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暴露了誰的無知？ zt (圖)

英國《泰晤士報》公布的2005年全球200最佳大學排行榜




　　中國的“世界大學排行榜”浮出水麵

　　具有新聞效應的大學排行榜，雖能一時吸引住大眾的眼球，但卻很難作為學術評價的絕對標準。盡管如此，因有媒體的推波助瀾，再加社會輿論的追捧與親近，大學排行榜仍不難博得廣泛的關注目光。有時，甚至連學校本身也不敢太過清高而不聞不問。最有名的，當然是英國泰晤士報的排行榜單。隨著中國在世界地位的日益重要，由國人主辦的排行榜也逐漸浮出水麵。



盡管這一工作，並非由官方出麵，但由於操作者的擅長其事，取得的國際影響確實不小。2005年，上海交通大學連續第三年發表了世界大學500強排行榜，繼續獲得各國及被其評估大學的關注。

　　雖然不太清楚排行榜的具體操作細節，但顯然以量化的指標作為統計原則。由此而得出的這個榜單的排名，名列前茅的仍然是美國大學。僅前10名中有8名為美國大學，第一位仍是哈佛大學。其實，在美國大學排行榜上，那些小型的院校，如加州理工學院，排名都相當靠前。英國大學則似乎可以居到第二的位置，劍橋與牛津大學雖然分別列於第2和第10位，但仍遙遙領先於他國。其實，在英國國內大學的排行榜上，帝國理工學院、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乃至亞非學院等都表現相當出色。德國自己的大學排行榜一般是分類的，各類大學因其擅長學科不一，而名次很不一樣。往往是那些曾名聲遠揚的大學，如柏林自由大學、洪堡大學、海德堡大學，有名落孫山的可能；而像比勒菲爾德大學、科隆大學等反而會有名列前茅的機會。所以大學排行榜這種東西，參考可以，當真可就不必了。

　　在現代性進程的長期接力賽中，遠還沒有行到終點或接近終點。我們如果隻是因了美國的暫時強大，而將美國大學同樣捧為值得“亦步亦趨”的效仿典範，那將是非常不明智的。充分關注現代世界演進過程中的若幹重要大國，尤其是具有文化昌明與思想原創性的歐洲諸國，如法、德、英，是極為必要的。

　　爭議源起於“無知”

　　對於法、德大學的評價，就明明白白地顯示出我們的“無知”。在我看來，20世紀的原創性思想，基本都誕生自歐陸，說得更具體一點就是法國與德國。而在這張排行榜上，僅有22所法國大學名列其中，其中又隻有四所大學進入百強。這些學校是：巴黎六大（第46位）、巴黎十一大（第61位）、斯特拉斯堡一大（第92位）、巴黎高等師範學校（第93位）。與上海交大2003年第一次公布的大學排行榜相比，法國大學位置略有提前（在2003年排行榜中巴黎六大列第65位，巴黎11大列第72位），但總體表現相當一般。

　　通過這個排名，我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即綜合性大學相對獲得較好名次，而被法國人自己引為驕傲的大學校，卻戰績欠佳，即便是在努力之後，巴黎高師也不過勉強擠入了百強之列，而巴黎理工（巴黎綜合理工學校）則被甩到200位之後，事實真是如此嗎？有趣的是，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增刊亦公布了2005年全球200最佳大學排行榜，同一所學校（巴黎綜合理工學校）列在第10位，是美（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伯克利、耶魯、加州理工、普林斯頓）、英（劍橋、牛津）大學之外的惟一入前十名者。那麽，我們不妨來看一看，這是兩所怎樣的學校？

　　這是法國知識界具有最精英意義的機構，分別代表了科學與人文領域的最高學府。凡我們所熟悉的法國學人一流知識精英的名字，莫不與巴黎高師相關，如羅曼·羅蘭、薩特、阿隆、福柯、布迪厄、德裏達等等，都是此校的學生。與之相反，科學精英則多半出自巴黎理工。1794年，作為“大學校”的集大成者，巴黎綜合理工學校建立。這是作為精英學校的大學校在理科方麵最頂尖的學校，所謂“最初真正體現近代科學內容的高等教育機構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綜合理工學校”。這兩個學校的特點，都是“短小精悍”，即規模極小，而聲譽極大。如果比規模，那麽像浙江大學、四川大學、吉林大學乃至揚州大學這樣的“超級大學”早就可進入世界一流，還有什麽可比的？但加州理工這樣的“甲殼蟲”，卻接連蟬聯世界大學排行榜的高端位置。

