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006-10-08 11:35:06
日本外務省日前宣布，應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邀請，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將於10月8日訪問中國。
首先，在通常意義上，安倍晉三屬於“鷹派”，是日本的保守政治勢力的代表，也是日本真正意義上的新生代領導人，他的很多政治主張與中國相差甚遠。比如，修憲、曆史觀、入常、擴軍、要做國際規則製定者等等。。。。但從另一方麵來講，安倍對中國的態度卻又是在不斷改變的。比如，安倍是靠對北朝鮮強硬起家的一個政治家，早幾年，曾對日本NHK電視台播放正確反映曆史觀的紀錄片而強烈阻撓，擔承日本自民黨幹事長開始，也曾幾次就靖國神社問題對中國的硬強態度提出批評。但自從成為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最有實力問鼎首相寶座的代表人選，其對一些敏感問題的態度逐步緩和。
第一，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安倍晉三不承諾進行參拜。第二，在曆史觀上，安倍一改以前的態度，認為日本無需改變在曆史上已經做出過的，對曆史問題的表態（指 90年代村山富士首相的書麵道歉）。第三，對於台灣問題，立場向中國接近。在其任自民黨幹事長期間，台灣國民黨要員曾訪台灣受安倍接見，安倍明確向其重申，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機遇，但台灣問題是東亞安全隱患，希望看到台灣政壇內鬥不至於發展到威脅兩岸和平的地步。第四，立足於恢複因小泉純一郎而被破壞的兩岸政治關係。雖然從主要政見方麵，安倍與小泉係出一脈，但在恢複中日關係方麵，安倍要明顯積極得多。因為沒有參靖的政治障礙，所以安倍要與中國溝通要容易得多。
不一樣的安倍晉三
從國內日本問題專家的主流判斷來看，不少人認為“安倍比小泉更右、更糟。”但我們在安倍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與中國積極的東西。
1997年，安倍作為自民黨年輕議員訪華團的團員，到北京訪問。作為一個當時並不起眼兒的年輕議員，安倍主動找當時還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的日本問題專家劉永江進行交流。安倍問劉永江“我在日本被稱為日本的台灣幫，那麽中國是怎麽看我的？”劉教授回答說：“你既然來到北京，就是我們的客人。中國對你不了解，但你父親在中國很有名，可惜早逝了。他為推動中日關係做出的貢獻我們會牢牢記住。”安倍當時還表示：“您可能還不知道，其實我是父親的政治秘書。”雖然隻是簡短的對話，但給劉永江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隻要以誠相待，和安倍之間是可以拉近距離的。”
此後，安倍在日本組織了一些議員組織和研究機構，了解中國的扶貧情況，想通過扶貧方麵的合作與中國建立某種聯係。
2006年8月，安倍已經成為日本內閣官房長房、日本下一代首相的“儲君”。他在第二屆中日關係論壇上發表了主題演講。劉永江教授也參加了此次論壇。劉教授回憶說：“從安倍的發言和表現中，可以看出他在中日關係的態度上不是更壞了，而是在逐步調整，這種變化也源於安倍身份的變化。以安倍現在的身份，他必須考慮日本政府過去的處理方法。”劉教授認為，安倍是一個倔強並不胡攪蠻纏的人，對意見分歧有溝通的願望，同時他也不回避矛盾，雖然有時間得理不讓人，但了解情況後又不會頑固不化。因此，他認為，安倍是一個有很大可塑性的人，具備溝通能力。
2006年5月29日，“中日節能環保論壇”在東京召開，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率龐大代表團訪問日本。在此間的接待酒會上，安倍晉三曾對薄熙來說：“在推動日中關係方麵，我們要各自越超父輩，做出更多的貢獻。”安倍所指的是其父親安倍晉太郎和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安倍晉太郎跟中國有深厚的感情，在其任日本外相期間，曾促成日本天皇對中國的曆史性訪問。薄一波是中國的老一輩領導人，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在80年代是中日友好的積極倡導者。
