarding Taiwan，1979—2000.In David M.Lampton （ed.），The Making of Chinese Foreign and SecurityPolicy in the Era of Refor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RobertS.Ross ，The Stability of Deterrence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1；Robert Ross S.Ross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Deterrence，EscalationDominance ，and U.S.—China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no.2（Fall 2002）；Thomas J .Christensen，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 ‘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Security Policy.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no.4（Spring 2001）；Suisheng Zhao （ed.），Across the Taiwan Strait：Mainland China，Taiwan，and 1995—1996Crisis.New York ：Routledge ，1999.一些參與美國決策的當事人的回憶錄提供了有價值的信息，如：Robert L.Suettinger，Beyond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 .—China Relation，1989—2000，D.C.：BrookingsInstitute Press ，2003；艾什頓·卡特、威廉姆·佩裏：《預防性防禦：一項美國新安全戰略》，胡利平、楊韻琴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不過總的說來美國學者的研究能夠提供的借鑒也是相當有限的。

基於上述情況，本文將在現有公開的曆史文獻和借鑒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著重探討三次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三個基本問題。盡管這三個問題是非常基本的，但並不意味著它們不重要或已經被完全梳理和解釋清楚了。

　　第一，完成國家的最終統一是中國政府始終不渝的政治訴求，也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努力實行的過程，包括準備在某種條件下使用軍事手段，解決統一台灣問題，或使用軍事手段阻止事態向台灣與大陸分離的方向發展等等。三次軍事鬥爭都是這個持續不斷地追求統一過程中的特殊階段和特殊方式，故具有相同的本質。在這個前提之下，進一步分別探討曆次台海軍事鬥爭的具體作用和目的，對於理解中國的有關決策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三次台海軍事鬥爭都是在中美關係惡化或很不穩定的情況下發生的，中國的決策都含有對美國的政策做出反應的成分。當然，曆次軍事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對美國政策的反應，以及是哪些因素導致中國決策層認為必須並可以采取軍事行動，的確需要做更細致深入的研究。

　　第三，中國在台灣海峽采取軍事行動的曆次決策，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特點，包括決策目標的多樣性、有限性和政策調整的隨機性，正是這些特征導致了決策過程相當複雜。由於受到無法充分利用曆史檔案的限製，迄今為止中國決策過程中還有未被揭示清楚之處，故對中國決策特點的概括和探討很難說是充分的和完整的。

　　本文之所以用“軍事鬥爭決策”作為研究的核心概念，而不使用“台海危機管理”一類概念，主要是為了表明中國決策的本質與美國決策是有明顯區別的。對中國決策者來說，軍事行動不過是解決各種複雜問題的多種手段之一，甚至是為了防止危機的發生，1995—1996年的軍事演習就是預防性軍事威懾的典型。顯然，中國在台灣海峽采取軍事行動並不必定就是美國決策理論定義的“國際危機管理”。當然，強調中國決策與美國決策的區別，並不意味著有關國際危機管理的理論對中國的台海軍事鬥爭決策完全沒有解釋力。實際上中國在台海軍事鬥爭決策中，通常包括兩方麵的內容，即在謀劃軍事行動的過程中，力求預先設計出有效預防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的主要措施；在兩岸軍事衝突過程中美國軍事力量開始介入後，力求控製中美之間的危機，避免其升級為中美軍事衝突。這些內容從本質上說無疑是國際危機管理，的確需要進行專門的研究。這裏要強調的是，國際危機管理不是台海軍事鬥爭的全部內容，台海軍事鬥爭決策中包含著國際危機管理的內容，是決策的組成部分，是大陸與台灣軍事衝突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有其特殊性。簡單地套用美國有關研究中的概念，有可能誤導中國學術界的有關研究。


　　一、軍事鬥爭在統一台灣戰略中的作用

　　定義中國在三次台灣海峽軍事鬥爭中的決策的性質，首先必須確定軍事鬥爭在中國完成國家統一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完成國家的最終統一既是中國政府始終不渝的政治訴求，也是一個持續的實踐過程。這是理解台海軍事鬥爭的基本背景。軍事鬥爭———包括炮擊金門、攻占沿海島嶼、各種規模的軍事演習等，都是完成國家統一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國際危機管理的方式。

　　進一步說，中國曆次軍事鬥爭從一開始就包含著防範國際危機發生的意圖和措施，即盡可能地避免台海兩岸的矛盾甚至軍事鬥爭，最終導致國際間的軍事衝突。

　　1949年春取得渡江戰役勝利以後，攻占台灣，完成國家統一，逐步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以下簡稱解放軍）的作戰重點之一。特別是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解放台灣被確定為需要較早完成的戰略任務。①「周恩來：《當前財經形勢和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係》，1949年12月22、2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73頁；毛澤東：《關於同意粟裕調四個師演習海戰等問題給劉少奇的電報》，195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257頁。」根據中共中央這一時期的設想，解放台灣包括三個內容：其一是建立現代化的海軍和空軍，奪取台灣海峽的製海權和製空權；其二是逐步解放浙江和福建等省尚被國民黨軍隊控製的沿海島嶼，保障大陸沿海港口和航線的安全，並建立攻占台灣的軍事基地；其三是在1950—1951年發動跨海峽作戰，完成國家統一。這三個內容原計劃應在50年代初畢其功於一役，但由於朝鮮戰爭的影響，逐步演變成“兩步走”戰略，即先奪取沿海島嶼，再解放台灣。至於這“兩步”要“走”多長時間，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當然，中國領導人這時也在考慮使用非軍事手段實現國家統一，但那主要還是一種設想而已。②「可參閱何迪"The Last Campaign to Unify China"：The CCP's UnmaterializedPlan to Liberate Taiwan ，1949-1950.Chinese Historians，vol.5，no.1，Spring，1992；毛澤東《關於爭取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給張治中的電報》，1950年3月11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271頁。」

　　1950年6月25日爆發朝鮮戰爭，杜魯門政府在兩天後宣布，派遣美國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並向台灣派駐美國空軍。美軍封鎖台灣海峽和朝鮮戰局的發展最終導致中國領導人決定推遲原定的作戰計劃，但這隻是暫時的。實際上解放軍從沒有停止與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沿海地區的軍事衝突，隻是規模並不很大。如1953年1月解放軍對金門進行過小規模的炮擊。