　　“中國的價值判斷”激起國際反應

　　當然，法國的教育管理者與學者之間的態度並不完全一樣。2003年，上海交大高教所第一個大學排行榜公布後在歐洲教育界引起了頗為激烈的反應，各家媒體進行了很多報道。很多大學界人士紛紛發表意見。法國學界指責排行榜的評估標準不科學，排名方法有失公正客觀。法國綜合性大學且不說，法國人引以為傲的巴黎高師、巴黎理工都屈尊人後甚至名落孫山，說明排行榜過於偏重英美，特別是美國高校，如此偏頗會對法國高校的國際聲譽帶來負麵影響，甚至法國教育部也為此正式向中國駐法使館教育處致電了解情況。相比之下，2005年排行榜公布後（這張排行榜上法國的學校還有：法蘭西學院（第101位）、格勒諾貝勒一大（第153位）、巴黎五大（第153位）、巴黎七大（第153位）、巴黎綜合理工學校（第203位）、波爾多一大（第203位）、裏昂一大（第203位）、蒙彼利埃二大（第203位）、圖盧茲三大（第203位）等。但以人文社會科學著稱的巴黎四大，卻名落孫山。法國學界及媒體相對平和，甚至略帶反思地看待這一結果。

　　一方麵，他們認為，量化排名的方法肯定有其局限性，但它確實能夠影響外國學生對知名學校的選擇。另一方麵，他們更多地從法國高教政策層麵來反思這一結果。諸如缺乏專門科研支持政策而導致法國大學的競爭力削弱，法國大學資源力量分散（如巴黎就有十七所綜合性大學，大學校的數量更多，其它城市也是這樣。），法國大學名稱複雜又無統一稱呼（如裏昂一大在國際性學術出版物中出現了44種不同叫法等），甚至包括製度層麵的綜合性大學不能遴選入學學生、國家對大學經費投入不足等等。這些都導致了法國大學在國際上的競爭力的削弱，以及知名度的提高。其實，綜觀法國人自己的分析，問題的實質是兩個方麵，一是客觀的影響，即由於技術層麵的原因導致法國大學國際知名度的欠缺，即“名實不符”；二是主觀的欠缺，即確實是由於各種原因而導致的法國大學國際競爭力的削弱，以及實際地位的頹落。

　　就中國學界的高等教育研究水平而言，北大、清華、廈大、華中科技大其實都不遜色，上海交大因其思路新穎並操作得當，而在世界範圍內獲得了相當影響。但這種日益受到世界關注的排行榜，更多借助的是中國崛起的聲威，而非教育評估機構本身的“技藝高超”。這從法國第四大學校長親筆致信中國駐法大使就可以看出，在他們眼中，這似乎代表的是中國的價值判斷。

　　而且就學術認知而言，無論是強調“質的研究”，還是主張“教育敘事”，比較前衛的教育學學者都已經意識到單純“量化研究”的不足與局限，並努力嚐試從“質的層麵”去深入問題的底裏。但其中的關鍵，仍在於如何調試彼此間的張力維度，過於忽略統計的意義，固然不足取；以技術化的“數字管理”來闡釋世界，更可能誤入歧途。人文學者其實都不太可能沒有教育情懷，他們的認知方式與思考進路，也應該得到充分的關注。如此，庶幾使得在國際上被理解作“中國的世界大學排行榜”的交大版本更具公信力與權威性。即便做不到這一點，也希望能有媒體或機構從另一個角度來操作，至少比較全麵地展現我們對外國大學較為全麵的學術認知，而不能僅僅是以冰冷的數據來說話。就這個意義而言，對於西方其他國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瑞典的著名大學；東方其他國家，如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國的大學，也都應該予以學術層麵的關注，並將其納入排行考核的指標因子之中。這樣不僅可以使大學排行榜本身更具公信力，也可以推動中國學界對世界大學的學術認知與研究進程。