安倍當選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後，又主動發言提倡恢複中日關係，並在台灣問題上進行了明確表態。安倍這樣的態度被台灣媒體驚呼為“為迎合中國而拋棄台灣”。
安倍與中國的水下溝通，早在其當選自民黨幹事長時就已經開始。安倍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媒體稱之為“安倍晉三監護人”的中川秀直在此期間曾兩次訪問中國，建立起了相當順暢的溝通管道。正是因為這些承諾，才促成了安倍上台僅僅月餘，就快速訪問中國的結果。日本戰後曆任首相，其首訪國都是美國，而安倍卻選擇了首先訪問中國，這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的表態，而且也是安倍政權急於改善中日關係的迫切性使然。
中國需要安倍晉三的合作
安倍是第一位在二戰後出生的日本首相，其從政11年就成為日本首相，在日本也是時間最短、最年輕的日本首相。安倍的上台，標誌著日本政壇一個時代的結束。老人政治、派閥政治將走向終點，而新生代將走向前台。日本政治的新生代，有朝氣、有魄力，做事不遵循傳統，但這些政治新貴們的行事方式，卻有諸多的不穩定、不確定性。中國對日本政治的新一代也缺乏足夠的了解，中國的新一代政治家與日本的新一代政壇人物之間也缺少當年老一代之間的友誼基礎。所以，如何與日本新生代打交道，其實對於中國的對日外交來說，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如明年眾議院大選不出意外，安倍會成為即小泉之後的又一個長期政權。因為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中國應該把對日外交主要放在與安倍政權打交道上。10月8日，安倍晉三就要訪問中國，目的是與中國領導人討論橫亙在中日兩國之間的以靖國神社問題為代表的曆史問題。安倍不承諾參拜靖國神社為兩國高層對話提供了前題，但兩國的曆史問題依然複雜，遠不是通過一兩次高層見麵就可以解決的。但高層恢複直接對話，又為緩和兩國曆史歧見、發展經貿易關係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是兩國關係恢複發展的轉折點。通過小泉純一郎政權五年來的經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日關係合則兩利，對立並不符合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
日本的外交是以日美關係為基礎，這一客觀事實短時間內還無法改變。但中日兩國的合作前景依然巨大。比如，反台獨勢力、國際能源開發、環保技術的應用、朝鮮半島問題、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前景等方麵，兩國的合作和共同進退具有重大的意義。
日本現在又處在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首先是日本右翼勢力在國內的不斷抬頭、影響力越來越大;其次是台獨勢力對日本政治人物的長期拉攏、以及日台反華勢力的不斷合流;再次是美國不斷給日本放水，要求日本再成為扼製中國發展的橋頭堡。而另一方麵則是中日經貿易關係的相互依存不斷提高，以及日本新一代領導人對於改善中日關係的迫切心態。中國目前的主要任務一個是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個是台海的穩定和平。在這兩大曆史任務麵前，日本都是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的第四代領導團隊具有長遠戰略眼光，對於中日關係的發展自然也知其利、曉其害。如何扼製日本右翼與台獨勢力合流，如何不讓日本成為幹擾和阻障中國發展的不利因素，如何利用日本政壇上對中國有利的積極因素，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問題。
中國的周邊穩定需要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台灣問題也需要日本的合作、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樣需要包括日本在內的外來資金和技術，這些才是中國真正的需要。作為曆史問題、東海糾紛，中國需要堅定的立場，但也需要靈活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化解矛盾，一切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服務、為中國的民族複興大業而增加推動力、減少阻力而服務。