　　這期間解放軍在東南沿海的主要作戰行動是清剿國民黨軍隊支持的海匪，並突破國民黨軍隊的海上封鎖，包括奪取一些沿海島嶼等，這些均屬防禦性的。③「楊國宇：《當代中國海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第198、166頁。」

　　1953年夏季以後，解放軍海軍和華東軍區下達了在東南沿海地區“力量向前延伸”和主動打擊國民黨海空軍的命令。④「楊國宇：《當代中國海軍》，第 189頁。」防空軍亦相繼進駐上海、廣州、北京和青島等地區，完成對重點城市的防空部署。1954年3月海軍航空兵在東南沿海參戰，並於7月取得了浙東沿海地區的製空權，從此揭開了第一次台海軍事鬥爭的序幕。大致也是在這個時期，中共中央軍委製定了奪取沿海島嶼的戰略方針，即“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針。⑤「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2頁；林曉光：《中國共產黨對台政策的曆史演進》，《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3期，第3頁。」

　　上述過程表明，從1954年9月炮擊金門到1955年1月攻占一江山島，不過是解放軍奪取沿海島嶼戰略的實施而已，甚至可以說是一項軍事計劃自然發展的結果，而且當時是一項攻防兼備的作戰行動，其目的一方麵是為了直接配合中共中央發出的“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號召”，其中的特殊原因將在下文分析；另一方麵也是為了打破國民黨軍隊對大陸港口的封鎖和阻止其在大陸沿海地區的軍事攻擊。從有關記載看，由於艾森豪威爾政府於1953年2月起推行“放蔣出籠”政策，國民黨軍隊開始加強對大陸沿海的軍事攻擊。⑥「"放蔣出籠"政策的主要內容見艾森豪威爾1953年2月 2日國情谘文中有關對華政策的講話，參閱U.S.StateDepartment，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asic Document 1950-1953.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7，pp.61-65.」如國民黨軍隊於7月16—17日集結112萬部隊進攻福建東山島等。

　　1955年初奪取浙江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沒有延伸到福建沿海的金門和馬祖，現有的文獻表明，其原因是解放軍當時沒有完成攻占金門、馬祖的軍事準備。解放軍總參謀部1953 年10月擬定了攻占金門的作戰計劃，未獲華東軍區領導人的讚成。毛澤東本人亦認為所需經費過高，而且沒有必勝的把握，於12月下旬否定了攻占金門的作戰計劃。①「毛澤東對總參謀部作戰部關於攻擊金門作戰費用概算報告的批語，1953年12月22日，轉引自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583 頁。」可以合理地推測，所謂“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方針在時間上是有彈性的，有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

　　1955年春夏之交台海局勢緩和以後，中國立即加強奪取金門、馬祖的作戰準備。7月8日中央軍委召開會議討論奪取金門的作戰方案。7月14日毛澤東批準了會議的決定。在 9月10日的廈門會議上，彭德懷提出奪取金門戰役的計劃，獲中央軍委批準。②「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第32-33、44-45頁。」為適應作戰需要，1956年春南京軍區進行大調整，為直接指揮進攻金門、馬祖，專門增設了福州軍區。1957年鷹廈鐵路修建完成。1958年春，中央軍委討論了解放軍空軍進駐福建的計劃、時機以及可能引起的各種反應（包括美國方麵的反應），7月決定空軍立即按計劃進入福建前沿機場。根據中央軍委的計劃，1958年 8月23日開始炮擊金門，並準備相機奪取金門。③「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858-859頁；廖心文：《1958年毛澤東決策炮擊金門的曆史考察》，《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另參閱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第329-330頁。」

　　1958年10月台海緊張局勢緩解的主要原因是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開始重新考慮金門、馬祖這兩個沿海島嶼在統一台灣戰略中的作用。從1958年夏季炮擊金門的全過程看，解放軍在事前並沒有確定實施登陸作戰，並在10月實際上停止了大規模炮戰。以此為標誌，中國統一台灣戰略中的攻占沿海島嶼階段基本結束。

　　10月以後大陸與台灣沒有在福建沿海島嶼發生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中國的統一台灣戰略則轉變到一個新的更加複雜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解放軍在福建沿海對金門持續的間歇性炮擊極具象征意義。中國領導人通過這一獨特的軍事行動向世界表明，國共之間的內戰狀態仍然沒有結束，從而抵製了美國隔離台海兩岸的企圖。1962年夏季解放軍在東南沿海的大規模戰備則是防禦性的軍事部署，目的是擊敗台灣當局企圖利用大陸暫時的經濟困難，對東南沿海發動軍事進攻。④「參閱牛軍《1962：中國對外政策"左"轉的前夜》，載《曆史研究》2003年第3期。」兩岸這時的軍事對抗客觀上強化了台灣海峽的現狀，即國共內戰的確尚未結束。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鬆訪華，中美關係走上了正常化的軌道。1979年中美建交，隨後中國政府逐步形成並公開提出了“和平統一”的方針。1981年9月30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和平統一祖國的九條方針”。⑤「《人民日報》1981年10月1日。」以此為標誌，中國統一台灣戰略完成了從主要靠武力統一到主要運用政治策略爭取和平統一台灣的轉變。

　　“和平統一”方針的提出導致了軍事手段在統一台灣戰略中的作用相對下降，即從“解放台灣”的主要方式，轉變為保持戰略威懾的手段。軍事鬥爭作為威懾手段必須保留在統一台灣戰略中（不論是主要的還是輔助的），最初是為了在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中向美國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其解決方式美國無權幹預，從而突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⑥「魏史言：《尼克鬆訪華》，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新中國外交風雲》第3輯，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政府聲明》，1978年12月 16日，《人民日報》1978年12月17日。」後來事態的發展使軍事威懾的內容逐步豐富，最終在2000年《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中，做出了完整的表述，即：反對外國勢力的幹涉、反對台獨及“無限期地拒絕通過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①「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等：《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2000年2月21日，《人民日報》2000年2月22日。」可以大致推斷，在實施“和平統一”政策的不同時期，軍事威懾的重點有所不同。概括地說包括三個方麵的內容。其一是阻止外國重新插手台灣問題，至於什麽是“插手”或“插手”到什麽程度，就會導致中國使用武力或恢複主要以武力方式解決統一台灣的問題，是值得研究的。合理的推論大致可以說是外國與台灣的政治軍事關係明顯地造成台灣獨立勢力膨脹，或在特定時期明顯地損害中國統一台灣的戰略。其二是台灣獨立勢力膨脹到一定程度，有可能造成台灣宣布獨立或使獨立成為難以用其他方式阻擋的趨勢，這包括在國際上以“務實外交”為名為台獨爭取國際合法性的行動。其三是與上一問題相聯係的，在談判和平統一問題上“久拖不決”。這方麵由於中國政府並沒有提出明確的時間表，迄今為止沒有成為突出的內容。 ②「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防部：《200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2000年10月16日，《人民日報》2000年10月17日；《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2000年2月21日；參閱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局局長張銘清2003年11月26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見《國務院台辦新聞發布會實錄》，2003年11月26日，www.gwytb.gov.cn.」

