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鍵接受中評社專訪，暢談中日關係（中評社 張爽攝）
中評社北京6月25日電（記者 郭至君 張爽）日本大阪G20峰會召開前夕，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上海市公共關係研究院執行院長王鍵接受中評社專訪，暢談他眼中的中日關係和中日民間交流。王鍵的工作經曆是伴隨著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微縮曆程，改革開發之初，他親身參加過引進日本技術設備的許多具體工作，1986年到日本留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進入社科研究領域，隨後他又多次到日本的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對日本文化與社會有著長期深入的觀察與思考。他說，中國的未來一定是更加開放的，而開放的中國更有利於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發展。
以下是問答實錄：
中評社：您對習近平主席6月將出席的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大阪峰會的成果有何期待？在您看來，6月底將在大阪舉行的中日峰會有沒有可能使得兩國關係實現重大突破？
王鍵：與大多數期待中日關係改善的朋友一樣，我個人亦非常期盼習主席在六月份參加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大阪峰會期間，如期與安倍首相舉行中日峰會，進一步夯實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持續推動中日關係改善的戰略性勢頭。但我亦坦率地說，在嚴峻的中美貿易戰的現實麵前，在仍然充滿不確定性的中日關係麵前，我們不宜過高期待兩國關係在短時間內實現重大突破。雖然中日關係改善勢頭總體非常好，但雙邊存在的結構性問題如釣魚島主權爭端、東海劃界等依舊未解，今後仍需要雙方作出不懈的探索與努力。再就是，雖然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時代主題，但我們必須承認，近年來不穩定、不確定性因素急劇上升，以“美國優先”為標誌的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驟然抬頭，經濟下行風險明顯加大。由此，國際社會普遍期待G20在全球治理與維護多邊主義等方麵發揮引領作用，這是時代賦予G20大阪峰會的重要曆史意義。我們期待G20大阪峰會傳遞推進多邊主義和開放型世界經濟的正麵信號，堅定國際社會對維護自由經濟體製信心。中國大力支持日方舉辦G20大阪峰會，習近平國家主席即將參加G20大阪峰會，就是對日本成功辦會的最直接支持。一個正義公平的多邊貿易體製，也是確保與促進中日關係長足發展的重要存量。
我希望中日關係行穩致遠，欲速則不達。中日從1972年建交到現在，跌宕起伏，目前要穩重求進。
今後中日亟待進一步加強政治互信，同時還要重視經濟合作及其他領域的合作，這是確保兩國關係克服障礙、戰略互惠、行穩致遠的重要手段。
我們注意到此次G20大阪峰會將有一係列雙邊元首會談，中美元首會談很有可能舉行，而且峰會對日美關係亦是一個重大的戰略調整時機。在安倍首相的邀請下，特朗普特意在大阪峰會之前訪問日本，按照美方的聲明，特朗普總統此次訪日是為了展示美日兩國的牢固關係，而安倍首相則全程“陪同”特朗普打高爾夫、觀相撲、見天皇、品美食、登日艦等，呈現“親密之日美關係”的局麵。日本還宣布向美國采購105架F-35隱形戰鬥機，這亦是安倍送給特朗普的一份“大禮”，換得特朗普同意日方把美日貿易會談推遲至7月份參議院選舉之後的請求。
至於未來的日美關係走勢如何，我認為日本主動性或將更加突顯。我們注意到，在美日首腦的共同記者會上，安倍不僅表達將扮演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調停者”角色，他亦期盼中美通過對話解決貿易爭端。在6月下旬“G20大阪峰會”上，作為東道主的安倍勢必最大限度發揮其“主場優勢”。但剛愎自用的特朗普絕難在降低關稅問題上對日“讓步”，在“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旗幟下，美一方麵要持續通過“強賣軍火”加強日美同盟，另一方麵亦將壓迫日對美開放市場，徹底解決貿易逆差問題。由此，不僅安倍試圖“軟化”特朗普的如意計謀恐難兌現，而且日美同盟的牢固性勢必發生扭曲。
中評社：您如何評價日本經濟的發展？
