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經濟能否超越中國？ 兩種發展戰略深層角力

印度經濟能否超越中國？ 兩種發展戰略深層角力


　　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上，塔倫·凱納(TarunKhanna，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黃亞聲(YashengHuang，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撰文認為：“印度本土的企業家借助其國內高效率的銀行和資本市場，在長期內最終可能推動印度的經濟超越中國。”兩位專家的觀點雖不能令人完全苟同，但也可作為一家之言姑妄聽之。

私營企業的比較：活力與困境

　　走進全球的任何一家沃爾瑪超市，人們都會發現貨架上放滿了中國製造的商品鞋子、服裝、玩具和電子產品等。但是，無所不在的“中國製造”標簽掩蓋了一個重要的事實：這些商品很少是由中國本土的公司生產的。實際上，迄今為止，人們可能還很難找到任何一家擁有全球性經營規模和市場的中國本土私營公司。

　　中國的出口導向型製造業的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國直接投資的產物，這有效地彌補了其國內私營企業實力不足的現實。在過去20年裏，中國經濟已經騰飛，但中國的私營企業卻沒有隨之騰飛，中國迄今還沒有出現能夠與大型跨國公司一決高下的世界級私營公司。

　　印度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總額遠遠落後於中國。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差距反映出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發展前景的信心和對印度的自由市場改革承諾的懷疑。但印中在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方麵的差距僅僅是因為海外僑民力量的巨大差距。中國富裕的海外僑民長期以來希望幫助祖國，他們的資金也受到熱烈歡迎。相反的是，至少到最近，印度的海外僑民卻由於他們的成功而遭到怨恨，他們也不願意向國內投資。新德裏對海外印度人和外國投資總體上持懷疑態度，轉而從本國內部尋求發展經濟的動力。

　　在這一過程中，印度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目前能夠與歐美最好的公司展開國際競爭的公司。這些公司中許多是屬於最尖端、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行業，如軟件方麵的信息係統公司(Infosys)和維普羅公司(Wipro)，製藥和生物技術方麵的蘭巴克西公司(Ranbaxy)和雷迪博士實驗室(DrReddysLabs)等等。2002年，《福布斯》雜誌對世界上最好的200家小公司進行年度排名，印度就有13家上榜，而中國僅有4家，而且都在香港。

　　印度還形成了比中國強大得多的支持私營企業的基礎設施。印度資本市場運轉的效率和透明度都高於中國。印度的法律製度盡管存在實質性的缺陷，但與中國的相比要先進得多。

　　中國和印度都是全球的大國，它們也提供了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模式。中國目前處於更快的發展軌道上。“印度人的增長率”(這個詞語帶有蔑視意義，它指的是印度無力使其經濟增長率趕上人口增長率)也許已經成為往事，但一提到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重要的經濟發展數據，印度仍然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

　　然而，這些統計數據僅僅體現了兩國經濟的部分狀況，即宏觀經濟的狀況。而在兩國經濟的微觀層次，情況卻大不相同。印度借助高效率的經濟增長，正在更加充分地利用其資源，並已選擇了一條有可能比中國依靠外國直接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更具可持續性的發展道路。“印度能夠超越中國嗎？”已經不再是一個愚蠢的問題，而且，如果結果表明印度確實做出了更加明智的選擇，那麽印度推動經濟增長的模式的意義可能是巨大的。

　　印度的經濟發展日益依靠私營公司推動，而中國仍然追求一種自上而下的模式的現實，反映出它們的政治體製的不同。但印中經濟發展模式的不同也有其曆史原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就根除了所有的私營經濟，雖然它目前已經推行了20多年的市場經濟改革，但其私營企業的力量仍然不夠強大。而印度從建國伊始就推行“費邊社會主義”，其目的不是摧毀資本主義，而是減少資本主義所帶來的負麵影響。因此，印度的私營部門在非國家壟斷行業表現出勃勃生機。

　　由於種種原因，中國在對外改革開放方麵要大膽得多，但對本土的私營企業卻從法律和規章上實施了實質性的限製。事實上，僅僅在4年前，中國國內的私營公司才最終獲得了外國企業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就一直享受的相同待遇。根據國際金融公司提供的數據，直到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仍然禁止本土的私營公司進入20多個行業，其中包括一些最重要和最賺錢的部門，如銀行、電信、公路和鐵路。這些限製措施的目的不是為了讓中國的私營企業家避免與外國人競爭，而是為了阻止國內的私營企業挑戰中國的國有企業。