　　1995—1996年解放軍在台灣海峽地區的軍事演習表明，軍事手段在“和平統一”戰略中，是一種重要的“預防性”威懾手段，其目的是在“和平統一”這個複雜而漫長的過程中，防止事態出現嚴重的逆轉，以致破壞統一目標的最終實現。


　　二、中美關係與中國軍事鬥爭決策

　　中國三次台海軍事鬥爭的決策都含有對美國的政策做出反應的成分。1950年代的兩次軍事行動是在與美國軍事對峙的背景下發生的，1995—1996年的軍事鬥爭不過是1989年後嚴重惡化的中美關係在諸多領域中一個比較尖銳的矛盾、衝突而已。

　　台灣問題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同當時中美對抗有直接的關係。中國領導人從開始為解放台灣進行動員起，就非常關注美國的政策。當時他們雖然在政治動員中稱台灣是“美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最後一個據點”，但認為美國直接進行軍事幹涉的可能性不大。③「《中共中央關於慶祝"五一"勞動節的口號》，1950年 4月26日，《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210頁；韓懷智、譚旌樵主編《當代中國軍隊的軍事工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285- 286頁。」1950年早些時候的這種判斷由於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封鎖台灣海峽而根本改變，此後中國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同對美國的政策直接聯係在一起。

　　1954—1955年中國領導人決心在台灣海峽展開軍事鬥爭，主要是兩個因素促成的。一是大陸與台灣爭奪中國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急劇升級，其背景之一如前所述，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推行“放蔣出籠”政策；二是美國開始同台灣當局就簽訂《共同防禦條約》展開磋商。以往的研究已經大致揭示了這兩個因素的作用，但對兩者之間的關係缺乏合理的解釋。

　　解放軍領導人從1952年即開始著手策劃奪取浙江和福建沿海蔣占島嶼，他們在朝鮮戰爭結束前後即決定展開奪取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並著手製定攻占金門的軍事計劃。④「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582頁；《當代中國海軍》，第189- 192頁。」不過到1953年夏季朝鮮停戰協定簽字後，台海形勢的一個新特點是，在艾森豪威爾政府“放蔣出籠”政策的鼓動下，國民黨軍隊加強了在浙江沿海地區的軍事行動。在此背景下，解放軍1953年夏季展開奪取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既是實施統一台灣戰略的既定方針，也包含著打破美國支持蔣介石在沿海采取攻擊行動的目的，後者的影響甚至有可能是更直接的。因為中國領導人已經將台灣當局的軍事行動與美國在台灣海峽的軍事活動聯係在一起，定義為美國敵視中國政策的組成部分。①「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05頁；參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495頁。」

　　從中美關係的角度看，解放軍在東南沿海的軍事行動是防禦性的。從沿海島嶼爭奪戰的過程看，解放軍奪取浙江沿海的軍事行動早在1953年夏季就開始了。②「《當代中國海軍》，第191-192頁。」

　　解放軍在1954年采取的軍事行動與7月下旬大規模展開的“解放台灣”的宣傳結合起來，主要是因為美國同台灣當局磋商簽署軍事同盟條約這一事件對中國決策層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7月初周恩來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回國向決策層匯報會議情況。毛澤東在6日的政治局會上專門提到，要爭取阻止美國同台灣簽訂軍事條約，要采取宣傳和外交兩種辦法，包括抨擊美國的政策和與美國進行外交接觸等。③「毛澤東：《同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6冊，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3-334頁。」

　　有論著描述說，這次會議討論了美台關係及其影響，與會者顯然對美台軍事關係的發展深感擔憂。④「廖心文：《1958年毛澤東決策炮擊金門的曆史考察》，《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

　　從目前公布的曆史文件看，國際上出現的由聯合國安排台灣地位的議論等，促使中國領導人認為，有必要采取更為明確和堅決的行動，宣示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⑤「周恩來：《推進中英關係，爭取和平合作》，1954年8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84頁。」7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一定要解放台灣》的社論後，中國媒體開始大規模的宣傳。中共中央於7月27日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稱：“在朝鮮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沒有及時（約遲了半年時間）地向全國人民提出這個任務，沒有及時地根據這個任務在軍事方麵、外交方麵和宣傳方麵采取必要措施和進行有效的工作，這是不妥當的，如我們現在還不提出這個任務，還不進行工作，那我們將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⑥「中共中央致周恩來電，1954年7 月27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585頁。」這反映了中共中央的確有一種緊迫感，擔心台灣問題從此“國際化”。

　　以往不少論著認為，中國采取的宣傳和軍事行動是為了阻止美國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並以此推論，中國在東南沿海的軍事行動不僅沒有達到目的，甚至加速了美台條約的簽訂過程。⑦「代表這種觀點的論述見章百家、賈慶國《對抗中的方向盤、緩衝器和測試儀：從中國的角度看中美大使級會談》，收入薑長斌、Robert Ross 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冷戰時期中美關係再探討》，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第175頁。」不能說這種說法全無道理，但現在看來顯然是過於簡單化了。首先就很難使人相信，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真的認為，通過在報紙上發表宣言和在沿海采取有限的軍事行動，就足以阻止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軍事條約。他們畢竟有足夠豐富的政治和軍事經驗，而且剛同美國結束了長達三年的朝鮮停戰談判，前不久還明確地指出，阻止美台簽約需要外交接觸。⑧「毛澤東：《同一切願意和平的國家團結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澤東文集》第6冊，第333-334頁。」

