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兩種浮誇都要反（本文寫給年輕人和某些革過命的老糊塗們）
[ 原創 ] [2007-02-03 14:36:11 | 端陽生 ]
把好事情誇大是一種浮誇，把壞事情誇大也是一種浮誇，兩種浮誇都不是好東西，因而都要反對，都要批駁。
48年前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浮誇風，就是把好事——大生產、高效率誇張到了荒謬絕倫的程度，其原因是好大喜功、官僚主義作怪。幸虧有毛澤東老人家寫給全國農村基層幹部的四封《黨內通信》和他老人家主持召開的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以及首都七千人大會，才把那股邪風撲滅。代價是慘重的。毛澤東老人家去世後，又出現了林林總總的浮誇之風，和上次的浮誇所不同的是，把壞事——失誤、過錯、損失誇張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其目的我不敢杜撰，其效果卻是顯而易見的，即妖化毛澤東、醜化新中國，最終消化共產黨。我出此言有據呼？有：
一曰：“中國是個檢討大國”，除“自認為永遠對的領袖”毛澤東一個人外，人人都得學會寫檢討書。寫過檢討書的人“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充分反映了“當時全民的彼此惡鬥，全民的互相殘殺”。（詳見2001年12月26日《作家文摘》第509期沙葉新的《中國的“檢討”文化》）
二曰：“文革”“10年間，全國上下受到迫害打擊的幹部、群眾達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和不幸”，應當把這個數字（1/9）編到《現代漢語詞典》中，讓中國人世世代代記住這段慘痛的曆史。（詳見2003年1月28日《法製日報》李啟詠先生的文章《詞典編纂不應回避慘痛曆史》）
三曰：“文革”把中國的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多見不怪無需舉例）
四曰：“反右運動”是毛澤東和共產黨蓄意製造的“一台踐踏知識分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詳見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紀實文學著作《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
以上罪案四卷，嚇得有些年輕人不敢加入共產黨，罵得有些老共產黨員在公共場所抬不起頭來。端陽生忍無可忍，今天要掄起板斧動真格的，針對上述四項指控，予以一一批駁。
駁文（一） “檢討大國”是對曆史的嚴重歪曲
沙葉新先生在2001年《隨筆》第六期發表的《中國的“檢討”文化》，因其命題奇特，言詞尖酸，又被作家文摘報二次傳播，不允讀者忙中忽略。
據沙葉新先生統計(或曰估計)，從50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起(未寫何時止)，“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曾有過那麽多的檢討者，其人數不是一萬，不是十萬，不是百萬，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中國是個‘檢討大國’”。
在這個“檢討大國”裏，都是些什麽人作檢討呢？沙先生寫到：“上自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中及公務員，知識分子，下至工農大眾，普通百姓，更別說‘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了；無論你是垂死的老者，還是天真的兒童，隻要你被認為有錯，便不容你申辯，真理始終掌握在有權說你錯的領導和自認為永遠對的領袖手中，自己隻得低頭認罪，深刻檢討，少有幸免者。”
從以上一段文字中不難看出，在沙先生看來，新中國從其誕生起，全國人民就生活在如他所描繪的“風雨如晦”、“萬馬齊喑”、“洗腦剖心”、“認罪服罪”、“彼此惡鬥”、“互相殘殺”的“痛苦”和“厄運”之中，隻有“自認永遠對的領袖”除外。顯而易見，製造這個“檢討大國”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至今還被大多數中國人民和大多數海外華人所尊敬並引以自豪的偉大民族英雄毛澤東了。
毛澤東是“自認永遠對的領袖”嗎？且不說很久很遠的時期，就是在他的晚年也不是沒作過檢討。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比上月球、到火星去安家落戶還要艱巨複雜的係統工程，在探索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毛澤東就是探索者們的領頭人。麵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失誤和災難性後果，他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就作過這樣的檢討：“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麵，怪各個部門……許多事我都要負責。”就此錯誤，在1962年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作了公開檢討。關於“文革”的錯誤，他生前雖然尚未完全認識，但已認識到“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是錯誤的。為此他及時提出保護與解放老幹部，反對鬧派性，批判唯成分論。當發現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利用他的錯誤欲奪取國家最高權力時，他立馬當先，揭發批判，使這個後來演變為反革命的集團陷於困境。當他發現“王、張、江、姚”利用他的錯誤，公開與周總理等人對抗並搞陰謀時，他又一馬當先指出：在黨中央有個“四人幫”，提醒大家不要上當受騙。毛澤東公正無私的決斷，為減少“文革”中的損失，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思想武器。
事實勝於雄辯：“文革”中發生的諸多踐踏人權，摧殘人命的違規、違紀、違法行為和法西斯暴行，大都是上述兩個反革命集團興風作浪、趁火打劫所致，並非“自認永遠對的領袖”無端殘害百姓，蓄意要製造一個所謂“檢討大國”。