王鍵：日本經濟這二十年有一種說法，叫做“失去的20年”，我認為這種說法不太客觀，日本經濟從50年代中期就開始騰飛了，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第二位了。但日本長期保持對美貿易黑字，而美國自1980年至1985年間的國際貿易赤字不斷擴大。為解決之，1985年9月美日德英法五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紐約達成G5《廣場協定》，決定共同幹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美國希望通過美元貶值來增加出口競爭力，改善美國國際收支不平衡狀況，但協議簽署後日元與馬克急劇升值，美元貶值亦加快，美國的國際貿易赤字愈加擴大。隨後在1987年2月，西方七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在巴黎達成G7《盧浮宮協定》，確定在國內宏觀政策和外匯市場幹預兩方麵加強“緊密協調合作”，以保持美元匯率的基本穩定，觀察G5《廣場協議》對日本經濟的影響一定要聯係G7《盧浮宮協議》。需要強調的是，最早提出調整匯率設想的是日本而非美國。1982年11月中曾根內閣成立伊始，作為中曾根康弘首相私人智庫AF會成員的日本大藏省財務官細見卓就向中曾根遞交一份有關日元匯率的報告。報告認為日本對美貿易出超確實太大，日本應該和美國共同提高日元匯率之後再將其穩定下來，這一設想得到時任大藏大臣（現在稱財務大臣）竹下登的支持和強力推動。他們認為當時日本經濟發展過熱，日元升值可以幫助日本拓展海外市場。當然，日本推進《廣場協議》的一個大背景是當時美國擬對日實施大規模懲罰性關稅，日本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然而，日本在《廣場協定》簽署後的政策應對嚴重缺陷，日元大幅升值，國內泡沫急劇擴大，最終由於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造成了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但亦終歸促進了日本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的平穩發展。中國經濟學界對此早有清晰觀察，比如前人民大學校長、現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其《世界是部金融史》的著述中就有精準的描述。
迄今，日本的經濟發展已經很成熟，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到一定層次，很難再往高處走，所以我們今天看日本經濟確實有這樣那樣的毛病，但是日本依舊保持著旺盛的高科技創新勢頭、國內經濟結構亦很合理。至2018年底日本政府、企業和個人投資者持有的海外資產淨值達到341.56萬億日元（約合21.54萬億元人民幣），使日本連續28年穩居世界最大債權國地位。也就是說，即使失去了20年，經濟增長也確實非常緩慢，但普通日本國民的生活水準並沒有降低，這幾年日本的就業還是最好的時期。
中評社：《2019年外交藍皮書》將日中關係重新定位為“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且將安倍晉三過去提倡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改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刪除了戰略字眼，您認為，這樣的變化有何意義？
王鍵：日本外務省製作的《外交藍皮書》是係統梳理日本外交政策方針，並對今後的外交政策做通盤展望的檔，與防衛省的《防衛白皮書》一樣，每年新版的《外交藍皮書》都會受到有關各國的高度關注。我想強調的是，日本在2018年的《外交藍皮書》就明文記載：“對日本而言，與作為鄰國的中國的關係是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在2019年的《外交藍皮書》中又添加“從大局觀點來看，與中國構建穩定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日中關係進入正常軌道，進入以新發展作為目標階段的一年”等內容。我個人認為這是日本政府高度重視中日關係改善與發展的一個標誌，富有建設性，值得肯定。2018年10月2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時指出，在雙方共同努力下，當前中日關係重回正常軌道，重現積極勢頭。這值得雙方共同珍惜。雙方要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檔確立的各項原則，堅持和平友好大方向，持續深化互利合作，推動中日關係在重回正軌基礎上得到新的發展。習近平主席的話立意高，視野廣，對未來的中日關係給予很高的期盼。
所謂“印太戰略”最初是安倍首相於2016年提出的。其內容是在美日澳印四國主導下，推動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擁有所謂“相同價值觀”的國家進行合作。我們注意到在2019年版的《外交藍皮書》中，日方將“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改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刪除“戰略”二字。日本共同社稱，日本2019年版《外交藍皮書》很“照顧”中國，盡量不提安倍提倡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而是寫成“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這樣做是考慮到，若使用“戰略”一詞的話，會給人造成牽製中國的印象，日本希望避免使用會刺激到中國方麵的有關詞匯，以此給外界留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與中國合作共存”的日本形象。