　　問題的症結很可能是中國領導人是如何理解美台條約適用範圍的，即在他們看來，美台條約將包括浙江和福建的沿海島嶼，而且有可能將封鎖中國大陸的範圍擴大到“廣東沿海及東京灣地區”。⑨「《周恩來年譜》（上）第405頁。」其結果不但會造成台灣的長期分離，而且會對中國大陸構成更加嚴重的安全威脅，解放軍甚至無法完成預定的奪取沿海島嶼的計劃。從這個意義上說，奪取國民黨軍隊控製的沿海島嶼，是攻防兼備的戰略行動，既是為統一台灣創造條件，也是為了防止沿海島嶼被包括進擬議中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從而成為美國進攻中國大陸的據點。

　　中國領導人突出“解放台灣”的宣傳和加強對美台協商軍事條約的反應，一方麵是通過宣傳和軍事行動，凸顯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反對將台灣問題國際化，當然首先就是堅決反對美國與台灣當局簽訂軍事條約；同時也是通過強化奪取沿海島嶼的軍事行動，在美台《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之前，奪取浙江沿海的大陳等島嶼。11月11日，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在給華東軍區的命令中，指示有關部隊須積極作戰，以迫使美台《共同防禦條約》不能適用於大陸蔣占島嶼。①「徐焰：《金門之戰》，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180頁。」

　　11月30日，解放軍總參謀部下達的作戰命令表明，解放軍決定盡早攻占浙江沿海島嶼，主要是為了防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包括大陸的沿海島嶼。②「江英：《50年代毛澤東外交思想述論》，見薑長斌等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第587頁。」奪取一江山島戰役發起的過程表明，解放軍領導人的確對美台條約可能影響沿海島嶼形勢深感擔憂。③ 「關於當時軍事準備的情況，可參閱聶鳳智《三軍揮戈戰東海》（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71-72頁；另可參閱王焰《彭德懷年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583頁。」

　　以上分析表明，在1954—1955年台海軍事鬥爭的決策中，政治與軍事目標是相互配合的，而奪取國民黨軍隊控製的浙江沿海島嶼顯然是實質性的，它是宣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完成奪取沿海島嶼計劃（包括阻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包括大陸沿海島嶼）、消除美台利用沿海島嶼威脅大陸沿海安全等的最重要的行動。

　　由於奪取沿海島嶼既是解放台灣的戰略步驟，又是迫在眉睫的安全問題，合理的推測是，中國領導人更關心的是美台條約是否包括大陸的沿海島嶼。從這個角度理解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所說的“阻止美台簽約”，對他們決策的評價至少不應該簡單地說是失敗的。問題在於他們當時很可能還沒有意識到，美國會支持保衛台灣本島，同時為避免與大陸的軍事衝突而鼓勵或迫使蔣介石放棄沿海島嶼，而這種政策的後果很可能是大陸與台灣更加疏離。

　　關於中國1958年炮擊金門的決策，國內及美國學術界已經有相當多的論述，90年代以來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傾向於從中國國內政治中尋找決策的動機，並發表了一些有價值的研究成果。④「Thomas J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 -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6；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University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pp.171-186；宮力：《兩次台灣海峽危機的成因與中美之間的較量》，章百家：《通向緩和的崎嶇之路：變動的國際環境與中國對美政策（1954-1971）》，均見薑長斌等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第56、433頁；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第266-274頁。」

　　不過其缺陷也是明顯的，主要是沒有揭示1958年的軍事行動與1954—1955年的軍事行動之間的因果關係，特別是中美關係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954—1955年的軍事行動遺留的問題就是沒有完成奪取沿海蔣占島嶼，而且也沒有能最終確定，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是否包括福建沿海的蔣占島嶼。所以，在奪取並穩定地控製了廣東及浙江沿海島嶼以後，進一步采取軍事行動解決福建沿海蔣占島嶼，對中國決策層來說有其必然性，而選擇軍事行動的時機主要取決於兩個因素，即軍事準備情況和中美關係的狀況。其他如國內政治的需要（大躍進等）、中蘇關係的影響、毛澤東本人的意識形態問題等等，都不是首要的原因。而且很難進一步說明，這些被羅列的因素在決策過程能起多大的作用。

　　從1958年夏季的情況看，解放軍顯然沒有完成攻占金門、馬祖等的軍事準備。不過從7月解放軍空軍進入福建以後，與其他軍事力量相配合，基本完成了福建有關地區的防空建設，並開始奪取製空權的戰鬥。解放軍雖然還無法攻占金、馬，但具備了展開有限攻擊行動的條件。

　　此時中美關係的狀況和中國領導人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判斷，就成了關鍵性因素。

　　1955年夏季開始的中美大使級會談到1957年12月中斷。在大使級談判期間，美國不斷幫助台灣加強軍事力量，包括1957年在台灣部署地對地戰術導彈等。這種情況迫使中國領導人不得不重新考慮，如何進一步推動統一台灣的戰略。早在1956年3月中國領導人就認為，美國有可能利用中美談判凍結台灣問題，並加強其在台灣和金門、馬祖的軍事力量。故中國“不能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中美大使級談判中斷後不久，毛澤東於1958年6月中旬向外交部說明，有必要調整1954年以來的對美政策，應該“堅持和美國鬥爭，不和美國政府發展關係”。6月30日，中國政府公開向美國發出限期恢複大使級談判的聲明，並突出了台灣問題在中美關係中的嚴重性和中國“完全有能力解放台灣”。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說明了炮擊金門與對美政策轉變的關係，即炮擊的目的是“直接對蔣，間接對美”，是“要整美國一下。美國欺負我們多年，有機會為什麽不整它一下“，”是偵察美國人的決心，是考驗美國人的決心“。①「《周恩來軍事活動紀要》（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81頁；《張聞天年譜》（下），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1097-1098頁；《中國政府有關中美大使級會談的聲明》，1958年6月30日，《中美關係資料匯編》第2輯，世界知識出版社，第2626-2628頁；毛澤東給彭德懷的信，手稿，1958年8 月1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857頁；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曆的若幹重大曆史事件片斷》，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76-77 頁。」

　　如果將中國謀求統一台灣作為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將中美大使級會談作為中國解決統一台灣問題的一個途徑，那麽合乎邏輯的結論是，中國領導人在1958年夏季決定炮擊金門，不過是在中美談判這個途徑無法通行的情況下做出的一個軍事選擇。試想當時要繼續推行統一台灣戰略，包括奪取金門、馬祖，迫使美國繼續談判等，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當然，1958年炮擊金門的結果之一是毛澤東改變了盡快奪取金門、馬祖的方針，這將在以下專門論述。