可是沙先生在回顧和描繪這個“檢討大國”的“混亂”、“荒謬”、“荒唐”、“彼此惡鬥”、“互相殘殺”、“瘋狂肆虐”的時候隻字不提“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所作所為，也隻字不提中國共產黨為糾正毛澤東老人家的錯誤所做的艱辛努力，而是把所有的罪責和怨恨，全都指向毛澤東，這樣公正、合情理嗎？我們反對神化毛澤東，但也絕不允許妖化毛澤東。
駁文（二） 質疑“億萬人受迫害”
近20年來，有個龐然大數不時從名人們的筆下蹦出來，令人毛骨悚然。
這個數字就是“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了打擊迫害。筆者至今未見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隻是從知名劇作家沙葉新先生的《中國的“檢討”文化》中得知，“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他據此斷言，這是“全民的互相殘殺”，“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而另一位知名人士李啟詠先生在他的《詞典編纂不應回避慘痛曆史》中則說：“10年間，全國上下受到迫害打擊的幹部、群眾達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據此斷言，“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和不幸”，主張把這個數字編到《現代漢語詞典》中去，銘記千古。
可是，統計數字不能你說一個，他說一個。沙先生冒估了“億萬”後自己也覺得不踏實，隨即壓縮為“千萬”。這比李先生統計的“1億”也許更接近實際。但我對沙先生估算的“千萬”，也還是抱有懷疑。我的懷疑來自沙先生同一篇大作裏的這樣一番頗為真實而生動的描寫。
他寫道：“今天你打倒別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別人打倒。因而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個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寫檢討，一個月後這個人也許自己乖乖地寫檢討了”，“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這大概就是沙先生斷言：“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的依據吧！
但據我們的常識認為，把寫過檢討的人都算到受打擊迫害之列，恐欠妥當。請沙先生冷靜地想想：“文革”前有些黨政幹部以功臣自居，反我就是反黨、反革命，嚴重脫離群眾，運動中群眾起來說話啦，自己也認識到過錯啦，這些人給群眾寫個檢討也叫受迫害？我看言過其實。據此，我向沙先生建議，從你估計的“千萬”中減去半數，剩下的是500萬。還有沒有水分呢？
有！
眾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標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戰場是在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審定誰是“走資派”，誰不是“走資派”，與過去審定右派、右傾有所不同。過去打右派、打右傾是黨委主要領導人說了算，群眾沒有發言權，本人沒有申辯權，因此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文革”中審查走資派則不然，毛澤東老人家讓群眾去識別。於是乎就出現了沙先生所說的“啼笑皆非”——“運動初期整群眾，後來又被群眾整”。這雖然不大好，但總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對曆史說句公道話：“文革”中圍繞每一個黨政領導幹部的榮辱、前途、命運，中國的平民百姓表現了高度的責任心和正義感。凡是他們愛戴信任的領導幹部，不管別人怎麽說，也不管別人給戴上了什麽帽子，他們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裏保。有的以“揪”走資派的名義，把他們擁戴的領導幹部“揪”到深山老林保護起來。在“打與保”的衝突中，成千上萬的“保皇派”付出了這樣或那樣的代價，有的流了血，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於他們的正義之舉，使絕大多數老幹部一直處於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時又被另一部分人保護之下。隻要不是送進秦城監獄的，就還有行動的自由和“四大”的權利。據此我建議沙先生從500萬中再減去一半。剩下的250萬也需具體分析。在這裏我舉一個例子：
山西省朔縣鄉村女教師齊鳳鳴出生富農家庭。1966年農曆臘月二十三日，她與丈夫在校園一間公房內做好肉菜過灶王節，忽聽鑼鼓喧天由遠而近，原是鄉裏的一隊紅衛兵開進校園。領頭的在門外高喊：“地主分子齊鳳鳴出來念大字報”。女教師不予理睬，繼續吃飯。領頭的奈不住便在門外大聲宣讀大字報，內容大意是：勒令齊鳳鳴立即退出公房，否則革命群眾要采取行動。此時女教師推門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這是從哪裏來的些沒毛野鬼。你們憑什麽給我定地主分子？請拿出黨中央的文件來！毛主席關於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是怎麽說的？周總理接見新疆建設兵團知青的講話你們看過沒有，聽說過沒有？”
造反派鴉雀無聲，憋了半天一個小頭目才說：“知道你是個大學生，我們說不過你”，亂哄哄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齊鳳翔的回憶錄《人之初》）
請問沙先生和李先生，這位女教師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舉一例：