所以，安倍訪華是一個有利契機，希望兩國領導人都拿出誠意，不糾纏於細枝末節上的得失，而本著兩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通過這次會麵為兩國關係的恢複、兩國未來在經貿、科技、文化、能源以及國際重大政治問題的合作而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這也是兩國人們所樂意看到的事情。
作者：龍之醒
日本外務省日前宣布，應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邀請，日本新任首相安倍晉三將於10月8日訪問中國。
首先，在通常意義上，安倍晉三屬於“鷹派”，是日本的保守政治勢力的代表，也是日本真正意義上的新生代領導人，他的很多政治主張與中國相差甚遠。比如，修憲、曆史觀、入常、擴軍、要做國際規則製定者等等。。。。但從另一方麵來講，安倍對中國的態度卻又是在不斷改變的。比如，安倍是靠對北朝鮮強硬起家的一個政治家，早幾年，曾對日本NHK電視台播放正確反映曆史觀的紀錄片而強烈阻撓，擔承日本自民黨幹事長開始，也曾幾次就靖國神社問題對中國的硬強態度提出批評。但自從成為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最有實力問鼎首相寶座的代表人選，其對一些敏感問題的態度逐步緩和。
第一，在靖國神社問題上，安倍晉三不承諾進行參拜。第二，在曆史觀上，安倍一改以前的態度，認為日本無需改變在曆史上已經做出過的，對曆史問題的表態（指 90年代村山富士首相的書麵道歉）。第三，對於台灣問題，立場向中國接近。在其任自民黨幹事長期間，台灣國民黨要員曾訪台灣受安倍接見，安倍明確向其重申，中國的發展是一個機遇，但台灣問題是東亞安全隱患，希望看到台灣政壇內鬥不至於發展到威脅兩岸和平的地步。第四，立足於恢複因小泉純一郎而被破壞的兩岸政治關係。雖然從主要政見方麵，安倍與小泉係出一脈，但在恢複中日關係方麵，安倍要明顯積極得多。因為沒有參靖的政治障礙，所以安倍要與中國溝通要容易得多。
不一樣的安倍晉三
從國內日本問題專家的主流判斷來看，不少人認為“安倍比小泉更右、更糟。”但我們在安倍身上可以看到很多與中國積極的東西。
1997年，安倍作為自民黨年輕議員訪華團的團員，到北京訪問。作為一個當時並不起眼兒的年輕議員，安倍主動找當時還在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的日本問題專家劉永江進行交流。安倍問劉永江“我在日本被稱為日本的台灣幫，那麽中國是怎麽看我的？”劉教授回答說：“你既然來到北京，就是我們的客人。中國對你不了解，但你父親在中國很有名，可惜早逝了。他為推動中日關係做出的貢獻我們會牢牢記住。”安倍當時還表示：“您可能還不知道，其實我是父親的政治秘書。”雖然隻是簡短的對話，但給劉永江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隻要以誠相待，和安倍之間是可以拉近距離的。”
此後，安倍在日本組織了一些議員組織和研究機構，了解中國的扶貧情況，想通過扶貧方麵的合作與中國建立某種聯係。
2006年8月，安倍已經成為日本內閣官房長房、日本下一代首相的“儲君”。他在第二屆中日關係論壇上發表了主題演講。劉永江教授也參加了此次論壇。劉教授回憶說：“從安倍的發言和表現中，可以看出他在中日關係的態度上不是更壞了，而是在逐步調整，這種變化也源於安倍身份的變化。以安倍現在的身份，他必須考慮日本政府過去的處理方法。”劉教授認為，安倍是一個倔強並不胡攪蠻纏的人，對意見分歧有溝通的願望，同時他也不回避矛盾，雖然有時間得理不讓人，但了解情況後又不會頑固不化。因此，他認為，安倍是一個有很大可塑性的人，具備溝通能力。
2006年5月29日，“中日節能環保論壇”在東京召開，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率龐大代表團訪問日本。在此間的接待酒會上，安倍晉三曾對薄熙來說：“在推動日中關係方麵，我們要各自越超父輩，做出更多的貢獻。”安倍所指的是其父親安倍晉太郎和薄熙來的父親薄一波。安倍晉太郎跟中國有深厚的感情，在其任日本外相期間，曾促成日本天皇對中國的曆史性訪問。薄一波是中國的老一輩領導人，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在80年代是中日友好的積極倡導者。