　　1995—1996年的軍事鬥爭發生在中美關係自1989年夏季開始的持續惡化時期。縱觀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後一直到1996 年春季這個時期的中美關係，可以用波濤洶湧來形容。從中美關係的角度理解1995—1996年的台海緊張局勢和中美在台海的軍事對峙，有兩個基本前提不容忽視。首先是中美1996年春在台海的軍事對峙是一個時期以來中美一係列矛盾衝突中的一個。這個時期整個中美關係處於風雨飄搖的狀態，中美在幾乎所有的領域，包括知識產權、人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地位、美國對中國的製裁等等，都發生了矛盾。可以說中美關係的各個重要領域都存在著對抗的氣氛。其次是所有領域的矛盾幾乎都是經過對抗或采取對抗方式，才獲得解決的。如在人權領域持續不斷的對抗，以及由此導致的1993年開始的在美國是否延長中國貿易最惠國地位問題上的對抗；1993年開始的在武器擴散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導致的“銀河號”事件；1994—1995年初中美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導致的中美走到貿易戰的邊緣；等等。②「參閱牛軍《論克林頓政府第一任期對華政策的演變及其特點》，收入牛軍主編《克林頓治下的美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由於所有領域都發生了矛盾和所有矛盾幾乎都經曆了從對抗到緩解的過程，隨後發生的台灣緊張局勢也很難成為例外。在中美處於強烈不信任與對抗的氣氛中，美國政府在台灣問題上的某些舉動，包括給李登輝發訪美簽證，被中國決策層定義為是：“在國際上反華勢力的推動下……測試一下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是“外交挑釁”。①「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7、308、305、306頁。」

　　當然，中國決策層做出上述判斷，並不隻是因為中美之間總的氣氛緊張。從導致台海局勢緊張的過程看，有兩個基本事實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個是在美國政府宣布給李登輝簽證之前一個月，美國國務卿克裏斯托弗曾經向中國外交部長錢其琛保證，克林頓政府不會允許李登輝訪美。錢其琛在回憶中說，中國領導人對美國如此不講信義感到“震驚和氣憤”。②「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7、308、305、306頁。」這表明中國決策層認為，在台灣問題上已經不能再相信美國的承諾，必須采取行動迫使美國收斂其言行。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中國政府曾經一再與美國交涉，試圖通過外交方式消除李登輝訪美造成的消極影響，並修複被“嚴重損害了”的“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但克林頓政府不願做出足夠的努力來挽救局勢。中國領導人由此斷定，克林頓政府存在某種幻想，以為隻要美國稍作姿態，中國就會在李登輝訪美問題上讓步。因此中國政府需要給予有力的反擊，以使美國“真正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③「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7、308、305、306頁。」從1995年秋季開始的一係列軍事演習，可以認為是中國突出台灣問題的“嚴重性”和向美國顯示中國的決心與能力的措施之一。用當時中國政策分析圈內的話語來表述，解放軍在台灣海峽的軍事行動的目的，就是“震懾台獨，敲打美國”。

　　以上分析大致揭示了中美對抗對中國決策層曆次決心在台海采取軍事行動過程中的重大影響。換句話說，中國的軍事決定基本上都是中美在台灣問題上處於尖銳對抗或兩國關係嚴重惡化的產物。當然，在這個基本判斷下，仍然需要對中國決策過程（經常是比較長時間的）中的一些具體環節是如何受中美關係的影響等等，進行深入、細致和專門的探討。如在曆次台海緊張局勢中，中國領導人在軍事決策的各個階段，是如何判斷美國的意圖，以及他們的判斷是如何形成並對決策產生了何種影響，等等。

　　得出上述結論難免要質疑美國學術界所定義的“台海危機”的確切含義和根源。進一步說，防止中美在台灣海峽地區遭遇國際危機的辦法有想像的那麽複雜和困難嗎？美國政府能不能不做這樣古怪的事情，即像在1995—1996年那樣，自己先製造出一個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緊張局勢，然後又去尋找“國際危機法管理” 的辦法，並樂此不疲。

　　三、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基本特點

　　毛澤東曾經這樣表述他的戰略、戰術原則，即“草鞋沒樣，邊打邊像”。簡單地解釋，就是在確定了目標以後，實現目標的途徑和手段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在戰略層次上，中國完成統一台灣的目標是確定的“草鞋”，但實現的途徑、手段、過程的長短等等，則是“沒樣”的，要“邊打邊像”。同樣，在戰術層次上，每次在台海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目標也是明確的“草鞋”，至於具體的過程，同樣是“邊打邊像”的。這大概可以說是理解中國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關鍵。

　　如前所述，中國三次台海軍事鬥爭的決策存在著一些共同的特點，包括：決策目標的多樣性、有限性和政策調整的隨機性等。正是這些特征導致了決策過程相當複雜並呈現出某種程度的模糊。在探討這些特點之前需要說明，中國決策的特點並不僅僅隻是這些，這裏限於篇幅隻擇其要者。

　　所謂決策目標多樣性，是指中國曆次台海軍事鬥爭決策都不僅僅是為了達到單一的軍事目標，往往是追求外交、政治與軍事等多重目標。

　　所謂決策目標的有限性包括兩個方麵的內容：其一是軍事行動的目標是有限的，即嚴格遵循戰略計劃，如在奪取沿海島嶼時采取逐步推進、不貿然對福建沿海的金門、馬祖發動攻占行動，等等。其二是在曆次決策中均明確強調，不主動攻擊美軍，盡可能避免與美國的軍事衝突。

　　中國決策層在曆次台海用兵過程中，不論基於什麽樣的具體原因，都將避免與美國直接衝突放在相當重要的位置。例如中國決策層曆次台海用兵都選擇在美國最不可能直接介入的時機（如1954年底和1958年夏季），解放軍曆次軍事行動的目標是以不導致美國直接介入為限度的（如1954—1955年攻占大陳列島和1958年炮擊金門），解放軍選擇的軍事行動方式也被認為是最不可能導致美國直接介入的（如1958年炮擊金門和1995—1996年的軍事演習）。

　　中國戰略思想中“少久多敗”的原則，一直深刻影響著中國領導人在軍事戰略方麵的決策，特別是與美國的軍事鬥爭的決策。

　　所謂政策調整的隨機性則是由目標多樣性和有限性決定的，即在宏觀目標管理下，根據特定時期和特定背景下所確定的不同目標的輕重緩急和軍事行動產生的影響，隨時修正軍事行動的範圍和強度，並對軍事行動追求的目標保持一定程度的彈性，避免軍事行動升級到無法控製的程度。