1966年，筆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創辦的《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工作。“文革”初期編輯部走廊內大字報與日俱增，有的大字報剛貼出來就被新貼出的大字報覆蓋了。筆者對此感到憂慮，向黨支部和“文革”領導小組寫出兩條建議：一、要求擴大張貼大字報的場地，允許貼到辦公樓外麵去；二、貼大字報的人應將大字報底稿交給“文革”領導小組保存，以示個人對大字報的內容負責，以備領導和群眾查證。不料我的建議引起編輯部主任劉某同誌（正廳級）的懷疑和擔心。他默許一位中層領導（處級）串聯6位編輯給我寫大字報，指控我是漏網的“右派”妄圖篡奪“文革”領導權。不久，劉主任在大會上點我的名，說我有野心，妄圖把編輯部搞垮，給省委抹黑，讓我停職反省（寫檢討）。可是時隔不久，外單位的造反派打上門來，造了劉主任的反，給他戴的帽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此時的我自行解放，並拉起“輕騎隊”的杆子參加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我與我的組織始終認為，劉主任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甚至冒著當“保皇派”的風險，為他求醫看病，幫他的妻子找回丟失的巨額存款單，還為其女兒能夠分配到保密性很強的兵工廠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證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全體幹部被調到北京市昌平某軍校辦學習班。在學習班，我與老劉麵對麵作了批評與自我批評，言歸於好。無須隱瞞：在未到學習班前，我們40餘人的單位曾有過五名右派（領導者認為）、兩名走資派（一部分群眾認為）、一名中統特務（疑似）、一名曆史反革命（個別幹部認為）、五名“鐵杆兒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認為）。但經學習班“鬥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澤東同誌還健在的歲月（1970年）就實現了大聯合，全體幹部握手言歡，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也無一人申請平反。
如此這般，全國大同小異。
當然不可否認，“文革”初期，因康生、陳伯達、江青等支持和煽動，首都一部分學生和青年職工打著“掃四舊”的旗號，對從舊社會來的一些知識分子以及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人群，有過嚴重的人身人格傷害，但這股邪風不久即被製止。毛澤東呼喚：“要文鬥，不要武鬥”，老人家還聲稱，他反對把湖南農民運動中的過激行為搬到“文革”中來。並重申黨的政策——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周恩來總理也及時指出，對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許人家革命。
另一批受害者產生於造反派奪權之中。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製造了所謂“元月紅色風暴”，他們把凡不願意站出來奪權或反對奪權的黨政領導幹部都當作“對抗革命”的敵對分子軍管起來，成為名副其實的被專政的對象。
上述兩部分人加起來是多少呢？有100萬嗎？如果有，100萬在當時全國9億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呢？我的估算是九百分之一而不是九分之一（此數應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數為準）。
回望遠去的“文革”，不論其鬥爭如何艱難曲折，中國人民的政治熱情始終沒有冷卻。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責任心和正義感可歌可泣。他們付出了代價，教育了自己，奪取了最後的勝利。
“文革”的罪惡和恥辱隻屬於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和康生、謝富治等奸佞。
請不要忘記：五星紅旗正是在此時此刻（林彪集團已被搗毀，“四人幫”已被毛澤東套入異類，毛澤東健在的年代）掛到聯合國大廈前的。自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何時有過如此的揚眉吐氣？
不知沙、李二位先生認同否。
駁文（三） 國民經濟真的崩潰了嗎？
人們最關心“文革”時期的國家經濟發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讀到：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誌的巨大作用分不開。……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決議》中搜索不出“全盤否定”、“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詞語。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上最輝煌的時期，如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紀末統計，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衛星、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就掌握了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社會安定，據中央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幾乎年年高速增長。
什麽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當時沒有企業破產或不景氣, 沒有工人下崗失業, 沒有發不出工資, 沒有通貨膨脹, 沒有銀行不良資產, 沒有內債外債, 工農業產品產量和財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長,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197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684斤, 這比2003年的人均數量還高。
駁文（四） 往事不可妄言
