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城?風暴之後的尷尬 ZT
(2007-02-02 15: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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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魯朗 出處: 外灘畫報
2004年是高校擴招的第5個年頭,全國高校新生總數達420萬人,比去年增長約50萬。
在高校生快速增長的同時,一場被稱為“圈地運動”的大學城建設熱潮正步入高峰,全國已有50多個已建或在建大學城。
然而,這種“政府主導、土地開發、銀行貸款”相結合的大學城建設模式,正在引起教育界內外越來越多的質疑之聲。今年上半年,媒體集中曝光河北東方大學城拖欠巨額工程款的問題,隨後,李金華的“審計風暴”也涉及多家大學城,主要問題是:違規審批和非法圈占土地。
新學年來臨之際,風暴之後的大學城現狀究竟如何?這場中央調控與地方擴張的博弈又到底該如何繼續?
大學擴張:一場前途未卜的遊戲
外灘主筆 魯朗/北京報道
“南京市籌建的大學城,總麵積相當於26個北京大學。”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城鄉規劃研究處處長劉波拿出一份材料對記者說,“全國有多達50多個已建或在建大學城,的確過多、過濫。這是不爭的事實。”
一些教育專家對中國大學的急速擴張憂心忡忡,他們並非對高等教育普及化心存反感,相反,他們都信奉美國教育學家馬丁·特羅的“三段論”——高教要“從精英化走向平民化,再走向普及化”。真正的問題是,現階段中國大學的這種急速擴張很大程度上並未由大學自身主導,而是受製於某種行政的力量。
“大學城”蜂擁而起,是這種力量走向極端的一個例子。
“造城運動”威脅大學財政
國家教育行政管理學院教授史朝今年7月參加了一個名為“中國大學城建設問題”的研討會,這是北京的部分高教研究者對各地大學城建設進行集中批評的一次會議,主辦方是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等機構。專家們將大學城建設概括為一種新形式的“圈地運動”,認為這種“政府主導、土地開發、銀行貸款”相結合的模式,無助於形成優質的大學教育,反而加重了各大學的財政負擔,給未來的發展留下隱患。 “這次研討會教育部並不高興。”一位與會專家說,“教育部還是比較認可大學城這個模式,認為它有助於高等教育的推廣。”
“但問題是,發展大學城並不是由各大學主導,而是由地方政府策動、人為製造的,房地產開發商在其中也加入了自己的利益。”史朝說。
河北廊坊的東方大學城,早期僅僅是一個商業地產項目,後來卻發展成一種各地紛紛仿效的“模式”。“東方大學城首期規劃的1萬餘畝用地中,高爾夫球場占了6640畝地,城中有別墅、度假村、美食街,甚至還有夜總會”。
長沙嶽麓山大學城規劃用地44平方公裏,鄭州大學城50平方公裏,武漢大學城50平方公裏,廣州大學城約60平方公裏……江蘇省設立的大學城甚至多達9個。
劉波說:“有專家認為,大學城是國土資源部等幾個部委已經叫停的開發區項目的翻版,是少數地方官員政績工程和開發商利益驅動所共同導致的。”
“大學如果自己要搞分校,土地這一關都過不了,還得依靠地方政府。”史朝認同這個看法。
史朝參加了廣州大學城的項目論證,但他對這項總投資超過200億元的龐大工程心存疑慮。“入駐的10所高校很多已建立了自己的分校,比如中山大學在珠海有分校,現在又要搬進大學城。”史朝說,“這給中大會帶來新的壓力。”
“一些學校的還貸期將長達20年,這建立在不斷擴招和高收費的基礎上。”史朝說,“以大學借款10億元計算,年利息達5000萬元。招收1萬學生,學費收入才4000-5000萬元,貸款怎麽還?”
不過,他認為不排除這些負擔最終會轉嫁到下一屆政府的頭上,“大學畢竟不是企業,總不能讓大學清產核資限期還錢吧!”