我認為刪除“戰略”二字，隻是表述方式問題，我們更關注的是其內容有什麽實質性調整，我們更希望日方切實落實中日四個政治檔，切實采取對華友善政策。2012年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時，即提出由美日印澳構成“菱形包圍圈”，這就是“印太戰略”的雛形。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5年美國國防部正式提出“印度太平洋戰略”；2016年安倍在與印度總理莫迪會談後的公報中,首次使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概念。近年來，日本反覆提及“印太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2017年12月4日安倍首相在日中兩國經濟界會議上明確表示：“在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戰略下，也可以與倡導一帶一路構想的中國大力合作。”至2018年11月12日，安倍首相在政府與執政黨聯絡會議上表示，“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構想，希望與參加國攜手向國際社會釋放強有力的信號”。安倍首相在此講話中將“印太戰略”改稱為“印太構想”。
簡言之，“印太戰略”本來是美日共同謀劃的一項重大戰略，為何日本把“戰略”改稱“構想”，並希冀與中國“一帶一路”對接。我個人認為，首先，在中美貿易摩擦激化的過程中，特朗普持續逼迫日本進一步開放農產品與汽車市場，大幅削減美日貿易逆差，最終解決美日雙邊貿易不平衡問題。作為美國的重要盟國的日本，也被美列入對美出口鋼鋁製品的征稅對象。美日間出現地緣經濟戰略的摩擦，致使美日戰略疏遠，或許就是安倍首相把“戰略”改稱“構想”的一個因素。其二，“印太戰略”自提出至今，尤其是日本在“印太戰略”名義下推進與東盟國家的合作，始終難以被接受，因為東盟國家大多是中國關係密切的合作夥伴。在改善中日關係之同時，日本適時改稱“構想”這個比較中性名詞，則更易於和東盟國家接近。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日關係的戰略性改善。2017年習近平主席與安倍首相兩次會晤；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４０周年之際，李克強總理與安倍首相實現中日首腦互訪；雙方就堅持多邊主義與自由貿易體係，合作拓展協力廠商合作市場等達成一係列重要戰略共識。在中日關係戰略性改善的氛圍下，繼續使用圍堵中國色彩濃厚的“印太戰略”顯然是落後於時代的，更不利於中日關係的長足改善。但我以為，日本仍需進一步作出努力，要從綜合戰略上改變視中國為威脅的立場；雙方要積極探索建立長期穩定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模式，首先要積極創造構建中日戰略互信的良好氛圍。否則，即使去“戰略”，改“構想”，也不可能如日本所期望的那樣為中國以及東盟國家所接受。
再就是印太戰略遠遠沒有形成，標榜不結盟的印度並沒有完全按照美日的部署意圖走，它不願意跟中國發生全麵戰略對抗，希望和中國保持既有對抗，又有對話，不願意徹底加入美日對華包圍圈。5月31日特朗普表示，美國將從6月5日起取消給予印度的普惠製待遇，印美關係驟然下行。另外，澳大利亞和印度的關係矛盾是很明顯的，印度始終對澳軍進入印度洋持有介意。可以說，所謂的印太四國同盟還遠遠沒有形成。雖然日本把“印太戰略”改稱“印太構想”，但美國到現在還沒對此正式表態，奧巴馬提出的戰略是“重返亞太”，現在提出了“印太戰略”，最初還有人說“印太戰略”是“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現在確定是“印度-太平洋戰略”，這就是針對中國的地緣戰略，這幾年安倍首相多次講印太戰略或構要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對接。我們注意到，2018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日本，5月10日李克強總理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40周年大會上有一個演講，提到日本和中國的發展戰略要對接。但這個對接和日本主張的印太構想要和中國的“一帶一路”對接不是一回事。
中評社：有觀點認為中日關係的改善是受中美經貿等一係列議題摩擦的影響，對此您怎麽看？
王鍵：把中美經貿摩擦視為中日關係改善最大推動力的這種觀點過於簡單化，不足為謀。早在特朗普總統上台之前，在雙邊的戰略利益驅動下，中日就悄然開始改善雙邊關係的一係列政治與外交嚐試。如2014年11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在人民大會堂應約會見來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進一步明確了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原則，使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重要意義再次在國家最高領導人層麵予以確認。所以說中日關係要改善是遲早的事情，這也是曆史發展的必然性。簡言之，中日關係改善首先是中日兩國共同的戰略需求，近年來，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逐漸被國際社會接納，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其中。進入2019年，日本推動的CPTPP與日歐EPA開始啟動，中日在國際社會的經濟影響力空前增強，這是中日關係得以改善的一個重要背景。