發生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鬥爭，是一個令人敏感的話題，但又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盡管中國共產黨鄭重公開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並給99%的人徹底平反，又在複職、提拔上給了盡可能的補償和撫慰，希望人們淡忘以往，重望未來，團結起來向前走。然而事實表明，有的人並不認同：有的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有的大書特書《中國的“檢討”文化》（2001年《隨筆》第6期）。這些書籍和文章的作者對領導那場運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控訴。說他們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故設陷阱，誘友上當，蓄意製造了“一台踐踏知識分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同時對檢舉揭發“章羅聯盟”的傑出政治活動家史良同誌在人格上極力醜化，把她描繪成謀權附勢、出賣朋友、落井下石的小人。
往事真如其人其文其書所言嗎？我用我和我的戰友劉建昌同誌的親身經曆來回答這個問題。
2004年深秋，我的老朋友劉建昌從太原來北京辦事，順便來京城遠郊看望我。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倆同在一個戰區、一個單位生活和戰鬥，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才各奔東西。當我倆敘舊敘到“反右”運動時，我對戰友說：“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致信黨內高層領導《事情正在起變化》時，我正在空軍第7航空預備學校工作，地位僅僅是個小小中尉，這樣的高度機密文件自然傳達不到我這一級。因此，鳴放中我和全國省軍級以下的共產黨員幹部一樣毫無顧忌，寫大字報辱罵了本無大錯的一位大隊政委（在此，我再次向王政委賠情道歉）。當運動後期按照‘六條標準’抓右派時，有人在會議上麵對麵指出我惡毒攻擊領導，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我自知大劫難逃，準備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不料校黨委並未劃我右派，給我做的結論是：雖係惡語傷人，但屬政治上的幼稚表現。我為此著實地出過一身冷汗。”講完自己的遭遇，我對戰友說：“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當時已是省直機關的處級幹部了，你既然沒當右派，一定在你手下打了不少右派吧？” 劉建昌同誌不緊不慢地對我講了他的反右經曆：
“早在1953年我已經出任了山西省文化局音樂工作組組長。全組15個人，都是從地方和部隊的音樂專職幹部中選拔來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不論在音樂創作和音樂普及方麵，還是在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和整理方麵，都做出了顯著的成績，是全國名列前茅的省級音工組。
“在‘反右’前的黨內整風運動中，我們的黨員和非黨員，都以與人為善的態度，按照批評與自我批評方式，向省局領導和我提了意見和建議，我帶頭向大家作過自我批評。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後來發現外單位和社會上有人攻擊共產黨搞所謂‘黨天下’、‘家天下’，說共產黨的幹部大多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可是都當領導人，質問黨：‘外行能夠領導內行嗎？’氣氛越來越凶險，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
“6月8日，黨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文件後，省委立即向全省各級黨組織發出動員令，我們音工組全體同誌響應省委號召，對社會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了聲討。同時審查本單位可能存在的右派言行。經過反複動員，仔細檢查，半個月過去了，始終沒有揭出有分量的東西，我向上級匯報時，拐彎抹角地宣稱：我們單位沒有右派！
“我的匯報引起中共山西省委‘反右領導組’的重視，以省委副秘書長××和某地區副專員××組成的工作組很快進駐音工組。二位同誌一露麵就找我談話說：‘這是一場能不能繼續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鬥爭，也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右派分子說黨的領導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由他們把持的報紙公開發表文章，攻擊我們黨搞了‘黨天下’、‘家天下’，讓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幹部撤出政法、文教、文藝、醫療、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挑撥和煽動工人、農民、學生對黨和人民政府不滿。而你們單位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怎麽可能連一個右派分子也沒有？’
“我向工作組兩位領導人詳細匯報了尋找右派分子的艱辛努力，並誠心實意地表示：也許我發動群眾還做得不夠，好在你們來了，咱們再動員、再審查，首先查我，查到我頭上就劃我右派好了。
“工作組聽了我的匯報很不高興，又去找音工組另一位資深黨員幹部張一非同誌談話。由於張一非同誌和我的看法一致，兩位領導人十分惱火。第二天，工作組就以省群眾藝術館黨支部的名義印發了一期通報。《通報》稱：‘音工組的反右運動，在劉建昌和張一非二人的把持下走了過場’
“我看到《通報》很生氣，因為他們印發《通報》的事，作為群眾藝術館黨支部副書記的我一無所知，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我向工作組提出撤銷《通報》的要求，工作組更加惱火，把我的事立即匯報給省委反右領導組。幾天後，反右領導組成員（省委宣傳部部長）黃誌剛同誌找我談話，我向黃部長明確表態：在音工組內我找不到右派，誰能找到就讓誰去找好了，反正我不能把好同誌當右派來打！