　　上述三個特點表現在曆次台海軍事鬥爭中。1954—1955年的軍事行動試圖達到的目標包括：第一是迅速奪取浙江沿海的大陳列島；第二阻止美國與台灣當局簽署《共同防禦條約》。

　　這一點應該做進一步分析。籠統地可以說這個目標是反對美國與台灣簽訂《共同防禦條約》。

　　不過從軍事部署和實施情況看，這個目標的實質是防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將浙江、福建等大陸沿海島嶼包括在內，甚至擴大到廣東沿海已經被解放軍攻占的島嶼。第三在政治上宣示中國對台灣的主權和解放台灣的決心，防止台灣問題被國際化。①「尹啟明、程光亞：《第一任國防部長》，廣東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98頁；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第32頁；《周恩來年譜》（上），第405頁；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585頁。」

　　中國決策層為追求上述三個目標而采取的軍事行動相當慎重，其限度同要達到的目標是比較協調的。在1954—1955年的軍事行動中，中國決策層一開始就劃定了兩條明確的界限。

　　首先是集中攻占沿海島嶼，但不直接進攻台灣島。即使在是否奪取金門、馬祖等福建沿海島嶼問題上，中國領導人都是相當謹慎的。中國決策層已經認識到，由於美國的軍事介入，統一台灣將是長期和複雜的任務，即不可能通過當前的軍事行動一舉完成。②「《中共中央關於解放台灣宣傳方針的指示》，1954年9月1 日，見《周恩來年譜》（上）第412頁。」

　　其次是盡可能避免導致與美國的軍事衝突。毛澤東曾經估計，攻占浙江沿海的大陳列島，美國不會進行大規模的軍事幹涉。③「聶鳳智：《三軍揮戈戰東海》，第38頁。」

　　這是解放軍選擇首攻大陳列島的重要原因。毛澤東在戰役發起前一再強調要避免與美軍發生軍事衝突，甚至表示，有必要重新考慮發起一江山島戰役的時間表。④ 「毛澤東：《關於攻擊上下大陳島時機問題的批語》，1954年8月21日；《關於攻擊一江山島時機的批語》，1954年12月11日。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第533、627頁。」中國領導人在外交上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表明解放軍的軍事行動將限於大陸沿海島嶼等，在此不贅述。⑤「《周恩來年譜》（上），第421、478-479頁。」

　　這一階段政策調整的隨機性主要表現在對金門等福建沿海島嶼的政策上。1954年夏季的軍事行動展開時，解放軍尚未完成攻占金門、馬祖的軍事準備，也沒有準備立即實施登陸作戰。

　　1955年2月國民黨軍隊撤出大陳列島後，中國決策層便麵臨如何處理金門、馬祖的問題。

　　毛澤東曾經估計到這樣的可能性，即在一定的軍事壓力下，國民黨軍隊有可能像在大陳列島那樣自己撤出。他在3月14日給彭德懷的指示中說，如果“馬祖及其他任何島嶼敵人撤走時，我均應讓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擊或阻礙”。周恩來亦向印度駐聯合國代表說明了中國決策層的設想，其中包括和平收複沿海島嶼。① 「毛澤東：《關於馬祖等島嶼敵人撤走時我軍不要攻擊的批語》，1955年3月14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51頁；《周恩來年譜》（上），第 478-479頁。」同時解放軍加快在福建部署空軍力量，一方麵配合外交努力，另一方麵為未來軍事行動做準備。②「毛澤東：《對粟裕關於部署部隊進駐福建新建機場的請示的批示》，1955年5月19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第128頁。該電文注釋披露了解放軍總參謀長粟裕提出的作戰建議。」這是 2月28日解放軍完全占領大陳列島後沒有立即停止軍事行動的原因之一。

　　也正是因為解放軍當時沒有立即將登陸作戰延伸到金門和馬祖的計劃，所以在大致確定台灣海峽有可能爆發“國際戰爭”後，中國領導人即決定停止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並開始將注意力轉向爭取同美國談判。③「周恩來：《關於出國後在各地商談台灣問題的報告》，1955年4月30日，參見《周恩來年譜》（上）第474頁。」4月23日，周恩來在萬隆會議期間發表公開聲明，表示希望緩和中美關係。以此為標誌第一次台海軍事鬥爭基本結束。

　　近年來已經有不少論著對1958年夏季炮擊金門的動機和目標做了比較係統的探討，揭示了毛澤東等這時對國際形勢的極度樂觀估計、國內政治的考慮、外交思想的激進化等等因素的影響，並認為給大躍進鼓勁和支援中東阿拉伯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決定炮擊金門的主要目的。

　　這些觀點無疑都具有啟發性。④「Thomas J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2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Chen Jia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宮力：《兩次台灣海峽危機的成因與中美之間的較量》，章百家：《通向緩和的崎嶇之路：變動的國際環境與中國對美政策（1954-1971）》，均見薑長斌等主編《從對峙走向緩和》，第56-57、433-434頁；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第266-274頁。」不過也應該看到，已有的研究沒有合理地解釋一個明顯的疑問：為什麽毛澤東認為國際形勢如此之有利，以致中國能夠支援遠在中東的民族解放運動，卻不能在自己家門口進一步向前推動統一台灣戰略，即最後完成奪取沿海島嶼的戰略計劃？甚至他都不會產生這樣的願望？這是一個很難回避的問題。

　　導致上述偏差的一個原因是忽略了 1958年夏季炮擊金門與1954—1955年奪取浙江沿海島嶼戰役的聯係。從當時“兩步走”的統一台灣戰略看，最終奪取福建沿海的金門、馬祖等島嶼，是完成奪取沿海島嶼戰略的最後一步。實際上最有可能的是，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的主要目的仍然是通過軍事行動，向前推動統一台灣戰略。如果了解了解放軍的戰略計劃和1955年春季以後持續不斷的軍事準備，那麽可以認為，毛澤東在諸多談話中沒有突出統一台灣這個目標，原因很可能就是，在中國領導層中它已經是不需要強調的了。例如從1955年到1957年12月毛澤東明確指示空軍準備1958年進入福建以前，彭德懷已經五次向決策層建議在福建部署空軍。⑤「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第239頁。」

