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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李敖:季羨林三頂桂冠都不及格

(2007-02-03 20:48:59) 下一個

李敖

  特約記者 陳婉容 發自台北

  編者按

  2007年的李敖,這位中文圈子的明星學者、台灣政壇的老頑童,似乎要謝幕了,繼他高調參選台北市長一無所獲之後,在鳳凰衛視開設了兩年的《李敖有話說》節目也宣告停播,有網友說,李敖已經“廉頗老矣”、“江郎才盡”。然而,李敖不會退出江湖,他表示,“決定在我的餘生裏麵再次維護中華文學的尊嚴,去整理一些中國好的文字方麵的東西。”英雄遲暮,壯懷不已。日前,李敖接受了記者的采訪,談起華語文化界,李敖不改狂狷本色,語言依然潑辣嗆人。

  我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

  南都周刊:您曾經說過,五百年來,寫白話文的第一名是您自己,現在您還堅持這個看法嗎?

  李敖:可以稍微客氣一點,不講500年,490年也可以!(哈哈)

  南都周刊:在您的比較範圍內,是否包括大陸的作家學者?

  李敖:大陸的學者分為兩類,一個是走科學的路子的,這就比較單純,比較符合世界水準的。一個是走文學、哲學、曆史、社會科學這條路的,這一批人,除了考古一部分的之外,頭腦都不聰明。“文革”以後,大陸出現了所謂“傷痕文學”,“哭哭啼啼,沒有出息”。所以一涉及這方麵,越來越糟糕,因為老的還有“文革”情結。

  南都周刊:您認為中文圈子裏,還有沒有文化大師?

  李敖:有!我要照鏡子就出現了!

  南都周刊:您可以評價一下大陸的文化名流嗎?

  李敖:大陸沒有文化名流,他們有時候會逃避現實!出現一些暢銷書的作者,也許會有。可是那個在我眼裏看起來不算。他們可能因此賺到一些錢,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餘秋雨,逃避現實,他有沒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問題,而不是光遊山玩水,光寫一些遊記之類的文章?在我看來大陸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南都周刊:最近大陸的季羨林老先生,在最近麵世的《病榻雜記》中辭謝“國學大師”、“學界泰鬥”、“國寶”三頂桂冠。您認為季老算不算文化大師?

  李敖:他不是國學大師!他是個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語文能力還不錯。別人全死光了,他還沒死,所以他就變成國學大師了!這些桂冠,他三個都不及格的,根本輪不到他!中國有句老話:“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可是廖化後來怎麽樣?廖化投降了!你看三國誌,70歲以後,阿鬥先投降,先鋒也投降了。季羨林隻是個老資格的人,根本輪不到他做大師。

  南都周刊:您頭上的高帽子也挺多的,是不是想有一天也表示要“脫帽”?

  李敖:我和他們不是一類的人!他們可能是學者,我不是!我是中國有史以來可以為“臭老九”揚眉吐氣的人!哪個臭老九像我那麽神氣啊?臭老九給人的感覺不是寒酸就是死掉、窮困、投降,都是這些!我是中國有史以來為知識分子揚眉吐氣的唯一一個人!沒有人像我一樣,能夠為知識分子爽!我自己心態也好,從來不生悶氣,像我的老師殷海光,他是得胃癌死的!得胃癌什麽原因呢?很大原因就是心理不愉快!他是哲學家、思想家,結果得了這個病死掉了,就好像神父得了梅毒死掉一樣。這是不對的,他不該得這個病嘛!你當個思想家怎麽可以想不通呢?所以我一直都保持一個很快樂的狀態。

  我希望我未來怎麽死掉呢?我就想以後自己能夠死於別人丈夫的槍下!(哈哈)

  南都周刊:您在大陸很受歡迎,但也有一些大陸學者對您晚年的表現持批評的態度,這些反差是為什麽呢?您自己是否有感受到?

  李敖:我覺得那都是他們不懂,他們跟不上我的境界。(笑)就像易卜生那個小說(《人民公敵》 ——編者)裏的斯多克芒醫生一樣,他是個先知者,等到你走到斯多克芒醫生這個境界的時候,你找不到他了,因為他又往前走了。他比你走得遠也比你走得快,這批人跟不上嘛!對我批評的人是一個很好的標準,可以鑒定這個人的頭腦是屬於哪一類的,可以鑒定他的文化水平,由他對我的批評可以做個很好的測驗。

  他們“做人成功,做文失敗”

  南都周刊:您對大陸年青一代的精神狀態怎麽看?