　　大學排名其後的學術認知層次

　　總體而言，上海交大的大學排行榜的出現與世界影響的獲得，是一件值得高興之事。這一方麵得益於他們的操作手法與新穎思路，另一方麵更取決於中國的世界影響與日俱增。換言之，上海交大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中國崛起”的客觀事實，而將自己在事實上置換為大學評價的中國主體代表的位置上。但僅滿足於此是絕對不夠的，我們要做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正如別人給我們提出問題那樣：“中國真正需要什麽？我們知道嗎？中國知道嗎？每個偉大的文明國家都會給世界帶來一種理念。中國將帶來什麽樣的理念？”（熱羅姆·莫諾《中國人來了，讓我們歡迎他們》，載《參考消息》2005年5月26日第8版）。我們應當給世界帶去自家的理念，這才是中國文明貢獻給人類的灼灼大禮。這也就涉及到另一個事關全局的根本問題：中國怎樣才能作為一種偉大的文明崛起於世界？如果在注視改革二十多年來所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時，我們會遺憾地發現，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創造似乎不太成比例。當教育界、學術界津津然以“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自期的時候，當我們的“創新成果”在數碼時代的統計下飛速增長的時候，我們貢獻給時代與人類文明的究竟是怎樣的精神財富？這是相當大的命題了，但無論如何，產生原創性的知識與思想，應是我們發展的一條基本原則。具體到這裏的“一件小事”——大學排名，也同樣希望謀事者能更多地思考，如何在知識推進的意義上，進行和完善我們的“大學排名”，使之成為真正具有前沿意義的“質的累積”和“量的計算”的中國品牌。具體言之，必須加入對各大學學術認知層麵的考量。除了一般意義上都會統計的各種數字類指標之外，還應考量隱秘流傳的、無法用具體統計數字衡量的諸如大學精神、大學故事等。附帶說一句，對外國教育史的研究，乃是不可再薄弱下去的基本環節，沒有對外國大學發展史及其社會曆史的充分認知，所謂“世界一流大學”的理想，隻能是“鏡花水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妨由此開端。中國教育研究何其龐大的研究隊伍，但可以貢獻出來的“史”的成果，卻真的有待“更上層樓”。話說回來，這也與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百年來，外國學的整體建設薄弱有很大關係。如此主張，當然純屬理想境界的“紙上談兵”，具體的操作性問題（諸如主事者與媒體，乃至包括各人文學科在內的眾多教育研究者的良性合作與積極溝通等），不在考慮之列。隻是想當然的認定，一個正在崛起於世界的現代中國，應當具備代表其泱泱大國身份的“國際話語水準”以及背後所體現的“學術認知層次”。

　　同樣，中國大學進入《泰晤士報》排行榜者的增多，似乎亦大增加了國人的自豪感。2005年，內地有五所大學入選（北大第15位、清華第66位、複旦第72位、中國科大第93位、南大第150位）。如果僅以此評價為標準，北大早已邁入世界一流。事實上，這主要表明的，恐怕還是中國的世界影響，而非具體學校的實際水準。對這一點，我們對自己要有清醒的認知，而非人雲亦雲。中國威脅論是以多種形式呈現的，正如當年黃禍論也包括了中國的文化與商品；“捧殺”，向來是很厲害的武器。就最高端的學術思想方麵而言，一流大學仍在很大程度上擔負起“燈塔”之責，所以，如何在功利化如此甚囂塵上的全球化與現代性大潮裏，盡可能保持些寂寞，冷靜些行路，這既是曆史帶來的巨大挑戰，也是時代賦予的重大使命。就此而言，教授個體如何堅守書齋的位置，校長集體如何引領大學的方向，也就非僅關乎一人一校而已，在如此喧嘩的年代裏，是否還能依稀見得先賢影蹤風儀？不過，有蔡元培、郭秉文、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人的踵跡在先，也就不能說我們的時代，就走不出一條血脈貫通的現代民族之路，現代大學之道。

　　關於法方反應，本文參考了安延《法國教育界對上海交大2005年世界大學排行榜的反應及其啟示》一文，特致謝意。

　　

(責任編輯：劉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