“黃部長認為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對的，同時指出運動尚未結束，和工作組講話要注意分寸、留有餘地。未出我料，與黃部長談話後，工作組很快就收回了由他們印發的支部《通報》。由於在音工組沒有找到右派，所以也沒有人能給我戴上包庇右派的帽子。直到全國反右運動勝利結束，我們音工組15位知識分子全部安然過關。”
以上就是我們二人在“反右”運動中的親身經曆，往事全都曆曆在目：從共產黨歡迎民主黨派和無黨人士幫助黨整風，到毛澤東老人家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再到向全黨發出戰鬥動員令《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都是事出有因，形勢所迫，並非無的放矢，故設陷阱。而我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民盟中央領導人、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後來成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史良同誌，在關係到中國向何處去的重要曆史關頭，她所表現出的非凡智慧、勇敢和堅定，為她的政治生涯書寫了十分亮麗的一頁。任何人想以“春秋筆法”歪曲她的本意，杜撰她當時的心曆，醜化她的光輝形象，都是徒勞的！
[ 原創 ] [2007-02-03 14:36:11 | 端陽生 ]
把好事情誇大是一種浮誇，把壞事情誇大也是一種浮誇，兩種浮誇都不是好東西，因而都要反對，都要批駁。
48年前發生在中國大陸上的浮誇風，就是把好事——大生產、高效率誇張到了荒謬絕倫的程度，其原因是好大喜功、官僚主義作怪。幸虧有毛澤東老人家寫給全國農村基層幹部的四封《黨內通信》和他老人家主持召開的武昌會議、鄭州會議、上海會議、廬山會議以及首都七千人大會，才把那股邪風撲滅。代價是慘重的。毛澤東老人家去世後，又出現了林林總總的浮誇之風，和上次的浮誇所不同的是，把壞事——失誤、過錯、損失誇張到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其目的我不敢杜撰，其效果卻是顯而易見的，即妖化毛澤東、醜化新中國，最終消化共產黨。我出此言有據呼？有：
一曰：“中國是個檢討大國”，除“自認為永遠對的領袖”毛澤東一個人外，人人都得學會寫檢討書。寫過檢討書的人“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充分反映了“當時全民的彼此惡鬥，全民的互相殘殺”。（詳見2001年12月26日《作家文摘》第509期沙葉新的《中國的“檢討”文化》）
二曰：“文革”“10年間，全國上下受到迫害打擊的幹部、群眾達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和不幸”，應當把這個數字（1/9）編到《現代漢語詞典》中，讓中國人世世代代記住這段慘痛的曆史。（詳見2003年1月28日《法製日報》李啟詠先生的文章《詞典編纂不應回避慘痛曆史》）
三曰：“文革”把中國的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多見不怪無需舉例）
四曰：“反右運動”是毛澤東和共產黨蓄意製造的“一台踐踏知識分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詳見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長篇紀實文學著作《往事並不如煙》，作者章詒和）
以上罪案四卷，嚇得有些年輕人不敢加入共產黨，罵得有些老共產黨員在公共場所抬不起頭來。端陽生忍無可忍，今天要掄起板斧動真格的，針對上述四項指控，予以一一批駁。
駁文（一） “檢討大國”是對曆史的嚴重歪曲
沙葉新先生在2001年《隨筆》第六期發表的《中國的“檢討”文化》，因其命題奇特，言詞尖酸，又被作家文摘報二次傳播，不允讀者忙中忽略。
據沙葉新先生統計(或曰估計)，從50年代的“思想改造運動”起(未寫何時止)，“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那樣曾有過那麽多的檢討者，其人數不是一萬，不是十萬，不是百萬，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中國是個‘檢討大國’”。
在這個“檢討大國”裏，都是些什麽人作檢討呢？沙先生寫到：“上自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中及公務員，知識分子，下至工農大眾，普通百姓，更別說‘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了；無論你是垂死的老者，還是天真的兒童，隻要你被認為有錯，便不容你申辯，真理始終掌握在有權說你錯的領導和自認為永遠對的領袖手中，自己隻得低頭認罪，深刻檢討，少有幸免者。”
從以上一段文字中不難看出，在沙先生看來，新中國從其誕生起，全國人民就生活在如他所描繪的“風雨如晦”、“萬馬齊喑”、“洗腦剖心”、“認罪服罪”、“彼此惡鬥”、“互相殘殺”的“痛苦”和“厄運”之中，隻有“自認永遠對的領袖”除外。顯而易見，製造這個“檢討大國”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至今還被大多數中國人民和大多數海外華人所尊敬並引以自豪的偉大民族英雄毛澤東了。
毛澤東是“自認永遠對的領袖”嗎？且不說很久很遠的時期，就是在他的晚年也不是沒作過檢討。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比上月球、到火星去安家落戶還要艱巨複雜的係統工程，在探索的路上不可能一帆風順。毛澤東就是探索者們的領頭人。麵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失誤和災難性後果，他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就作過這樣的檢討：“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麵，怪各個部門……許多事我都要負責。”就此錯誤，在1962年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作了公開檢討。關於“文革”的錯誤，他生前雖然尚未完全認識，但已認識到“打倒一切”、“全麵內戰”是錯誤的。為此他及時提出保護與解放老幹部，反對鬧派性，批判唯成分論。當發現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利用他的錯誤欲奪取國家最高權力時，他立馬當先，揭發批判，使這個後來演變為反革命的集團陷於困境。當他發現“王、張、江、姚”利用他的錯誤，公開與周總理等人對抗並搞陰謀時，他又一馬當先指出：在黨中央有個“四人幫”，提醒大家不要上當受騙。毛澤東公正無私的決斷，為減少“文革”中的損失，為粉碎“四人幫”提供了思想武器。