安倍當選自民黨總裁、日本首相後，又主動發言提倡恢複中日關係，並在台灣問題上進行了明確表態。安倍這樣的態度被台灣媒體驚呼為“為迎合中國而拋棄台灣”。
安倍與中國的水下溝通，早在其當選自民黨幹事長時就已經開始。安倍的得力助手、被日本媒體稱之為“安倍晉三監護人”的中川秀直在此期間曾兩次訪問中國，建立起了相當順暢的溝通管道。正是因為這些承諾，才促成了安倍上台僅僅月餘，就快速訪問中國的結果。日本戰後曆任首相，其首訪國都是美國，而安倍卻選擇了首先訪問中國，這不僅僅是一種政治的表態，而且也是安倍政權急於改善中日關係的迫切性使然。
中國需要安倍晉三的合作
安倍是第一位在二戰後出生的日本首相，其從政11年就成為日本首相，在日本也是時間最短、最年輕的日本首相。安倍的上台，標誌著日本政壇一個時代的結束。老人政治、派閥政治將走向終點，而新生代將走向前台。日本政治的新生代，有朝氣、有魄力，做事不遵循傳統，但這些政治新貴們的行事方式，卻有諸多的不穩定、不確定性。中國對日本政治的新一代也缺乏足夠的了解，中國的新一代政治家與日本的新一代政壇人物之間也缺少當年老一代之間的友誼基礎。所以，如何與日本新生代打交道，其實對於中國的對日外交來說，是一個值得重視的課題。
如明年眾議院大選不出意外，安倍會成為即小泉之後的又一個長期政權。因為中日關係的重要性，中國應該把對日外交主要放在與安倍政權打交道上。10月8日，安倍晉三就要訪問中國，目的是與中國領導人討論橫亙在中日兩國之間的以靖國神社問題為代表的曆史問題。安倍不承諾參拜靖國神社為兩國高層對話提供了前題，但兩國的曆史問題依然複雜，遠不是通過一兩次高層見麵就可以解決的。但高層恢複直接對話，又為緩和兩國曆史歧見、發展經貿易關係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是兩國關係恢複發展的轉折點。通過小泉純一郎政權五年來的經曆，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中日關係合則兩利，對立並不符合中日兩國的共同利益。
日本的外交是以日美關係為基礎，這一客觀事實短時間內還無法改變。但中日兩國的合作前景依然巨大。比如，反台獨勢力、國際能源開發、環保技術的應用、朝鮮半島問題、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前景等方麵，兩國的合作和共同進退具有重大的意義。
日本現在又處在一個發展的十字路口。首先是日本右翼勢力在國內的不斷抬頭、影響力越來越大;其次是台獨勢力對日本政治人物的長期拉攏、以及日台反華勢力的不斷合流;再次是美國不斷給日本放水，要求日本再成為扼製中國發展的橋頭堡。而另一方麵則是中日經貿易關係的相互依存不斷提高，以及日本新一代領導人對於改善中日關係的迫切心態。中國目前的主要任務一個是國內經濟和社會發展，一個是台海的穩定和平。在這兩大曆史任務麵前，日本都是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的第四代領導團隊具有長遠戰略眼光，對於中日關係的發展自然也知其利、曉其害。如何扼製日本右翼與台獨勢力合流，如何不讓日本成為幹擾和阻障中國發展的不利因素，如何利用日本政壇上對中國有利的積極因素，是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問題。
中國的周邊穩定需要中日關係的穩定發展、台灣問題也需要日本的合作、中國國內的經濟發展同樣需要包括日本在內的外來資金和技術，這些才是中國真正的需要。作為曆史問題、東海糾紛，中國需要堅定的立場，但也需要靈活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化解矛盾，一切為了中國經濟發展服務、為中國的民族複興大業而增加推動力、減少阻力而服務。
所以，安倍訪華是一個有利契機，希望兩國領導人都拿出誠意，不糾纏於細枝末節上的得失，而本著兩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通過這次會麵為兩國關係的恢複、兩國未來在經貿、科技、文化、能源以及國際重大政治問題的合作而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這也是兩國人們所樂意看到的事情。
作者：龍之醒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