  李敖:“文革”以後的年輕人,他們的精神狀態應該是能夠享受到他們從沒享受到的安定和發展機會,現在他們又麵對另外一個問題,當這個社會越來越上軌道的時候,興風作浪的機會就愈來愈少。像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說,一個人苦悶的時候要有很多選擇,其中一個選擇就是做海盜,海盜也是一種非常快樂的生活。現代人哪有那麽多機會可以自己選擇?當整個社會都進入體製化裏麵,而個人的特色都很難顯示出來,都被埋沒掉了。

  南都周刊:您覺得台灣的文化人與大陸的文化人有什麽明顯的不同?

  李敖:所受的遭遇不一樣。可是,我認為他們水準都不行,都是一類的。台灣的文化是受了國民黨文化的影響,大陸有那種文藝團體由政府來控製,台灣也有中國文藝協會,也是被控製的。這批跟著國民黨走的人,我曾經講他們:“做人成功,做文失敗。”為什麽呢?因為他們互相捧,你捧我,我捧你,像餘光中這些人,餘光中還算有些散文寫得還好的。

可是你不進入這個核心,你就沒有機會了!典型的例子,例如:台灣的聯合報,聯合副刊,過去都被(國民黨)政治工作人員所壟斷,別人都沒有機會,所以台灣這些人在我看來,沒有特立獨行的人,可是又有一些知識分子認為他們是在救國。

  我的一個好朋友做過國民黨時期的台灣“外交部次長”,也是“駐南非大使”,他從南非回來時已經80歲了,他當時送了一個很好的象牙給我,他告訴我,他一直打從心裏佩服我,卻不敢和我來往,因為得好好做官,但他見我時已經80歲了,他說:“我現在已經不當‘大使’了,所以我要把我對你的崇拜之情(表達出來),送一個禮物給你!”他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他們分不清自己保護的是國家還是蔣家的天下。他們根本不敢問,問了之後怕自己會很失落。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榮譽,這五大信念,都沒有了!他會失落。

  南都周刊:您曾經說過女人不該搞政治,而您最欣賞的女人陳文茜卻驕傲地說自己搞政治比您成功,您怎麽看呢?

  李敖:女人搞政治成功沒有什麽意義,我覺得我搞女人成功才有意義!(哈哈)

  陳文茜他們都算失敗的,他們都是靠民進黨起家的,她當時做民進黨的文宣部長,台灣的“廢省”和她是有關係的。當時民進黨的黨主席許信良和李登輝是有秘密交易的,“夜奔敵營”這個典故就是說她和許信良的。台灣變得沉淪,陳文茜要負一部分責任。

  台灣沒有一個搞政治很優秀的人才!這裏麵有累積的效果,不像北洋時代那批人,因為他們看過清朝時代的那些官,至少他們有官的樣子,讓人一看就知道是大人物。

  台灣的官長得都像老鼠一樣,我罵國民黨的官都是人麵獸心,民進黨的官都是獸麵獸心,長得都和賊一樣,樣子不成樣子。

  南都周刊:您前年在北大演講的時候,曾經說過北大變孬了。依您的意思,並非單單針對北大的領導,而是指向北大背後的某些人。對此,您是否有更詳細的說法?

  李敖:這樣說起來,應該說全體都要負責任。那些領導還在領導你,而你又拿他沒辦法,這就證明你孬嘛!我們要用改變的方法去對抗阻礙我們發展的勢力,要有技巧地去對抗它。

  我很看不慣大陸人有很多人帶有那種酸氣,孟子說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講話酸溜溜的還怨天尤人,我覺得這種人是最沒出息的。但這種人在大陸比例還極高。

  要看到西方的長處和精華

  南都周刊:2006年大陸的國學熱與讀經熱風起雲湧,請問您如何看待國學熱的興起?

  李敖:這很正常嘛!因為這是逃避現實的一種很好的方法嘛!清朝為什麽搞四庫全書呢?因為本身有相當的趣味,他們就卷進去了,和政治無關嘛!因為它是逃避政治的一種工具。當然我也承認,國家強了之後,它會結合民眾的精神這一部分的力量。像以色列一樣,要學習希伯來文,希伯來文是個已經死掉的文字,他們為什麽要學呢?就是為了凝固他們自己的意識:“我是以色列人!我會我們的古典。”所以有這個作用。

  南都周刊:前陣子有幾個博士生發起公共信,呼籲抵製聖誕節。對於這種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的交鋒,您如何看?