再有，中國赴日旅遊的人數從2015年到2018年成倍地增加，與中日關係改善進程是同步的，這和中美貿易戰沒有直接關係。在中日關係改善方麵上，民間交流是至關重要的。2019年是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會舉辦一些活動，比如要邀請大量日本青年訪華。1984年三千日本青年訪華是中日關係最好的時期。我認為中日青年交流需要在互惠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比如雙方互相邀請的人數要相當，不平等就很難有持續性。習主席六月底去日本參加大阪峰會，我認為下半年應該會有更多的中日青少年交流促進年的青年交流活動。
中日首腦互訪標誌著中日關係進入“化競爭為協調”或“協調合作”新階段，但形有微瀾、勢仍依舊。雖然當前中日關係改善了，但是有一些結構性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可以創造條件讓以後解決問題有一個好的氛圍。我們可以像下跳棋那樣，哪步好走就先走哪步，先做一些雙方都能接受的事情，先易後難，不是所有問題都是很容易就解決的。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中日關係的基礎還是脆弱的，改善、夯實關係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
我是工作以後才開始學習日語，主要是工作需要和興趣所在，那時候中日關係非常友好，改革開放剛剛起步，國內充滿學習日本先進科技和管理的氣氛。以我個人的經曆看，文化交流、民間交流現在需要立刻做，讓日本青年在價值觀形成的階段來中國交流，對中國留下好印象，這個太重要了。
日本人總認為我們拿曆史問題說事，但是曆史是我們不能忘記的，曆史問題不解決，民族和解根本不可能，抗日戰爭中國軍民傷亡三千萬的曆史悲劇絕不能被忘記。我們要尊重曆史，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好幾次就是被日本打斷的，日本也最終受到戰爭創傷。日本青年來中國，需要瞭解中國的曆史，尤其是多學習一點中日近代關係史。
中評社：為什麽日本能對中國大陸包括港台的年輕人有那麽大的吸引力？
王鍵：日本統治台灣50年期間，對台灣人也是以三等公民視之，日據初期總督府也屠殺許多敢於反抗的島民，日據時期的“皇民化”施策也確實深深影響了台灣社會。現在台灣社會親日的大多是年輕人，雖然他們跟曆史沒有太大關係，更多是受到歪曲曆史真實的“台獨”教育所致，也與島內的媚日文化趨向密切關聯。戰後發展起來的日本是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這樣的日本使許多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發生了錯覺，在兩岸長期分隔的狀態下，他們錯認為當年統治台灣的日本給台灣帶來了文明與法製，帶來了先進產業，台灣與日本應該是同質社會。
日本這個民族具有非常顯著的島國根性，戰前軍國主義極度猖獗，甚至把日本拖入戰爭泥潭。日本在戰後走的是和平發展的道路，日本走到今天，能達到高度文明，主要是汲取了自己民族的慘痛教訓，他們知道以武力侵占他國是注定要失敗的。我們同時也注意到，日本社會現在還存有一股強大的右翼勢力，他們否認戰爭罪行，堅持參拜靖國神社等。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獲得巨額白銀賠償與土地權益，日本以戰爭賠款發展本國軍事產業，後來不斷侵略中國。二戰期間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向英國、美國開戰，胃口越來越大。直至戰敗後發現戰爭不能解決問題，是反人類的，戰後的日本集中精力搞經濟建設，日本發展經濟趕上了戰後最好的一個時期，當時的石油也是最便宜的，自1955年日本進入經濟的高速增長期。美國主持下製定了戰後和平憲法，近年來安倍主張的修憲就是要修改這部憲法，這部憲法也是日本戰後走向高度文明的最重要的法律基礎。美國對戰後日本進行了一係列民主化改革，促使日本走上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另外，在美國主導下，戰後的日本與台灣很快“建交”，維係了二十年的“邦交”關係，一直到1972年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迄今，日台經濟聯係依舊相當密切，日台民間交往依舊保持旺盛。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戰後日本對台灣的影響超過了日據時期的影響。
在2012年因“釣魚島國有化”致使中日出現空前戰略對抗的時候，台灣社會對日本的好感度還是在增加，赴日旅遊人數也在增加。