　　在過去20年裏，北京對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進行改革，並取得了一些進展，但北京仍然不願意放棄對大型國有企業的控製。中國政府反而強烈地保護國有企業免受競爭。在20世紀90年代，大量的私營企業家試圖規避對它們的經營活動所施加的限製，但都以失敗告終。一些私營企業家把他們的公司注冊為名義上的國有企業，但當財政緊張的政府機構試圖奪取他們的財產時，他們就發現資金陷入了所有權的糾紛之中。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0年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由於長期存在的偏見和錯誤的看法，私營和個體企業在政治地位上低人一等，並在大量的政策和法規中遭到歧視。法律、政策和市場環境不公平地對待私營企業並且經常朝令夕改。中國對本土私營企業的種種限製使外國投資者成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他們獲得大量利潤的一個實例是：1996年，在中國的經常項目賬戶中外商投資收入僅為60億美元；而目前的外商投資收入合計超過300億美元。這僅僅是外國投資者在中國公司的股本增加的收入。這些資金通常不會離開中國，而是在中國用於再投資。

印度：企業家成為英雄

　　對於民主的、後殖民時代的印度而言，損害本土公司、讓外國投資者獲得巨額利潤是行不通的。例如，10年前印度發生了一場爭議，當時美國安然公司同印度哈拉施特拉邦達成協議，計劃投資29億美元建造一座發電廠，這項工程在經過了幾年有關外國投資及其在印度經濟發展中所應扮演的角色的激烈辯論之後才得以開工。

　　正當中國政府為本國的私營企業家設置重重障礙之時，印度卻一直在為本國私營公司的發展創造各種便利條件和一個寬鬆的投資環境。過去10年裏，新德裏逐漸放棄了微觀層次的經濟管理。印度私有化的進度確實比較緩慢，但印度政府已經放棄了對長途電話業務的壟斷；降低了一些領域的關稅；削減了官僚機構；許多行業已經對私人投資開放，其中包括對外國投資的開放。其結果是，印度私營企業家的活動和自由企業製度正變得日益活躍。能夠衡量這種進步的一個指標是：在《遠東經濟評論》最近對亞洲主要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12個國家中的2500名經理和專業人士接受了調查，被調查者被要求對各國公司的總體表現，按照從1分到7分的標準進行打分)，印度的綜合得分高於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地區的任何一個國家。實際上，隻有兩家中國公司的得分能夠進入印度被評為前10名的公司的得分排行榜，而它們都有很明顯的官方背景。

　　印度的大公司中有一些確實處於創業的初期階段，其中包括信息係統公司(Infosys)和信實石化公司(ReliancePetrochemicals)，這兩家公司在《遠東經濟評論》的上述調查中都名列榜首。印度其他的知名企業大多是著名的全球性跨國公司的分公司，如遜達拉姆汽車公司(SundaramMortors)是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主要供貨商，而遜達拉姆汽車公司又是印度南部具有百年曆史、聲譽無可挑剔的企業集團遜達拉姆集團的成員。

　　不僅私營企業家的活動在印度顯得生機勃勃，而且印度的企業家也成為民間的英雄。印度公眾如今對大企業首腦的頂禮膜拜肯定會讓已經過世的印度前總理尼赫魯感到震驚。信息係統公司56歲的創始人納拉亞納·穆爾蒂時常被比作美國微軟公司的比爾·蓋茨，並已成為一個受到公眾敬仰的人物。

　　如果印度缺乏使穆爾蒂和其他企業巨頭得以產生的基礎設施和基本製度，這些成功故事就絕對不會發生。而民主、企業家受到尊重和良好的法律製度是自由企業得以興旺發達的基礎所在。

　　盡管印度法庭的效率低下而且臭名遠揚，但它們至少擁有一個能夠獨立行使職責的法官。知識產權在印度也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保護，但印度對私有製的保護要好於中國。法治作為英國殖民統治的遺產仍然普遍存在。這些傳統與製度都成為印度資本市場得以出現與獲得發展的極好的跳板。在印度的股票和債券市場，歪曲真相的情況仍然相當普遍，但股票和債券市場通常會讓有光明前途和可靠聲譽的公司獲得它們所需要的資金。

　　世界銀行2002年公布的一項調查表明，隻有52%接受調查的印度公司宣稱它們在獲取資金方麵存在困難，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80%接受調查的中國公司在獲取資金方麵存在困難。因此，印度公司對來自於贏利的資金的依賴要比中國公司低得多：它們的運營資金中僅有27%來自於贏利，而中國公司運營資金的57%必須依賴於贏利。印度公司的融資來源已經實現多元化，它們不僅可以選擇銀行貸款，還可以利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來籌集資金。

　　印度企業的規範化管理也取得了顯著的改善，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穆爾蒂。他使信息係統公司成為誠實記賬的典範，並成為其他公司的榜樣。亞洲裏昂證券公司2000年對全球25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所作的調查表明，印度在規範化管理方麵排名第6，而中國僅名列第19位。投資者階層的出現，再加上發展銀行等資本提供者自身也日益服從於市場規則，這些因素都加強了印度市場的效率和信譽。印度政府除了提供法律製度和市場規則的基本框架之外，它在更多時候充當的是私營部門的服務者的角色。