　　毛澤東提出空軍準備在1958年進入福建以後不久，中共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空軍司令劉亞樓等軍隊領導人在1958年1月19日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建議空軍進入福建的時機時，全麵分析了進入福建後美國和台灣當局可能做出的各種反應。他們提出的應對措施包括“抓住金門、馬祖這兩條小辮子”，即用空軍、海軍艦艇和炮兵進行封鎖，結果是“有可能將金門、馬祖的敵人迫走”，至少可以迫使蔣介石“停止對福建地區的轟炸”。該建議提出，最早可在7月或8月展開軍事行動。⑥「參閱沈衛平《8·23炮擊金門》（上）（華藝出版社，1998年）第93-99 頁。」在隨後不久召開的軍委例會上和給毛澤東的報告中，彭德懷指出解放軍已經具備了用炮擊封鎖金門、馬祖的能力，並提出擬在7月或8月開始軍事行動。⑦ 「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第232、239頁；王焰：《彭德懷年譜》，第675頁。」

　　上述解放軍領導人的討論和後來毛澤東的一些論述可以大致說明，迫使國民黨軍隊撤出福建沿海島嶼，是炮擊金門的主要動機之一，或者說是爭取實現的重要目標。前引毛澤東所說的“偵察美國人的決心，考驗美國人的決心”等，當然也是軍事行動的目標。不過它們表明的是，毛澤東當時並沒有把握，炮擊金門就一定能夠迫使國民黨軍隊撤出福建沿海島嶼，其中的關鍵還是美國的政策，即美國是否決心直接介入福建沿海島嶼的軍事衝突。中國決策層內也有人認為，蔣介石不會輕易放棄金門、馬祖，而且堅守不撤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①「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858頁；廖心文：《1958年毛澤東決策炮擊金門的曆史考察》，《黨的文獻》1994年第1期；吳冷西：《憶毛主席》，第76-77頁；《王尚榮將軍》，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第423-424頁。」

　　總之從目前公布的曆史文獻看，1958年炮擊金門概括地說有幾層目標：最高一層是爭取迫使國民黨軍隊撤出金門、馬祖，徹底完成奪取大陸沿海島嶼的戰略目的；其次是掌握美國在台海地區涉及福建沿海島嶼的政策底線，即美國可能進行直接軍事幹涉的底線在哪裏；當然，毛澤東所稱的支援“中東人民革命”、在國內為大躍進“鼓勁”、給美國套上“絞索”等等，也都是附帶的政治目標。

　　1958年夏季炮擊金門的軍事行動仍然有兩個界限。首先是作戰行動限製在沿海島嶼地區。

　　在解放軍空軍進入福建後，中央軍委就空軍的作戰範圍做出明確規定，即主要在金馬上空，主要任務是奪取福建地區的製空權，對台灣本島實施空中打擊的前提是國民黨空軍轟炸大陸的沿海城市，如上海、杭州等。炮擊金門開始後，中央軍委進一步明確了海空軍不進入公海以及不攻擊台灣島的方針。②「彭德懷在中央軍委戰備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1958年7月26日，參見鄭文翰《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第319-320頁；對台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鬥爭的指示，參見石仲泉《周恩來的卓越貢獻》（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368-373頁；《毛澤東傳》（上）第859-860頁。」

　　其次是不直接與美軍衝突，並避免有可能導致美軍直接介入的任何軍事行動。中國領導人有關避免與美軍直接衝突和避免采取有可能導致美軍直接介入的指示和部署等，已經為眾多論著所描述。③「參閱逄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上）第857-861頁；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第333-342頁。」解放軍限製作戰範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避免導致與美國直接的軍事衝突，這是中國決策過程中貫徹始終的原則。由此合理的推論是，毛澤東盡管用相當積極的語言如“東風壓倒西風”等，描述國際形勢是十分有利的，但並不能因此就說他已經不能合理地判斷國際形勢。他心目中的“國際形勢有利”之“利”其實是相當有限的，不過就是美國的力量被嚴重分散，以致中國可以在福建沿海島嶼采取有限軍事行動時，美國難以進行直接的軍事幹預，如此而已。④「參閱戴超武《敵對與危機的年代》第342 -343頁。」至於軍事行動的限度在哪裏，中國領導人是在軍事行動中逐步測試出來的。

　　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是，毛澤東在炮擊金門前促使赫魯曉夫訪華，是否包含著借助蘇聯威懾對美國的動機。7月22日毛澤東就“長波電台”和“共同核潛艇艦隊”等問題，譴責蘇聯企圖繼續其“控製”中國的“大國主義”政策，並要求赫魯曉夫訪華予以澄清。⑤「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114頁。」這一事件導致赫魯曉夫於7 月31日到8月3日訪華，並與毛澤東共同發表了《毛澤東和赫魯曉夫會談公報》，其中包括宣布中蘇雙方“對於反對侵略和維護和平所應采取的措施達成完全一致的協議”。⑥「《人民日報》1958年8月4日。」毛澤東至少也是在赫魯曉夫來到中國後有意地加以利用，以便在國際上造成蘇聯支持中國炮擊金門的印象。很難想像，在解放軍全力準備炮擊金門的時刻，毛澤東寧願為了“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這樣兩個從哪個角度看也不值得興師問罪的事情，不惜冒有可能破壞在當時特別顯得重要的中蘇同盟的風險。反之，中蘇最高領導人在這個時刻在有雙方國防部長參加的情況下會談，對美國決策層將產生壓力則是可以預期的。①「參閱沈誌華《一九五八年炮擊金門前中國是否告知蘇聯？》，《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3期。」順便指出，在1954年開始奪取浙江沿海島嶼作戰時，赫魯曉夫曾經於10月率團訪問北京。

　　1958年炮擊金門過程中，中國的政策調整是相當明顯的。當炮擊金門開始顯現其效果，美國也表明不願被卷入兩岸在福建沿海島嶼的軍事衝突時，中國決策層斷然決定不攻占金門、馬祖，將它們同台灣、澎湖列島一起“一攬子”解決，“一下子收回”。②「毛澤東：《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麵教員》，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56頁；周恩來同安東諾夫談話記錄，1958年10月5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878頁。」這個決定實際上意味著攻占沿海蔣占島嶼戰略宣告結束。政策調整的過程已有諸多論著詳細描述。導致這次重要的政策調整有三方麵的原因。其一，美國針對台海緊張局勢進行的軍事部署規模是中國領導人所沒有預見到的，美軍大規模的軍事部署證明，毛澤東最初保持謹慎是完全必要的。③「毛澤東同赫魯曉夫談話紀要，1959年9月30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855-856頁。」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說，毛對在福建沿海島嶼采取有限的軍事行動將不會導致美國直接介入的估計，也是準確的。

