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炳良﹕寧愛國人、不恨他族

張炳良﹕寧愛國人、不恨他族
——奧運政治反思 2008年4月30日


【明報專訊】想了很久才動筆寫這篇文章，因為有關奧運的問題今天已是十分政治化，爭議各方情緒很大，容易把問題上綱上線，作為公職人物，這方麵的風險更大，但是對於時下的一些論點，卻又實在有不吐不快之感。筆者與1974年我屆港大畢業的舊同學之間，近日來也罕有地環繞覑奧運及CNN失言等事電(郵)來電往，如此認真及發自內心與理性的討論，可說是大眾激辯背後的小眾註腳，也許很多小眾群體都在進行類似的分享與反思，若此則這場爭辯挺有意義。

所有國家視奧運作「品牌工程」

奧運是一個大題目，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普通中國人民都渴望把奧運辦好，為國家民族增光。有人批判，北京實際上把辦奧運化作不容有失的政治工程，是自己首先把它政治化，因此就不能再批評人家以政治手段幹預體育活動、把幹擾或爭奪奧運聖火變作另類的全球化抗議行為了。實情是，不單是中國，所有國家(包括以前的日本與韓國，及下屆的英國)都把奧運視作國家「品牌工程」的一種，中國近年作為世界上體育大國，一直爭取辦奧，其情可以理解，為何要予深責？問題反而是，麵對抗議的「全球化」及媒體就是政治(或Marshall McLuhan所說的「媒體就是信息」)的新國際社會生態，中國政府有沒有充足的思想準備去迎接一個奧運政治的新年代，有沒有與時俱進的奧運論述去回應批判者、抗議者的論述，還是仍隻停留於反圍堵、反國際反華大陰謀的傳統式(或冷戰時期式)的過分沉重的反應。

其實，維護中國辦奧不受幹擾與刻意抗議幹擾者雙方，都在動輒以意識形態的大帽子壓下對方，令在這場本可百花齊放、多元包容的爭論中，隻能非黑即白、一切講求政治正確、站穩隊。於是整個辯論變成自由、人權的大旗與愛國、主權的大旗之間的對峙。不滿中國政府及中共者固然疾聲質疑﹕為何你辦奧，他人就不可抗議杯葛？為何認同國家主權統一，就不可以不按官方說法去討論西藏問題？為何拉薩3．14騷亂後，若是控製騷亂有理卻不可以容許境外記者留下採訪報道？北京應去反思﹕為何西方媒體普遍同情藏人？

中國官方的對藏政策，以至其處理民間抗議活動(包括胡佳事件)及現代媒體的手法，固然存在不少可被非議的地方；但是，是否重視民主自由的中國人就不能反對西藏獨立、堅持國家統一的立場？是否專權專製的國家政權就不能、不應該去維護國家主權的利益？難道自由民主政體的國家所做的一切就必定是正義，正如一首網上流傳的英文打油詩所言「When you go to war for oil, you call it liberation」(當你為了石油揮軍開戰時，你說此乃解放他國！)

國家間為了各自利益互為角力爭奪，從來就是常態，所謂各為其主，西方國家有他們的政治利益計算考量，藏獨力量有他們自認為是崇高目標的政治訴求，則中國也同樣應享有維護其國家利益的權利，一切就按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去解決好了。這樣說，不等於中國能仍以上世紀50年代的舊思維去解決當今西藏的複雜問題，主權原則既不能蓋過藏人對信仰、文化以至自治的追求，經濟發展論的邏輯也不能蓋過「文明衝突」式的民族間張力。但是，國際同情藏人甚或藏獨的政治人物與團體，總不會單純地以為透過衝擊奧運就可以造就一次顏色革命吧！

對於涉及國土安全及國家尊嚴的問題，不同國家民族的政府和人民皆可變得十分敏感及情緒化。記得70年代及90年代，港人及當時的年輕學生也曾為了「保釣」而高舉民族主義、主權至上的旗幟、也曾高調罷買日貨(甚至有抗議團體在90年代的那一次到在港日人學校去抗議、予人圍堵衝擊之感)。那麼今天，當內地一些年輕人同樣基於其對國家主權、民族主義的執著或激情去抗議西方媒體的偏頗報道及CNN主持人對中國人的辱罵，及呼籲抵製法國家樂福超市集團時，為何便被簡單地標籤為不理智、不文明的「憤青」呢？對所有曾搞過社運、抗議的人來說，抗議就是憤怒，應憤怒時便應憤怒。保釣時的反日言論，動輒以二戰時期軍國主義的日本去看今天日本的國家意識，難道就全然理智？也不一定，但是憤怒時、抗議時，人們多是講求激情而非理智。不過激情過後，就必須以理智去解決問題。

不必動輒互罵「賣國」

無論如何，民間可以盡情抒發己見及情緒，隻要不動搖公共秩序便可，政府不必過分緊張。民間中意見可以紛紜，立場可以尖銳，但不必動輒互罵「賣國」、「狂徒」，一個包容的社會才是一個成熟而有自信的社會。在此借用我屆同學馮可立兄在電郵交流中引述已故法國總統戴高樂的一段話作結﹕

「當你首先想到愛護你的國人時，這叫愛國主義。當你首先想到憎恨他國人民時，這叫國族主義。」

像馮可立一樣，我寧愛國人而不恨他族。中國包括西藏，因此我們也應愛護藏人、其文化及其表達的自由。

作者是行政會議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