　　在中國，情況卻恰恰相反。中國政府的官員們仍然牢牢地控製著資金分配權和上市公司的名額分配，這嚴重限製了私營公司在股票市場獲取上市權和通過其他途徑獲取資金的能力。實際上，北京主要把金融市場作為讓國有企業為維持生存而獲取資金的一種渠道。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股票市場的股票總市值雖然已經超過4000億美元，但如果不把中國政府或者各級政府擁有的公司持有的不能交易的股票的市值計算在內，中國的股票總市值僅為1500億美元。

印度經濟落後於中國？

　　既然印度在法律製度和市場規則等方麵都明顯地領先於中國，那麽，印度的優勢為何沒有反映在經濟發展的具體數據上呢？為什麽印度在國內生產總值和其他經濟指標上都遠遠地落後於中國呢？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經濟改革從1991年起才開始認真地進行，比中國接受市場經濟改革要晚10多年。除了經濟改革的起步較晚之外，印度的國民儲蓄率也比中國少一倍，其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也比中國少90%。此外，印度是一個雜亂無章、相當混亂的民主國家，它一直受到民族和宗教問題的困擾，被民族分歧和宗教糾紛弄得四分五裂。印度還與巴基斯坦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存在長期而相當危險的爭端。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享受了20年的相對和平與寧靜，幾乎能夠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經濟發展方麵。

　　因此，印度能夠取得僅僅比中國低大約20%的年均經濟增長率，已經是一項非凡的成就。當然，中國經濟增長數據的真實性仍然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印度的經濟增長能夠達到奮起直追的速度要歸功於印度自身對資金的高效配置與中國的無效率配置(這方麵最突出的例子是把巨額資金浪費在國有企業身上)。例如，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增長率達到兩位數，這部分要歸因於北京對國有企業的巨額投資。中國政府對國有企業的大多數投資，從商業意義上來講不具有可行性，這導致中國銀行部門不良貸款的比例占到銀行資產總額的50%左右。這些不良貸款最終必須找到償還對象，要麽通過提高通貨膨脹率(這意味著存款人負擔這些費用)，要麽由政府改變銀行的資本結構(即把資金從其他效益好的部門轉移過來)。這可能在相當程度上限製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率。

　　印度的銀行也許不是全球金融業的榜樣，但它們犯下的錯誤要遠遠小於中國的銀行。麥肯錫谘詢公司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直到2001年，印度的銀行資產中僅有大約10%屬於不良貸款。因此印度的經濟植根於更加堅實的基礎之上。

　　但是，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不是中國和印度當前處於何種位置。問題在於它們未來將處於何種位置？印度追求的經濟發展道路優於中國嗎？我們在許多年之內可能還無從知曉。然而，一些證據表明，印度的打牢基礎後再謀求發展的模式也許確實更加明智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證據來自於中國內部。

　　讓我們考察一下中國的兩個幾乎完全相同的沿海省份——江蘇和浙江的形成對比的發展戰略，以便從中找出印度的經濟發展模式優於中國的證據。江蘇主要依靠外國直接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與之相反的是，浙江把關注點更多地放在本省的私營企業和基礎設施建設上。在過去的20年裏，浙江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比江蘇高出大約1%。20年前，浙江比江蘇窮；如今浙江無疑比江蘇更繁榮更發達。

　　印度也許很快就能夠實現“兩全其美”：印度似乎為在今後數年裏吸引到遠多於目前的外國直接投資作好了準備，它也改變了以往看不起海外印度人的傳統。海外印度人共有約2000萬人，他們以前被稱為“並非必需的印度人”(NotRequiredIndians)。2003年初，印度舉行了一次有許多傑出的印度海外僑民參加的海外印度人會議，這意味著印度也開始注意利用海外僑民的資金來推動印度的經濟發展。迄今為止，在流入印度的外國資金中，海外印度人的資金還占不到其中的10%。如今隨著印度做出歡迎的姿態，海外印度人對印度的直接投資很可能會迅速增加。盡管海外印度人在擁有的貨幣資本總額上不能與海外華人相提並論，但海外印度人能夠向印度提供更加豐富的智力資本，而智力資本在當今時代已經被證明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中國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曆史——中國有5500萬富裕的海外華人。事實上，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所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中有超過一半來自於海外華人。在海外華人的幫助下，中國已經成功地成為“世界工廠”。而在海外印度人的幫助下，印度有可能成為全球性科技強國。

　　中國和印度追求著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戰略。印度目前沒有全麵超越中國，但它在一些關鍵性領域正在超越中國。這些領域的成功可能促使印度最終趕上甚至超越中國。如果印度經濟超越中國的前景變為現實，就不但顯示出私營企業對一個國家的長遠經濟發展所能夠發揮的重要作用，而且顯示出中國試圖依靠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局限性。

　　文/塔倫·凱納、黃亞聲編譯/辛本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