事實勝於雄辯：“文革”中發生的諸多踐踏人權，摧殘人命的違規、違紀、違法行為和法西斯暴行，大都是上述兩個反革命集團興風作浪、趁火打劫所致，並非“自認永遠對的領袖”無端殘害百姓，蓄意要製造一個所謂“檢討大國”。
可是沙先生在回顧和描繪這個“檢討大國”的“混亂”、“荒謬”、“荒唐”、“彼此惡鬥”、“互相殘殺”、“瘋狂肆虐”的時候隻字不提“四人幫”和林彪兩個反革命集團的所作所為，也隻字不提中國共產黨為糾正毛澤東老人家的錯誤所做的艱辛努力，而是把所有的罪責和怨恨，全都指向毛澤東，這樣公正、合情理嗎？我們反對神化毛澤東，但也絕不允許妖化毛澤東。
駁文（二） 質疑“億萬人受迫害”
近20年來，有個龐然大數不時從名人們的筆下蹦出來，令人毛骨悚然。
這個數字就是“文革”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了打擊迫害。筆者至今未見有關部門的統計數字。隻是從知名劇作家沙葉新先生的《中國的“檢討”文化》中得知，“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他據此斷言，這是“全民的互相殘殺”，“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而另一位知名人士李啟詠先生在他的《詞典編纂不應回避慘痛曆史》中則說：“10年間，全國上下受到迫害打擊的幹部、群眾達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他據此斷言，“這是我們民族的恥辱和不幸”，主張把這個數字編到《現代漢語詞典》中去，銘記千古。
可是，統計數字不能你說一個，他說一個。沙先生冒估了“億萬”後自己也覺得不踏實，隨即壓縮為“千萬”。這比李先生統計的“1億”也許更接近實際。但我對沙先生估算的“千萬”，也還是抱有懷疑。我的懷疑來自沙先生同一篇大作裏的這樣一番頗為真實而生動的描寫。
他寫道：“今天你打倒別人，明天很可能就被別人打倒。因而經常會出現這樣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境遇：一個月前有人逼你三番五次地寫檢討，一個月後這個人也許自己乖乖地寫檢討了”，“人人都逃脫不了檢討的厄運”。這大概就是沙先生斷言：“如果不是億萬，也至少是千萬”的依據吧！
但據我們的常識認為，把寫過檢討的人都算到受打擊迫害之列，恐欠妥當。請沙先生冷靜地想想：“文革”前有些黨政幹部以功臣自居，反我就是反黨、反革命，嚴重脫離群眾，運動中群眾起來說話啦，自己也認識到過錯啦，這些人給群眾寫個檢討也叫受迫害？我看言過其實。據此，我向沙先生建議，從你估計的“千萬”中減去半數，剩下的是500萬。還有沒有水分呢？
有！
眾所周知，“文革”的主攻目標是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戰場是在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審定誰是“走資派”，誰不是“走資派”，與過去審定右派、右傾有所不同。過去打右派、打右傾是黨委主要領導人說了算，群眾沒有發言權，本人沒有申辯權，因此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文革”中審查走資派則不然，毛澤東老人家讓群眾去識別。於是乎就出現了沙先生所說的“啼笑皆非”——“運動初期整群眾，後來又被群眾整”。這雖然不大好，但總比以往“整人者老整人，被人整者老挨整”要公平合理一些。在此，我想對曆史說句公道話：“文革”中圍繞每一個黨政領導幹部的榮辱、前途、命運，中國的平民百姓表現了高度的責任心和正義感。凡是他們愛戴信任的領導幹部，不管別人怎麽說，也不管別人給戴上了什麽帽子，他們都要保。有的明不能保就暗裏保。有的以“揪”走資派的名義，把他們擁戴的領導幹部“揪”到深山老林保護起來。在“打與保”的衝突中，成千上萬的“保皇派”付出了這樣或那樣的代價，有的流了血，甚至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由於他們的正義之舉，使絕大多數老幹部一直處於被一部分人“打倒”的同時又被另一部分人保護之下。隻要不是送進秦城監獄的，就還有行動的自由和“四大”的權利。據此我建議沙先生從500萬中再減去一半。剩下的250萬也需具體分析。在這裏我舉一個例子：
山西省朔縣鄉村女教師齊鳳鳴出生富農家庭。1966年農曆臘月二十三日，她與丈夫在校園一間公房內做好肉菜過灶王節，忽聽鑼鼓喧天由遠而近，原是鄉裏的一隊紅衛兵開進校園。領頭的在門外高喊：“地主分子齊鳳鳴出來念大字報”。女教師不予理睬，繼續吃飯。領頭的奈不住便在門外大聲宣讀大字報，內容大意是：勒令齊鳳鳴立即退出公房，否則革命群眾要采取行動。此時女教師推門而出，怒吼道：“我要看看這是從哪裏來的些沒毛野鬼。你們憑什麽給我定地主分子？請拿出黨中央的文件來！毛主席關於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是怎麽說的？周總理接見新疆建設兵團知青的講話你們看過沒有，聽說過沒有？”
造反派鴉雀無聲，憋了半天一個小頭目才說：“知道你是個大學生，我們說不過你”，亂哄哄一群人偃旗息鼓而去。（引自作家齊鳳翔的回憶錄《人之初》）
請問沙先生和李先生，這位女教師算不算受到了迫害？
再舉一例：
1966年，筆者在中共山西省委創辦的《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工作。“文革”初期編輯部走廊內大字報與日俱增，有的大字報剛貼出來就被新貼出的大字報覆蓋了。筆者對此感到憂慮，向黨支部和“文革”領導小組寫出兩條建議：一、要求擴大張貼大字報的場地，允許貼到辦公樓外麵去；二、貼大字報的人應將大字報底稿交給“文革”領導小組保存，以示個人對大字報的內容負責，以備領導和群眾查證。不料我的建議引起編輯部主任劉某同誌（正廳級）的懷疑和擔心。他默許一位中層領導（處級）串聯6位編輯給我寫大字報，指控我是漏網的“右派”妄圖篡奪“文革”領導權。不久，劉主任在大會上點我的名，說我有野心，妄圖把編輯部搞垮，給省委抹黑，讓我停職反省（寫檢討）。可是時隔不久，外單位的造反派打上門來，造了劉主任的反，給他戴的帽子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此時的我自行解放，並拉起“輕騎隊”的杆子參加了“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但我與我的組織始終認為，劉主任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甚至冒著當“保皇派”的風險，為他求醫看病，幫他的妻子找回丟失的巨額存款單，還為其女兒能夠分配到保密性很強的兵工廠工作，出具了有利的證明材料。