　　其二，當美國透露出有意不願幫助蔣軍保衛金門、馬祖時，中國領導人已經確信，在台灣問題由於美國的幹涉將長期化後，台、澎、金、馬“一攬子”解決的方案，更有利於阻止將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④ 「毛澤東：《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麵教員》，1958年10月2日，《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56頁；周恩來同安東諾夫談話記錄，1958年10月5 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上）第878頁。」從政策調整的過程看，這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三，通過炮擊金門，中國領導人大致掌握了美國對福建沿海島嶼的政策並不是進攻性的，甚至有可能不再幫助台灣當局防衛這些島嶼。因此他們相信，從軍事安全的角度看，已經沒有迫在眉睫的來自福建沿海島嶼的安全威脅，即美國不大可能利用它們攻擊中國大陸，國民黨軍隊則沒有這個能力。⑤「吳冷西：《憶毛主席》，第84頁。」這種判斷極大地緩解了使用武力奪取這些島嶼的壓力。

　　關於1995—1996年以解放軍軍事演習為主要內容的軍事行動，限於檔案文獻，迄今還無法進行更加深入的梳理和分析，不過從事態發展的進程看，前述中國有關決策的三個基本特點同樣存在。

　　錢其琛回憶錄比較清楚地概括了中國決策層對1995年李登輝訪美的性質和影響的判斷。

　　中國決策層認為，克林頓政府決定給李登輝發放入境簽證的目的，是要“測試一下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底線”，並相信隻要略加安撫，中國“就會吞下李登輝訪美苦果”。克林頓政府這種行動有兩個背景：一是美國長期推行“以台製華”的既定政策；二是國際上的一些反華勢力在推波助瀾。至於李登輝訪美的後果，中國決策層認為是相當嚴重的，包括嚴重損害了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政治基礎”，鼓勵了台灣當局的分離主義政策，同時也助長了國際上的反華氣氛。⑥「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7-308頁；《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聲明》，1995年5月23日，《人民日報》1995年5月25日；《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聲明》， 1995年5月24日，《人民日報》1995年5月25日；《忠實履行我軍神聖使命——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誕生68周年》（社論），《解放軍報》1995 年8月1日；遲浩田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68周年大會上致祝酒辭，《解放軍報》1995年8月1日；《不攻自破的謊言》，《人民日報》1995年6月9 日；《美國究竟要把中美關係引向何方？》，《人民日報》1995年6月18日。」

　　根據上述中國決策層判斷，大致可以肯定，1995年 7月至1996年3月解放軍一係列軍事演習至少有兩個目標：首先是警告美國方麵，對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和敏感性應有足夠的估計，對中國的底線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同時也警告國際上反華政治勢力，不要蓄意在台灣問題上挑戰中國的底線；①「錢其琛：《外交十記》，第308頁；《忠實履行我軍神聖使命》（社論），《解放軍報》1995年8月1日；遲浩田在國防部舉行的慶祝建軍68周年大會上致祝酒辭，《解放軍報》1995年8月1日。」其次是影響台灣的政治局勢，阻遏其內部分離主義傾向的發展。當然在不同的具體階段針對不同的議題，可能有具體的考慮，這需要更多的曆史文獻去證明。②「《"民主"外衣下的"台獨"——再評李登輝最近關於兩岸關係的談話》，《解放軍報》1996年3月7日；《"顯性台獨"與"隱性台獨"的雙簧戲——評彭明敏近期言行》，《解放軍報》1996年3月8日。」

　　後來的發展表明，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解放軍展開的一係列軍事演習，固然凸顯了軍事鬥爭在和平統一台灣戰略中的特殊作用，但其本質就是軍事威懾，是為了防止台灣海峽局勢演變成國際危機的重要步驟。解放軍軍事行動的限度也是一清二楚的，既不準備攻擊台、澎、金、馬的任何一部分，更沒有任何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的意圖和可能。同50年代中國兩次台海用兵相比，沒有任何理由能使人們相信，解放軍公開宣布了目的、規模、時間和地點的軍事演習，會導致中美之間的軍事衝突。

　　不過仍然有幾個值得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它們是互相關聯的。如：中國決策層是否預見到，美國在1996年3月的軍事演習過程中，會做出派遣兩個航空母艦編隊這類的軍事反應？③「如果根據蘇格的論述，從邏輯上推論中國政府應該已經預見到美國會做出軍事反應。他認為，1996年3月解放軍的演習本身就包含著這樣的意圖，即針對1995年12月美國航空母艦通過台灣海峽和台灣不斷進行軍事演習。參見蘇格《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747-748頁。」中國決策層是否事先有所準備，以應付美國可能做出的軍事反應？美國的軍事反應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決策目標的調整？等等。這些問題顯然隻能在獲得更多的曆史證據的基礎上，才能給予合理的解釋。

以上分別研究了軍事鬥爭在統一台灣戰略中的地位、與中美關係的聯係和相互影響，並初步分析了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基本特點。這三個方麵是相互聯結、相互影響的，它們結合在一起構成了分析台灣海峽軍事鬥爭決策的一個基本框架。當然，這個框架的每個方麵都還要做更全麵地梳理、研究和概括；每個方麵所包含的各種因素在曆次軍事鬥爭決策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都需要做更深入具體的分析。本文的探討隻是初步的。由於種種條件的限製，學術界對曆次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研究遠不能說是足夠充分的。為了將這個如此重大的課題的研究推向前進，一方麵有必要更加詳盡地分析目前可以利用的曆史文獻，另一方麵則需要更加充分的和多方麵的理論準備。最後要指出的是，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基本特點在本質上是中國統一台灣戰略的必然反映。

不同時期的國內外環境固然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軍事鬥爭的決策，但中國統一台灣的戰略是決定軍事鬥爭在不同時期的作用和規模、強度和限度等的根本因素。它既是軍事鬥爭的基本動力，也是軍事鬥爭決策的指導原則。從這個意義上說，透徹地理解統一台灣戰略，是研究曆次台海軍事鬥爭決策的關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