隨著中日關係的改善，近年來中國赴日旅遊的人數也在大幅增加。2018年12月18日，日本觀光局宣布：2018年1-11月，中國赴日本778萬人次，同比增長14.6%。中國赴日本規模已由10年前的一百萬人次增長到八百萬人次。2017年赴日人數已是2013年赴日人數的三倍。中國持續保持日本第一大入境客源國家，同時日本也是中國第二大出境目的國家。從2018年月度數據觀察，多數月份超過60萬人次。
日本這個島國沒有任何資源，發展經濟、維持生存就必須依靠外部，能走到今天，證明日本民族還是一個生命力頑強的優秀民族。如以色列的生存環境也很差，是一個彈丸小國，但是還能把自己建設成科技大國與農業大國，要肯定他們的民族根性。相對於日本，中國的資源豐富多了，但是經濟效率就不如日本。雖然自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但今天的日本仍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我們要認真借鑒學習日本發展經濟的經驗、社會治理方式等。
中國的未來一定是更加開放的，而開放的中國更有利於中日關係的改善與發展。2018年9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的《關於中美經貿摩擦的事實與中方立場》白皮書指出：中國堅定遵守和維護世界貿易組織規則，支持開放、透明、包容、非歧視的多邊貿易體製；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行必要改革，堅決反對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加強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框架內合作，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中國堅定促進與其他發達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互利共贏合作。中國將與歐盟一道加快推進中歐投資協定談判，加快中日韓自貿區談判進程，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堅持共商共建共用原則，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
中評社：蔡英文上台之後一直采取“親美媚日”的策略，日台雙邊關係雖然低調但仍有頻繁往來，您如何評價當前的日台關係？如何警惕日台關係突破當前限製，給中日關係、兩岸關係帶來負麵影響？
王鍵：2016年5月民進黨再次執政當初，台日均認為在親台的安倍內閣與親日的蔡英文當局的執政條件下，台日勢必取得“突破性”發展，比如推進台日戰略同盟、台日自由貿易協議等。但蔡英文上台三年來，雖然台日關係在政治往來、雙邊貿易等方麵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如2017年日台窗口機構先後改換名稱、3月份日本總務副大臣赤間二郎訪台等，但並未取得“突破性”發展。而且，長期纏繞台日之間的釣魚島與衝之鳥礁漁權糾紛不克解決，再有近年來困擾台日的福島五縣食品解禁問題由於“反核食公投”通過而陷入困頓，更導致台灣加入日本主導的CPTPP的願望破滅。在中日關係戰略性改善的勢頭下，當前的台日關係呈現矛盾交織、跋胡疐尾的態勢。蔡英文上台執政至今，台日關係由以往相互過高“期待”逐漸回落到維護利益的現實層麵，但基於台日政經利益，未來台日依舊會以“逐步積累”方式提升雙邊關係，而中國綜合國力的持續提升與中日關係戰略性改善是“製約”台日關係“偏軌”發展的最重要變量。
中評社：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初選戰已經打響，日本曾經密切高度關注了2018年的“九合一”選舉，那麽，您是否認為日本依舊會大力介入2020台灣地區大選？這會給兩岸關係、中日關係帶來什麽樣的負麵影響？
王鍵：日本對台灣的關注是具有現實性與戰略性的，任何全島性選舉包括2018年“九合一”選舉等都受到日本的高度關注，但那次的選舉結果也超出大大日方預料，沒想到民進黨如此大麵積潰敗，沒想到蔡英文執政能力如此低下。
日本不僅將台灣作為對華戰略的重要籌碼，而且更重視台灣海峽對於日本戰略安全的重要意義。日本基於地緣政治思維，對於台灣島內政治生態的改變始終保持高度關注，由此，2020台灣地區大選肯定是日本包括美國高度關注的。自台灣實施直接選舉以來，島內參選的政黨領袖都以取得美日的政治支持作為贏取選戰的重要前提。
202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戰大幕即將拉開，美日介入台灣選舉的相關動作將陸續展開。迄今已有朱立倫、吳敦義、柯文哲、韓國瑜等陸續訪美，以及5月份賴清德與柯文哲的訪日等。此次台灣“大選”前夕，正值中美貿易摩擦激化、台海局勢日趨嚴峻，美日因素在台灣“大選”中的角色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值得格外關注。我們也要客觀地認識到，美日作為長期影響台灣社會走勢的最重要兩大外部因素，雖然在一定程度影響台灣民眾投票傾向，但無法完全左右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但參選人若得不到美日的支持則其當選概率必然大大降低。