1969年春天，《山西四清報》編輯部全體幹部被調到北京市昌平某軍校辦學習班。在學習班，我與老劉麵對麵作了批評與自我批評，言歸於好。無須隱瞞：在未到學習班前，我們40餘人的單位曾有過五名右派（領導者認為）、兩名走資派（一部分群眾認為）、一名中統特務（疑似）、一名曆史反革命（個別幹部認為）、五名“鐵杆兒保皇”份子（部分造反派認為）。但經學習班“鬥私批修”，澄清是非，在毛澤東同誌還健在的歲月（1970年）就實現了大聯合，全體幹部握手言歡，各自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也無一人申請平反。
如此這般，全國大同小異。
當然不可否認，“文革”初期，因康生、陳伯達、江青等支持和煽動，首都一部分學生和青年職工打著“掃四舊”的旗號，對從舊社會來的一些知識分子以及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人群，有過嚴重的人身人格傷害，但這股邪風不久即被製止。毛澤東呼喚：“要文鬥，不要武鬥”，老人家還聲稱，他反對把湖南農民運動中的過激行為搬到“文革”中來。並重申黨的政策——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周恩來總理也及時指出，對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子女不得歧視，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允許人家革命。
另一批受害者產生於造反派奪權之中。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製造了所謂“元月紅色風暴”，他們把凡不願意站出來奪權或反對奪權的黨政領導幹部都當作“對抗革命”的敵對分子軍管起來，成為名副其實的被專政的對象。
上述兩部分人加起來是多少呢？有100萬嗎？如果有，100萬在當時全國9億人口中占多大的比例呢？我的估算是九百分之一而不是九分之一（此數應以“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平反數為準）。
回望遠去的“文革”，不論其鬥爭如何艱難曲折，中國人民的政治熱情始終沒有冷卻。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責任心和正義感可歌可泣。他們付出了代價，教育了自己，奪取了最後的勝利。
“文革”的罪惡和恥辱隻屬於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和康生、謝富治等奸佞。
請不要忘記：五星紅旗正是在此時此刻（林彪集團已被搗毀，“四人幫”已被毛澤東套入異類，毛澤東健在的年代）掛到聯合國大廈前的。自鴉片戰爭以後，中華民族何時有過如此的揚眉吐氣？
不知沙、李二位先生認同否。
駁文（三） 國民經濟真的崩潰了嗎？
人們最關心“文革”時期的國家經濟發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讀到：我國社會主義製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並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誌的巨大作用分不開。……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麵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決議》中搜索不出“全盤否定”、“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等詞語。文革時期是新中國外交上最輝煌的時期，如進入聯合國並擔任常任理事國，與一百多個國家建交，世界三鼎足之一。文革時期的科技，依中科院世紀末統計，千年重大科技成就，文革十年最多，有氫彈、衛星、胰島素、雜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神州號的主要關鍵技術也是那時就掌握了的。軍事上打敗了美蘇、南越，捍衛了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當時社會安定，據中央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經濟幾乎年年高速增長。
什麽是“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當時沒有企業破產或不景氣, 沒有工人下崗失業, 沒有發不出工資, 沒有通貨膨脹, 沒有銀行不良資產, 沒有內債外債, 工農業產品產量和財政收入都大幅度增長, 世界上哪有這樣的“瀕臨崩潰”？1979年全國人均占有糧食684斤, 這比2003年的人均數量還高。
駁文（四） 往事不可妄言
發生在1957年夏季的“反右”鬥爭，是一個令人敏感的話題，但又是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盡管中國共產黨鄭重公開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犯了“擴大化”的錯誤，並給99%的人徹底平反，又在複職、提拔上給了盡可能的補償和撫慰，希望人們淡忘以往，重望未來，團結起來向前走。然而事實表明，有的人並不認同：有的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往事並不如煙》（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有的大書特書《中國的“檢討”文化》（2001年《隨筆》第6期）。這些書籍和文章的作者對領導那場運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控訴。說他們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故設陷阱，誘友上當，蓄意製造了“一台踐踏知識分子、打擊民主黨派的慘劇”，同時對檢舉揭發“章羅聯盟”的傑出政治活動家史良同誌在人格上極力醜化，把她描繪成謀權附勢、出賣朋友、落井下石的小人。