分校與二級學院的擴張衝動
興建“大學城”絕非一時情緒衝動。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的程方平教授認為,這兩年國內外一些財團都在關注中國大學城的發展。“過去大家不提大學城,而是說教育城,這種‘地產+教育’的模式曾有成功的先例。現在的大學城熱是大學迅速擴張背景下的一個產物。” 中國大學的擴張,發端於擴招。據史朝介紹,1992年中國高校在校學生平均規模為1800人,到1995年達到了2800人,去年底是6800人。
平靜的高校校園從喧鬧走向擁擠,建立分校管理是謀求出路的最早方式。以北京高校為例,北大1994年啟用了過去並不重視的昌平校區;北理工在北京良鄉、北師大在北京沙河發展新校區。“市內沒有規劃用地,拆遷成本很高,這是各校開辦分校的主要原因。”史朝分析說。
但近10年發展中,成功的分校寥寥無幾。
“北師大在珠海建立分校區,一直是我批評的對象。”史朝教授直言不諱地說,“北京和珠海距離太遠了,很難實現管理上和教學上的統一。”珠海市政府希望通過引進名校來刺激本地經濟,因此創辦了珠海高教園區。北師大免費獲得了約7000畝土地,並且在當地取得7-8億元的首期貸款。
但這所學校難以成為北師大的一個複製品。史朝說,珠海分校最大的問題是師資。 目前該校從北師大聘請一些本年度有空餘時間的教師,以每課時計費的辦法雇用。“這怎麽可能形成北師大的文化?這些老師基本上都是完成任務式的進行教學。”史教授說。
在河北廊坊的東方大學城,一些身份奇特的學校則在擔綱主角。它們包括:對外經貿大學卓越國際學院、山西財經大學中德學院、北京聯合大學東方信息技術學院、中國中醫藥大學高職部等。
“這些都是二級學院,也叫獨立學院。”史朝介紹說,“過去一些高校為了緩解辦學經費緊張,允許下屬院係創辦收費較高的二級學院。這些學院利用多餘的教學資源,為高校搞創收。多的時候,有學校的一個係竟然辦了5個二級學院,很混亂。”
去年中期,教育部出台8號文對二級學院做出規定,要求其做到“三獨立”——獨立校園、獨立經費(可以與民間資本合作)、獨立招生。
獨立學院給私人資本提供了進入高教領域的另一個通道,此前更為外界關注的是民辦大學。據史朝觀察,這些獨立學院發展的速度要遠遠超過民辦大學。
“獨立學院就必須有獨立校園呀!”史朝說,“大學城正好提供了這個場所。”
製度性變革從何而起?
從分校、獨立學院而至大學城,我們似乎看到了中國大學擴張一條相對清晰的路徑。然而,發展的現狀卻非常混亂。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是,國家教育部為何沒有在大學城的發展上進行統一的行業規劃?畢竟,校區擴張的主力是各個“國”字頭大學。
“教育部有權通過製定各種政策來管理國家教育事業,並對大學業務做出指導。”史朝說,“但在大學城這件事上,教育部很難規劃。”
有分析認為,這被中國公立大學的兩極管理體製所限製。目前國內大學主要由教育部和省市區政府實行分級管理。除個別特殊行業部委保留少數院校外,教育部直屬70多所重點院校,其他大學主要由省一級政府主管。這些地方院校的教育經費,由省財政撥款。
“現在希望擴張的是地方院校,辦大學城也是地方政府號召的,教育部怎麽管?”一位高教問題研究專家對記者說。
部屬高校也參與到地方大學城的發展中,這仍然與省財政有某種關係。對入住廣州大學城的兩所部屬高校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廣東省財政每年提供的經費達10-12億元,甚至超過了教育部直接撥款。 另一個方麵,則是大學管理者的責任。
“高校校長的法人地位是一個問題。他簽這個合同,卻未必從頭負責。”中央教育科學研究中心的程方平教授指出。依據國外的經驗,由一個負責任的校董會來決定本校招生人數和校舍麵積似乎更有助於大學的成長。
這涉及到更深刻的體製改革問題,在高教領域步伐遲緩,一些高校的局部改革措施因觸動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備受非議。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教授最近出版了一部新書,名為《大學的邏輯》,這本書匯集了高校改革引發的一些爭論。大約在一年之前,張維迎力主的北大校改因種種阻力而暫時停止。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高教改革的政策方向並未動搖,目前一些涉及到大學產權製度、股份化的改革設想也在學者中展開討論。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以吳大光教授為主,已提出了“高校資本”的概念,嚐試將股份化運營模式引入高校領域。
在股權多元化方麵,曾經是非纏身的“獨立學院”似乎在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史朝比較推崇複旦大學與太平洋保險公司合辦的“太平洋保險學院”,“該公司一下子投資了10個億,把校舍發展起來,教學也搞得不錯。”史教授說。但最重要的,這是一個股份製學院,校長任命和學校大政由董事會決定。
大學擴張能否走出清晰軌跡?這需要中央政府製定更明確的政策。在這期間,將有各種調查信息向高層聚攏。記者日前分別從審計署和國土資源部了解到,審計署對全國19所高校和大學城的財務審計工作初步完結,報告將分別遞交全國人大和國務院;而國土資源部會同部分專家組成的工作組,正針對各地“大學城”建設中出現的審批和土地利用問題進行調查。據透露,一些新政策有望在年底至明年兩會期間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