眾所周知，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中最具敏感性，既有曆史糾葛，亦有現實因素。從屬於中日兩國關係的台日關係被視為台灣問題外部因素僅次於台美關係的重要變量。台灣問題在中日關係的發展曆程中始終占有重要的位置，1972年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至1978年中日兩國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以法律形式確定了兩國持久和平友好大方向，為雙方開展互利合作、謀求共同發展以及妥善處理曆史、台灣等敏感問題提供了堅實遵循和保障。
2018年5月9日，中國總理李克強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東京舉行會談。李克強強調，在台灣問題上，希望日方信守承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安倍晉三承諾，日方將按照日中聯合聲明的規定，僅同台灣保持民間往來。
因此，我們希望日方在台灣問題上要重信守諾，維護中日關係發展大局。毋庸置疑的是，中日關係改善與發展已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而台日關係的空間勢必將進一步被壓縮。
中評社：在中日關係不斷改善過程中，兩國在東海、南海、曆史等問題上仍有分歧，要如何克服？如何能夠建立不會倒退的中日關係？
王鍵：自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尤其是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中日關係的全麵發展始終是主流，分歧和矛盾從來不是主流。當然，在中日關係發展過程中，亦遇到東海、南海以及曆史各類問題，而最嚴峻的問題就是缺乏戰略互信，但存在問題並不能成為影響中日關係正常發展的理由。麵對新時代，中日兩國要始終把握戰略互惠發展的大方向，從大局出發看待和處理這些矛盾分歧，避免兩國關係偏離發展正軌。其中，中日四個政治文件是確保兩國關係正確發展的重要政治基礎，隻要雙方重信守諾，始終恪守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和相關承諾，以友好合作實現互利共贏，以溝通對話謀求管控分歧，就能夠推動中日關係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健康、持續發展。我們深信，中日改善關係對於雙方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我們也要麵對很難解決問題的嚴峻現實，當下兩國應把存在的問題適度“冷凍”，防止局部矛盾激化，同時雙方要為解決問題積極創造條件。再就是中日亟待加強戰略對話，切實落實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最後，要從新時代的高度來定位和思考未來的中日關係，以全球視野、東亞視野來思考、觀察新時代的中日關係。
中評社：您長期研究日本史、台灣史與東亞區域關係史，您當初為何選擇進行這方麵的研究？有什麽背後的故事可以和我分享一下？
王鍵：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日本史研究者，先後取得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日本經濟史碩士學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日本經濟史博士學位，後來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台灣經濟史博士後，這是我從事日本史與台灣史研究的學術開端。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以後，又先後在東京大學經濟學部、京都大學經濟學部、慶應義塾大學法學部、日本外務省國際問題研究所、日本經濟產業省亞洲經濟研究所、日本文部科學省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其實我在進入社科研究領域之前，先在政府機關短暫工作一個時期，後又從事專業技術工作與中日科技交流，也可以說，我的工作經曆也是伴隨著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微縮曆程。我第一次到日本留學是在1986年，那時在東京接觸到許多留日的台灣年輕人，經常在一起探討問題……這也是我感性認識台灣的最初起點。80年代改革開放當初，大力引進日本的先進科技與建設經驗是中國發展經濟的當務之急，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學習日語，重點是科技日語，並在工作中直接參加引進日本技術設備的許多具體工作，對日本的觀察始於我這一段的工作時期。那時的我與日本技術人員經常在第一線並肩工作，非常敬佩日本技術人員對待工作一絲不苟的職業精神，也就是自那個時期開始，利用工作餘暇，我就有意識瀏覽日本社會文化的著述，沒想到這為日後的改行做了一定的積累。
近年來，隨著工作的需要和研究的拓展，不僅關注日本與台灣，亦開始把視野擴展至東亞區域，在這方麵做的還非常不夠，還在繼續探索。這裏也非常感謝中評社郭偉峰社長給予我許多寶貴的學習機會，使我的眼界與視野更加開闊。