往事真如其人其文其書所言嗎？我用我和我的戰友劉建昌同誌的親身經曆來回答這個問題。
2004年深秋，我的老朋友劉建昌從太原來北京辦事，順便來京城遠郊看望我。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期間，我倆同在一個戰區、一個單位生活和戰鬥，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才各奔東西。當我倆敘舊敘到“反右”運動時，我對戰友說：“1957年5月15日，毛主席致信黨內高層領導《事情正在起變化》時，我正在空軍第7航空預備學校工作，地位僅僅是個小小中尉，這樣的高度機密文件自然傳達不到我這一級。因此，鳴放中我和全國省軍級以下的共產黨員幹部一樣毫無顧忌，寫大字報辱罵了本無大錯的一位大隊政委（在此，我再次向王政委賠情道歉）。當運動後期按照‘六條標準’抓右派時，有人在會議上麵對麵指出我惡毒攻擊領導，是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我自知大劫難逃，準備承擔自己應負的責任。不料校黨委並未劃我右派，給我做的結論是：雖係惡語傷人，但屬政治上的幼稚表現。我為此著實地出過一身冷汗。”講完自己的遭遇，我對戰友說：“你和我的地位不同，你當時已是省直機關的處級幹部了，你既然沒當右派，一定在你手下打了不少右派吧？” 劉建昌同誌不緊不慢地對我講了他的反右經曆：
“早在1953年我已經出任了山西省文化局音樂工作組組長。全組15個人，都是從地方和部隊的音樂專職幹部中選拔來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我們不論在音樂創作和音樂普及方麵，還是在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和整理方麵，都做出了顯著的成績，是全國名列前茅的省級音工組。
“在‘反右’前的黨內整風運動中，我們的黨員和非黨員，都以與人為善的態度，按照批評與自我批評方式，向省局領導和我提了意見和建議，我帶頭向大家作過自我批評。一切都很正常，可是後來發現外單位和社會上有人攻擊共產黨搞所謂‘黨天下’、‘家天下’，說共產黨的幹部大多是大老粗、文化水平低，可是都當領導人，質問黨：‘外行能夠領導內行嗎？’氣氛越來越凶險，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味道。
“6月8日，黨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文件後，省委立即向全省各級黨組織發出動員令，我們音工組全體同誌響應省委號召，對社會上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進行了聲討。同時審查本單位可能存在的右派言行。經過反複動員，仔細檢查，半個月過去了，始終沒有揭出有分量的東西，我向上級匯報時，拐彎抹角地宣稱：我們單位沒有右派！
“我的匯報引起中共山西省委‘反右領導組’的重視，以省委副秘書長××和某地區副專員××組成的工作組很快進駐音工組。二位同誌一露麵就找我談話說：‘這是一場能不能繼續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鬥爭，也是一場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右派分子說黨的領導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的根源。由他們把持的報紙公開發表文章，攻擊我們黨搞了‘黨天下’、‘家天下’，讓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幹部撤出政法、文教、文藝、醫療、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挑撥和煽動工人、農民、學生對黨和人民政府不滿。而你們單位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怎麽可能連一個右派分子也沒有？’
“我向工作組兩位領導人詳細匯報了尋找右派分子的艱辛努力，並誠心實意地表示：也許我發動群眾還做得不夠，好在你們來了，咱們再動員、再審查，首先查我，查到我頭上就劃我右派好了。
“工作組聽了我的匯報很不高興，又去找音工組另一位資深黨員幹部張一非同誌談話。由於張一非同誌和我的看法一致，兩位領導人十分惱火。第二天，工作組就以省群眾藝術館黨支部的名義印發了一期通報。《通報》稱：‘音工組的反右運動，在劉建昌和張一非二人的把持下走了過場’
“我看到《通報》很生氣，因為他們印發《通報》的事，作為群眾藝術館黨支部副書記的我一無所知，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我向工作組提出撤銷《通報》的要求，工作組更加惱火，把我的事立即匯報給省委反右領導組。幾天後，反右領導組成員（省委宣傳部部長）黃誌剛同誌找我談話，我向黃部長明確表態：在音工組內我找不到右派，誰能找到就讓誰去找好了，反正我不能把好同誌當右派來打！
“黃部長認為我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是對的，同時指出運動尚未結束，和工作組講話要注意分寸、留有餘地。未出我料，與黃部長談話後，工作組很快就收回了由他們印發的支部《通報》。由於在音工組沒有找到右派，所以也沒有人能給我戴上包庇右派的帽子。直到全國反右運動勝利結束，我們音工組15位知識分子全部安然過關。”
以上就是我們二人在“反右”運動中的親身經曆，往事全都曆曆在目：從共產黨歡迎民主黨派和無黨人士幫助黨整風，到毛澤東老人家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再到向全黨發出戰鬥動員令《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都是事出有因，形勢所迫，並非無的放矢，故設陷阱。而我國傑出的政治活動家、民盟中央領導人、共產黨的忠實朋友，後來成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史良同誌，在關係到中國向何處去的重要曆史關頭，她所表現出的非凡智慧、勇敢和堅定，為她的政治生涯書寫了十分亮麗的一頁。任何人想以“春秋筆法”歪曲她的本意，杜撰她當時的心曆，醜化她的光輝形象，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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