  李敖:要是會看書的人,就能看到西方的長處和精華的地方,然後做某種程度的比對和融會貫通。這種東西要你讀很多書,而又不把書讀死,才能有這個效果。好比莊子說:“竊國者侯,竊鉤者誅”。英國的文學家肖伯納說:“偷一條麵包關進監牢,偷一條鐵路進入國會“。又好比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耶穌說:“把你喜歡的給別人!”同樣的一個觀念,耶穌就比孔子積極。你若是做這種文化上的比對,你會覺得挺好玩的。

  南都周刊:您是胡適先生的追隨者,但大陸民眾的感覺可能覺得您的行事風格更接近魯迅,您是如何看待他人的這種印象的?能否評價一下您心目中的胡適與魯迅?

  李敖:他們這種評估都是很落伍的。他們不了解真相,你什麽時候看過魯迅罵過日本人?魯迅到臨死前還是拿著國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錢,不是嗎?魯迅有個很有趣的事情,你發現沒有,他的書從來沒有被禁過。所以我不肯定魯迅。我肯定的是五四運動時的胡適。因為胡適的頭腦比他們都好!他們那時候提到了“德先生、賽先生”。魯迅反對議會政治,那是民主嗎?連基本的民主結構都不懂,這樣作為思想家是不及格的。

  大陸多數到今天還談魯迅的這些人,頭腦真是不行。科學部分以外,物理、化學都有客觀的評價。但一涉及社會科學:思想、文學、哲學,這些方麵,是不及格的。

  我太老了,不會做很遠的規劃

  南都周刊:您涉獵很多領域,從政治、娛樂、文化,每個領域裏您似乎都很成功,都有很大的名聲。但其實您真正的身份還是應該定位在知識分子?

  李敖:無法用嚴格的學術標準來看我,我也看不起那個東西,我也非常討厭,什麽學術?我不談那個,學術和我無關,我也討厭學術,可是我覺得真正把有用的知識能夠活用能夠融會貫通,我是獨一無二的。

  你從我演講的時候就能看得出來,那東西是做不了假的,現場做的,那個反應,那個語言神態那麽快,那是技術問題。你要是說那樣不是學術講演,我也可以說:我又不是來做學術講演,我是來逗你們玩的!中國有句古話:“能令公怒,令公喜。”我要你高興你就高興,我要你生氣你就生氣。我有這個本領啊!你看我在北大演講就知道了,一開始大家很高興,覺得我在挖苦連戰,大家聽得很樂。最後才發現,我在挖苦北大。

  南都周刊:您在那次演講時也曾經說過:等老得不能再工作的時候會回到大陸(如海南島)安度晚年,現在這個初衷有所改變嗎?

  李敖:是啊!我喜歡住在中國的島嶼上麵,因為它是大陸的一部分,距離大陸很近,可是它又孤身在外,不即不離的感覺,就是一種特別的感覺。

  選擇海南島還因為蘇東坡在那裏住了三年,他當時窮到連寫字用的毛筆都沒有,就那麽狼狽。海南島引起我的興趣,當然海南大學也對我非常好,也給我聘書,並且給我一個房子,但我不敢接受。上海大學也給了我一個終身教授的聘書,所以比較起來,北京大學對我最不好最不友善(笑)。當時我在北京大學演講,我問他們:“為什麽連戰來的時候有紅地毯,我卻沒有?”他們回答我說,因為我是去學術講演。可是我不承認我是學術講演,我說,那我現在開始講,講得好就是學術;講得不好,鋪紅地毯還來得及。很顯然這麽講是在挖苦北大。

  南都周刊:您近期之內還會去大陸嗎?

  李敖:這個坦白說我也不知道。鳳凰衛視希望讓我出去做些巡回演講,包括美國、英國、馬來西亞。我也沒說不去,我對生命很短視。在台灣我這個鬼“立法委員”的位置還必須做到今年年底,接下來再選不選還不知道,因為我若是說我不選的話,別人就不怕我了,所以我還是必須表示我還要選。我已經太老了,一般人65歲就退休了,我已經70歲了。像我看見和我同年紀的人都朝不保夕了,所以我不會做很遠的規劃。很多東西我已經不感興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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